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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为何吹捧赵本山？

　　　　　　　　　　　　　李悦

   

    我在《批评于丹》一书的头一段就写道：“这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时代”。范曾如今也算是文化名人了。他也和于丹一样，很会炒作自己，是炒作起来的文化名人。过去关于他“既爱江山也爱美人”的炒作已成旧话，不必再提了。要说新话，那是今年他在央视上露面，背诵《楚辞》。我身边能背诵好《楚辞》者就有一群，这是能够识文断字的人都能够做到的。但是范曾教授就通过这一背，再次把自己炒成儒学大师了，集书画大师与儒学大师为一身，许多媒体称其为“大儒”。这样炒作不只是声名再度跃起，还有实利颇丰。半年内范曾书画作品的价钱一下子提升了六成。依照我的鉴赏水平，范曾的书法不过是二流而已，其画只是三流。但是通过炒作，全都卖到一流书画作品的价格，而且大众看的是热闹，容易被误导，错以为范曾是大师，错以为他的作品都是一流的。炒作帮了范曾大忙，难怪他钻研此术非一日也!炒作使得艺术水准与市场价格不成正比，炒作还能使得范曾先生自我膨胀，他自认为真是大儒，博学多识，对许多艺术门类都有评价的能力。

　　9月3日范曾先生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三俗”文化浸淫以致损害我们民族的灵魂》。我头一次读范先生的文章，其行文远不如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的谈话流畅，其题目就别别扭扭，有修辞错误，整篇文章比喻不当，意象不明，逻辑、修辞不通的地方很多。文章的第二段是这样写的：“将草比附于文艺，则有‘草根文化’，这一般是中性词，言其自生自灭、言其土生土长、言其贫亦且野。粗陋不等于鄙俗，野莽亦非卑劣。这其间没有划一的属性。草根文化甚至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沃土，不可忽视的普世同享的文化，它无所不在地注入整个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之中。”由于他叙述的杂乱不清，我们只能猜测范大儒的意思。将草比喻成文艺是可以的，但这一比喻并不能生出“草根文化”，文艺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因为前者有了草的比喻，后者就“则有”了，二者没有因果关系。“草根文化”是词组， 范曾称其为 “中性词”，这个“中性词”不知是什么概念，我猜测他是说“草根文化”这个词组没有“褒贬”之意。可是他在这一段后面还说“草根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沃土”、“普世同享的文化”，显然是在“褒”，又推翻了“中性”。总之，叙述不清还是因为概念不清，他就不知道“草根文化”的确切定义。接下来，在文章的第三段，范曾先生写道：“专业的文艺家们从草根文化吸取丰富的营养，远在春秋之世，孔子删诗，留下诗三百，剔除桑间濮上之音，删去郑卫淫逸之词，目的只有一个，即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这段话反映出范曾先生缺乏关于《诗经》的常识，他以为《诗经》全是来自民间的民歌，经过孔子的删除，留下了经典作品。孔子是从“草根文化吸取丰富的营养”。其实，《诗经》是上下数百年、遍布江汉以北各诸侯国的诗歌总集，其中有民间诗歌，也有贵族和巫、史人员创作的作品。孔子虽然认为郑风“淫”，但他并没有删掉“郑卫淫逸之词”。孔子九岁时，《诗经》就有300多篇，孔子为人之师后，把《诗经》当成教材之时，仍是300多篇，其中仍留着郑卫之风。

　　不久前，姜昆借着郭德纲弟子打记者事件，批郭德纲三俗。曾先生也像姜昆一样敏感，借称草根文化来批三俗。他以为低俗、庸俗、媚俗“还日复一日地浸淫以致损害着我们民族的灵魂。”

为“破”三俗，范曾“立”起“三俗”的对立物，那是“东、西方的两株大树”。至此，我们才明白，范先生是借反三俗之名，树起赵本山的“大雅”。这与前不久易中天先生的做法同出一辙。易先生见到赵本山又是拥抱又是题词，称赵本山为“大雅若俗”。

　　范先生留过洋，比易先生了解“西方”，他从西方搬来一株大树：卓别林。用这位世界文化的天才来托如今尚存争议的赵本山。范先生白费了苦心，这个“洋托”并没有选好。卓别林与赵本山不是同一类人，甚至是价值观相互对立的两种艺人。卓别林在全部艺术生涯中，都站在弱势群体一面，对美国主流社会表现出有力的质疑与抨击，体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胸怀。他的喜剧之所以一直能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广大观众的热爱，是因为他以人格尊严、人格力量来追求喜剧的人文精神。赵本山恰好与卓别林的艺术追求相背，他最初是演讽刺残疾人的小品起家的，拿残疾人的缺陷开涮。他的小品《卖拐》、《卖车》赞扬了会“忽悠”的骗子，嘲笑被“忽悠”的弱者。到了小品《不差钱》(易中天最喜欢的小品)中，进城的农民与酒店的服务员都被塑造成自私自利、自轻自贱、甘心受辱、放弃尊严的市侩，只要能获利，甘愿下跪当三孙子。小品《捐助》把贫穷的寡妇(农民)当成讽刺对象，只要能得到三万元她可以随时给别人叩头下跪。自贬自损和互贬互损是赵本山作品逗笑取乐的主要方式，这是他从草根文化二人转中学来的，或者说赵本山较好地继承了二人转的三俗：低俗、庸俗、媚俗。他的得意门生小沈阳又很好地继承了他的衣钵，成为最低俗者。

　　隔行如隔山，书画家范曾评论电影大师卓别林，说的尽是外行话，他说卓别林“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性的思考”，这是一种政治评价，不是艺术评价。卓别林不是政治家，他作品的主题并不是对一种社会制度的批判，而是涉及到人们存在的基本方面：生存、觅食、找住所、度日、友谊、爱情……这才是电影艺术的宗旨所在。范曾又说赵本山的作品“也引发了人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考”，这种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评价也没有说到点子上，把赵本山的作品拔高了许多。赵本山及其徒弟们还没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他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这个《不差钱》究竟什么主题?我告诉他什么叫主题?笑了就是主题，你有能耐你出来给我五分钟说笑了，我给你跪那。”逗乐，就是赵本山进行艺术活动的目的，再也不要什么别的意义。只要能逗乐，用三俗之法也可。这也是赵氏小品、影视具有“低俗、庸俗、媚俗”的一个主要原因。范曾在他文章结尾处写道：“卓别林和赵本山都是天才的喜剧演员，亘古以来，一个节目能使亿万人同一时间捧腹不禁，迄今为止只有这两个人。”看来范先生与赵本山观点相同，以为能逗笑就是天才，就是最好的喜剧。三俗也能逗人笑，黄段子也能逗人笑，能是艺术吗?

　　赵本山及其弟子的作品本应得到严肃批评，以正视听。可是最近易中天和范曾两位名人不约而同地卖力吹捧之，不只是暴露出名人审美趣味的低下，还反映出名人的危机感，他们是靠炒作起家的，底气不足，内心空虚，最害怕别人揭短，动摇他们的虚名。于是，人以群分，名人们就抱团取暖，互相吹捧，形成圈子势力，人多势众，巩固名人地位。

　　大师是不用炒作的，也不用抱圈子，更不害怕动摇位置。这就是大师与名人之间的区别。

　　在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看着名人们轮番拙劣表演，我们也时常被逗笑。易中天与范曾二位名人的最新表演，让我们“捧腹不禁”，按照范曾衡量艺术的尺度，他们二位都可以被称为“天才的喜剧演员”了。祝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