带有子字的男孩名字:美国人：开拓历程·2-6

十 退出议会

到一七五六年春天，甚至连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中的死硬派也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能继续长期既掌握政府的大权而又坚持自己宗教的原则。早在一七O二年，詹姆斯·洛根就曾向威廉·佩恩报告说：执政是“同他们的原则不相适应的”，而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历次事件也证实了敌对者一再重复的指责，即“执政同教友会所宣称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危机来临的时刻，矛盾就不再单纯是宾夕法尼亚教友会的寡头统治与伦敦顽固的帝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宾夕法尼亚有三派在进行争斗。本杰明·富兰克林颇孚众望的一方，其中也包括教友会教徒中的开明分子，他们既反对绝对化的宗教原则，又反对寡头统治。他们提出了建立民兵的法案，要所有男子都承担军事义务（不服从者将受到罚款处分），军官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教友会教徒不能拿起武器，则要求他们出钱支持防务。反对富兰克林的一方是教友会的极端分子，他们由诸如伊斯雷尔·彭伯顿那样毫不妥协的和平主义者所领寄，拒绝缴纳任何用于军事目的的税款。而反对上述两派的则是土地占有者和他们的总督，他们不赞成由土地占有者分担应由教友会教徒承担的费用；他们害怕用民主的方法选举民兵的军官，但亦不同情和平主义。

尽管反对派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境内非教友会教徒的人口日益增多，而历任总督对教友会也十分恼火，但直到一七五六年初，教友会教徒仍然控制着宾夕法尼亚。到了这一年，教友会教徒的人口可能还不到这个殖民地全境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在宾夕法尼亚议会的全部三十六个议席中他们却占有二十八席，而且在他们当中，死硬派最有影响力，也最活跃。

当宾夕法尼亚边境发生大屠杀的新闻传到伦敦时，反教友会统治的情绪更加激烈。英国政府再次威胁要采取某些决定性的措施，诸如永远取消教友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担任公职的资格。大洋两岸的舆论似乎也支持这样的措施，伦敦教友会年会一位重要成员约翰·福瑟吉尔对土地占有者反对教友会的问题是这样概括的：一切问题的关键是你们不适宜在政府中任职。你们接受了公众的信托，但同时你们又认讽到不能履行职责。你们固应保护人民，可是却不让他们自卫。难道洒下的全部鲜血不会流到你们门前吗？难道我们，还有他们竟然能够坐视宾夕法尼亚遭受无情的敌人任意蹂躏而不去努力援救吗？

对于教友会教徒来说，有几个实际问题变得很重要：害怕制订取消教友会教徒任公职资格的法律；希望通过移交政府大权给非教友会教徒，把印第安人进行大屠杀的责任推卸给别人；同时也想保留今后重新掌权的可能性。而所有这些考虑又同维护和平主义原则不受侵犯的愿望结合在一起。

伦敦的教友会教徒认为现在还有时间把流血事件的某些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所以极力主张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赶快放弃权力。他们在伦敦积极活动，同政府秘密接触，最后同枢密院院长格兰维尔勋爵谈成了一笔交易：如果他愿保证不取消教友会教徒担任公职的资格，那么，他们将让宾夕法尼亚的教友退出议会。于是伦敦的约翰·福瑟吉尔博士便写信给伊斯雷尔·彭伯顿，说明退出议会的必要性。而费城的教友会年会则回信保证，将尽一切努力使教友会教徒在战争期间不任公职。但是，这个保证并没有使伦敦的教友会教徒感到放心，他们随即派出两名要员约翰·亨特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逊去促使诺言兑现，并力图弥合宾夕法尼亚教友会内部的分歧。

一七五六年暮春，宾夕法尼亚总督和行政委员会宣布对德拉瓦尔族和肖尼族印第安人宣战，教友会退出议会的时机成熟了。一七五六年六月四日，宾夕法尼亚议会里六名主要的教友会分子提出辞职。他们自鸣得意地宣称，绝对没有“使议会卷入不必要的麻烦的企图”，但是，他们声明：“由于许多选民似乎认为，当前公众事务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军事手段，而我们从我们对最后审判的信念出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不能予以同意。因此，我们认为，辞去我们的职务最能符合我们心灵的平静，并有利于我们宗教的名声，所以，我们现在宣布辞去我们的议席，并要求把我们所述理由列入议会记录。”教友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政府里的统治地位，经历了动荡的四分之三世纪之后，就这样不是由于失败、而是主动放弃权力，宣告结束。

伦敦的教友会教徒欣慰地松了一口气。在宾夕法尼亚，各种观点的人都对摆脱了教条主义原则的束缚而感到高兴。富兰克林喜形于色地报告说：“议会里那批僵硬分子全部自动退出去了，只有一人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反对退出；人们建议选举（英国国教）教徒来取代他们。”这些变化终于“使我们看到气氛会变好的希望，这是我渴望已久的事。”

富兰克林大概确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从教友会教徒退出议会的行动中受益最大的是他那一方，在推举取代教友会僵硬分子的特别选举中，六名为富兰克林所信任的人当选。同年十月又举行正常选举，选出三十六名议员。而伦敦教友会年会的使者却未能及时赶到宾夕法尼亚说服教友会教徒不要投教友会候选人的票，或者最好干脆不投票。尽管富兰克林的信徒和土地占有者结成了暂时的联盟（这两方从心底里是相互仇恨的）参加角逐，但最后清点选票时，仍有十六名教友会教徒议员当选。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教友会教徒不同意伊斯雷尔·彭伯顿和其他不妥协分子作出的决定。当选票清点后不久，英国教友会的使者亨特和威尔逊抵达了，他们表示支持彭伯顿。每一位当选为议员的教友会教徒都被一个一个地分别叫到教友会的聚会所，企图说服他们辞职，结果有四人辞职，即还剩下十二名教友会教徒议员，但其中仅有八人在教友会中是有地位的；对于这一点，教友会教徒和他们的敌人都感到高兴。

尽管如此，至少直到一七七六年，人们还在谈论“教友会的议会”，但这不过是因为许多议员仍然喜欢申明（而不愿宣誓），或者同过去的教友会教徒有某些亲属关系罢了。事实上，教友会教徒一七五六年引人注目地退出议会实远远不止是一般性的姿态，这是宾夕法尼亚教友会的最高当局——费城教友会年会一项放弃政治权力的行动。有些冒充的或者半心半意的教友会教徒还继续追求并在议会中掌握着政治权力，但他们都受到正统的教友会教徒的斥贡。正统的教友会教徒直截了当他说，这些败类不能代表他们，他们也不能为其决定负责。教友会中的死硬派继续在所有善良的教友中“做工作”，要他们别去竞选议员，也不要投票支持竞选者。某些教友会领导人已在言谈中流露，他们期待战争在宾夕法尼亚结束之时，也就是他们重新掌权之日。

但这一天却永不会到来，因为掌握政府的大权不是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教友会在放弃权力时曾公开声明他们所信仰的原则同政府的职责是极不相容的，这也许是他们有史以来所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现实态度。但是，他们却内心暗想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实现和平后重新执政，这也表明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即使他们一度有过这样的重返政治舞台的机会，但这种机会也被美国独？革命所粉碎了。教友会从根本上反对战争的原则使他们坚持反对独立革命的立场。早在近一个世纪前，他们的年会就宣称：“让国王和政府上台或下台是上帝的特权，因为这些事情上帝敢清楚。”由于教友会教徒在十六世纪英国国内动荡不定的阴谋和反阴谋斗争中，力求保持中立，因此，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他们也同样力求严守中立，而且，也一如既往，他们更为关心的不是错综复杂的政府问题，而是反复考虑有什么法律侵犯了他们教派的原则，在独立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教友会年会对历次月会提出的询问却是：教友们是否注意不偷漏应向国王缴纳的款项。当时在英国的某些有远见的教友会教徒已经意以到，在英国争取自由的大业是同美国独立大业的成功与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极力劝说北美洲的教友不要阻挠革命。但是，美洲的教友会教徒所重视的却是自己的宗教规范，严格地遵守英国政府关于不动武的要求，而总的来说，他们对英国和美国的军队都同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拒绝缴纳美国政府征收的税款和罚款，因此，人们称他们为亲英派或保王派乃是可以理解的。一七五六年。人们指责他们狂热，现在又给他们增加了一个更可憎的罪名——叛国。

教友会教徒于一七五六年退出政府后，他们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本教派的净化上。一七七七年，教友会年会要求来“一次改革运动”。即使他们不能统治宾夕法尼亚，他们至少必须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有几次教友会季度会议，即如在切斯特举行的那次，便主张“在衣着服饰和家具方面恢复古朴的传统，对青年进行教育，并按时和认真参加宗教集会”。又如，他们提出要撤掉和废除墓碑。认为这是世俗虚荣心的又一表现。他们还力图加强宗教对教育的影响。“为了对教友在酿造和饮用烈酒、开办污染社会的酒馆和啤酒店”等方面来一次改革，他们十分积极地着手工作，同时开始表扬“不少教友在收获季节后期也很少饮用烈酒，还有些教友根本不饮烈酒而心情十分舒畅”。他们还加紧争取让教友会教徒所拥有的奴隶获得自由。总而言之，他们努力在教徒周围筑起一道墙，以防止外来的种种影响，甚至反对教友参加其它教派的宗教仪式。无可否认，他们既放弃了政治上的权力，这就使他们更为注重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更加严格地维护本教派的信条。

　　不过，教友会并没有完全从基层社会所关心的事业中退出，这对他们自己乃至宾夕法尼亚来说都是一件幸事。他们之中有些人成为富商，有些成为富有进取心的科学家。在宾夕法尼亚教友会内，随着政治倾向的削弱，人道主义的倾向则日见加强。十八世纪期间，教友会教徒越来越多参加正在发展中的反对奴隶制和买卖奴隶的运动，参加修建医院、使监狱和精神病院合乎人道的活动。许多现存的机构，诸如费城妇产医院，都是教友会在现实世界某个狭小的领域内业绩斐然的丰碑。然而，这些成绩都是教友会教徒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后所取得的，这也反映出他们原来在政治上花费了多少精力；同时还有力地证明（尽管具育讽刺意味），他们的教条对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新社会这项巨大的任务是很不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