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铁前川线要来了:被遗忘的性（上）

　　<被遗忘的性>

　　主编的话

　　三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界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而这个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就是我们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

　　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像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像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近2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门一步步打开，国人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于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异域的思想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一种必要。而这套“法兰西书库”，便是我们为国人了解当代世界打开的一扇小小的窗口，也是我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分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法兰西书库”来命名这套开放性的译丛，似乎太大，难以名副其实。而这一丛书名却体现了出版社、丛书策划和主编者的一种追求：以恒久的努力，不断汲取法兰西文化宝库中深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展示法兰西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风貌。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个书库应该是丰富的。其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其内容上。在选择进入书库的书籍时，我们遵循的是多元的原则，旨在让广大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为此，我们在“法兰西书库”的总名下，将以系列的方式，不断推出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当代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新成果的图书，在丰富、充实整个书库的同时，为中法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独特目光和非凡魄力，没有陈丰博士和楚尘君的精心策划，没有法国文化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实际推动，没有诸多译者的辛勤工作，就不可能有这个“法兰西书库”的开张、亮相。但愿我们走出的这一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但愿我们能在广大读者的有力支持下，走得越来越远。

　　从反抗的性到被遗忘的性

　　在一个什么都不再贴近生活的时代里，我们所有关于生活的观念都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分裂——它是事物向我们报复的原因——令人痛苦，它使我们身上的诗意不复存在。突然之间，事物的阴暗面使我们不再能够从事物中找到力量;我们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多的犯罪，而这些犯罪的奇怪的非理性只能解释为我们无力拥有生活。——安托万·阿尔托《戏剧和复制品》

　　对于一本试图对“性解放”(所谓的!)之后的性关系状态进行诊断的著作而言，用“被遗忘的性”作为题目，这是显得反常的。随着社会习俗的这次解放运动，性变得无处不在，变得普通之极，变成了其本身的目的。我们似乎可以轻易地下个结论：性，终于让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和心灵感到了快乐。那么，为什么是“被遗忘的性”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提出另外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将在本书中予以讨论——对于所有不同年龄段的人，性解放都发生了吗?我们是否正确地解放了性?

　　两个世纪以来，性行为史的发展的最终结果便是1960年代发生的“性革命”。在整个20世纪，这次利用了生物学上的发现，通过性解放表现出来的思潮，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引起“性解放需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特别表现为从沉默中挣脱出来的意愿——正是在沉默中我们封闭了性。过去，我们指责19世纪的人们过于害羞和压抑，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在19世纪，人们做过所有的冒险，只不过冒险是“秘密进行的”。当时，只有个人行为被公开，个体才会遭到社会的责难。而且，当时的沉默也并不表示对性的禁止，只不过是在一个对性关系的理解变得更为主观的年代里，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人们拒绝谈论性和性关系，或是对谈论它们感到困难而已。米歇尔·福柯在他的《性经验史》里的大部分阐述把我们引向了歧途，他在性经验史里看到的只是社会控制的阴谋，却闭口不谈包括“幻觉”和“想像”的个体性关系的特性。混乱的性关系并非什么新事物，在这点上，人类历史上有过比现在更为混乱的时代。新的东西在于，在最近几年里，人们试图否认爱情关系这个理想，把爱情与其他短暂的、一时的，甚至是不稳定的关系归为一类。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感情行为并不具有同一意义。

　　在年轻人当中，性解放也发展了。年轻人越来越要求自己的权利，反对教师和家庭过分监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性关系。但是随着这种观念上的转变，青少年也开始并且越来越处于一种孤独、没有参照的状况：从1960年代开始，成年人和青少年开始疏远，因为成年人害怕——也许更准确地说是不知道——如何和青少年交流。

　　从18世纪开始，青少年的性关系，尤其是自慰和同性恋问题，就已经是教育者们特别在意的问题。当时，人们认为“仅属于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才是理想的。到了19世纪，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越来越不统一，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遇到的约束也越来越少，于是“性关系仅属于夫妻之间”的观念开始被质疑。电影、戏剧和小说伴随着几代年轻人的这种“拒绝”态度而发展，到了1968年5月，发生了动乱，它是——而且尤其是——一场性的革命。当时，被称为“耶耶派”

　　原文为yéyé，指美国1960年代青年中流行的耶耶音乐。——译注

　　的青少年希望公开地过他们的性生活。在法国索邦大学的一面墙上，有人写道：“我越做爱越想革命;我越想革命越做爱。”我们还可以在巴黎的贡多塞中学看到“年轻人做爱，老年人淫秽”，在医学院看到“享受现在”，在南代尔大学看到“为愉悦所做的储存激起了生活的无限乐趣”。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希望解放被监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性关系，这种监视从卢梭就开始了——卢梭是最早表示要对青少年的性加以提防的，但实际上他的这种态度非常模糊不清。后来，这次青少年革命发展到了它的反面。过去的青少年如今已长大成人。以前，是他们的父辈提防着他们和他们的性关系，而现在，他们带来的现象则正相反：他们鼓励青少年反对成年人，并把性强加给青少年。在1968年，我们可以在巴黎南代尔大学的墙上看到“强奸你的阿尔玛·玛特”和“我的欲望就是现实”之类的文字。青少年的性关系不仅仅被解放，而且被提升到了榜样的高度。时髦的事就是，使自己总处于年轻人的状态，进行青少年式的性活动。

　　于是，“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性关系被解放了”这个问题便不难回答了。在不再被监视的情况下，到了青少年时期，是迟迟未能摆脱的幼儿的性关系被解放了。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谈论性解放的时候，是在谈论幼儿的性解放呢?也就是说，在强调那些主要属于幼年时期的犹豫和动作(自慰、成年人对儿童的引诱，以及同性恋)呢?这一现象的症状之一是如今的感情有母子关系倾向：一对夫妻，他们的关系不仅性质模糊，而且具有保护性质和双性性质。而这种关系倾向的表现是，因得不到——其实永远不可能得到——温柔而产生沮丧情绪(这让人联想到克莱尔·巴勒泰谢的连环画)。奇怪的革命!如果说它成功地打破了教育上的禁区，它却使个体的性关系拒绝进一步发展，而始终停留在青少年阶段。

　　以上即观察到的第一个情况：青少年的性关系成了榜样，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发展试图从中得到启发，并或多或少地以其为榜样。从60年代开始，性不停地被张贴、被展示。广告商们把想要推销的商品和性联系在一起，而媒体，从广播电视到各种杂志，它们绝不错过任何一个描绘性生活困难和性生活行为的机会。描绘解剖学、性姿势和性行为以及生育过程的科普书籍从未像今天这样多。20年的工夫，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性教育已经被认为是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避孕和流产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观念是，赞同把性从非意愿的怀孕中解脱出来。同时，在医学心理学领域，为了找到某些心理、生理病症的治疗方法而进行的临床观察，使人们对性生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所有这些信息都被公众所了解，而且大多数人也都知道，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可以请教性专家。

　　遮蔽裸体的布被揭开了。裸体不再只属于特殊场合或者专门的出版物;现在它被呈现在戏剧里、电影里，还有电视里。至于性关系，有时候被暗示，大多数时候被陈列，而在淫秽电影里则以最直接的方式被表现。当然，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拒绝去看，但是想看的欲望通常是极强烈的。这些画面使一些人产生了想都没想到过的欲望;使另一些人经历了一种想像多于实际的性关系——自慰;还有一些人则对自己不能这样去做而感到遗憾，他们不能这样做，或是因为自身的心理防卫，或是因为性伙伴拒绝……

　　海报大肆宣扬着所谓的魅力，事实上却是试图将无力的冲动融入性的范畴之内。而局域网亦未能幸免于这次浪潮(这次淫秽化浪潮席卷了大多数通讯手段)。一些人没有能力将主观性关系在自己的关系生活中付诸实践，于是搞起了什么“粉色局域网”——他们用最过时的方式思考自己的主观性关系。

　　把性变成普通的事，过于看重性，经常换性伙伴，独自自慰和同性恋(这是未分化的性)，表明的都是幻想的崩塌，而不是个性的张扬。通过这些行为，个体只能感到孤独，并且会在寻找自我中迷失自身。被展示的性由此而走到了它所期望的反面：它引起了心理饱和及拒绝感。这一点在最年轻的人身上已经出现了。这30年来我们所经历的解放之路，使我们有了一种观念，即欲望一旦产生就要满足它。这可能已使解放走上了歧途。鼓励纵欲，让人以为从15岁到77岁都拥有同样良好的性，使我们——用雅克·吕菲埃的话说——“成了无能的一代，失去了野心的一代”。

　　这样，性离弃了性关系。一些理论观点试图说明，性与性关系的分离是正当的，它们尤其认为，娱乐的性和生殖的性本质上是分离的。如果说从方法论的角度，我们可以接受这种区分的有效性，那么，我们要问：难道把恰恰应是性生活主题的“个人内心”强行分裂是合适的吗?我们会在后面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会重新讨论“把幻想和想像混为一体”的问题——在时下潮流以“自发性”的名义，鼓励人们实现其幻想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幻想是潜意识里的影像，其作用在于引起欲望，但绝不应欲望怎样就实现怎样的欲望。在心理医生的长沙发上，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在外面的现实世界里，我们却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试图实现幻想，个体的生活最终会被撕开一个大口子，会心理大出血，会失去动力，因为他对幻想行为既不了解，也无即刻意识，而偏偏他的内心生活依赖于幻想行为。所以，不管是出于个人利益还是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不要把脑子里突然闪现的念头付诸实施，这都显然是更值得称道的。我们应该思考这些念头并用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

　　十分幸运的是，当这些在每个人潜意识里都存在的念头成为人的意识的时候，它已经改变了。当然，这一改变并非一定要经过清晰的思考。这一过程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它是理智反应的一部分。但是，如今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理性好像也要失去了，因此重提它并非多余。我们处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里：一方面展示性、强调性，另一方面不停地否认性。我们会发现，现在关于性的图像和言论，是死亡性的和反社会的：人们不再把性关系和社会性联系在一起。当代哲学家的追随者们加剧了这一倾向：这样，萨特的自由观念成了极端自恋的辩护词，福柯的“性完全由社会产生”的观念成了把个人主观性从性中排除出去的借口。最后，在解放了性(其实是青少年的性)之后，我们失去了对性的兴趣，性已不处在它应处的状态了。成年人的性被遗忘了，得益的是青少年的性。性关系中的性也被遗忘了，动作和技巧与它们的目的分离，性迷失在那些忽略目的的技巧当中。这种态度反映出什么了呢?它反映出的可能是：主观的性关系在夫妻之间的快速发展，这带来了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是八个世纪以来爱情发展历史的结果。事实上，这种态度在人类的大多数活动中都有体现。性于是逐渐从性关系中分离出来，而不是与之融合。我们可能对性技巧所带来的结果感到满足，却并不因此过着令人愉悦的性生活。但是，我们常常装做对此毫不在乎，还予以嘲笑。不应忘记，性只是人类性关系的一个方面，人类的性关系远远超出了生殖活动这一范畴。一般来说，性关系不会使任何人的性欲干涸;但是如果它使人的性欲干涸了，那么它就是欲望的消亡，是电影《感官帝国》里表现的那种死亡。许多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多的性关系，但是他们有积极的、满意的性关系，有情感的交流，他们生儿育女，并未因为没有很多的性关系而受到妨碍。个人的平衡、健康和力量，并非由频繁的性生活带来，它们是由建立在两人关系之上的性关系的发展带来的。在认识到性关系和它所带来的愉悦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的同时，一定要重新确定性与性关系的关系。面对这种认识上的缺乏，我们的性榜样出现了变化。多个性伙伴的性，只重性能力的性，消遣的性走入了死胡同。而从美国传来的被称为“年轻一代”的性出现了。感觉不再被追求，被追求的是借助印度密宗的技巧与性伙伴进行“卓越的交流”。这一思想来源于印度教，讲求在与性伙伴的交流中，超越人本身而得到欣悦的感受。想遵从这一苛刻的教义是困难的，它的参照体系与西方文化也是毫无关系的。事实上，应该视这一新的风尚为“身体意义”丧失的症状，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夫妻之间的性常规。这是缺乏与他人的关系的症状，也是在性中——在这个与他人的关系中——找不到意义的症状，而找到意义却是性所需要的。

　　但是，新一代的性毕竟是“交流”的性，它反映了一种典型的新需要，即在性生活里，感情、联系和意义要符合在两人之间建立爱情的需要。很明显，爱情关系使性生活更强烈，用所有的动作来表达爱意和对对方的依恋成为了可能。谈论人类的性关系却不提及爱情，这常常会使人类的性降格为动物的性。也许降格可以使讨论不枝不蔓，但是却造成了悖论：这样做就又一次使人遗忘了“性”。

　　性的全方位衰弱从各种各样的行为中都可以看出。这种衰弱已经蔓延，幸运的是，人们在发现了这是条绝路之后，“性关系”倒好像又重新找回了其真实性。我们将要说明，这不是某种病毒(艾滋病)带来的改变，也不是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是对新的道德体系的寻找，而是出于促使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重新变得有意义的一种需要。

　　当性忘记了与爱联系在一起，当性忘记了它自身时，诗歌、心灵和音乐还能够表达什么呢?除去爱的性与否认性的爱一样，都不能使一个人正常生活，甚至，它会使一个人在他人面前“象征性”地死亡。

　　第1章 被消灭的身体被消灭的身体

　　在我的身体里，我认不出我自己了。——勒内·克雷韦尔《我的身体和我》

　　在我们这个时代，多亏了营养学的进步、人们对清规戒律的抛弃，以及时装款式的发展，身体终于被重视、被解放并且充分发展了起来。理所当然地，为了使我们精力充沛、体形完美、永葆青春，我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要在时光流逝中身体不老!所以，我们跳啊，跑啊，吃减肥药啊，做放松运动啊;我们流汗，排毒，使自己保持“新鲜”，就像我们是小贩叫卖的奶制品似的。这种身体生态学关注着身体的健康，如果它的确有助于我们身心愉快，并且可以让至今被忽视的身体得到锻炼，那么，我们不去理会它就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社会不停地给我们灌输的“要完美身体”的信息，它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结果是，灌输到头脑中的映像有时候比现实更强大。于是，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身体的映像成了这样：身体是本能的，是被解放了的，是想着释放其生命能量的身体。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它以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为榜样。至于广告，它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总是以年轻人的身体为参照标准。这样，成为参照标准的不是成年人身体的可能性，而是生活中最初的行为和动作。难道身体的前途就是它的过去?难道幼儿在他的身体里就是自由的?

　　“自由已获”，这一信念在性上也反映出来了。舆论使每个人相信，他比前人更容易得到享受。社会的和道德的戒律被废除了，个人的性得到了全面发展。至少，既然传媒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要享受，戒律就应该被废除——也不论这是不是把性和爱的渴望混淆了的享受!要知道，性关系可以是与他人真实关系的表现。一时的性享乐、不停地换性伙伴则只是一种原始感情冲动的寻觅，而并不是寻找他人的过程，这种行为尤其会使人觉得缺乏爱。

　　我们使自己相信，我们与祖先不同：我们知道如何享受性，我们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这个统治了我们头脑30多年的想法，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认识。坚持这个诗意的观点是想说在我们之前的生活都是不好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想是不公正的。不应认为前人都不会运用自己的器官，也不应认为他们只是为了利益才结婚的。事实上，对性的关注并不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如果说是我们把性肯定地说了出来，那是为了宣布“为性而性”、“为享乐而享乐”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性关系终结了。产生于1950年代的那些观念与今天的斗士们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事实上，全方位的感官帝国已向“力比多”的降低让步了，向有限制的性让步了。我们在本书中将反复提及：同“年轻人观念”一同出现的那种性关系榜样是死路一条——虽然以年轻人作为性的榜样绝非偶然。今天，“将爱情融入性”这一需要正蓬勃发展，而把一切——甚至是与儿童的关系——都色情化这一“理想”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为了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将要在各章中反复讨论儿童的性关系、青年人的性关系和成年人的性关系。当然，根据性当代史的不同时期，我们会有所侧重地讨论其中某些关系。

　　在最近的时期里，性解放这一主题统治了人们的思想，但它并不表示个体的性是舒适的，相反，它常常掩盖着困难。有些人还把自己无力从幼年的感情陷阱中挣脱出来——这一敏感的过程依赖于每个人的心理劳动——归罪于社会，归罪于道德。他们否认自己的无能，不愿放弃儿童的那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感觉。性解放的主题其实不是爱情的内在解放，而是青春期性关系的解放。在介绍J._P.莫基的电影《地狱里结冰了》时，有人用了两个带着成人性器官的小天使(儿童的象征)的画面，这件事就是症状……想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用虚构的儿童的性关系来表现，这是让人担心的——如果不说这是邪恶的。这个画面(我们还会提到它)本身就概括了现今某些占统治地位的性榜样，即儿童的性关系在“掌权”了。

　　然而，年轻人所想像的“为性而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孩子和未成年人为了享乐而寻找享乐，但是长此以往，个体就会感到沮丧，就会孤独地沉溺于自身与他人分裂的自慰之中。自慰不能成为个体的性前途，因为每次自慰之后个体就会感到更加孤独;自慰意味着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的失败，以及在想像的性中自我封闭。个体会因此产生犯罪感，会怨恨自己没有遇到什么人。与他人的关系的缺乏，使他依附于其最初的感情寄托——父母。正常的情况是，到了青少年时期，随着心理世界发生变化，性心理也开始改变。青少年不再想通过杂志上印刷的男人、女人来实现自己的性关系，另一半将出现在现实里。与他人的关系成了目的，爱情从关系中发展起来。这样，不再是“为享乐而享乐”，享乐成为一个成功关系的结果，享乐也因此更令人快乐。相反，浸染着儿童色彩的性主题不能促使人在性上成熟。

　　“身体为了身体”，“性为了性”。有些人为此感到担忧，认为我们这个享乐主义的社会陷入了自恋之中。另一些却为此庆幸，声称享乐是个性充分发展的源泉，性被展示、被张贴、被陈列是自由的标志，是什么也不能禁止的。

　　是道德框框在反对性自由吗?这个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幼稚的。道德反对性或者性反对道德，这种争论本身就是错误的。争论仅是陷入“父母性超我”心理危机的人为自己找出路的一种方式，争论双方其实并不了解问题的本质。有些人觉得道德不可忍受，于是否认道德，另一些人被道德感所操纵，只知道做卫道士。第一种人最终忘记了思考“什么是给生命带来意义的价值”，而第二种人忘记了他们对性的需求和性对于他们的必要性。对第一种人来说，想像的时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一旦性回归现实，他就不能把他人、自己的欲望、尊重的重要性和爱情的重要性和谐地统一起来，而恰恰是这些才能使人获得自我发展。性既不是与道德无关的，也不是与社会无关的——除非我们让它处于下意识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攻击性的，是无法无天的。

　　被抬高了的身体和被解放了的性，其实宣告的是不是与它们所要肯定的相反的东西呢?年轻的、有型而有活力的身体的映像，其实不过是心理不适的解毒药。就像两性的差别不容易被接受一样，性化了的身体也不容易被接受，对于年老了的身体更是如此。“看重外表”的时尚使人想把自己的身体伪装起来，展现另一个身体。这个消灭的过程同样影响到了性。性遭遇了非性化，而且失去了其色情功能。我们社会里那些用最原始的方式表现的色情电影，不但远远没让人兴奋，反而——只是迟早的问题——让人远离这样的性。这样的性极无意义，它迫使我们思考：在什么意义上性是生命的源泉?在什么意义上性关系才是“人”的?到处张贴的性让我们忘记了这两个问题，但最终又出现了悖论：它又促使我们重新发现这些问题的意义所在。

　　暴露癖者总是在内心失去其力图展示的东西，并表现出无能力拥有真正的性关系。事实上，总是被展示的性意味着其实并没有性。越是展示它，越是谈论它，就越是表明无能力拥有它。许多人不停地拿性开玩笑，用口头的轻松表示其性的轻松良好，这些人其实常常缺乏性，是平庸的性伙伴。

　　对身体的蔑视对避孕和流产的争论常常掩盖和抹杀了对人类性关系的思考;对控制荷尔蒙的关注，对控制出生的技术的孜孜以求，忽视了性生活的主体，排除性心理上的问题，使性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机械性的东西。过去，人们认为，医学方法的职责在于保护社会安全，而且，医学方法促进了性的实现和性的自由：性与爱情有没有关联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在过性生活的多数情况下，可以不被怀孕的可能所困扰。这一观点否认了人类的性的特殊性。现在，它还导致了缺乏与他人交流的人类的性倒退为分裂的性、乱伦的性、攻击性的性。

　　如果说避孕方法和流产方法是不可否认的科学进步，那么由它们导致了什么样的意识状态呢?社会上存在着流传下来的某种形式的禁忌，即不愿意问一问这些方法带来的后果，问一问它们对人的个性和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然而，性是生命的起源，它是来对抗死亡的。从对人类胚胎的各种控制成为可能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削弱性关系的相对重要性的严重危险。如果与另一人的关系不再让死亡显出其意义，那么，活着就并不比死亡更让人尊敬。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它并不属于科学的能力范围之内。伟大的科学只能解决医学和实践的问题，当人们想用它来解决心理和伦理问题时，往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避孕的支持者们想让自己相信已掌握了性解放的方法，但面对感情问题和性的困难时，他们的小药丸只能使人们感到孤独。滥用避孕方法(有时候是流产方法)使人们不愿意承认在“无限享乐”的背后，他们掩盖了痛苦和严肃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被处理过，是不可承受的。避孕和流产一样，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是微不足道的行为。它们引起的心理和社会反应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对于那些不愿看到这些反应的人更是如此。把性降格为普通的卫生学行为，这会让人极度失望和不安，于是有时候就得通过攻击来得到某种心理补偿。

　　现在流行的观点是性得到了解放，身体得到了充分发展。事实远非如此明显。广告告诉我们，身体必须清洗，抹香，保持形态完美，永远年轻，这些论调与其说是承认身体本身还不如说是否认身体本身。的确，注意身体健康，讲究卫生，合理运用各种产品是重要的。谁说它们不重要了?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问题在于广告宣传的那些论调会引起不安，是对身体的侮辱。中世纪时，在斯多葛主义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影响下(而不是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鞭笞自己的身体以使身体恢复“秩序”。今天我们让身体跳啊，跑啊，我们只是改变了虐待它的形式而已。

　　身体仍是让人不舒适的东西，是应该摆脱的东西。根据一种矿泉水的建议，“要把它消灭”。消灭他的身体为最终和他本身在一起……身体远不是被爱的对象，它被蔑视了。脚踏两用车、摩托车、汽车代替了身体，代替了性：必须有什么东西在两腿之间或者手里颤动着。让人不舒适的身体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度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是不重要的，因为以某种奇怪的方式，这个“附属身体”谋杀并代替了生理上的身体。尽管处于自杀式的速度中，“附属身体”却让人感觉到自己正以飞快的速度愉快地活着。对身体的蔑视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这是与1960年代至70年代的那种“可以随随便便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想错位了。理想不再是在爱情中提高性关系的地位，而是和第一个来的人发生关系的色情主义。潮流引导人们更换性伙伴，性因此失去了它的社会意义，而与想像的结果最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电影《埃玛努埃尔》的时代：关系首先要色情，不要依附于感情世界。性不再属于关系建设的一部分，同样，性关系也从与他人的关系中被剔除，性关系为它本身而存在，与身体分离，成了冲动的自然反应。然而，为性而性贬低了人本身，被平庸化了的、降低了价值的性被凝固在了青少年的那种爆发性的享乐中。一个分裂的身体，只与他人身体的一部分分享乐趣的身体，是不能建立起一种关系的。

　　是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拥有多个性伙伴的行为，还是不那么广泛的人群经历过这种行为呢?如果我们相信大概的估计，那就是全法国15%—20%的人有过这种经历。根据BVA(法国市场和观念研究所)在1988年为反艾滋病组织所作的调查，在从全国抽样的18至49岁的593人中，20.6%的被访者承认在调查前的六个月中与多人发生过性关系。这个数字显然是比较高的，它所反映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防范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有许多性伙伴，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性行为，另一些人则有着稳定专一的性关系。这样看来，那些常常被反映出来的性关系状况有可能和实际的性关系状况存在着某种差距：我们处在一个更关心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的社会文化氛围里。这种活跃的少数人心理最终使人们以为它是参考，甚至是榜样，是社会中所有成员应当看齐的目标。这种新的社会习俗重压着我们，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有可能是暴力的温床。可是当我们和这些有着多个性伙伴的人交谈时，我们发现他们还是有着寻找理想的性伙伴和了解自身欲望意义的需要。他们频繁地更换性伙伴，这让他们对“爱”和“绝对”的追寻永远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时候，欲望的力量可能让人重新开始追寻父母的爱，或者让人无法为自己的感情把握方向。一些人因此而痛苦，另一些人为此创造了一种哲学，但是问题仍然存在着。在西里尔·戈拉尔最后一部小说《野夜》里，有着形形色色的性经历的主人公说：“我不会爱。”在这些什么也不能带来的关系里，性成了分裂、远离和无法交流的象征。与身体、爱情和他人分离的性在现实中将会失败，最后将蜷缩到可怜的感情想像中去。社会时尚和潮流不停地强调着关系亲密的重要性，从而去除差别的必要性以及促成奇妙爱情产生的必要性。但是，这些主题被过多地讨论，这实际上反映了爱和性非常缺乏和谐统一的现实。色情的性和柏拉图式的爱各自存在于狭窄的想像空间里，并未相遇。现代的爱情是一种悖论：正是在我们希望比先人在性上更自由、在爱上更成功的时候，分手和离婚却不停地增加着。

　　怎样理解这种差距呢?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会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差距的原因在于性冲动在潜意识里没有被统一。性冲动基本上属于最原始的冲动，它要想在外部世界里存在，就应该被以感情为核心的“自我”所改变。自我赋予性效力。想要把人类的性关系的各个方面(爱情的享受、消遣的游戏、繁殖的作用)分割开来，这是损害个人主体而屈从于冲动。在性关系这个整体中，自我是可以把享受的性和生殖的性协调起来的，否认这一点必定会导致分离、分裂和破碎。而怎样才能把已经分离的东西重新融合在一起呢?

　　现代社会的种种表现已经在性意识里引起了分裂，这种分裂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与自我的完整过程方向相反的。被“解理”的个体发展了，其内部的各个部分互相孤立，并不总能互相交流。这样，所有的组合都是有可能的，自我的一部分不知道另一部分在做什么。这种类精神分裂症的分离差距限制了想像，也限制了色情。于是，乔治·巴塔耶、亨利·米勒和另一位风格完全不同的阿尔贝·戈昂都没有继承者了。在其他现代作家里，是米兰·昆德拉通过描绘那些追求性与感官自由的人，从容而严肃地宣告了感情的死亡，以及可能的社会计划的死亡。而死亡的原因在于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与身体、性、感情和生殖分离的性关系停留在自恋阶段，无力进入历史。总而言之，正像J._D.樊尚在他的《激情生物学》里写的那样，“他人不可能从性中被剔除，这是相异性结合的原则。我们因此发现所有的社会生命都是由性来调节的”。

　　这种与自身分裂的性不再能赋予个人或者赋予关系以“力量”和“一致性”。害怕他人，尤其是害怕自我的爆炸，使人停留在自我色情里而无力开始一段关系。如果“结合的原则”不能实行，那就有自我色情爆炸的危险：无力控制内心将会导致抑制和冲动行为。不再认为性是夫妻生活的组成部分，不再视夫妻关系为优先关系并对它进行审视，以及认为性也可以属于其他的伙伴，这些都是把性平庸化，把性当做了“良好的邻里关系”。这样做，人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却正在热烈地追求着爱情。对身体的关注带来了每个人健康状况的改善;但是，“身体应该永远年轻”，这一观念不仅没有使人接受和完整自己不断变化的身体，反而促进了新的自虐。过去，要驯化和遏制不好的力量，现在，要把与想像中的与身体不符的部分都剔除出去。对身体的蔑视仍存在着——即使形式已经改变了。这种对身体的错误信念同样影响了性关系。

　　就在宣扬对“他人的爱”和“生殖”解放的时候，性关系摆脱了“关系”这层含义，成为了仅供无限享乐的地方——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对避孕、流产和拥有多个性伙伴的肯定和使之合法(合理)化在心理上引起的结果并不是中性的。现在的观念是：既然法律允许这样，生物上的限制也被技术进步克服了，那么性关系就被解放了。由此人们产生了幼儿的那种无所不能(我们什么都可以)的感觉，人们在这种感觉里发生性关系，于是认为性是与道德无关的，是与社会无关的，也就是说道德原则和社会都不能约束它，它是在自我里产生的，并在自我里得到确认。这样，如同身体被蔑视一样，性的责任被遗忘，性退回到冲动这一初始阶段。然而，这种初始阶段的性是攻击性的，它毫无建树，所以它让人害怕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面对年长者的失败，今天的年轻人感到了这种危险，他们不再像197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大喊：“我们要英国小女人!”在“爱—性”时代之后，现在“爱—友谊”时代来临了：人们交谈，互相依赖，却不碰对方。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不能解释这种变化(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里讨论这一点)，这种变化是原来“反关系”的榜样已无法忍受带来的结果。对于人的性关系、人的爱情意义以及生殖和儿童感情教育的思考开始了，人们对性教育和性行为开始怀疑。

　　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如今“死”的念头比“生”的念头更多地盘旋在现代性关系的上空。“爱—性”或“爱—友谊”都是情绪矛盾的产物。在前一种情况下，性发生了却未被爱肯定;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体小心地避免性进入关系之中，于是爱遗忘了性。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即交谈成为两人关系的一部分，而在交谈中发展的关系无疑是有前途的。反过来说，既然在“爱—性”中缺乏真正的语言交流，“爱—性”就不能促进每个人内心世界的发展，更不能使关系延续。如果说这种关系也是对他人的寻找，那么它还是感情冲突无法得到解脱的表现。

　　词语和事物

　　“感情冲动”是在个体心理生活中产生的，首先与个体内心的交流体系有关。它在幼儿会说话之前就已经存在，属于最初的信息传递方式的一部分。父母赋予快乐和痛苦以界限与意义，对这种传递进行着调节。婴儿无论是在晃动他的身体表示他快乐，还是在大叫着表示他痛苦时，都不知道要将自己的感情冲动引向何处，因为他的大脑皮层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推理和掌握事物的程度。婴儿是借助父母的大脑为自己的感情冲动找到限制和意义的。父母的大脑是他的控制系统：婴儿感到痛，大声地哭，却不知道如何止痛，而父母呢，这时就自然会为婴儿的感情冲动划出界限，他们抚摸被碰着的部位，吻孩子，安慰孩子，告诉他马上就给他治疗，或者告诉他他的痛苦只是暂时性的。

　　个人感情生活的自由发展是重要的。而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的感情冲动被放大而另一些人的却被禁止。在青少年时期，一些新出现的感情冲动让孩子们感到困惑不安，新出现的官能让他们无法认知自我。感情生活是心理生活的基础，能感到感情冲动是我们还活着的证明(既然我们还能感觉)。无论是部分的或是完全的感觉自我的方式，都将作为感觉经历准备和保证着最初的自我统一。

　　现代生活鼓励“与感情冲动最近距离接近”这一需要，原因有二：(1)心理越来越复杂;(2)内心生活越来越倾向于人的主观，而不是外部现实的世界。注重自我是第一位的。当然，周围的这种自恋风气可以是一种有用的倒退形式，它让人重新发现自己是主体，是被现实的文化丰富了的个人感情生活的主体。或者，当个体不能组织好他的感情生活，或当他没有在环境里发现可以让自我发展和升华的必要条件时，它可以作为自我的防御体系。著名的口头禅“有什么用呢”就是这一防御体系的表现。但这一倒退限制了自我的能力，表达了面对过于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某种屈从。

　　大部分现代的通讯手段也鼓励人们更多地运用情感而不是理智。通过画面、声音、形状和颜色，感觉功能被调动起来了，小孩懂事也更快了。电话、电视、录音机、电脑、传真，还有电影和音乐都更刺激感觉而不是理性的发展。的确，对儿童来说，感觉的发展是必需的，但是智力的教育工作也同样必需。比如说，电视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信息传递手段，但在任何情况下，它也不能代替智力发展所必需的基础教育。电视尤其刺激感官而不能培养智力，它会使儿童的记忆力和批判精神停止发展，因为儿童看电视时是被动的，而且电视让儿童分不清想像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现在有为青少年播放的科学教育节目。年轻人都被要求看一系列关于动物的科学短片，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教师和观察家们感到困惑：年轻人只记住了片子的氛围，片子的内容被遗忘了。只有语言和思想能完成这个教育任务，用图像代替它们会阻止心理向理性阶段发展而让它继续停留在感性阶段。为了思考、记忆和运用知识，要有能力把事物用词语表达出来，要有能力有逻辑地把词语组织起来却不接触事物本身：谈论苹果并不需要把苹果摆在面前。

　　同样，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儿童和青少年抱怨难以集中精神和长时间地思考。这是因为智力被分割了，许多的学生作业反映了这一点：这些作业就像电视短片一样不考虑真实性和严密性。如果说由于课程安排的缘故学校的教育水平提高了(这并未得到证实)，长时间脑力劳动的水平和语言水平却并未得到提高。现在，我们每天只要有一点不知如何分析和思考的感情和事实，就用“太”、“绝对”、“超级”、“巨”这样的词来形容。为陈述事实不合比例地滥用“最高级”是令人担忧的失语症的表现，把它看成是语言的正常发展是幼稚的。同样，认为视听工具对心理的发展与形成没有冲击也是不恰当的。过多的图像充斥着头脑，这不利于想像力的发展，因为想像力被封闭在已有的图像里了。而一旦运用语言情况就不同了，讲或读一个故事肯定比看连环画或电视更能丰富想像力，更能开发人的创造性。

　　对刚出生的婴儿到5岁的幼儿来说，图像和感官活动对于感觉的发展是必需的。对幼儿进行与之能力相符的感官启迪，将有助于他智力的发展。他对身体映像的逐渐整合，让他慢慢具有了在空间里活动的能力，这还有助于他在他的心理世界里运用词语和数字。如果幼儿觉得他与父母(或者别的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情感纽带是不安全的，他就会退缩，会对在一个他还不能控制其发展进程的世界里冒险感到困难。这些都是符合幼儿情况的，但问题是现在我们却用教育幼儿的方法来教育儿童和青少年。

　　这种教育幼儿的方法应该随着儿童智力的逐渐发展而被抛弃。如果智力发展不能从外界得到养料，如果心理防御过于强大，那么大多数官能就将难以获得在实践中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的能力。这个过程要求内心留有自由运用的空间，以满足向新的阶段发展的需要。当儿童开始说话时，他应该学会用词语来代替事物。儿童的本能反应是用手指指向他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说话。这时候，大人的合理做法就是坚持要他用语言表达他想要的东西。

　　儿童能这样了解事物的意思并能运用它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儿童拒绝自己的亲子地位而想与他的父母处于同一地位，即作为婚姻伙伴的地位，或是父母子女关系对他来说不是很清楚，他的这一活动就有可能受阻了。当一个孩子看到一连串父亲或母亲的代替者时，他就难以切身感受到父母的含义，那么他就肯定不能理解这个含义。但是，理解事物的意思正是从这个最初的经验开始的。如果与父母的关系不能超越“父母是可以立刻满足我需要的事物”这层意思，儿童就将无法理解生活中其他语言的含义和各种原则的含义，就会部分或者完全地非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根据他的需要决定谁是父母，由他来肯定或拒绝一个可能的父亲或母亲。他的学校生活也将受这种经历的影响：学习中一定有他所不会的东西，这时候，他就来选择接受还是拒绝学习这些文化工具。但是，并不是该由他来决定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的，就像并不是由他来决定拼写、语法、数学法则和科学结论一样——尽管他自恋，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以为“因为我什么都没学，所以什么都知道”。可见，不应由儿童来决定谁是他的父母和什么是他该学的。从儿童承认了这一点开始，他就从无能为力中走了出来，开始发展自己的能力，开始能够理解事物的意思了。但是，与理性心理的发展相反，感觉心理是不理会含义的重要性的。对感觉心理来说，“觉得、感受到、感到放心”是超越一切的。于是，冲动没有被加工，没有被情感丰富起来，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一时的和相互矛盾的偶然事件。在这样的氛围里发展起来的性行为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

　　现在的主流想法是认为，儿童一生下来就具有他所要正确发展的一切条件。这个想法一部分来源于卢梭的原始主义，另一部分来源于被误解了的心理分析学。人们认为：社会的恶劣影响有损于儿童的心理资源，所以应该让儿童独自成长，只有这样才能让他避免“坏影响”对他的心理造成伤害。这种“返朴归真”的观点会使人的心理走进死胡同。因为人的心理是后天而不是先天的结果。出生时，婴儿的心理是空空如也的，它还没有形成，还只能通过他父母和环境带来的东西自我丰富：每个人就是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从很小的时候起，个体就开始在自我辨认的过程中塑造自己，他从这一过程中获得心理材料以培育自我。通过这些理想化了的借取，儿童，后来是青少年，把他人的倾向加到自己身上，并用独特的方式把这些倾向转变为自己的东西。

　　心理不能在真空中发展。当一个功能出现时，这个功能就从环境里汲取它所需要的养料;缺乏这些养料，它就保持在原来的状态，而且过了某个固定的时刻，它就将永远如此。如果由于环境里缺乏必要条件或者个体自身感情的不确定性，一个儿童到8岁还没学会说话，那他有可能就再也不会开口说话了——如果仍没有人能够与之交谈的话。与他人的关系的质量在儿童的个性发展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对这些关系加工使之变成他个人的财富之后，它们将对他起很大的作用。

　　第一种交流方式是口头交流，儿童就像对待食物那样，把他从外部世界里接收到的东西“消化吸收”。大多数学习是这样进行的：要么对外界的新事物表示接受，把它变成自己的以使自己更有能力;要么拒绝接受这些新事物，把自己保护起来，不去承受“知道的危险”。他人代表的可能不仅仅是智力上的危险，而且还代表着性的危险：有些青少年逃学与其说是感到学习困难，不如说是性带来了不安。某些青少年有恋父(恋母)或是恋兄弟姐妹中的某个的情结，这种情形让他感到无力(他什么也不能做)，于是他就想逃离学校，到另一个地方(比如说去游乐场所或者去找个工作)来肯定自己。很显然，这样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大多数情况下几年后问题又会以别的形式爆发出来。

　　对儿童来说，对他人的恐惧不仅是对父母“映像”的恐惧，有可能也是对所有代表知识的“映像”的恐惧。儿童、青少年(还有成年人)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会感到通往知识的道路对自己而言是一块禁地，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学习，与知识接触是危险的，因为这可能会证明自己是无能的人。由于成年人未能制定出有建设性的禁止规则，太多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他们的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中没有经历过一次象征性的“去势”。“去势”的缺乏使儿童在现实中的活动没有限制，没有了可以征服的对象。实际上，如果成年人(尤其是父母)不能摆正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就无法认知自我和加强自我能力。太多的孩子在成长中是孤独的，面对父母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象征性的“去势”——正是“去势”让他们从幼年时的与他人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将在今后的现实生活的考验里经历，他们就难免经历一些“去势”时期。这种时间错位是攻击性和暴力的源泉，是很危险的——而危险的原因在于个体会觉得自己感到“无能为力”是不公平的。当成年人忽视了孩子是一个一天天长大的个体时(体现为“去势”的缺乏)，孩子却自以为已和成年人一样了。由于孩子们要什么大人们就给他们什么，而孩子们又没有想过大人们是怎样得到这些东西的，于是他们就形成了“只要要就能得到”的观念。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孩子跟他妈妈到商场里，想让妈妈给他买一个玩具。妈妈拒绝了，告诉他现在没有足够的钱，以后再买。孩子回答她说——这一回答深刻反映了孩子对钱的来源的概念——“你只要签张支票就可以了”。孩子应该经历一件事以使他明白，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一切，他也不是父母的一切。从这次必要的失落里，他会懂得“缺乏”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是心理生活固有的一部分。他将不再以为“与父母的关系”就是全部，心理上就会有空间接受别的东西。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夫妻或恋人以为相互怀有爱情，但其实两个人是孤立的，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并无关系。在这里，幼年的感情生活未改变地延续了下来。在儿童不能区分自己和父母时，他对父母的感情流露就是这个样子的：以他人为媒介来自己爱自己。

　　如果说，环境对我们的感官刺激所引起的人与物之间的即刻交流作为感觉生活是重要的，那么成年人和儿童之间关系的性质，更准确地说是成年人与他自己身上仍存在的童年感觉之间关系的性质也是重要的。童年的感觉使成年人兴奋，并使其感情取向和在人际关系中的行为保持基本一致。历史上并不是总这样的，我们会发现这种新的感情状态对性关系是有影响的。

　　感情冲动限制了性

　　文学、电影、歌曲、广告和有些电视节目反映的是现代真实的性关系，还是只是“指导性质的画面”呢?

　　拥有多个性伙伴、不忠、强奸和乱伦一直都是存在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更强调它们呢?当然，诸如目标为儿童的性犯罪之类的事情符合今天新闻题材的需要，但是既然一直以来它们发生的相对数量比例都差不多，为什么现在它们突然变成了“社会的事情”，变成了人们找的“替罪羊”了呢?问题不在于否认这些事实的重要性，这些事实的确应该被看做对社会生活的“犯罪性不适应”;问题在于诸如强奸或乱伦之类的犯罪实际并未显著增长，媒体却为引起轰动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方面，这是不合适的。的确，乱伦的个案在15年里翻了一番，而且我们发现儿童做的性动作增多了，但是我们同时也观察到，这种现象的出现至少部分是由于受害者比原来更愿意把情况讲出来。社会上的一些协会和其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这样做，且对想说的人给予了保护。

　　社会不应对这些犯罪宽容，使人尊重关系的规则和法律以保证个人的安全和社会群体的一致性是社会的责任。但是，当媒体随意报道一个事件，并让人以为这是一个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那种激动的反应是否有必要。媒体和政治如此夸张地谈论一件事情，以至于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在谈论什么了。在这样的不安和骚动之后，突然之间一切又都平静了下来。人们以为一切都做得很好了：不是已经发布了消息，不是已经在校园里采取了措施了吗?这种“主动性”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充其量只是用来平息成年人的不安，而实际问题却连提都还没有提出来。那么，为什么先有这么大的反应接着又如此安静呢?答案是：一两个事件只是导火索，并非引起骚乱的真正原因。首先我们注意到我们处在一个“乱伦的”

　　参考托尼·阿纳特勒拉的《永不结束的青少年时期》一书中《青少年的社会》一章，Cerf/Cujas出版社，巴黎，1988。

　　社会里，在一个“否认差别”、“看起来是一样的”占主流思想的社会里。我们应该相似甚至相同到毫无差别，而且在成人与儿童之间更应如此。由此推论出儿童与成人一样可以成为性目标，而成人则可以做儿童的性动作。在这种背景下，成年人过多地参与到儿童和青少年的性生活中去——这大概就是骚乱的原因吧。而透过这种骚乱，我们看到了性的滥用——隐藏的事物是能说明问题的事物。在现在的社会意识行为里存在着对儿童的性侵犯，而这种潜意识里的幻想必然使人们产生犯罪感，于是人们把真实的罪犯揭露出来(有时候这是很奇怪的)作为摆脱这种不伦想法的方法。在社会上的心理状态是感官交流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个现象就蔓延开来。理性没有从心理中被驱除出去，但它并不是总能恰当地完成调节的作用，因为调节中探索和表达感情冲动的必要工具是语言，而它却被略过了。于是，感情冲动在还没有经过加工，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表达时，就以它的本来的面目出现。我们于是听到人们说：“我控制不了自己!”

　　现代的心理状态对把丰富的个人感情生活付诸实践感到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现在的心理以最接近它本来面目的形式表现出来：“跟着感觉走!”而感觉却常常没有经过加工和升华，于是很快就只剩下其最原始的方面。那么，与自我和与他人的关系就只能由感觉最原始的方面决定了。最不理性的立场和最原始的恐惧于是成为了主流。表现残忍虐待场面的恐怖电影和连环画好像并不能使儿童和青少年感到害怕了。他们在与现实之间界限模糊的原始想像世界里是可以悠闲散步的。但是，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面对想像世界里那些足以吓走最勇敢的人的可怕场面很自在，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最小的困难时就被吓得面无血色，然后请求大人帮助。

　　认为或使别人认为，根据陶冶的原则，在银幕上或连环画里看社会暴力或者性暴力场面是摆脱暴力的方法，这是错误的。在感觉占优势的心理里，这种陶冶不仅不会发生，而且它会加深人的心理印象。我们甚至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加深的心理印象会促使人进行行动。当一个人的心理不是自主的时候，个人的行动就会模仿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观点出发，是媒体加剧了反应和鼓励了模仿。

　　感觉心理占优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电影《深蓝》的成功。《深蓝》反映了现在某些人的心理状态。成百上千的心理上依附于母亲的年轻人，他们怀着近似宗教性的情感，把这部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这表明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仍停留在原始的感情冲动之中。在电影里，“水、海洋和母亲”是想像世界里的主题，为了这些，哪怕因此而死或者“就当父亲死了”也是愿意的。不愿的是从这个想像世界里出来。父亲在这里是缺席的，或者是有意让他缺席的。然而没有父亲，儿童就无法从“我与母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疯狂想像中走出来——是父亲来把儿子和母亲分开。父亲所代表的是外界的事实，他是来反对“与母亲融合在一起”这种关系的。如果没有父亲，就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外界现实，没有了人类的法律，没有了性的自我确认。关于这些的心理模糊认识是危险的。年轻的一代知道自己的感觉心理里没有强有力的父亲映像吗?成年人对此是负有责任的，他们不知道唤醒孩子面对现实，于是孩子们就成了孤儿。

　　影片的主人公雅克在水中可以无拘无束地活动身体，可以和海豚在一起玩耍，但是一上岸，他就得了失语症，就压抑得不得了。他无法适应在地上的现实生活。他不开口说话，不与人交流;他感觉着，他等着再次潜入水中和他的“本源之水”重逢。后来，若阿娜出现了，但他对她所怀的只是一个孩子不愿离开母亲的那种情感，而不是开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前途的爱情。他的一个伙伴——这个伙伴象征了支配性的同性恋关系——向他解释了一个女人和一只海豚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不能理解这一信息……他的父亲是在潜水中死的，他因此成为了孤儿，而刚刚成年，他就得为了赢得世界闭气潜水冠军的称号和他的朋友竞争，在这竞争中面对死亡。他的朋友死了，而雅克又开始比喜欢女人更喜欢“水”和“母亲”了。若阿娜说着，问着，努力着，要求着，然而雅克却心不在焉，他没听。若阿娜怀孕了，而雅克从未面对过这种“三人关系”(父亲、母亲、孩子)，于是他躲到对他而言如同母亲子宫的水里去了，以此切断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该如何理解雅克呢?事实上，由于缺少父亲，雅克没有长大，他还停留在他最初的状态之中。甚至更糟，他“拒绝”出生。他认为真正的生活在水里，在那里他与无所不能的母亲在一起——这让他无法走进成人的生活。处于感觉心理状态里的人是不能从与“古老的、无所不能的、占据一切的母亲”的关系中走出来的。这样的个体，由于拒绝接受那些使他发展的文化信息，对建立一个丰富而有象征意味的想像世界感到困难。个体没有从“母亲的气氛”中解脱出来，简简单单地永存了他最初的生活。身体被强调，而主观陷入了贫乏和表面化的危险。抬高身体价值是感觉心理的又一特点。而事实是，当身体仅用于感觉时，人是不会感到愉悦的。让身体处于最初状态即意味着放弃了性，这样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感到愉悦的能力。所以说，“解放身体”虽然肯定有利于产生新的舒适感觉，却减少了——甚至是排除了——感觉、感情生活和对关系的思考。当我们知道某些人尽管机体正常，技巧正确，在解决性方面的问题时却并不理想时，我们就明白了，“只要有一个正常的机体就可以完美地解决问题”这一观点是把问题简单化了。遇到问题时这样想，“性自恋”就必然会产生。对有些人来说，去看妇科医生(被当做了性学家)变得和去理发店一样频繁。性关系成了被技巧维持、照料、激发的享乐，而不再是内涵丰富的一种人类关系方式，以致一旦发生了“故障”，就是悲剧了——特别是当到了一定的岁数，还想保持年轻时的生理活力时更是这样。这些人不了解性欲高潮(即人感到快乐的那失去意识的几秒钟)的真正作用在于产生永恒的情感、加强与所爱的人的关系，以在将来与他(她)共同生活和继续和他(她)完成未完成的事。达到性欲高潮是好的，但是一些特别的问题却使达到它困难重重。这些问题是有缘由的，但也是有解决方法的。尽管现在的趋势是，把大多数的个人困难都归结为性或性需要方面的麻烦——这一趋势使许多人成了牺牲品——但是事实上性欲高潮并不足以让个性充分发展和使内心问题得到解决。将性这样扩大化让人担心，因为这会掩盖了别的问题。“性—症状”，这个概念来自那些与医学或多或少有关的杂志，它掩盖了一些真正的问题，即关系的意义、随着年龄变化的感情生活，以及为爱所应做的工作。依照这一概念，性解决一切问题，这实际上是为“为性而性”辩护。这样做的危险是人们在操作性的、自恋的性关系里自闭，只寻求自我承认而忽视与他人的关系。再谈谈那些抱怨未得到性满足的人。许多时候，当看不到生理上的病理时，机能障碍就可能是由于年龄、某些特别的事或是心理和关系上的问题引起的。大多数未得到性满足的情况都是由于这些原因。那些同意与专家讨论的人会发现病情不仅仅与性有关，而与别的事也有关。当然，借助这样或那样的技巧而回避真正的问题，情况好转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有一位女士在借助技巧以后变得不那么性冷淡了，但是她与他人的关系却越来越具有进攻性……把争论限定在身体上和器官上，我们就完全掩盖了感情问题。而在现实中，由于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心理问题，许多人要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次要问题上，要么开始做些什么也解决不了的尝试。

　　愉悦的观念常因对它的狂热追寻而被扭曲。在潜意识中，愉悦的原则是无限的，而在意识中，它则不是这样：为了能够实现，它必须经过加工。如果愉悦的愿望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要求得不到的事物，它就会使个体失去平衡，而且这种对满足感的追寻就足以使个体筋疲力尽。让每个人根据他所付出的神经—生物—心理代价得到使他满足的东西，这是重要的。有时候没得到会感到沮丧，但如果这种沮丧是被自觉接受的或是通过努力将来还是能得到补偿的，那么这种沮丧就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无可否认，存在于愉悦与沮丧之间的长期赤字是恼人的。然而，当我们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沮丧时，想用被降格为一时的满足感的愉悦代替沮丧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如果儿童始终坚持这样的“愉悦”概念，没有学会根据情形的不同区分不同的愉悦，没有学会只把愉悦当成其行动的最终目的之一，那么他以后就难以在他的心理生活中创造愉悦的条件。如果我们让孩子以为可以“为愉悦而愉悦”，那么从童年起，一种有毒的心理就开始在他心中构建。沮丧和愉悦，当它们被分离开来时，就成了作为“结果”而被追求的实体。虐待狂和受虐狂们认为痛苦是成就和进步的源泉;至于自私自利者，他们不能忍受别人反对他们和阻挠他们的愉悦。两种人都屈从于他们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任性的冲动。我们这里所面对的是现代人的心理问题之一，即现代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爆炸了的宇宙”。每个冲动以本身为目的寻找满足，有时候这反而会损害主体自身。性解放的幼稚的观点之一就是让人以为不再有冲动的主体，仅仅有要被满足的冲动。这极易使人背离“生殖的性”和促生性冷淡。性生活的最初状况，即儿童时的情况，是“前生殖的性”，因为当时冲动还处于混乱的状态。从那时起直到青春期结束，所有的心理发展合力促成“自我”的建构，以使冲动能有利于主体和有利于主体与他人的关系。如果脱离了这一发展体系，冲动就不再是灵感和创造性的源泉，它成了行动的目标和结果，从而限制了主体。这就是为什么抬高原始的感情冲动就会限制或者消灭了性：冲动不能成为它本身的目的，性不能在这种体系下存在。然而“为性而性”恰恰是以冲动本身为目的的：满足性比与他人的关系更重要。这就产生了沮丧感，而且必然导致关系的失败。所以，如果说儿童的感情是感情世界的开始，那么绝不能让它成为成人感情的榜样和终结——除非有人想以《深蓝》中的主人公为榜样，让自己处于没有性的感觉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缺乏“与他人的关系”的性关系逐渐成为了榜样。本书已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想在这里阐述一个假设并试图得出结论。过性生活的方式常常反映了个人或者社会的思想状态。如果说我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性冲动，而不是与他人的关系的质量和性质，这部分是由于在大多数行为中原始的感觉心理已经占了优势。我们优先的交流方式是求助于感觉生活资源，这有时候损害了智力、事物的意义和语言。在这种背景下，身体越来越多地被以古老的方式运用着，即用最初的方式表现着。由于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想关注身体的主观性，于是我们就更喜欢做简单的活动，比如移动或颤动。这样强调身体的结果是消灭了主观、消灭了内在，只剩下表面成为了重要的。

　　既然心理生活从开始时就伴随着两个不可或缺的能力——感受外界和表达自身需要——那么感觉生活和感情生活就确实是心理生活的基础。但是，感觉和感情既不能代替思考也不能代替语言。身体表达了许多感情，但是它并没有将它们“说”出来。但是，今天的社会氛围却鼓励人停留在这种最初状态。人们不再冒险说话，人们阻止自己进入语言领域。许多孩子遇到学习困难最初就是由这种环境氛围引起的：环境不鼓励运用更有概念性的方法。在科技发展的时代这是多么大的悖论啊!我们成功地运用我们的智慧加大了我们的行为的可能性，在许多领域我们都有出色的技术人员，但是，如今的身体榜样却好像拒绝借助人类的智慧将自己扩展到语言领域。这一做法的得益者是极类似于幼儿在不能用语言描绘事物之前的那种感觉，即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图像完整化的，交替处在模糊不清的、泛灵论的、魔术般的关系中的感觉。

　　现代人在交流中让感觉占统治地位，拒绝让身体发展——既然身体应该处于最初的状态。这种停滞是致命的，但是大多数对香烟、烈酒和艾滋病等采取的预防措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不是对其行为可能导致自身死亡的人或对这些人的行为的意义表示关心，却首先注意到物品或是病毒——哪怕这样做会抬高这类物品的价格或让人产生对病毒的恐惧。在这里，人们又一次只见身体不见主体。

　　由魔术般的智力向明确的智力过渡，即向理性的智力过渡，正如皮亚杰所说，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到达理性阶段包括接受和整合自己的身体映像，如果不这样，头脑就有可能停留在感情阶段，难以运用概念。正因为如此，有时候和有阅读障碍或写作障碍的孩子一起做身体活动是必要的——尽管这样做会让孩子的家长很惊讶，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紧张的阅读或写作课。一旦一个人始终坚持其最初的身体映像，他在思考时就不能借助语言和概念和事物保持距离：当我们把自己和现实融为一体时，距离自然就不存在，所以无法思考它们。我们因此得了失语症，也就是说不能拿词语代替和象征事物。我们与事物的关系就如同孩子和母亲的关系一样，是“紧密接触着”的。在这种情况下，身体被突出，而心理功能退化成了感情。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多多思考和寻找自我是没有意义的，需要的只是塑造身体，因为只要活动身体就可以解决问题嘛。

　　在1970年代时，我们可以用某些格式塔

　　一种心理学理论，宣称心理现象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意识经验中显现的结构性或整体性，这种结构、整体或者说“格式塔”即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译注

　　式的身体疗法，因为当时的人比现在的人心理更有完整性和象征性。当时的人有文化传统，有社会、道德和宗教的参照，用这些他们能思考，能反对，能根据现实行动。当时思想的工作还未被“廉价出售”，智力、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欣欣向荣带来了丰富的观念和象征素材。小说家和作家领导的精神运动成为了汇报现代疑问的基础。而紧接着到来的感情冲动爆炸却把思想、文化的传递和哲学及宗教思考弃置一旁。思想逐渐贫乏了，感觉和感情冲动却因此得益，强烈的感情成了正确和真实的思想的同等物。理性和感性分裂了，它使人的大多数表现倒退并停留在感觉里，人无力再思考。几乎所有的人都停留在身体交流的阶段里。

　　“身体技术”发展时，大多数人进入了语言交流的阶段。对某些人来说，政治、哲学或者宗教的理性化形式成为了他们抵抗冲动的武器，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摇动意识形态的甲壳才能重新找到自我。的确，一直以来我们都有求助于理想以掩盖或表达心理冲突的倾向。比如，对上帝的信仰象征着依附于父母，而不信仰上帝表达的则是下意识里恐惧权威并和父母有冲突;再比如，参加政治活动，可以解释为对出身感到羞耻……这些都是心理防卫。面对这些心理防卫，改造身体的目的是找回最初的感觉，重新组织这些感觉，以使它们更充分地发展。这是一个必要的“倒退”：目的并不是要在此停留下来。最初的感觉必须被分析，必须被语言化。对主体而言，语言必须位于感情冲动之上。原始的感觉必须和通过语言表达的思想相互作用，如果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感情行为的价值就被抬高了。这时，感觉心理控制了理性心理，大多数身体行为就失去了其促进个性发展的意义。现在，流行的替这种颠倒辩护的陈词滥调是“想像力掌权”和“改变生活”。第一个口号不能改变想像力匮乏的现实——什么也没创造，仅仅是重复着五六十年代;而第二个口号一落实到现实的人身上，幻想也就破灭了。

　　心理结构已经改变了。人们更冲动，更少分析和思考，甚至几乎到了做事都有怪癖的地步。人们更表面化，没有内心参照，判断也变得模糊。如果说1960年代的人们准备好要拒绝文化和伦理的参照，90年代却以人们寻找参照物为特征。然而，相对而言，现在的交流方式和人得到满足的方式却是儿童式的，不能直接得到，或是必须通过中介才能得到，就难以被接受。应该“紧密接触着”，也就是说在并不真正知道如何交流的情况下，直接联系着。在人们不再有思想交流和语言交流，并且学会了掩饰真相之后，“紧密接触着”这个词开始流行了。在自我和他人之间不再有媒介，而是简单的身体对身体，即“连着婴儿和母亲的脐带”似的映像。

　　与他人和现实之间这样连在一起，是不能够拥有真正的关系的。我们在关系之外，也在生殖之外：性仅在分离时，仅在与他人保持距离时才能存在。在“性解放”宣扬一切都是性的时候，它其实取消了性关系，因为它想使性关系成为满足于自身的行为，一个以本身全部表达为目的的行为。30年间，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使“欲望”和“性吸引力”失去了。我们已经说过，性不可以成为一个自主的行为，它是关系方式的一种。但是为了有这样的性，还需要从脐带的映像阴影中走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被作为惟一的目的，性在混杂的人群里从一次“紧密接触着”到另一次“紧密接触着”，成为了缺乏真正关系的标志。“紧密接触着”宣告了与他人的关系的结束，因为“断开”与“紧密接触着”同样容易。“紧密接触着”意味着相异性的缺乏，他人就不再是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性的差别是很难的，而这恰恰是与他人的关系的第一条件。“紧密接触着”是沉浸在“混淆的性”里，是把自己置于儿童时期的那种认为只有一个性的信仰里。性的混淆导致了观念的混淆，直至居然认为同性恋是异性恋的对等体。

　　“感觉的人”的榜样是在四通八达的网络中“紧密接触着”的人：他没有关系，他的感情冲动取代了他的语言和思想。而仅凭感情冲动是很难达到天长地久的，也是很难进行思考的，甚至，这样一个分裂了的身体是很难性化的。

　　以分裂的身体存在现代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分裂了的身体，这个身体似乎时刻都有爆炸的可能。“我快瘫下了”，“我快爆炸了”，虽然这两句话的表面意思不同，但实质却是一样的。它们都表达了个人对无法整合自己身体的失望情绪，也都是个人无力面对现实的表现。究其根源，是个人始终停留在幼儿的感情阶段，没能把其最原始的感情冲动加以改进而带来的结果。

　　儿童的身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依附于其父母存在的。事实上，在他能够保证自己身体的“一致性”之前，这种依附是必要的。在童年，儿童所感觉到的身体是分裂的：他一会儿只感觉到自己的嘴，一会儿只感觉到自己的手，一会儿又只感觉到自己的脚。这一时期，他对身体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直到青春期，整合身体的心理过程才开始。在这一时期，青少年对开始“性化”了的身体的态度，可能是接受，也可能是拒绝。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当青少年从自己身上觉察到了性别差异的时候，他们无法从社会那里得到什么帮助。社会风气使性别差异部分地消失了，当青少年对他们所经历的感到困惑的时候，根本无法从社会中找到解惑的方法。更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在现今是缺乏的，这使人们无法估量这个问题给青少年人格发展带来的可怕的后果!也正因为如此，为青少年找寻“参照”的需要才显得迫切。

　　如今社会上流行的观念促使人以被分裂的身体形式存在，而不是以“统一”的身体形式存在。广告、电影，甚至歌曲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述着现代人整合身体的困难。“身体是分裂的”，这个观念迫使现代人不得不以最原始的方式交流，而这显然是与心理生活所必需的“对身体的整合”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总在不断地谋求心理整合，而儿童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对这一整合是有作用的——儿童要塑造自我就离不开他们。不管父母的实际人品如何，儿童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理想化了。这是长大成人的必经阶段，而这一时期，个人与父母紧密联系的理想尤其强烈。如果父母不懂得使自己所作所为符合这一理想，或是周围环境使理想不能实现，儿童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其人格发展就会产生问题。其实，不论是儿童还是青少年，甚至成人，具有进攻性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不安全感的产生，并不仅仅与父母对其的态度有关，它还与父母在儿童面前的其他表现息息相关。即使父母对孩子十分关心，教育也得当，如果他们在孩子面前行为不当，还是会让孩子感到害怕：孩子会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抛弃或是有可能被虐待。这源于几乎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的恐怖主题的故事和传奇，而它们往往构成儿童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故事和传奇也有助于儿童心理的发展：儿童借助它们形成在主观生活中改造幻想的能力。

　　父母是如何处理关系的，儿童也会照着样子去做。事实上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父母处理关系的方法中得到启发，借此来整合自己的身体，要么继续让身体处于分裂的状态。儿童可能会对这种分裂状态感到满意，这样他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时候，父母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父母希望孩子长大的愿望将鼓励儿童成长，换言之，父母的愿望是儿童自我塑造的动力。近年来的教育模式鼓吹“不指导儿童”——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不要影响儿童”——这样做对儿童和青少年人格塑造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大人们不管他们，于是他们就被抛向了自身一时的欲望，并屈从于这些欲望。一旦进入青春期，许多处于这种情况的年轻人都会抱怨父母对他们关心不够，这导致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需要”，不知道如何对自己负起责任。只有当儿童了解了父母的愿望的时候，他才会有自己的愿望，为了不失去父母的爱，儿童就会像父母所希望的那样去发展。而如今，那些年轻人正是由于缺少父母的希望，才会处于今天的境地。儿童从与父母的关系中汲取心理养料，以此为依托逐渐学会独立表达自己的愿望。由于儿童面对外部世界还没有足够的内心准备，因此父母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有了这种支持，他们才能逐渐发展自己的能力。作为父母，就应该成为儿童与外界环境的中介。比如，父母对孩子的心理“连续性”就负有责任，这一责任直到儿童能够(多亏了父母!)独立掌握自己的内心世界为止。有了父母对儿童的心理独立所做的准备工作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心理的真正独立还有待于个体本身在童年、青春期乃至后青春期的继续努力。否则，个体就有可能感到不安和无安全感，或是始终无法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常见的情况是，父母把儿童当成和自己一样的成人看待，鼓励他们去面对事实上他们无法面对的困难。这些儿童由于能在日常生活中独立解决问题给人以早熟的印象，但是，一旦进入青春期，他们在心理上就会突然垮下来，就会到毒品或是没有主观投入的感情关系和性关系中去寻找寄托。

　　某些另类的人，或者说反社会习俗的人，其实是非常依赖他们的父母的，只是他们试图掩盖这一点而已。他们在还没有解放自己的时候就想解放别人，却不扪心自问，看看自己的这种态度是否恰当。人要成为自己，要使自己的感情有“连续性”，不仅需要父母在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给予帮助，还需要自己后来的努力，这一心理历程对于个人人格的成熟意义重大。这个心理任务之所以艰巨，有时候是因为成人的过分控制，有时候是因为孩子把感情过多地集中在父母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将很难成为自我。眼下父母子女之间流行诸如“那么你负责了?”“好吧，我来!”之类的话，正反映了子女心理的脆弱性。

　　失去自我是一种现代病。禁欲的根源是对自我迷失的恐惧，而渴望不停地换性伙伴是想证实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放心;但两者本质上都是无力进入“关系”的表现。

　　由于个体的感情不具有连续性，他人显得无足轻重了。进入一种关系让他们感到不安，仿佛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所以说，这种“拒绝”的心态实质是对他人感到恐惧。这样的心态下，诸如嘲笑、轻视、冒犯、互相排斥的行为就很容易产生。矛盾的是，在失去自我成为一种现代病的今天，社会似乎又特别强调关注自我——只是这种自我既没有心理内在化的能力，又没有丰富的主观财富，其表现是相当原始的。它甚至连自恋都算不上，自恋的人还能把握人格的整体性。比如“自我色情”，这种人的心理世界是四分五裂的，没达到“自恋”的水平，更没达到“生殖的性关系”的水平。对他们而言，惟一重要的就是感官的快乐，而引起感官快乐的身体部分诸如口、胸、腿、生殖器、毛、臀部成了“新拜物教”的神物。有必要指出，如今的媒体和广告所反映的那一切，其实接近于儿童的性，这种性成了“明星”。身体的一部分的价值被过分抬高，人们又一次被引向只重直接接触的感觉心理。

　　现今的社会风气倾向于抬高感情冲动本身，而不鼓励感情的发展。这源于人们对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区别的模糊认识。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压力，即取消潜意识的概念，把潜意识当成意识。然而，意识并非是潜意识的直接继承者。意识既从内心世界汲取养料，也从外部世界汲取养料。意识和潜意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逻辑体系，而“自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整合为一体。“自我”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在与外界的不断接触当中，心理结构中的感情冲动被从“自我”中分离出来，“自我”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意识不能直接把潜意识反映出来，意识也不能使潜意识枯竭。潜意识总能通过诸如梦、笔误、险些做出的不自觉动作、本能反应等表现出来。人类所有活动中表现出的不安、害怕和胡思乱想也是潜意识的反映。但是应注意到，由于潜意识的特殊性，个体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分析了与潜意识有关的各种行为之后，潜意识才显现出来。

　　幻觉和想像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常常被混淆。幻觉产生于潜意识，而想像不是潜意识的直接产物。当我们想像一种情形、一次会面或是一个计划的时候，这是一种意识，许多机能都参与了这一过程，甚至智力和记忆力也参与了进来，而这两者显然不是潜意识的产物。而幻觉则是潜意识的活动，是我们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心理分析治疗的作用就在于在一个“迁移的关系”中，发现幻觉的性质。在这个与语言有关的关系中，潜意识的种种含义被表达，被重组。除了极少数的人，大多数人不作心理分析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能了解自己幻觉的含义的。但是，生活和自我实现并不一定要了解自己幻觉的含义。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一切以感觉心理为中心，或是有把幻觉和想像混淆的倾向。这只是一个总体倾向。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了这种倾向的影响。

　　自恋限制了人格的发展，自恋的人不能进入客体关系，不能接受他人，不能正确地认知他人，仅把他人看成自我的一种延续。这些现代病人们很容易意识到。但事实是，这种自恋心理很快就会进一步退化，于是主观生活变得更没有建设性，也更没有交流性。这时候，“自我色情”很可能就在内心占了主导地位，人的行为开始服从于感觉心理，外界稍一刺激，就立刻想满足这刺激引起的欲望。在那些未能整合自我心理的青少年身上，甚至是在大于25岁的后青春期青年身上都能明显看到这种倾向。在性生活方面，他们更重视冲动和原始的性欲，而不是生殖的性。有一个临床的例子：一位年轻的女士最近与她的丈夫的性生活越来越少了。而她的丈夫在接受询问时承认，他独自自慰所感到的快乐比和他妻子发生性关系时感受到的快乐更强烈。这个丈夫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法从“儿童的性”中摆脱出来的病人。

　　现代人的主观世界也充满了矛盾。在主观世界里，不再有各种思想的撞击，而这种撞击恰恰是主观世界找寻出路的途径。主观世界退化了，在里面只有感情冲动。那些让人害怕的感情冲动被压制了，其余的则根据情况的不同被排除。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性功能紊乱。至于紊乱的表现则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停地换性伙伴直到性无能。情感不再与性息息相关，于是情感与内心混乱画起了等号。情感更不能付诸实践，甚至得不到表达。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主观世界，无论是感觉的主观世界也好，是思考的主观世界也罢，无论这个主观世界是丰富的、开化的，还是表面的、原始冲动的，对任何人而言，他的主观世界就是他的“参照”，从这个参照出发，他去生活，他去表现自我。

　　即使现代社会产生了对人的新的限制，但总体而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解放了现代人的身体。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发生了转移。当人们不必再为生存烦恼的时候，关注的中心就从现实世界变成了个人本身。在不久以前，好好工作，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为这些感到自豪，人就会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但是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考虑的是自我实现和自己感到舒服。现代人变得越来越苛求，总是要求自己周围充满着感情和爱。这种对爱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于是人们感到沮丧，而大量的冲突也就因此产生了。仅仅几年工夫，我们这个过于关注感情的社会就使人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优柔寡断：现在的职员已习惯于根据早晨看到的上司对自己的脸色决定一天的喜怒哀乐，现在的男人像女人一样容易哭泣，现在的学生看到不好的成绩在公开场合就会崩溃。对关系不稳定性的不安让人的内心世界一片漆黑。

　　人们常常混淆爱情和好感。爱情首先并非一种感情，它是面对确定的客体，主体感情生活的许多组成部分长时间互相融合的结果。而好感则是某一情况下，对于某一个人，人们最初的一种感受，这一感受可能很强烈，让人感到很幸福，但它并不必然是爱情。现代人的感情越来越不理性。人们对感情如此在意，以至于感情本身成了追寻的目标。生活条件的改善使我们对感情愈加没有抵抗能力，而“未表达的感情”

　　奥里旺斯坦(C.Olivenstein)，《未表达的感情》，OdileJacob出版社，巴黎，1988。试图在内心生活里寻找出路失败以后，很有可能反过来侵犯主体本身。被压抑的感情导致人做出对自己(或是对他人)的本能而危险的举动：人只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做”，而不去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

　　反对身体的体育体育运动在今天是被大力提倡的事，但是它并不能治疗心理障碍疾病。要保持高昂的情绪，只需要跑啊，跳啊就可以了。但是尽管现在人们常常用做运动的方式来缓解情绪低落，这个方法却是治标不治本。的确，在做了体育运动之后，人会感到精神饱满，但这只是体内分泌出的吗啡对人体器官的刺激而已，人并没有真正感到精神愉快。人们都了解那些一夜成名又迅速陨落的年轻的足球或是橄榄球明星吧，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可以很好地锻炼他们的肌肉，完善他们的运动技巧，但是，这些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成熟起来，不能代替“个体理想中的身体”产生的心理作用，不能整合性化了的身体。

　　体育运动不能让青少年摆脱儿童的心理特征。相反，它倒是有可能导致感情的不成熟，因为它会带来对自己身体的自恋。今天有的体育运动的成功与其说是竞争精神和社会团结精神得到了升华，还不如说是身体和感情惨遭分离。某些体育场里发生的致人死命的暴力行为是原始本能行为的再现。这些变态的行为背离了体育的精神，在这里竞争精神其实是“进攻性质的性”的变体。当球迷们开始博彩体育比赛时，体育运动的意义就已不复存在。这时候，比赛对手变成了敌人，球迷们的性欲具有了“杀人性”，他们恨不得“杀死对手”，竞争精神变成了要把对方消灭掉。不属于关系的一部分性冲动是孕育不出体育文化的。当我们把性冲动从关系中剥离出来，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机能时，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同性恋式的暴力会再现。事实上，是社会生活纠正了某些人的同性恋倾向。至于正常的关系，它的作用在于让人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理想的、值得称道的同类，并努力与之竞争。

　　把他人当成对手是对他人尊重的表现。但是，一旦有了同性恋倾向，他人就不再有竞争的价值。而当人没有了值得征服的对象的时候，他的冲动就会表现为其原始状态，即进攻性的、残暴的状态。一直以来，每当社会上出现伦理文化未能有效加工改造冲动的情况时，文明就开始受到威胁。近年来发生了许多球场暴力，像比利时黑塞尔体育场惨案、英国舍菲尔德体育场惨案，这些就是典型的例子。

　　现代人犯过许多幼稚的错误，而以为只要把人集中起来，让人们对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感兴趣，就可以让人们成为人格完整的人，这是现代人犯的又一个错误。如果我们不能向年轻人提供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层面上的计划，我们其实就没能帮助年轻人获得心理的高级机能(比如“升华”)，我们所做的就只是发展了他们既被动又充满暴力的矛盾人格。因为他们感到的是“分裂的身体”(这是心理没有整合的表现)，这使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而缺乏自信心恰恰是进攻性性格的根源。

　　今天，我们已不再在体育场里疯狂地大喊：“跟我的身体说话，我的脑袋出了毛病!”现在，我们说：“跟我的身体的一部分说话吧，因为我不想要这个身体的全部。”失语的感觉心理爆炸带来了对体育价值的拔高(当然，还有对音乐价值的拔高，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讨论这个问题)。而语言被消灭之后，身体自然也在劫难逃。在人们如此地在乎自己的身体看起来是不是美丽、自己是不是感到周身舒畅的今天，这是怎样的悖论啊!当然，世界并非哑巴的世界，人也不是隐形人，我所想说的是，今天的社会潮流有“否认身体”的倾向。在西方，人们对于诸如佛理禅宗之类哲学流派的兴趣朝着“非体现”的方向发展，即向着“消灭身体”的方向发展。要思考，就得“从自身里出来，要透明”;思考不再是内心与上帝的对话，不再是对自我生存的深入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基督教是一种肉体的宗教——它是被“体现”着的。这一“体现”对于遗忘身体，或是消灭身体显然是一种障碍。失去了内在含义的体育运动其实是对身体的不尊重。比如说“蹦极”吧，现在这种运动在西方很流行。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它本来是太平洋的某些岛屿上土著人的传统奥义传授仪式。当地的男青年要想让部落里的人承认自己是有男子气概的，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证明——

　　当然，是在经过有目的的专门训练之后。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人们把它视为一种“纯粹”的体育运动，把它同它所依赖的文化背景剥离开来。对于柔道、瑜珈、唐手之类的运动，我们西方人也是这样处理的，在这些运动中我们把“精神”和“身体”分裂了开来。体育再也不是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体育了，它不再具有人文精神和社会意义。身体存在的惟一意义变成了要用它来“达标”，这是无助于儿童和青少年形成完整的身体概念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寻求“达标”的身体已经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了。我们的社会“建议”所有的人都拥有青少年似的体魄，把这作为一种理想：最好永远拥有发育时的身体才好呢!正因为如此，身体没有了未来，而性也被固定在它最初的表现形式上了，即儿童的性(自慰、同性恋、恋童癖和偷窥癖)被抬高了。

　　在青春期，青少年的身体起了变化，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他们的能力都有了提高，这些都逐渐改变着他们的行为方式。这个突然新出现的、和儿童阶段完全不同的身体，以及它所带来的新的感受，有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反应：或者是自我的生理抑制，或者是冲动的行为。前一种人对行为有了新的可能性感到不安，想从中解脱出来;后一种人感到无法压抑自己的冲动，便屈从与这种冲动。总的来说，青少年既有全面体验这些新能力的渴望，同时又踟躇不前，于是，他们就有了多种运用他们身体的可能性。这时候，他们尤其想体验的是一个被文明化了的身体;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只注意身体本身，他们实际上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的身体。

　　可能出现两种糟糕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发生在身体突变的时期。生理上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青少年非常害怕失去对自我的控制，害怕失去内心的和谐统一，于是他们逃避智力上的训练。他们的学校生活也开始变得困难重重。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可能会逃避体育运动，躲在哲学思考或是大量的数学题里。这种心理还有可能用显示自己的暴力倾向来表现，这包括：模仿“兰博”，剃光头，听像雷诺这样的歌手的歌曲(这种方式比较温和)。总而言之，这些人无法忍受身体的变化，希望逃离自己的身体。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一样毫无出路，它表现为身体与心理生活的分离，即身体为其本身而活着。人的行为和动作不再是思考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没有被“心理化”。所经历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但是它们并没有“入心”，没有对个人人格的完整化起到作用。处在这种状态中，人就会满足于一句文风新颖，但却等于什么也没说的话，即“让身体说话”。今天的广告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向我们灌输这一观点，告诉我们身体“是”语言。但是，如果说身体可以表达事物的话，它却并不因此是语言。这种观点其实就是“为身体而身体”的观点，即认为身体可以代替语言，可以由身体来统领和协调各种表达方式。

　　在这种否认身体的社会氛围下，青少年感到害怕或是孤独，这导致了他们的某些挑衅行为。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就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许多年轻人看了《深蓝》以后想在游泳池里——有时候是海里——闭气潜水，他们中不少人因此出了意外甚至死了。后来，从1970年开始，这种自由的潜水活动在法国被禁止了。任何俱乐部也不再有权利教这种潜水。这种潜水被要求有严格而昂贵的全程技术支援和医学看护。事实上，电影里那两个世界上独有的这方面的专家也并不是想怎么潜水就怎么潜水的，他们有特定的技巧。但是，这个现实似乎被这些年轻人彻底地遗忘了。他们只感到自己要去做的冲动，根本就不做任何准备工作：先跳下去，以后的事再说吧……我们已经说过，电视和电影对人的行为有着影响，它们提供了一些画面，然而这些画面只能作为感觉心理的参照，是无助于主体作理性思考的。我们可以列一张新的自杀式体育运动的清单，这清单中的项目，不管是摩托艇也好，蹦极也好，总之都既无助于人格的培养，也不能为以后的任何活动作心理上的准备。它们只会让年轻人产生自己拥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身体的幻觉，这个不真实的身体映像将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发展。

　　当一个年轻人在身体上拴上一根弹力绳，玩着从悬崖上往下跳的游戏时，他所追求的是否是阳痿者试图寻求的那种性高潮呢?“在20岁的时候，我想我在性里面找到了某种强烈的东西，我对这种刺激感到满意，但我还等着更多的东西。我现在28岁了，情况变得困难起来。我总是做不到……所以我就陷到其他的东西里面去了：开始是橄榄球，后来是跳伞。”这是现代性关系的某个侧面的写照，而不是为了去实现伊卡洛斯的逃亡之梦。现在，面对这些新式体育，人们根本就不考虑其中所包含的危险。人们常把危险和年轻联系在一起，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不应该把结果当成原因。与职业的走钢丝杂技演员、小丑和水手不同，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对他们的身体没有意识。他们中的有些人骑摩托、开汽车、开汽艇的架势就像他们根本没有身体似的。在这里有对危险的爱好吗?不。年轻人这样冒险，这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到他们的身体是有极限的，在做这些运动时他们根本就没有危险的意识，更谈不上死亡的意识——他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死去!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冒险。他们试图在某些体育运动里抬高身体价值，这反映出他们对身体映像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体育运动，还有那些新近出现的各式游戏，使人对“身体映像”认识的危机加剧了。人们过度地追求一个健美的身体，这导致了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的否定。可以说，这个假想出来的身体已经成了真实身体的对立面，这一矛盾的另一表现为，在人们“反对羸弱”的身体的时候，他们(不论男女)都强调通过体育锻炼来强健肌肉，强调拥有一个孔武有力的外表。

　　于是，在1980年代初，健身风靡一时，这个过去不为人知的运动一下子成了时尚，鳞次栉比的健身房里人们努力地使自己的外表看起来更具“男子气”。胸部的、腹部的、两臂的，还有双腿上的肌肉逐渐突出了，按照别人的眼光一步步地被塑造着。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讨好女人。的确，有些女子喜欢体格健壮的男子，而且今天的男子少有健壮的也是事实。但是，强有力的外表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拥有强有力的精神，而要意志坚强，则需另一种“体育锻炼”。而且，在这个“征服女子”的愿望背后，这些人的内心深处难道没有另一个愿望吗?他们希望自己在这种场合处于男人之中，相互比较，相互欣赏对方的体型。这种兴趣是青春期心理的一部分，是带有同性恋性质的。在更衣室或浴室里，另一个肌肉健硕的身体是让人垂涎欲滴的，这种目光的交流有时候会发展成为真正的身体接触，两个同性的人从对方身上感受男性之力。

　　关于“自慰”，这是一件男性的事情——即使是妇女在这么做。这样做的女子其实是在否定性别的差异，她们把自己等同于男人，做他们的事情。关于健身运动突飞猛进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传统解释，即认为健身反映了人想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勃起的巨大男性性器官的潜意识，关于这个解释，有一幅幽默画值得一提：画面上，有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显然正准备与一个女子发生性关系，而这个女子被男子的健美的肌肉所吸引，正在解男子的内裤。女子的面部表情是窘迫的，因为，她的先生正递给她一个放大镜!

　　另一种解释即我们已多次强调过的“分裂的心理”，有一些人尽管肌肉发达但心理却有精神病的特征。他们在面对他人和面对世界时对自己缺乏信心，因此他们不得不让自己显得很强壮，不得不时刻处于一种“防御”的状态。其实不仅仅是同性恋者会有这种心理，异性恋者也会有这种心理，在这种异性恋关系里有同性恋象征存在。另外，我们确实在许多同性恋者身上发现了心理疾病的症状。克尔韦勒

　　勒内·克尔韦勒(RenéCrevel)，《我的身体和我》，J._J.Pauvert出版社，巴黎，1974。

　　关于身体的阐述把这些解释得非常清楚。可以看出，今天我们对身体的观念与古希腊时代的身体美学已经相去甚远了。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身体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文化，而对于我们而言，身体是让人有资本骄傲自大(或沮丧不安)的东西。这一差别有必要指出，因为人们常常在不了解古希腊文化的情况下，用它作为今日健身运动的论据，而其实两者并无相同的内在含义。今天人们做健身运动，不过是想掩饰自己的弱点、给自己戴上骗人的面具而已。

　　健美运动(包括健美操)使人更加关注自己的忧虑，是感觉心理的一部分。它们其实是在“消灭身体”。人们试图用假想的身体代替自己现实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想把性的渴求更大程度地从冲动本能中解放出来是不可能的，这种想用假想的身体代替真实身体的做法——变性手术——是病态的。这些变性人即使在做了手术以后，也永远不是一个女人(或是男人)，因为他们在追求一个与真实身体有差距的另一个身体映像。

　　今天“身体真实”缺乏的情况已十分严重：男人女人们都在“逃离”自己的身体。然而，新的服装款式和流行观念却以这种对身体的错误认识为基础。这些服装让人在他人眼中显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但其实恰恰从反面反映出主体的失落心情。媒体和娱乐业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它们把这标榜为“现代”。这简直是全社会的神经官能症!然而，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不得不向其妥协，使自己与之一致。既然人们都这么说这么做，这就是正常的了。许多儿童尽管做了许多体育运动，但当他们长大以后，拥有的将是一个“错位的身体”。因为身体映像如要得到内心整合——换言之，人要对自己身体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感情积累，还与父母及社会灌输的身体映像有关。现在的这些运动是片面的运动，只注重肌肉“达标”，它们既无助于儿童身体的塑造，也无助于他们的心理整合。人们的体育运动是和人的精神无关的，也不能促进身体美学的发展。如果能将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我们就会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就会发现目的仅在于强健肌肉的体育，从狭义上说，是无意义的。

　　音乐遗忘了身体

　　从1950年代至今的音乐发展历程也反映了对身体认识的变迁。身体逐渐与语言(理性的象征)分离开来，与“与他人的关系”分离开来。舞蹈不再具有社交意义，它常常成了在人群中孤独的表演。快节奏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以及灯光的效应都让人疯狂舞动。人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扭动以使自己忘记与外界的联系，进入无意识状态。在一些夜总会里，为了达到更猛烈的“精神爆炸”，人们甚至用摇头丸使自己进入恍惚的状态。其他的药品也被使用，目的都是为了达到这种“超越身体”的幻觉。在身体和感观的爆炸中，似乎一个更好的自下而上的状态是触手可及的了。许多形式的音乐都与毒物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所谓“翱翔”其实就是想脱离身体，否认身体。红粉弗洛伊德乐队和滚石乐队等都宣扬毒品是音乐创作的源泉，这是错误的，究其根源，也是有“脱离身体”的欲望。

　　音乐模式里的不利于清晰认识身体映像的倾向比原来更强了。新生的摇滚乐是从爵士乐演化而来的，而爵士乐是从黑人灵歌发展而来的。灵歌原来是来到新大陆的黑人用来表达他们心理状态的一种音乐，他们用它来表达基督信仰，表达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愿望，表达他们一生中所经历的几件大事的宗教含义。它是抱怨之歌，是要求之歌，用简单而紧密的节奏反映出人的喜怒哀乐。接下来出现的爵士乐，即纯粹的美国黑人的爵士乐，与这相比节奏切分的较多。最后，出现了摇滚乐。1960年代的青少年用它来表达自己的反叛意识。愈加支离破碎的节奏，反映了他们所感到的身体的“破碎”。青少年的暴力音乐反映出他们想去一个更理想的地方的愿望，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身体错位。

　　不仅音乐潮流能反映出社会心理的变化，歌星现象也可以。歌星被包装起来，变得更“感性”，活在他人的崇拜当中。公众对他们的关注(其实是想像)集中在几个方面，而他们的身体，尤其是被关注的对象，他们的身体吸引着歌迷，这些歌迷视他们的身体为“理想的身体”，恨不得用那个身体替换自己的。尽管明星实际上并非像歌迷所想像的那样活着，但歌迷们为了满足他们的“替换身体”的欲望，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只需要听听明星们怎么说，看看明星们怎么做(当然是包装之后的)就足够了，当年轻人或是成年人模仿这些明星时，结果总是让人失望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明星都不能作为个体人格的标准。

　　我们已经说过，个体需要从他人那里得到塑造自我人格的心理养料，而父母和其他与青少年有接触的成年人，常扮演这一角色。如果他们在未成年人“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提供的养料是充足的，那么未成年人就能逐渐把自己和作为榜样的他人区分开来，成为独立的人，而模仿甚而以明星代替自我这一原始的心理防御行为反映的是对成长的拒绝。如果说歌迷们是重视自己身体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当他们为那个存在于激光灯下和震耳欲聋的切分音中的身体疯狂时，他们其实是在抹杀自己的身体。

　　有一位摇滚乐歌手，因为他表演时善于显示其最强健最性感的体魄，所以非常有名，并被他的歌迷当做“雄性”的象征，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强烈的性满足。那么，由一个肌肉突起、全身是汗、嗓音深沉性感的家伙塑造而成的“雄性”形象，反映的到底是身体的充分发展还是反身体的胜利?的确，如果我们潜意识里假设身体是敌人，这就是我们从身体里“解放”出来的一次胜利——如同在《深蓝》和其他某些现在流行的运动里。歌迷们都明白与明星有真正的色情关系是不可能的，明星的作用仅仅在于强调力量和活力，歌迷们想凭借这些“逃离”自己的身体。明星们(有男有女)喜欢穿着皮夹克，骑着大马力的摩托，这恰恰反映了他们潜意识里对他们自己本身的映像感到不安，他们把身体“消化掉”，转而注意与身体有关的东西。尽管明星作为一种社会映像，是许多人参照的标准，但明星(比如那个摇滚歌星)实际上只是普通人。在爱情生活里，他是平庸的伙伴——即使他不停地换女朋友，也不能改变这一点，他用粗鲁的进攻性动作弥补其在性上的不足，这是让人遗憾和失望的。总而言之，不管什么样的社会领导人物，他的存在即反映了社会群体的某种不安，而这不安是他所代表的映像能延续下去的原因。

　　不愿拥有自己的身体，沉醉于幻想的身体，这种做法明显损害了个体承受自身现实身体的能力。用他人身体代替自己身体是一种身体错位，也是现代人的又一个心理病症。这一心理状态在内衣广告里时常被反映出来。比如最近的一个男性内衣广告，画面上突出的身体是一个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中学或是大学的有活力的年轻人(看起来还有可能是未成年人)的身体。在这套服装下，是一个永远不老的青春的身体，这个身体抹杀了(顾客的)现实的身体，而这一身体错位即反映出功能的不协调。如今人们在自我审视时头脑里反映出的身体其实并非是自己的身体。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如今男式内衣流行什么款式，购买什么款式常常是取决于女人的。男人们大多不愿意去购买内衣内裤。在商场的男式内衣柜台前面，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妻子(或母亲)和女售货员在交流着关于三角裤或短裤的优点、样式和颜色的意见，而丈夫(或儿子)则被动地站在一旁等着她们作出决定。即使他心里觉得她们作的决定不适合自己，他也不会提出反对意见。有个新近的例子：一位年轻人的母亲，在没有征询23岁的独生子的意见的情况下，决定逐步把独生子的三角裤换成短裤。独生子接受了这一转变，但在心里他却还是喜欢穿三角裤。他从来都没想过要因此指责他的母亲，或者做得更好——自己去买。“占据”自己的身体是未成年和青年人的心理任务之一。一般而言，由于女孩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较有全局观，她们比男孩更容易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患有厌食症和善饥症的女孩。她们通过食物来表达与母亲的身体映像分离的困难。拒绝自己的身体是青春期会遇到的一个心理问题，这一矛盾的表现及延续就是社会上的否认身体的现象。由于青少年对身体的认识模糊，吸毒才会像今天这样泛滥，有时候性才被当做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否认时间和现实的身体，而把年轻人的身体当成标准。如果说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年轻而美丽的身体也是被追求的，那时的情况却与今天的不同。那时候，这种追求并未否认成年人实际的身体映像，追求体现的是一种美学潮流;而我们现在是在拼命地“抹杀身体”。所以可以说，现在的身体处在危机当中，而摇滚乐，正是危机的反映。摇滚乐是身体爆炸的象征，它加剧了身体的分解。“我爆炸了!”当许多人狂喜地大叫这句话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发现这句话也暗示着死亡吗?

　　摇滚乐除了具有新节奏的吸引力，还反映出一种焦虑情绪：失去身体的焦虑(这一焦虑还带来了吸毒、青少年自杀以及失败的性关系)。尽管身体处于危机之中，如今它却更多地被陈列和被强调。肉体的分裂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今天的人面对重大的思潮——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都感难以接受。这是因为现代人的内心也不再有“连续性”，心理是分裂的，是暂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邪教、密宗和巫术之类又沉渣泛起——如同历史上每次出现“意义”危机时一样。事实上，只有完全不了解身体意义的人才会被这些幻觉所迷惑。摇滚乐是同当代年轻人一同出现的。它对这个把年轻人的身体奉为榜样的潮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以为这种音乐强调了、表达了、解放了身体，但事实恰恰相反，它开启了年轻人身体的时代，即“想像的身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衣服和各种徽章成了真正的皮肤，最终抹杀了性别，典型的例子就是男女统一的牛仔裤的流行。由詹姆斯·迪安和埃尔维·普雷斯利设计并推出的牛仔裤在强调身体形态的同时也在否定它。布料被磨破，洗得发白，而露出身体的部分则是小小的暗示。这种强调身体一部分的做法损害了作为整体的身体——性感的是牛仔裤而不是身体。在我们谈论着“解放”的年代，时尚的衣服却紧裹着身体，这难道不是悖论吗?我们用衣服束缚着身体，尤其是从皮带紧束开始的下半身。我们束缚着生殖器官的部位、臀部，还有大腿，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19世纪那些突出身体本身的服饰。的确，在一个谈论着性解放的时代，人们解放了上半身却捆绑了下半身，这是多么奇怪啊……现实里对身体的否认、对身体的束缚(至少潮流引导我们这么做)与口头上谈论的差距是多么大啊!另外，今天又出现了新的服装潮流，紧身服装被宽大的失调的服饰所取代，而这种服饰，只是把身体裹起来，什么也不强调。

　　牛仔裤的色情使身体消失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它阉割了身体。它成了一种制服，一种人们互相承认的标志。牛仔裤没有过时，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时。可是，除了为数不多的怀念1950年代至60年代得克萨斯牛仔生活的人穿着纯粹的硬邦邦的牛仔裤，大多数人穿的牛仔裤的式样已经和以前的款式大相径庭：牛仔裤和T恤衫一样，被割破、被拉成像破布一样的一绺一绺。这种差别是我们这个“青少年社会”的典型症状，破烂的牛仔裤象征了被撞伤、被割破，又被缝缝补补的身体。这个身体残留着性失去以后的伤疤。牛仔裤中不再有性。可以说，它的目的达到了。牛仔裤最初是男性服装，后来男女都可以穿，最后被割得破破烂烂而非性化了。破旧的牛仔裤使真实的身体消失，使想像的身体得益——就像个体本来就不该有性和身体似的。

　　接受自己性化了的身体是青春期的挑战之一。环境有可能促进或阻碍这一进程。当然，由于情况总是很复杂，渡过这一阶段对青少年来说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从青春期初期开始的把新的身体内心整合的过程有可能失败，并因此导致心理障碍，或是与人交往的困难。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年轻人会感到与儿时拥有的那个身体失去了联系，现在这个身体与那个身体是分裂开来的两个，这让他们产生了不安全感。这种进攻性质的不安全感无处不在，有可能在音乐里，有可能在他们反对社会的行为当中，甚至在他们对他人的依附关系中也存在。身体的分裂使接受现实变得困难。事实上，年轻人在拒绝“社会”时，并不总是有意识的，他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身体上的不适应，如果他最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有可能开始糟踏自己的身体甚至自杀，似乎通过这种方法，他终于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来反对他人了。要未成年人把他的身体内心整合并不总是容易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无休止地追求享乐，并沉浸于幻想之中。但是，这果真是享乐吗?难道这不是对身体的虐待吗?这种似乎是让身体做主的行为，其实是对身体的蔑视。

　　摇滚歌手既不爱自己的身体，也不爱他自己，他们常说，除了摇滚反对一切，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原始的施虐狂心理。事实上，摇滚乐连“自恋情结”都不能促进，它所能促进的只是自我色情。当然，并非喜欢摇滚人格就注定有问题：人的心理是有抵抗能力的。这让许多人免受一时的社会行为的奴役。个体会检查和考验“社会标准”。有些人完全同意社会标准，把它作为“附加的自我”，以补充“本有的自我”的缺陷;而另一些人则完全不受其影响，保持自我的独立。

　　摇滚对身体的否定更进一步就是朋克了。朋克族的人格有更明显的精神病症状(爆炸性的)，他们从头到脚都处于谵妄状态，完全不对身体作限制。他们的性心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其中同性恋心理占据着优势，否认男女差别。朋克族未分化的人格都具有攻击性质，而且他们中的女子比男子更希望显示出自己的男性化特征。他们的头发根根直立，整个身体如同刺猬，要使别人碰不得他们，可以说，这种对身体的否认已臻极至。

　　摇滚乐和大多数“心理断裂”现象是同时出现的，并且与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先是把性和爱分裂开来，接着又把性和生殖分裂开来，于是心理被“解理”的个体习惯了“把这些分裂开来”的生活。1968年的危机是令人沮丧的，不仅从此以后统一的文化社会不再存在，而且危机使“心理断裂”合法化

　　感情冲动的心理逐渐代替了以前较为理性的心理。最终分裂感觉的传递在内心占了优势，语言的表述也变得混乱。“我要垮了”表示沮丧，“我要爆炸了”表示开心，“让自己发狂”则是把潜意识当成了意识。总而言之，是“为感情冲动而感情冲动”大行其道。看看参加1968年动乱的那些人的态度转变是颇有意义的，他们的表现是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的典型症状。这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大多偏执，他们以摧毁坏的社会为借口，投向了上帝恩惠主义、心理玄学，甚至邪教。在有了宗教情感或某种思想作为基础之后，他们开始放纵自己的感觉，并以为这样做是宗教(或是那些不理智的思想)所允许的。

　　“心理断裂”在形式上达到顶峰之后，在影响范围上不断扩大。在电影《最后一个女人》里，男主人公用电动刀切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在《一大口》和《感官帝国》里，人超越了身体的极限以致最终因此而死去。许多电影里都有自残或撕裂身体的特写镜头。害怕与他人建立关系和让身体永远不老的欲望不仅导致了性关系与爱情的分离，也导致了性关系与身体的分离。可以在任何时候同我们想要的人接吻，这一做法使我们忘了要在这一行为中投入感情，进而使我们只注重性器官而遗忘了整个身体。如今当某些人说着诸如“小嘴”、“甜吻”、“小屁股”之类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与他人的关系”的存在，只记得这些身体的某个部分。这种性关系就如同自我色情，其中不存在一个完整的身体。今天，性冲动的地位被抬高恰恰象征着其本身的衰落。电影《美利坚帝国的衰落》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在戏剧性的幽默气氛里，一群男女讲述着他们的性经验。这些主人公都曾把潜意识当成了意识，疯疯癫癫地生活，如今都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影片营造的是1960年代的色情渴望破灭后的那种气氛。

　　当个体宣称他是按自己的“渴望”行动的时候，他其实并未接受潜意识的真相，他把潜意识当成了“自我心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说过，欲望的产生并非为了实现，否则潜意识就会抹杀意识。这时候由于冲动得不到加工，无法在外部现实世界里找到合理的出路，个体变得非常有进攻性，由其潜意识引起的行为会犯十分可怕的错误，例如在各种公共场合(公交车里、路上、体育馆里、商店里)的强暴行为和对儿童的性侵犯。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阐述。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侵犯行为是对他人的极度漠视(视他人为不存在)，每一桩影响虽然有限，但合起来却是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是重要的。就正常人而言，即使周围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不适应，他最终还是会找到适应环境的方法并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而对于一个精神有毛病的人而言，他会不断地指责他人和社会，会始终与周围的环境保持距离，他与外界所建立的关系也是临时性的，不完整的。这种指责会演化成怀疑，个体开始怀疑与所爱的人的关系，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最终使他不再建立持久的关系，而只依一时的渴望建立短暂的关系。性本来是可以存在于一段持久关系当中的，然而一旦出现上述情况，性就变成了一时的感觉体验，可以说它在实质上就不存在了。我们得再一次指出，某些人现在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另一些人虽然没有直接这样做，却受到媒体、广告和各种所谓“文化产品”的耳濡目染。这些传媒和产品或多或少地宣扬着“冲动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坏的参照标准。

　　对身体的否定正逐渐发展着，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这一发展预示着“非性化”的方向，并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仔细研究现代音乐各个流派的发展，对认识这一点是有帮助的。摇滚乐开始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发源于岛屿上的音乐。摇滚乐否定身体，而这些“岛上音乐”象征的是随着波浪起伏的原始的身体。牛仔裤满街跑的时代过去之后，全裸开始大行其道。牛仔裤是把什么都展示出来，全裸则是什么也不展示。事实上，失去了象征意义和情感的身体变得空虚了，身体的性的含义和历史含义不复存在。在摇滚乐之后各种音乐先是吸取了非洲音乐的节奏，现在又大量采纳“岛上音乐”的元素。这都反映了现代西方人幻想着另一个身体和过另一种生活方式。于是，不同人种的人在“认识自身”这一问题上互相影响。当然，这一现象并非是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每次当它出现的时候，都会带来种族自我认识的危机：那些最不自信的个体和社会群体会垮掉，并出现两种截然不同但都有可能的结果，要么是人们开始揭露“侵略”，要么是人们满怀深情地宣告一个新的种族的诞生。这种互相影响的认知过程自然对时尚也是有影响力的：今天，白人都喜欢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把头发烫卷，而黑人则将皮肤漂白并把头发拉直。比如迈克尔·杰克逊，他作了很多次整容手术，就是为了改变他的外形，甚至可以说，他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当代社会和身体映像的冲突。

　　寻找身体形象的社会行动在舞蹈里也可见一斑。1970年代初——工业社会时代——的舞蹈大量吸收了黑人舞蹈的元素。人们跳舞的时候如同机器般动作生硬，动作迅疾而不连贯。舞者时站、时蹲、时卧，摆出各种几何造型。这种新式舞蹈的目的不再是与他人建立关系，而是展示自我的能力。因此，人的动作也不再是柔和的，而是有棱有角的。这些姿势更加具有冲突性和进攻性，也让舞者更加孤独。“机器舞”把这类舞蹈推向了极致，也“机械化”地拯救了身体——它赋予身体一种功利性质的存在(但是，这绝非真正的身体)。这种“机器身体”很易受感情冲动和各种情感的影响，最原始的感觉和情感统治了人的心理，如今，“机器舞”已不再流行，但是这种“机器身体”映像在人的心理上的投影仍未消失。

　　到了1980年代末，“机器身体”销声匿迹之后，新的舞蹈又产生了，这些舞蹈来源于非洲(例如祖鲁)或是太平洋岛国，也有来自亚马孙森林的印第安人的。我们不仅穿得像祖鲁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达方式，还有我们的舞蹈都像祖鲁人，很可能正是通过这些舞蹈和生活方式，西方社会表达出让身体成为去除一切的原始身体的欲望。

　　与摇滚乐密不可分的毒品也是对身体的否定和轻视的一种表现。至于对异国情调、香水、色彩、远方的景物的兴趣，都会使身体的自我色情倾向更加严重。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即意图为自我色情找一个根源或是传统。于是，有人便在思想潮流、音乐流派，甚至餐饮文化里找这种所谓的传统。要知道，这种做法丝毫不意味着身体被更好地接受了——尤其在今天儿童与母亲关系过分亲密，心理上没有明显的父亲映像时更是如此，而缺少一个象征着强有力的父亲的映像，其结果就是儿童无法成为他自己。人们不禁要问，为了重新让心理和身体协调起来，妥协的办法是不是接受一个“好野人”的身体映像——我们的祖先曾拥有过的那种乌托邦似的身体映像吗?

　　“好野人”的裸体

　　仅仅在几年以前，全裸还被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地方，可是现在，从早晨第一缕阳光照在沙滩上开始，就能看见全裸的晒日光浴的人，他们想把全身都晒成古铜色。但是，泳衣被扔在沙滩上，色情的梦想便也一诞生就死去了。这种刺眼的、丑陋的、毫无诗意的全裸是自我色情的一部分，而这种色情抬高了诸如暴露癖似的“局部冲动”。把所有都展示出来——就像借口要使语言清晰无误，而把话全说出来一样——是没有把身体“内心整合”的表现。而正常情况下，当6至8岁的儿童拒绝他的父母亲为他洗澡开始试图掩蔽自己的裸体时，这一心理整合就已经完成了。当然，这一心理任务在青春期将继续进行，目的在于把性化了的身体重新整合。在这两个时期，人感到害羞是正常的心理进程，反映了人对自己身体的认同。可惜的是，今天的社会风气没有向年轻人灌输这一观点。

　　裸体果真是身体舒适和自由的标志吗?果真是把身体从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的种种限制中解脱出来的欲望的表现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两种人进行区分。第一种人是自然主义者。源于一种哲学传统，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在属于私人的空间里赤身裸体。另一种是刚刚到沙滩上(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就把衣服全脱光的城里人。第二种情况是对身体的否定，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展示的是什么。他们这样做是裸露癖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所展示的——胸部和性器官——在正常情况下是引起情欲的部位。如果有的未成年人表现出对这种场面的反感，那正是表明他们对这些色情的部位很敏感，他们想把这些部位隐藏起来。他们想保护自己的隐私。事实上，如此展露身体，是要冒使身体失去引起情欲的功能的危险的。

　　沙滩上(或在城市里)的这种裸体完全没有引起情欲的功能。它所体现的是没有性的人群的性关系状况。这是另一种否认身体的方法：性越来越多地被展示，但这不仅没有激起享乐举动，反而带来了对性的漠视。现在有些人为了证明裸体是合理的，常常以别的文化作为参照理由：部落社会里人不是全裸的吗?这一理由不成立是因为它混淆了不同的文化，其思考的立场是不严肃的，更不必说这些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对别种文化的确切认识。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拉奥尼的欧洲之行吧。这位亚马孙森林某一部落的首领来到欧洲发出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森林有可能会消失。在他多次发表讲话时，他都穿着和带着各式各样的饰物，要是在平时，他是不会穿这么多的，他没有否认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他也知道在和别的种族的社交中要穿衣服，他也并未感到穿衣服对身体有何不适。

　　现在，人们已经把裸体当成了一种能让身体继续活下去的“补形术”，其作用在于让工业社会里那些“失去了文化根的人”和“已经爆炸了的人”重新找到文化和人种的归属。工业社会中的人是自恋的，他们漠视前人留给他们的遗产，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这种过分的自满，他们希望扫清历史上的一切。现在他们终于把自己变得“赤裸裸”的了，他们问自己：“参照是不是真的存在呢?”……非洲人、南美的印第安人和一些太平洋岛国居民继承了他们的文化，是留住了他们最久远的“根”。至于我们，去模仿他们的行为，则是幼稚可笑的。这样做，潜意识里是想廉价地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根。在否认了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同历史的孤儿，性和身体行为都表现出想祛除这种孤独感的渴望。

　　“死亡”的意念盘旋在现代身体的上空。毒瘾，依赖性疾病如厌食症、善饥症，以及大量的忧郁症都以身体作为其进攻的目标。这些现代病是拒绝身体的疾病。由于缺少作为参照理想的身体映像，产生了这些自杀性的、追求原始感官享受的行为。而身体处于原始状态只可能是一时的，即使人们努力说服自己维持这种状态也无济于事。神秘的“永恒回归”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尼采非常喜欢讨论这一点)且挥之不去的念头：要重新找回那个久已不存在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的缺席是所有无力的源泉。而事实上，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可以反复做而不让人心感厌倦，强迫性行为的重复则是会使人厌烦的，使欲望消失的。强迫症患者害怕死于“敢于有欲望”，而在所有的强迫症态度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恐惧，即害怕自己处于险境。为了自我保护，个体会冒出许多挥之不去的奇怪念头。他们会反复地做同样的动作，以这些来掩饰正在堕落的身体，掩饰感觉上的真正冲突。他们以回到古代社会为借口，让自己的身体处于原始的最初状态。这是一种倒退。要知道，认为洞穴人、森林里的人、住在草房里的人，比现代人更真实，是一种把问题过分简单化的做法。

　　想让自己与或近或远的历史融为一体的狂热还有另一层含义，即表达了让自己的身体属于一种传统及其仪式和习惯的需要。“工业社会人”用了50年时间斩断他们与人种、文化、教育和宗教遗产的联系，而且还蔑视代代相传的不可或缺的生活经验。“工业社会人”想一切从零开始，想成为突然出现的、没有祖先的、没有历史的一代。这种奇怪的做法使他们成了孤独的一代。现实让现代人产生了“无所不能”的幻觉，他们是自恋的。但是，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是万能的则可能会伤害人本身。以它的名义，多少生命被浪费，又有多少生命堕落了!承认自己的根好像变成了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但是，人没有根是很难发展的。每一代人，即使自己没意识到，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运用文化遗产。有人喜欢编造家谱，他们没有了传统，没有了习俗，没有了信仰，甚至“没有了”父母。但是，矛盾的是，现在，一部电影、一首歌，或是一本书，只要它提到一点点那些消失的传统，它就必然会取得成功。

　　为了给自己一个将来，与过去相连对于人来说是必要的。我们有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在身后，我们却否认了它，并且试图从别的人种那里借一个。从长期来看，这会使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成为失去根的人。与自恋的现代人只顾眼前不同，我们的每一代先人在处理好眼前的事时，都考虑着后代。盖房子，种树，这些行为的着眼点都不是短期的，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它们反映了要拥有后代的意愿。“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在当时绝非流行的语言。是什么让我们感受到了威胁?是“生命太短暂了”，人们常这样说。在一个人的寿命不断增长的时代里，这是多么大的悖论啊!现在人们总是害怕失去，于是都抓紧时间活着。

　　事实上，除了已经失去的，没有什么还会再失去。如今身体映像和身体本身不再能共存，它们之间的断裂就是失败，日常生活中的流行时尚和各种思想都反映了这种失败。追寻一个并非自己所拥有的身体，力图控制自己的生殖，这些最终只能让人产生“让身体达标”的欲望——并且常常会导致激素的使用。

　　身体与性的分离是“进攻性”的根源，而认为能把“享乐的性”和“生殖的性”分离是又一次性解放，这种看法既不公正也不健康。弗洛伊德曾指出，在两个人有性关系时，他们在内心深处是亲密地合在一起的。在性研究中，分开来研究其各自的过程是有必要的，但绝不应忘记，他们是一个整体，这“整体”是爱的核心。

　　归根结底，难道这种无知的、无欲望的身体全裸不是有罪心理的一种反映吗?有看的欲望和被看的欲望，意味着希望被承认和被接受。“工业社会人”否认了他人和历史，很难建立一种使自己的身体属于他人和过去的联系，其身体失去了参照。吸毒者和厌食症正是表现出了他们身体感觉上的这种不适。

　　未能升华的性会具有其原始的进击性。文明曾系统地建立了一些禁区(禁止乱伦、禁止对儿童的性侵犯、禁止强暴)，这些禁区对使生活更美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现在，这些暴力的举动又增加了。从所有这些禁区“解脱”中出来的身体映像带来了人已获得解放的幻觉，这种“解放”其实是原始人性的解放。由于现在的社会环境没能给个体提供正确的价值和象征，个体未能将内心整合，于是把冲动本身合理化的做法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潜意识既不能整合性化了的身体，也不能接受完整的性。人们不再追求建立一种关系，而是追求自我承认，与人竞争和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伤害。这种氛围是不利于异性恋关系发展的，更糟的是，它有利于同性恋关系的发展。

　　以“解放身体”为口号要求全裸，这表达了要重新找回身体舒适的愿望，而且全裸还参与了使人类的所有活动大规模色情化的进程。但是，悖论是，当色情开始进入夫妻关系的时候，它却又促进了身体的非色情化。因为全裸意味着：“我是全裸的，我不是引起欲望的，我也没有欲望，我只要想引人注目而已。”

　　色情侵犯了夫妻关系在1750年以前，夫妻关系的作用主要在于繁衍后代，组织共同的经济生活，性心理并不在夫妻关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750年左右，

　　E.绍特(E.Shorter)，《现代家庭的产生》，Seuil出版社，巴黎，1977。

　　在夫妇之间，爱情逐渐开始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享乐的性，或者称为“消遣的性”开始成为夫妻爱情生活的一部分，而夫妻外的性关系也开始被视为一种伤害对方的行为，是不忠。性心理开始逐渐变化，而且根据爱情的要求，享乐的性和生殖的性开始合二为一，因为人们开始了解，不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悲剧。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心理的发展都力图让爱情成为有益于夫妻关系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在18世纪，结婚已不再是基于经济、社会或法律的需要，而首先是两情相悦的行为。以后的每个世纪里，以追寻感情幸福的名义，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而纯洁的爱情也被定义为“让灵魂的激越和身体的颤动同在”

　　樊尚，《激情的生理学》，OdileJacob出版社，巴黎，1986。

　　于是，留给每个人的任务就是找到他(她)欲望的客体，即最有可能值得他(她)爱的人。个体不再幻想一个“理想化”的伙伴，而是学习着与他人相遇，并开始一段永不枯竭的关系。这个任务是艰巨的，要求人必须具有整合内心的动力，需要协调欲望和丰富的情感，以在时光的流逝中使爱情不断新生。

　　性和享乐不是爱情。但是，爱情、性和享乐的结合，既赋予了“做爱”一词含义，又满足了看到情欲和交流统一的欲望，而这两点正是“自我”在个人感情生活中努力要实现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的社会意识里，人们虽然也在寻找爱情，同时却把性分为不同功能的并且“拒绝”身体。社会上显然存在着“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风气，它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这种被“解理”的心理使从功能分裂的性关系出发的行为合理化了——而“统一”才是被追求的。基督教之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爱情的基础。因相爱而结婚是《圣经》的愿望。20世纪以来，爱情文化和夫妻都在教会的影响之下，而教会使得结婚首先是出于两个人自由的爱情意愿，而不是由两个家庭来决定。

　　最近，人们对性生理和性心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尽管这一变化从表面上看并不明显)：人们开始试图把爱和生殖融入性生活。但遗憾的是，性关系的社会意义可能还是被忽略了，尤其在一个主流思想认为性问题是私人问题的时代更是如此。人们把性关系的主观方面(爱情和个人选择)和公共自由(属于公共权力)对立起来。但是事实上从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尽管他们个人由于太专注于自己的情感而丝毫未察觉——他们的关系就已经把社会牵涉在内。任何社会、任何文化都不会否认社会在性关系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但是由于今天性关系被非社会化，现代人接受“社会在性关系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一观点比前人困难。从1960年代起，夫妻间的性关系开始“色情化”。想研究夫妻间的私生活是困难的，为了了解过去夫妻间是怎样过性生活的，我们手头的资料非常不足。但是，有许多著作指出，过去的夫妻也是懂得生活的，即使繁衍后代是他们性关系最主要的意义所在，他们也是懂得在性关系中获得乐趣的。直至16世纪以前的所有医学著作(根据绍特所言)，都认为妇女只有达到性欲高潮才有可能怀孕。绍特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大多数夫妻“当他们不再想要孩子时就停止了做爱”。社会生活观察家认为，以今天的标准，不忠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尽管有些丈夫为了控制子女数目和某一个女仆一起“放松”。今天的不忠有另一层含义，即已婚男女寻找一个“灵魂的姐妹(兄弟)”，而不仅仅指反映生理上的“放松”。绍特指出，在1850年至1941年间，大多数夫妻关系“色情化”了。同时人们开始承认妇女有享受的权力。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它并非完全是新现象，但它很值得一提)：夫妻间的性行为越来越成为享乐的“地方”。这一状况直至1960年都未有大的改变。接着，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性行为开始“加速”了，从1965年至1970年，夫妻间的性关系频率增加了21%，在这一时期性交前的准备时间也增长了。爱抚、口交成为性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根据西蒙1970年的调查报告，法国人与美国人不同，前者显然不是鸡奸的信徒。

　　如果说这一时期，夫妻关系在“色情”上有了进步，有时候它却在爱的质量和强度上退步了。这好像是由于他们在性上筋疲力尽，便不再有精力聊天和一起做其他的事似的。这一时期的电影也刻画了这种夫妻生活的痛苦，如杜拉斯、勒卢施、特吕福、哥达尔等的影片，影片中的夫妻谈话最终总是陷入僵局。1970年代的年轻人不愿做这种在沙滩上、火车上、时髦的啤酒屋里相互不停地说爱、说恨，接着又说爱的夫妻，选择了变化的、田园式的爱情。70年代中期，在理想化的爱情破灭后，他们受到了伤害，于是他们选择了一夜情。人们甚至不再花时间来相互吸引，问题变得唐突而粗鲁：“你睡还是不睡?”“你要还是不要?”——就像扎尼尼唱的那样。这种令人沮丧的“爱情”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新的一代出现了，这一代人重视感情，但可能是由于他们过于看重爱情，过于想两个人一起生活，他们有时候会对自己的“色情”能力感到担忧。从1969年至1975年，嬉皮士的一代逐渐转向追求意识状态的多样性。莫里斯·克拉维尔认为造成60年代这次危机的首要原因是人的心理层面出现了问题。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我们想研究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理状态，即潜意识大量地突然涌现至意识这一层面的状态。这时候，人们为了自我保护，开始求助于“超脱生死”，什么也不感受，什么也不做。

　　东方思想，来源于佛教，力图把感觉从人体里去除以达到“大所有”的境界。这一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截然相反，基督要求“体现”，并不否认人的身体。参见米歇尔(Franois_BernardMichel)博士等所著《上帝的肉身》，Flammarion出版社，该书为“存在”丛书之一种，巴黎，1990。

　　人们想在他人面前赤身裸体，正像我们指出过的，全裸并非自由的标志，而仅仅表明了欲望和引起情欲功能的消失。生理生活最原始的行为如进食、穿衣、居住乃至进一步的诸如吸食大麻的行为，都使性非色情化了。

　　嬉皮士式的冷漠平静地包容一切的人格使这些人可以抵抗冲动，但是并不因此就可以说他们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由于他们会随意根据心情和场合换性伙伴，性经历对他们而言并不意味着与他人的一种“联合”。事实上尽管他们不说出来，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方式是感到痛苦的，也会产生嫉妒之心，并最终在“感情上衰老了”。两人之间互相依靠依恋的感情被剔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想过绝对的集体生活的想法。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跟所有人在一起保证自己不属于任何人。这种集体的性关系被认为是宽宏的社会行为，但它其实是掩饰了一种模糊的同性恋关系。在一个性群体中，有些人利用异性关系的机会，试图与同性关系靠近，而另一些人则干脆就是双性恋。把两种性欲高潮相比较的结果就是使性行为更为主观。人开始把性关系看成一种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办法，看成超越自己的界限，实现自己的幻觉的工具。性关系尤其被作为向内心世界“倒退”的体验而被珍视。

　　这些人除了满足现有的性欲高潮，还追求原始的感觉意识。这其中，儿童的性关系尤其多地被实践——而儿童的性关系是未得到构建的还未解放的性关系。

　　“做爱而不打仗”是流行的口号，它鼓励人们面对这个好像并不重视个人生活价值的社会，把性作为一种反抗的力量。这种“兄弟姐妹式的性”抹杀了性本身的功能和作用。父亲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全是兄弟姐妹。在父母子女关系大范围消失后，得益的是一种对一切不加区分的关系。其实，正是对个人人格的相对分裂的忧虑带来了这些，而这种社会结构有可能导向社会欺骗、邪教和肉体享乐主义。这些感情冲动与身体分离的人，在思想、社会理论、宗教和美学领域，作了最不连贯和最胡言乱语的“开拓”。

　　在这种“自我色情”的氛围下，象征着父亲的角色是无法扮演的。被神秘化了的“兄弟”或是莫名其妙地被选出来的“第一人”(天知道是谁!)成为了这个群体的领导者。一般而言，他的统治方式比父亲的统治方式更专制，即使表面上决定是通过讨论作出的，那也不过是为让决定能被接受而耍的手段而已。专制的原因在于，领导者考虑问题仅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在这种把领导偶像化的环境下，“长兄法律”绝不是民主的，更不是有伦理的，因为它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个“作为群体存在的理由”的人感到高兴。这种“法律”与“父亲的法律”是对立的，“父亲的法律”并不来源于自恋，而是来源于“卓越不凡”，因此“父亲的法律”理应成为所有人的法律。

　　在嬉皮士运动最鼎盛的时期，音乐喜剧《头发》上演了。这一时期还公映了帕索里尼的电影《定理》。一方面，自慰、感官刺激、服用大麻都成了当时年轻人显示自己个性和表达自己拒绝进入社会的意愿的方式;另一方面，双性恋关系其实反映了每一个实践它的人的内心孤独。这两种新出现的现象是时代的标志，性行为成了主观的冒险，外部的现实和法律都不再能限制人的“内省”。零碎的潜意识简直是到了皮肤的表面，几乎是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这使得“升华”的心理工作停止了。这种内省为倒退——尤其是倒退回儿童的性关系——打开了方便之门。“模糊的爱”和“自然的身体”与典型的“恋母情结”交杂在了一起，即使今天这些潮流均已过时，它们对今天人们的性行为仍然有着影响。

　　以表示“兄弟情义”的名义用“你”称呼人，直接喊名字(不加姓)，于是在建立关系时便不再有任何过渡。这种流行的做法(这正是现在的做法)的结果就是“抹杀”了社会现实，人们让自己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把所有人集合成了一个“大所有”，每个人都与别的人发生直接的关系。在企业里，职业培训时教员建议要把关系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这其实是对个人人格平衡的又一次可怕的异化。

　　教育中的关系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父母想像伙伴一样与孩子相处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非伙伴)，他们其实是否认了自己的职能，并使儿童的感情发展进程复杂化了。受这样的教育关系的影响，个体就不再试图发展关系和使自己社会化，他会停滞在原始感觉和感情占统治地位的亲密关系里。由于这种亲密关系要求人们之间什么都得说，于是表面上的平等抹杀了个体的社会角色和职能，而且与他人过分亲近，会使各种社会关系模糊化，并最终导致个人主义。例如，今天人们常说自己“在某个地方”搪塞他人，以使自己能独处一会儿，从心理角度分析，这句话正表明了个体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来”。另外，过分亲密的关系会让人不再能够思考自身和丰富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密关系还是抹杀个体主观性的杀手。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失去了建立关系的能力，关系变成了危险的事物。事实上，个体要生存，就必须承认他人是与自己不同的人，必须与他人保持距离，让他人处于应处的位置。人们之间长期的模糊的关系以及行为准则的不一致会使亲密关系成为攻击性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性关系被视为有可能失去一部分自我的风险，而不是一种与他人相遇的快乐。个体，由于总想“紧密接触着”，很快就会感到自己的完整性受到了侵犯。对他而言，性关系中惟一真正与他人“在一起”的时刻，就是高潮的那几秒钟。“结合”好像就快成功了，但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为了达到这个达不到的目标。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矛盾的。在我们把亲密关系的地位抬得很高的时候，我们却在否认他人。如果我们承认由我们亲手造成的这种模糊关系最终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矛盾就不再显得那么矛盾。打个比方：在每天早晚上下班高峰时间，拥挤的公交车里是不会有“宽宏精神”的，当人们互相压挤着的时候，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在这个自己只占十几平方厘米的地方保护自己。在从传统的参照规则中解放出来一段时间以后，人格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进入更高的层次，要么退回到原始的关系水平和感情水平。在1970年代，人们发展和表达着自己的主观性时面临的就是这一挑战。错误地发展主观性，主观性就会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伤害人格本身，就会成为对感情的“讹诈”。

　　从这种不良意识里滋生出了对身体的否定。这就是为什么作为这种观点的一个外在反映，出现了“透明”的流行趋势。从最粗俗最乏味的裸露癖，到建筑上偏好用玻璃材料，这些都是这一趋势的反映。现在西方社会在负罪感中焦虑着，人们想通过“透明”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身体的形象是美丽的，但是人的内心是空的。米莱纳·法梅尔唱道：“我感到空荡荡的，我翻着全是白纸的书。”空得就像玻璃一样，让一切透过，什么也没有留下。

　　身体不仅是什么也没留下，而且也不再是“色情”的了——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变得“色情”。“色情”被到处张贴，还出现在电话里，出现在传真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色情”在爱情关系里变少了，我们可以像盖施·帕蒂那样唱道：“艾蒂安，艾蒂安，摆好姿势。”当我们这样唱时，其实艾蒂安不指任何人，我们只是表达自己的愿望而已。“碰我的传真，别碰我的身体”，这是含蓄地表达了人们在爱情关系里感到了某些不可明言的东西，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为了避免艾滋病所采取的谨慎态度(这种想法把事情简单化了)。与约会伴侣的关系变得与梦中伴侣一样，可以没有明天。即使传真表面上有现实的形态，它所创造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色情”在这种关系中是不能长久的。

　　当然，夫妻之间并没有停止把色情引入性关系。但是性越被张贴，“爱的性”就越少了。在流行的“榜样”的影响下，人们想模仿电影里的场景，而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到医生面前抱怨“在家里做不到同样的”——这常常让夫妻俩感到不安。有一对夫妻在丈夫的要求下来咨询，丈夫认为妻子不太正常，因为她拒绝肛交，妻子自己也感到很困惑：她过于性冷淡?太有道德感?还是不够“性化”?简单地说，她同意来接受治疗以让她丈夫高兴，而丈夫呢，他什么问题也不问，他在色情电影里看到很多次这种场面，他想做同样的事情。他不问问自己：这种欲望实际上是不是掩饰了某种东西呢?是不是有同性恋倾向?几年前，星期天早晨的健身节目会给健身房带来很多顾客，今天，星期六晚上的X级电影给医生带来的人几乎同样多。

　　许多人都不知道，面对外界如此多的色情画面，该如何过他们的性生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类人只继续关注于把自己的“主观性行为”付诸实践。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可以按情况和生理周期的不同作一些变化，但是他们的性关系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性关系之间有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另一种人对周围的色情环境不是无动于衷的。星期六傍晚，他们在采购完一星期的食品以后，或租或买一盘X级录像带，带回家和妻子(丈夫)、朋友一起或是独自看。有时候，等较小的孩子睡觉了，还和大孩子们一起看。

　　有一种情况，父母借口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而借这类VCD给孩子看。父母觉得自己的性生活已经减少，所以到了把性生活让位给孩子的时候了。出于这种想法，他们会让孩子独自看。

　　人们边看边说这是肮脏的、恶心的、令人害臊的，但同时又自娱自乐地欣赏着可笑的体位大特写镜头，并想像自己将可以做什么——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不会那样做。其实，这些反应是自古皆然的。那些压抑自己生殖能力的人是令人厌恶的卫道士。卫道士们觉得，这些画面是危险的，是有害于“心理的统一”的。而事实上，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想像的、分裂的儿童的性关系之上的。性的画面应该能自由地在心理机制里流动，这样才能将感情冲动升华和构建。“艺术的色情”是思想的游戏，它使感觉变得细腻，却并不因此就把头脑中所想的直接付诸实践。但是，今天的X级电影并没有起到上述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用于“丰富”我们可怜巴巴的色情想像。在这种情况下，它起的是兴奋剂的作用。

　　在1989年，色情片的销量占整个影片市场的40%。尽管这类影片播放时间很晚，Canal电视台20%的用户看每月播出的这类电影，还有许多人在没有解码的情况下收视，画面的模糊并不太影响理解画面和对话。

　　色情影像的害处与连环画是一样的，它会限制人由自己幻想生发的想像力。

　　审查委员会把含有污言秽语的电影与患有“荧屏偷窥癖”的人拍的玩意列为同一等级。例如，贝尔托吕西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和安德烈的《克洛德太太》受到了同样严格的审查。参见《世界报》1989年8月13日、14日的《下流言行的界限》。

　　事实上，我们可以不借助“色情的假器”就可以在性关系中得到幸福和满足，重要的是要知道，创造自己的艺术，即自己的“色情”。现在，夫妻们越来越注意把“色情”引入爱情关系，并且越来越重视这一点，但是，“色情”有时候也会带来关系的倒退，因为它让人产生“心理爆炸”的恐惧感。今天的社会不仅正在“消灭身体”，而且我们正经历着身体的“非性化”，这种“非性化”正向许多堕落的罪恶敞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