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山地鸡舍搭建图片大全:中国课改报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6/30 20: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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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中国行”特别报道：
1—4版： 中国课改报告（调查篇）
5—6版： 课改路上，我们碰撞智慧（专家篇）
7版： 课改路上，我们一起行走（志愿者篇）
8—9版： 课改路上，我们风雨同舟（花絮篇）
7月31日，“课改中国行”“红四军”从兰州一路风尘仆仆抵达甘肃省西和县。
与教育局负责人见面后，顾不上片刻休息，他们就赶往会场，准备各种材料，联系尚在路上的宣讲团专家。“红四军”一路4人，除了领队马朝宏外，还有另外两位记者郭瑞和宋鸽，唯一的男士韩世文负责团队的辎重。因为水土不服，马朝宏和郭瑞都患上了肠炎，身体极度虚弱。可一直被密集的行程催促着，两个病号几乎没有时间找一家医院输液。她们这样拖延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怎么吃东西，就凭着一股精神支撑着，一天一座城市，扛着那杆红色的旗帜，马不停蹄地走下来……
随团的宣讲专家李雪涛，是北京市昌平区长陵中学校长。当马朝宏打通了李校长的电话，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原本安排李校长从北京飞往咸阳，然后转乘火车赶往甘肃西和的，可因为大雨把路基冲垮，李校长和随行的另一位专家生生被困在了路上。如果李校长不能如期赶到，活动就无法如期举办，马朝宏急得几乎哭了。
后来，李雪涛决定租车赶赴西和。为了迎接李雪涛，郭瑞在火车站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了凌晨2点。当疲惫不堪的李雪涛校长与望眼欲穿的“红四军”汇合时，马朝宏说，大家见面一握手，鼻子酸酸地就流泪了。
8月1日，西和的宣讲和采访活动圆满结束。忙了一整天，几个人简单吃了晚饭，收拾好行李准备经由兰州赶往下一站河南，可到了兰州火车站，才发现没有去往河南的火车了，只能临时决定在当地过夜。没想到受旅游季节的影响，兰州市竟然找不到一家酒店。几个人拖着行李，一家家问过来，好不容易找到酒店，已经是凌晨了。身子一挨床就变成了“烂泥”，囫囵着睡一觉，一早5点半起床，蓬头垢面地赶往车站。
李雪涛返程后，谈起这次非同寻常的经历时，一个大男人竟感动得直流泪。他说，我就没见过还有像中国教师报人这样敬业的！有这样的精神和担当，还有什么事做不好呢？在学校的教师培训会上，他把这一路的经历和感动完整地讲给了他的老师们。
同样，“课改中国行”“第三路军”随团宣讲专家、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教育局局长任永生，也把中国教师报人的“铁军精神”当作全区教师培训的“课程”。他还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放大的照片，内容来自中国教师报办公室墙上的一句话——打造一支有教育信仰的传媒铁军。
为一种“责任”集结
正像任永生局长所说的，中国教师报这些年定位于课改，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义无反顾的责任与担当。
课改，作为一个全面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国家意志”，10年了，有着怎样的成长、得失？是不是依然有人在质疑甚至对抗课改？课改到底有哪些制约性问题？课改之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到底有何巨大的意义？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到底是什么？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今年7月份，中国教师报联合西安博创软件有限公司，发起了大型公益宣讲和采访调研活动——“课改中国行”。
7月27日上午，“课改中国行”启动仪式在中国教育报刊社大楼前如约举行。“课改中国行”大军由中国教师报全体编辑记者、著名课改区域和学校领军人物、赞助企业人员和教师志愿者共同组成。他们从北京出发，兵分4路，奔赴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甘肃、陕西、河南、福建、安徽、湖南、湖北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0多个县区，历时月余。活动以“教师引领希望，课堂承载未来”为主题，分为“课改万人签名”、课改问卷调查、专家讲座、义务赠送图书和软件义送、校长教师座谈、采访等内容。
“课改中国行”的最大特点是深入基层调研教育，正如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史习江在启动仪式上所说的，这是中国教育媒体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基层“行走”，是拉近读者、贴近地面、服务国家的媒体成长尝试，同时也体现了媒体的责任与担当。史习江寄语中国教师报的全体编辑记者，要闯出一条媒体专业成长的新路径，不仅要能够发现课改的典型，而且要敢于引领中国课改的发展，真正践行“教育家办报”的媒体理想，从而为中国教师报打造出更加鲜明的媒体特色，落实办报宗旨——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经历这次艰辛的行程之后，刚刚加盟报社不久的“新人”梁恕俭在自己的博客上向网友们“坦白”，此行让他“终生难忘”，他说，人活着，总该为自己留下点可以回忆的东西，总该需要一点精神，总该敢于去担当。
本报记者周书贤，一口气跟了4个省的宣讲与采访，回来就病倒了。去了福建大田和东山，他为当地整体推进课改而欣喜，这个平时滴酒不沾的汉子，一高兴，两杯酒下肚把自己灌醉了。而在另外一个“不课改”的地方，当那里的局长和校长们谈起课改除了抱怨就是抱怨，理由找了一箩筐，什么体制、师资、资金，一向不善言辞的周书贤当即回应：什么是“体制”？每个人都是“体制”，如果每个教育人都动起来，都守好教育人的底线，中国的教育就一定是前途光明的！
一路走来，几乎每一个“课改中国行”的参与者，都是这样矛盾着、感慨着，甚至痛苦着。好在，记者们发现，在中国教育行走的路上，正有一大批教育人一直默默地躬身前行，他们以自己行动的脚步，丈量着中国教育的明天。
10年课改，风雨如磐；课改之路，任重道远！
韧性、责任、行动，成为“课改中国行”的三个关键词。
“红动”全国
旗帜是红的、标牌是红的、会场的背景板是红的、胸牌是红的，口号是红的、行动是红的、理想也是红的，“课改中国行”所经之处，刮起的是红色旋风，沿途有人这样概括，中国教师报的“课改中国行”是一场中国教育的“红色风暴”。
作为一项公益活动，“课改中国行”宣讲采访团每到一地，都受到了当地教师的普遍欢迎和媒体的关注。很多媒体把“课改中国行”活动作为一件重要的社会新闻和教育新闻予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百家平面、广电和网络媒体对“课改中国行”进行了报道。
作为一个教育专业媒体，中国教师报一直被一线读者亲切地称为“中国课改报”。多年来一直关注课改进程，锁定课改，服务课改，引领课改，参与课改，致力于发现和推荐课改典型，曾先后推出了山东省杜郎口中学、山东省昌乐二中、河北省围场天卉中学、江苏省灌南县新知学校等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课改典型。尤其是2011年全新改版之后，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围绕“课改”，借助打造“四新”（新教师、新学校、新课堂、新学生），推动区域教育发展的内涵均衡，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道选题，如《郑州变法》、《2010课堂教学改革年度观察》、《李镇西突破》、《中国课改模式“样本”调查》、《区域课改的“殷都试卷”》、《好学校是一方池塘》等，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同时，中国教师报还突破传统媒体的桎梏，积极探索媒体发展的新形式，打造了集平面媒体、网站论坛、香山会馆读者俱乐部“三位一体”的“新媒体”概念，并且以活动拉动服务，启动了一系列公益活动，把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最科学的教学方法，送到一线教育者身边，服务和促进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
有媒体把此次“课改中国行”誉为一场前所未有的“课改长征”，“课改中国行”左手挽着教师，右手托着课堂，是课改的宣传队、播种机。
“课改中国行”志愿者、江苏省昆山国际学校刘恩樵老师在“课改中国行”启动之时，曾撰写一副对联：“课改中国行调研中国课改；课堂现代化打造现代课堂”。8月6日，他乘车5个多小时，从江苏昆山赶赴如皋，参加“课改中国行”如皋站的活动。活动结束，他在自己的日志中这样评价：“课改中国行”打破了以平面媒体为平台宣传与实践课改的思维，突出田野意识与行动意识，走出编辑部，走出北京，走向大江南北，走进基层学校，走到一线教师的中间，这种挽起袖，卷起裤腿，行走教育田野的做法，能够真切地感受中国大地上的课改脉搏。这种行动哲学思维下的行动，一方面加强了与一线教师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能够采撷一线基层最鲜活的经验、智慧以及困惑、困难等。
湖南省岳阳县教育局局长李有根是一位坚定的课改行动者，最初他曾担心“课改中国行”这样的活动会流于形式，专门在网上搜索了相关信息，发现在其他省市举办的活动深受好评，为此安排专人负责组织接待工作。他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坚持搞下去，并且可以把规模组织得更大一些，让更多的教师受益。
“‘课改中国行’公益宣讲为西和教育注入了最新鲜的元素，为西和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次公益宣讲活动，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走课改之路的决心和信心。”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说。
对于中国教师报的编辑记者而言，“课改中国行”是一次难得的深入一线、贴近一线的机会。本报记者韩世文在博客中写道，我们发现，教育一线蕴藏了丰富的新闻素材，正在成长着大量具有教育情怀、改革智慧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此次“课改中国行”，正是一次极其有意义的发现之旅。
暑期“课改中国行”活动结束了，但是这场“红动”全国的“课改长征”才刚刚启程。
课改让教师开始“觉醒”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认识到，课程改革不仅仅是教材的更换，学习内容和教研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教学理念、教学观念的根本转变。
在座谈采访中，我们欣喜地看到，通过课堂改革，学生的生命状态发生了变化，教师的专业成长意识开始觉醒，一些教师对教育对教学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认识。尤其是一些农村学校，一线老师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开始专业觉醒，并致力于寻求通过校本研究、专业发展共同体，来促进自身和学生的共同成长。
8月7日，“课改中国行”大型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福建省大田县。该县建设中心小学副校长郭秀丽说，眼下，中小学生都还沉浸在欢乐的暑期活动中，而大田课改教师们却早早地忙开了。忙什么呢？忙充电，忙学习。在郭秀丽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有一些课改方面的内容，她说：“课堂要高效，最重要的是小组合作的构建，学生学习要自主，教师就要放权，给小组合作充分的时间与空间！”实验小学校长吴建玲说：“我们的课堂就是要变‘带着知识走向学生’为‘带着学生走向知识’的师生共同发展的课堂。”城关第二小学特级教师肖玉琳是该县首席学科带头人，她对高效课堂最直接的感受是：“教”“学”关系发生了转变，注重“以学论教”，注重关注学生的“学”，注重创设师生互动和谐的教学关系。
浙江省宁波市实验小学的黄铁成是此次“课改中国行”宁波站座谈采访中发现的一位课改先锋教师。10年来，他已从一名普通语文老师成长为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并且出版了个人专著。通过课改实践，他的语文课堂逐渐从关注文本、师本走向关注生本，开始尝试从学生的视角解读文本，从学生的学情起点选择教学内容，循学而导，以学定教，形成以“培养学生语感和语言学习为中心”的语文教学理念，开始从关注教材走向关注课程，从关注言语内容走向关注言语形式，从专注研究阅读教学走向培养学生综合语文素养，获得学生的欢迎、家长的信任和各级教研专家的认可。他说，课改不仅成就了他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专业行走方式，找到了职业的幸福感。
侯姝琛是安徽省宿州市宿城第一中学的英语教师，作为一位高中老师，她的教学实践并没有在分数与课改之间陷入两难，而是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她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教育观、教学观和教师观，逐步形成了以“分板块，建模型，重过程，融策略”12字英语教学模式下的“生命课堂”、“我的学习我作主”及“学习即生活”的一系列新课程实践，完成了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及评价方式的彻底转变。
谈到课改的心得，她用“蜕变”来形容自己成长的过程。她说，置身于课改中的教师，好比正在蜕变的蝴蝶，只有破茧而出，才会有蜕变后的绚丽。在实践中，她首先冲破观念、角色这张“茧”；其次挣脱教材、教法这张“茧”；最后突破策略、学法这张“茧”，最终用自己的行动打造优质高效的新课堂，实现“生命的狂欢”，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课改呈现“农村包围城市”态势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多数课改成功的案例来自中小城市和乡镇的普通中小学校。有人认为，课改正在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在调研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村地区的教师对课改普遍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与此同时，来自于农村学校的课改经验很多，尤其是课堂教学改革方面的经验更具颠覆性和彻底性。这样一种现象背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穷则思变是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地区改革的心理基础，农村学校普遍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多年来，大批优秀教师流向县城，县城的教师流向城市，城市的老师流向南方或者沿海城市，与此相对应的现象是，大批学生也呈现这样的流动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空壳学校”。改革是农村学校和落后学校拓展生存空间的唯一选择，农村学校只有通过课改发展自身，才能赢得尊严，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只能是等待死亡。
相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城市名校的改革动力则明显不足，因为城市学校有高标准的硬件设施，有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生源，即使不课改，学校的质量也不会很差，当面临可改可不改的选择时，选择不改是理所当然，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可能要付出代价。
8月20日晚，本报论坛围绕这一现象进行了讨论，网友魏建胜认为，主要因为城市学校掐尖，尖子生都被掐走了，农村学校要发展，就不能靠尖子生了，只有靠改革谋得一条生路，而在城市学校，尖子生恰恰培养了老师的改革惰性和学校发展的依赖性。
网友独孤九剑认为，城市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师待遇和学生素质都是一流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金字塔的塔尖，无论使用怎样的教学方法，成绩都是一流的。要名得名，要利得利，呼风唤雨，四平八稳。如此这般，还搞什么改革啊？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更何况，他们还面临着办学经费短缺、生源向城区疯狂流动、办学环境日趋恶劣等不利条件，不改革不仅仅是无法守住自己阵地的问题，而是随时会被城市学校边缘化和消灭的问题。
志愿者刘波认为，家长可能是城市名校课改最大的阻力，我们教育人需要引导家长，而不能一味迎合家长，否则课改无法进行。
“城市和农村课改的起点可能不同，但农村学校，社会关注度小，恰恰也给老师、给学校以一定的发展自由空间。”网友熊振鸿说，“古人说，穷则思变。无论当年的南湖红船，还是小岗村的血指印，都代表着时代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洪流。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教育作为课改的破冰者和引领者，必将代表中国教育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方向。”
没有问题的课改不是真实的课改
“好得很”与“糟得很”是此次“课改中国行”活动中专家和编辑记者感受到的两种极端的情绪。在调研采访中，我们不仅发现了很多典型的课改经验，也收集了一线教师在课改过程中遭遇到的困惑。
在庞大的评价体制面前，一所学校或一位教师的力量的确太渺小了。每一位想课改和正在课改的教育者都面临着这样的困惑与无奈。
8月1日，“课改中国行”杭州站活动举行，在任永生局长报告的互动环节，一位特级教师对任永生局长关于“要推翻教育功利主义、本位主义、僵化模式这三座大山”，建设新课堂的理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评价机制不改，所有的理想都是浮云，所有的理念都是空谈，所有的改革都只能是有限改革。谁能为我们一线教育者扫除这样的课改障碍？
这可能代表很多教师的担忧和情绪。在8月2日宁波站的采访座谈中，有不少校长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不少一线教师一致认为目前新课改的最大困难是评价制度。
实施新课改后，课堂活跃了，学生成了教学过程中的主角，教师的教学理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新课改为中小学教学带来了全新的气象。但遗憾的是，最终的评价方式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也有老师在座谈中说，新课改需要一个全新的、多元的评价制度作支撑，可事实上，这几年，中考也好，高考也好，虽然评价制度改革也迈出了一些步子，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课改的进行。“分数是检验课改成败的关键。在当今应试教育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一所学校一次失败，很可能几年都不能回头”。
在不改变现在考试制度的情况下，能不能实现既提高学生素质，又让学生有应试能力，这样鱼与熊掌兼得的教育？杭州市卖鱼桥小学用实践予以了回答。卖鱼桥小学开设的课程比一般学校多了9节课，多出来的9门微型课，有的是15分钟，有的是20分钟，内容涉及硬笔书法、口语交际、数学思维等。之所以多出这么多课，是学校在对国家课程校本化的过程中，每节课缩减了5分钟多出来的。而每节课能够减5分钟，靠的就是教师精讲精练，提高课堂效率。
课改与分数不是矛盾、对立的，分数是课改的副产品。传统课堂可以赢取分数，但是，采取的是越过“成人”直接锁定分数的方式，我们的孩子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太大。应试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以不人道的方式来实现应试的目的。应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课改可以大张旗鼓地谈分数。当年的南京高考之痛，并不说明课改本身有问题，而是课改学校的具体操作出了问题。那些靠拼时间，拼体力，通过死抓，抓死，往死里抓的方式换取分数的人是可耻的、可悲的。
课改同样存在“只打雷，不下雨”，“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天津育英中学校长赵春玉认为，关键还是很多人的观念没有改变，有对课改的麻木心理、恐惧心理，更有空虚心理。
赵春玉在座谈中列举了课改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改革需要改革者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要有新的科学教育教学理论基础，才能真正理解课改的目的、意义以及过程和要求，才会在理解的基础上有自觉的改革行为。但就现实而言，我们有多少人，包括教师、学校管理者、行政管理者，脑子里有这些理论呢？在功利教育的大环境下，谁去学习和研究这些理论呢？就教师来说，改革需要更多的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需要更宽泛更渊博的知识，包括专业知识，也包括相关学科的知识，还包括更多的社会知识。但我们的教师有吗？多少年教学教下来，知识不是越教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为一本教材，一本教学参考书，一本总复习就已经够了。教来教去就剩下三本书了。这种底蕴空虚的状况，别说不想改革，就是想改，用什么去改？那些领导用什么去指导改革？”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但赵春玉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想不想改革，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而就学校内部而言，制约着教学改革最主要的瓶颈问题则是两个：一是教师的观念问题，二是教师的底蕴问题。没有观念的转变，教学改革就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方向，改革就会陷入盲目和流于形式。没有一定的底蕴，教师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和驾驭新课程，教学工作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达到新课程地目标和要求。
“有人说目前我们的中小学教师是‘三不’加一‘不’的教师，‘不学习、不研究、不合作’，‘不合格’。虽然听起来很不入耳，但细想想，还真的差不多。”但赵春玉认为，这些是历史造成的，主要是体制问题。而面对新课程，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我们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努力培养自己的学习意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教育局副局长毛志挺曾撰文指出，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教育改革出现了疲劳现象。多次的教育改革进展不大，常令老师们失望并被弄得稀里糊涂，其中也包括教育改革内容繁杂，消耗了老师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教育改革流程的快速推进，使老师们对最新的改革是否会持久深表怀疑，也有不少教师成为了课改的“看客”。正因为本来应该成为主角的教师成为“看客”，使得课程改革在推进上遭遇了很大的阻力。
课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只要有实践就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有行动。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没有通过实践而预设的问题有许多都不是问题。
江苏省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对改革曾作出这样诠释：小改革，大困难；大改革，小困难；不改革，更困难。这一观点值得那些观望课改的人们深思。
课改拒绝“傲慢与偏见”
课改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教育者对课改的“傲慢与偏见”。在“课改中国行”宣讲和采访活动中，有校长对课改表示不屑，有校长对课改抱怨大于行动。
在那些应试教育的重灾区，校长和老师的观念还停留在课改的初级阶段，对一些基本的课改理念尚存在理解错误。
课改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是非题，不课改或假课改早晚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对于课改而言，我们无须求证我们不能做什么，无须为不课改寻找种种理由，而应该求证我们能做什么，能怎么做。
我们在评价一所好的学校或者一种好的教育时，通常有3个标准：一是有没有分数或质量，二是分数或质量是怎么来的，三是在分数和质量之外还给了学生什么。这3个标准告诉我们，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只有分数过不了明天。追求分数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赢得分数，是通过挖生源的墙角，通过拼时间、拼体力换取的“黑色分数”，还是通过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解放学生的学习力来赢取的“绿色分数”。
反观今天一些地方，分数成了教育的GDP，因为过于追求分数，我们把教育做成了教学，把教学做成了应试，把应试做成了分数，进而把分数上升为一种恶性竞争。更为可悲的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教育有问题，但却鲜有人敢于改革；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却少有人去行动、去实践。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一流的教师创造变化，二流的教师追随变化，三流的教师被动变化，四流的教师顽固不化。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教师？课改不能等、靠、要，我们不能等到所有的环境都改变了，再投身改革。顾炎武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台湾忠信学校校长高震东说，天下兴亡，我的责任。今天这句话可以改造一下，课堂改革，我的责任。
我们不能一味抨击体制，抱怨环境，因为体制不是宏大的，而是具体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代表体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适应并加固着这个体制；因为抱怨环境，天昏地暗，但如果改变自我，则天高地阔。
课堂改革要从我做起，只有每个人行动起来了，教育才有希望。只有每个人从改变自我开始，教育的理想之火才能呈星火燎原之势。如果你是局长，请行动起来，通过课改带动一方教育；如果你是校长，请行动起来，从改变一所学校开始，打造理想学校；如果你是教师，请行动起来，从你的课堂开始，改变你的教学世界。
课改最缺什么
课改是一个通往理想教育的旅程，课改是“国家意志”，但为什么依然有人观望、质疑，甚至指责呢？课改到底缺什么，那些尚游离于课改之外的人又缺什么？
对于课改中的“抱怨哥”现象，她在“课改中国行”日志中写道：谈到课改时，很多老师一味强调大环境，强调体制。大家可曾想过，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一遇到困难就开始怀疑课改的“正确性”，或者眼巴巴地指望别人来告诉自己现成的解决方案。其实，没有人知道现成的答案，我们每个人前进的速度，才最终决定了课改的进度。
此次“课改中国行”，任永生局长作为专家，先后随宣讲团赴杭州、宁波、葫芦岛、沈阳、聊城等地宣讲。他说，一些教育人很麻木，从他们过于冷漠的目光中我读出了失望，原因是他们缺少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课改的阻力来自哪里？也许来自自身的观念和行动力。课改绝不单单是一场教学方式的转变，它考量的是每一位教师对教师角色的认知，对教育的理解和对生命的诠释。“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想要什么？我该如何做……”当角色和观念转变过来之后，技术的问题才会有答案。
课改重在行动，贵在坚持。成功不在于是否选择了课改，而是是否能够坚持课改，不能因为出现了问题，遭遇阵痛就退缩，或否定课改，归罪于课改。
本报实习记者薛红岩，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全程参加了此次“课改中国行”。她在日志中记录了调研心得：“课改中国行”让我认识了教育改革的现状，在可喜的成果中，也存在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在宿州座谈时一位校长说，课改我们也做了，说分小组好，我们也分了，可是最后失败了，导学案我们也尝试了，但最后同样失败了，我们尝试了很多，但最后都相继放弃了。
她在日志中通过对一个漫画的解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个人打井，挖了很多很深的井，就是没有找到水，他很沮丧，以为就是没水了。然而漫画中，水就在他挖的下面一锨之遥。另一个人在同一片土地打井，他挖的只比前一个人深一点点，可是他却得到了水。并且，他还接着前一个人挖过的井，很容易地挖出了更多口井。在课改旅程中，做不一定成功，但不做永远无法预约成功。
其实，重大的改革典型往往发生于经济落后区域，改革是逼出来的，精彩也是逼出来的。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早就造就了改革的传奇。一是农业改革的典型安徽小岗村；二是经济改革的典型深圳，第三个是教育改革的典型，杜郎口中学。
小岗村传奇是因为解放了生产力，深圳传奇是因为解放了创造力，而杜郎口中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解放了学习力的结果。三个典型的主题词是“解放”，解放的核心是“还给”。
这些典型没有哪一个是等到条件都成熟了，才改革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改，是他们的共同特质。
偏居于鲁西北的一所农村初中的杜郎口中学，在一无好的师资、二无好的生源、三无专家引领、四无充足的办学资金、五无现成经验可资借鉴、六无民办学校的办学机制的情况下，为什么却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课改典型？杜郎口中学的成功不能仅看其升学率，而应该锁定它获取升学率的手段，它不是靠“掐尖”得来的。杜郎口中学最大的价值其实还不是体现在升学率上，而是取决于它让学生收获了什么，它带给了学生什么东西，他们在从事和追求什么样的教育。
从改变学生的学习状态入手，杜郎口中学课改的精髓体现在最大限度地把课堂还给学生上，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主张“能让学生学会的课才是好课”，一切以学生的“学”来评价教师的“教”，“让学生学会的教师才是好教师！”课堂必须体现出“学习的快乐”。
课改第一难，难在教师身份变。只要身份一变，关系就变，随之教学关系、师生关系就变了。因此，关注学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师生在课堂教学中充分、高效地互动，是从根本上克服传统课堂弊端的出路。
教师的课堂职责，首要的是“点燃”、“激励”学生，让学生动起来——身动、心动、神动。教师不能以成人的思维代替学生的思维，以自己的见解代替学生的见解，以自己的结论代替学生的结论。如果我们仍然一味地把蜡烛、春蚕、铺路石单纯解读为包办和替代，把教师解读成管理和施教，把教学解读成灌输和训练，把教育解读成调教和训斥，把学校解读成塑造和雕琢，把学习解读成接受和背诵，那原本承载着厚望、鲜活的“人”之教育就会沉沦为应试、工具、功利，老气横秋、千人一面、丧失创造的“异化”教育，它与我们的理想背道而驰。
重建课改共识
在课改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打破旧课堂，建设新课堂，成为一种使命和责任。“新课堂”的核心特质则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性。课改需要坚守什么，摒弃什么，颠覆什么，课改源自哪里，要到哪里去，需要我们重拾教育常识，回到教育原点上进行思考。回到原点，方向才能更清晰，回归原点就是回归本质，回归规律。
课改需要重新认识模式，我们强调课堂模式构建，旨在通过一个能够真正承载科学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行动模式的推动，从教育最核心最微观的课堂改革入手，通过课堂革命，撬动整个教育的发展，推动整个教育的变革，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课堂教学这个层面上的微观改革上，只有这样理解课堂教学改革，我们的改革才有意义，才能推动教育的整体变革。
一线教育者需要学会认识模式，选择模式，实践模式，最终突破模式，课堂教学流程的再造是从流程上确保学生做课堂学习的主人，是课堂教学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通过课堂结构的调整和制度的创新来确保课堂的稳定的质量。模式代表一种实践经验的成果，承载并指向于一种理念和文化。
关于对成功课改经验的借鉴，“课改中国行”专家团成员、江苏省灌南新知双语学校校长徐翔用一个比喻阐明了他的观点。他说，课改经验的拿来主义，不是照搬照抄，正如不同地方的两棵苹果树，一棵能结出好苹果，一棵不能结出好苹果，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好苹果直接摘过来绑在另一棵树上，而是要分析好苹果长出的原因，如土壤、阳光、气候、水分、管理等等，寻找适合另一棵树生长的因素，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课改中国行”专家团成员、山东兖州一中原校长杜金山说，课改之难，难在动了文化的“奶酪”，难在改革是系统性的，难在改革本身是存在风险的。要真正落实好课改精神，最关键的是要深刻认识到课改到底在改什么，到底要怎么改？
本报曾在报道中强调，课改需要走好四步路。
所以，理念变观念是当务之急，教师必须树立以学为中心的学生主体教学观。教师的观念决定着课堂，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课堂！课改的理念是学生主体、教师主导，教师主要是引导学生，做学生学习的服务者，他的课堂观念是围绕“学”，基于“学”，设计“学”，“教”必须服务“学”。
第二步，观念变方法。离开了观念指导的方法只能是照葫芦画瓢，没有方法承载的观念在教学上体现出来的是典型的眼高手低。教学其实就是正确观念支配下的技术学，可一些学校却常常大谈特谈艺术，导入的艺术、评价的艺术、布置作业的艺术，什么事一旦艺术起来，便没有了可以操作的抓手，因此今天的教育必须回到技术的原点上，探索“规律”。
第三步，方法变文化。方法好比花朵，一旦离开了文化土壤，就很难存活。其实，课程改革就是在构建一种“课改文化”。这种文化是“开放文化”，是“展示文化”，是围绕学生建构的富有“人性”的儿童文化，而非成人文化，更不是传统的道德文化和驯化文化、工具文化。
第四步，文化变信仰。最好的管理一定不是靠制度来维系的，作为教育人，必须有信仰，而说到底，教育其实就是一种信仰。
这四步路不是方法的改良，而是传统理念的颠覆，是观念的重新再造。
期待草根力量的生长
课改重新定义了课堂。凡是有学习发生的地方都是课堂；课改，让教与学的时空变得更加开放、多元，让课堂充满了张力。
课改重新定义了教学艺术。所谓教学艺术不是教师“教”的艺术，而是教师调动和激发学生的艺术；教学不是“教”与“学”的叠加，而是“教”与“学”的互动、融通、促进。
课改重新定义了教育质量。教育质量不是分数的质量，而是学生的生命质量。
课改重新定义了教育家的标准。教育家是野生的，散养的，教育家永远不会从书斋里走出来，应该从课堂里走出来。教育家的成长是放养教育思想，而不是在温室里培育，只有从教学田野里生长出的思想才是有根的思想。我们期待着在改革探索中，走出更多具有理想教育特征的新课堂、新教师、新学校，期待着草根教育家的成长。
这是本次“课改中国行”活动中，我们最深切的感受。
不管改与不改，不管“浅改”还是“深改”，不管是“改良”与“革新”，毋庸置疑，我们的课堂在变，我们的教师在变，我们的学生在变。
2010年，在课改10年总结之时，“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再次让基础教育置于风口浪尖，承受拷问。为什么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基础教育总是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魔咒？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求解“钱学森之问”》一文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最大的弊病就在于不是‘学思’，而是‘学答’——学答问题。我们聘请了很多的老师去设计题库，给出答案，然后把它拿给学生，让他们死记硬背。做学问就是要学会‘问’，问，思考就在其中。你如果不是学‘问’，只是学‘答’，把人家做好的答案再答一遍，有什么意义？”
在柳斌看来，只有把学生从考试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教师、校长从考试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才成长具有个性发展的必要空间，使杰出人才的涌现具有必要的基础环境。这才是教育正确的方向。
幸运的是，“课改中国行”让我们发现了很多像杜郎口中学一样正在躬身课改的学校和区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实践彰显了课改的力量。杜郎口中学的学生会问，会思，真正解放了学习力，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我们期待更多来自农村，来自一线的草根学校，期待他们原汁原味的改革实践！
教育，本就来自基层，带着泥土的芳香和青草的味道。这样的教育，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十年一个节点，课改过了“第一个十年”，迎来了“第二个十年”，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课改中国行”的脚步不会停止，我们还将继续行走在路上！
区域课改先锋图谱
区域课改呈现的繁荣景象，更加印证了本报曾经提出的一个主张，区域课改的推进正在让教育均衡发展从硬件均衡走向软件均衡，从条件性均衡向内涵式均衡转型。
课改在渐进性的推进过程中，正在催生着一种新的教育生态的形成，教育竞争秩序与学校格局正在被重塑。我们看到，区域教育呈现了快速崛起的态势，涌现出了丰富的实践成果，正在不约而同地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生态。这些区域课改典型中，有致力于校本教研制度创新的，有寻求课堂教学模式突破的，也有进行县域教育生态系统改造的。当课改以区域推进的方式逐步深入，为步入“深水区”的课改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一所学校内部进行的课堂教学改革不同，大田的课堂教学改革不是一个“点”，而是区域内的整体推进，囊括全县城关及辖区18个乡镇的中小学校，而它们共同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展“高效课堂”教学实践，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确定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的生命活力从追求分数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课堂成为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综合概括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社会生活能力、质疑能力的“操练场”。
一年多的实践，大田成了福建乃至全国的“热点”，广东、吉林等省区的700多名教育工作者，先后实地考察了大田县课堂教学改革模式，对大田县的这项教育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
更重要的是，大田的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看着孩子们在课堂上活泼主动地发言，教育局局长林镛无比欣慰，他说：“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课堂时，我们终于惊喜地发现‘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运用，能很好地解决让学生成为课内课外的主人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与福建大田的区域课改推进策略一样，江苏如皋的课改同样锁定课堂，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整体推进。发端于高中化学学科的课改实验成果，成功实验于一所农村中学的“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如今已在全市推广开来。这一注重“学习活动”构建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的学习不再是枯燥的事情，让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难题得以化解。
在安徽省宿州市，无论是城区学校还是农村学校，无论是优质学校还是薄弱学校，课改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整体性繁荣。萧县白土镇中心校通过乡村教研活动的开展，使教育教学质量迅速提升，反思、研究已成为一线教师的成长方式、生活方式。
这些课改成功区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区域课改推进策略的行动研究，重视课堂教学模式的选择和研发。有人质疑，区域课改强调模式是否违背教育规律，是否对教师教学自主权是一种践踏。在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局长金海清看来，区域推进课改之所以强调依托“模式”这一平台，就在于理论成果要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离不开模式这一桥梁和中介。在课改初期要通过一定的模式来规范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它可以缩短因教师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而导致的课堂教学效果的差距。
“为什么一些改革最终失败，就是因为缺少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建模环节，一边是曲高和寡，一边是涛声依旧。”金海清说。
课改，从一校的改革走向区域性的整体改革，为学校个体的改革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区域课改让想课改的校长和教师知道，课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区域课改推进过程中，课堂改革让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困境破题成为可能，改革的突破口是课堂，成为主流共识，从课堂改革出发，寻求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新路径，成为主流选择。河南省新乡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玉宇说，课改，学校是第一线，农村是难点，教师是关键，课堂是主阵地。课改改到深处是课堂，课堂是课程的载体，课改10年，需要重新回到课堂上来，应聚焦于改课。如果揪住课堂，找准课改这个支点，借助整体性课改推进策略，实现课堂效益的全面提升，则可以最大幅度减少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发展的不均衡问题。
课改在“改课”上破局
课改需要回到“改课”上来求解答案，这是课改10年得出的一个重要论断。素质“养成”的主要阵地在课堂，任何科学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如果离开课堂这个育人的主阵地，都将沦为脱离实际的空话。课堂是课改的核心，是教育矛盾中主要矛盾的核心部分，不敢触动课堂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是伪改革。改课，就是要把课堂这个小阵地开发到极致，把教学放大成教育。唯有新课堂才有新学校，唯有新教师才能培养新学生，新课堂是素质教育落地的突破口。
“课改中国行”4路大军一路走来，收获最多的就是课堂教学改革层面的成果经验。安徽省阜阳市成效中学，是一所刚刚创办不到10年的民办学校，近年来通过课堂教学改革使学校成为当地最热点的学校之一，每年生源爆满。
临危受命的校长赵春玉酝酿着，如何才能让这所高中校起死回生。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如果按常规的课堂模式，效法其他高中校的普遍做法，那么，我们会在竞争中输得很惨，更谈不上学校的发展。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建立有效课堂教学模式，以确保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尽管高中推进课改难度很大，但育英中学还是取得了不俗成绩。学校是从2009年高一第二学期开始教学改革的，而这一届学生的高考成绩不仅超出了外人的想象，也超出了学校的想象。尤其让赵春玉欣喜的是，课改之后，差生大幅度减少，中等生在增多，优等生的增加更为明显。
“实施教学改革的4年是不平凡的4年，4年中我们既有接受新理念洗礼阵痛中的欣喜，也有探索新课改模式收获中的辛酸。正如许多学校老师所说，面对新课改，我们曾经豪情满怀，也曾经犹豫彷徨，但我们毕竟走过来了，而且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赵春玉说。
作为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赵春玉特别强调，改革和升学率不是对立的，相反是统一的，真正的改革是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的。
领军人物的价值
每一个区域教育成功探索的背后都有一个智慧的操盘手、一个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正如区委书记李南沉和教育局长李志宇之于安阳殷都课改一样，他们是区域教育变革的决策者、引领者和直接推动者。关注领军人物绝不是在有意夸大个人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在不断创造着让人激动不已的奇迹，他们在默默践行着人们期待已久的教育理想。
在调研采访中，无论是江苏如皋的“活动单导学”，还是福建大田的“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我们所关注的区域教育典型经验的背后，不仅仅是理念与方法，还有改革者的责任与态度、理想与热情。
甘肃省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上任伊始，就倡导全县学习以杜郎口中学为代表的先进课堂教学模式经验。他坚信，学习本不应该是苦的，学习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能让人感到愉悦的事情。教育，让孩子考上大学没关系，因为“360行，行行出状元”，而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成为“状元”提供最大的可能。他说我们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是谁？首先是学生，其次是家长。我们做老师的首先要问问，学生对我们的课堂满意吗？他们在课堂上快乐吗？
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局长金海清，是一位力行课改的领军人物，他领衔主持的“活动单导学”教学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推进课改的日子里，听课成了他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他推进课改的重要手段。在他的工作笔记里记满了在听课和调研中发现的大大小小的课改问题，比如不会设计活动单怎么办？村小推进课改滞后怎么办？教学常规怎么抓？这些问题就是通往课改成功彼岸的路标。他常说，当一名好老师，受益的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当一个好校长，受益的是一所学校的学生；而当一名好局长，受益的则是一个区域的学生。
兰州市教育局局长何泳忠是一位有思想、有智慧，同时肩负使命、心怀教育理想的教育主政者，从他的专著《教育的理想与行动》中，我们读出的不仅仅是智慧、思想，还有责任与良知。在他的领导下，以爱心教育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兰州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区域亮点频出。
课改呈现“农村包围城市”态势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多数课改成功的案例来自中小城市和乡镇的普通中小学校。有人认为，课改正在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在调研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村地区的教师对课改普遍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与此同时，来自于农村学校的课改经验很多，尤其是课堂教学改革方面的经验更具颠覆性和彻底性。这样一种现象背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穷则思变是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地区改革的心理基础，农村学校普遍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多年来，大批优秀教师流向县城，县城的教师流向城市，城市的老师流向南方或者沿海城市，与此相对应的现象是，大批学生也呈现这样的流动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空壳学校”。改革是农村学校和落后学校拓展生存空间的唯一选择，农村学校只有通过课改发展自身，才能赢得尊严，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只能是等待死亡。
相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城市名校的改革动力则明显不足，因为城市学校有高标准的硬件设施，有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生源，即使不课改，学校的质量也不会很差，当面临可改可不改的选择时，选择不改是理所当然，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可能要付出代价。
8月20日晚，本报论坛围绕这一现象进行了讨论，网友魏建胜认为，主要因为城市学校掐尖，尖子生都被掐走了，农村学校要发展，就不能靠尖子生了，只有靠改革谋得一条生路，而在城市学校，尖子生恰恰培养了老师的改革惰性和学校发展的依赖性。
网友独孤九剑认为，城市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师待遇和学生素质都是一流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金字塔的塔尖，无论使用怎样的教学方法，成绩都是一流的。要名得名，要利得利，呼风唤雨，四平八稳。如此这般，还搞什么改革啊？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更何况，他们还面临着办学经费短缺、生源向城区疯狂流动、办学环境日趋恶劣等不利条件，不改革不仅仅是无法守住自己阵地的问题，而是随时会被城市学校边缘化和消灭的问题。
志愿者刘波认为，家长可能是城市名校课改最大的阻力，我们教育人需要引导家长，而不能一味迎合家长，否则课改无法进行。
“城市和农村课改的起点可能不同，但农村学校，社会关注度小，恰恰也给老师、给学校以一定的发展自由空间。”网友熊振鸿说，“古人说，穷则思变。无论当年的南湖红船，还是小岗村的血指印，都代表着时代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洪流。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教育作为课改的破冰者和引领者，必将代表中国教育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方向。”
与教育局负责人见面后，顾不上片刻休息，他们就赶往会场，准备各种材料，联系尚在路上的宣讲团专家。“红四军”一路4人，除了领队马朝宏外，还有另外两位记者郭瑞和宋鸽，唯一的男士韩世文负责团队的辎重。因为水土不服，马朝宏和郭瑞都患上了肠炎，身体极度虚弱。可一直被密集的行程催促着，两个病号几乎没有时间找一家医院输液。她们这样拖延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怎么吃东西，就凭着一股精神支撑着，一天一座城市，扛着那杆红色的旗帜，马不停蹄地走下来……
随团的宣讲专家李雪涛，是北京市昌平区长陵中学校长。当马朝宏打通了李校长的电话，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原本安排李校长从北京飞往咸阳，然后转乘火车赶往甘肃西和的，可因为大雨把路基冲垮，李校长和随行的另一位专家生生被困在了路上。如果李校长不能如期赶到，活动就无法如期举办，马朝宏急得几乎哭了。
后来，李雪涛决定租车赶赴西和。为了迎接李雪涛，郭瑞在火车站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了凌晨2点。当疲惫不堪的李雪涛校长与望眼欲穿的“红四军”汇合时，马朝宏说，大家见面一握手，鼻子酸酸地就流泪了。
8月1日，西和的宣讲和采访活动圆满结束。忙了一整天，几个人简单吃了晚饭，收拾好行李准备经由兰州赶往下一站河南，可到了兰州火车站，才发现没有去往河南的火车了，只能临时决定在当地过夜。没想到受旅游季节的影响，兰州市竟然找不到一家酒店。几个人拖着行李，一家家问过来，好不容易找到酒店，已经是凌晨了。身子一挨床就变成了“烂泥”，囫囵着睡一觉，一早5点半起床，蓬头垢面地赶往车站。
李雪涛返程后，谈起这次非同寻常的经历时，一个大男人竟感动得直流泪。他说，我就没见过还有像中国教师报人这样敬业的！有这样的精神和担当，还有什么事做不好呢？在学校的教师培训会上，他把这一路的经历和感动完整地讲给了他的老师们。
同样，“课改中国行”“第三路军”随团宣讲专家、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教育局局长任永生，也把中国教师报人的“铁军精神”当作全区教师培训的“课程”。他还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放大的照片，内容来自中国教师报办公室墙上的一句话——打造一支有教育信仰的传媒铁军。
为一种“责任”集结
正像任永生局长所说的，中国教师报这些年定位于课改，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义无反顾的责任与担当。
课改，作为一个全面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国家意志”，10年了，有着怎样的成长、得失？是不是依然有人在质疑甚至对抗课改？课改到底有哪些制约性问题？课改之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到底有何巨大的意义？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到底是什么？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今年7月份，中国教师报联合西安博创软件有限公司，发起了大型公益宣讲和采访调研活动——“课改中国行”。
7月27日上午，“课改中国行”启动仪式在中国教育报刊社大楼前如约举行。“课改中国行”大军由中国教师报全体编辑记者、著名课改区域和学校领军人物、赞助企业人员和教师志愿者共同组成。他们从北京出发，兵分4路，奔赴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甘肃、陕西、河南、福建、安徽、湖南、湖北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0多个县区，历时月余。活动以“教师引领希望，课堂承载未来”为主题，分为“课改万人签名”、课改问卷调查、专家讲座、义务赠送图书和软件义送、校长教师座谈、采访等内容。
“课改中国行”的最大特点是深入基层调研教育，正如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史习江在启动仪式上所说的，这是中国教育媒体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基层“行走”，是拉近读者、贴近地面、服务国家的媒体成长尝试，同时也体现了媒体的责任与担当。史习江寄语中国教师报的全体编辑记者，要闯出一条媒体专业成长的新路径，不仅要能够发现课改的典型，而且要敢于引领中国课改的发展，真正践行“教育家办报”的媒体理想，从而为中国教师报打造出更加鲜明的媒体特色，落实办报宗旨——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经历这次艰辛的行程之后，刚刚加盟报社不久的“新人”梁恕俭在自己的博客上向网友们“坦白”，此行让他“终生难忘”，他说，人活着，总该为自己留下点可以回忆的东西，总该需要一点精神，总该敢于去担当。
本报记者周书贤，一口气跟了4个省的宣讲与采访，回来就病倒了。去了福建大田和东山，他为当地整体推进课改而欣喜，这个平时滴酒不沾的汉子，一高兴，两杯酒下肚把自己灌醉了。而在另外一个“不课改”的地方，当那里的局长和校长们谈起课改除了抱怨就是抱怨，理由找了一箩筐，什么体制、师资、资金，一向不善言辞的周书贤当即回应：什么是“体制”？每个人都是“体制”，如果每个教育人都动起来，都守好教育人的底线，中国的教育就一定是前途光明的！
一路走来，几乎每一个“课改中国行”的参与者，都是这样矛盾着、感慨着，甚至痛苦着。好在，记者们发现，在中国教育行走的路上，正有一大批教育人一直默默地躬身前行，他们以自己行动的脚步，丈量着中国教育的明天。
10年课改，风雨如磐；课改之路，任重道远！
韧性、责任、行动，成为“课改中国行”的三个关键词。
“红动”全国
旗帜是红的、标牌是红的、会场的背景板是红的、胸牌是红的，口号是红的、行动是红的、理想也是红的，“课改中国行”所经之处，刮起的是红色旋风，沿途有人这样概括，中国教师报的“课改中国行”是一场中国教育的“红色风暴”。
作为一项公益活动，“课改中国行”宣讲采访团每到一地，都受到了当地教师的普遍欢迎和媒体的关注。很多媒体把“课改中国行”活动作为一件重要的社会新闻和教育新闻予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百家平面、广电和网络媒体对“课改中国行”进行了报道。
作为一个教育专业媒体，中国教师报一直被一线读者亲切地称为“中国课改报”。多年来一直关注课改进程，锁定课改，服务课改，引领课改，参与课改，致力于发现和推荐课改典型，曾先后推出了山东省杜郎口中学、山东省昌乐二中、河北省围场天卉中学、江苏省灌南县新知学校等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课改典型。尤其是2011年全新改版之后，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围绕“课改”，借助打造“四新”（新教师、新学校、新课堂、新学生），推动区域教育发展的内涵均衡，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道选题，如《郑州变法》、《2010课堂教学改革年度观察》、《李镇西突破》、《中国课改模式“样本”调查》、《区域课改的“殷都试卷”》、《好学校是一方池塘》等，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同时，中国教师报还突破传统媒体的桎梏，积极探索媒体发展的新形式，打造了集平面媒体、网站论坛、香山会馆读者俱乐部“三位一体”的“新媒体”概念，并且以活动拉动服务，启动了一系列公益活动，把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最科学的教学方法，送到一线教育者身边，服务和促进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
有媒体把此次“课改中国行”誉为一场前所未有的“课改长征”，“课改中国行”左手挽着教师，右手托着课堂，是课改的宣传队、播种机。
“课改中国行”志愿者、江苏省昆山国际学校刘恩樵老师在“课改中国行”启动之时，曾撰写一副对联：“课改中国行调研中国课改；课堂现代化打造现代课堂”。8月6日，他乘车5个多小时，从江苏昆山赶赴如皋，参加“课改中国行”如皋站的活动。活动结束，他在自己的日志中这样评价：“课改中国行”打破了以平面媒体为平台宣传与实践课改的思维，突出田野意识与行动意识，走出编辑部，走出北京，走向大江南北，走进基层学校，走到一线教师的中间，这种挽起袖，卷起裤腿，行走教育田野的做法，能够真切地感受中国大地上的课改脉搏。这种行动哲学思维下的行动，一方面加强了与一线教师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能够采撷一线基层最鲜活的经验、智慧以及困惑、困难等。
湖南省岳阳县教育局局长李有根是一位坚定的课改行动者，最初他曾担心“课改中国行”这样的活动会流于形式，专门在网上搜索了相关信息，发现在其他省市举办的活动深受好评，为此安排专人负责组织接待工作。他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坚持搞下去，并且可以把规模组织得更大一些，让更多的教师受益。
“‘课改中国行’公益宣讲为西和教育注入了最新鲜的元素，为西和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次公益宣讲活动，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走课改之路的决心和信心。”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说。
对于中国教师报的编辑记者而言，“课改中国行”是一次难得的深入一线、贴近一线的机会。本报记者韩世文在博客中写道，我们发现，教育一线蕴藏了丰富的新闻素材，正在成长着大量具有教育情怀、改革智慧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此次“课改中国行”，正是一次极其有意义的发现之旅。
暑期“课改中国行”活动结束了，但是这场“红动”全国的“课改长征”才刚刚启程。
课改让教师开始“觉醒”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认识到，课程改革不仅仅是教材的更换，学习内容和教研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教学理念、教学观念的根本转变。
在座谈采访中，我们欣喜地看到，通过课堂改革，学生的生命状态发生了变化，教师的专业成长意识开始觉醒，一些教师对教育对教学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认识。尤其是一些农村学校，一线老师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开始专业觉醒，并致力于寻求通过校本研究、专业发展共同体，来促进自身和学生的共同成长。
8月7日，“课改中国行”大型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福建省大田县。该县建设中心小学副校长郭秀丽说，眼下，中小学生都还沉浸在欢乐的暑期活动中，而大田课改教师们却早早地忙开了。忙什么呢？忙充电，忙学习。在郭秀丽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有一些课改方面的内容，她说：“课堂要高效，最重要的是小组合作的构建，学生学习要自主，教师就要放权，给小组合作充分的时间与空间！”实验小学校长吴建玲说：“我们的课堂就是要变‘带着知识走向学生’为‘带着学生走向知识’的师生共同发展的课堂。”城关第二小学特级教师肖玉琳是该县首席学科带头人，她对高效课堂最直接的感受是：“教”“学”关系发生了转变，注重“以学论教”，注重关注学生的“学”，注重创设师生互动和谐的教学关系。
浙江省宁波市实验小学的黄铁成是此次“课改中国行”宁波站座谈采访中发现的一位课改先锋教师。10年来，他已从一名普通语文老师成长为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并且出版了个人专著。通过课改实践，他的语文课堂逐渐从关注文本、师本走向关注生本，开始尝试从学生的视角解读文本，从学生的学情起点选择教学内容，循学而导，以学定教，形成以“培养学生语感和语言学习为中心”的语文教学理念，开始从关注教材走向关注课程，从关注言语内容走向关注言语形式，从专注研究阅读教学走向培养学生综合语文素养，获得学生的欢迎、家长的信任和各级教研专家的认可。他说，课改不仅成就了他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专业行走方式，找到了职业的幸福感。
侯姝琛是安徽省宿州市宿城第一中学的英语教师，作为一位高中老师，她的教学实践并没有在分数与课改之间陷入两难，而是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她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教育观、教学观和教师观，逐步形成了以“分板块，建模型，重过程，融策略”12字英语教学模式下的“生命课堂”、“我的学习我作主”及“学习即生活”的一系列新课程实践，完成了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及评价方式的彻底转变。
谈到课改的心得，她用“蜕变”来形容自己成长的过程。她说，置身于课改中的教师，好比正在蜕变的蝴蝶，只有破茧而出，才会有蜕变后的绚丽。在实践中，她首先冲破观念、角色这张“茧”；其次挣脱教材、教法这张“茧”；最后突破策略、学法这张“茧”，最终用自己的行动打造优质高效的新课堂，实现“生命的狂欢”，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与教育局负责人见面后，顾不上片刻休息，他们就赶往会场，准备各种材料，联系尚在路上的宣讲团专家。“红四军”一路4人，除了领队马朝宏外，还有另外两位记者郭瑞和宋鸽，唯一的男士韩世文负责团队的辎重。因为水土不服，马朝宏和郭瑞都患上了肠炎，身体极度虚弱。可一直被密集的行程催促着，两个病号几乎没有时间找一家医院输液。她们这样拖延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怎么吃东西，就凭着一股精神支撑着，一天一座城市，扛着那杆红色的旗帜，马不停蹄地走下来……
随团的宣讲专家李雪涛，是北京市昌平区长陵中学校长。当马朝宏打通了李校长的电话，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原本安排李校长从北京飞往咸阳，然后转乘火车赶往甘肃西和的，可因为大雨把路基冲垮，李校长和随行的另一位专家生生被困在了路上。如果李校长不能如期赶到，活动就无法如期举办，马朝宏急得几乎哭了。
后来，李雪涛决定租车赶赴西和。为了迎接李雪涛，郭瑞在火车站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了凌晨2点。当疲惫不堪的李雪涛校长与望眼欲穿的“红四军”汇合时，马朝宏说，大家见面一握手，鼻子酸酸地就流泪了。
8月1日，西和的宣讲和采访活动圆满结束。忙了一整天，几个人简单吃了晚饭，收拾好行李准备经由兰州赶往下一站河南，可到了兰州火车站，才发现没有去往河南的火车了，只能临时决定在当地过夜。没想到受旅游季节的影响，兰州市竟然找不到一家酒店。几个人拖着行李，一家家问过来，好不容易找到酒店，已经是凌晨了。身子一挨床就变成了“烂泥”，囫囵着睡一觉，一早5点半起床，蓬头垢面地赶往车站。
李雪涛返程后，谈起这次非同寻常的经历时，一个大男人竟感动得直流泪。他说，我就没见过还有像中国教师报人这样敬业的！有这样的精神和担当，还有什么事做不好呢？在学校的教师培训会上，他把这一路的经历和感动完整地讲给了他的老师们。
同样，“课改中国行”“第三路军”随团宣讲专家、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教育局局长任永生，也把中国教师报人的“铁军精神”当作全区教师培训的“课程”。他还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放大的照片，内容来自中国教师报办公室墙上的一句话——打造一支有教育信仰的传媒铁军。
为一种“责任”集结
正像任永生局长所说的，中国教师报这些年定位于课改，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义无反顾的责任与担当。
课改，作为一个全面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国家意志”，10年了，有着怎样的成长、得失？是不是依然有人在质疑甚至对抗课改？课改到底有哪些制约性问题？课改之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到底有何巨大的意义？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到底是什么？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今年7月份，中国教师报联合西安博创软件有限公司，发起了大型公益宣讲和采访调研活动——“课改中国行”。
7月27日上午，“课改中国行”启动仪式在中国教育报刊社大楼前如约举行。“课改中国行”大军由中国教师报全体编辑记者、著名课改区域和学校领军人物、赞助企业人员和教师志愿者共同组成。他们从北京出发，兵分4路，奔赴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甘肃、陕西、河南、福建、安徽、湖南、湖北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0多个县区，历时月余。活动以“教师引领希望，课堂承载未来”为主题，分为“课改万人签名”、课改问卷调查、专家讲座、义务赠送图书和软件义送、校长教师座谈、采访等内容。
“课改中国行”的最大特点是深入基层调研教育，正如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史习江在启动仪式上所说的，这是中国教育媒体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基层“行走”，是拉近读者、贴近地面、服务国家的媒体成长尝试，同时也体现了媒体的责任与担当。史习江寄语中国教师报的全体编辑记者，要闯出一条媒体专业成长的新路径，不仅要能够发现课改的典型，而且要敢于引领中国课改的发展，真正践行“教育家办报”的媒体理想，从而为中国教师报打造出更加鲜明的媒体特色，落实办报宗旨——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经历这次艰辛的行程之后，刚刚加盟报社不久的“新人”梁恕俭在自己的博客上向网友们“坦白”，此行让他“终生难忘”，他说，人活着，总该为自己留下点可以回忆的东西，总该需要一点精神，总该敢于去担当。
本报记者周书贤，一口气跟了4个省的宣讲与采访，回来就病倒了。去了福建大田和东山，他为当地整体推进课改而欣喜，这个平时滴酒不沾的汉子，一高兴，两杯酒下肚把自己灌醉了。而在另外一个“不课改”的地方，当那里的局长和校长们谈起课改除了抱怨就是抱怨，理由找了一箩筐，什么体制、师资、资金，一向不善言辞的周书贤当即回应：什么是“体制”？每个人都是“体制”，如果每个教育人都动起来，都守好教育人的底线，中国的教育就一定是前途光明的！
一路走来，几乎每一个“课改中国行”的参与者，都是这样矛盾着、感慨着，甚至痛苦着。好在，记者们发现，在中国教育行走的路上，正有一大批教育人一直默默地躬身前行，他们以自己行动的脚步，丈量着中国教育的明天。
10年课改，风雨如磐；课改之路，任重道远！
韧性、责任、行动，成为“课改中国行”的三个关键词。
“红动”全国
旗帜是红的、标牌是红的、会场的背景板是红的、胸牌是红的，口号是红的、行动是红的、理想也是红的，“课改中国行”所经之处，刮起的是红色旋风，沿途有人这样概括，中国教师报的“课改中国行”是一场中国教育的“红色风暴”。
作为一项公益活动，“课改中国行”宣讲采访团每到一地，都受到了当地教师的普遍欢迎和媒体的关注。很多媒体把“课改中国行”活动作为一件重要的社会新闻和教育新闻予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百家平面、广电和网络媒体对“课改中国行”进行了报道。
作为一个教育专业媒体，中国教师报一直被一线读者亲切地称为“中国课改报”。多年来一直关注课改进程，锁定课改，服务课改，引领课改，参与课改，致力于发现和推荐课改典型，曾先后推出了山东省杜郎口中学、山东省昌乐二中、河北省围场天卉中学、江苏省灌南县新知学校等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课改典型。尤其是2011年全新改版之后，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围绕“课改”，借助打造“四新”（新教师、新学校、新课堂、新学生），推动区域教育发展的内涵均衡，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道选题，如《郑州变法》、《2010课堂教学改革年度观察》、《李镇西突破》、《中国课改模式“样本”调查》、《区域课改的“殷都试卷”》、《好学校是一方池塘》等，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同时，中国教师报还突破传统媒体的桎梏，积极探索媒体发展的新形式，打造了集平面媒体、网站论坛、香山会馆读者俱乐部“三位一体”的“新媒体”概念，并且以活动拉动服务，启动了一系列公益活动，把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最科学的教学方法，送到一线教育者身边，服务和促进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
有媒体把此次“课改中国行”誉为一场前所未有的“课改长征”，“课改中国行”左手挽着教师，右手托着课堂，是课改的宣传队、播种机。
“课改中国行”志愿者、江苏省昆山国际学校刘恩樵老师在“课改中国行”启动之时，曾撰写一副对联：“课改中国行调研中国课改；课堂现代化打造现代课堂”。8月6日，他乘车5个多小时，从江苏昆山赶赴如皋，参加“课改中国行”如皋站的活动。活动结束，他在自己的日志中这样评价：“课改中国行”打破了以平面媒体为平台宣传与实践课改的思维，突出田野意识与行动意识，走出编辑部，走出北京，走向大江南北，走进基层学校，走到一线教师的中间，这种挽起袖，卷起裤腿，行走教育田野的做法，能够真切地感受中国大地上的课改脉搏。这种行动哲学思维下的行动，一方面加强了与一线教师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能够采撷一线基层最鲜活的经验、智慧以及困惑、困难等。
湖南省岳阳县教育局局长李有根是一位坚定的课改行动者，最初他曾担心“课改中国行”这样的活动会流于形式，专门在网上搜索了相关信息，发现在其他省市举办的活动深受好评，为此安排专人负责组织接待工作。他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坚持搞下去，并且可以把规模组织得更大一些，让更多的教师受益。
“‘课改中国行’公益宣讲为西和教育注入了最新鲜的元素，为西和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次公益宣讲活动，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走课改之路的决心和信心。”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说。
对于中国教师报的编辑记者而言，“课改中国行”是一次难得的深入一线、贴近一线的机会。本报记者韩世文在博客中写道，我们发现，教育一线蕴藏了丰富的新闻素材，正在成长着大量具有教育情怀、改革智慧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此次“课改中国行”，正是一次极其有意义的发现之旅。
暑期“课改中国行”活动结束了，但是这场“红动”全国的“课改长征”才刚刚启程。
课改让教师开始“觉醒”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认识到，课程改革不仅仅是教材的更换，学习内容和教研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教学理念、教学观念的根本转变。
在座谈采访中，我们欣喜地看到，通过课堂改革，学生的生命状态发生了变化，教师的专业成长意识开始觉醒，一些教师对教育对教学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认识。尤其是一些农村学校，一线老师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开始专业觉醒，并致力于寻求通过校本研究、专业发展共同体，来促进自身和学生的共同成长。
8月7日，“课改中国行”大型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福建省大田县。该县建设中心小学副校长郭秀丽说，眼下，中小学生都还沉浸在欢乐的暑期活动中，而大田课改教师们却早早地忙开了。忙什么呢？忙充电，忙学习。在郭秀丽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有一些课改方面的内容，她说：“课堂要高效，最重要的是小组合作的构建，学生学习要自主，教师就要放权，给小组合作充分的时间与空间！”实验小学校长吴建玲说：“我们的课堂就是要变‘带着知识走向学生’为‘带着学生走向知识’的师生共同发展的课堂。”城关第二小学特级教师肖玉琳是该县首席学科带头人，她对高效课堂最直接的感受是：“教”“学”关系发生了转变，注重“以学论教”，注重关注学生的“学”，注重创设师生互动和谐的教学关系。
浙江省宁波市实验小学的黄铁成是此次“课改中国行”宁波站座谈采访中发现的一位课改先锋教师。10年来，他已从一名普通语文老师成长为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并且出版了个人专著。通过课改实践，他的语文课堂逐渐从关注文本、师本走向关注生本，开始尝试从学生的视角解读文本，从学生的学情起点选择教学内容，循学而导，以学定教，形成以“培养学生语感和语言学习为中心”的语文教学理念，开始从关注教材走向关注课程，从关注言语内容走向关注言语形式，从专注研究阅读教学走向培养学生综合语文素养，获得学生的欢迎、家长的信任和各级教研专家的认可。他说，课改不仅成就了他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专业行走方式，找到了职业的幸福感。
侯姝琛是安徽省宿州市宿城第一中学的英语教师，作为一位高中老师，她的教学实践并没有在分数与课改之间陷入两难，而是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她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教育观、教学观和教师观，逐步形成了以“分板块，建模型，重过程，融策略”12字英语教学模式下的“生命课堂”、“我的学习我作主”及“学习即生活”的一系列新课程实践，完成了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及评价方式的彻底转变。
谈到课改的心得，她用“蜕变”来形容自己成长的过程。她说，置身于课改中的教师，好比正在蜕变的蝴蝶，只有破茧而出，才会有蜕变后的绚丽。在实践中，她首先冲破观念、角色这张“茧”；其次挣脱教材、教法这张“茧”；最后突破策略、学法这张“茧”，最终用自己的行动打造优质高效的新课堂，实现“生命的狂欢”，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区域课改先锋图谱
区域课改呈现的繁荣景象，更加印证了本报曾经提出的一个主张，区域课改的推进正在让教育均衡发展从硬件均衡走向软件均衡，从条件性均衡向内涵式均衡转型。
课改在渐进性的推进过程中，正在催生着一种新的教育生态的形成，教育竞争秩序与学校格局正在被重塑。我们看到，区域教育呈现了快速崛起的态势，涌现出了丰富的实践成果，正在不约而同地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生态。这些区域课改典型中，有致力于校本教研制度创新的，有寻求课堂教学模式突破的，也有进行县域教育生态系统改造的。当课改以区域推进的方式逐步深入，为步入“深水区”的课改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一所学校内部进行的课堂教学改革不同，大田的课堂教学改革不是一个“点”，而是区域内的整体推进，囊括全县城关及辖区18个乡镇的中小学校，而它们共同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展“高效课堂”教学实践，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确定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的生命活力从追求分数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课堂成为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综合概括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社会生活能力、质疑能力的“操练场”。
一年多的实践，大田成了福建乃至全国的“热点”，广东、吉林等省区的700多名教育工作者，先后实地考察了大田县课堂教学改革模式，对大田县的这项教育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
更重要的是，大田的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看着孩子们在课堂上活泼主动地发言，教育局局长林镛无比欣慰，他说：“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课堂时，我们终于惊喜地发现‘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运用，能很好地解决让学生成为课内课外的主人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与福建大田的区域课改推进策略一样，江苏如皋的课改同样锁定课堂，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整体推进。发端于高中化学学科的课改实验成果，成功实验于一所农村中学的“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如今已在全市推广开来。这一注重“学习活动”构建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的学习不再是枯燥的事情，让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难题得以化解。
在安徽省宿州市，无论是城区学校还是农村学校，无论是优质学校还是薄弱学校，课改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整体性繁荣。萧县白土镇中心校通过乡村教研活动的开展，使教育教学质量迅速提升，反思、研究已成为一线教师的成长方式、生活方式。
这些课改成功区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区域课改推进策略的行动研究，重视课堂教学模式的选择和研发。有人质疑，区域课改强调模式是否违背教育规律，是否对教师教学自主权是一种践踏。在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局长金海清看来，区域推进课改之所以强调依托“模式”这一平台，就在于理论成果要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离不开模式这一桥梁和中介。在课改初期要通过一定的模式来规范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它可以缩短因教师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而导致的课堂教学效果的差距。
“为什么一些改革最终失败，就是因为缺少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建模环节，一边是曲高和寡，一边是涛声依旧。”金海清说。
课改，从一校的改革走向区域性的整体改革，为学校个体的改革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区域课改让想课改的校长和教师知道，课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区域课改推进过程中，课堂改革让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困境破题成为可能，改革的突破口是课堂，成为主流共识，从课堂改革出发，寻求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新路径，成为主流选择。河南省新乡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玉宇说，课改，学校是第一线，农村是难点，教师是关键，课堂是主阵地。课改改到深处是课堂，课堂是课程的载体，课改10年，需要重新回到课堂上来，应聚焦于改课。如果揪住课堂，找准课改这个支点，借助整体性课改推进策略，实现课堂效益的全面提升，则可以最大幅度减少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发展的不均衡问题。
课改在“改课”上破局
课改需要回到“改课”上来求解答案，这是课改10年得出的一个重要论断。素质“养成”的主要阵地在课堂，任何科学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如果离开课堂这个育人的主阵地，都将沦为脱离实际的空话。课堂是课改的核心，是教育矛盾中主要矛盾的核心部分，不敢触动课堂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是伪改革。改课，就是要把课堂这个小阵地开发到极致，把教学放大成教育。唯有新课堂才有新学校，唯有新教师才能培养新学生，新课堂是素质教育落地的突破口。
“课改中国行”4路大军一路走来，收获最多的就是课堂教学改革层面的成果经验。安徽省阜阳市成效中学，是一所刚刚创办不到10年的民办学校，近年来通过课堂教学改革使学校成为当地最热点的学校之一，每年生源爆满。
临危受命的校长赵春玉酝酿着，如何才能让这所高中校起死回生。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如果按常规的课堂模式，效法其他高中校的普遍做法，那么，我们会在竞争中输得很惨，更谈不上学校的发展。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建立有效课堂教学模式，以确保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尽管高中推进课改难度很大，但育英中学还是取得了不俗成绩。学校是从2009年高一第二学期开始教学改革的，而这一届学生的高考成绩不仅超出了外人的想象，也超出了学校的想象。尤其让赵春玉欣喜的是，课改之后，差生大幅度减少，中等生在增多，优等生的增加更为明显。
“实施教学改革的4年是不平凡的4年，4年中我们既有接受新理念洗礼阵痛中的欣喜，也有探索新课改模式收获中的辛酸。正如许多学校老师所说，面对新课改，我们曾经豪情满怀，也曾经犹豫彷徨，但我们毕竟走过来了，而且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赵春玉说。
作为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赵春玉特别强调，改革和升学率不是对立的，相反是统一的，真正的改革是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的。
领军人物的价值
每一个区域教育成功探索的背后都有一个智慧的操盘手、一个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正如区委书记李南沉和教育局长李志宇之于安阳殷都课改一样，他们是区域教育变革的决策者、引领者和直接推动者。关注领军人物绝不是在有意夸大个人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在不断创造着让人激动不已的奇迹，他们在默默践行着人们期待已久的教育理想。
在调研采访中，无论是江苏如皋的“活动单导学”，还是福建大田的“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我们所关注的区域教育典型经验的背后，不仅仅是理念与方法，还有改革者的责任与态度、理想与热情。
甘肃省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上任伊始，就倡导全县学习以杜郎口中学为代表的先进课堂教学模式经验。他坚信，学习本不应该是苦的，学习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能让人感到愉悦的事情。教育，让孩子考上大学没关系，因为“360行，行行出状元”，而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成为“状元”提供最大的可能。他说我们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是谁？首先是学生，其次是家长。我们做老师的首先要问问，学生对我们的课堂满意吗？他们在课堂上快乐吗？
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局长金海清，是一位力行课改的领军人物，他领衔主持的“活动单导学”教学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推进课改的日子里，听课成了他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他推进课改的重要手段。在他的工作笔记里记满了在听课和调研中发现的大大小小的课改问题，比如不会设计活动单怎么办？村小推进课改滞后怎么办？教学常规怎么抓？这些问题就是通往课改成功彼岸的路标。他常说，当一名好老师，受益的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当一个好校长，受益的是一所学校的学生；而当一名好局长，受益的则是一个区域的学生。
兰州市教育局局长何泳忠是一位有思想、有智慧，同时肩负使命、心怀教育理想的教育主政者，从他的专著《教育的理想与行动》中，我们读出的不仅仅是智慧、思想，还有责任与良知。在他的领导下，以爱心教育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兰州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区域亮点频出。
课改呈现“农村包围城市”态势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多数课改成功的案例来自中小城市和乡镇的普通中小学校。有人认为，课改正在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在调研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村地区的教师对课改普遍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与此同时，来自于农村学校的课改经验很多，尤其是课堂教学改革方面的经验更具颠覆性和彻底性。这样一种现象背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穷则思变是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地区改革的心理基础，农村学校普遍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多年来，大批优秀教师流向县城，县城的教师流向城市，城市的老师流向南方或者沿海城市，与此相对应的现象是，大批学生也呈现这样的流动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空壳学校”。改革是农村学校和落后学校拓展生存空间的唯一选择，农村学校只有通过课改发展自身，才能赢得尊严，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只能是等待死亡。
相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城市名校的改革动力则明显不足，因为城市学校有高标准的硬件设施，有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生源，即使不课改，学校的质量也不会很差，当面临可改可不改的选择时，选择不改是理所当然，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可能要付出代价。
8月20日晚，本报论坛围绕这一现象进行了讨论，网友魏建胜认为，主要因为城市学校掐尖，尖子生都被掐走了，农村学校要发展，就不能靠尖子生了，只有靠改革谋得一条生路，而在城市学校，尖子生恰恰培养了老师的改革惰性和学校发展的依赖性。
网友独孤九剑认为，城市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师待遇和学生素质都是一流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金字塔的塔尖，无论使用怎样的教学方法，成绩都是一流的。要名得名，要利得利，呼风唤雨，四平八稳。如此这般，还搞什么改革啊？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更何况，他们还面临着办学经费短缺、生源向城区疯狂流动、办学环境日趋恶劣等不利条件，不改革不仅仅是无法守住自己阵地的问题，而是随时会被城市学校边缘化和消灭的问题。
志愿者刘波认为，家长可能是城市名校课改最大的阻力，我们教育人需要引导家长，而不能一味迎合家长，否则课改无法进行。
“城市和农村课改的起点可能不同，但农村学校，社会关注度小，恰恰也给老师、给学校以一定的发展自由空间。”网友熊振鸿说，“古人说，穷则思变。无论当年的南湖红船，还是小岗村的血指印，都代表着时代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洪流。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教育作为课改的破冰者和引领者，必将代表中国教育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方向。”
区域课改先锋图谱
区域课改呈现的繁荣景象，更加印证了本报曾经提出的一个主张，区域课改的推进正在让教育均衡发展从硬件均衡走向软件均衡，从条件性均衡向内涵式均衡转型。
课改在渐进性的推进过程中，正在催生着一种新的教育生态的形成，教育竞争秩序与学校格局正在被重塑。我们看到，区域教育呈现了快速崛起的态势，涌现出了丰富的实践成果，正在不约而同地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生态。这些区域课改典型中，有致力于校本教研制度创新的，有寻求课堂教学模式突破的，也有进行县域教育生态系统改造的。当课改以区域推进的方式逐步深入，为步入“深水区”的课改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一所学校内部进行的课堂教学改革不同，大田的课堂教学改革不是一个“点”，而是区域内的整体推进，囊括全县城关及辖区18个乡镇的中小学校，而它们共同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展“高效课堂”教学实践，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确定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的生命活力从追求分数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课堂成为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综合概括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社会生活能力、质疑能力的“操练场”。
一年多的实践，大田成了福建乃至全国的“热点”，广东、吉林等省区的700多名教育工作者，先后实地考察了大田县课堂教学改革模式，对大田县的这项教育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
更重要的是，大田的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看着孩子们在课堂上活泼主动地发言，教育局局长林镛无比欣慰，他说：“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课堂时，我们终于惊喜地发现‘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运用，能很好地解决让学生成为课内课外的主人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与福建大田的区域课改推进策略一样，江苏如皋的课改同样锁定课堂，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整体推进。发端于高中化学学科的课改实验成果，成功实验于一所农村中学的“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如今已在全市推广开来。这一注重“学习活动”构建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的学习不再是枯燥的事情，让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难题得以化解。
在安徽省宿州市，无论是城区学校还是农村学校，无论是优质学校还是薄弱学校，课改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整体性繁荣。萧县白土镇中心校通过乡村教研活动的开展，使教育教学质量迅速提升，反思、研究已成为一线教师的成长方式、生活方式。
这些课改成功区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区域课改推进策略的行动研究，重视课堂教学模式的选择和研发。有人质疑，区域课改强调模式是否违背教育规律，是否对教师教学自主权是一种践踏。在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局长金海清看来，区域推进课改之所以强调依托“模式”这一平台，就在于理论成果要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离不开模式这一桥梁和中介。在课改初期要通过一定的模式来规范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它可以缩短因教师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而导致的课堂教学效果的差距。
“为什么一些改革最终失败，就是因为缺少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建模环节，一边是曲高和寡，一边是涛声依旧。”金海清说。
课改，从一校的改革走向区域性的整体改革，为学校个体的改革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区域课改让想课改的校长和教师知道，课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区域课改推进过程中，课堂改革让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困境破题成为可能，改革的突破口是课堂，成为主流共识，从课堂改革出发，寻求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新路径，成为主流选择。河南省新乡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玉宇说，课改，学校是第一线，农村是难点，教师是关键，课堂是主阵地。课改改到深处是课堂，课堂是课程的载体，课改10年，需要重新回到课堂上来，应聚焦于改课。如果揪住课堂，找准课改这个支点，借助整体性课改推进策略，实现课堂效益的全面提升，则可以最大幅度减少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发展的不均衡问题。
课改在“改课”上破局
课改需要回到“改课”上来求解答案，这是课改10年得出的一个重要论断。素质“养成”的主要阵地在课堂，任何科学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如果离开课堂这个育人的主阵地，都将沦为脱离实际的空话。课堂是课改的核心，是教育矛盾中主要矛盾的核心部分，不敢触动课堂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是伪改革。改课，就是要把课堂这个小阵地开发到极致，把教学放大成教育。唯有新课堂才有新学校，唯有新教师才能培养新学生，新课堂是素质教育落地的突破口。
“课改中国行”4路大军一路走来，收获最多的就是课堂教学改革层面的成果经验。安徽省阜阳市成效中学，是一所刚刚创办不到10年的民办学校，近年来通过课堂教学改革使学校成为当地最热点的学校之一，每年生源爆满。
临危受命的校长赵春玉酝酿着，如何才能让这所高中校起死回生。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如果按常规的课堂模式，效法其他高中校的普遍做法，那么，我们会在竞争中输得很惨，更谈不上学校的发展。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建立有效课堂教学模式，以确保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尽管高中推进课改难度很大，但育英中学还是取得了不俗成绩。学校是从2009年高一第二学期开始教学改革的，而这一届学生的高考成绩不仅超出了外人的想象，也超出了学校的想象。尤其让赵春玉欣喜的是，课改之后，差生大幅度减少，中等生在增多，优等生的增加更为明显。
“实施教学改革的4年是不平凡的4年，4年中我们既有接受新理念洗礼阵痛中的欣喜，也有探索新课改模式收获中的辛酸。正如许多学校老师所说，面对新课改，我们曾经豪情满怀，也曾经犹豫彷徨，但我们毕竟走过来了，而且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赵春玉说。
作为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赵春玉特别强调，改革和升学率不是对立的，相反是统一的，真正的改革是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的。
领军人物的价值
每一个区域教育成功探索的背后都有一个智慧的操盘手、一个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正如区委书记李南沉和教育局长李志宇之于安阳殷都课改一样，他们是区域教育变革的决策者、引领者和直接推动者。关注领军人物绝不是在有意夸大个人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在不断创造着让人激动不已的奇迹，他们在默默践行着人们期待已久的教育理想。
在调研采访中，无论是江苏如皋的“活动单导学”，还是福建大田的“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我们所关注的区域教育典型经验的背后，不仅仅是理念与方法，还有改革者的责任与态度、理想与热情。
甘肃省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上任伊始，就倡导全县学习以杜郎口中学为代表的先进课堂教学模式经验。他坚信，学习本不应该是苦的，学习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能让人感到愉悦的事情。教育，让孩子考上大学没关系，因为“360行，行行出状元”，而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成为“状元”提供最大的可能。他说我们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是谁？首先是学生，其次是家长。我们做老师的首先要问问，学生对我们的课堂满意吗？他们在课堂上快乐吗？
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局长金海清，是一位力行课改的领军人物，他领衔主持的“活动单导学”教学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推进课改的日子里，听课成了他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他推进课改的重要手段。在他的工作笔记里记满了在听课和调研中发现的大大小小的课改问题，比如不会设计活动单怎么办？村小推进课改滞后怎么办？教学常规怎么抓？这些问题就是通往课改成功彼岸的路标。他常说，当一名好老师，受益的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当一个好校长，受益的是一所学校的学生；而当一名好局长，受益的则是一个区域的学生。
兰州市教育局局长何泳忠是一位有思想、有智慧，同时肩负使命、心怀教育理想的教育主政者，从他的专著《教育的理想与行动》中，我们读出的不仅仅是智慧、思想，还有责任与良知。在他的领导下，以爱心教育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兰州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区域亮点频出。
课改呈现“农村包围城市”态势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多数课改成功的案例来自中小城市和乡镇的普通中小学校。有人认为，课改正在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在调研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村地区的教师对课改普遍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与此同时，来自于农村学校的课改经验很多，尤其是课堂教学改革方面的经验更具颠覆性和彻底性。这样一种现象背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穷则思变是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地区改革的心理基础，农村学校普遍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多年来，大批优秀教师流向县城，县城的教师流向城市，城市的老师流向南方或者沿海城市，与此相对应的现象是，大批学生也呈现这样的流动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空壳学校”。改革是农村学校和落后学校拓展生存空间的唯一选择，农村学校只有通过课改发展自身，才能赢得尊严，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只能是等待死亡。
相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城市名校的改革动力则明显不足，因为城市学校有高标准的硬件设施，有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生源，即使不课改，学校的质量也不会很差，当面临可改可不改的选择时，选择不改是理所当然，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可能要付出代价。
8月20日晚，本报论坛围绕这一现象进行了讨论，网友魏建胜认为，主要因为城市学校掐尖，尖子生都被掐走了，农村学校要发展，就不能靠尖子生了，只有靠改革谋得一条生路，而在城市学校，尖子生恰恰培养了老师的改革惰性和学校发展的依赖性。
网友独孤九剑认为，城市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师待遇和学生素质都是一流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金字塔的塔尖，无论使用怎样的教学方法，成绩都是一流的。要名得名，要利得利，呼风唤雨，四平八稳。如此这般，还搞什么改革啊？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更何况，他们还面临着办学经费短缺、生源向城区疯狂流动、办学环境日趋恶劣等不利条件，不改革不仅仅是无法守住自己阵地的问题，而是随时会被城市学校边缘化和消灭的问题。
志愿者刘波认为，家长可能是城市名校课改最大的阻力，我们教育人需要引导家长，而不能一味迎合家长，否则课改无法进行。
“城市和农村课改的起点可能不同，但农村学校，社会关注度小，恰恰也给老师、给学校以一定的发展自由空间。”网友熊振鸿说，“古人说，穷则思变。无论当年的南湖红船，还是小岗村的血指印，都代表着时代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洪流。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教育作为课改的破冰者和引领者，必将代表中国教育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