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管理招聘:近十年关于《琵琶记》悲剧性及人物形象的研究综述

【摘要】《琵琶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经典的悲剧，它的悲剧性、悲剧的人物形象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琵琶记》悲剧性及人物形象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梳理。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的思想更为解放，观念也在不断更新，文学研究的视野也随之开阔起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十年关于《琵琶记》研究的文章有100多篇，其中，对其悲剧性及人物形象的研究占多数。对《琵琶记》研究的广度、深度，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下面就近十年来关于《琵琶记》悲剧性及人物形象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梳理。

一、关于悲剧性的研究

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琵琶记》是一部悲剧，其悲剧意蕴深刻而复杂。苏远尚的《<琵琶记>悲剧意识论述》指出，“它首先是一部生活悲剧，又是一部时代社会的悲剧。”[①] 他认为，蔡伯喈欲尽孝却被父亲“逼试”，而后又遭“逼婚”，最终导致尽孝不得还被指责不孝的境地。这是封建纲常施加于主人公身上的悲剧，从理想与现实、人与社会的冲突中表现了生活的悲剧。而戏剧中相府的豪华宴席与赵五娘吃糠两者之间强烈的对比足以揭示出统治者的所谓升平盛事实际上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这就是时代社会的悲剧。此观点继承了黄仕忠先生所说的“蔡伯喈的悲剧本质上是一个时代社会的悲剧。”[②]

从戏剧冲突和伦理上揭示其悲剧性是对《琵琶记》悲剧性研究的主要角度。如张婷婷的《当是其妙处不传——管窥<琵琶记>的悲剧性》一文中写道：“与其他古典悲剧相比，《琵琶记》蕴涵着超越性的长处。全剧的核心冲突不是评判性的，而是关乎两股互不相容的伦理力量。”“《琵琶记》中的冲突明显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剧中人物既无大奸大恶之徒，也没有尽善尽美的君子。冲突的产生无关善恶、忠奸或是美丑的交构，而是更倾向于两种互不相容的伦理力量的抗衡。”[③]刘洪生的《从人性角度看<琵琶记>的伦理悲剧》中“从人性的角度，揭示‘忠’与‘孝’的自身的冲突”，蔡伯喈和赵五娘“虽然为实践‘孝道’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作为孝道具体对象的‘父母’仍落得‘饥寒死’的悲惨结局。这真是多么荒谬的世界啊！”[④]

张婷婷的《当是其妙处不传——管窥<琵琶记>的悲剧性》还从戏剧的结局剖析了“大团圆”始终掩盖不了，也弥补不了的悲剧实质。“《琵琶记》中，延续至终的是主人公心头永不能抚平的悲哀和苦难的不可补救，冲突似乎最终并没有得到实质的解决。”“虚设的‘大团圆’只是无尽悲哀的开始，悲剧的冲突反而不能得到解决。”[⑤]

马明杰还从价值学、接受论以及美学等层次来对《琵琶记》的悲剧性进行进一步展开论述。他在《从〈琵琶记〉的大团圆中惊醒》一文中从内容和结局两个方面分析了《琵琶记》悲剧性。其中内容的悲剧性有三，即“个人价值实现的悲剧”、“情爱现实的悲剧”及其“作者审美理想的悲剧”。大团圆式的结局的悲剧性也有三：一是重伦理轻抗争的“文化伦理的悲剧”；二是大团圆结局对痛苦的遮蔽造成的“艺术模式的悲剧”；三是“艺术接受心理对悲剧的麻木”造成的“人生体验的悲剧”。[⑥]

对于一般作为喜剧标志的“大团圆”结局在《琵琶记》中却反射出悲剧性，李跃红在《论<琵琶记>在悲剧研究中的价值——兼谈一种新的悲剧思想：“核心价值破碎论”》[⑦]一文中分析了其深刻原因，并且总结出了这一现象在悲剧理论研究中的多方面重要意义。这是对《琵琶记》研究中的一个较大突破。

二、关于悲剧性人物形象的研究

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悲剧性研究的一部分，因为三个主要的人物形象都充满了悲剧性。

《琵琶记》里的蔡伯喈和赵五娘两个人物形象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于蔡伯喈的形象，基本上都认为他是受到封建伦理纲常严重压迫的悲剧人物，但他也绝不是戏曲中歌颂的“全忠全孝”之人，甚至他还是会被认定为一个罪人，如刁国利的《试论<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的悲剧意蕴》中说：“综观蔡伯喈的仕途之路，无论他为他的不孝找到多少条理由，无论高明用多少章节来抒写他内心的愧疚、对家乡父母妻子的思念，在现代读者的眼中，他仍然难逃一个负心郎的罪名，而这就更加显出他的悲剧性。” [⑧]

对于赵五娘，她一直被认为是品质完美贤妻的楷模。然而，从女性的角度和立场看，她身上有着更深刻的悲剧。孙玫、熊贤关《解读〈琵琶记〉和〈白兔记〉中“妻”的呈现》(《艺术百家》2004年第05期)和王菊艳的《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与儒家文化——从高明的〈琵琶记〉和南戏“四大传奇”谈起》(《大连大学学报》2004年05期)等文章均认为赵五娘克己行孝，面对苦难逆来顺受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父权意识的强化，而丧失了女性自我意识。林倩婷的《赵五娘：“双面”伊人——解读<琵琶记>女主人公形象》[⑨]说：“从女性主义角度的层面上说，赵五娘是中国古代千年男权社会的产物——‘天使’与‘糟糠’‘共生体’。此特殊的‘共生体’并非天生而成，正如中国古代女人的‘小脚’根本不是‘天足’一样，皆是男权社会统治酿造出的一种悲剧——女性边缘化并丧失了主体地位。以赵五娘为代表、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具有广泛意义的妇女悲剧的实质正是男权社会的统治。”

过去，牛小姐基本上被定义为“木头美人”，几乎没有专门研究她的文章。而近十年对牛小姐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突破了原本的“木头美人”的偏见。刘雪莲在《<琵琶记>之牛小姐形象内涵的再认识》中说：“《琵琶记》的大团圆结局不仅是作者的设计，也是牛小姐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牛小姐这个人物形象应当得到读者的重新认识和评价。”[⑩]曹宏的《试论<琵琶记>中牛小姐形象》表示：“《琵琶记》以孝子贤妇，一门旌奖收场，成就了蔡伯喈的全忠全孝，蔡伯喈和赵五娘也夫妻完聚，此中，牛氏功不可没！她在《琵琶记》中是个点睛的人物。” [11]近十年来关于牛小姐形象的研究，都充分肯定了她在整部戏剧中的价值，而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气的装饰。当然，她促成的“大团圆”结局也是她的悲剧性所在。

三、小结

综上所述，关于悲剧性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封建伦理纲常、伦理道德观、人物形象、戏剧的矛盾冲突和结局等已有的观点来展开的，但在论述剖析中都有所深入和发展。尤其是关于“大团圆”结局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对于人物形象的研究，蔡伯喈和赵五娘的形象基本上还是承袭已有的观点和思考，并无明显的进展。对牛小姐的形象研究突破性较大，不仅仅停留在她备受封建伦理纲常毒害丧失个性与追求的个体层面，还从情节发展的角度，肯定了这一人物在整部戏剧中的价值。

[①]苏远尚：《<琵琶记>悲剧意识论述》，《沧桑》2009年03期。

[②]黄仕忠：《<琵琶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③]张婷婷：《当是其妙处不传——管窥<琵琶记>的悲剧性》，《文教资料》2008年06期。

[④]刘洪生：《从人性角度看<琵琶记>的伦理悲剧》，《四川戏剧》2007年06期。

[⑤]张婷婷：《当是其妙处不传——管窥<琵琶记>的悲剧性》，《文教资料》2008年06期。

[⑥]马明杰：《从〈琵琶记〉的大团圆中惊醒》，《大舞台》2003年06期。

[⑦]李跃红：《论<琵琶记>在悲剧研究中的价值——兼谈一种新的悲剧思想：“核心价值破碎论”》，《北方丛论》2005年02期。

[⑧]刁国利：《试论<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的悲剧意蕴》，《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年01期。

[⑨]林倩婷：《赵五娘：“双面”伊人——解读<琵琶记>女主人公形象》，《现代语文》2008年05期。

[⑩]刘雪莲：《<琵琶记>之牛小姐形象内涵的再认识》，《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01期。

[11]曹宏：《试论<琵琶记>中牛小姐形象》，《安徽文学》2008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