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民众大抗争 文革结束征兆

　　1976年4月4日至5日北京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同时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遂行暴力镇压。由于悼念活动和暴力镇压主要发生于天安门广场，故称天安门事件。运动波及全国范围，形成强大的群众运动，是为四五运动。 

 　　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是中国民众对文革日愈积累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对江青集团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对周恩来、邓小平集团表示了支持，由此被称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为江青集团的垮台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文革已近尾声。同时，江青集团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彻底打倒了邓小平，巩固了党内权力，遂加快开始夺取最高权力的最后斗争，并由此导致本身的败亡。
 
　　周恩来自从1975年初在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后，即卧床不起，直至1976年1月8日去世。在此期间，主持中央的邓小平因在全面整顿中触及对文革政策的否定，重新为毛泽东打压。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同时表达了对批邓和四人帮的不满。
 
　　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了上海《文汇报》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周恩来生活过的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压制。3月28日清晨，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百名师生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上街游行。沿途许多人加入，汇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3月29日，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数百名学生在街道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当晚拥向火车站，把标语刷在列车上。南京事件继续扩大，悼念兼抗议风暴遂席卷全国。
 
　　在北京，3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第一张悼词。4月1日出现诗篇：“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4月2日出现第—支游行队伍。中国科学院一零九厂和北京重型电机厂制作的巨大诗牌和钢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到4日，天安门广场吊唁者已有两百万人次。
 
　　4月1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全部覆盖大字报、大标语，要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当晚，政治局会议认为全国流传的“总理遗嘱”干扰破坏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要追查。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后，得到他的认可。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则指称是邓小平幕后策划，他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议决定当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并说“天下已定”。

 　　4月5日凌晨开始清场，收缴花圈、标语横幅等物品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广场路口和纪念碑被封锁，至凌晨五时，在数千民兵和警察的包围下，逮捕了当众宣读传单的人。一百多人被集中审查，其中有二十多人查出身上携有“反革命”传单材料。
 
　　清晨，当大批民众到达天安门广场，发现花圈和花圈护卫者全部消失后，激起众怒。一万多人围聚人民大会堂，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午，民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要求均遭拒绝。民众火烧了小灰楼，砸毁官方汽车，冲击并烧毁了一座军队营房，与军警、民兵和便衣扭打。
 
　　政治局下午2时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必须立即镇压。
 
　　姚文元在日记中记载说：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当天晚上六点半开始，天安门广场上反复播放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表示“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功，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一小时后多数民众散去。到九点半，一万名民兵、三千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清场。现场被捕关押38人，整个事件前后被捕388人。
 
　　4月6日凌晨政治局听取了公安部、民兵、卫戍区的报告后，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是“反革命暴乱事件”，“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
 
　　毛远新于凌晨三时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毛泽东则批示道：“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择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7日上午，毛远新再向毛泽东汇报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毛泽东对当局的措施再予肯定，同时提议由政治局作出决议，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政治局立即开会发出此两项决议。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了所有领域。
 
　　4月8日，北京举行超过百万人的庆祝粉碎四五反革命游行。同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信中向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文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一文，把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说成“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