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房安全检查记录表:吴彬：变革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图腾

吴彬：变革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图腾

         原题：坚持整合性变革——让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深刻变革，而其中我国的变革又将是最为剧烈的。变革问题始终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不可分离。变革是为了寻求新的秩序，实现更好的发展；而发展的秘诀在于在变化中保持秩序，在秩序中寻求变化（《国富之道》作者傅军语）。如何发展，如何变革，这是一个很难有终极答案的大问题。但只有科学变革，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而能给我们提供正确答题思路的，唯有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方向的进一步明确，是理论和指导思想上更加成熟的表现。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和3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能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入一个崭新历史时期──科学发展时期，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破解和落实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实践问题，也就是如何让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问题。必须清醒看到，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少与科学发展相矛盾、相违背的地方，有些甚至还比较严重，这就是科学发展观还未完全落地生根的表现。而要使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又必须在探讨如何变革中寻求答案。

　　一、只有让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才能应对时代变革挑战

　　2007年始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无疑是近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世界性事件。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金融和经济的范围，不但引发了发展模式、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秩序、国际机制、大国关系等的广泛讨论和争论，而且引发了各国之间在贸易、汇率、货币发行以及碳排放等问题上的直接对抗；更多的国家在积极出台国内政策引导变革的同时，力图通过设置和参与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资源能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以主导确立新的国际游戏规则；各大国之间纷纷施展各种纵横捭阖的外交、甚至局部军事威胁手段，企望在国际格局变动中占据有利位置。Ｇ２０正取代Ｇ８，频繁召开国际性会议。各类世界性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也应运而生，并以前所未有的活跃姿态亮相于国际舞台。世界各国群雄逐鹿的景象，非常类似于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

　　就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澳大利亚总理朱莉亚·吉拉德等，都不约而同地把“变革”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我们党也闪亮地把“变革”两个字写入了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我们必须惊醒，一场历史空前的变革浪潮正猛烈席卷全球。

　　但金融危机只是这场世界性大变革的触发点和加速器，其深层原因是人类文明的大转型。人类从原始文明起步，先后历经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正向知识文明迈进。历次文明转型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社会动荡。马克思对这两方面都已有过经典解说，他说，“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创造的生产力大于其前期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确实，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留下的历史印记，不能不让人惊悸：伴随着商品和资本的强劲输出，到处是破产的流民、大规模的移民潮、屠杀和战争以及殖民地等等，有些民族在这场文明转型中甚至彻底消亡。在现今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不太可能再次发生那种血腥的掠夺式、破坏性场景，但可以想见，这场变革将照样是惊心动魄和空前剧烈的。

　　人类文明的转型，使世界各国各民族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可以预见，按照文明转型的进程，这个星球上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位置将重新排序。美国之所以能够确立世界霸主地位，是由于它在两次文明转型中走在了世界前面。知识文明更是直接发轫于美国硅谷的信息技术革命。美国为了保持其在文明转型中的领先位置，还努力通过各种手段推动国内变革和谋取世界领导权，以确保“世界创新源”地位。但是，全球化和网络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创造文明和历史的进程。美国硅谷所催生的信息网络成为了遍布全球的最重要基础设施，人类将在这个全新的基点上开展交流和合作，新一轮技术革命将超越传统模式在多点多领域突破，未来的地球极有可能形成一个网络化的“硅谷城市群”，这将为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提供极好的历史性机遇。

　　如何应对文明转型带来的时代变革挑战，考验着各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谋略。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出错一步，就可能遗憾百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竞争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不论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生产方法的创新或科学技术的创新，乃至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都是对从前同类的某种打破和推翻，是在此基础上的超越和再造。熊彼特命题启示我们：在这个历史性的变革时代，谁能在当下的问题和矛盾中找到解决它们的突破口，创造性把自己的劣势、困难转化为优势或先机，谁就可能在竞赛中后来居上，立于不败之地。

　　人类历史是一场马拉松，暂时的先后并不关键，关键的是要找对方向和道路。美国的暂时领先，是因为它在立国之初就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形成了比较好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创新、不断变革。但是美国不可能总能很好地解决自身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最先在美国爆发就是很好的证明。在世界文明转型进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实力只能说明过去，并不代表未来。应对时代变革挑战，必须有新的理念、思路和手笔。在中国，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她是我们应对时代变革挑战的指路明灯。科学发展观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最新总结，是开放的、包容的、发展的，必须继续广泛吸收世界各国特别是北欧和亚洲新兴国家成功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指引中国的未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把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宝贵理论成果转化为制度设计，使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住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为重建新的国际游戏规则，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

　　二、只有坚持整合性变革才能使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文明发展大潮，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交叉并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面临深刻转型，各种因素激烈碰撞、交融。所以注定了正在发生的中国变革，要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广泛、深刻、复杂、迅速。五中全会清醒地分析了我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问题依然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科学发展观没有完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表现。

　　科学发展观不能很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有发展的惯性使然、有传统的思想使然，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机制的“中梗阻”使然、一些利益团体的利益驱动使然。不是看不到问题，也不是看不到问题存在的原因，难题在于找到破解之道。实际上，不但党内的有识之士、而且全社会的有识之士都在努力寻找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有效方法和路径，并积极推动变革。系统性的问题，只能系统性地解决。只有有效汇聚所有积极的变革力量，围绕社会进步这个目标系统性地推进变革，才能真正使得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系统性变革中，最重要的元素毫无疑问是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但同时，我们的思想观念、执政方式、改革方式、政治生态、社会结构、科学技术、创富模式、对外交往、生活方式以及人的发展等等，都需要跟进配套变革。这样的变革总起来说，就是整合性变革。

　　坚持整合性变革，就是要在我们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下，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整合各种变革元素，正确处理变革的内外部关系，从而有领导、有步骤、有方法、有秩序地协同推进这场大变革。坚持整合性变革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地落实到实践中去，在变革中实现发展和稳定，在发展和稳定中推进变革，使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最低、得到的收益最大，使我们能够利用这场全球性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衡量整合性变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它能不能、有没有真正推动科学发展。五中全会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变革本身的特性和特点决定了我们所面临的这场变革必须是整合性的变革。首先从变革的特性看，变革体现着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自发性力量，反映着社会大众自下而上的社会革新诉求，它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而又需要社会大众包括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参与。同时变革必然是系统性的，当我们无法认清和把握社会变革的规律和趋势时，变革的各元素就会自发性地发生作用，产生剧烈的冲突和碰撞，甚至引发可怕的社会动荡。只有科学整合各种变革力量，才能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其次，从变革的特点看，我们面临的这场变革是空前的。从广度来说，是世界性的；从深度来说，是历史性的；从内涵来说，是系统性的；从力度和速度来说，是猛烈迅捷的。在整个变革过程中，变革的各个要素之间、变革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之间，都将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形成非常复杂的关系。这同样要求我们科学整合各种变革力量。最后，从变革与改革的关系看，变革与改革有所不同。某种意义上说，变革可以包含改革，但改革无法替代变革。改革更多体现在对公共议题的回应上，是自上而下的自觉的理性行为，是对现行不合理的破除和科学制度体系的建立。改革推动变革，但变革也会对改革提出内在要求，只有把改革和变革联系起来系统地加以考虑，才能使变革与改革相互促进，有序推动我国健康发展。

　　三、全面把握整合性变革的十项内容

　　一、思想观念的变革。任何伟大时代的诞生都伴随着思想观念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精神面貌、价值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开放、包容，竞争、合作，务实、创新，公平、正义，效率、财富，尊严、幸福……等等，这些词汇的推陈出新，充分反映出当代社会大众的心理渴望和精神追求，折射出全社会的认同感和价值观，是我国社会30年来思想观念渐进式变革的一个缩影，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肇始。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进步价值观主导下，还有不少人感到迷茫、躁动和不安，心态失衡、信仰缺失、道德丧失、拜金主义流行成为引发各类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迫切需要有一场新的思想观念变革。马克思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归根到底也是由我国生产方式变化所引发的。而我国生产方式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说，是由执政党在“发展”问题上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推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先后开展了三次思想大解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我党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转移；姓“资”姓“社”、计划与市场的大讨论，使我国正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本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力量；姓“公”姓“私”的大讨论，确认了个体私营企业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出台《物权法》、个体私营企业主入党清除了意识形态障碍。可以说，经过我党历次思想大解放，在思想观念上，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怎样发展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单纯追求GDP的发展理念在党内或多或少存在；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政绩观在党内还比较通行。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继续解放思想，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动全党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进而以全党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全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促进科学发展观在全社会的深入贯彻、全面落实，为推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场深刻变革开辟思想观念的大通道。这样一个通道必定立足在一个全新的基点上，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抓住这个核心，就能够准确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正确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辩证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做到纲举目张，融会贯通。人要生存，首先就要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因此毫无疑问“发展”必定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而人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之后，继而就会追求文化享受和政治参与，渴望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最后，“以人为本”的“人”， 当然是指“人”的集合体，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人的需求，就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因此，要在全社会形成与科学发展实践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就必须立足于“以人为本”这个基点，继续推动党内思想解放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必将带来全社会思想观念的新的极大变革，并推动其它各方面变革。

　　二、执政方式的变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党的执政方式受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党执政方式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封闭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到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演变过程。我党过去实行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的执政方式带上明显的“人治”特点，使民主和法制建设产生严重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伤害和损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传统执政方式进行了逐步调整和改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我党50多年的执政经验，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提出把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执政方式转变的目标。科学、民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这标志着党对自身执政规律、要求和目标在认识上的成熟。但认识的成熟不等于实践上的成熟，我党在实践中实行的还是一种过渡型执政方式。有学者把这种过渡型执政方式的具体表现概括为：从横向看，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权力一定程度上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从纵向看，基层的权力一定程度上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从执政党和国家政权运作的实践角度看，党政不分现象存在，行政机关一定程度上对党的机关负责；在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关系上，一定程度存在事权划分不清；在地方权力的配置上，权力则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党的执政方式必须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由作主型向民主型转变。推进执政方式变革要围绕处理好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党与行政机关、党与司法机关、党与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以及党领导人民正确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带头遵守与正确制定和实行党的政策等五方面关系。这里的核心是要弄清楚“党的权力来自哪里，党又是为谁执政”这两个问题，进一步把胡锦涛同志讲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习近平同志讲的“权为民所赋”这两句话落实到执政的程序和制度设计上，通过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和认同感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体来说，就是在执政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以法治和信息为手段，通过简政放权来发挥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保障公民权利来发挥社会力量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基础性作用。当然，执政方式的变革进程要与社会变革的进程相适应。在当前，政治上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仍然非常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切实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三、改革方式的变革。要促使社会变革向良性方向发展，使科学发展落地生根，必须借助于改革的推力。但是，这场深刻变革的本身又必然对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这就是改革的方式必须发生变革。我国30年的改革历程，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方式为我国快速发展赢得了一个平稳的社会政治环境。但随着渐进式改革步入深水区，一系列难啃的“硬骨头”摆在了我们面前。资源价格、收入分配、垄断行业、行政体制、社会管理和保障体系等改革，推行多年而成效不大。现在有一些说法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企业改革是民营企业国企化，国有企业央企化，中央企业垄断化；垄断行业的改革是撞铁门、爬高门、看玻璃门；政治体制改革是外围化或表层化，下移化或基层化，融解化或形式化；等等。这些说法反映出改革的不平衡性，深层原因在于攻坚期的改革带来的不再是利益的“普惠制”，而是要动到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同时，强力推进改革带来的风险也进一步增大。由此，就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产生了“改革疲软症”。在改革的攻坚期，改革的系统性、配套性、协调性和风险的防范要求更高。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方式进行突破，改革就面临停滞和倒退的危险。改革方式的变革，要特别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实现从不平衡改革战略向平衡协调改革战略的转变。为此，要对未来改革的内容、方法和步骤进行全面、系统的谋划和规划。在改革的内容上，更加注意系统配套，协调推进。要集中精力先行改革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同时又以此带动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上，要把自上而下推进改革与自下而上推动改革结合起来，尤其要强调上下协调改革。要大胆放权，允许地方和基层根据实际情况先试先行，出台有差异化的改革政策，增强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减少全面改革的系统性风险。在改革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发杨民主，提高改革的民主化程度，依靠民众和舆论的力量来打破一些利益集团的把持，尤其是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更要广泛吸收社会大众的参与，提高改革的公平性、合法性，使改革得到更大多数人的拥护，使发展成果为更大多数人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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