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陈独秀、瞿秋白等在共产国际四大
瞿秋白（1899.1-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原标题为“坦荡悲情的书生，壮丽凄美的烈士——饱受争议的瞿秋白”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他成为被选择的人；而当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却被自己的政治对手出卖与抛弃；当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却又被和平年代的混乱“革命”所批判和打倒。在不同的时代，他被冠以种种截然相反的称谓，从“革命先烈”到“叛党投敌”，从被“顶礼膜拜”到“掘墓鞭尸”，鲜花与粪土同在，谩骂和颂扬齐飞，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功绩与罪名，也许连从不看重“虚名”的瞿秋白生前也无法想象。直到今天，他才终于可以被人民称为“同志”了。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对革命贡献之大，所受待遇之不公，平反昭雪道路之漫长，实为中国革命史所罕见。
“毕竟是书生”，这是对瞿秋白一生最好的概括——他书生似的性格和为人，难以适应政治场上复杂的云谲波诡，这是他悲剧人生的基本成因。在福建长汀，他在夏日阳光下走向刑场的单薄身影，成为一个悲壮的象征：那是中国奋起后“士”人觉醒的坚定步履，响彻饱经心灵苦难后的苍凉回声。
【四面楚歌中的下台者】
瞿秋白第一次蒙冤被弃是从上海到“苏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苏联人米夫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生性耿直坦率的瞿秋白并不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两人嫌隙日增。瞿秋白的书生意气使他在忍无可忍时，干脆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这陡然增加了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
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米夫还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以华制华”。这还不算，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米夫，一心想在精神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偶像。而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是挡在米夫前路上不易推开的一块大石。米夫们可以轻易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摧毁他。
为了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米夫对他进行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是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扶持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活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他们采取“去瞿留周”的策略，在会上宣布对周恩来“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而对瞿秋白则穷追猛打，欲彻底批倒批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四面楚歌中，李立三、张国焘、黄平等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一时竟也无情翻脸，一起莫须有地指控瞿秋白搞“小团体”，用“两面派”手段在党内进行了“国民党式的反党斗争”。（这怎能不使瞿秋白哀叹“每一个人的脸都看厌了”！）
面对这样过火的处理，生性坦诚的瞿秋白依然忍辱负重，甚至深为自己不能看出立三路线危害之严重而感到内疚，他真诚地认为只有自己来承担责任才能在政治上起到教育作用。因此，他表示赞同远东局的处理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似的退出，而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他郑重地表示：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这种过分的自我批评，只能给新的中共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表现做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实行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瞿秋白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去话语权，只得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后，贫病交加，王明中央一个月仅发给16.7元生活费，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但既然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可能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荣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瞿秋白并未灰心失望，而是照样满怀热情，不断在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杂志上发表文章，谈论革命前途。于是，“党内同志”抓住文中个别用辞不够恰切扣大帽子，大做文章。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再次进行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严厉地指责“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对他要“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 在小组批判会上，力主其事的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对瞿秋白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瞿独伊：《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一个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生的人，却在革命阵营中成了“过街老鼠”，成为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这使本已处于自责和负疚中的瞿秋白更加迷茫，更增痛苦。后来在《多余的话》中《何必说》一节中他悲愤地写道：“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一个“拉”字，包含多少悲愤和无奈！
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派遣他去江西“苏区”的决定。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拒绝前往，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他当时体弱多病，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相爱甚深的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以便互相照顾，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为他去做无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再表示半点不满，那就更没法活了。（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34年1月7日，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瞿秋白告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
【“去留心绪都嫌重”】
谁能想到，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瞿秋白的人生可谓光芒四射。他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重用，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他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共内除陈独秀、李大钊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共内“唯一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很快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可而今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只能被“发配”到苏区搞点教育工作。
我常常怀疑瞿秋白这种革命者，就是传说中那只不知疲倦的荆棘鸟，它一生休息的时刻，只是它停止飞翔的那一刻，也是死亡的那一刻。换了别人，经受这么多打击挫折也许早已心灰意冷。可瞿秋白很快就重新燃起对革命真纯而炽切的热情。离沪后半个月，妻子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到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里的“老家”、“天堂”，显然都是指他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寥寥数语，瞿秋白对离沪赴赣的欣喜、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但担负起了中央执委会委员和教育部长，而且兼任了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等职务。他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做着党交给的工作，内心十分愉快，也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赞扬。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清闲而充实的时光。
然而革命永远没有安逸的“天堂”，只有斗争中残酷的现实。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以关于瞿秋白是否被“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最后被捕牺牲的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各执一端，争议甚多。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走”，要率领8万红军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前程难料，凶吉未卜；“留”，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到处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而且中央还赋予留下来的同志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要牵制敌人、开展游击战争，时刻准备迎接大部队相机反攻，杀回老家，其危险程度，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
走和留都是革命需要，都面临艰难的抉择。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
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是最高决策机构，决定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在迄今可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行动，证明博古中央是带着“有色眼镜”决定走留人员的。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陈毅当时刚刚做过手术，剧痛难忍，但是被留下来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他当即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找到朱德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朱德无奈地表示个人同意他走，但也只有向上反映他的意见。而这一来便没有了下文。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在供给单上就是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毛泽东也曾被列入留下来的干部名单。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博古也担心毛留下来重打锣鼓另开张，毛才得以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如果当时他被留下来，结果就很难预料了。（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否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殉道呢？笔者认为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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