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消防支队领导调整:高岗：尚未被朝鲜战争史家关注

　　朝鲜战争期间主持军委工作的依次是周恩来、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据《彭德怀传》记载“1951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3个多月，就病倒了”，林彪任职时间非常短暂再加上政治因素，正式出版的文献上几乎找不到林彪主持军委期间与朝鲜战争有关史实的记载。战争期间彭德怀全程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他回国主持军委时在朝鲜前线另有陈赓（1952年4月-6月11日）、邓华（1952年6月11日-）代理其职务，此种形式的代理体制下代理者的作用估计非常有限。战争期间在处理与战争直接相关事务方面，居于决策与指挥体系最高层的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值得探讨而至今甚少涉及的问题是：完整的指挥体制是怎样的、即除此3人还有谁的地位与作用最重要？1950年代发生了关于高岗的特殊政治事件，朝鲜战争史资料中涉及高岗的记载极少，一些传闻、回忆录又不足为信，笔者仅依据近年正式出版的几种官方资料（见文末参考文献）分析推测高岗亦是居于中国决策与指挥体系最高层者，其具体的作用与影响尚未被史家关注，有待后续可能的深入研究。

　　需要说明，中央书记处显然不直接参与战争与军事事务。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朝鲜战争而涉及书记处的内容有1952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彭德怀回国治病志愿军前方指挥由陈赓代理的报告”的批语：“同意，请即派陈赓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阅，退聂办”，也就是说仅涉及到高层人事任免才有书记处参与。

　　一、战争期间高岗在党、政、军系统的地位

　　高岗于1945年6月成为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一，书记处5位书记之后是陈云、康生、高岗。1949年6月高岗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排名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12月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1953年1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1951年11月5日高岗与林彪同时补任军委副主席列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之后，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兼东北各项职务。

　　概括地说，从朝鲜战争爆发至1952年底或1953年初高岗调入北京，高岗在党内排名第7(注：1950年6月任弼时病重其职务即由陈云代理，10月任弼时去世)，在国家、政府系统列毛、朱、刘、周之后排名第5，军队系统在毛、周、彭之后排名第4。同时高又是东北地区党政军首脑。以这四个方面与彭德怀比较，高岗仅在军队系统比彭低一位。高岗在党、政、军系统的综合地位是高岗在朝鲜战争的1950年6月25日至1952年底期间居于战争指导、作战指挥最高层的必要前提。

　　1952年底或1953年初高岗调北京任职其地位继续上升，但仅一年时间政治生命却告结束——1953年12月2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向高岗提出严厉警告。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遭全面揭露和批判后，8月高岗在软禁中自杀。次年３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由于高的政治生命在朝鲜停战5个月后即行结束，高在战争期间的活动与作用被多数战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缩小或略去，即使在将来开放更多的档案资料的情况下恐也难以搜求到有关高岗的活动痕迹，而随着时间的拖延口述资料更为难得，可以说这是将来全面研究朝鲜战争史的一大难题。

　　二、1950年6月25日-10月9日：高岗是参战准备阶段的直接指挥者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最早动员的中国军队是驻齐齐哈尔地区担任生产任务的第42军：29日高岗在沈阳紧急召见吴瑞林军长，令其率全军在7-10天集结于通化、梅河口地区待命。第42军到达指定位置后，在7月中旬高岗除指示部队开展作战动员、装备人员准备等一般工作外，还部署了两件与未来作战直接相关的事情：一是令吴瑞林军长带领参谋人员乘火车进入朝鲜，勘察新义州、平壤、熙川、江界一线沿途地形，二是指示第42军对渡江地点与方式进行实地考察与评估（注：还有一次更早的军事部署是，1950年5月驻南宁的第13兵团部奉命调往郑州，指挥已在河南的第38、39、40、43军进行整训，准备入朝作战——据时任第13兵团政委吴法宪记述）。

　　在第42军动员之后，7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国防会议并宣布组建东北边防军。因原定东北边防军主要负责人粟裕、肖劲光、肖华一时难以到位，22日又决定由高岗指挥东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初组建时确定为4个军3个炮兵师计25万官兵，限令8月5日前到达边境指定位置集结。8月下旬又决定将第9、19兵团分别配置于津浦线、陇海线列为东北边防军二线部队。10月8日东北边防军奉命改为志愿军，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彭德怀9日从北京抵达沈阳就任。东北边防军指挥机关始终没有组建，从7月13日至10月9日时间内东北边防军的调遣、动员、干部与兵员调配、训练、装备配置等均由高岗指挥，但在公开资料中几乎没有对具体事项的记载。

　　10月8日的命令同时规定东北“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后方工作”与“援助朝鲜事务”其实早已在高岗指挥下开展，尤以“援助朝鲜事务”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朝军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就是最困难的“援助朝鲜事务”，有关研究基本是空白。1950年10月22日金日成向中国政府通报（见《抗美援朝战争记事》）进入中国境内的朝军、党政机关番号，计有17.23万人，“训练时间暂定为5个月”，其分布地区最远达柳河，距中朝边界的铁路距离有210公里。《抗美援朝战争记事》对此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明：“中国政府与朝鲜政府协商，完成妥善安置”。事实上这应是战争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尽管有政府间协商，实际操作却可能很复杂，例如中国平民与地方政府如何面对？无论两党两国关系怎样好，在涉及近20万武装军人的事情上也不能不“先小人后君子”按规矩办。苏联作为老牌的马列主义指导国家，在政党、国家问题上历来奉行的原则是区别处理政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这在斯大林、赫鲁晓夫执政的各个时期莫不如此，典型者如1930年代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因兵败而退入苏联境内休整，必须遵守的条件是：交出武器、只能在划定的营地内活动。

　　三、1950年10月9日-1951年8月31日（一）：从战略决策到军级战术行动作战指挥

　　战争前期彭德怀与北京方面往来文电均以高岗为收电人，显示高岗也参与了作战指挥。

　　1950年10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分析东线敌方企图、指示我方用兵；

　　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东线第42军调度；

　　11月2日19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关于第27军渡江点安排（特别提及是高岗的建议）及西线作战部署，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应歼灭北进的美军第2师；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告宋时轮（第9兵团司令兼政委）、陶勇（第9兵团副司令）指示将第9兵团第27军用于新义州方向，第20、26军在沈阳休整待机；

　　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关于西线德川作战情况；

　　11月5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关于德川作战方针，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应以朝军总司令部名义发布战报同时说明有中国志愿部队参战，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第38军作战安排，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宋时轮、陶勇及高岗判断东线敌军可能威胁西线我军作战，最终决定第42军转调西线将第9兵团投入东线及作战方针；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朝方代表）并告高岗，同意下一步作战方针和部署；

　　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关于释放俘虏及对国际局势分析；

　　1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要求准备随时扑灭空降之敌；

　　11月28日5时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在西线集中4个军歼灭美军3个师的主力，2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在东线争取歼灭美军2个师及韩军1个师；

　　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宋时轮、陶勇指示利用两次战役之间作必要休整但不要提过冬休息；

　　12月2日军委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解方并告高岗、贺晋年关于西线肃川、顺川、安州地区作战安排；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内容大致同上；

　　12月3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时轮、陶勇、覃健（第9兵团参谋长）并告高岗、贺晋年指示长津湖地区柳潭里作战行动；

　　12月3日17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询问就地筹粮、大同江结冰、通往平壤铁路状况等事项；

　　12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指示派一个师进占平壤；

　　12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并告高岗同意彭德怀4日电所述战役部署；

　　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宋时轮通报美军在朝鲜的态势已无希望；

　　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

　　12月2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请示在“三八线”以北整补及第3次战役的安排；

　　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应在第3次战役完成后再休整；

　　1951年1月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高岗并抄送金日成汇报第4次战役情况；

　　2月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请示因第50、38军伤亡过大拟撤回汉江北岸；

　　3月23日彭德怀致电周恩来转毛泽东并高岗请示第5次战役准备；

　　3月25、26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关于第15、38、39、40军及第47军使用安排；

　　3月28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高岗关于苏联空军使用机场问题；

　　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关于各特种兵参战问题；

　　4月28日军委复电彭德怀并高岗，同意志愿军总部26日电所述方针与部署；

　　5月31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第42、47军以及第20兵团安排；

　　7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金日成、高岗指示和谈问题；

　　8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9月战役准备；

　　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关于9月作战调整；

　　8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决定9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

　　大量文电所涉及的既有战略决策、全军战役部署，又有兵团级、军级部队的战场行动。当然一定有高岗致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大量文电，但现有文献完全未记述，因此不能直接判定以上文电发给高岗的用意究竟是高岗完全参与了作战指挥？还是仅仅是附带将有关情况告知他？就高岗的综合地位而言，笔者倾向于前者。

　　1950年10月24日8时毛泽东致电高岗并告彭德怀邓华称“66军先头师到安东后，请即令其……在该军未与彭邓沟通电台通讯以前请你予以指挥”，26日1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称“请高令50军注意，从辑安及长甸河口两处对岸阵地向楚山（朝境）迫近警戒……”，这表明边境地区的部队调动及作战行动由高岗直接指挥。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电收发者仅1951年2-4月间有周恩来，原因可能是毛泽东在休养中（4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情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敌方企图撮要见告”，并指示第13兵团任务的安排），表明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反而没有或很少参与作战指挥。

　　四、1950年10月9日-1951年8月31日（二）：“中央代表”？

　　在此期间高岗的另一重要作用见于以下文电：

　　1950年11月14日北京方面特派高岗赴志愿军司令部与朝、苏方商谈联合作战指挥及第2次战役方针问题，首次提出成立三人小组的动议；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告知斯大林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

　　12月3日高岗陪同金日成到北京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谈；

　　12月6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报告金日成将于次日到达志愿军总部，11时再请示待东线战役结束后请高岗再来前方商谈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之组成（注：12月7日金日成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商谈联合司令部事项，但《抗美援朝战争记事》未说高岗是否参与，足见高岗的有关活动在资料中可能被缩小或略去）；

　　高岗出席了1951年1月25日首次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并在会上报告国内外形势；27日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向毛泽东请示可否拥护联合国“限期停战”决议、北撤整训，该电文由彭德怀与金日成、朴宪永、高岗、邓华署名；

　　2月5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告知日前金日成来志愿军总部商谈内容；

　　5月26日彭德怀以志愿军党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并高岗谈目前前线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拟召开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希中央派人指导；

　　7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高岗、金日成谈和谈会议几项事务及和谈期间军事安排；

　　8月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再次提出成立彭德怀、金日成、苏联大使三人小组的问题。

　　高岗夫人李立群在被要求揭发彭德怀与高岗如何勾结反党时称：

　　“彭、高接触时间最多是1950、1951年，在沈阳我们的家里。那时候正在抗美援朝，他们一个是志愿军总司令，一个负责后方供应。他们在房间里一谈就是一整天一整夜”。

　　彭德怀约在1950年10月19日进入朝鲜境内，至1952年4月回国治病止资料中仅有的回国记录是1951年2月21-28日就能否速胜问题向毛泽东面谈个人意见。李立群的上述说法表明彭德怀可能有多次往返边境与高岗面谈。

　　这些事件的性质及份量表明高岗的作用远超出了后方供应与作战指挥。

　　根据前述高岗在党、政、军及东北地区的地位以及战争中的实际活动（仅指这几种资料所透露者），如下判断是比较可靠的：1950年6月25日至1952年底（或稍早的时间）高岗是中国高层指导战争、作战指挥的四人组成员，是担任北京与朝鲜前线之间连接、联系以及处理苏军事务的中央代表。至于志愿军后方工作反而很少高岗直接指挥的证据，例如1951年1月22日志愿军第1届后勤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周恩来、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及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军事运输部长吕正操专程参加，但没有提及高岗到会。

　　《抗美援朝战争画卷》第145-146页称：“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最高组织者和总指挥，实际上是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作者使用“实际上是”的说法可能有压低高岗作用的意思，但无意中透露的信息却是：战争动员规模极大、战争后勤已发展为全国性的，而高岗担负的是比战争后勤更急迫、更重要的前线与战场运作，主持军委的周恩来反而没有或很少参与直接的作战指挥。本文上节也指出1950年10月9日-1951年8月31日期间北京与前线之间关于战略与作战指挥的往来文电收发者很少有周恩来，恰好也可互为印证。

　　五、可能由高岗直接指挥的志愿军部队

　　资料表明，志愿军司令部及彭德怀并非指挥所有冠以志愿军名义的部队。例如：

　　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及指挥所设在安东，基地在中国境内，朝鲜虽有多处机场由于遭美军反复轰炸从未使用过。正式资料中志愿军空军司令先后是刘震、聂凤智，但实际上战争前期的一年多时间里军委空军司令刘亚楼都在安东指挥所（据时任空军副政委吴法宪记述）；

　　志愿军安东防空司令部及其前身志愿军高炮指挥所（注：全军防空司令部作为独立兵种于1950年9月组建，1955年升格为防空军，1957年与空军合并）；

　　志愿军铁道运输司令部；

　　担负机场修建的第23兵团；

　　1951年6月以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后勤指挥所为基础成立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

　　其他驻地及活动范围就在中国境内的志愿军部队以及苏军第64战斗航空军。

　　最有可能指挥或节制这些部队的应是高岗。

　　六、1951年9月后至1952年底高岗进京：有关具体情况尚待探究

　　1951年8月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再次提出关于成立彭德怀、金日成、苏联大使三人小组问题后，很少有与高岗有关的电报出现，仅有1952年2月1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令第一线部队停止“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全力对敌，2月21日军委致电彭德怀、邓华、甘泗淇并高岗、贺晋年关于细菌战的指示，2月23日彭德怀致电周恩来、高岗告知反细菌战部署情况，3月16日周恩来致电高岗关于防疫工作安排。

　　此期间为什么涉及高岗的文电减少甚至没有？目前无法弄清楚这是当时的实际状况，还是这几种官方资料未收录或未指明与高岗有关的文电？高岗恰又于1951年11月升任军委副主席且仍主政东北，责任与权力更大，理应与战争指导、战略决策问题更加密切相关。这里只能推测发生了某些情况，例如高岗被授权处理其他事情或患病或因取消第6次战役转入阵地战后北京对前线的直接指挥减少。

　　1952年3月以后《抗美援朝战争记事》不再有高岗的往来电报，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并于7月初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据说彭曾推辞，并建议由高主持军委），仍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由于彭德怀就在北京一身兼二职，则高岗所起的作用与所负的责任已大不一样了。不久（11月）高岗调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兼东北各项职务。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及其主席一职，已有的研究均指出其特殊地位，或称可与政务院并列。1952年3月后高岗是否离开战争指导决策层不得而知，即便如此也是因其走上了另一条更为重要的上升之路。

　　参考文献

　　[1]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记事》，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2]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

　　[3]《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年

　　[5]徐焰、吴少京《抗美援朝战争画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6]吴瑞林《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金城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