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县县委书记徐新简历:辛亥革命的制度变迁意义及其启示

　　中华文明自成一脉、源远流长，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创制秦帝国以来，2132年间中经多少王朝更替、兴衰沉浮。然王朝更替，皇位易主，皇权专制的政体结构却从未改变、依旧维持，其间不乏变法、革新、造反、动乱，却从没有政体更替意义上的制度性革命。[①]辛亥革命一声霹雳，拦腰斩断了千年帝制的上层结构，实现了根本制度意义上的政体转换，从此开辟了中华政治文明的崭新道路和发展空间，“这是胜过过去无数次起事的伟大业绩”。[②]

　　今天我们在此纪念辛亥革命，就需要从中国现代化百年来艰难曲折的历程中，深刻反思：为什么二千多年维系不坠的帝王体制在20世纪之初如此不堪一击、制度衰败何以至此？为什么看似完美的民国共和体制，如此脆弱、共和国转瞬成为“幻象”？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民主共和之路如此曲折漫长，民主共和体制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条件和结构性支持？这是一些很大问题，本文尝试给予初步阐释，以求教于方家。

　　制度是人类行为和生活交往中的基本规范，政治制度更是规范政治权力的来源、授予、运作、监督和交替的基本规则和原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主导作用。政治制度的有效和持续，取决于政治制度体系的环境适应性、结构合理性、功能有效性和正当合法性。政治制度体系这四种属性的整体协调、互动提升是一套制度体系活力和存续能力的关键。我们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解释，即是在政治制度这四种属性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的。这只是从发展政治学分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视角之一，并不排斥其它的视角和分析架构。

　　一，为什么二千多年的帝王体制，至晚清却陷入制度衰败的不归之路？

　　中华政治文明发育早熟，自成一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架构基本建成，其间非经历了众多的王朝更替，分合变幻，甚至被外族侵入和统治，但帝王体制经过不断的变法和革新，在干扰和修复中终能保持基本制度架构于不坠。这得益于帝王体制的复杂结构和适时调适，得益于农耕文明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变，还得益于中华文明的相对封闭性和对异域文明的同化包容。

　　然而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先发国家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力日渐强盛，殖民扩张野心难以遏制。古老的中华文明帝王体制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列强的不断侵扰和打击下，外扰和内乱的持续激荡和升级，使千年帝王体制跌入不断衰竭的制度衰败之路。从政治制度体系结构和功能的分析视角来看，主要体系在一下方面：

　　1、帝王体制腐朽僵化，适应性衰竭。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规范和保障，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生成和运作的，制度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制度适应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需要的及时性和灵活性。中华帝制，在二千多年的农耕文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通过不断的微调和改善而能居高临下的应对和同化异域文明的冲击，而浑然保持延续和生机。然而在工业文明和现代国家勃兴之际，在国门渐开、列强环伺大变局中，晚清政府固步自封、保守成规，迟迟不能迈开变革的步伐。就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强行打开、遭受极大屈辱之后，帝王体制也“全无反应”，不能及时适应巨变，快速革新。只是在时局的强力推促之下，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败之后，才不得不兴办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但也只是在“器物”层面上急于“自卫”，幻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可惜此时，“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③]帝王体制，相延已久，体系庞杂，难以革新，稍有喘息机会，即苟且偷生。每一次变革，都是在遭受巨大冲击和屈辱之后，而不得不为之的被动无奈之举，而少有主动积极的自觉性适应革新。“冲击---反应”的被动适应性模式，也成为晚清政府所谓变革的基本路径模式。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泱泱大国惨败于蕞尔小国，30多年的“洋务事业”转瞬灰飞烟灭，痛定之后才无奈推行“戊戌变法”。1900年“庚子国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被吓破了胆后，才忍痛推行所谓的“清末新政”。体制性僵化，适应性衰竭，内有和外患，强行拖着老大帝国的体制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瓦解。

　　2、帝王体制盘根错节，结构性固化。任何政治体制，都是生存和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统治的系统体系，具有复杂的结构要素和结构关系，适应于一定的环境，输出一定的政治功能。结构决定功能，结构和功能的互动调适，维系着政治体制的生机和活力。所以，结构要素和结构关系的适应调适，是政治体制环境适应性和功能有效性的根本和关键。从秦帝国至晚清，中华帝制的结构体系，在基本架构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在君权和相权、中央政府机构设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少变革和调整，以维持在社会变迁中结构合理性。然晚清以来，帝王体制积习陈旧，结构体系盘根错接，附着于结构体系之上的利益关系更是根深蒂固，加上最高统治者的狭隘偏私，帝王体制的结构性变革迟迟无法推进。1860年代之后的洋务运动，只是在维护传统帝制结构不变下，以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器物”层面的自救自强。1895年遭受甲午战争重创之后的“戊戌变法”，则是企图在政治上层架构中有所变革，但稍微侵害上层保守集团的结构性利益，即造毁灭性打击，“戊戌变法”转瞬即成“戊戌政变”、无疾而终。1910年代的清末新政步履维艰，其中的“预备立宪”一再拖延：1906年9月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1907年9月公布《九年筹备立宪清单》——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1910年10月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宣布立即组织内阁，表示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5月清廷公布内阁名单，“满九汉四”的“皇族内阁”出笼。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破灭，最后一刻，连梁启超也抛弃了立宪的幻想，转而支持革命。清末新政也许不乏“真诚”，但为时已晚，“整个问题像滚雪球似地从外围发展到核心”。[④]根基已经腐烂、朽木不可雕也，越来越多人对立宪改良失去信心。结构性革新拖延的代价终于要得以清算，“姗姗来迟的变法，已经不能挽救病入膏肓的清王朝，改变不了它必然倾覆的命运了”，[⑤]根本性国家制度“革命”在所难免。

　　3、帝王体制失衡紊乱，功能性失效。政治体制的功能是政治体系在一定的环境中的政治输出和产品，是体系环境适应性和结构合理性的体现和反应，也是政治体系维持活力和持续的绩效保证。好的政治体制的标准，最终体现在政治体系的功能输出，如能够保证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中华帝制几千年得以延续，反映了在封闭农耕环境中政治体系的相对有效性，也使中华文明得以在几大古老文明中绵延不绝、薪火相传。但19世纪中叶以来，晚清帝制日益呈现出功能性失衡和紊乱，一个接一个的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被蚕食，说明帝王体制在工业文明时代功能性残缺，已经不能提供保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对外政治功能。对内，帝王体制的政治功能也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稳定和秩序，软弱无能的统治者，腐败横行的官员，人口的压力和资源的匮乏，加上列强的侵扰，内忧外患一步步地推促中国社会陷入了社会的动荡和失序。仅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捻军起义（1853--1868）、西南回民起义（1855--1873）、西北回民起义（1862--1878）四次起义，就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破坏，并有约1亿人丧失。[⑥]，最后，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协调的结构性革新，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失衡，中央权威流失，地方绅权扩展，并直接促发了反抗风潮。1909年清王朝决定在全国各省成立谘议局，谘议局立即成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对抗中央王权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机构。如1911年5月在四川谘议局领导下，发生的对抗中央铁路国有化的“保路风潮”。帝王体制功能性失衡，政治统治和政治整合失效，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倾向蔓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各地政府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宣布脱离清廷独立者已达13个省，千年帝制顷刻瓦解。

　　4、帝王体制威信尽失，正当性枯竭。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是指政治共同体成员对政治体制的构成和政治权力的运行的认同和支持。这种认同和支持是对体制合法性和功能有效性的认可和肯定，是从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得以形成和验证的，也以一定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基础和理论支撑。简单地说，政治正当性是对意识形态说服力和体制有效性的认可和认定。政治正当性越丰厚的体制，越能得到政治成员自觉自愿的服从和支持，越能减少政治运作成本，提高体制功能效益。这对现代体制是如此，对传统体制也是如此。

　　中国传统帝王体制的意识形态，是以儒家的意识形态为基本理论的，其中包括以家庭伦理为中心、以忠孝仁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大一统仁政理想的社会观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⑦]“奉天承运”、“君权天授”、“主权在君”、“忠君爱民”、“三纲五常”等等，构成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基本规范，也在维系着几千年的帝王体制的运行。但“仁政德政”、“爱民如子”等理想，最后是要靠良好的体制运作效益来检验的，这也构成了“内圣外王”理想和子民生活困境之间持续的紧张。19世纪以来中国的悲惨境遇，外不能抵御列强，内不能安定民生，列强强加的屈辱，内乱造成的失序，不断地侵蚀着帝王体制的正当性资源。特别是帝王体制的适应性衰竭、结构性固化和功能性失效，使帝王体制的正当性支持急剧流失。1900年“庚子国变”之后，空前深重的社会危机，蜂起的民变与此消彼长的革命火焰，交错更迭、相互激荡，表明满清政权已经失尽人心。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⑧]此外，加上西方自由学说的传播和革命党人不懈的抗争，“主权在民”、国民平等、民主共和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一切都在耗损着帝王体制的正当性资源。

　　当历史老人终于迈进20世纪，中华大地处于剧变的前夜，从功能性的“器物层面”，到结构性的“制度层面”，再到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层面”，千年帝王体制的威严尽失，作为正当性基础的“共尊共信”全无，中国社会全面性危机蔓延，最终导致制度性“革命”难以阻挡，新文化运动呼之欲出。

　　二、为什么急速成功的制度性“革命”，也急速地逆转为“共和国幻象”？

　　“革命是唯一让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地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⑨]辛亥革命的伟大划时代历史意义正在于此。“辛亥革命的最大成就就是推翻了两千年来的帝制而确立了适应世界潮流的共和制度，这是一次大的国家结构模式的转换”，[⑩]它使运行了2132年的帝王体制决然终止，从此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延续开启了崭新的道路和空间。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在革命党人和支持共和革命的志士的不断抗争下，现代政治文明的观念得以在中国古老帝制的政治环境中传播开来。革命后，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是以根本大法的尊严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国民享有各种自由民主权利等现代民主观念。这是对“君权天授”、“忠孝仁义”等传统政治观念的革命性颠覆，使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发展之路，成为未来百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使“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天下人的共识。

　　辛亥革命使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得以建构并初步实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等组织已具备现代政党的组织雏形，推动了中国现代政党制度的形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了：总统制、责任内阁制、议会制、选举制和国民权利保障等一系列现代政治制度形式。使民主共和制的政治形态在中国得以落地实现并初步运行。

　　辛亥革命的成果，给与了帝王体制致命一击，从此难以复活。但辛亥革命促成的民主共和之子却成长艰难。为什么民主共和国制度转瞬逆转为“共和国幻象”？这同样可以从民国初年共和体制的环境适应性、结构合理性、功能有效性和正当合法性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1、民国初年的共和体制，难以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紧迫的政治任务和国情现实。民主共和制度虽然美好，但只能是未来的目标和理想。共和体制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难以适应外御列强侵扰、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紧迫任务，难以适应国内保证秩序稳定、发展经济和安定民生的急切需要，难以适应中下层社会结构基本未变的残酷现实。民国成立之时，“当日所写之宪法与下面一大群农村组织之关系极微，因为乡民的识字率一般认为只有5%。”[11]或者说：“只是皇帝的龙牌被摘下来而已，农村社会秩序并没有变化”。[12]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的县议会、省议会和国会两院议员的选举中，全国登记的选民，仅占全国人口的4%-6%。[13]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现代制度体制，并不完全适应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和国情，因而，发生制度性逆转也就在所难免了。

　　2、民国初年共和体制的制度结构，难以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持续支持。政治制度体系的结构合理和有效运行，不仅需要宪法性规定的周密严谨，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遵守和支持，而各派政治势力只所以自觉和被迫遵守宪法规定，实为各派政治势力的制约和均衡所致。如果有那一派政治力量胆敢破坏法律制度规则，必然得到反对力量的制约和法律的制裁。而民国初年虽有总统制和内阁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单一制和联邦制等种种政治辩论，有国民党、进步党和旧官僚派三大势力，但各派政治力量只是根据自身的政治利益对共和体制加以阐发，对民主共和体制衷心拥护和支持者少之又少。共和体制成了各派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随意加以解释和更改的政治工具，国民党对共和体制也许痴心拥护，但有心无力而无法抗衡袁世凯；进步党对共和体制认同接受，但内心对袁世凯保有幻想，期盼着“开明专制”；旧官僚派对共和体制无奈默认，但时刻关注旧时的体制和利益。袁世凯表面上接受共和，实为了得到大总统职位，暗中却一步步剪除异己，走向专制。1913年宋教仁的被暗杀，国民党人被迫“二次革命”及其旋即失败，标志着共和体制的被架空和废置，民主共和制成为“幻象”。

　　3、民国初年的共和体制，功能输出无法有效。由于民国初年的各派政治力量，少有真心拥护共和体制的真诚。加之，共和体制属于“上层革命”，和广大的中下层社会阶层几无关联，无法形成雄厚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民意基础。支持共和的人没有政治力量和决策权力，有政治力量和决策权力者又不真心支持共和。袁世凯假共和之命，行集权之实，可想而知共和体制的命运和结局。虽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颁布了三十几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之效。但短命的共和体制随即被袁世凯专制和军阀混战所替代，民主共和的强大功能无法发挥，共和体制的正当性也就自然被人质疑和批判了。

　　4、共和体制的正当合法性遭受质疑。民主共和体制的运行和维系，需要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条件：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多元互补的开放文化、平等竞争的政党制度、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等，更需要各派政治力量的平等、协商、宽容、竞争的精神。但当时中国时局任务的紧迫和复杂，共和体制仓促构建，各派政治人物甚至不知体制如何运作。共和体制没有强大政治力量的支撑，致使共和体制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陈旧的帝国体制已经拆除，而稚嫩的共和体制无力施展。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实力政治”横行于世，阴谋和政变成为家常便饭，军事实力的较量成为掌权的唯一依据。“军阀割据使刚出生的中华民国丧失了所有尊严，这情形也造成了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14]何止十年！共和体制功能不彰，也造成了国人对民主共和正当性的持久的质疑和诘难。

　　三、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民主共和之路如此艰难，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结构性支持？

　　问题是巨大的，而回答只能是简单的。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曲折中得出的启示，从制度变迁的意义上，民主共和体制需要适应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趋势和任务，紧紧围绕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阶段性主题；需要民主共和体制的宪法性规定合理严谨，并能够得到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民众的真诚支持；需要民主共和体制能够有效运作，充分保证政治整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民主共和理念的深入人心，民主文化的落地生根，民主成为民众的生活方式。这需要民主生活的伸展，民主生活的累积。而近代中国的时局和形势，并没有给予多少民主共和体制自然生成的时间和空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时刻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值此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两岸四地”的中华儿女和海外同胞，都应奋力推进中国的民主共和建设。

　　民主共和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扎实而有序地推进，奠定更加坚实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完善健全而有效的法治体系，包容各方积极的政治力量，维护持久和平的发展环境，民主而繁荣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周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①]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166—167页。

　　[②]【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4年第一版，200页。

　　[③]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版，255页

　　[④]【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24页。

　　[⑤]王宪明、蔡乐苏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述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88页。

　　[⑥]【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22--23页。

　　[⑦]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69--71页。

　　[⑧]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313页。

　　[⑨]【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10页。

　　[⑩]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110页。

　　[1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版，269页

　　[12]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142页。

　　[13]【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4年第一版，214页。

　　[1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版，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