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化气什么情况会爆炸:刘道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刘道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6-04 09:59:24  

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中评社北京6月4日讯／“对于武汉大学，对于中国的教育，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刘道玉先生都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符号，他代表了一个年代，他是一个时代的英雄。这个符号背后包含了许多太深刻的内涵……”以下是学者陈浩武的文章”作为知识分子的刘道玉先生“： 
 
　　自从李为在网上把她写的关于刘道玉校长的文章发给我后，我就突然有了要写一篇东西来回应她一下的冲动。严格的讲，李为的文章整体文风比较阴柔，是女性的风格，但她用的标题却深深打动了我，“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的词，非常贴切，非常传神地道出了刘校长的为人风格和生平处境。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我特别喜欢苏轼，特别喜欢他的词，特别喜欢这首《定风波》。
 
　　记得我重获自由后不久，一位老朋友专程从上海飞赴武汉来看我，酒酣耳热之际，他一定要我送本书给他作纪念。我手头仅有的那本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我的演讲集《人与资本》，他坚持一定要我写个字在上面，我提起笔，毫不犹豫的在扉页写下了这首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个可爱可敬的苏东坡，就凭这首词而鲜活起来。他是一个旷世才子，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把中国诗词歌赋推向了顶峰的人才；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历经千年无人超越。他又是如此多灾多难，一生中流放，坐牢，罢官与他如影随形。令人敬佩的是，面对挫折打击，他又是如此的达观，如此的超越，如此的洒脱。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阳却照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作为文学家，作为诗人，他把文学作品所推向的难以企及的高度，更在于他在坎坷和挫折面前始终能保持的一种遇祸不惊，笑对苍茫的高尚人格和良好心态！
 
　　写文章的更大冲动来自于刘道玉先生的北京之行。 

　九月二十四日，刘先生为其新著《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专程赴京，二十五日在泰康大厦十一层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武大北京校友会主办了这次活动。武大校友来了一百多人，许多人甚至是从郑州，上海，沈阳专程赶来的。尽管会议的组织者一再告诫会议室可能不够用，不要带更多人，但许多人仍源源不断闻讯前来，主办者只好在会议室外的走廊上再摆上几十把折叠椅。我利用自己上午和刘道玉校长去拜访经济学界泰斗于光远先生的机会，打电通知了好友姚国华。姚虽不是武大校友，他毕业于兰州大学，现在华工任教哲学，但他也是刘校长的多年好友。
 
　　会议是热烈的，许多人争先恐后的发言，精彩异常。《女大学生宿舍》的作者俞杉在麦克风前激动的流下了热泪。大家在回忆，回忆那个美好的年代，一个美好的校园，一个美好的校长。在热烈的气氛中，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八十年代，又看到了珞珈山，樱花大道，在我们眼前晃动着“路石校长”那挺拔，潇洒的身影，一幅幅令人激动的画面…。
 
　　整个会议我没有发言，尽管李为不断地在我身边鼓捣，我还是选择了沉默。现在的我，更倾向做一个安静的听众，更喜欢观察，喜欢思考。
 
　　对那天的座谈会，我事后的评论是，情感多于理性。
 
　　座谈会的热烈，实际折射了大家的思想定格在那个年代，定格在对那个年代的美好追忆。那是八十年代之初，经过了十年动乱，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是一个少有的积极向上，政治清明的年代；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重新在人们心中燃起神圣之火，读书有用了！读书可以报国！一代青年学子心中充满激情，一股民族正气在上升，……在这个特定背景之下，美丽的校园，全国最年轻的校长，在青年大学生纯洁的心中被定格为一个浪漫的情结，这就是“武大情结”
 
　　但是，我感到大家在热烈追忆的同时，忽略了对刘道玉这个历史人物的理性分析。
 
　　对于武汉大学，对于中国的教育，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刘道玉先生都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符号，他代表了一个年代，他是一个时代的英雄。这个符号背后包含了许多太深刻的内涵。对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们不仅仅需要对他的安慰和赞扬，更需要一种理性的条分缕析。
 
　　就这个主题，我和姚国华通了几次长长的电话，他后来发给我的邮件中说：“我要说的是，道玉先生的悲剧，决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中国人还没有走出，而且还将深深的影响着一，两代人的悲剧”，姚国华是很有见解的。
 
　　刘道玉是一个多棱面的历史人物，作为武大校长的刘道玉；作为教育家的刘道玉；作为改革者的刘道玉；乃至作为学者，作为化学教授的刘道玉……，我感到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写他，都是有很多素材，都会很饱满，很高大；但我也感到，在这些角色的背后，刘道玉还有一个更综合更抽象的形象，一个从人格精神角度去把握的形象，一个其他人尚未去描写，去触及的形象，那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刘道玉。
 
　　什么叫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内涵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界定一个定义。
 
　　翻阅书籍，去电脑上搜索，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可谓浩如烟海，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概念，必须要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　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向社会表达正义和良知的声音；
 
　　第二，　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他们不依附，追求人格独立和自由表达，正如路易斯.科塞所说，知识分子“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人”；
 
　　第三，　知识分子不盲从，他们是真理和权威的挑战者。正是知识分子阶层对所谓“真理”和“权威”的不断挑战，才使社会不断进步，人类不断自我革新。
 
　　这些定义当然有待讨论，但我的这些定义仅仅是作为一种铺垫，一种对刘道玉先生描述和把握的铺垫。

　　刘校长离京后，我把他的送的书认真的读了一遍，有几个情节印象极深，其中一个是“生不愿封万户候”。讲到他作为国家教委领导候选人，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作为武汉市市长候选人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有些事也不乏传言，但是在任武汉市长这一事中，中央书记处是已经有定案，派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陈柏村前来征求意见的。但他竟然“上访要求不当市长”；在北戴河，李铁映接见，承诺其担任国务院领导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小组的负责人等…，亦被其婉拒。
 
　　为什么不愿当官？这是许多人对刘先生的一个疑问。 

　　他回答了两条，一是自己的禀性不适合做官，自己的风格是“思若大海，行为天马”，“不违心，不惟上，不当工具，不做奴隶”；二是他认为做官与做学是两个不同的“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认为他说的是心里话。他的目的是要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和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不遗余力的钻营，不惜一切代价去“买官”，去“跑官要官”，去蝇蝇苟且的人相比，刘校长是个“异类”，但是，正是这种异类的性格，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独立性，体现了一个知识份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
 
　　在中国，知识分子谋官容易，知识分子独立最难！
 
　　自汉以来，儒家学术被定为一尊，世代的读书人都深受其影响。然而正如福泽渝吉所批判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事君”，事君就是要当官；读书――入仕――实现抱负，是文人的三步曲；自明以降，由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读书人更关注社会，这虽然比过去那种一心读经的腐儒有进步，但其过度发展也更加重了文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对政治的依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毛病也在此，动辄以天下为己任，如不能立即实现就心绪不宁，坐卧不安，要实现天下己任就要为官一方，除此之外，别无它途；获得当朝欣赏者，则志得意满，趾高气扬。“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遍长安花”。预示着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如得不到当朝欣赏，得不到皇上的肯定和重用，不能为官，则惶惶不可终日，焦虑不安。
 
　　李泽厚呼吁中国知识分子“保持理性”和追求“自由主义”，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本能的在政权之间选择和归附，急于效力，自觉不自觉的卷入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很难冷静地超脱地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日本学者福泽渝吉在明治维新前后，始终保持一种冷静的气质和稳定的心态，既不遵从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维新政权。正是这种超然独立立场，使他在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时避免了被大众思潮和时尚的影响，真正为国家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成为在民族转折的重要时刻清醒的指路人。
 
　　知识分子很难保持独立，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专制主义，总是在夸大一种对立，一种冲突，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状态，非好即坏，非正确即错误，非进步即反动，互相威胁，非此即彼。这种逼仄的精神空间，使得知识分子总是要被迫面临一种选择，这就很难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和一个更超然的立场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内部和自身的原因上分析，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事君”的鼓舞，以致 “太激进，太焦虑”，急于实践自己的理想。
 
　　刘校长不愿意当官，不是不愿做事，相反，他是要做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办教育。武大校长的位置，就是他办教育这件大事的最好舞台。他说过，之所以不愿进京，不愿当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大的吸引，他舍不得离开武大这个舞台。
 
　　也有人反问：既然你不想当官，为什么又当了那么多年的校长？
 
　　他回答是：校长不是官。如果认为校长是官，那也是个“学术官”；另外，看你以什么态度来当校长，可以把它当官来做，也可以把它用来干事业。
 
　　我想，刘校长是深谙究竟怎样去当一个校长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在事实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年代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文化，这种时刻，最需要知识分子的远见，最需要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知来发言。而这个时候的大学，应当是知识分子自由表达的最好舞台。
 
　　中外历史证明，一个大学校长，往往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师，成为一个民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指路人。比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德国在复兴前夜的柏林大学校长费希特；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庆应大学校长福泽渝吉；以色列在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希伯箂大学校长魏茨曼…。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一个民族的崛起不是以大学为核心的，而大学校长，则是这所大学的灵魂。
 
　　我想，刘校长是很懂这一点的。在他任上的武汉大学，实际上是承担了自由思想交流的舞台，从以后对他的批判中可以反证这一点。有人攻击，说武汉大学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摇篮”。在他被免职以后，他在88年10月26号写给李为的信中说：我之所以不再复出，是因为环境，年龄以及个人价值观等因素决定的。是的，我并不为年过半百自忧，壮心尚存，但我不想把精力耗尽在无端的摩擦中去，我愿献给自由的文化，科学，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去，这贡献也许不是一官半职所能比拟的。 

　　刘道玉能否成为费希特？能否成为福泽渝吉？今天来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民族的复兴，没有一所完整文化意义上的大学，一所独立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表达的大学，没有一个以这所大学为核心的文化中心，几乎只有失败一途。
 
　　我想，如果我们保持了在打到四人帮以后那段清明的政治，如果我们保持了八十年代中国人心中的激情，如果我们保持了大学高考制度恢复而振奋起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能让大学自由的表达，而不是整天神经衰弱的“反自由化”，如果……，如果….., 那么，刘道玉，或者张道玉，李道玉的确有可能成为费希特，成为福泽渝吉，成为又一个蔡元培的。可惜的是，这一切都不存在，这就姚国华所说的“悲剧”的含义。他在后来发给我的邮件当中悲愤的说：
 
　　“这是在中国，在一个只顾经济建设的中国，一个以跟踪别国为发展之路的中国，一个由一帮愚昧的，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家主导的中国，一个以GDP为转移的中国，一个居然想的出以大学产业化来拉动GDP成长这样荒诞主意的中国。
 
　　“在这里，人是不需要拥有自己大脑的，大学仅仅是服务于经济目标的工具，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学独立的思想和创造力，不仅不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而且还构成对政治稳定的威胁。这样，大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我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社会的“泛行政化”，大学正在日渐退化，退化成一个部门，一个社会单元，甚至退化成一个挂着“副部级”或“正局级”牌子的文化行政衙门。
 
　　座谈会后，我把刘道玉先生请到我家住了一晚。在北京西郊，一个绿树环绕，“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所在，我们进行了长谈。
 
　　他告诉我一件往事，1985年武汉大学为土地问题和临近一所大学产生纠纷，被人状告到省委，要求省委出面协调。因为省委书记最宠幸的秘书毕业于那一所学校，估计在人前人后说了许多闲话，刘道玉发现自己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
 
　　先是开会并没有在前一天通知他，所以他按照原计划去同济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武大老教授，待他匆匆赶到会场，已是姗姗来迟，封疆大吏脸色自然不好看。
 
　　会议中，刘校长对对方的指责据理力争，省委书记大为不悦，批评他“以势压人”。刘说：XX同志，你用词概念欠妥，武大是一所大学，XX大学也是一所大学，我们是平等讨论问题，何来压人之势？把书记呛的哑口无言。
 
　　最后这位书记说，省委决定把这块有争议的土地收归政府管辖，刘大声抗议：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政府拨土地给大学办教育，哪有政府从学校收回土地之事？！如果是你个人的意见，我表示反对，如果是省委的决定，我恳请省委慎重决策，真要出此下策，我决不执行！说罢，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
 
　　八八年刘校长被突然罢免以后，还是这位书记托人带信，表示很希望和刘见一面，在他的办公室好好谈谈。刘转告说，我现在已是一介平民，无事可谈，如果真的要谈，请XX同志步行到武大来，我愿意见他，他如果坐车来，我不见！
 
　　道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强权面前，在达官贵人面前，总是一副傲骨，一副知识分子的傲骨。一副很让人不舒服的傲骨。
 
　　写到这儿，也该搁笔了。浏览新闻，突然发现网上一则出自燕赵都市报的文章，标题是《是什么在拖我国全球竞争力的后腿？》文章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46位下降到49位，而且是连续3年下降。
 
　　为何逐年下滑？文章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础科教领域投入不足和技术创新环境的缺乏。人们的聪明才智受到体制性的压抑所致。
 
　　由此我想到刘校长的教育思想，他从80年代初起，就呼吁大学应当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放在首位，以后又提出创造性的人才观。他在武大任校长期间，为了实施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标，提出培养大学生的金牌精神，营造民主、自由、开拓、创新的学习研究风气，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想，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呢？
 
　口人物简介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刘道玉因“任期已满”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刘道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

　　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六、停止大学办分校；

　　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八、实行教授定编制；

　　九、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他曾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却在22年前提早被免职。他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兴衰的见证者，今年78岁，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但他依然不停地为中国教育改革呐喊。继出版《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后，前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先生的新作《中国高校之殇》付梓。在该书的序言中，刘道玉说，他热爱教育甚至胜过了自己的生命，看到大学之乱象，倍感痛心疾首，之所以写文章痛斥歪风，实乃良心驱使。

　　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寸步难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教育部大一统的集权领导体制，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

　　记者：您的新书《中国高校之殇》，从字面意思来看是，您认为中国大学精神已死？

　　刘道玉：“殇”本来是指死亡之意，我是借用“殇”字来形容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中所受到的伤害，用“殇”字来形容大学精神丧失是恰当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传统的大学精神已基本死亡，包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也都荡然无存了。学风乃是学术生命之源，学风正，则学术兴旺，而学风坏，则学术凋零。我国高教上的种种弊端，都与大学精神丧失息息相关。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学变革，最首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刘道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寸步难行？高教上的乱象又是怎样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就在教育部大一统的集权领导体制，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决策与管理权，剥夺了大学本应享有的独立自主权。在这样的体制下，谁敢越雷池一步，谁敢自行改革呢？

　　几天前，我与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先生讨论高教问题时，他说美国建国后的200多年里居然没有教育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设立了教育部，但在其管理职责上，都是不管……而中国教育部恰恰相反，其职责是要管、统统管，甚至连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能否在校外租房，大一学生能否买电脑等，也都要发个文件。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难道大统一的计划教育部能够振兴中国的教育吗？教育部放权了，就会出现我国教育改革园地里百花争奇斗艶的大好景观！

　　记者：在推动教育改革中，您认为目前还有哪些可以切实推行、而又没有做的？

　　刘道玉：从局部来看，亟须而又可以推行的改革措施有不少，教育部和大学的校长们应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例如，民主选举大学校长，这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措施；认真研究和回答“钱学森之问”，推行创造教育；建立大学教授委员会，赋予他们督察学术腐败的权力，制定学术诚信制度；开展通识教育试点，然后以点带面普遍推广；从严治校，清理不合格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导师；改革说教式的和不受学生欢迎的思想政治课；改革陈旧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的整体上设置一些新课程，等等。每个大学，应有各自的改革侧重点，办出各校的特色。

　　今天批准学校筹备，明天批准专业设置，这不又重蹈老路了？

　　记者：近来大学改革最受关注和期待的，当数朱清时先生主持创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您对南方科技大学有些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刘道玉：朱清时提出了不少好想法，如“大学要去行政化，行政部门要为教授服务”，“不拘一格选人才，将从高二选招优秀的学生，从国外招聘高素质的教师”等。对于这所新办的大学，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充满着期待。

　　最近，从媒体上得知国家教育部批准了筹建南科大，并同意把学校作为改革的试验田。我不禁担心，今天批准学校筹备，明天批准专业设置，再后来还要批准研究生授予权，最后还得接受它的检查和评估，这不又重蹈大学体制的老路了？请问：哈佛大学先于美国建国，它是由谁批准的？以色列建国前，于1932年创办了希伯来大学，它又是谁批准的？我国的西南联大又是谁批准的？

　　我最想对朱清时校长说的是，如果深圳市计划投资100亿，那就请把钱捐赠给大学的董事会，大学就是名副其实的私立大学，享有完全独立自治权。

　　我国高教领域的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完全替代了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致使冒进、浮夸、瞎指挥、造假、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之风盛极一时。

　　记者：不少学者提出“教授治校”的方案，您怎么看？

　　刘道玉：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先生管理大学的核心理念，是尊重教授地位的表现。

　　在我国现实情况下，既不可能实行教授治校，也不能兑现校长治校，核心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大学中党领导一切的做法，无论是对发挥校长的作用或是繁荣学术，都是有害的。因此，必须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比如汪辉事件爆发已这么久，清华大学本来有足够的时间查清事实真相，却久久没有组织调查，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孰是孰非，绝不能靠批汪和挺汪的人数之众，而只能依靠事实。

　　过去发生在另一所大学的学术抄袭，群众纷纷要求身为院士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调查，但他却说：“没有党委的指示，我不能调查。”这就说明，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受到了掣肘，也就是说，学术腐败涉案人员，受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的保护，所以清查腐败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无论是清查经济腐败或是学术腐败，都必须建立独立的检察委员会，秉持“只认得真理而不认得利害”的大无畏精神。

　　记者：不少学者言必称西南联大。您认为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于今日的大学校长会有哪些启示？ 

刘道玉：西南联大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成功的典范，也成了绝唱，其教训十分深刻。既然西南联大办得如此成功，那为什么没有继承和发扬它的大学精神呢？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把包括西南联大在内解放前的东西，一律斥之为封资修的思想，一概予以否定，这种思想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其次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高教领域的“三大主义”恶性膨胀，即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它们完全替代了联大的办学理念，致使冒进、浮夸、瞎指挥、造假、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之风盛极一时，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问题频仍。

　　我国大学的办学者普遍存在叶公好龙的思想，一些人喋喋不休地高喊改革、创新，但只打雷，不下雨；天天喊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但那些一流大学的经验又拒绝学习；口头上都赞扬西南联大的成功，但又不愿按照它的大学精神和理念去做。

　　不避刀俎，为教育改革呐喊。

　　记者：您有不少学生都是在教育部或者大学任职的，他们怎么看您对中国大学的激烈批评？

　　刘道玉：近年来，我发表过许多教育评论和访谈，说是批评也好，或是炮轰也好。但是，我既无意取悦谁，也绝不想伤害谁，只想根据教育规律，说自己想说的话，仅此而已。当然，我知道自己发表的某些看法，肯定会引起在位的某些领导者的不快，目前我还没有明显地感受到压力和麻烦。

　　但是，遭受不公平的事是有的，如我该享受的待遇被剥夺了，我应该参加的活动不被通知，学校也一直在致力于“淡化”刘道玉的影响或“去刘道玉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层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我十分友善，在他们权限内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一个人的志趣、个性、信仰和价值观一旦形成，那是很难改变的。为了坚持真理，我不顾个人利害。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我不避刀俎，永远做一个真实的自我，依然不停地为教育改革而呐喊！

　　（来源：东方网2010-11-22 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