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所消防应急预案:私有经济衰弱背后的政治逻辑

私有经济衰弱背后的政治逻辑
　　
　　一、高速发展的背后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年，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初期相比有了巨大的提升，中国这架开动起来的庞大经济机器似乎有着取之不竭的动力，始终维持着远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直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国GDP的增长仍然不遑多让，GDP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增长极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
　　然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形象的背后，却是不断恶化的就业形势以及民众福利的普遍丧失，与经济增长相对应的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本土企业相对竞争力的不断弱化以及国民工资水平的持续降低，这种race to the bottom竟次的经济增长，其后果已全面显现。
　　 中国人大多将国内与西方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作为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在政府官员的眼中这甚至成为了中国的奇禀异赋，是吸引外资的最大优势，然而事实上中国是完全没有必要非得走上这条发展道路的，起码在改革初期看不到这种必然性。人们大多只能看到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需不振，众多本土企业徘徊在破产的边缘，私有经济面临越来越艰难的处境，似乎一切都是全球经济形势造成的，却没有看到改革历程中中国私有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完全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而非跨国集团激烈竞争的后果，这背后体现的是中国核心体制与文化的历史延续，存在着必然的政治逻辑。
　　二、改革初期民营经济的崛起
　　在改革初期，即90年代上下， 由于刚刚解除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打破了财富禁忌，一时间下海者众，敢于吃螃蟹的越来越多，中国的民间力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并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力。在这期间，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社会充满了活力，人们的创业激情被激发起来，为了追求财富，他们表现出近乎天方夜谭的想象力，在那个年代，中国到处流传着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从财富所有者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平民背景与官僚背景的富豪基本上是五五开的局面，这说明平民富翁在创造财富上毫不逊色，事实上由于后者利用了其官僚背景和行政权力，其能力的体现反倒不如前者。
　　尽管在这期间，出现的很多新兴企业多少带有一些“中国特色”，如盗版的横行催生了超强纠错VCD的生产企业，但这毕竟是后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阶段，就像日本、韩国那样通过对西方工业产品的模仿来逐步缩小与西方在技术上的差距，同时发展自身的经济实力。说到这里，大家就清楚了为什么笔者说中国完全没有必要走上后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的竟次发展道路。
　　三、90年代后民营经济的衰弱
　　90年中后期，随着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地方经济赖以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中央地方税收双轨制等，宣告着民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然结束。第一、金融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而金融资源被中央全面收紧使得地方经济发展乏力，缺乏有力的后盾；二、税收双轨制的直接后果是中央将所有的优质税源尽数收入囊中，而留下财政拮据的地方政府，不要说维持官员的福利，很多地方政府因此连官员工资都无法足额发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以塑造政绩，也为了改善自身的财政状况，吸引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唯一可行的手段，与此同时吸引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毫无节制的鼓励。
　　对地方政府来说，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在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异常惨烈的程度，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地方上常见的引资组合，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人力成本的强行压制和对劳动者福利、权益的任意剥夺，使得中国成为跨国资本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试验田。
　　与此同时，与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对本土企业根深蒂固的歧视，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若算上企业经营必须支付的政府隐性成本，可见本土企业相对于跨国企业处于极为不利的竞争地位，这种情况的发生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现象，一个国家的政府拼命压制本土经济的发展，将庞大的国内市场拱手相让。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于是中国本土企业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沦为跨国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曾经风光无限的本土企业如今已悉数销声匿迹，民营经济的衰弱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四、世界工厂的辛酸
　　中国本土制造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得到有益的发展，自然也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无法上升，甚至在经济困难时劳动者的工资也是最容易被砍掉以保全自身的一块。被固定在价值链最底层的制造业无法提供足够的技术性岗位，使得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状况十分严重，这一群体的收入一再降低让人们惊呼中国进入了脑体倒挂的时代。如此一来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不可避免的陷入贫困，这是宏观经济层面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而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显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需求陷阱。另一方面，依靠廉价的人力成本所换取的竞争优势是极其脆弱的，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要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而且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因此在西方拿起经济大棒打压中国、以贸易逆差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利益的时候，中国除了不痛不痒的抗议几句，实在没有任何底气，地球人都知道在全球贸易中绝大部分的利润都被西方企业拿去了，中国本土企业只能捞到一点残羹冷炙却还要背着贸易顺差的名义准备随时被制裁，到最后还是得政府亲自送钱过去以维持与友邦的和谐关系。
　　关于产业升级各级政府都有自己气势磅礴的方针政策，考过和正准备考公务员的同学们对这些官样文章已耳熟能详了，但是在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合理利润的情况下，在本土企业要继续遭受国内政治和国际资本双重压制的情况下，产业升级根本是无法想象的。难道体制内果然天真的以为，通过无限制的支持国有企业就能完成产业的升级吗？中国几大汽车企业集团历年来政府为其投入了天量的资源，换来的又是什么？TD-SCDMA 3G民族标准在投入那么大的情况下，核心知识产权绝大部分仍掌握在西方手中，这还是民族标准吗？所谓的龙芯居然是用毛泽东思想研发出来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五、部分私有经济风光无限的背后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前面说私有经济的衰弱，后面又说风光无限？首先，尽管私有经济整体上面临艰难的处境，但那主要是针对以外贸为主要支撑的制造企业，而在地产、医药、建筑、教育、设计等行业，还是存在不少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集团的；其次，从背景上进行区分，可以看到平民背景的企业大多处于微利状态甚至破产边缘，而有政府在背后支撑的企业大多确实是风光无限的。由于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是可以以公有的名义随意处置这些资源的，所以只要能够获得官僚阶层的支持，创业并做大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艰难，事实上，依靠官僚背景空手套白狼，建立资产几千万甚至过亿的企业其事例并不鲜见，更不用谈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一夜暴富的人了；最后，行政垄断、信息垄断、资本限制、政府成本使得一些中高端的行业项目基本被拥有官僚背景的企业所占有，平民企业根本无法涉足，从而只能进入门槛较低、利润较低的行业，同时因为旧的做不起来，新的还在不断的进入，所以大量的平民企业挤在低端的行业项目中进行过度竞争，过度竞争进一步降低了其利润，削弱了其向上发展的可能性。
　　这些非公有制，但却能够得到政府鼎力支持的企业大多与官僚阶层有着血缘上的关系，它们组成了中国私有经济中赢利能力最强、组织体系最完善、看起来最有发展前途的力量。然而它们的弱点和国有企业一样，那就是过分依赖权力，我们知道依赖权力得以发展的经济组织更倾向于通过权力运作来获得市场收益、而非通过市场竞争，即是说它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十分有限，尽管与国有企业相比，它们显得更有活力，但是一旦将它们放入完全市场竞争的环境，能否存活下来依然值得怀疑。
　　因此，这些风光无限的私有企业并不能代表全国私有经济的发展状况，它们只能成为地方政府在书写政绩和粉饰经济发展上所引用的数据和事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企业除了组织体系外，与国有企业并无不同，因为国有企业也只是名义上的国有，他们同样都是通过行政权力对资源的倾向性配置而起家的。
　　六、私有经济衰弱背后的政治逻辑
　　前文已说过，私有经济遭到打压体现的是中国核心体制与文化的历史延续，存在着必然的政治逻辑，即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走向竟次的发展道路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国的政治逻辑体现在：
　　一、政府中心主义
　　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坚持政府中心主义不动摇，打造一个万能的政府要求最大限度的集中全社会的物力和财力，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成本所获得的出口能力，以及利用政府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的结果。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绝对中心地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对全国资源任意调配的权力。
　　二、压制本土民间力量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对民间力量的发展保持警戒的态度、采用打压的手段，使得民间的力量一直处于分散无力的状态而无法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反映到今天，就是一方面对私有经济的歧视和打压，通过各种手段限制私有经济的发展，因为民间力量的发展会加速公民社会的形成，强大的民间力量必然会寻求约束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将人力资源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使用，劳动者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其它的各种社会福利。需要说明的是，政府不仅对草根阶层的力量持警戒态度，甚至对于有着官僚背景的企业同样不放心，尽管在现阶段必须利用这类企业去发展私有经济以弥补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缺点，但政府仍然不会放任该类企业的发展，而是在保证国有经济占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使依靠官僚背景起家的私营经济力量始终处于能够控制的范围之类。
　　三、对内压迫、对外要面子
　　历来中国的政府对内都是铁碗、不容质疑的，然而对外却讲起了礼仪，要起了面子。中国政府可以容忍对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对本国市场的让渡，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来换取西方廉价的赞扬，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完全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
　　总之，这种人力资源越来越廉价、企业竞争能力越来越低下的高速经济发展之路，是官僚阶级的理性选择，因为从自身权力的维护以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出发，不管官僚阶层是有心还是无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能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要做到的，这是体制的选择，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