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l百事可乐多少钱:中国崛起改变中美关系格局//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的十点看法——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讲演

2006年 04月 18日 10:26    深圳新闻网
从胡锦涛访美看中美关系之一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问美国，定于本月20日抵达华盛顿会晤布什总统。这是胡锦涛全面执掌中国党政军领导权力以来的第一次访美，也是中美关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时刻的一次中美首脑会晤。
胡布会晤的议题，包括两国的经贸关系、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能源合作，以及在反恐、朝鲜核危机、伊朗核扩散、地区与全球战略方面进行合作的问题。
美方关切中国的发展方向、军力增长、全球外交以及对台政策。中方将重申保持中美关系稳定与加强合作的愿望，解释贸易与汇率政策，要求美国遏制台独势力，特别是向美方表明要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政策。尽管有关中美关系战略定位的问题一时难有共识，但推进中美两国全面合作则是双方的共同目标。
胡布会晤难有重大突破
胡锦涛在华盛顿的一天访问日程已经排满。他将在20日上午出席白宫欢迎仪式并与布什会谈，然后参加白宫午宴。下午与美国国会领袖和各界人士会晤，晚上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团体举办的晚宴上演讲。
虽然美国务卿赖斯表示，将“有一个长长的清单列满需要同中国商讨的重要议题”，但胡布会晤大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不可能对上述这么多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更不会有重大突破。他们将会相互沟通增进了解，各自针对最重要的议题阐明政策意向，然后把需要谋求解决的具体问题留待双方高级官员进行后续讨论和处理。
对于中美首脑会晤要讨论的具体问题，中外媒体与学者将有众多报道和议论。本文无意重复，只想从大格局来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经济、国际背景和未来走向，进行三方面的分析：一是中国崛起改变了中美关系格局，二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在于不确定性，三是双方利益趋同，需要谋求双赢以避免零和的关系发展。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美国朝野对胡锦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当时有几位卸任美国高官与中国通学者，包括前助理国务卿洛德、前国防部副部长佩雷与哈佛教授傅高义等人前往北京与胡锦涛会见。他们获得的印象是，这位后起之秀的中国新领导，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思想缜密，言谈谨慎，风格沉稳，未可限量。但对美国与外部世界来说，“Who is Hu?”他将把中国引向何处？仍然是一个谜。
而今天，出入白宫，站在布什和美国公众面前的胡锦涛，已是一位大权在握挥洒自如，对内对外能够刚柔相济恩威并施，阔步世界舞台令人刮目相看，可说是当之无愧的大国领导人了。
进入21世纪以来，也就是胡锦涛逐步登上中国权力顶峰以来，中美关系的态势大体上可以说是发生了四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是中国国力明显增强。由于连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成为全球之冠。亚洲金融风暴来势凶猛，中国经济依然十分坚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商品行销全球之路更为宽广，今年将超越美国而成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品出口国。
中美关系今非昔比
当今世界的大买主也要数中国。去年世界石油销售量增长的三分之二，皆因中国大量采购。中国总理温家宝几个月前访问欧洲，签订了购买150架空中巴士飞机的协议。这次胡锦涛访美，北京又甩出150亿美元巨款购买80架巨型波音飞机、电子与医疗产品以及大量农产品。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胃口和这么大的支付能力？
一个世纪以前，人们说大英帝国打个喷嚏就会让全世界感冒。现在世界上哪家公司要想生财有道，就得将眼睛盯住中国市场。中国用不着参加西方八国首脑会议或七国财长会议，但谁都会感觉到它的身影的存在。
第二是中国手里的牌更多了。天安门事件与苏联垮台之后，美国有两张制约中国的牌，政治上大讲人权，经济上举起最惠国待遇（MFN）的大棒。每年5月下旬，只要美国议员老爷们一念最惠国待遇这个紧箍咒，国务院就要紧急商讨对策。因为中国的外汇收入主要依靠纺织品与机电产品出口，为了增加美国配额就须想方设法到中美洲小国去购买他们对美纺织品的出口配额。
可是现在，中美关系已是今非昔比。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按照美方估计，已经高达2000亿美元。美国国会对中国已经从“政治挂帅”转为“经济挂帅”，两名议员力图以惩罚性关税议案来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但他们到中国走了一趟之后“大开眼界”，原来实际情况并非如他们所想象那么简单。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贸易是双向的，制裁也是如此。”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只会“伤害那些依靠中国廉价进口货的美国穷人”。
中国现在手里握有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于借钱给美国填补财政与贸易赤字。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将中美之间这种相互需要又相互牵制的财经关系，称为谁也离不了谁的“金融恐怖平衡”。
中国睦邻外交取得成果
如果人民币不与美元挂钩，中美发生贸易战，中国大量抛售美元，就会使美元失去稳定，美国利率大幅提升，甚至造成美国经济衰退。中美两国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形成一种枯荣相连的共生结构。北京如今有更多的牌来对付美国，美国想以单方面的压力迫使中国就范已经不可能了。
第三是中美两国的国际处境已经有所改变。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无与匹敌的唯一超级大国，中国则正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强国。两者国力不同，国际处境也不同。美国为了保持世界强权地位，摊子铺得大，包袱背得重，浩大军费与财政挥霍，已使每个美国公民平均分摊到3万美元的国债。
据美国国会财政预算办公室估计，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每天要耗费2亿美元。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更估计伊战的最终总开支可能高达一两万亿美元，其中5000亿美元用于攻打和占领伊拉克，3000亿美元抚恤死者与治疗1万多名伤员。
由于布什政府强行实施单边主义外交和先发制人军事政策，环顾世界，除英日两国甘愿充当美国铁杆朋友之外，其他国家都不想追随美国。连北约盟国、北邻加拿大与南邻墨西哥也对美国三心两意，更不用说美国后院的委内瑞拉与秘鲁总是跟老美对着干了。
中国由于奉行睦邻外交与“三和世界”政策，不但在亚洲深得人心，而且在中亚、西亚、欧洲、非洲以及南美广结善缘，与大中小国家平等相待，互相支持，在友好合作中扩大影响。
在和平与稳定、发展与合作成为共同目标的国际社会里，美国有如逆水行舟困难重重，中国全球外交之舟则是和风惠畅顺流航行，两者处境大不相同。
第四是中美关系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关系所涉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台湾问题，扩展到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问题。无论是朝鲜半岛核危机、伊朗要求发展核能力、中东和平进程、中俄关系与中日关系、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北约东扩与南美局势、能源危机、生态环境、防治流行疾病，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改组，无不成为中美两国需要讨论与协调的话题。
中美关系渐趋成熟
随着中美关系涉及范围的扩大，中美关系的成熟程度也在不断增加。近年来，中美两国建立了战略对话与高层互访的机制，通过双方之间的坦诚对话与相互协调，使两国的全面合作有所推进，矛盾分歧得到冷静处理。出于共同的利益，中美两国对台独势力进行联手遏制的协调现象，是前所未有的。正如美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说：“我们未必自始至终实行相同的政策，但是我们仍能互相配合，寻求相同的政策目标。”
中美关系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美国不能再以过去的眼光与政策来对待中国。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中，尼逊再次访问中国到北京外贸学院演讲，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的因素，中美关系到了下个世纪仍然十分重要。
当时陪同在座的中国外长吴学谦觉得这话有点意思，便向邓小平作了汇报。没想到邓毫无反应，却吐出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到了21世纪，中国就强大了。”这并不等于中国不再需要和美国合作，而是意味着中美关系的格局将会不一样了。
虽然中国已比过去强盛得多，现在还不够强大，但是中美关系格局的日益变化，却正明显应验了邓小平生前的期盼和预言。(陈有为)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关系
作者：丁松泉     发表日期：2006-06-10     文章来源：    跟贴0条    我要点评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急剧上升。特别是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软着陆”的成功，中国经济呈现较为强劲的发展态势，加之政治的稳定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中国开始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备受关注。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本地区国际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主宰本地区的传统力量构成挑战，因而必然招致传统力量的不同反应。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的惟一超强，正踌躇满志地强化其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它不允许任何新兴的国家对其全球主宰地位构成挑战，或者削弱这种领袖地位；也不允许新兴的地区性强国的崛起对其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有所削弱，或使其影响力下降。中国的崛起便对美国的亚太战略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引起了美国的焦虑与不安，美国的对华政策便从冷战时的战略合作转向如何应对一个新崛起的地区性大国，如何有效牵制中国力量的发展与扩张，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
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遏制还是接触？
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崛起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战略问题。美国方面注意到，“在过去20年间，没有哪个国家（更不用说一个大国“像中国那样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似乎在一心一意缩小其军事能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军事能力在技术上的主要差距”。因此，“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重新崛起不言而喻是东北亚的一个战略问题”①
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新兴大国具有潜在的扩张的诱惑，具有危险性。马丁•怀特认为“大国扩张是天性。大国成员的力量通过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行辐射，除非有巨大的障碍，这些倾向都可以归结为领土扩张”。吉尔平认为，“当一个国家具备了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那就是说，如果国际体系中的均势对其有利时，该国家将试图改变国际体系。”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当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时候，它们不仅寻求与其能力相称的、更大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对于领土、其他国家行为和世界经济的控制），而且更能扩张它们的利益，如果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来猛烈地修正或者完全推翻现有的秩序。简单来讲，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和越富有，它就需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愿意并有能力为推进其利益而战。”（2）在这种理论主导下，美国的学者和智囊们普遍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一种挑战和危险。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3）他说，“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4）在他看来，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5）罗伯特•萨特和詹姆斯•普里斯特认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它被极权的政治领导人所统治，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渐高涨，在下列许多重要的问题上都对美国提出的严峻的挑战：如何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的扩散、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良性运作的国际经济体系、促进人权和环境保护、确保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6）他们反对仅对中国实施接触政策，认为对付这些挑战，美国不可能达成“大的妥协”。主张将外交和威慑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一方面，“为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外交是执行对外政策的首要工具。无论是保护南中国海的自由通行、明确反对用武力威胁台湾、处理不扩散问题，或是维护美国的其它利益，这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用威摄的力量增强外交手段的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1996年3月美国在台海危机中向台湾附近派遣两个航母编队，表明中国和台湾用和平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符合美国的长久利益，这就是外交和威慑的有力结合。威慑必须是美对华战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7）理查德•费舍尔主张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威慑，“确保亚洲的力量对比不向有利于中国的方面变化。”（8）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21世纪初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场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潜在的霸主。当然，中国达致这样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经济能否继续快速迈向现代化。如果那种情况真的发生了，中国不仅会成为尖端科技的主要制造者，还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它几乎肯定会利用其财富建造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它一定会追求地区霸权，正像美国在19世纪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如果中国的相对实力有实质的增长，可以预料，它会试图主宰日本和韩国，像其他地区霸主那样，通过加强军事力量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主宰，其他国家却不敢对它进行挑战。还可以预料，它将针对美国抛出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正像美国曾经向远方的列强所昭示不得干涉西半球事务那样，中国将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干涉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如果整个中国变成了巨大的香港，美国就难以阻止中国成为可怕的超级大国。他批评克林顿政府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而没有采取遏制政策。他批评自由派的信念，他们认为，建设性接触可以期望中国走向民主和繁荣，并成为安于现状的国家。美国应当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享受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变得富有，最终满足于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他认为这是误入歧途。一个富裕的中国不会安于现状，它会具有侵略性，注定要获取地区霸权，这不是因为富有的中国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任何国家来说，将自身生存权益最大化的最佳办法就是主宰地区事务。虽然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霸主肯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但让这种状况发生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说：“中国还远没有足够的潜力追逐地区霸权地位，因此，对美国来说，扭转政策方向，尽一切力量减慢中国的崛起，为时未晚。”（9）这种公然主张阻止另一个国家正常发展与崛起的论调，与一个文明国家的道德水准不相称，但这却是现实。
克林顿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1995年7月声言：“美国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然而两国变为长期敌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也许不得不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转而采取一项遏制政策。”（10）
更为引人注目和更有影响的是伯恩斯坦和芒罗所抛出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在该书中，作者认为，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迈进。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中国日益增强的、同该国的雄心及仇外冲动相联系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它的侵略性。作者的论点是：“过去十年来，中国为自己确定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防止日美两国建立某种“遏制中国”阵线，并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南中国海和东海，以便控制该地区重要的海运线。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11）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观少之而少，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最有可能呈现的状况。（12）作者得出的结论自然便是“对付中国”。
有些论者基调有所不同。艾什顿•卡特和威廉姆•佩里虽然认为“中国崛起为一个区域和世界大国是冷战后时代国际安全领域内最重大的事态之一”，中国的崛起，与其他太平洋大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利害冲突。但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特别的威胁，但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美国需要从预防性防御政策的角度处理美中关系，促其为加强亚太地区的稳定发挥作用，而不是演变为军事冲突。”他们认为，中国的未来存在可塑性，存在着通过接触影响中国的潜在可能，因此应与中国接触。他们倡导预防性防御，其目标是“争取中国在21世纪成为美国的安全伙伴，而不是敌手。”（13）他们的最主要的依据是美国和西方世界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阻止纳粹帝国的崛起：“由于美国事先既未能阻止一个危险对手的崛起，事后又未能制止它的侵略，结果为了打败德国被迫二度参战。”（14）
布热津斯基对中国崛起的看法相对较为冷静和低调。他认为，即使到2020年，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但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他认为，“组织一个旨在遏制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联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那样做只会确保一个在地区内有影响的中国变得敌对”，“正因为中国事实上不可能很快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实行地区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国作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来对待才可取。”（15）他主张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审慎的让步政策，在另一些问题上（对中国的行动）划出准确界限的政策，既不绥靖，也不采取阻拦大中华出现的改革。他主张吸收中国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台湾问题上，他认为，一个分离的台湾本身对美国来说并无任何特殊利益，美国官方应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既反对中国用武力威迫台湾统一，但也应明确表示，“如果台湾人试图改变早已确定和有意含糊对待的关系，将使美国对台态度受到有害的影响”。他进而主张，“如果中国确实繁荣发达起来而且实现了民主化的话，如果中国收复香港之后没有出现在公民权利方面的倒退的话，那么，美国鼓励海峡两岸就最后统一的条件进行认真的对话，……将促进美国和大中华之间实现更加广泛的战略妥协”。（16）
美国也有一些人与中国进行广泛的接触。美国人大会会长丹尼尔•夏普认为“在历史上，一个新的全球性大国崛起时，往往伴随而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挑战，而且还有不稳定因素和战争的威胁。如果中国变成了敌手，而不是国际制度中一位负责任的成员，美国就会发现，要解决各种全球性、地区性和双边性问题将会越来越难，解决因冷战而推迟出现的国内的紧迫问题将会越来越难，它还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场破坏性的新冷战之中，不过这次的对手是中国。一个极为理想的做法是，找到一种方式使中国在不发生战争或出现不稳定局面的情况下承担起新角色，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这是成功的关键。”（17）
接触派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需要与中国共同来处理，如朝鲜半岛问题，不扩散问题等。他们还希望通过接触，将中国纳入全球体系之内，逐步成为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甚至中国走向民主化。但由于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占有绝对优势，中美之间存在着分歧和利益上的冲突，特别是存在着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如台湾、人权等问题，接触论者的声音很弱，批评接触者众。而对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一个与美国有着不同体制、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中国的崛起，美国方面存在着疑虑和不安，并因此较多地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即使有些主张接触者，也往往仍握着遏制的大棒。
中国按目前方式崛起，毕竟与美国利益有冲突，美国不希望中国崛起在东亚，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挑战它的霸权地位，甚至挑战和损害它在东亚的利益。特别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有着现实的焦虑，中国为了遏止台独势力，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996年甚至出现了对台湾的军事施压。由于台独势力不断滋长，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中国实现统一的要求与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实现统一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
二、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演变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在对苏联遏制的基础之上。美国认为，“对美国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威胁是苏联所提出的全球性挑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信仰及目标方面的基本差异，导致了美国与苏联之间一种基本对立的关系。”“苏联为了实行其扩张主义政策，巩固它的中央极权统治的国内政治体制并且动员和运用这一体制来支持它的国际目标。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支持那些进行所谓民族解放战争的集团；继续以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来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集团；继续加剧并利用地区的不稳定并且继续在阿富汗从事一场侵略性的非法战争。在全世界的无数其他地方，苏联顾问和作战部队还从事各种违反国际协议的活动。苏联已空前地加强军力，这形成了对美国和我们盟国的持续的威胁。”（18）因此，“美国肩负着促进恢复世界经济秩序和阻止苏联特殊招牌的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双重担子。”在以苏联为主要敌人和主要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得以突系显出来。“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及其同时进行的基本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是其引人注目的历史中另一个伟大成就。美国寻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在任何联盟之外的、不存在任何一国是另一国政治或战略牌幻想的紧密、友好与合作关系。”（19）
冷战的结束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不再是美国对付最大敌人所需要的联合力量，相反，由于苏联的消亡、俄罗斯的脆弱以及它向西方靠拢，由于中国的崛起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美国将中国视作未来的竞争对手。
冷战的结束给美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确定其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美国的全球战略便是确保它因冷战胜利而取得的全球霸权或领导地位，并阻止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国家挑战美国的这种地位。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冷战结束后，踌躇满志地声称：“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冷战结束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努力为这这个新世界建立一种新秩序，各国政府要对内实行民主、宽容和经济自由的政策，对外则承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可避免的争端，不威胁或使用武力”。（20）他说，“如果一种同我们的价值观念一致、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世界新秩序出现的话，我们必须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起领导作用。”他说，“领导地位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外交的；也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军事的；可以是道德方面的，也可以是精神领域的。领导地位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种形式，也可以是几种形式的组合。”（21）也就是说，美国要建立一种由它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价值观念上全方位的领导地位。他声称，为了确保这种地位，美国可以使用武力，他说：“真正的领导地位要求具有使用武力的意愿。而且武力可以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有益后盾和补充，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替代方案。”（22）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战略说得很直率：“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23）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在安全领域，要防止在美国的外出现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比其强大的地区和国家，以免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霸权地位，维护其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经济上，调动和开发全世界的资源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和领先地位。在意识形态等领域，推销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和西方价值观，推动全球按照美国的标准，建立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新秩序。
在这种全球战略中，美国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欧洲；二是亚太。在亚太，虽然克林顿执政时期对美日同盟的强调和重视稍有变化，但总的战略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以美国与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关系为锁链，继续削弱俄罗斯在亚太的影响力和防止其力量的上升；通过接触与遏制并用、遏制为主的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不使中国成为在亚太对美利益构成挑战的挑战者；防止朝鲜对地区安全的挑衅。与此同时，美国也试图在亚洲推销其价值观和西方民主模式。
在此背景下，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和如何防止中国对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利益和安全构成挑战。冷战以来的美国几届总统虽然在具体对华政策的策略和手段上有所区别，但其根本性战略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老布什时期，美国除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外，还借海湾战争胜利之余威，对中国不断进行施压。在克林顿总统执政初期，美国仍继续利用人权、最惠国待遇、台湾问题等对中国进行施压，特别是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时，美国派遣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附近，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示威。克林顿政府后期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调整。克林顿宣布放弃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1997年又与中国提出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11月，中美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自此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比较侧重于接触。美国希望通过接触（并继续保持遏制）的政策，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之中，将中国“规制”到美国设定的全球秩序、规则和轨道上来。但克林顿的接触政策一直受到强硬派的批评，同时，美国也发现，接触政策虽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对台政策等方面难以改变。小乔治•布什在竞选时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声称美国将保卫台湾等。在小布什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强化了美日同盟关系，改变了克林顿时期重华轻日的政策倾向；在台湾问题上，不再使用克林顿的“三不”承诺，售台新武器，对华政策呈现咄咄逼人的态势，加强了对华的压制和遏制，直至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发生，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达到了新的高度。
“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暂时地缓和了中美关系，中美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随后，在APEC上海会议上，江泽民与布什进行了会晤。但在反恐问题上，双方的合作有一定限度，中国希望打击“东突”，美国显然有另一套标准。相比之下，俄国总统采取了更大胆的举动，对美国反恐予以全力支持，因而美俄关系更加密切，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比较有限。在反恐战争中，日本借机派出自卫队和舰船到印度洋，支持美国打击塔利班的战争，突破了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在反恐战中，美英、美日、美俄关系较为密切，中国事实上处在了战略的边缘。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仍保持较为强硬的姿态。
200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访华，不管是刻意安排还是巧合，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之际访华，给布什的北京之行增添了良好的气氛。在此之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发表了向台湾表达善意的讲话，欢迎广大民进党人士访问大陆。中国还对江泽民专机被安装窃听器事件保持异常的冷静与克制。但此次访华没有突破性进展，只是气氛有改善并确定江泽民、胡锦涛访美。中美关系预计可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但布什在华期间刻意淡化一个中国政策却特别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在中国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鼓舞有加，对大陆来说很失望，台湾问题还得从长计议，应作好各种准备。可以预料，美国布什政策仍会在人权、不扩散、宗教等问题上对中国保持较大压力，在经济上，将会特别关注中国遵守WTO规则方面的情况，可能会给中美关系增添不少麻烦。在台湾问题上，特别是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问题上，布什政府面临国会的压力，有可能做出有损中美关系的举动。
三、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鉴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新兴大国与一个老牌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与美国虽然有相当多的共同利益，但双方本源性冲突因素与矛盾是始终存在的，中国始终要面对美国的遏制甚至围堵的问题。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有应对长期局势变化的大战略。而在中国实力有限，羽毛未丰的情况下，中国的战略应是积极主动地努力与美国和平相处，力避与美国发生大的冲突，一心一意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确保中国能在一定的时期里真正崛起。
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20年，中国GDP的总量水平将有可能居于世界前三位，或者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有望跨越下中等收入国家，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时中国将建成宽裕行小康社会。（24）不同的评估部门对中国GDP规模及未来水平的估算有较大的差异，比较客观地分析，鉴于中国经济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的GDP要在2050年前赶超美国的可能性并不大。也就是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仍将是世界超强国家，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将维持较长的时间。
就现实情况看，冷战后的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超罗马帝国。它的触须可以伸向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它在全球各地驻扎军队，以其无可匹敌的强权确保它有能力向全世界推销它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尤其是价值观。罗伯特。基欧汉认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25）以此对照，美国已成为典型的霸权国家。
除此以外，美国在世界上有诸多的盟友，它们在对付它们之外的挑战者方面有共同利益，便于协调行动。美国还有诸多约瑟夫。奈所称的“软实力”（softpower），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英语、美元和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都显示出美国的优势。
相比之下，中国在2050年前不可能赶上美国，中国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也比较恶劣，像俾斯麦时期德国崛起的处境一样，周边国家都不希望并试图阻止它的崛起。中国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招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日本、印度等周边国家对中国抱警戒甚至恐惧、敌对的心态，因此，中国在国际上也无法寻求有力的联盟力量。中国经济仍很脆弱，中国国内还面临体制转轨的问题，特别是还存在着棘手的台湾问题的困扰。因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将不可能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全球及东亚利益构成真正的挑战。对中国来说，作为正在崛起而尚未完成复兴大业的新兴国家，中国需要吸取拿破仑帝国、一战前德国、希特勒德国、日本帝国、以及苏联的教训，不应急于改变现状，急于挑战老牌的霸权国家，以避免遭到强有力的遏制甚至摧毁。中国经济在加入WTO后有很多困难，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争取到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与美国有着广泛的经贸关系，双方在经济和全球其他问题上有着许多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将对中国的崛起有利。如果由于台湾方面的原因使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也要通过外交和军事威慑的共同努力将其推迟到走出瓶颈、经济和社会发展走上强劲和健康之路的时候。从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被外战、内战、内乱所缠绕，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也没有有利的环境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高效率的经济建设。不管我们怎样满怀豪情，慷慨激昂，160多年过去了，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仍是弱者，所以才有我们今天在外交上、在台湾问题上的被动局面。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战略错误而使我们的后人继续处在我们今天的位置。有人统计，中国近代以来平均每15年就有一场战争，这种状况必须努力避免出现。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持续的经济发展，国力大为改观，如果再争取到二十或三十年的和平与发展，今天困扰我们的经济、社会、外交等问题可能已经得到基本或初步的解决，届时我们可以更有余力去解决统一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在此情况下，宜学会与美国相处。在现阶段需要尊重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全球利益。中国本着韬光养晦的战略，不试图挑战美国，不急于突破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应致力于维护中美友好关系，以消除美国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意图改变现状的焦虑，减少遏制论者的借口和影响力。在反恐、不扩散、朝鲜半岛等问题上，给美国适当的支持与合作。在台湾问题上，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以“台湾不独，大陆不武”为基调，实施阳光政策，释放善意，缓和气氛，以使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维持现状”的政策为我所用。中国应力争通过加强西岸经贸交流和两岸良性互动，待中国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或两岸关系更紧密时，再伺机解决台湾问题。在周边包括南海等问题上，宜保持维持现状的基调，并可考虑宜示台湾海峡与南海的航行自由，以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统一的疑虑。事实上，“维持现状”不仅为美国所喜欢，也对中国有利。与台湾问题上，维持现状，台湾就无法宣布独立，美国也不会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在东亚地区维持现状，中国可以减少与周围国家的矛盾与冲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领域对中国更有利，外国资本将继续不断流入中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将进一步扩大，贸易将继续保持顺差。在加入WTO可能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来冲击情况下，维持现状可以使中国集中精力应付国内事务。因此，现有的国际秩序，或国际政治经济现状，总体上来说，对中国利大于弊，中国应努力融入国际秩序，不试图改变现行秩序，充足于维持现状，这将有利于美国找到共同的利益，和好相处。在现阶段，中国应遵守加入WTO所作的承诺，以营造对自己有利的经济环境。在军事上，继续加强实力，但保持低调。总之，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宜立足维持现状，加强与美国合作，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就中美关系而言，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合作的资源不会耗尽，相反，如果争取到双方理性的对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合作的空间会更大，从而使两国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罗伯特。基欧汉认为，霸权国家治下的非霸权国家，经济增长也可能快于霸权国家。（26）就目前情况看，中国可以利用“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争取搭乘便车，加快发展。
因此，中国的战略，始终应该是韬光养晦，维持现状，默默耕耘，加快发展，尽一切可能减少与美国的摩擦与冲突，必要时也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忍辱负重，以赢得对自身发展更有利的环境，实现民族复兴的长远目标。而当中国真正崛起时，美国和国际社会也会尊重现实，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
（1）〔美〕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等著，《美国与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兵力态势》，新华出版社2001版，第88页。
（2）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4）（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265、242页
（6）（7）（8）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03页
（9）JohnJ.Mearsheimer，“ThefutureoftheAmericanPacifier”，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1。
（10）转引自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11）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12）同上书，第17页。
（13）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14）同上书，第9-10页。
（1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16）同上书，第247页。
（17）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2页。
（18）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19）同上书，第22—23页。
（20）理查德•N•哈斯：《新干涉主义》，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21）同上书，第216页。
（22）同上书，第217页。
（23）兹比纽格•布热津斯基：《大棋局》，“引言”。
（24）凤凰网2002年7月3日
（25）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26）同上书，第52页。
原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的十点看法——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讲演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2 月16 日 | 文章来源：新华网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不久前应邀访美期间，曾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两大主题发表了讲演，讲演的详细摘要如下：
这两年，美国政界和各大思想库的专家以及媒体，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为加深了解，扩大共识，增信释疑，推动中美关系向着更加积极、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就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谈十点看法：
第一点， 过去二十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和平崛起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崛起意味着这既是一条国家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国家发展目标。所谓发展道路，就是要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发展目标，就是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们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就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改变国际秩序、国际格局；我们说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发展的难题，不给别人制造麻烦。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的这条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是能够走得通的。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中国的实力不断壮大，美国也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二者实现了同步发展，互利双赢；中美关系也已从过去主要是政治上的合作变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安全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点， 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
最近，美国一些很有影响的媒体，发表了不少对中国和平崛起客观、正面的评价或报道。美国国会关于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呼声开始多了起来，布什总统最近有关中国问题的答问，基调相当积极。他强调，中国的崛起是“神奇的故事”；强调中国是“巨大市场”、“经济机遇”和“安全伙伴”；强调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力避简单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朝野和社会各界，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正视并积极思考如何同和平崛起的中国打交道。
第三点， 中国领导层对于和平崛起进程中已经遇到的和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十分清醒。
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绝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其中，带根本性的是“三大挑战”：一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三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沿海与内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公平与效益的矛盾问题、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问题、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三大挑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不仅你们的担忧不能解除，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将非常困难。
第四点，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开始应对这“三大挑战”的“三大战略”。
一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推进新型工业化。二是超越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三是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三大战略，归结起来，就是在坚持对外和平与对内和谐及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引导13亿至15亿中国人，在同世界的互利共赢中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对人类的贡献大一些。
第五点， 这“三大战略”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这叫做“中国特色”，这就叫做中国对内对外方针的相统一。就是说，我们把对外强调的和平崛起同对内的社会变革、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着眼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谐社会。一是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社会；二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社会；三是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四是中国特色的地区协调发展社会。
第六点， 概括起来，中国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梦。
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就做不起“美国梦”；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欧洲梦”；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不想做“苏联梦”。
第七点， 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所追求的绝不是成为一个争霸世界的军事大国，而是要建成一个市场大国、文明大国、在国际社会起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
以市场大国来说，20年前，中国被称为“最大的潜在市场”，而今天，中国庞大的市场能量已开始显现，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和GDP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以文明大国来说，中国的崛起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的素质得到历史性的提高，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得到伟大复兴。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其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族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之光！”
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不称霸、不争霸、不当头、也不当附庸”，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
第八点， 面对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国这样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先生最近在中国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过，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家们来预测哪一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工业产品制造国，或者哪一年会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出口国。我们真正想要了解的是，中国将采用哪些价值观。美国人要搞清楚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首先应当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领导层的新理念。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郑重提请各位高度重视以下五个关键点：一是邓小平先生在他生命的晚年，把“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强大起来了也不能称霸，要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作为政治交代；他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坚定不移地长期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坚持这条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二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相承，并更加强调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时又要使中华文明同人类文明交相辉映。
三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奉行“对外和平、对内和谐”、同时谋求对台和解的核心理念，这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已经、正在并将继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四是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和平崛起，我们只能集中力量干好这件事，根本没有精力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威胁任何人。
五是中国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主张用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暴烈的手段来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如果看不到中国领导层的这些顺应世界潮流的重要理念、核心理念，就会对中国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发生严重的战略误判，其结果将会犯历史性错误。
第九点， 只要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胸襟、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中美之间发展各方面交流与合作的内在机遇很多，中美关系的前景很光明。不要把中美关系看成“外力推动型”，似乎冷战时期争霸世界的“北极熊”和策动“9·11”的本·拉丹，才是中美关系的“粘合剂”，似乎一旦那个“北极熊”消失了，恐怖主义威胁基本摆平了，中美关系就又要出问题了。有人说，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搞鹰派外交、持久冷战和损人利己。这是在用老眼光和旧理论看问题。布热津斯基先生不久前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谈论中国和平崛起时说，“当理论被证明不符合现实的时候，理论就应该修正。”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过的理查德·哈斯说：“中国只向世界输出电脑，而没有输出革命，也没有输出意识形态。”这些清醒的声音值得肯定。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美关系都具有相当广阔的“同步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中美关系的第一个机遇，来自全球化时代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和互有所求。中美双方形成了轻易拆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如果美方能够本着“非政治化”的原则来处理两国经贸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必然会赢来又一次大发展，而绝不会是又一次大倒退。
中美关系的第二个机遇来自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所带来的“大国合作”的新安全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我们共同的主要威胁和凶恶敌人。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战略安全领域进一步展开深度合作。关键是建立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的第三个机遇来自两国重视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共同努力。亚太地区是中美共同发展的舞台。中美既面临清除冷战遗产的历史任务，又面对避免热战发生的现实挑战。中美两个大国如果能从这样的大视野看问题，就有可能排除“中国在搞亚洲版门罗主义排挤美国利益”这样的思想干扰，务实地携手解决现实冲突、思考未来布局，在兼顾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共生、共处、共同发展与共同和平。至于在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方面，中美两国更加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我们应当以开放的胸襟共同探索新的国际经济、金融、政治、安全机制。
中美关系的第四大机遇来自中美两大文明的共存与交汇。全球化时代不是“文明冲突”的时代，而是文化交流的时代、文明和谐的时代。现在，中美在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文化市场兴起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来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也日益成为两国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
第十点， 我还想强调，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共同创造出来的。前不久，一位美国前政要说，中美两国如果加强合作，21世纪将是非常美好的世纪，反之，中美关系如果发生倒退，21世纪对两国和世界来说将是非常糟糕的世纪。美国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和如何发展中美关系上，要实现“三个超越”：一是超越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冷战思维，因为用这种思维看问题，很容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发生战略误判；二是要超越以价值观划线的“文化优越论”，因为当代世界已是多种文明长期共存、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新时代；三是要超越后起大国必然挑战现存霸权的传统理论，因为它解释不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和中国的崛起是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力量的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