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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为邓小平的复出埋下政治伏笔

2011年10月26日08:33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信中最后提出，想同汪东兴见一面，谈谈他的感受。邓小平的这封信被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转给林彪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邓小平的表态，一定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印象。一是说明邓小平是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毛泽东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在以后的讲话中还曾提到此点。二是证明毛泽东决定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是正确的。而恰恰是这一决定，为以后邓小平的复出留下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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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尽管“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全国上至国家元首、元帅、将军，下至车间主任、生产队长，不知有多少人因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罢官批判、打翻在地的命运。但是，这并非毛泽东的意图，而是林彪、江青蓄意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结果。毛泽东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哪些人可以打倒、哪些人可以冲击一下、哪些人不能打倒、哪些人将来还可以使用，心中是有所考虑的。

　　对于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人的工作能力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一直有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以苏联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和“各国反动派”的巨大压力，各项工作都以“要准备打仗”为前提来进行部署，国家长期处于临战体制，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邓小平“能打仗”的特长更是念念不忘。

　　因此，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尽管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一个个被林彪、江青等人煽动“群众组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批倒批臭”。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却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复杂的环境中，毛泽东仍然在各种不同场合，对邓小平作了正确的评价。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最后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把邓小平排列在第四位。虽然由于江青的反对，邓小平的顺序后来被排在了第六位，但仍然居于靠前的重要位置。

　　1967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一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单独谈话中，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整党问题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对邓小平要与刘少奇有所区别。毛泽东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以后，各地陆续向中央报告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注），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打了一年多仗（指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内战”——笔者注），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要吸收新鲜血液，要吐故纳新；党纲要修改，不要写得太长。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虽然仍把邓小平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但同时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把刘少奇与邓小平拆开，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简短的话语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表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的决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既多又复杂，反映了毛泽东的多种考虑。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之所以没有受到其他“走资派”所受的迫害，正是源于毛泽东的意思，即毛泽东的政治安排。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在政治上是有所考虑的，在人身上也是保护的。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插手。毛泽东对任何问题的考虑，历来具有大政治家的宏大气魄，任何人都难以望其项背。汪东兴在20世纪80年代曾回忆说，毛泽东从来不受任何人支配。从毛泽东考虑问题和作出重大决策历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想来看，把刘少奇与邓小平拆开，无疑是毛泽东一种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当然，在1967年还没有任何人能看到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11月时，刘少奇已经被扣上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大帽子。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内的“刘少奇专案组”，正在以各种手段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这些已成定局，只是尚未履行组织手续罢了。

　　林彪、江青等人此时已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阴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因此，毛泽东强调对邓小平要与刘少奇“区别一下”，这就极大地遏制了林彪、江青等人妄图彻底打倒邓小平的图谋。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的）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在会上受到诽谤、诬陷和批判。（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旨意，在全会小组会上当面诽谤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原97名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面挑选了10名，在会议的第一天补为中央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等74人。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共有133人，但其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59人。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在这次全会上，林彪集团、江青集团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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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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