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交警 预约考试:关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若干思考

关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若干思考

楚国良 (湘潭市委党校 411100)

摘要：本文指出幸福只是一种感觉，幸福指数取决于“幸福特征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幸福指数的简易计算法，最后提出提高幸福指数的方法。

关键词： 提升；幸福；分析理论；自我实现；行为体验； 经典解释 

一、幸福指数的由来

有关资料指出，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体现人们幸福感的一种指数。“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后，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比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此后，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 幸福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1.幸福只是一种感觉

活了二万多天,千百次地问过自己：“究竟什么是幸福?”却一直不曾找到过答案。直到几年前，一幅油画令我茅塞顿开,画面上是一个背着行装的年轻人，在风雪交加的夜晚从远方归来，雪花漫天飞舞，年青人抬头凝视着远方。夜深了，前方的一座大楼里，只有一个房间的窗口还闪烁着灯光,一个女人的身影隐约可见，此刻疲惫不堪的他,抬头遥望着那扇窗户，看不清是泪水？还是融化了的雪花？湿润了他的双眼，从他的目光中你可以看到他的感觉是那么好,他感受到了什么？他感到的正是幸福。这幅画与其说是艺术，莫如说是一篇哲学论文，他讲出了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讨论多年的一个命题：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幸福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此刻在那间小屋里，他的爱人正在灯光下等待着他从远方归来，在大雪纷飞的冬夜，在别人早已进入梦乡的时刻，有一个他心爱的女人正等待着他归来，虽然只有一个人等他，但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谢谢这幅画!因为它第一个告诉我，幸福的概念并不复杂，它十分简单。什么是幸福?

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你的感觉好，你就在幸福之中；你的感觉不好，你就不幸福。

许多人活了一辈子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其实想过的人和不想的人一样,他们都是在这个世界里寻找幸福。

2.幸福指数取决于幸福特征值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千方百计把简单的概念变得复杂；另一种人则百计千方把复杂的概念变得简单。例如：你可以把幸福定义为一个复杂的多变量函数，即：

                Y=f (X1、X2、X3、X4、X5、X6、X7。。。。。。)

式中Y 便是幸福感，X1 代表金钱，X2代表健康，X3代表婚姻状况，X4代表人际关系，X5代表权利，X6代表事业，X7代表子女状况等等。

再复杂一些，还可以将各个变量乘上一个加权系数，用以表示它们在幸福中的权重不等。幸福感是随着这些变量而改变。笔者以为这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只要搞清一个概念即可，这个概念就是“幸福特征值。”

幸福的特征值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分数，即：幸福特征值=实际得到的÷ 期望得到的

这个分数的分子是人们实际得到的；其分母则是人们期望得到的，这个比例越大，人们的感觉就越好，他就越幸福；反之，这个比值越小，就越不幸福。例如一个人想成为万元户，万元就是他的期望值，当他有二万元时，他便感到十分幸福，因为他此刻的幸福特征值是2；反之，另一个人，他期望超过皮尔•.盖茨，当他有两亿元时，他毫无幸福感，因为他所拥有的与他期望的还相距甚远。

如果幸福的特征值等于1，他（或者她）就是比较幸福的；如果小于1，那他就不太幸福；例如一个人得到了福利彩票的大奖，这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值，那一刻他欢喜若狂，这是因为他实际得到的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期望值，也就是说：他的幸福特征值大大大于1，这时人们常常喜欢用一个词，叫做“喜出望外”，喜出望外实际上就是他所得到远远超过了他的期望值，也就是说他的幸福特征值远远大于了1。

实际上,目前举国上下热衷讨论的”幸福指数”就取决于幸福特征值。

3.幸福指数是可以计量的

绝对精确地计算幸福指数是不可能的，因为幸福只是一种感觉。然而，感觉并非是不可思议的，粗糙地估算幸福指数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我们将幸福分成五个层次，非常幸福、比较幸福、幸福、不太幸福、很不幸福。并依次将它们的数学范围定为80-100分、60-80分、40-60分、20-40分、0-20分，并取其中值，即我们可以用90分、70分、50分、30分、10分来代表非常幸福、比较幸福、幸福、不太幸福和很不幸福。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快速而简便地用数字来统计一个地区或一个群体的幸福指数。

二、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

（一）收入状况。荷兰一位大学教授对中国人20世纪90年代的幸福指数进行了3次调查。以10分为满分，1990年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而到2001年却下降到6.60。由此可见，幸福与财富并不总是同步增长，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财富对幸福的边际效应就会递减。通俗地讲，成功者和有钱人未必是幸福的，但幸福的人必定是成功的。因此，人的幸福指数和经济相关，但也未必完全正相关。美国有经济学者提出了一个饱和度的概念。他发现，在经济收入增长的某个阶段内，人的幸福指数是和经济收入呈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他的收入愈高，幸福指数也会往上提升。但当经济收入过了某个阶段后，幸福指数可能停滞不前，或开始出现下降。年薪百万和两百万，收入一千万和二千万，幸福指数很可能是相当的。

（二）幸福参考系。众所周知，物理的参考系可以让本来“没有运动”（当然运动是绝对的）变得运动起来，让本来总是运动的事物看似静止，可见，参考系的作用是可以逆转感官感受的。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当然，幸福指数所量化的是人们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体验会强烈地受到个人差异的影响。幸福指数因环境而异，一个小孩家庭状况本来清贫，当家人为他买一辆自行车，可能让他感到极大幸福，而如果他家庭比较富裕，当家人为他买一辆自行车，也许他也会感到幸福，但是两个人感觉到的幸福肯定不同，前者明显强烈。幸福指数因人而异，对成人来说，孩子上学不发愁，工资涨点，看病便宜点，就业机会多点，房价下跌点，股市火红点，幸福感就会强一点；对小孩子来说，可能有一件玩具就幸福；对农民工而言，也许是做完工可以拿到应该拿到而难拿到的血汗钱就幸福。幸福指数因年龄而异，小时候在春游的时候能有两个鸡蛋带就会很幸福，长大恋爱了有人爱就觉得很幸福，年老了儿孙绕膝就感到特别幸福。

（三）额外幸福。相对于物质带来的幸福，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确实值得骄傲，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们都生活得很快乐。对比发达国家，真正使得他们的人民幸福指数高于我们的原因不仅是经济上的优势，更是文化上，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比我们发达。当一个人真的有知识，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便产生积极向上的情绪，自然能体会到什么叫幸福的真谛，即使遇到再苦的生活也感觉到幸福的存在。以前，解放初期以及文革时期，人们的生活还比较贫苦，但是大部分人都拥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共同的理想，为了理想无怨无悔地奉献出一切，即使牺牲也会成为一种幸福。毕竟，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他取决于你怎么对待生活，这一点老子的《道德经》里有很好的诠释。因此，要让人们都感觉到幸福，重要的就是让人们都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中，让人们为希望而活。

三、要正确理解国民幸福指数的含义

 当经济至上主义一方面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又给我们带来一系列诸如环境、交通等方面问题的时候，一个新的理念开始冲击着社会体系的发展进程，在GDP和GNH（国民幸福指数）中，建立起适当的有机联系，使得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不再是简单地建立在增加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政府工作的重心也不再只是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发展经济的目的从增加物质财富，更多地转向关注国民内心对幸福的心理感受，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并极大地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此相对应，用国民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发展成就，正成为中国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当中标新立异的新举措。

国民幸福指数主要是指一国国民从心理上对所生活地区的物质和情感两方面的幸福认同程度。它是一个普遍概念，即衡量其高低的标准，不能够以某个物质或者情感丰富地区，那里居民简单的幸福认同，作为评判标准，切忌用诸如纽约居民人均收入高、其幸福指数也高，喜玛拉亚山区的居民虽然收入少，但是其广大居民精神快乐，作为评判标准，进而使得国民幸福指数成为一个矛盾的概念。之所以说它是一个普遍性概念，是因为国民幸福指数是指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把包括国民心理幸福、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等软性指标，一并考量在内的系统性社会体系建设。它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了在物质社会中对人文因素的格外关怀。简单地说，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与否，不能够单纯地看它的社会富裕程度，还要考察社会大众的心理幸福；同样也不能把脱离了一定物质社会基础的"香格里拉"，作为衡量国民幸福指数高的社会象征。只有把物质文明和社会大众的心理幸福，高度结合在一起社会，才是和谐、文明的社会。

由于国民幸福指数是对传统发展道路的一种反动，特别是对以西方为代表的高耗能、高消费、高污染社会发展模式的批判，因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结合自身实际及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探索和选择一条新的以关注社会大众心理幸福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目前国内部分地方政府，在各方压力下，把追求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寻求转变发展方式的初衷。

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想不断提高一个地区的国民幸福指数，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各级政府首先要转变单纯追求GDP的发展理念，要把实现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均等化，作为提高地区国民幸福指数的第一步；其次，要引导大众正确理解人生幸福的基本含义，尽量使人们远离由只追求物质财富而造成的各种负面情绪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在获得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后，实现心理幸福，是达到人生快乐的必由之路；第三，各级地方政府一定要认识到，国民幸福指数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不是依靠政府自身的认同来实现，而是要由具体生活在区域内的社会大众来评判。因为衡量它的标准，只能是看一个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社会大众的心理幸福，是否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出发，执政者任何形式的做秀，或者试图把追求国民幸福指数，当作发展GDP一样的行政行为，都只能徒劳的。

由于国民幸福指数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所以，正确理解它的基本含义，是各级地方政府在选择新的发展道路方面，需要认真面对的首要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前景，而且还关系到社会大众的人生幸福。

四、“幸福指数”测量应“六要六不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府对和谐社会理念的倡导，全社会对“幸福”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对于“幸福指数”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对“幸福”的定义及其程度的判断。测量“幸福指数”，应注意做到“六要六不要”。

一要重视主观感受，不要害怕主观。

幸福感本来就是主观感受，对幸福最好的定义就是人们自述的自我感受。

一些学者对研究主观感受有一种恐惧感，认为幸福必须用客观的方法来定义才够得上科学。他们把人的寿命长短、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朋友多少等因素进行加权平均后，再来定义幸福感。这种做法貌似客观理性，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比直接询问被访者的幸福感受更为主观。

幸福的定义和测量应当反映人们的主观体验，而不能由他人强加或包办。打个比方说，要看人们是否喜欢吃水煮鱼，就应该直接问他们吃的感受，而不应该用主、配料的分量来测定。同样的道理，要测量人的主观感受，就应该直接问人们的主观感受，而不应该用外在因素来间接定义。

二要崇尚简单，不要迷信复杂。

一些人认为，测量体系越复杂，就越“深奥”，越有“水平”。然而实际上，好的东西往往很简单，在形式简单的背后，却有着大量的后台工作。比如，物理学的牛顿经典力学定律只有寥寥数语，但却字字千金。同样，用来测量幸福的最佳方法也应该是简单的。比如，由心理学家迪纳设计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只有区区5个简单问题，但却被广泛地运用并通过了实践的检验。

三要反映感受，不要片面强调幸福。

提到“幸福”，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安逸”、“快乐”或“吃喝玩乐”。事实上，我们讲的幸福应该是指整体的主观感受，既包括正面的、积极的感受，也包括负面的、消极的刺激。产生正感受的形式是多样的，吟诵优美的诗句，欣赏瑰丽的落日，帮助盲人过马路，虽然这些体验的原因和环境截然不同，但它们都是正的感觉。同样，产生负感受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幸福测量就要以最简单的方法来反映这种正或负的主观感受。严格来说，幸福指数不应叫幸福指数，而应叫感受指数。

关于幸福，人们还有一种偏见，认为幸福难以捉摸。同样是金榜题名，有的人欣喜若狂，有的人却一笑置之；即便是同一个人，也时而欢歌雀跃，时而郁闷低落，难以预测。因此，幸福是无法准确测量的。这种观点也不正确。让我们把人的幸福和气温来作个比较。地方不同，气温也不尽相同；就算是同一地方，今天的气温和明天的气温也会不同。这是由于气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季节、海拔、周边地貌、城市建筑、绿化面积等等。但这是否意味着气温就不能测量，不能研究了呢？当然不是。实际上，正是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才使得气候学更加重要。同样，也正是由于幸福的复杂性才让幸福研究变得如此重要和有趣。

四要循序渐进，不要未熟先吃。

目前，在测量幸福的方法上还有不少没有解决的问题，完全用幸福指数代替经济指标来考核政绩或制定政策还为时过早。一个经常被拿来作为证据的案例是，用传统的心理量表，乡村农民所报告的幸福水平可能比城市居民高。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就真的比后者幸福呢？答案显然不一定。

另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测量的范围。幸福测量可以测量人对生活的总体感受，也可以追踪人们每时每刻的幸福度。然而，采用这种测量方式往往会得出显著不同的结果。一个初为人母的女性可能会说，相夫教子甜蜜无忧，整体上要比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更加幸福。但是，如果我们每小时对其幸福水平进行测量就会发现，这位年轻的母亲淹没在各种烦人的琐事之中。孩子声嘶力竭的哭闹在等她温牛奶、换尿布，丈夫下班回家要备好喷香可口的晚饭，而她自己很可能连基本的睡眠时间都难以得到保证，更别说工作了，因此她的平均即时幸福水平可能并不高。相比之下，单身女性在工作之余可以逛街购物，或者派对狂欢，或者K歌泡吧，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因此她报告的平均即时幸福水平可能会更高。那么，到底是整体测量准确，还是基于时刻的测量更为可靠呢？目前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些问题看起来让人觉得有点悲观，但这只是想提醒大家现实地看待问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幸福指数，在近期的未来也不会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投石问路，不断收集数据，检验各种不同的测量方法，进而渐渐地用幸福测量来补充而不是替代经济指标，并且引导政策的制定。

五要探索关系，不要只讲指数。

尽管测量幸福面临诸多挑战，但幸福学的主要挑战不在于如何制定幸福指数，而是研究决定幸福的因素。再以“水煮鱼”为例，一方面，我们不能用鱼、油、麻和辣来定义水煮鱼的好吃程度；另一方面，我们要去研究如何搭配各种主料和配料才能烹制出口味最佳的水煮鱼。不仅如此，还要研究不同人群的不同偏好和各地适宜的主、配料搭配习惯。事实上，同样是水煮鱼，重庆人和广东人最满意的口味，其配料中辣椒的数量肯定会有所差异。

如果我们用抽象的符号来表示，那么幸福就是外部环境因素和个人差异的函数。幸福学就是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收集和分析数据，来探索幸福和环境因素、性格特质以及两者交互作用之间的关系。

六要放眼未来，不要只看现在。

幸福研究旨在最大化幸福，这里的幸福不仅仅是指当下的幸福，还包括未来的幸福。就如同对于经济，我们正在追求“可持续发展”；同样的，就幸福而言，我们一样要可持续发展。幸福的测量往往反映人们当下的主观感受，但如果我们只用对于当下幸福的测量结果来衡量官员政绩，那就很可能会催生短视行为。

五、通过国民幸福指数提升确证制度优越

在研究经济发展制度选择时，我们面临资源约束的先天条件，为了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总是把每一单位资源边际收益相等作为目标进行追求。在研究财富分配制度选择时，我们同样面临财富约束的前提条件，为了实现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总是把每一单位财富的边际效用相等作为目标进行追求。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幸福的追求，发展经济只是手段，生活幸福才是目的，因此，与促进经济增长相比，增进国民幸福指数提高更带有根本性。

（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挑战执政底线，能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实质是在检验政权的性质。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相关数据，撇开那些偏离常态、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无论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贫富差距之大，可能已经“领军世界”。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与党和共和国风雨同行历练出来的杰出的政治家，1992年南巡谈话算是终结自己政治生命之时、代表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党继任者的政治交待，他在这里严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党从创立那天起，就代表着工农利益，就以均富为目标，就以剥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财富为手段。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经明显贫富分层，有产者财富积累量与解放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工农再一次成为改革成果分享中的弱势群体，对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听之任之、麻木不仁，人们有理由要问这个政权是代表谁的利益了？纵然找出无数“御用文人”写出无数“宣传文章”，本来面目是盖不住的，大众怎么能够被愚弄？

财富分配确实不能不顾及生产力效率，公平和效率是任何国家、任何制度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我们要反思的是目前这种分配制度，这一制度是否真的对发展最有效率，按照缩小差距导向调整分配制度，是不是真的就降低效率了？解放前我们通过剥夺剥夺者、“劫富济贫”，今天我们就不能适当“劫富济贫”？

贫富差距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公平正义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关系政权性质问题，是执政党实施治理的法理性问题，要从这个高度认识和处理。

（二）改革财富分配制度，增大国民幸福指数。

一个国家有10户人家，一年生产出60只苹果，现在给出两种分配方案：方案一，国家拿走20只，剩余40只在10户人家分配，其中有1户拿走10只，1户拿走8只，1户拿走6只，还有5户分别拿走3只，剩余2户分别分享半只；方案二，国家只拿10只，最富那1户减少为拿7只，出现2户次富分别拿走6只，3户分别拿到5只，剩余4户分别拿到4只。显而易见，吃了10只苹果变为吃7只，其效用减少，与只能吃到半只变为可以吃4只，其效用增加，增加必定大于减少值，国家总福利因此获得巨大提高。

大同小异，实现状态一向状态二转换，增大国民幸福总指数，就是要进行二次、三次分配，通过这种分配，把富人财富部分转移给低收入者，把富裕地方的财富部分转移给相对贫穷的地方，做好对社会最低层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尤其需要适当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水平，从而使分配由目前向国家倾斜略微向国民倾斜。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34%，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0%的水平，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严重偏低，200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2003、05、06、08分别为61.8%、45.3%、44.6%、35%左右，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也偏低。

（三）加大对困难和弱势群体帮扶力度，建立长效社会托底机制，确保面临特殊困难的社会成员能够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

人生来平等只能是美好愿望，不平等才是绝对的。因地理自然环境恶劣，总有一些地区发展起点差、基础差，群众生活条件差；因偶然性的自然灾害、甚至自然灾难降临，使部分地区、部分家庭生活遇到了困难；因先天或者后天相关因素，一些家庭发生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情况，有的亲人大病离世，有的因治病债台高筑，这些不幸使家庭生活面临困难和挑战；等等，在任何一个社会总要沉淀下来一个特别困难的群体。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我们制度特点和优势，对于这部分被沉淀下来的困难群体，伸出温暖之手、援助之手，是制度内在要求。中央政府应该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托底方案，各地方政府应该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框定自己的救助政策。

做好这些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日积月累，有利于培育一种互助互爱的道德文化，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有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保护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四）  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规模，抑制房价上涨，让人民群众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住房是最基本的民生，然而，目前的房价已经使住房成为人民群众的沉重负担，并且已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需要花费多少年家庭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大众化的住房，国际通常标准大概需要3到5年，发达国家一般4到5年，我国则需要12年，诸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线城市则需要近20年，再加上目前贫富分化严重，大多数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起。

解决目前房地产市场问题，应该分类推进，比较富裕家庭通过商品房市场解决居住问题，占人口总数过半的社会普通大众，通过保障性住房解决居住问题。即使通过市场解决居住问题，其房产价格也应该降到与国情相适应、与家庭收入水平相适应价位。

对于保障性住房，除了通过政府免除土地出让收益让利于民之外，也要分类供给，特别贫困的家庭以廉租房为主要形式，比贫困家庭稍微好些的家庭，以国家和个人共有产权方式享受居住条件，可随着收入水平变化、通过赎买形式逐步实现产权向个人完全过度，中等收入家庭以经济适用房为主要供给形式。

目前一些地区要叫停经济适用房，把当地政府操作失当、无所作为看成是经济适用房本身有问题，这是因噎废食。

房价能否降到不成为国际笑柄、人民群众乐于接受，这不单是民生问题，不单是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且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

（五）  加强信访工作，把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

群众上访情况日趋严重，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社会民生中非常头疼的问题。由于社会制度转型太快，部分群众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损，还由于社会基层治理力度削弱，党群关系复杂，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呈现多发趋势。

客观地讲，上访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不是无理取闹，其中越级访、甚至进京访，多数应为被逼。发生这些情况，主观上确实反映我们部分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理念的淡化，把党的宗旨抛到了脑后。对于信访问题，应该上升到政治层面认识，上升到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人民群众困难和疾苦持什么样的态度，上升到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上升到对政权的威胁高度来处理。

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把解决人民群众内部矛盾、解决信访问题，摆到与GDP增长、财政增长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考核指标、执政导向。要舍得出钱，财政要列出专门预算，各级党委常委会应该把信访工作、长期没有解决的信访问题作为专门议题，进行研究、专人落实。信访问题属于一把手工程，应该把最难的信访案件包案给党政正职。

（六）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注重价值观的培养和文化建设，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有大钱、做高官就能够幸福吗？功名利禄不等于幸福。

战争年代，我们多少先辈，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昂首挺胸，他们胸中有真理、有理想，他们甚至觉得为人民、为民族、为理想去死，都是幸福的选择。相比之下，现在钱多了，衣食无忧了，然而，多少人思想迷茫了，精神空虚了，颓废的多了、醉生梦死的多了、自杀的多了，幸福的感觉找不到了。

从这个角度看，价值观、幸福观的培育，理想信念的确立，比文化知识培育，比多挣几个钱更为重要。一个性格健全、身体健康、乐观向上、心灵美好的人，他能够快乐融入集体、融入社会，他能够靠自己诚实劳动收获所得、维持生计，他能够活得非常健康、非常踏实，这样的人才是幸福的。

一个国家国民幸福指数高低，不只取决于物质财富多少，还取决于国民对幸福的感受、取决于其背后的价值观。因此，理想信念、健康文化、进取精神、诚信氛围、友爱环境，实施这些精神领域建设工程，有时比物质生产还重要。

作者介绍：楚国良（1962---），男、湖南湘潭人，1989年毕业于湖南师大。中共湘潭市委党校经济学讲师，主要从事邓小平理论，区域经济，"三农"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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