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亭三木租房子:文革：无可奈何中的奈何

辛若水：文革：无可奈何中的奈何            时间:2010-09-24 12:31 作者:辛若水  　　（一）对终极的无奈
　　“奈何”这个词在古诗文中是非常有诗意的。我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对于良辰美景，我们实在无可奈何的。“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时光是留不住的；时光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更是难留。所以对于良辰美景，我们要懂得珍惜；如果良辰不在，美景虚化，岂不凭空增添许多悲哀。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看到良辰美景，辄呼“奈何”。他又奈何什么呢？他只不过希望这良辰美景永远留往罢了。其实，不光他有这样的心思，我们也有；但纵有这样的心思，又能如何呢？毕竟良辰美景奈何不了天啊。时间的流逝，不仅会带走良辰美景，带走青春的容颜，而且会把人必然地带向死亡。“死去无知万事空”，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年轻的时候，对死亡大抵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年轻，后面的日子长着呢。可是，到了衰朽残年，就不得不独自面对死亡了。其实，死亡并不可怕，虽然死的时候，可能有痛苦，但这种痛苦并不足以成为深悲巨痛。人们的深悲巨痛，来自于对在世时光的留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活着真好”。如果在世的时光不值得留恋，那“惟求速死”就可以理解了。人总是不免要死的，但不能白死，总要让这死有点价值，有点意义才好。正因为有价值、意义的装点，这死亡才变得不那么可怕，甚至有种崇高的东西在。怕死，是人的本性，因为“自古艰难惟一死”；不怕死，甚至慷慨赴死，则是人的道德。价值、意义的装点，高尚道德的伪装，掩盖了人们对死亡的无奈；而死亡恰恰是人的终极，人们对这终极真的很无奈。许多时候，人的无奈可以通过达观表现出来。魏晋时候的士人大抵是非常怕死的，譬如刘伶，那是怕的要命的，但他偏生让仆人扛着锸，跟在后面，说“我死便埋”。普通人对死亡无奈，英雄豪杰同样对死亡无奈，而且尤其的无奈。既然我的着眼点是文革，那就先看看毛泽东对死亡的态度吧。可以讲，他对死亡是非常达观的，虽然这种达观掩饰不了内心的悲凉。他说，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会死。等到毛泽东死了，你们可以开一个大会，说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这是辩证法的胜利。他还说，他生前最爱吃鱼，死了之后，就把骨灰洒到了江里喂鱼。这是一种让人难以想象的达观，然而他真的达观么？在这达观的背后，是不是还隐藏着什么？当然隐藏着什么，如果他真的这么达观，也许就不会有文革了。可以说，毛泽东一生都是非常乐观的，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的悲凉。但到了晚年，尤其在文革，在他的内心深处，悲凉之雾开始弥漫。普通人面对死亡，大抵一了百了，什么都不必管，但毛泽东却不同，他握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权杖，而且他还是这个强大国家的缔造者。他虽然不得不面对死亡，但考虑最多的，还是身后事。无论任何人，对身后事，都是无奈的，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正因为管不得，所以才有忧虑；如果什么都管得了，那忧虑什么呢？毛泽东的谈话向来是海阔天空的，正是这种海阔天空，让他的谈话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他说，再伟大的人都是要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都死了么？他们死了，世界革命不照样进行么？并不是离了谁地球就不转。人类也有灭亡的那一天。灭亡了，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被更高级的东西取代了。他虽然这样讲，但隐忧却是巨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不就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么？赫鲁晓夫不也把斯大林否定了么？他的思考，不由得转向了中国：是不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睡在我们身边呢？忧虑过多，那现实就可能变样儿。对于终极，毛泽东同样的无奈，谁也不敢保证以后怎么样。对终极无奈，但对现实，他却很有办法；也正是基于对终极的无奈，才有了对现实的办法。他的办法，积累着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由他的办法而创造的文革，在理论上，无可争辩的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高峰。据说，晚年的毛泽东很爱看解放军攻入一个城市，群众夹道欢迎的纪录片。他经常看得热泪盈眶。
　　（二）对现实的奈何
　　毛泽东对现实是非常有办法的。早在他是毛委员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他有办法，所以碰到什么难事，都找他出主意。在别人看来的死马，他却能医活；在别人看来，已经山穷水尽，但是他却能够起死回生。他的办法，往往是棋高一招的；不经意地布一个棋子，就可以使全盘皆活。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总是有办法挽狂澜于既倒。遵义会议就不必说了，会后的军事指挥，确实到达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岂是白说的。以区区三万余人，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端的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的办法，当然是从现实中来的，但是他的办法又远远地高于现实，所以他才能够引导现实。他的办法和他的哲学是不可分的，哲学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毛泽东的哲学里，认识论当然有极重要的位置，但他更看重的还是方法论。可以说，他的哲学，就是一个又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早就讲过，以往所有的哲学都只是如何认识世界，但重要的却是改变它。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古代哲学，关于“泰初有道”还是“泰初有为”的争论。可以说，在古代哲学中占主流的是“泰初有道”，可到了近代，人们则普遍认同了“泰初有为”，浮士德精神就是这种认同的明证，而毛泽东所看重的方法论，当然是这种认同的余绪。哲学走出书斋，去改造世界，是让人神往的；但更让人神往的，却是它居然真的改变了世界。正确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怎样得来的呢？当然是从实践中找出的。毛泽东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对找到正确的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分析事物的矛盾，既看到事物的主要矛盾，又看到次要矛盾；既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看到矛盾的次要方面；重视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等等这些理论，不仅是毛泽东的创论，而且很好地运用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总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这种游刃有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常山率然之蛇。常山率然之蛇最大的特点，就是“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兵家最喜欢的就是这常山率然之势，因为这不仅游刃有余，而且无往不胜。毛泽东从容不迫的心理素质，也是非常让人欣赏的，他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虽然这不过泰山崩于前亦不变色的意思，但做到，却实在太不容易了。也许，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现实从来没有难倒过他，即便再艰难，他都能够从容应对，稳操胜券。在他心里永远是一轮朝阳，他是那样的乐观，从来不会被困难压倒。他说过，越是在困难的时说，越是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以此来增添我们的勇气。面对现实，他几乎是不败的；但对于终极，他却有太多的忧虑。他对终极的忧虑，也影响了对现实的判断。也许，正是对终极的过分忧虑，让晚年的毛泽东走上了悲剧之路。我说过的，毛泽东对终极无奈，但对现实却极有办法。然而，毛泽东对现实的方法，已经不再来源于现实本身，而只是来源于对终极的忧虑。终极是高于现实的，我想，没有人怀疑这点吧，但正因为高于现实的缘故，所以它很容易脱离现实。由终极而得来的方法，当然高超，但这种高超，却造成了现实的灾难。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所有英雄的梦想；也许，只有在毛泽东这里，才会变成现实吧。你能说这种现实只是幻象么？可以说，文革中毛泽东对现实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谓的“一句顶一万句，”虽然有些夸张，但未尝不是另外一种真实。虽然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却感到了空前的孤立，甚至对现实本身，也不再那么自信了。文革带有很大的不可控制性；所以不可控，并不是因为廉颇老矣，而只是因为文革实在是一枚精神原子弹。你即便以最高尚的动机引爆它，但它只要炸开，就不是高尚的动机所能左右的了。毛泽东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亦是忧心重重。本来他的无奈，只在终极问题上，但后来，在现实中，也每每有这种感觉。有人曾当面称赞毛泽东改变了世界。然而，毛泽东不过微微一笑，谁又能够改变世界呢？他说，他只不过改变了北京的几块郊区罢了。
　　（三）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么？
　　现在许多研究者，都在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诚然，毛泽东是那一段历史最大的主观因素，他的作用是永远都无法忽视的。但是，如果因为这样，把文革的责任全都推在毛泽东一人身上，是不合适的。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讲，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但是，文革又毕竟是由亿万群众参与的中国的文革。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是很难说的。正如人们所讲的，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是不能假设没有的，因为他确实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说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并不错。是苦难深重的中国造就了毛泽东，但又是毛泽东重望了中国。可以说，毛泽东是打开文革秘密的一把钥匙，因为他是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我们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是毛泽东把铃铛系在了文革这个老虎上，那也只有他自己能够解下来。可是，毛泽东早已驾鹤西游，所以文革也便成了永恒之谜，没有人能够把这铃铛解下来。也许，正因为如此，文革研究才具有魅力吧。解决不了，却又众说纷纭的问题，才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如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学术研究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关于文革的动因，李泽厚先生的分析是极为深刻的，他说：“……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和成分，但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这一基本史实，是无法用上述说法来解释的。”他对毛泽东作了极为精当的分析：“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而毛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意志主义、理想主义的个性，也在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娴熟可以从心所欲的晚年中，充分展露了出来。毛的‘造反有理’的观念情感、浪漫的反叛欲求，从少年到晚年都一直存在，也表现在他的生活的各方面，只是有时被理智自觉压抑下去（如中年领导民主革命和晚年处理国际关系时顾及各种客观现实条件），但有时却由于有理论武装（如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等等）而更加突出了。对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兴趣，使毛从孔夫子到新文化、从党到政府的各种权威，一律加以批判和否定。‘不破不立’，‘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毛早年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继续。但从早年起并在中年获得重大的成功的‘经验理性’却越来越被推置一旁，这当然与毛越来越脱离群众和社会生活有关。毛原来制衡得很好的自己的思想构架自1949年以后便开始片面发展，到‘文革’达到了顶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先生分析了毛泽东的双重性，而毛泽东的双重性恰恰是构成文革双重性的根源。文革确实打着毛泽东个性的烙印；把一个时代，打上自己个性的烙印，实在是不容易的，一般人都是被时代打上烙印而已。我们细看一下毛泽东的双重性，似乎哪一点都是无法否定的。追求新人新世界，这有错么？重新分配权力，这是国家领导者的分内之事；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这也没有错啊；怀疑大权旁落，也不是空穴来风；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更是可激可赏；而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又有什么不好呢？天理既然合理，那人欲为什么就不合理呢？没有必要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以天理灭人欲，更要不得，因为天理和人欲本就是一体的，正所谓“有一分天理，就有一分人欲”。然而，毛泽东所造成的文革，不仅天理膨胀到了极限，人欲同样膨胀到了极限。
　　（四）置之死地而后生
　　所谓“无可奈何中的奈何”，大抵即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又是什么办法呢？我想，这办法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大抵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希望中国能够像涅槃的凤凰那样，浴火重生。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中说：“由天下打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在姚文元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的一篇长文中加了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其实，理解这样的话，是需要语境的。很可惜，当时的语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要理解这话，就有很大的困难。我也只能以我所处的语境揣摩一二。“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将有专文讨论，我先就不说了。我只重点看一下毛泽东所加的那段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的灵魂，这个“灵魂”怎么理解呢？要按下面所讲的，灵魂首先指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政治大革命。我觉得，所谓的政治立场，不过是站队的问题：只要站对了，即便有点错误，也可以原谅；若站错了，即便有圣贤般的道德，那也会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里有一个根本点，那就是灵魂是从属于政治的，而对于这，我是很难认同的。我以为，灵魂是个人的、独立的，它首先具有的是文化的意义。人的灵魂，既不应从属于魔鬼，亦不能从属于天使，即便交给上帝，我们也不放心。灵魂是自由的，它不应从属于任何东西。我们再看灵魂的第二层含义，即“世界观的最深处”，这就是指思想了；思想为政治服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对于这，我同样不好认同，我以为思想同样是独立、自由的，它完全没有必要惟政治马首是瞻。灵魂的大革命当然会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那个时候，人们似乎对过去的道路，不怎么放心，所以才有无休止的检查与交待。好像不把过去交待清楚，就没有法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其实，即便是最高尚最正直的人，也没有法子把自己的过去交待清楚的；因为许多事，除了天知、地知以外，是没法子找证人的。过去，真的那么重要么？重要的是将要走的路。可将要走什么样的路，不是皮鞭与棍棒能够解决的，这要靠自己的选择。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只能走一条道路，那才是最大的荒诞呢。然而，文革确实是让所有的人，去走一条路。在这一条路上，不乏忠实的朝圣者，但也有许多阴谋家、野心家。阴谋家、野心家，当然会危害这条道路，但他们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些忠实的朝圣者背离了这条道路。文革确实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史，它这种触动几乎把中国革命史变成了《圣经》，而且是面目全非的《圣经》。说文革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那实在是因为人类未曾有过以变革灵魂为目的大革命。文革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呢？它是不是锻炼出了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呢？如果真的如此，那就不会有后来对文革的全盘否定了。可以说，文革虽然制造了“死地”，但人们并没有像凤凰涅槃那样获得更生。甚至人们对这“死地”也是有所怀疑的；人们并不以为这是真正的“死地”，以为这“死地”不过制造出来的“青春游乐场”。正是基于这一点，有的西方学者把文革称为“温室里的革命”。文革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已经胜利的背景下进行的，真正的急风暴雨早就过去。所以，这样的革命，虽然也有流血、牺牲，但却不过盛大节日的游行。温室里的花朵，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长大；但是，文革所谓的风雨，不过电扇扇的风，喷壶洒的水。虚拟的“死地”，能够锻炼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么？然而，这虚拟的“死地”，在历史的洪流中，又变成了真正的死地。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是否锻炼出来，还是未知之数，但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却毁灭了。无可奈何的奈何，同样奈何不了什么；即便“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成了虚花泡影。
　　（五）宗教与陷阱
　　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这话当然非常深刻。有人由此引申说，毛泽东迷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毛泽东的陷阱。然而，这引申的话，就不怎么准确的。毛泽东一生没有迷信过任何东西，对信仰，他都没有迷信过，更何况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毛泽东迷信文化大革命，就不会给它“三七”开了。毛泽东是不相信什么宗教的，所以也就没有理由，更不会去创立宗教。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有宗教的色彩，但却并不就是宗教。把文革当做宗教，那不过一厢情愿，并且还不符合事实。“文革”是陷阱，大抵不错，因为它走入了多重精神的迷宫。在这精神的迷宫里，当然是无法自觉它是陷阱的。不只无法察觉它是陷阱，而且以为找到了一条光辉的道路。毛泽东要在有生之年干一番更加伟大而壮丽的事业；通过“文化大革命”，消除其他国家没有消除的弊端，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挽“修正主义”狂澜之既倒。这种伟大而又高尚的动机，带来了什么呢？如果只有一个人陷了迷宫与陷阱，那还没什么。因为普通的个人，实在是渺小，大海一滴，太仓一粟，又能对历史发生什么影响呢？关键的是，走进精神迷宫，掉进宗教陷阱的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偏生是毛泽东。毛泽东进入了迷宫，掉进了陷阱，整个中国也就进入了迷宫，掉进了陷阱。我在想，如果毛泽东当年意识到文革会成为他精神的迷宫与陷阱，那还会不会发动文革呢？这很难说，但根据我的揣摩，即便意识到，他依然会那么做。况且，谁也不敢说，他当年就没有意识到，不只他个人，就是整个中国已经进入了迷宫。我们能想到的，他早就想到了。文革决不是冒失和冲动的产物，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关于滴水洞的传说，即是深思熟虑的明证。在那七天七夜里，毛泽东究竟想了些什么，恐怕外人永远难以知晓了。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他出了滴水洞，文革就开始了。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武功大师的闭关修炼，等到闭关修炼出来以后，武功便大进，甚至成为一代宗师。毛泽东在滴水洞，大抵完成了一种崭新哲学的建构，这种哲学即可以称为毛的主义；后来所谓坚定的毛派，大抵即是毛的主义的拥护者。如果只是建构一种哲学，那滴水洞就成不了传奇了。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把这种哲学运用到实践中去。毛的主义的实践，大抵即是文革。文革后来被否定了，那毛的主义就不再那么正确了。我们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文革那么大的一场政治运动，总应该有个先兆吧。然而，所有的先兆似乎都是事后才发现的。当先兆作为先兆存在时，并不为人们所认识。文革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大地震，然而，再大的地震，也有它的震中，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天塌地陷的。学术研究同样要找准震中，而文革的震中就在毛泽东那里。理解了晚年的毛泽东，也就理解了文革；明白了毛泽东那里发生了什么，也就知道文革中发生了什么。1966年5月，毛泽东在南巡的时候写了一首七律：“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可以说，这首律诗，就透露着文革的消息，也折射着毛泽东的内心。诗中的颔联虽然不过写景，但景物似乎也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怒向苍天发”的“青松”，象征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纷随碧水驰”的“败叶”，又是什么，不也很明显么？而“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就分明是文革的情景了。毛泽东晚年最爱听的词，即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毛泽东似乎在壮怀激烈里，重新找回了旧时的豪情。他也像岳飞那样，听那潇潇的雨声。有人说，潇潇的雨声，会把所有的壮怀都给埋葬了；这大抵不错，因为听着潇潇的雨声，就会陷入沉思。“故国人民有所思”，那故国人民思考的什么呢？毛泽东又思考的什么呢？我们都不得而知了。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自然是激励人的话，然而毛泽东早就不是那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少年了。廉颇老矣，但他依然能在战马上找回自己的雄风。毛泽东也老了，但他在文革中，又找回了自己的青春。
 来源:学说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