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市交警支队电话:郭沫若的五大人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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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五大人格问题
2008-11-17 10:02:25 来源: 网易历史综合- 昨天是郭沫若诞辰116周年,他在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四)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该文中说: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达夫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当晚把一首七绝《咏风筝》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她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作过笑谑。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钟过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三卷第414—415页)
郭沫若在这里表面是谈诗,是纪念于立忱;实则不然,其重点是“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深夜“我回到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诉读者: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
同居,在那个时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别是新闻和文艺界更属时髦。不过,在这里郭沫若并非无意为之,他用心良苦啊!如果我们将此篇和他的《回到上海——一座荒坟》、谢冰莹《于立忱之死》综合起来读,就可能发现他这一“春秋笔法”的妙处及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谢文引用于立忱在医院堕胎时说的话:“到半月前,他(郭沫若)来找我了,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脸面见人了!”这表明她从怀孕到堕胎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
郭在《一座荒坟》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这也向我们提供了确认于堕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郁达夫被拉到“立忱寓里去”的时间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以上三个时期的加减,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郁达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里去”时,于立忱已经怀孕两个半月左右了。如果此类花边趣闻真的传播出去,其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将不堪予估,原来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会捧腹。鉴于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饰,去遮盖,去寻找替罪羊。这时正在东京的郁达夫,无疑便是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人选。他把郁达夫拉到于立忱那里过夜,日后一旦事发,郁达夫逃脱不掉,而他则可跳出场外。
的确,如果我们只读郭的《断线风筝》而不读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那就会真的以为造成于立忱自杀的罪魁是郁达夫而非郭沫若。这是郭沫若精心谋划的“金蝉脱壳”计,郁达夫是冤枉的。
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卖朋友,不惜背叛爱情的,友情和爱情都被叛卖了!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备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亵渎了,自杀了,死去了,已经躺在坟墓里了,却又被挂着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招牌、头戴名诗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耻辱而又耻辱的黑灰。
于立忱在堕胎时,对她的朋友谢冰莹说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个这么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这句话,无疑是指郁达夫被郭沫若拉进她的寓所里去这件事;同时也包含着对郭沫若整个人格面貌的品评。虽然话有点偏激,但从他自己写的这篇《断线风筝》中似可得到印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报》)
(六)人格表现综述
——站在野蛮而残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虽已七十三岁高龄,还是坚定地大声说“地球仍然在转动”;
——法国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罚款、被流放的危险,为普通犹太籍军人德雷斯特申冤,写下了为正义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诉——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无情揭露法国军事当局制造谎言、陷害无辜的罪行,使这一臭名昭著的国家罪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月革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宁)
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在这里,一定会有读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阴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无度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临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要求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飞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们怎么还好嘲笑他是“风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们应该宽容,应该为他留点灵活周旋的人生空间!但丁也曾为了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为了缓和同沙皇贵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灵》第二卷中进行道德说教吗?就是我们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战士”,“谥号”美妙得很,在那时不也三缄其口,或“装死躺下”吗?你笔者本人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要自吹自擂,谁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几许人也,现在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否有勇气敲敲自己的天盖,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吗?况且,李一氓也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
这一切是否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态度呢?在国家危机、人民倒悬之时,每一“匹夫”尚有赴难献身的责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为什么不学习高尔基,不学习鲁迅?为什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弥尔屯——这个盲者还敢于向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提出“个人不得独裁”的警告;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还表现出“脱却乌纱帽,敢作南包公”的大无畏气概;普希金——这位曾在“这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宽恕和同情的伟大诗人,在沙皇的权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头颅、挺起他的胸膛,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胆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词、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贵的品格,更需要我们敢于自我牺牲,他本人也表白过:“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兑现,如果洪水一来,只知道抢船;树叶一落,作鸟兽散,将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间?
总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
郭沫若在职高位显之时,“也沾染了不应有的鄙俗、虚伪的感情和情绪”,(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说,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
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有删节)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