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流亡生活纪实

　　罗学蓬著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领导人，无论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无论他的错误曾造成过多么大的危害，但只要他没有走向反共反人民，甚至充当汉奸卖国贼的道路，后世的人民总会全面地评价其功过，总会把他放在应得的公正的历史地位上的。”
　　
　　——引自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石墙院大门
　　
　　导读语：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本文据占有地利人和之便的作家采访历史见证人谈话纪录写成，本朴真切地披露了海内外人士关心的陈独秀逃难入川后的落寞晚景——初到江津被拒之门外；寄人篱下终遭逐出“延年医院”；周恩来、董必武亲赴江津动员陈独秀前往延安；戴笠、胡宗南江津密访陈独秀，恰似一幕幕真实生动的历史场景再现……
　　
　　篇前语
　　一九八四年三月中旬，刚从瑞典斯德歌尔摩大学讲学归来的诗人孙敬轩突然只身来到江津。孙老名震诗坛，文化局自当待若上宾。但，当孙老明白告知他此行独自来津，是为了踏访陈独秀旧居、墓地，采访当年与陈独秀有过交往、接触的人与事时，却使地方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颇为犯难。因为，那时的陈独秀，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字眼。孙老手中，也并无权威部门的介绍信，纯粹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公开为他提供帮助，领导们心存顾虑；拒绝他，他是大诗人，面子上又过不去。经过慎重研究，乃决定，热情接待，但领导只在陪宴时参加，孙老活动过程中则不出面，仅派一名普通干部陪同。
　　这样一桩“美差”，便落到了不是领导的笔者头上。在此后四天的时间里，笔者陪同孙老访龚灿滨、邱国良、曾仲黎，上石墙院，去“延年医院”、郭家公馆、康庄及陈独秀墓址。孙老是山东人，虽在成都生活多年，却仍是一口“洋片子”，和江津老人们的交谈有障碍，我不仅充当“翻译”，座谈时，还负责邀集历史老人、担任记录。如今，当年接受孙诗人和我采访的老人大都巳经仙逝，而保存在我手中的黑字白纸、却清楚地记录下陈独秀生前在江津三年零九个月时间里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
　　　　要目：
　　
　　1、避难入川……
　　四川，天府之国。重庆，陪都。这一切对船上的许多逃难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他们大都是第一次入川，第一次到重庆，多少总算有一点寻觅到了一块安全之地的欣慰。但更多的则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与彷徨……在这一派喧嚣声中，二等舱房里步出一位身著玉白色长衫，偏矮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灿灿有神的老人。他站在船舷边上，手把栏杆，目光急遽地在码头上掠过，似在寻找什么人……
　　
　　2、斗公本色……
　　贵客盈门，张恨水当然精心做了准备。陈独秀牙不好，有一道四川的乡间菜十分令他喜欢……陈独秀虽然在朋友、媒体面前一再表明他“对政治巳全无兴趣”的态度，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改不了“斗公”本色。在重庆仅一月期间，他除了四处演讲，不遗余力地鼓吹抗战，还频频发表文章，两线出击左右开弓，既猛烈抨击“重庆”，也未放过“延安”……
　　
　　3、历史老人龚灿滨……
　　龚灿滨先生不应该如此轻易地被社会遗忘。因为，这位虽普通甚至卑贱的江津人曾经与两位绝不普通的大人物有过交往……谭祖尧和李婉玉虽早巳魂兮归去，但他们用生命演绎出的悲壮的爱情故事却会长留人间，让后来者认识到，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中，不仅有着众多大刀金刀义薄云天的热血男儿，也有着缠绵悱恻风流潇洒的子才佳人……
　　
　　龚灿滨两晤陈独秀……
　　在“郭家公馆”（今江津市人民政府对面机关家属院）的一间向西的小楼屋里，返乡省亲的龚灿滨和时任江津县长的北大人黄鹏基见到了这位令他们肃然起敬又颇感神秘的师长……陈独秀留给黄龚二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型的学者，而不像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家……
　　
　　5、拒之门外……
　　“什么？不便会客？”陈独秀大惊，瞪着双眼半晌说不出话来。羞辱，他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强烈无比的羞辱……临出门，陈独秀痛心疾首，冲着里屋大声说道：“小姐，请转告邓太太，我陈独秀宁可露宿街头，也再不会寄她篱下！”
　　
　　6、左倾路线导演的一场大悲剧……
　　在共产党人的斗争史上，大屠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可是，发生在江津的这一次屠杀的背景却是绝无仅有。因为高坐在大堂上监斩的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张志和，本身就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目睹自己的同志被杀害，此时此刻，他却无力营救……
　　
　　7、毛泽东与张志和彻夜长谈……
　　李一氓突然来到成都，对张志和说，毛泽东极想见他一面，望能即刻去延安……“主席一面同我谈话，一面喝着白酒，吸着香烟，态度随和亲切，胜似家人骨肉”……天色破晓，毛泽东送张志和出了窑洞、院子，叮嘱他事关重大，一定要注意保密，而且在政治上一定要保持灰色。
　　
　　8、“保持灰色”，却令共产党人侧目……
　　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开始特赦国民党战犯。但罪大恶极的王陵基、徐远举等人还需留在功德林监狱继续改造。组织上为了做好续留战犯的思想工作,特地邀请了一批民主人士去探监。担任国民院参事的张志和也去了……三位昔日的老朋友相见于狱中，忆及往事，自是感慨万分，也煞是亲热。徐远举告诉张志和，那时张每次去重庆，他其实完全知道他是来与共产党秘密联系的，但是，出于私人情谊，他却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
　　
　　9、百口莫辩，仰天长叹……
　　张澜曾提名张志和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却遭到一此些不可能了解张志和工作性质而只看到其表面的同志的强烈反对，并导致一位主重要要领导人写下：“张志和在江津起义中的行为，古今皆不能容。”的批示。幸亏毛泽东、周恩来了解张志和在秘密战线上为革命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张才因此担任了政务院参事……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志和当年为党立下的旷世奇功，到了一九五七年，竟然变成了他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10、嗣母仙逝……
　　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的陈独秀双手抱住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娘！”随即痛哭失声，老泪纵横……陈独秀的悲痛无疑是真诚的，强烈的。然而，表现悲痛是需要一种传统形成的外在形式……就为了这个形式，从江津上游油溪镇匆匆赶来的大姐向荣与陈独秀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11、第一次婚姻……
　　偶尔，陈独秀也偷眼瞧一眼高晓岚，心儿嘣嘣乱跳。正巧高晓岚也在偷偷瞧他，那一刻，两人的的脸都红了……新婚燕尔一过，陈独秀很快便感觉到了他和高晓岚之间的不协调。一个太新潮，一个太守旧，高晓岚依照传统方式恪行妇道，却并没有让陈独秀品尝到那种卿卿我我的甜蜜感觉。度完了蜜月，两人的话也就说完了。
　　
　　12、初谙世面……
　　一路天寒地冻，警鸿遍野。弟兄俩日夜兼程，风餐露宿，一九00年春节前夕，庆元和陈独秀终于回到了安庆……第二年立秋时节，漫山遍野铺满了枯黄的树叶，陈独秀轻杭州到上海，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海轮……
　　
　　13、爱上了小姨妹……
　　高君曼入神地望着眉飞色舞的姐夫讲东讲西，姐姐进来时看到高君曼兴奋得绯红的脸颊，脸色顿时黯淡了下去……凭着女人的直觉，高晓岚看出，和自己不多话的丈夫喜欢上小姨妹了……就在陈家大洋房子里，陈独秀和小姨妹有了石破天惊的第一次、第二次……同在一个屋檐下里，这样的事情怎能长久掩饰？充满封建官僚色彩的陈家大洋房子里犹如爆开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被搅得来天翻地覆……
　　
　　14、运交华盖……
　　不久，一份电报赫然而至，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邀请陈独秀赴皖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十分兴奋，对友人感叹道：“少侯与我萍水之交，能相厚此，不易，不易！”他匆匆与刘三、沈尹默等人话别，偕高君曼取道上海回皖……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陈独秀、高君曼回到了安庆，但并未回家，而是住进了宣家花园。高晓岚听闻后，在家哭哭啼啼，伤心不巳……陈昔凡怒不可遏，大吼道：“我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15、桃花运与牢狱之灾……
　　“我是大学教授，因与妻子离异，才搬到这里。”陈独秀只好这样敷衍。对李先生的假话，潘兰珍深信不疑……一回生二回熟，从这以后，他俩的来往便频繁起来。陈独秀为省麻烦，常常以潘兰珍的炉子上热热饭、烧烧水。星期天不上班时，潘兰珍也替陈独秀洗洗衣服，收拾一下屋子，陈独秀也帮潘兰珍干干写信之类的事……时间一长，渐渐地两人都觉得离不开对方了。很快，他们便同居了……
　　
　　16、慷慨陈辞……
　　章士钊气喘吁吁跑到监狱里来找陈独秀。陈独秀一跺脚，对传信人吼道：“不见！” 章士钊不顾一切地冲进看守所，冲着陈独独劈头大吼道：“为何不见我？为兄辩护，只尽义务，不收铜板！”…… 在公开审判的那一天，审判厅里挤满了人，陈立夫也专门赶来，在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听审……中央苏区《红色中华》载文评论：“陈托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17、江宁探监……
　　陈独秀被捕后，上海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重要版面报道这一消息。甚而还有不少记者跑来采访潘兰珍，替她拍照。虽遭拒绝，仍被偷拍了去。这样，上少英美烟厂的一名普通女工，也成了报纸上的热门人物，把她说成是陈独秀的“姘头”、“情妇”……但是，一旦知道陈独秀李先生就是在名鼎鼎的陈独秀，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女工不仅不为自己选择后悔，相反，她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勇敢行为……
　　
　　18、 “寡人之疾”……
　　和陈独秀来往甚密的女人叫施芝英，是个医生，是陈独秀经常看病认识的，对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十分崇拜。陈独秀原本风流，自和高君曼分居后，他耐不住寂寞，便和施芝英同居了……狱中无聊时，陈与濮德治等人谈起女人来，眉飞色舞，隽永风声。说某人眉清目秀，一往情深；某人皮肤细嫩，脸蛋红白若桃；某人外丑而内秀；某人外秀而内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兴致勃勃，毫无倦容……
　　
　　19、探监的全是名流显贵……
　　潘兰珍过去和陈独秀一起生活了两年，只以为他是个不善交际，落落寡合的老人，没想到他成了阶下之囚，竟然会有那么多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伸出手来援助他。而且来的大都是名流显贵……此后在武汉，在重庆，朱家骅、张国焘、张继，多少官高位重的人物来找过陈独秀，只要他一点头，便可以马上当大官甚至政府的部长，可是陈独秀那颗高傲的头颅，却始终不往下点……
　　
　　20、气节与原则……
　　即便堕入社会的最底层，陈独秀也依然保持着他做人的原则与气节。叛徒任卓宣汇给他两百大洋，他一看汇款人姓名，立即叫邮差按地址退回……朱家骅曾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家骅又托张国焘送去，遭拒；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信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为万为我辞。”……
　　
　　21、杨鹏升与陈独秀……
　　杨鹏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何会六次赠金资助落魄中的陈独秀？陈独秀在江津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为何会给比他小了二十一岁的杨鹏升写了四十封信？几乎达到每月一封！这在他所有的新朋旧友中是唯一的；所论之事，所发之情，其深度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他们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22、拒绝去延安……
　　“什么，让我去延安？”陈独秀大感震动，愣愣地瞪着周恩来。“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诬我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中央内部的斗争，周恩来当然不便说他谈及，而只能一言以蔽之。他望着陈独秀诚恳地说道：“历史的旧帐，我们都不必再纠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请你去延安，这也是润之的意见。”……“哈哈！”陈独秀怪异地笑了起来……
　　
　　23、为抗日将领家属授锦旗……
　　江津县长黄鹏基特意邀请陈独秀向抗日有功的将领家属赠予锦旗眚牌匾。在这次会上受到表彰的有功将领共有两人，一是国民党的夏仲实将军，一是共产党的聂荣臻将军……地方领导回避聂荣臻结发夫人这一江津人人皆知的事实，明确告知作者们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然而笔者不能理解的是：讳什么？有什么值得可讳的？这是生活，是真实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段史实的本身，就是聂帅与他的结发妻子共同为革命事业作出的一种特殊的牺牲……
　　
　　24、列夫?托洛茨基……
　　要让现在以及今后的中国人知道托派是怎么回事，首先就必须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用陈独秀的话来说：“他们是老子党，我们是苦力。” ……世界各国普遍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接班人非托洛茨基莫属。可是突然之间，苏共中央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并把他流放到了阿拉木图……
　　
　　25、与托派彻底决裂……
　　一位神秘的远行客来到了江津。他此行不仅带有托洛茨基给陈独秀的亲笔信，同时负有转变陈独秀政治立场，使他重新回到托派组织中去的重任……“我陈独秀，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也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也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示，自作主张自负其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26、托派头子……
　　中东路事件无疑把中国共产党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上。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大为震怒，对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强烈的抨击……陈独秀认为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在中苏交战的时刻，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起作用，而不顾忌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将把共产党置于十分被动、孤立的地位……
　　
　　27、扫地出门……
　　“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60岁的老头子骗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是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陈独秀一生中虽然历经大起大落出生入死，可哪曾受过这般侮辱？而施他以侮辱的，恰恰又是忠厚懦弱的仲纯的妻子……他心里非常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地出门的事，迟早会发生的，而今天只不过是让她逮着这个借口罢了……
　　
　　28、困居客栈……
　　潘兰珍整天外出奔波租屋，却总是无功而返。她终于沉不住气了，与陈独秀商量，是否给白沙的邓蟾秋去封信，请他帮忙解决……陈独秀却说：“这副样子去找他，我这张老脸往下 哪里放？不行，伯夷叔齐宁愿饿死首阳山，尚不食嗟来之食。我堂堂一个陈独秀，难道还不如两位古人！”
　　
　　29、左右为难……
　　他倘若如实写出来，重庆能出么？延安能出么？国共两党，皆视他为十恶不赦的异物呀！要是能回避政治，那倒是一大幸事，可他陈独秀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是政治，又怎能回避得了？……过了些天，陈独秀复信郑学稼：“弟之《自传》，真不能写，也决不能写，但写也不能出版，如之奈何？”
　　
　　30、陈独秀宴请两学生……
　　对于罗家伦、傅斯年两位在中国学术界、政界灸手热而又不忘遵师重道的学生，陈独秀自然要勉力尽一下地主之谊了……学富五车，满期腹经纶的名专家、名教授们此刻全都变得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这位乡贤给他们上“地方饮食文化课”……
　　
　　31、 延年之死与离开政治局……
　　7月4日成了陈独秀永难忘记的一天，就在那一天，迁年牺牲于上海，而在武汉的陈独秀，也被迫离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陈独秀神情戚然，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算是和他们打了人招呼。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很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蒲扇，拖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和他一起离开的是他的秘书兼警卫黄文容……
　　
　　32、并不合谐的家庭……
　　自出狱以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起居公开，朋友们都把潘兰珍当作了陈独秀的夫人。因高晓岚、高君曼姐妹均巳过世，陈松年一家人也都只好默认了这个事实婚姻……作为父亲，陈独秀对儿女们尽到了什么责任呢？没有。巳经离开人世的延年、乔年、筱秀从未得到过他半点关爱，以至于儿女们至死也对他不能原谅……这同时也成为他难以言说的终生遗恨。他他留给唯一活着的儿子松年的，同样是除了灾难和惊骇，便是无尽的孤独与悲怜……
　　
　　33、鬼子的飞机来啦……
　　说要来，鬼子的飞机就真地来了。而且一来就是好几架，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天上蹿来蹿去，满天“砰砰砰砰”干开了仗……江津人这下可认了真，吓得一窝蜂往城外的武城山上跑，却终不见一颗炸弹落下来……陈独秀由潘兰珍搀扶着，也随潮水般的人群涌出了西城门，向武城山上落荒而去。到得半坡，巳累得气喘吁吁双腿发软，只得坐在地上喘口气儿……到了这野外山坡上，许多反倒不跑了，都仰起脑壳看天上的飞机打仗……
　　
　　34、别有天地非人间……
　　谓之别墅，也不过就是一排数间白墙黑瓦的房舍而巳。这是继重庆“五?三”、“五?四”连遭受日机大规模轰炸后，邓氏叔侄在城郊匆匆修建的一处避难所。但此处的景致却是极佳……邓氏叔侄陪陈独秀搬来那天，陈站在康庄门前眺望脚下滚滚长河东流，尽收四周果林美景，禁不住浮想连翩，借李白《山中答俗人》赞道：“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语心自闲。桃花流水沓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邓氏叔侄何等聪明，对陈独秀的弦外之音自是心领神会。后来，陈独秀逝世以后，他俩即将陈厚葬于康庄之侧的高坡上……
　　
　　35、最后的墨宝……
　　陈独秀为罗宗文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边上题云：宗文先生长斯邑年余，今调赴铜梁，出纸索书，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正之。独秀。殊知他刚到铜梁，就在报上看到了陈独秀逝世的消息，他那幅对联，可能就是陈独秀最后的墨宝了。罗宗文把它裱好珍藏在家中几十年，文化革命开始后，他这种在旧社会当过县长的人心里害怕，就主动把所存的字画、书籍全部上交了。可惜，至今也没有退他……
　　
　　36、贺瞻秋翁华诞……
　　寿宴在石珠巢邓家庭院中举行，宾客济济，不下三百余人。开宴之前，陈独秀作为公推出的贵宾代表，登上台阶即席至祝辞。他说道：“一个人聚财不难，疏散实难，像蟾秋翁百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五万办图书馆，设义仓，济困厄，修桥铺路，无不慷慨解囊，其余分赠子侄亲友及乡中贫寒有为之士作留学费用，自己仅留五万度晚年，古往今来，实属罕见，真不易也！”言毕，陈独秀意犹未尽，又挥毫写下两幅大篆赠与蟾秋，一是“大德必寿”，一是“寿考作仁”……
　　
　　37、最后的演讲……
　　陈独秀一上台阶，等候在“鹤年堂”大门外的老师们分列路两侧，鼓掌欢迎，无数双眼睛盯着他饱看。陈独秀从容登上主席台，只见台下黑压压的学生将偌大个礼堂挤得满满荡荡……大约一个小时的讲演，令所有聆听者终生难忘。今犹分健在的几位老人与笔者和孙诗人谈到这桩几十年前的往事时，依然记忆犹新。
　　
　　38、石珠巢里的日本女人……
　　宫川静子则是一位备受白沙人赞扬的贤妻良母，她身上充分体现出大和民族妇女的传统美德……邓家满门被逐出石珠巢，老屋成了乡公所。邓家的财产，或被充公，或被当浮财分掉。蟾秋的兄弟与其余的儿女子侄们也都被贬逐到乡间，躬耕垅亩，自食其力……而生活由此也演绎出了另一段日本女人隔海为夫鸣冤的柔情婉转的故事。
　　
　　39、“武柏文陈”……
　　当邓仲纯领着柏文蔚突然走进康庄，陈独秀差点没把老朋友认出来。这位寿县起义的民国元勋，护法战争中威镇江南的军长、安徽都督，今巳英雄老去。他身穿长袍，头戴僧帽，伟岸长髯，用红丝线扎起，一身江湖道气……
　　
　　40、一本手稿……
　　这日陈独秀却在书摊上发现了一本研究小学的手稿，署名是江津杨鲁丞。他翻了翻，认为还有几分可取之处，便掏钱买下了……陈独秀肯定没有想到，他对邓燮康这样的一翻谈话，没过多久便传到了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耳中。祖父的遗稿竟能得到名声赫赫的陈独秀的好评，令他惊喜若狂……
　　
　　41、张恨水谈“六?五”惨案……
　　周纶一进病房，便将门关上，向着陈独秀连声道：“惨！惨！，我周纶行医数十年，对死人可说是见惯不惊，可这次也不忍多看。”……“六?五”惨案对陈独秀刺激极大，病情稍微好转后，他坚决地谢绝了诸多朋友的挽留，应邓氏叔侄的邀请，前往白沙小住……
　　
　　42、戴笠、胡宗南密访陈独秀……
　　说话间，专轮巳到了白沙朝天嘴码头。戴笠和胡宗南便衣素衫，下了船，由人带着，径往石珠巢而去。秘书警卫，也都身着便装，前后保持一定距离。有的还提着给陈独秀准备的礼物……高语罕是个深度近视眼，一出大门，便见两位身穿布衣素衫的人口尊老师，向他鞠了一躬，待看清是戴笠和胡宗南，不禁很是惊讶……陈独秀面无表情地说：“胡将军不必绕圈子了，蒋先生派你们找我究竟何事？不妨直说。……”
　　
　　43、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石墙院这方封闭的狭小天地里，生命的烛火巳快熄灭的这位中国老人，仍然执着地在思索着许多与他所处的环境极不相称的重大问题……三月二十一日，陈独秀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这是他蜗居石墙院苦苦思索的结晶，然而，他的思想结晶却充满了悲观的色彩……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发表，陈独秀立即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但是，在狂风暴雨般的谴责汹汹袭来的时候，这位老人却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他的固执。在他那狭小的视野里，巳经看不到一丝胜利的曙光了……
　　
　　44、驾鹤西去……
　　陈独秀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写到：“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势日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势力，也不能生存。兄为川人尚无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唯坐以待毙耳！”此时的陈独秀，巳经消沉到了如此地步……上午十时左右，灵柩送抵康庄。在面临长江的前坡上，墓穴巳经挖好。下葬仪式十分排场，但也颇为庄重肃穆。国民党候补中央兼教育部次长段锡朋来了，并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赙金……
　　
　　45、踏访石墙院……
　　我们去时，石墙院往日风光也不复存在。只见院里乱糟糟住着几十户农家，房屋皆破烂不堪，石墙多处坍塌，墙头荒草丛生，牌坊式的石头大门也被拆毁得不成样子了。进得大门庭院上猪突狗奔，鸡飞鸭窜，花台中无花，荷池中无鱼，唯见万竿修竹，在风中低语……笔者在吴国兴老太太家中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没落贵族的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了陈独秀之死的七八位老人……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本业巳发黄的历史书……
　　
　　46、猪圈里那块圈板石……
　　我陪孙诗人步行到了城西五华里处的康庄。我们去时，墓地巳经荡然无存。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巳缺了一角，“独”字没有了“犭”，高变成了一个“虫”字。我和孙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伟人的墓碑巳被当成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屎尿狼籍，不堪入目……
　　
　　后记……
　　摆谈中我才知道这位中年男子居然是石墙院过去“主人”的直袭后裔杨恒勋……赫赫然一幢精致漂亮古色古香的大宅院变戏法般耸立在面前，却分明让我这个常客感到有些陌生。倘若陈独秀夫妇魂魄重游，恐怕也认不出这崭新的华堂大屋，就是他们当年避难的临时居所了……
　　　　

 　　1、避难入川
　　
　　公元一九三八年七月，素有“长江第一火炉之称”的重庆城烈日悬空，热浪滚滚。处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人潮涌荡，嘈杂喧嚣，轮船拉响的汽笛声、桡手与纤夫发出的雄浑的号子声在江面上不时飞起，中国第一黄金水道上樯帆如林，百舸争流。全面抗战爆发巳经一年，四川作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正将无穷无尽的粮食盐巴抢运出川，火速送往前线。比粮食盐巴更加丰裕更加取之不竭的则是由四川热血青壮年组成的川军官兵。在码头，在船上，他们高唱着刚刚学会的歌子，急切地奔赴前线杀敌。长江上的朝天门码头、储奇门码头、望龙门码头、黄沙溪码头，嘉陵江上的千斯门码头，到处拥挤着他们的身影，满载着出川队伍的轮船、木船源源不断地驰出，壅塞了宽阔的江面。重庆各界组成的欢送队伍，齐聚各个码头，旗帜飘扬，敲锣打鼓放鞭炮，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与亲人相别的哭泣声中送出一船船天府子弟兵。
　　国逢大难，自民初以来便遭军阀割据，二十多年间被连天炮火打得来四分五裂百孔千疮的天府之国，终于万众一心，投入到了抵御外侮的撼天狂潮之中。
　　国难见忠臣，连一年前还和红军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拼杀得你死我活的四川军阀们的爱国热情也被空前激发出来。“七?七”事变爆发第三天，刘湘即电呈蒋委员长，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停止内战，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共赴国难。几天后，刘湘又以川康绥靖主任名义，发表《告川康军民书》，书中说道：“……今者，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巳经开始。默察此次战争，中日双方均为生死关头，而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足为战争资源，亦为世界所公认。故在此全国抗战巳经发动时期，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如此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只知目前抗战是唯一的中心，只知抗战解放中国是唯一的坦道，排除一切歪曲的认识，克服一切事实的障碍，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中华民族！”
　　毕竟皆为炎黄子孙，值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之际，刘湘登高一呼，过去为争夺防区互相撕杀不休的四川军阀们竟然全都收刀捡卦，争先恐后致电宣誓，拥护蒋委员长，愿随刘湘出川抗击倭寇。
　　应了“乱世出英雄”这句老话，率部出征的四川军阀里，也果真出了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等名昭日月，永垂青史的民族大英雄。虽然他们不久前在大巴山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作战时，一个个也都横刀拍马上阵撕杀，但最终夺了天下的共产党人，依然在他们的家乡为他们修建纪念馆，供后人缅怀凭吊。
　　七月二日下午四时许，民生公司的“民本”号客轮正鸣响汽笛，推波拥浪，缓缓向着浊浪涛涛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驶近。闷热且臭气熏天的船舱里顿时喧嚣起来。性急的旅客早巳收拾好行李，争先恐后地拥到了甲板上舷梯旁，准备抢先登岸。
　　展现在这些逃难者眼前的重庆是那样的破烂与肮脏，犹如犹如发霉的黑木耳一样密密麻麻糜集在两江峭壁上的吊脚楼首先扑入了他们的眼帘。毫无疑问，这种以木料、竹篾捆扎而成的房屋巳经成了重庆城的标志物，它体现着这座内地大城市的落后与贫穷，仿佛在提醒着所有的逃难者，他们在此地的日子必然会充满艰辛与坎坷。但是，毕竟这里远离战场，没有枪炮声，没有血腥的屠杀，没有战争的恐怖气氛，它是所有逃难者共同的希望所在！四川。天府之国。重庆。陪都。这一切对船上的许多乘客来说都是陌生的。他们全都是从巳经陷落或即将陷落于日本人之手的江、浙、皖、鄂等省携家带口逃出来的，而且大都是第一次入川，第一次到重庆，饱受惊骇的心中多少总算有了一点终于寻觅到了一块安全之地的欣慰，但充塞于胸中更多的，则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与彷徨。
　　在这一派嘈杂渲嚣声中，二等舱房里步出一位身著玉白色长衫，偏矮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的老人。他站在船舷边上，手把栏杆，目光急遽地在码头上掠过，似在寻找什么人。
　　紧跟着，一片骤然而起的吹呼便向他拥来。
　　“哈哈，仲甫兄，你可到了！”
　　“陈先生，陈先生，我们在这里。”
　　老人的目光紧随着骤起的欢呼落到了江边囤船上。那里，簇拥着一群衣着讲究，看似学者商绅模样的人。他们正扬起手臂起劲地向船上的老人招呼。其间，还有不少胸前挎着相机的记者。
　　老人的双眉倏地蹙紧了。显然，这种热烈的场面使他蓦然感觉到了不悦。
　　这位看上去貌不惊人的老翁，便是名震中国的大政治家、大学者陈独秀。陈独秀并不知道，六月二十八日，当他携他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在汉口江汉关码头登上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包租的“民本”轮离开武汉后，他的好友，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巳经用电话通知驻重庆办事处的部下前往朝天门码头迎接。而消息一经泄露出去，陈独秀的朋友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薜农山、沈尹默等，以及大批学生、仰慕者、大报小报的记者，也都赶在轮船到达之前在朝天门码头上不期而会了。
　　随着时间的流淌与抗战的爆发，似乎人们早巳淡化了伟人们的兴衰与成败、功过与是非，也淹没了伟人们的烦恼与冤屈、希望与绝望。尤其处于战争之中，眼前发生的许多事情已经让人应接不暇，谁还有兴趣去管已经作古或行将作古的人的闲事。可陈独秀毕竟与一般人不同，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一至五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尔后又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再后又以“陈彭讼案”震惊天下。陈独秀对于中国人的重要，并不仅仅在于他对共产党的贡献以及“破坏”，更在于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石破天惊的领袖。他那炯炯发光，烛照幽微的眸子不仅看穿了几千年专制社会的弊端，而且洞察了在他那一时代活动着的魑魅魍魉嘴脸；他那渊博精深的学识，锋芒毕露的文章，曾经是启聋振馈的号角，是驱除阴霾的闪电，号召着人们去迎接民主与科学的曙光；去直捣孔家店这座封建势力的最后巢穴；他用天火雷电般的先知先觉强烈地震撼和影响了中国一两代人的思想。
　　此时的陈独秀，与早些年间在政治舞台上驰骋风云时的陈独秀巳经判若两人。这一年，他巳经五十九岁了。使他明显衰老憔悴的原因并非年龄，而是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与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长达五年的监禁，以及最近时期在政治上所遭受的来自过去的同一阵营中暗器的沉重打击。
　　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一个星期后押解南京，被判刑八年。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再加上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前往南京“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保释部分同志出狱。而且也专曾到老虎桥狱中探望了陈独秀，陈独秀借着这股风势，于八月二十三日中午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国民党政府曾派人以劳动部长的高官厚禄拉拢他，被他严词拒绝；托派请求他回上海重掌大旗，他不干；胡适大使邀他到美国去做“寓公”，也遭婉拒，对于延安方面，他更无好感。他渴望的是利用好不容易才恢复的自由之身，以文章，以讲演为号角，激励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挽民族危亡、抗击日本侵略者。他这时既脱离了托派，又不想回到共产党内，试图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在军事和民主党派两方面开展活动，组成一个既不拥国，也不的联合战线，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出狱后，陈独秀为为感谢周恩来、叶剑英狱中探望之情，曾经两次前去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与博古、叶剑英晤谈，表明自己一改过去反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在当前形势下拥护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由于他的忠实追随者罗汉自作主张，给他造成了一场预想不到的误会与麻烦，也使他和共产党的积怨越发深沉，以至终生未解。
　　罗汉北伐时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追随陈独秀参加托派后来又一起脱离了托派。他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时，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两人私交甚笃。此时正在苏州的罗汉在报上看到周恩来、叶剑英去“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并敦促国民党释放共产党员的消息后，为营救被捕的托派成员，急忙赶到南京去看望叶剑英与李克农，提出共产党应敦促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当然也包括被关押的托派成员。当时的情况也有些特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延安《解放》周刊署名文章说，陈先生恢复自由，大家都为他“庆幸”。说他对抗战的意见，与中国托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文章虽对陈仍有指责，但对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来说，这也还算是一个难得的友好表示。王若飞也撰文说：“我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口舌去争辩。”这自然更是一种良好的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叶剑英与李克农允诺了罗汉的要求，让他开出拟营救的托派成员名单，并为营救王凡西等人开着汽车四处奔走。罗汉对叶剑英和李克农表现出来的友谊与热情，大为感动，在谈到上海托派中央曾给中共中央建议合作抗日未得答复时，想到延安现巳公开表明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计前嫌，只要拥护抗日战争谁都可以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在未征询陈独秀意见的情况下，自以为对陈独秀非常了解，陈独秀对他也极为信任，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当能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便自作主张，打出陈独秀这面大旗，说陈独秀值此国家危难之际，愿意放弃党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叶、李考虑到事关重大，于是便由两人联名给罗汉开了赴陕北的介绍信，并给了他路费，要他作为陈独秀的代表，直接到延安去与中央会谈。罗汉到了延安，首先见到了“五?四”时期的老朋友张国焘，随后又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分别见了面，商谈合作事宜。中央最后拿出一个《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表示欢迎陈独秀真心悔悟和转变，并向陈独秀提出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至此方知自己是把一张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辛苦奔波，到头来反倒是割卵子敬神，把人也伤害了，把神也得罪了。他清楚心高气傲，脾气倔强的陈独秀是绝对不可能接受延安这个条件的，只得于九月下旬悻悻返回南京，不想九月十二日，陈独秀巳携潘兰珍去了武汉。叶剑英和博古告诉罗汉，陈独秀离开南京之前他们巳与陈晤谈过，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陈独秀对中共与国民党抗日合作的路线是大体赞成的。博古看了《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颇有为难之色，对即将专程赴武汉向陈独秀转交中共中央指示的罗汉说：“据我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谈，至于这份中央指示的措辞，恐怕会引起独秀的严重反感。”因此再三嘱咐罗汉最好以口头传达。罗汉在南京没有多停留，就赶到了武昌小潮街陈独秀的临时住所，寻思这事无论早迟是瞒不过去的，索性将此事原原本本合盘托出，把中央指示也直接交给了陈独秀。还劝陈独秀接受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的三个条件，回党工作。陈独秀果然大怒，把“好心办坏事”的罗汉着实埋怨了一通，还说：“我愿意写声明，但决不写什么检讨。”
　　陈独秀看到罗汉带来的中央指示里唯一点到名字的是他，便连夜写了一封亲笔信和自拟的抗战七条纲领交给罗汉带回南京。陈独秀针对中央指示中“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的话诘问道：“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博古看到陈独秀起草的抗战七条纲领，认为与中共中央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博古还说：“我本想亲自到武汉去和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以前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怕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如果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无论直接间接的谈，都有闹翻的危险。最好等恩来、必武到武汉再谈吧。”
　　十月十六日罗汉又偕同董必武赴武汉拜访陈独秀，因董必武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由他上门去做陈独秀的工作较为合适。见面后彼此都很客气，董必武说：“我听剑英、博古说，你在南京时曾去找过他们。”
　　陈独秀说：“鄙人曾两次拜见他们，只不过是向他们表示探狱的感激之情。当然，我也表明我赞成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
　　董必武说：“依我之见，你写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吧，党中央是欢迎你的。仲甫先生，你意如何?”
　　陈独秀生硬地回道：“回党工作固我所愿。不过，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董必武的劝说失败了。
　　后来包惠僧拜望陈独秀谈到党中央要他写“悔过书”一事时，陈独秀还愤愤地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我不写，有什么好写的！”
　　罗汉这次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不但陈独秀埋怨他擅作主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海的托派临委也对他口殊笔伐，称他早巳脱离了托派，指责他无权代表中国托派向延安提出任何合作条件。
　　而更让陈独秀怒火如焚的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月，康生以“赵云”为笔名，连续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长达一万六千字的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说日本侦探机关与托派中央谈判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给托匪头目陈独秀、彭述之等每月三百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此文随即在延安办在国统区内的《新华日报》等数家报纸上转载，在社会上陡然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罗汉的“好心”，给他带来的竟然是再一再二的奇耻大辱……
　　陈独秀虽然也是第一次入川，但是，此时此刻，他却对这块陌生的土地油然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他的丰厚的历史知识使他相信四川自古便是一块人才辈出、藏龙卧虎之地。远的不必说它了，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功不可没的戊戌变法中就有两位四川人，绵竹人杨锐、富顺人刘光弟成为光绪皇帝钦定的变法维新中枢机构“军机四卿”中的成员，后来喋血菜市口，成为誉满中华的“戊戌六君子”。在辛亥革命中蜀人投入之踊跃，贡献之巨大，足令国人刮目相看。著名的黄花岗之役便主要是福建人与四川人参与，七十二烈士亦然，内江的喻培伦则是其代表。而为了逼迫清帝退位，金堂人彭家珍孤胆只身进入北平，炸死满清宗社党头目良弼，更是壮怀激烈！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好友、重庆人邹容，更是以《革命军》震惊神州。在辛亥革命中，四川人民掀起的保路风潮，更是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并导致了满清王朝的垮台。
　　而眼下，当祖国面临巨大灾难时，又需要广阔富绕的天府之国来提供庇护和濡养了……
　　这年六月十二日，日军侵占安庆，陈独秀请前些日子刚由国民党内政部调往航空委员会当差的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嗣母谢氏、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孙女长玮先行送到了宜昌。
　　分手时，陈独秀叫陈松年到宜昌后去二马路平和里找史岳门，说：“我过两天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到宜昌时，我会到史岳门家来接你们。”
　　可是，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启程，而是在汉口多耽误了一些日子。
　　原来，松年一家刚走，陈独秀的大姐向荣与大姐夫吴欣然一家也逃难来到了汉口。大姐的儿子吴季严也随父母同行。陈独秀坐牢时与濮德治、罗世凡被关押在江苏一监，同为托派组织成员的外侄吴季严与郑超麟等人则被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大姐一家逃到汉口后辗转打听，总算在武昌小潮街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弟兄四人，哥哥、二姐早巳故去，只剩下大姐一人在世。陈独秀长年奔波在外，巳经有三十多年没有和大姐见面，此时相逢于乱世，自是悲喜交加。“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三年后，大姐病逝于江津上游四十余里之油溪镇，陈独秀在《挽大姊》一诗中描写了他此刻的心情。
　　此时下江难民，均争先恐后往四川涌去，船票异常紧俏。无奈，陈独秀只好找到为他安排避难居所的国民党将军杨鹏升，托他设法先将大姐一家安排入川，并说：“我毕生对家中成员无甚帮助，如今战乱纷纷，大姐一家满怀希望前来投奔我，我怎么能抛下她们不管，自己先走？”
　　将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七月二日，陈独秀、潘兰珍才和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包租的专轮，直接驶往重庆。
　　包惠僧与陈独秀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建党以前。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包惠僧是直接受教于陈独秀的学生。
　　一九二0年二月四日，正处于北京警方“监视居住”中的陈独秀以陪同世界知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先生的名义到达了武汉。第二天下午，武汉学生联合会在文华大学召千人大会，欢迎陈独秀的到来。陈独秀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他讲演的题目《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陈独秀的演讲激起了师生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后，鼓乐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
　　在众多一拥而上的记者里，陈独秀没想看到了包惠僧。师生在这样的情景下见面，自然亲切万分，陈独秀谢绝了其他记者的采访，仅答应接受包惠僧一人的专访。
　　陈独秀在武汉的日程安排得太满，七日傍晚，包惠僧来见陈独秀，说：“每次来，先生都很忙，不是同人谈话，就是写作，你要注意休息。”
　　陈独秀过去在北大时便对这位谦恭好学的年青人印像很好，吸了一口烟说：“不妨，不妨，我的身体很好，只是这次来准备得仓促了些。”
　　陈独秀海阔天空，谈兴正浓，这时武昌学界周春熙、李慕琪、吴国干等人进屋来邀请陈独秀到“普海春”赴宴。陈独秀热情地拉着包惠僧的手说：“嗨，一起去吧，我们刚开了个头，话犹未尽哩。”
　　就这样，包惠僧由一般的学生关系发展为陈独秀思想上的忠实追随者，也是陈独秀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中的一个。
　　陈独秀从南京监狱里出来，转而前往武汉，就是听从了时在内政部当参事的包惠僧的劝告。有天包惠僧到陈仲凡家中看望他，劝他尽早离开南京，说码头上逃难的人巳是水泄不通了。当时日军巳经占领了张家口，正猛攻大同，每天轰炸南京。南京战争恐怖气氛越来越浓，看来是守不住的了。于是，陈独秀便决定先去武汉再说。
　　九月十二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难民潮中登上了开往汉口的轮船。
　　包惠僧是武汉人，与武汉上层社会很熟悉。在陈独秀决定去武汉之前，他专门给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去了一信，请何成浚届时关照一下陈独秀，又给同学程钟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
　　没想平时做事谨慎的包惠僧一片好心，却办了一桩令陈独秀十分恼火的事情。何成浚给了包惠僧面子，特地通知武汉市公安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而这位蔡孟坚，却是一位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大刽子手。一九三一年，当时仅二十五岁的蔡孟坚在武汉擒拿顾顺章，并从顾身上打开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诱降向忠发，导致共产党中央机关差一点被一网打尽，幸存人员最终被迫撤离上海。在这一事件中，二十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其中有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大约是出于职业特点，蔡孟坚一见到陈独秀，便旁敲侧击地问这问那，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又不便发火。不久包惠僧也到了武汉，见面后，陈独秀一个劲地埋怨他不会办事，说他居然请了个以屠杀共产党人闻名的大特务，来“照顾”他这个共产党过去的总头子。
　　专轮靠近重庆朝天门码头，陈独秀刚登上囤船，一大帮记者便抢上前来，将他簇拥在中央，争着向他发问。
　　“陈独秀先生，我是《字林西报》的记者。请问先生，三月十六日《大公报》发表了傅汝霖、高一涵、段锡鹏、周佛海等九位名流拍案而起，联名为先生辩污的公开信，可直至今日，为何不见先生撰文向延安开战？”
　　陈独秀本打算不接受采访，但这位《字林西报》的记者却颇有心计，他的一腔话，恰恰戳到了陈独秀的痛处，让他难以保持缄默。他转过身，瞪了提问的记者一眼，捋着山羊胡须字斟句酌地回道：“我并非没有奋起反击，我曾致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一封公开信，但该报拒绝发表。此信后来在《扫荡报》上发出，社会各界均巳看见。我在信中明确表明了我的观点：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陈独秀头一个要站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严重的刑事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于我陈某而言，并非稀罕事。我巳在信中质问延安方面：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的吗？”陈独秀抽了两口烟，稍微压了压火气，环顾一眼围在四周的记者，继续说道，“与我同时受污的彭述之先生巳经就此事控告上海受延安控制的四家转载污陷文章的报社，法院将很快判决，届时大家定能见到，这也算是给了延安一个教训。陈独秀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我相信一句话：是非自有公论。延安毫无情理地往我身上泼脏水，非但于我无损，反而让他们在世人面前自暴其丑陋无耻而巳。我巳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证据，将来到了法庭上再一并与他们算总帐。”
　　“陈先生，请问你到重庆后，政治上有何发展？”
　　“此间盛传先生即将远赴美国定居，请问先生是否属实？”
　　“对不起，”陈独秀不愿再与记者们纠缠，提高声调说道，“鄙人旅途劳顿，身休不适，有什么问题，待日后有机会再问吧。”
　　陈独秀一句话关了门，然后在前来迎接的朋友的簇拥护卫下，从记者丛中挤出，登上了栈桥。
　　十几乘滑竿巳经摆在河边上，主人客人依次登上河坎，躺进滑竿。随后，一长串滑竿络绎不绝地顺着陡峭的石梯坎往上蠕蠕而去。陈独秀也真是心力交瘁了，待滑竿到了办事处门口，他居然巳经睡了过去……
　　“共党巨头陈独秀巳到重庆！”
　　陈独秀刚到重庆，此间大报小报上便竞相刊发了消息。消息一公布，陈独秀便再也难得清静了。如今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虽然巳是个落魄之人，但“五?四”时期的巨大威望犹在，在无数人的眼中，他依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时代风云人物。由此一来，便引得众多的记者和社会名流纷纷前来求见。但除至亲挚友外，陈独秀一概拒绝接见，让他们大都乘兴而来，扫兴而去。
　　次日上午，老友沈尹默来看望陈独秀。两人交谈片刻后，沈尹默见他身心憔悴，便劝他离开政界，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潜心著述，不要再为声名所累。并说现在共产党骂他，他不认错，扯旗放炮地和共产党对着骂；国民党拉他当部长，他又不俯就，还写文章把内幕捅了出来，这下可好，把两党全给得罪了！还说他性格太倔，办事从不知妥协退让，不适宜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沈尹默的直言不讳，令陈独秀既感动而又恨气复燃。他在汉口时，就曾见过一家报纸上的漫画，画的是他陈独秀被国民党一拳打伤了，又被共产党一脚踢倒了，真所谓腹背受敌，众叛亲离。
　　陈独秀感慨地叫着沈尹默的小名说：“还是沈二了解我啊，也只有你这样的老朋友才能对我出此真言了。我这人虽然顽冥不化，你的意见，还是听得进去的。我眼下也是这个打算，过了几年牢狱生活，现在弄得来一身都是病，高血压、胃肠炎，最近又添上个心脏病。眼下的陈独秀孤家寡人一个，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精力、本钱去搞政治。”
　　临别前，沈尹默还作了一首诗赠给陈独秀，诗云：
　　声名晦巳久，不挂齿颊间。
　　时乘逐入市，曲尽宜归山。 
　　四日晚，《新民报》社长张友鸾、《时事新报》社长薜农山、《时事新报》副刊主笔张慧剑、《新蜀报》总编周钦岳、《新民报》副刊主笔、著名作家张恨水等在“皇后餐厅”设宴为陈独秀夫妇洗尘。上的是川菜，别人都列鼎而食，唯独陈独秀却很少吃菜。
　　张恨水注意到了，关心问道：“川菜离不了麻辣，仲公初次入川，尚不能习惯吧？”
　　陈独秀笑道：“可以，可以将就。”
　　这几位朋友，除周钦岳外，皆是早些时候携家带口入川避难的。酒酣耳热后，他们说到重庆的现状，确实让陈独秀一惊一诧。尤其是张恨水，这一年他四十出头，脑门宽阔，头发后梳，长得英俊不俗，他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与怀宁接壤。陈独秀在金陵狱中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对他的不藏书于名山颇有同感，两人的关系也就比旁人更显亲切一些。
　　“心远，”陈独秀叫着张恨水的本名说，“南京一别，我们大略有两年没见面了吧。不过，老弟的文章，我还是经常能拜读到的。出狱后，我看了你在汉口《申报》上连载的《游击队》，在《立煌晚报》上连载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倒委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哩。过去文坛，不时有左派拿棍子打你，始而说你是'鸳鸯蝴蝶派’，继而又说你是'礼拜六派’，你如今写出这种激励抗战的小说，既歌颂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战士，也赞扬同仇敌忾，毁家纾难的民族志士，这下，倒该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家重新评介你了。”
　　张友鸾道：“心远的小说，还多哩。他是个奇才，可以每天同时为多家报纸写连载小说，如今《时事新报》正连载他的《冲锋》，《立报》正连载他的《潜山血》，《国民日报》昨天也开始连载他的《大江东去》。这些小说，全都是鼓励将士民众积极投身抗战的。”
　　“好，好！”陈独秀连声赞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秀才不能跃马横刀上阵厮杀，登高鼓劲呐喊，也算为国家作了一份贡献。”
　　“独秀先生过奖了，”张恨水道，“我这些抗战小说，也是给逼出来的。我到这被称为'大后方’的重庆不到一年，所见所闻真让人怨极恨极，目骇心惊。官僚们醉生梦死，贪污腐化；而民众百姓，也大都浑浑噩噩，难以警醒。心远无非想用这样的文章，对他们当头棒喝几声罢了。”
　　张恨水这腔话，倒着实引起了众人的一番感慨唏嘘。
　　解放后曾担任重庆市副市长的周钦岳则代“朋友”劝告陈独秀到重庆后不要张扬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如果能这样的话，“朋友”可负责陈独秀在川期间的生活。周钦岳虽语气委婉，表达涵蓄，也让陈独秀顿感不悦。
　　“钦岳，这样的招呼，想必是受延安方面之托吧？”陈独秀不客气地盯着周钦岳问。
　　周钦岳“嘿嘿”一笑，说道：“仲公千万息怒，他们托我来带这个话，恐怕也是想和你来个化干戈为玉帛，不希望再和你在报上打嘴仗了。”
　　陈独秀恨恨道：“刚往我陈独秀脑门上扣了个屎盆子，还不允许我叫唤一声，毛泽东此种作派，何其霸道也！你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他们，话，你带到了，我的回答是，该做的事照做，该说的话照说。至于我的生活，更无需他们来劳神费心。”
　　宴毕回到办事处，陈独秀依然心绪难平，遂提笔写了《抗战一年》一文。他在文章中说：“敌人的军器，军事技术人才和经济力都强过我们，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实……然而经过一年的战争，以一个大力士竟不能击倒一个病夫，使他不能还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见这位大力士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像的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
　　六日，《新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陈独秀或许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居然给他引来了一位地位显赫的老朋友。 
　　图片2:石墙院二门

  　　2、斗公本色
　　
　　七日，陈独秀应卢作孚之邀前往民生公司，作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讲演，下午刚回到办事处，这位朋友巳经在客厅里等候他多时了。
　　“仲甫兄，到了重庆，居然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我要不是在报上看到你写的文章，至今尚不知道你也到了重庆哩。”
　　陈独秀一见是张继，遂惊喜地喊道：“溥泉兄，哈哈，你这党国要员大驾光临，兄弟有失远迎了。”
　　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中央监察委员等要职的张继，过去也算得是陈独秀共过生死同过患难的至交好友。
　　一九二0年秋，刚满二十三岁的陈独秀第二次来到日本。不久，潘赞化、张继也相继出国，在东京与陈独秀重聚。这一次流亡日本期间，陈独秀又结识了苏曼殊、冯自由等新朋友，也认识了留日学生中的过激人物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
　　当时的东京，约有二三百名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有新潮人物，如陈独秀、潘赞化、张继，也有守旧人物章宗祥、曹汝霖、吴振麟、金邦平等人。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了一个“励志社”，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一次，清廷派往日本出访的一位大员来到东京，“励志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一班人争着去为这位大员当翻译，引起了陈独秀的强烈反感，他愤然对张继和潘赞化说：“我参加励志社的目的，是想多交朋友，多学习新思想，没想到这班乌合之众，只知道对封建王朝的高官逢迎拍马，有什么交头！我巳决定，马上退出励志社！”
　　张继潘赞化也很鄙视这班人，三人商量后，决定不再参加励志社的活动。 
　　当时，陆军学堂监督姚昱，字文甫，是清政府的一个忠实走卒。陈独秀等人对姚昱的奴颜媚骨十分憎恨，打算找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个奴才。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陈独秀，张继、邹容、翁浩、王孝缜五人聚在一起喝酒闲谈，话题目扯到了姚昱身上，大家都觉得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张继说：“我倒有一个教训姚昱的主意。”
　　大家忙问什么主意，张继压低声音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陈独秀邹容大声叫好，翁浩和王孝缜胆子小，不敢参加。当下，张、陈、邹三人便约好当晚一齐行动。东京春天的夜晚，到处散发着樱花的气息，月光下树影重重，昆虫在嫩绿的草坪中吱吱鸣唱。这时，有三条黑影轻手轻脚地闯进了姚昱的住室，只见抱腰的抱腰，按头的按头，抓手的抓手，惊慌失措的姚昱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卡嚓”一响，姚昱的辫子连辩根齐刷刷地被剪掉了。
　　脚步沓沓，顷刻间人去屋空。
　　原来，这抱腰的是张继，按头的是邹容，执剪的是陈独秀。回到宿舍，陈独秀将手中的辫子扔到桌上，大口喘着气说：“这回真是出了一口恶气！”
　　望着姚昱的辫子，大家都很兴奋，邹容说：“剪了辫子，还不解气，我看不如把辫子挂到留学生会馆去，来他个悬梁展览。”
　　张继说：“这个办法好，越王勾践悬梁刺股，我们叫他割发代首。”
　　第二天，这件事成了东京留学生中的头号新闻，人们奔走相告，平时受过姚昱欺负的留学生，更是高兴万分。姚昱哭丧着脸，向清廷驻日本使节告状。后者请日本政府协助查办。不久，日本警方查出此系陈独秀、张继、邹容所为，旋即将三人驱逐出境。
　　四月上旬，陈独秀、邹容、张继乘船回到上海，三个人一起去《苏报》编辑部看望章士钊。老友重逢，彼此自然高兴。章士钊听了三人的被逐原因，忍不住哈哈大笑。
　　章士钊说：“你们来了正好，《苏报》打算增加革命宣传，不知你们有什么打算，我倒希望你们都能留下来。”
　　邹容说：“编辑报纸不是我的长处，我最近想写一个册子，专对清政府开火。”
　　章士钊一听，忙请邹容往下说。出自四川重庆的邹容个子矮小，浓眉大眼，说到清廷咬牙切齿，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他说：“我主张欲御外侮，先清内患，推翻清政府，我愿意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甘当革命军中马前卒！”
　　陈独秀、张继听了，连连点头。
　　章士钊说：“上海爱国学社的章炳麟（太炎）立志反清，常给《苏报》撰稿，老弟不妨和太炎谈谈，定有所得。”
　　邹容说：“过几日就去爱国学社。”
　　张继表示愿意留在《苏报》编辑部。
　　陈独秀急着要回老家，搭上了一条上行的江轮，第二天便启程赶回了安庆。
　　此后数十年，陈、张二人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道路。陈独秀发起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其领袖。张继则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右派代表人物，与共产党水火不能相容。
　　而此时此刻，这一对既是患难之交又是生死对头的旧友又重新坐到了一起。
　　只可惜当年深夜剪发人，巳少了一位“革命军中马前卒”。好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重庆市内邹容出生的街道被命名为邹容路，南区公园还建了邹容纪念碑。
　　张继此番前来，是邀请陈独秀到中央广播电台去发表一个安抚鼓励川军将领的演讲。
　　“怎么，莫非川军对老蒋有什么桀傲不驯的举动么？”陈独秀听张继说明来意，敏感地问道。
　　“那倒不至于此。不过，中央机关与政府大量拥入四川，当惯了大大小小土皇帝的四川大小军头们自然不会高兴。张群去年就巳提前入川了，他告诉我，这帮四川军头和张作霖、冯玉祥之流大不一样，他们有一个特点，一天吃了饭就关起门来打内战，从不出剑门夔门以外，似乎从来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志向。如有外省军队打进来，几个彼此打得你死我活的军头还会马上停止内战，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等到把外省军队赶走，他们又关起门来再接着打。”
　　陈独秀摇着头说：“不尽然，不尽然，张群身为川人，与四川军头关系复杂，交情颇深，他这样宣传，恐怕也是在'草字头’（蒋介石）跟前为四川军头们释疑罢了。”随即话锋一转问道，“溥泉兄，让我出面当这泥水匠，恐非你个人的意思吧？”
　　“嘿嘿，”张继一笑，“实不相瞒，兄弟也是受张群委托前来的。张群本想亲自前来恭请，又怕你不给面子……当然，不言自明，张群之意，恐怕也就是老蒋的意思了罢。”
　　“这个，我可以讲。”陈独秀慨然应道，“刘湘的《告川康军民书》我看过，大义凛然，读之令人感奋。杨森率部参加上海抗战，途经武汉时在各界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称：'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杨森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上海战役，杨森的二十一军就打得十分英勇。后来在广德，他手下又出了饶国华这样的千秋英烈。四川的军阀，虽然名声污浊，民族气节大抵都是不差的。出狱之后，我虽巳公开向社会表示，决心不再介入国共两党之争，但抗日救国，乃当今天下第一大义，倘能为川军摒弃前嫌全力抗战鼓与呼，老夫也算为国家尽一点绵薄之力了。”
　　得此承诺，张继大为满意。
　　十四日，陈独秀在张继的陪同下前往上清寺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演讲。他认为抗日战争给川军赎去了多年内战罪愆，创造了建功报国的大好机会。他热情地讴歌了战死在黄河边秦家坡的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南京保卫战中御强敌殉职广德的饶国华，台儿庄战役中奋战滕县孤城全师喋血战死的王铭章，誉他们为“川军雄杰”、“民族精魂”。他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敌强我弱，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他说：“此时在长江南北两岸和敌人血战防守的部队中，川军颇居重要位置。我敢说，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最后长城！”末了，他还诚恳地劝告川军弟兄戒掉鸦片，以健壮身体，以增强军力。
　　川原公司的老板黄炯明也是留日学生，与邹容是同学，他学的是化学，回国后就创办了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公司，生意做得很好。在日期间，他与陈独秀并无来往，但因读过陈独秀不少文章，对其十分崇拜，得知陈独秀到了重庆，便托邹容之表兄引荐来访。见陈独秀所住的禁烟办事处人来人往，十分嘈杂，便邀请陈独秀搬到他家里去住。陈独秀考虑到自己和黄并无深交，不愿给黄添麻烦，但见黄炯明发乎真心，邹容表兄也在一旁鼓动，便答应前去小住一段时间。
　　陈独秀搬到黄宅的第三天，张恨水前来相邀，请陈独秀潘兰珍次日去他家中吃午饭，他先到重庆，理应尽地主之谊。还说，荒野寒居，吃饭是小事，主要是朋友聚会，顺便游一下重庆著名的南温泉。
　　陈独秀这才知道，张恨水并不住在城里，他和家人住在长江南岸的南温泉。
　　第二天一早，张友鸾、薜农山、张慧剑、周钦岳、沈尹默均各带女眷来到储奇门囤船集中，然后过江到南岩海堂溪码头。张友鸾招来十余乘滑竿，一行人便躺在滑竿上，闪闪悠悠地出发了。
　　沿途风景，煞是诱人，一条上了年代的石板路，傍着水清如镜的花溪河蜿蜒前行，小河两岸，群山婉蜒，峰峦叠翠，飞瀑直下，弄得峡中飞珠溅玉，水声如雷。碰上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碑石和著名景致，众人便下得滑竿，抽烟小憩，纵情山水。张友鸾与周钦岳，则成了最佳的义务导游。在一名谓“五湖占雨”的去处，周钦岳指着一眼用清条石砌成半圆形围栏的清泉说道：“这泓清潭为花溪河中第五涌泉，状似小湖，故冠名'五湖’。观'五湖’水色清浊，便能预测次日天气是雨还是晴。”又遥指远处的碧翠峰颠道，“此峰名为建文峰，海拔五百余米，相传明建文帝为避其第四皇叔朱棣起兵发难，削发为僧，流落于此峰修行避难，建文峰由此得名。山顶有建文庙，内有让皇殿，还有“玉泉”，建文帝用此煮茶，称建文井。”
　　从海堂溪码头到南温泉有三十余里之遥。南温泉以前不过是重庆郊区的一个落在绿水之畔，青山之下的小乡场。抗战爆发后才突然的繁荣嚣闹起来，因为避难入川的“下江人”（当时川人把避难入川的南方人通称为下江人）像潮水一般涌到重庆，城里的房子立时爆涨，一些囊中羞涩者因为租不起城区的房子，便迁到了郊区乡间，南温泉也涌进了大量的公教人员。
　　滑竿队伍逶迤到得南温泉，张恨水出门远迎。
　　恨水的乡居，倒是别致。十余间茅屋，散落在碧峰脚下，清溪之畔，
　　陈独秀一下滑竿便赞道：“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心远颇有高人隐士之风啊！”
　　张恨水道：“仲公过誉了，我现在是常为五斗米折腰，岂有那样的雅士风情？今天你们是坐滑竿来的，也看见这路途的艰辛了，我每逢进城购买平价米，扛着粮袋独自山行，爬坡上坎，大汗淋漓，腰酸背痛，等到把米扛回家，人也累得快散架了。”
　　进屋，主人早巳将茶水备好，客人们身居茅舍之中，耳闻窗外雀鸟啁啾，清风徐来，不消片刻工夫，便将旅途劳顿驱尽。
　　听罢张恨水介绍陈独秀才知道，这十余间茅屋，原是张恨水的一个读者朋友的私产，巳卖给“下江人”四间，余下的六间租给了抗敌文艺协会，后来文协搬走了，就空了下来。张恨水原来住在南温泉场上两间瓦屋里，房东为发国难财，催他们一家快些搬出去，想把房子高价卖掉。朋友知他是大名鼎鼎的张恨水，便让张恨水一家搬到他的茅舍中去住，并言定自修自住，不取分文。张恨水喜出望外，便搬到了场外。他一家住不了这么宽，便将另外三间让给了一位在大学里教书的穷朋友。
　　陈独秀看到茅屋夹壁上贴着一副张恨水手书的对联：闭户自停千里足，隔山人看半闲堂。靠窗一张书桌上，摆放着文房四宝、稿笺，而且还有厚厚一摞作战文件，感到惊奇，便问张恨水眼下正在写什么。
　　不料张恨水一番回答，引得众人一阵唏嘘。
　　张恨水说，他搬到这草舍不久，某日突然来了两名军官，自我介绍后方知他们均是张恨水的读者，十分喜爱张恨水的小说。原来，他们的部队在常德与日寇血战数日，全师一万余人，生还不过数百，营长以上长官全部阵亡，他二人是幸存的两名参谋。如今到了大后方，也时时不能忘怀死战的长官和战友，此番登门，特意央求他们敬佩的大作家能为他们战死在湖南常德的一师官兵写写文章传传名，不能让现在或是以后的中国人忘记了他们。张恨水虽然十分感动，但因自己对纯军事的小说接触不多，且无战斗生活，有些为难。两位热心的参谋说，这有何难？接触不多，我们给你讲打仗的故事，不懂军事，我们把带出来的作战文件借给你看，连续几月跑到他家里来，非把张恨水这只鸭子赶上架不可。而且，这两位国民党的军官竟然还有着一副侠肝义胆，他俩要求张恨水把他们的长官包括士兵都用真实的姓名来写，而对自己，则决不能写进书中，如非写不可，也务必隐去真名，因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聊尽后死者的责任。张恨水的确被他们的这腔情义感动了，觉得作为一个文化人，自己有责任把这些为国献身的英雄留诸历史，同时也算是帮助这两位参谋完成他们心中的夙愿，就答应下来 。
　　听完原委，众人深为感动，都鼓励张恨水能尽快地把这本书稿写完。
　　贵客盈门，张恨水当然精心做了准备。陈独秀牙不好，有一道四川的乡间菜十分令他喜欢。这就是豆花，棉软得像雪白的棉花，以红油辣椒油炸黑豆豉碎肉末香葱等调制成佐料沾之而食，入口即化，既经济，又十分送饭。
　　晚饭后，一行人由张恨水相倍，前去山中散步游玩。沿途看到不少操江浙两湖口音，戴着眼镜的人挥着锄头在地里忙碌。张恨水告诉他们，这些人大都是在城里上班的公教人员，为了减 省家中开支，就利用早晚时间在花溪河两岸垒石开荒，浇粪种菜。
　　绕过一座山峰，只见前面石阶通天，环曲千级，半山绿树葱笼之间，隐约着一栋精致的四层西洋楼房，让人眼前一亮。
　　张恨水道：“仲公知道那是哪位党国大员的别墅吗？”不等陈独秀回答，又自顾说下去，“我曾上去近观过一次，不说里面的布置，单是楼房大门旁边的一个防空洞，里面就有无线电、沙发、电话，也就可知其别墅里面的阔绰奢华了。而这，不过是重庆无数处孔公馆之一，是用来预防日本飞机轰炸时住的。孔院长、孔夫人、孔二小姐，从来不曾来此住过一夜，只有十几个副官警卫，在里面落寨为王。这不但让我们这样的文化人看了心里不平，南温泉的老百姓，也都侧目而视，这一点，也往往是激起我写作情绪的源头。
　　陈独秀突然想起了贴在茅屋夹壁上的那副对联：闭户自停千里足，隔山人看半闲堂。原来是心远有感而发。
　　陈独秀在南温泉住了一夜，次日才回到城里。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独秀虽然在朋友、媒体面前一再表明他“决心不再介入国共两党之争”、“对政治巳全无兴趣”的态度，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改不了“斗公”本色。在重庆仅一月期间，他除了四处演讲，不遗余力地鼓吹抗战，还频频发表文章，两线出击左右开弓，既猛烈抨击“重庆”，也未放过“延安”。
　　十六日，陈独秀在《民族野心》一文中愤怒地谴责“重庆”：“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汉奸，买办和银行家，官僚们则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此大饱私囊。士大夫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牺牲的，只是一部份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或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的'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
　　一九三八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统一运动，宣扬拥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受到中共的猛烈批评和抵制。陈独秀置身其间，也撰写了一组文章，论述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要是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他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或称政府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是在野党。他认为国民党应承认在野党的合法存在，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在野党绝对拥护抗日战争，在野党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但在野党应有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但不幸得很，竟有人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如此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批评，深为延安所赞同。但是，陈独秀听信一些流言蜚语，也撰文骂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等等。这时的陈独秀，巳经对延安彻底地丧失了信心，把抗战与建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国民党的身上。
　　二十一日，陈独秀又发表了《论游击队》一文，以同样尖刻的语言讥嘲“延安”：“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日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更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兵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在此次抗战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份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这是任何一个搞政治和军事的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常识。”
　　依然是“五?四”时期人们熟悉的那种犀利尖刻的文风，依然是巨手一挥风雷交加乾隆震动的领袖气概。可是，正当人们重新关注着议论着“陈独秀”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时，他却突然消声匿迹了。集会上再也见不着他的身影，报纸上再也看不着他的文章。广播里也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陈独秀，他到哪里去了？ 
　　图片3:石墙院庭院中的陈独秀纪念像

 　　3、历史老人龚灿滨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清晨，陈独秀与潘兰珍在储奇门码头登上小客轮，溯江而上，前往江津。 
　　船进猫儿峡，朝暾初起，水光荡漾，红色的晨雾飘袅如轻绡薄绫。
　　陈独秀独自倚栏而立。眼前，大江滚滚东去，几只上水木船正傍着河岸蠕动逶迤。
　　江风疾猛起来，吹得陈独秀的长衫下摆，以及剩下不多的头发飘飘欲飞。
　　离开重庆之前，为避免记者们的纠缠，陈独秀对自己前往江津的事闭口不谈。启程前，他也没给邓仲纯（邓初）去信通知，战乱时期，他委实不愿给朋友增添更多的麻烦。何况，他与仲纯绝非泛泛之交，也用不着如此客套。
　　陈独秀为何舍陪都而赴江津？
　　江津历史老人龚灿滨如此解释道：“我们从陈独秀客居江津期间写给友人，尤其是写给成都的杨鹏升与他当时尚留在重庆的三儿陈松年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个答案。他舍重庆而来江津，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一者入夏以来，号称中国三大火炉的重庆酷热难当，对患有高血压的陈独秀来说，很难适应；二者日机巳开始频繁侵袭重庆，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法团都巳开始向郊县转移；三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任过教，并有着深厚感情的国立九中（原安徽公学，现江津市第二中学）巳先于他迁到了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在该校任教的人中，陈独秀的同乡、至交、学生如潘赞化、邓季宣、何之瑜等都在。而更使陈独秀动心的，是他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在北大时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邓仲纯，巳在江津城中四牌坊开业行医，邓仲纯经常到重庆进购药品，也曾数番前去看望先借住在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重庆办事处，后借住在上石板街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宅邸中的陈独秀，并与弟弟邓季宣商量后恭请陈迁到江津他兄弟俩家中去同住，并说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依山临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也比重庆便宜得多。
　　这样，陈独秀才决定迁往江津。”
　　后来据笔者爬梳考证，的确如此，陈独秀到重庆的消息传到江津不久，邓仲纯即特意赶到上石板街十五号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家中。见到邓仲纯，陈独秀十分高兴。因为不仅邓仲纯与他有着深厚的友情，邓家是清代大书法家怀宁人邓石如的后裔，而陈独秀的嗣父昔凡，对邓石如崇拜得五体投地，还自称是邓石如的弟子。可以说，他们算得上通家之谊。
　　两人见面后，感慨万端地叙了很多往事。
　　邓仲纯说：“我在报上见到你到重庆的消息就赶来了。仲甫，我和三弟季宣商量妥了，准备接你到江津去住。你和小潘以后的生活嘛，就由我们兄弟二人来承担，你意如何？”
　　陈独秀感动不巳，但一时间又拿不定主意，问：“江津比重庆怎样，也是这么热吗？”
　　邓仲纯说：“江津是小城，比重庆要凉快一些，目标小，不易遭敌机空袭。江津上游的白沙镇巳住进了不少政府机关，中央档案馆、中央编译馆都巳迁到了白沙。再说，安徽公学去年也迁到了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现巳改名为国立九中，这些机关和学校里，不少老朋友还经常提到你哩。”
　　陈独秀一听，顿时兴趣大增，说：“重庆热得要命，飞机也炸得厉害，我正在发愁，不想在重庆多住，这下可好了。”可稍过一会儿，陈独秀又犹豫道，“去江津固然好，可我犯病怎么办，重庆的医疗条件毕竟要比江津好一些。”
　　邓仲纯笑道：“你怎么忘记了，我是在日本帝大学医的，我在江津城中四牌坊开了一家小医院，你要有个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对付。真要身体有大不适，我送你到重庆就是，两地不足一百里路程，就是坐下水木船，要不了半天也能到的。”
　　邓仲纯走后，潘兰珍也一个劲地劝陈独秀前往江津居住。
　　陈独秀和松年，以及大姐向荣、大姐夫吴欣然一商量，大家都觉得去江津比留在重庆好。吴欣然是著名的安庆大新桥“吴家顺酱园”的传人，正想找个清静安全点的地方租房开店做生意，否则一家人离乡背井的，日子一长，坐吃山空，就没法生存了。
　　陈独秀考虑到邓仲纯邓季宣兄弟俩邀请的是他和潘兰珍，一呼隆拉去老老少少几家人不妥。最后商定，他和潘兰珍先去江津打前站，待安定下来后，松年与大姐两家人再来。
　　当然，陈独秀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在邓仲纯家中两次受辱，更没有想到，小小江津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归宿。
　　一九八五年，曾经为我和孙诗人以及中国不少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学者们提供过许多珍贵史料的龚灿滨先生死了，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死了也就死了，没有大人物那样的轰动效应，也实在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他，更不会有人为这样一个曾经为社会所轻贱的凡夫俗子劳心费神地写上一篇悼念性的文字。
　　笔者幼时与龚灿滨同住江津城中五福街一大杂院内，龚老的儿子龚百固（现在江津西郊中学任教）是笔者江津民中的同学。龚老当时头上戴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黑帽，无业，靠卖牛肉干养活一家老幼。在大抓阶级斗争的漫长年月里，他那副模样，活脱脱便是一个阶级敌人的典型：干瘦矮小，皮黑背佝，下巴尖削，面皮上布满深沟浅壑，与人说话时总是抢先绽出可怜巴巴的笑来，但那种微笑着实有些令人心悸。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每年一度由居委员组织的“评查会”对龚灿滨这样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受难日，几十名“黑五类分子”勾腰驼背地挤站在台下，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审查。在那样的场合，少不更事的笔者也曾牢记领袖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无数次举起手杆向着龚灿滨等牛鬼蛇神狂呼口号。在笔者的记忆里，任何人都可以蔑视龚灿滨、侮辱龚灿滨，而绝少有人对他示以尊重。即便是在他落实政策重新获得做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力以后，长期养成的自卑感也无法得以彻底的消除。
　　我印像中最深的一次是，某日上午我正在江津县志办公室与龚灿滨、岳立言等一帮前朝遗老热火朝天地摆那陈古八十年的老龙门阵。县志办聘请的编撰人员大都是与龚老类似、历史上有着各种红疤黑迹因而也显得十分丰富甚而具有传奇色彩的古稀老人。蓦然之间，并无一人发出口令，众宿老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地仓促站了起来，因身子腿脚不太灵便，有的站起得早些，有的拄着拐棍一时还在努力，所以起立得极不整齐。而且无一例外地面向进门处佝偻着腰，脸上挂着早巳练就的谀媚的笑。我赶紧转脸往门口一看，只见进来一人，却是相识的县委办公室主任。事后方知，此人其实也是个文史爱好者，来此是为寻找资料的，也并未摆出丁点全县“第一主任”的架子。可是，这帮曾经在政治上受过太多惊吓的乡贤名流们一见他进门，就像囚犯见到了狱警，本能地站立起来，向着门口处勾腰陪笑，巴结招呼。那情景，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句曾经使用频律极高的时代语“葵花朵朵向太阳”。那时的我，三十出头，在众宿老面前不过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思想上很是激烈地斗争了一番，好不容易才鼓足勇气成为唯一没有站起来迎接，而仅是向主任讨好卖乖地笑笑、点点头的角色。
　　然而，客观地评判，龚灿滨先生不应该如此轻易地被社会遗忘。因为，这位虽然普通甚至卑贱的江津 人曾经与两位绝不普通的大人物有过交往，一位是死在北京的李大钊，一位就是死在江津的陈独秀。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正在北大读书的龚灿滨也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游行大示威”。而这次行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就是龚灿滨的江津老乡谭祖尧。谭祖尧时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读书，系中共党员。李大钊当时任中共北方区负责人和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谭祖尧则身兼国共两党的秘书，为李大钊先生手下一员重要干将。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刚刚入主北京的张作霖磨刀霍霍，意欲将共产党、国民党一网打尽，古都霎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也带着谭祖尧、路有于、范鸿吉几位同志避进了苏联大使馆附属的中东铁路局驻北平办事处。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龚灿滨偶然从一位来北大旁听的姓秦的海军部科长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口中探听到张作霖将于最近几天内进行大搜捕、大屠杀的消息。当天夜里，他即奔赴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找到了谭祖尧，叫他赶快离开北京。
　　谭祖尧得知这一情报后，当即决定，必须马上转告巳移住到苏联营房的李大钊。谭祖尧立即带着龚灿滨赶到苏军营房，向李大钊报告了情况，并劝他立即离开北平。
　　大钊先生听罢情况，虽不太相信，但仍向不顾危险跑来通风报信的龚灿滨表示了感谢。然后在室内来回踱步，沉思一阵后口气很肯定地说：“这地方是苏联大使馆，按照《辛丑条约》之规定，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我认为张作霖是故意放出风来，逼鸟出林，他好在外面下手……哼，进使馆区抓人，他张作霖虽是胡子出身，也不敢冒此大不韪的。”接着，他又对谭祖尧说道，“我们一走，北平的党组织就会解体，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工作会停顿下来。所以嘛，北平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的。”
　　然而，几天后紧跟着发生的事实却足以证明李大钊把张作霖看得太“规矩”了一点。他更没有想到，外国公使团（苏联除外）为了扑灭共产主义的火种，居然宁愿暂时放弃一点特权，允许张作霖的军警进入使馆区行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深夜，北京全城戒严，张作霖的一千多名侦缉人员和军警配合，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在苏军营房捕去李大钊，在使馆二楼捕去谭祖尧、路有于、范鸿吉。当夜，另一江津人、共产党员、北师大学生吴平地也在四川会馆被抓。
　　当然，龚灿滨并非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当然也不具备谭祖尧那样的认识。他去通风报信的目的更多的是从乡情出发，主观上他只想救谭祖尧，客观上也捎带帮助一下李大钊，但无论怎样，在那种白色恐怖之下，这大概也不失为一桩壮举吧。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李大钊、谭祖尧、吴平地等二十名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志士殉难后，龚灿滨悲痛交加，立即找到四川会馆中谋事的乡人吴清汉出面向江津在京人士募款一百六十块大洋，购置了两具上等棺木，两匹白绸，雇车前往京师第一监狱领出谭祖尧和吴平地的遗体，送往南郊陶然亭四川义地安葬。
　　谭祖尧的未婚妻李婉玉在母亲的陪同下，也赶到义地为谭祖尧送葬。当薄薄的棺木揭开时，只见两位烈士的颈子上各有一圈乌痕，谭祖尧胸前还有碗口大一团血斑，可能是死前遭受毒打所至。
　　李婉玉目睹爱人惨死，奋身扑向遗体，跪伏棺前抚尸痛哭，直至昏厥。龚灿滨赶紧雇了一辆黄包车，让婉玉母亲送她回家。
　　龚老生前曾亲口对笔者谈到了谭祖尧与李婉玉之间的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谭祖尧和李婉玉虽早巳魂兮归去，但他们用生命演绎出的悲壮的爱情故事却会长留人间，让后来者认识到：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中，不仅有着众多大马金刀义薄云天的热血儿男，也有着缠绵悱恻风流潇洒的才子佳人。
　　谭祖尧身兼国、共两处秘书，直接在李大钊领导之下工作。那时候，陈独秀创办的以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主要撰稿人的《新青年》巳经停刊，谭祖尧便创建了“新军社”，并创办了《新军杂志》，为团结北平的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时人誉《新军杂志》为《新青年》之再现。年轻英俊，才华横溢的谭祖尧也逐渐成为进步青年中的著名领袖人物。
　　一次，北平艺专中画系举办画展，谭祖尧与几位西画系的同学前去观看。蓦地，一幅笔法细腻的工笔画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使他在画前驻足良久。那画左面一丛芭蕉，旁边一位妙龄女郎亭亭玉立，若有所思地遥望天际，淡雅清新中似透出浓浓情意。右面则题有一首七绝：
　 　碧玉年华初上头，
　　何妨顾影学风流。
　　闲来却旁芭蕉立，
　　绿透春衫未解愁。
　　谭祖尧不仅对诗画颇为欣赏，此画的作者李婉玉，更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这李婉玉，经常为《新军杂志》撰稿，谭祖尧知道她文笔犀利，文风泼辣，却未料到她的诗画也如此出色。两人虽系同校学生，但一个在西画系，一个在中画系，一直无缘认识。
　　谭祖尧观赏良久，对陪伴他的江津老乡、中画系同学朱近之感叹道：“真是诗画双绝，倘能画成扇面，倒是一件高雅之物。”他全然不知李婉玉此时正站在他身后，听见他这话，莞尔一笑，悄然离去。
　　对这位出自艺专的风度翩翩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李婉玉早巳仰慕在心，如今得着这么一个好机会能与之结识，她自然不会放过。
　　佳人与才子的初次相识，颇有点罗漫蒂克的色彩。
　　几天过后，这位胆识过人的姑娘居然只身来到西画系，主动拜会谭祖尧。
　　这倒真让谭祖尧又惊又喜，出现在他眼前的李婉玉，布衣素衫，清丽脱俗，犹如一朵出水芙蓉，一株临风玉树。
　　通过交谈，谭祖尧了解到李婉玉乃是一大家千金，其父在北洋政府海军部供职，她幼秉庭训，有很深的文学休养。
　　李婉玉拿出一把精美的杭州折扇递给谭祖尧，大方地说道：“谭先生，这是我特意为你画的，请你也在上面题一首诗吧。”
　　这分明有一点“苏小妹三难新郎”的味道了。
　　好在谭祖尧也是个才思敏捷之人，他将折扇展开一看，扇面上的诗画与画展上的条幅的内容一般无二。他起身去桌上提起毛笔，在砚台上润润笔尖，略一思忖，便挥毫写到：
　     休教年华付白头，
　　横刀跃马逞风流。
　　春衫绿透增惆怅，
　　不为家愁为国仇。
　　诗紧步李诗之韵，然情志意趣，则远非李诗所能比。
　　“好一个不为家愁为国仇！李婉玉失声赞道。“谭先生忧国忧民，志向高远，真是令我汗颜啦。”
　　自此以后，谭祖尧与李婉玉往来就更为密切，在谭祖尧的帮助下，不久，李婉玉参加了共青团。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里，她利用其家庭的有利条件做掩护，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和国民党北方部的地下交通员，成为谭祖尧亲密的战友和恋人。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展开中原大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台，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日本遂联合美、英、法、比等八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除大沽口炮台防务。时称“大沽口事件”。
　　帝国主义迫使中国政府开门揖盗的这一霸道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三月十八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热浩大的群众抗议大会。谭祖尧是这次大会重要的具体组织者之一。李婉玉也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场斗争。会毕，数万群众拥往铁狮子胡同，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不准其干涉中国内政，并反对北洋政府勾结张作霖发动内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唆使鼓动下，北洋政府竟然下令卫队用大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砍杀。激愤的群众（主要是学生）在谭祖尧等人的率领下，宁死不退，向铁门冲去。卫队开枪了，当场遭射杀而死的爱国学生达四十七人，伤者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时在北平读书的朱近之、吴平地、龚灿滨几位江津籍学生也都跟随谭祖尧参加了这场斗争。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在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迫下野，张作霖则在日本的支持下入据北平。
　　其时，广州国民革命军巳挥师北伐，下长沙，克武汉，两湖直系军阀被驱逐，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击溃，大军即将挥戈北上。而日本和张作霖则认为，活跃在北平的国共两党的组织，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必须在大战爆发前坚决铲除之。
　　霎时，古都北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组织连遭破坏，党员被捕被杀者众，生死关头，李大钊只得带领谭祖尧等三名得力助手，避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附属的中东铁路局驻北平办事处。即使在这充满危险的日子里，他们仍然通过李婉玉和外界保持着联系，继续领导着外面的同志与军阀势力进行斗争。
　　当时，谭祖尧如果愿意的话，他有两次机会可以逃避开这场斗争。第一次是三月底，在海军部工作的李婉玉的父亲，探听到张作霖即将对避入苏联大使馆的革命者下毒手的消息，火速让婉玉去东交民巷通知谭祖尧马上离开北平去广州，他巳用电话通知广州方面的朋友为谭暂谋一事为安身之处。李婉玉也真地愿意他离开，并表示愿和他同赴广州。但谭祖尧却毫不犹豫地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巳打定主意，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坚决追随李先生不回头。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决不离开。”
　　第二次则是龚灿滨深夜报信让他速离北平后他依然跟随李大钊留在了北京。
　　在李大钊和谭祖尧等人被捕的同时，敌人还抓走了李婉玉和也为地下组织送过情报的妹妹李柔玉，把姐妹俩和李大钊的家人关押在草街子胡同的监狱里。
　　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事后回忆到：“下午约摸四、五点钟，谭祖尧同志的未婚妻李婉玉也被抓进来了，还有她的妹妹李柔玉。婉玉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张作霖手下一名海军大官，很有势力，但是她没有跟着她父亲走，而是受谭祖尧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她和祖尧同志感情很好，当形势恶化时，她曾几次去东交民巷劝祖尧化装离开北京，可是祖尧说什么也不走，……”李星华还回忆说，“我很佩服婉玉的勇敢，她在拘留室里常常和那些坏家伙作斗争，连那几个女禁子都有点害怕她呢。”
　　江津籍画家朱近之先生则在他为江津市委党史办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写到：“我当时是和谭祖尧一起考入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他是西画系，我是中画系。祖尧是我老乡，婉玉是我同学，我们三人的感情非比寻常。我和婉玉参加革命活动，主要是受祖尧的影响。祖尧自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后，不仅要里里外外联系组织工作，而且每次斗争无不亲自参加，战斗在第一线。诸如'首都革命’、'五卅反帝斗争’、'三、一八惨案’……诸役，他都冲锋陷阵，非常勇敢，实为进步学生的楷模。在'三、一八惨案’中，他因救护李大钊先生而受伤，为此还被送进医院抢救。我回四川时，祖尧、婉玉和我相聚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话别。婉玉不仅诗书画皆佳，还擅弄琴。那天她抱琴而来，是准备送我登车后还要赶去城南参加一个琴会。我怕误了她的琴会，坚持要婉玉先离去，祖尧一人送我就行了。我抱琴和祖尧送她登车，待她坐定后，我就跟她说：'婉玉，我将于巴山蜀水间，敬待你和祖尧相伴归来。’她开心地笑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祖尧牺牲以后，婉玉曾与我通了若干次信，她在最后一封信中写到：'君以英杰之姿，年轻有为，而乃以爱恋革命甚于爱恋吾，甘赴危境，致罹于难。悔恨当时吾未能决然要求君与吾离开北平，同赴广州，而今悔恨莫及，此生此世，何以自处？惟有抱恨终身，以泪洗面耳！’她那时真是悲痛到了极点。”
　　更为感人的是，谭祖尧牺牲不久，李婉玉因悲伤过度而神经失常，拒绝医治服药，时常怒目圆睁高呼：“我必杀张作霖抱此血海深仇！”她悄悄买来一把匕首藏在腰间，渴望杀死张作霖为祖尧和遇难的同志报仇。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乘家人不注意独自离家出走，来到座落在西城的顺承王府（张作霖在北平的官邸）旁的一条小胡同口，彻夜未归。第二天天亮后，她巳经被冻死在雪地里。装敛时，家人才发现她的腰间别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图片4:陈独秀住的小院

 　4、龚灿滨两晤陈独秀
　　
　　龚老对我和孙诗人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旬，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宣传工作的他因事回到了江津。那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是他北大的同学，两人见面后，黄鹏基对他说：“你刚回江津，可能不知道吧，陈独秀先生几天前寄居到江津来了，现住在四牌坊'郭家公馆’。我们在北大时陈独秀巳经离开了，虽不曾听过他的课，但也属师生名份，理应尽尽地主之谊，一道去看望看望才是。”

　　龚灿滨一听，当然喜出望外，求之不得，立即与黄鹏基前往东门内四牌坊。
　　在“郭家公馆”（今江津市政府对面机关家属院）的一幢西式楼房门前的偏屋里，黄、龚二人见到了这位令他们肃然起敬又颇感神秘的师长。
　　据龚灿滨说，考虑到陈独秀这些年的经历，为不至引起他的反感，那一天他还特意换上了便装。从外表看，陈独秀不大像一位巳近花甲的老人。紫黑的不大开阔的脸膛上，神情显得沉郁，也有点大人物通常有的矜持，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还蕴藏着《新青年》时代咤吒风云的活力。陈独秀留给黄鹏基和龚灿滨二人的第一印像是：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型的学者，而不像一位驰骋风云的政治活动家。
　　龚老回忆说：“曹茂池是江津宝元通的老板、江津县商会的执事，他住的'郭家公馆’，在江津城里自然算得是相当好的房子了，有好大一片，就在东门内现在的县政府大门对面。不过，他提供给陈独秀夫妇住的是一间西屋，屋子不大，很闷热。我们进去后，注意到靠窗的书桌上，摆着几张《时事新报》、一叠原稿纸，一个大砚台、几册线装书，墙角有两个大藤箱，屋子里的东西显得很凌乱。”
　　见了陈独秀，两位未曾谋面的学生谦恭地自报了家门，并向先生表示了敬仰之意。陈独秀没料到在此落难之际，地方父母官居然是个北大人而且如此谦恭地前来拜望，自然十分地高兴。他客气地请他们坐下，潘兰珍也热情地替他们泡上茶。但在摆谈中，陈独秀却显得沉郁寡言。
　　闲谈了一会儿，陈独秀无非是说一些客套话。龚灿滨沉不住气了，向陈独秀问道：“眼下到处乱糟糟的，中日之战，国军进展也不太顺利，请问先生对于当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陈独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把脸缓缓地移向了窗外。龚灿滨陡然想到他眼下处境，也意识到自己冒昧了，显得有些尴尬。
　　一旁的黄鹏基知趣，马上将话题引开。“先生的宏文佳作，我是经常拜读的，不知近来又写点什么东西没有？”
　　陈独秀这才慢吞吞回道：“刚刚安顿下来，我就继续写我的《实庵字说》，因为《东方杂志》正在连载，断了可是不行。间或嘛，也给《时事新报》或别的报刊写点文章。”
　　说话间，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见县长在座，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也在一旁坐下了。
　　陈独秀介绍道：“黄县长，这位邓仲纯先生，是我的同乡好老弟，一起在日本留过学，他是日本帝大学医的，回国后又与我同在北大共事，那时候我主持文科，他在内务部当佥事，两家在箭杆胡同又是紧邻。现时仲纯避难江津，在贵码头开业行医，还望你这父母官今后多多照顾哟。”
　　“好说，好说。”黄鹏基拱着手连连点头，“既然都是北大人，那就用不着见外，需要我尽力处，请邓先生不要客气就是了。”
　　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并未深谈。辞别出来后，龚灿滨颇觉遗憾，感慨道：“要不是巳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冬烘先生似的老者，竟会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黄鹏基告诉他，国民党对这位巳经成为孤家寡人的前共产党领袖仍不放心，重庆方面经常有人来调查他的行踪言谈。
　　对此，陈独秀也很谨慎，除潜心著述外，有时也和潘兰珍一道去东门外的支那内学院，和同是避难来津的欧阳竟吾、高语罕、前清进士苏鸿怡等人摆摆龙门阵。陈独秀厌恶打麻将，并曾写过短文抨击这一国人陋习。但他的新夫人潘兰珍却极喜打牌。欧阳竟吾、高语罕、苏鸿怡的夫人都是她的牌友。
　　由于陈独秀名气太大，地方上层人士和各界名流都很景仰他，遇有重大宴会都邀请他参加。地点通常都是在城隍庙旁边的文昌宫，有时也在演川剧的新声剧场和当时城中最好的饭馆南华宫。陈独秀也并不拿架子，往往是一请便到。但他总是沉默寡言，在宴席上少与人谈，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一九四二年春天，鹤山坪上的杨庆馀突然跑到城里来找回到家乡刚出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不久的龚灿滨，说陈独秀应他之邀，巳经住到他的祖宅石墙院去了，他请陈独秀帮忙整理他祖父的遗著，并作一篇序文。可时间巳经过去了很久，尚无消息，陈独秀最近又卧床不起，他不便催问，特来麻烦龚灿滨上山跑一趟，从旁催促一下。因为考虑到龚灿滨和陈独秀同是北大人，说话会方便一些。
　　龚老对我和孙诗人回忆说：“杨庆馀和我是坐滑竿到离城三十多里的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的，到时巳是午后，饭后我独自去见陈独秀，去时陈独秀尚在午睡。我见着潘兰珍，说起四年前我和黄鹏基曾到'郭家公馆’看望过陈先生的事。潘兰珍马上想起来了，所以待我很热情。潘兰珍告诉我，陈先生身体不好，前不久偏偏又被窃，小偷偷走了他的两个藤箱，没想里面装的全是书信、手稿，还有好友杨鹏升赠他的两方印鉴，一为“仲甫”，一为“独秀山民”，就一把火给他烧了，气得陈独秀要死，近来病也就愈发地重了。乡间的医疗条件太糟糕，只有邓仲纯每周上山一次，给他看看，但缺少药品，也不见好转。
　　龚灿滨关心地问及陈独秀的生活来源。潘兰珍说，陈先生在薛农山办的《时事新报》兼一个主笔的名义，每月报社寄来一百六十块钱，北大同学会也有钱寄给他。此外，就靠给各地的报馆写点文章挣点稿费。但这两年陈先生心情不佳，身体也差，文章也就写得很少了。
　　龚灿滨正在外屋与潘兰珍说放话，陈独秀醒了，有气无力地在里屋发问：“兰珍，是谁来了？”
　　一听陈独秀醒了，龚灿滨赶紧站起来，随潘兰珍走了进去。
　　陈独秀躺在床上，与上一次看见他时相比，人更瘦削，黝黑的脸膛也浮现出一些苍白，神态更憔悴，眼神也显得黯然无光了。
　　龚灿滨在床边坐下，先简单地探问了一下病情和在乡间的生活情况，然后委婉地把话题转到了整理杨鲁丞遗稿的进程上。
　　虽然杨庆馀没有随龚灿滨一同进屋，但陈独秀一听便猜到了龚灿滨的来意。他撑起身，从床头边的小柜上拿起两本书稿递给龚灿滨，一本是《群经大义》，一本是《杨氏卮林》。
　　陈独秀满腹幽愤地道：“你看看， 这就是杨鲁丞六本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远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我虽是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也下不了笔啊……不过，杨鲁丞在小学（语言文字学——笔者注）研究上，倒真是有些成就的。”
　　陈独秀的直言不讳倒弄得受人之托前来催促的龚灿滨不好再开口提及撰写序文之事了。
　　最后，他们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龚灿滨后来在为县政协出的文史资料写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我对陈独秀说：'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眼下只剩下川、康、滇、黔和西北地区，我们恐怕都要做亡国奴了。’陈先生精神似乎有点振奋，说：'不会的，我们还有两支逐渐壮大起来的军队，迟早要把敌人赶出去，中华民族还是很有希望的！’当时我领会，他所指的是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这一段话，龚灿滨对许多前来江津采访他的党史工作者也都说过，自然也就出现在了不少党史文章里。
　　但是，笔者后来却对龚灿滨的这段记述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因为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生命巳临近终点的陈独秀，对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战巳经完全丧失了必胜的信心。他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便充满了悲观的色彩，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也以“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为名，电饬各地新闻检查机构“注意检扣”。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为此发表了《斥陈独秀的投降理论》的批判文章。这种思想情绪还留有旁证，比如陈独秀在给一直从经济上帮助他的川军将领杨鹏升的信中也说过：“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势日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毙耳！”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陈独秀不会对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更不会把领导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希望寄托在他绝无好感的共产党身上。
　　这些疑点困惑着我，就在龚灿滨逝世前两月的一天，我到斑竹巷采访了巳重病卧床的龚灿滨老先生。我先把他写的文章中的某些重要片断念给他听，然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疑惑。
　　自知生命巳经临近终点的龚灿滨此时也无所惧，向我敞开心扉倒出了他的苦衷。他说：“第一次采访是一九七六年间的事，居委会主任带着两个北京来的解放军军官突然到了我家里。那时候，我还是个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黑帽的管制分子，看见解放军进门心头就慌得不行，居委会主任又声色俱厉地命令我老老实实交待。那种情况下，我就顾不得真假，只能编一些政治上保险的说了。这段话，我当时也对解放军军官说过，他们后来也都写进了自己的文章里，我看谬种巳经传开，也就将错就错，把它写进了我那篇文史资料里。莫看白纸黑字，确实都是假的。”
　　我说：“龚伯，我能在我的文章里把这一点纠正过来吗？”
　　龚老幽幽地盯着我，说：“你写吧。哎，写史，本身就应该有春秋笔啊！”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历史的巧合真是令人惊奇。龚灿滨到石墙院看望陈独秀，两月后，陈独秀一命归阴；我到斑竹巷看望龚灿滨，两月后，龚先生居然也驾鹤西去。而如今，我这个提笔写陈独秀与龚灿滨的人，也在斑竹巷巳经住了十年，看来还将继续住下去了……

 

　　4、龚灿滨两晤陈独秀
　　
　　龚老对我和孙诗人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旬，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宣传工作的他因事回到了江津。那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是他北大的同学，两人见面后，黄鹏基对他说：“你刚回江津，可能不知道吧，陈独秀先生几天前寄居到江津来了，现住在四牌坊'郭家公馆’。我们在北大时陈独秀巳经离开了，虽不曾听过他的课，但也属师生名份，理应尽尽地主之谊，一道去看望看望才是。”
　　龚灿滨一听，当然喜出望外，求之不得，立即与黄鹏基前往东门内四牌坊。
　　在“郭家公馆”（今江津市政府对面机关家属院）的一幢西式楼房门前的偏屋里，黄、龚二人见到了这位令他们肃然起敬又颇感神秘的师长。
　　据龚灿滨说，考虑到陈独秀这些年的经历，为不至引起他的反感，那一天他还特意换上了便装。从外表看，陈独秀不大像一位巳近花甲的老人。紫黑的不大开阔的脸膛上，神情显得沉郁，也有点大人物通常有的矜持，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还蕴藏着《新青年》时代咤吒风云的活力。陈独秀留给黄鹏基和龚灿滨二人的第一印像是：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型的学者，而不像一位驰骋风云的政治活动家。
　　龚老回忆说：“曹茂池是江津宝元通的老板、江津县商会的执事，他住的'郭家公馆’，在江津城里自然算得是相当好的房子了，有好大一片，就在东门内现在的县政府大门对面。不过，他提供给陈独秀夫妇住的是一间西屋，屋子不大，很闷热。我们进去后，注意到靠窗的书桌上，摆着几张《时事新报》、一叠原稿纸，一个大砚台、几册线装书，墙角有两个大藤箱，屋子里的东西显得很凌乱。”
　　见了陈独秀，两位未曾谋面的学生谦恭地自报了家门，并向先生表示了敬仰之意。陈独秀没料到在此落难之际，地方父母官居然是个北大人而且如此谦恭地前来拜望，自然十分地高兴。他客气地请他们坐下，潘兰珍也热情地替他们泡上茶。但在摆谈中，陈独秀却显得沉郁寡言。
　　闲谈了一会儿，陈独秀无非是说一些客套话。龚灿滨沉不住气了，向陈独秀问道：“眼下到处乱糟糟的，中日之战，国军进展也不太顺利，请问先生对于当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陈独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把脸缓缓地移向了窗外。龚灿滨陡然想到他眼下处境，也意识到自己冒昧了，显得有些尴尬。
　　一旁的黄鹏基知趣，马上将话题引开。“先生的宏文佳作，我是经常拜读的，不知近来又写点什么东西没有？”
　　陈独秀这才慢吞吞回道：“刚刚安顿下来，我就继续写我的《实庵字说》，因为《东方杂志》正在连载，断了可是不行。间或嘛，也给《时事新报》或别的报刊写点文章。”
　　说话间，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见县长在座，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也在一旁坐下了。
　　陈独秀介绍道：“黄县长，这位邓仲纯先生，是我的同乡好老弟，一起在日本留过学，他是日本帝大学医的，回国后又与我同在北大共事，那时候我主持文科，他在内务部当佥事，两家在箭杆胡同又是紧邻。现时仲纯避难江津，在贵码头开业行医，还望你这父母官今后多多照顾哟。”
　　“好说，好说。”黄鹏基拱着手连连点头，“既然都是北大人，那就用不着见外，需要我尽力处，请邓先生不要客气就是了。”
　　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并未深谈。辞别出来后，龚灿滨颇觉遗憾，感慨道：“要不是巳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冬烘先生似的老者，竟会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黄鹏基告诉他，国民党对这位巳经成为孤家寡人的前共产党领袖仍不放心，重庆方面经常有人来调查他的行踪言谈。
　　对此，陈独秀也很谨慎，除潜心著述外，有时也和潘兰珍一道去东门外的支那内学院，和同是避难来津的欧阳竟吾、高语罕、前清进士苏鸿怡等人摆摆龙门阵。陈独秀厌恶打麻将，并曾写过短文抨击这一国人陋习。但他的新夫人潘兰珍却极喜打牌。欧阳竟吾、高语罕、苏鸿怡的夫人都是她的牌友。
　　由于陈独秀名气太大，地方上层人士和各界名流都很景仰他，遇有重大宴会都邀请他参加。地点通常都是在城隍庙旁边的文昌宫，有时也在演川剧的新声剧场和当时城中最好的饭馆南华宫。陈独秀也并不拿架子，往往是一请便到。但他总是沉默寡言，在宴席上少与人谈，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一九四二年春天，鹤山坪上的杨庆馀突然跑到城里来找回到家乡刚出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不久的龚灿滨，说陈独秀应他之邀，巳经住到他的祖宅石墙院去了，他请陈独秀帮忙整理他祖父的遗著，并作一篇序文。可时间巳经过去了很久，尚无消息，陈独秀最近又卧床不起，他不便催问，特来麻烦龚灿滨上山跑一趟，从旁催促一下。因为考虑到龚灿滨和陈独秀同是北大人，说话会方便一些。
　　龚老对我和孙诗人回忆说：“杨庆馀和我是坐滑竿到离城三十多里的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的，到时巳是午后，饭后我独自去见陈独秀，去时陈独秀尚在午睡。我见着潘兰珍，说起四年前我和黄鹏基曾到'郭家公馆’看望过陈先生的事。潘兰珍马上想起来了，所以待我很热情。潘兰珍告诉我，陈先生身体不好，前不久偏偏又被窃，小偷偷走了他的两个藤箱，没想里面装的全是书信、手稿，还有好友杨鹏升赠他的两方印鉴，一为“仲甫”，一为“独秀山民”，就一把火给他烧了，气得陈独秀要死，近来病也就愈发地重了。乡间的医疗条件太糟糕，只有邓仲纯每周上山一次，给他看看，但缺少药品，也不见好转。
　　龚灿滨关心地问及陈独秀的生活来源。潘兰珍说，陈先生在薛农山办的《时事新报》兼一个主笔的名义，每月报社寄来一百六十块钱，北大同学会也有钱寄给他。此外，就靠给各地的报馆写点文章挣点稿费。但这两年陈先生心情不佳，身体也差，文章也就写得很少了。
　　龚灿滨正在外屋与潘兰珍说放话，陈独秀醒了，有气无力地在里屋发问：“兰珍，是谁来了？”
　　一听陈独秀醒了，龚灿滨赶紧站起来，随潘兰珍走了进去。
　　陈独秀躺在床上，与上一次看见他时相比，人更瘦削，黝黑的脸膛也浮现出一些苍白，神态更憔悴，眼神也显得黯然无光了。
　　龚灿滨在床边坐下，先简单地探问了一下病情和在乡间的生活情况，然后委婉地把话题转到了整理杨鲁丞遗稿的进程上。
　　虽然杨庆馀没有随龚灿滨一同进屋，但陈独秀一听便猜到了龚灿滨的来意。他撑起身，从床头边的小柜上拿起两本书稿递给龚灿滨，一本是《群经大义》，一本是《杨氏卮林》。
　　陈独秀满腹幽愤地道：“你看看， 这就是杨鲁丞六本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远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我虽是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也下不了笔啊……不过，杨鲁丞在小学（语言文字学——笔者注）研究上，倒真是有些成就的。”
　　陈独秀的直言不讳倒弄得受人之托前来催促的龚灿滨不好再开口提及撰写序文之事了。
　　最后，他们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龚灿滨后来在为县政协出的文史资料写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我对陈独秀说：'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眼下只剩下川、康、滇、黔和西北地区，我们恐怕都要做亡国奴了。’陈先生精神似乎有点振奋，说：'不会的，我们还有两支逐渐壮大起来的军队，迟早要把敌人赶出去，中华民族还是很有希望的！’当时我领会，他所指的是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这一段话，龚灿滨对许多前来江津采访他的党史工作者也都说过，自然也就出现在了不少党史文章里。
　　但是，笔者后来却对龚灿滨的这段记述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因为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生命巳临近终点的陈独秀，对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战巳经完全丧失了必胜的信心。他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便充满了悲观的色彩，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也以“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为名，电饬各地新闻检查机构“注意检扣”。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为此发表了《斥陈独秀的投降理论》的批判文章。这种思想情绪还留有旁证，比如陈独秀在给一直从经济上帮助他的川军将领杨鹏升的信中也说过：“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势日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毙耳！”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陈独秀不会对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更不会把领导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希望寄托在他绝无好感的共产党身上。
　　这些疑点困惑着我，就在龚灿滨逝世前两月的一天，我到斑竹巷采访了巳重病卧床的龚灿滨老先生。我先把他写的文章中的某些重要片断念给他听，然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疑惑。
　　自知生命巳经临近终点的龚灿滨此时也无所惧，向我敞开心扉倒出了他的苦衷。他说：“第一次采访是一九七六年间的事，居委会主任带着两个北京来的解放军军官突然到了我家里。那时候，我还是个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黑帽的管制分子，看见解放军进门心头就慌得不行，居委会主任又声色俱厉地命令我老老实实交待。那种情况下，我就顾不得真假，只能编一些政治上保险的说了。这段话，我当时也对解放军军官说过，他们后来也都写进了自己的文章里，我看谬种巳经传开，也就将错就错，把它写进了我那篇文史资料里。莫看白纸黑字，确实都是假的。”
　　我说：“龚伯，我能在我的文章里把这一点纠正过来吗？”
　　龚老幽幽地盯着我，说：“你写吧。哎，写史，本身就应该有春秋笔啊！”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历史的巧合真是令人惊奇。龚灿滨到石墙院看望陈独秀，两月后，陈独秀一命归阴；我到斑竹巷看望龚灿滨，两月后，龚先生居然也驾鹤西去。而如今，我这个提笔写陈独秀与龚灿滨的人，也在斑竹巷巳经住了十年，看来还将继续住下去了……
　　   　　5、拒之门外
　　
　　龚老拄着拐杖，颤颤微微地带着我和孙诗人去寻访了“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支那内学院旧址、康庄等陈独秀当年的旧居故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龙门阵。
　　在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的文章里，读者经常可以看到“黄荆街八十三号”和“江津延年医院”这两个陈独秀通讯时常用的地址。其实，这两者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就在聂荣臻元帅的母校、古色古香的江津中学牌楼式大门对面，旧称“邱家院子”。
　　我们随龚老走进黄荆街昔日的“延年医院”，这里巳经成了江津中学的教师宿舍，挤住着四五户人家。院坝上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墙根处堆放着各种杂物。一株上了年纪的梧桐树伸展开巨大的桠盘，将院坝遮得来一团荫郁，只有零碎的光斑，从枝叶缝隙间洒落下来，在院坝上跳动闪烁。
　　龚老说，他和陈独秀的接触并不太多，因为他一九四二年回到地方以前，陈独秀早巳去了鹤山坪上的石墙院。那儿离城有三十多里路。有关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情况，更多的是这所医院的创办者邓仲纯告诉他的。他由军队回到地方后，担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长，和邓仲纯邓季宣兄弟俩过从甚密。而且，他以及他的家人有病，都是请邓仲纯疗治。他还一次割盲肠，一次因胃病两次在这里住过院。那时，陈独秀刚逝世不久，所以，有关陈独秀的情况，是他们谈话时的一个主要话题……
　　噫唏，旧物依然，惜乎斯人巳去！
　　龚老算得研究陈独秀的“土专家”，娓娓谈话中，将旧时情景一幅幅展布在我们面前……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船抵江津通泰门码头，恰是中午时分，赤日当顶，满天流火。
　　因陈独秀考虑到战乱时期，不愿给朋友增添更多的麻烦，故而启程之前，他没有给邓仲纯去信通知。何况，他与仲纯绝非泛泛之交，也用不着如此客套。这样一来，自然无人接船。
　　在通泰门码头登岸后，陈独秀请脚夫挑上行李，经七贤街、五福街、大十字、衙门口，一路打听，总算找到了四牌坊街邓仲纯医生的诊所兼住家。
　　“请问护士小姐，邓仲纯先生在家吗？”陈独秀走进设备相当简陋的门诊室，向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问道。
　　“邓医生今天到先峰场出诊去了，离城有十几里地，恐怕晚上才能赶回来。请问，你是……”护士打量着他问。
　　陈独秀看了一眼潘兰珍：“来得不巧。”又扭头对护士道，“我叫陈独秀，是仲纯的老朋友，刚从重庆来找他的。”
　　护士脸上掠上了一丝惊喜，显然，她对陈独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她立即忙着让座、打洗脸水、泡茶，然后笑嘻嘻看了看陈独秀说：“我进里屋去向邓太太禀报一声。”说罢，沿着一条狭长的窄巷，向里屋走去。
　　陈独秀抹了把脸，顿时觉得凉爽多了。他瘫坐在长丝椅上，感到全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潘兰珍付了钱，还掏出陈独秀的烟卷，给了两个脚夫一人一支。脚夫图这门洞里凉快一些，也就坐在门槛上抽烟、歇气。
　　孰料，女护士却一去不回……
　　潘兰珍坐在陈独秀旁边，一边和脚夫说着话，一边用手中的大蒲扇给陈独秀送去些风儿。时间久了，心绪也就有些不宁了，悄悄问丈夫：“邓先生不在家，他太太会不会……”
　　“呃，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和仲纯情同手足，邓太太是知道的，你不要担心。”话虽如此说，陈独秀心中仍掠上了一丝不安。不由移过眼，往里面屋子瞟了一眼。一条幽黑的窄巷，直通内院。里面，依然静得来犹如死水一潭。
　　陈独秀哪时里知道邓太太此时的心思？
　　一九一九年六月，北京各警察署接到警察厅密令，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陈为人等人，罪名是以印刷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在大沟头十八号设立地下印刷机关防害社会治安。
　　但警察只知道陈独秀住在市一区界内，不知陈独秀的确切住址。六月十日，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刚刚印出，油墨未干，性急的陈独秀便叫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和时任北大内务部佥事的邓仲纯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去散发，他们趁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看到吃茶的人回来看罢桌上的传单大声叫好时，他们的心里也十分高兴。
　　北京政府大为恐慌，视为“扔炸弹”，严令警署迅速缉拿印发传单的人。
　　第二天停晚，陈独秀西装革履，戴上礼帽，又叫上高一涵、王星拱（北大理科教授）、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仲纯四人，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吃晚饭。饭后，陈独秀与邓仲纯和高一涵三人上新世界游艺场去散发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则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
　　外形似弓弩一样展开的四层高大主建筑的新世界游艺场人影幢幢，小摊小贩的叫卖声，人潮如涌的嘈杂声浑成一片。
　　陈独秀等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陈独秀对邓仲纯、高一涵以目示意，让他俩各自行动，然后他一个人穿过人群直奔新世界顶部露天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他看到下一层舞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不料，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就巳经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
　　新世界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侦察重点地区，每天都有数十名侦辑人员、巡官、巡警在这里活动。头一天，他们接到侦察传单案件的任务后，今天侦辑队的洪分队长也亲自来到了新世界。
　　当晚约十点左右，一个叫朱霞的巡警神色慌张地找到巡官刘永德、邓海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刚捡到的传单。
　　他们不动声色地叫上洪分队长一层一层地向新世商场顶部搜寻，在五楼上，他们看见了神色慌张、形迹可疑的陈独秀。
　　两名巡官快步向前，大喝一声：“站住！”然后一边一个扭住了陈独秀的左膀右臂。
　　“你们干什么？嗨嗨，凭什么抓我？”陈独秀挣扎着大声吼叫起来。他的目的是让高一涵与邓仲纯听到他的叫喊声快些离开。
　　一名巡官从陈独秀身上搜出一筒传单和一封兰公武给陈独秀的信。这才知道此人正是前几日警察厅严令辑拿的头号要犯陈独秀。
　　陈独秀见邓仲纯与高一涵巳经远去，便再也不叫喊了。几个人见抓到了陈独秀，警官与侦辑队洪分队长发生了争执，警官仗着人多，强行把陈独秀押往警察厅外右五区警察署解宪厅。
　　审讯时，陈独秀说：“我是北大文科学长，前些时候请假回了安徽，昨天才回到北京。今天到新世界商场，在头层楼矮墙上捡到了一筒传单，我抽出一张看了大概三分之一，连意思也还没有弄明白，就被你们抓来了。”
　　警官问：“传单是从哪里来的？”
　　陈独秀一口咬定：“因为是捡来的，确实不知传单来历。”
　　当夜晚上十二时许，一群军警荷枪实弹，包转了箭杆胡同九号陈氏住宅。两扇对开的木门被擂得“咚咚”响，门前矮小的一对石狮无奈地呲着大嘴，从梦中惊醒的高君曼战战兢兢地打开门，她这才知道，陈独秀出事了！
　　被惊醒后站在旁边围观、与高君曼同样吓得瑟瑟发抖的还有邓仲纯的妻子，这一场因陈独秀引起的惊骇使她遭受了太强烈的刺激。
　　陈独秀这次在狱中呆了九十多天，最后还是孙中山向徐世昌政府派出的北方和谈代表许世英施压，以及知识界名流强大的抗议声援浪潮中，北平警察厅才同意安徽同乡会以胃病为由，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可是，为此事受到惊骇的邓太太，却老长时间在丈夫面前喋喋不休，对陈独秀煞是抱怨。
　　陈独秀出狱后听说邓太太对他不高兴，还开玩笑似地在她面前陪过不是，并保证今后不再给她家添麻烦。
　　岂料，一九二二年十月里的一天，陈独秀又让邓夫人受到了一次惊骇。巳经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带着一个陌生人秘密从上海来到北平，住进了邓仲纯的家中。在夫人面前一向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邓仲纯态度却异乎寻常的强硬，一再背着客人给夫人打招呼，除保证招待好两位客人的食宿外，还得严守秘密，千方百计确保他们的安全。连邓太太也感觉到事关重大，只好依他一次。但这两个神秘的人物整日躲在家里不说，夜间还不时有人钻到屋子里与他们密谈，让她提心吊胆，好生不快。直到数日后他们悄然离去，她才从丈夫口中了解到与陈独秀一块来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头子，叫刘仁静。姓刘的是和陈独秀一道从上海出发，经北平去苏联莫斯科开会的……
　　何况，邓太太除了害怕陈独秀给丈夫带来政治上的危险，更害怕丈夫也学着陈独秀那样风流。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是北大教授中出了名的。为这事，连高君曼也经常和陈独秀闹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还在家中演起了全武行。每次战火一起，她和仲纯总免不了过去劝架。从一个出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的内心，她对陈独秀的这一恶习是十分看不起的。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丈夫要让他给带坏了可怎么办？可没想到今天陈独秀又上门来了！邓太太不仅对陈年旧事耿耿于怀，心有余悸，对今日的“党国要犯”陈独秀更是疑神疑鬼，放心不下。你陈独秀刚刚从牢房里放出来，又在报上频频发表文章，不是骂国民攻击，就是骂延安，说不定哪天惹恼了政府，又把你给重新抓进大牢，要把仲纯也给牵扯进去，我这一大家子，就只有去跳长江了！因此，前些日子丈夫与她商量，提出邀请陈独秀一家来江津同住，她开始坚决不答应，后来见一向在他面前俯首贴耳的丈夫动了三昧真火，才勉强让步。不巧，陈独秀夫妇今日上门，正逢她先生到乡下出诊去了。邓太太在里屋左思右想，与其日后受其拖累，莫如此时硬起心肠，将陈独秀夫妇一推了之，永绝后患。拿定主意，邓太太遂将护士叫到跟前，低声吩咐了几句……
　　陈独秀和潘兰珍在门诊室里坐了老长一段时间的冷板凳，终于，盼到护士从里屋出来了。
　　陈夫妇一见她的神态，便知情况不妙。
　　女护士面带尴尬支支吾吾地告诉陈独秀说：“陈先生，真对不起……邓太太说了……她今天身子不舒服，不便会客。”
　　“什么？不便会客！”陈独秀大惊，瞪着双眼半晌说不出话来。
　　奇耻大辱——他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强烈无比的奇耻大辱！
　　“小姐，你没告诉邓太太，我们是邓先生特地……专门……专门到重庆……请来的吗？”潘兰珍也窘迫不安，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女护士目中有话地看了他们一眼，摇摇头说：“没用的，说啥也没用的。邓太太说了，她这儿房子也不宽敞，请你们另外想办法。我们太太的脾气，你们恐怕不晓得……”
　　陈独秀简直像兜头挨了一闷棍，怒气攻心，头晕目眩，却不得发泄。
　　潘兰珍也紧紧地咬着嘴唇，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好！好！我们走！”陈独秀不等护士小姐把话说完，便一声怒吼，猛地站了起来。
　　潘兰珍见他身子猛地一个踉跄，赶紧上前将他搀住，嘴里气愤地嘟哝着：“这成什么道理了？几次三番地跑到重庆来请，我们来了，居然来了个'不便会客’！你们还是通家之谊、数代世交哩，简直狗屁不如！”
　　临出门，陈独秀痛心疾首，冲着里屋大声吼道：“小姐，请转告邓仲纯两口子，我陈独秀宁可露宿街头，今生永世，也再不会寄他夫妻篱下！”
　　陈独秀在潘兰珍的搀扶下跨出了邓家门槛。
　　此时烈日当空，小街寂寥，霎那间真有天旋天转之感……怎么会这样？天下之大，难道竟无我陈独秀栖身之所么？
　　两位目睹了刚才那难堪一幕的脚夫倒是“见多识广”，同情地说：“先生，听你口音也是'下江人’吧，前面鞍子街口，也有个刚从重庆到江津来不几天的'下江人’，就住在我家隔壁。我听他口音和你差不多，叫方孝远……”
　　“谁？方孝远！”陈独秀一听，心中骤然一松。桐城人方孝远是他的同学、旧交。他滞留在在武汉武昌小潮街时曾来找过他。方孝远一家入川，还是他找包惠僧帮忙搞的船票。那时只知方孝远前往重庆，没想到他巳经到了江津?
　　陈独秀立即叫脚夫把行李挑至方孝远家，一见，哈，果真是老友方孝远！方孝远万没料到陈独秀会如此狼狈地“光临”他的寒舍，惊喜交加，马上盛情接待。赓即又叫出内人，向这一对不期而至的贵宾问好。由此一来，陈独秀心中方觉平衡，遂将适才在邓仲纯家被邓太太拒之门外之事向方孝远详细述说了一番。方孝远一听拍案大怒，立即要去寻找邓仲纯理论理论。
　　陈独秀赶紧将他劝住，说道：“算了，此事也只能怪我，倘若我离开重庆之前先给仲纯写一封信,今天的事，或许也就不会发生了。邓太太的脾气，我是早有领教。也只怪仲纯老弟，百事皆好，唯耳朵实在是太软了一些。”
　　两人遂将这不快之事抛向一旁，转而谈到了时居江津的安徽人，以及老友们的近况。
　　至晚，方孝远又设家宴为陈独秀夫妇洗尘。方孝远知道陈独秀与前不久才从南京率领支那内学院撤出来，此时住在县城东门外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欧阳竟吾大师、前清进士苏鸿怡交好。陈的学生、前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也同住一起，本想出城去将他三人请来作陪，奈何陈独秀坚决不允。
　　陈独秀说：“既巳到了江津，朋友早迟都能见面。我现在居无定所，你这住屋也实在窄小，我看还是麻烦你跑一趟，先帮我租上一两间屋子，有个落脚之处才是紧要之事。”
　　晚饭后，方孝远出门去跑了一趟，最算有了结果，江津宿绅、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时为江津农工银行经理的龚农瞻与方孝远系新交。龚农瞻仰慕陈独秀的大名，马上带着方孝远前去找自己的好友曹茂池曹二爷帮忙，曹茂池遂在其私宅“郭家公馆”腾出一间屋子，给陈夫妇暂住。
　　这“郭家公馆”此时的主人早巳不姓郭，据龚灿滨介绍，清末民初时，因光复江津的郭姓管带及其属下新军在此驻扎而得名。“郭家公馆”外拙内秀，临街一条宽巷，直通十余米处一幢牌坊式八字石坊形状的大门，进去则是旧式的数进大砖房住屋，对称形的每一进两侧都有一套正屋和起居室，此时全部都巳经给逃难来江津的“下江人”租住了。过了这几进大砖瓦房住屋，有个圆形的月亮门，那里边林木蓊郁，是个花园，花园中央，有幢西式楼房，这便是曹茂池一家的住宅，东北角是一些下人住的平房。曹茂池也算得江津码头上“嗨”得开的人物，喜欢结交名流雅士，对“陈独秀”这三个字，当然是如雷贯耳了。马上答应将自己留着接待亲友的一间偏屋连同家俱摆设全部让给陈独秀夫妇住，并慷慨地表示不收房钱。陈独秀感到住在这曹家豪宅的偏屋里，有点像是给曹二爷当“门房”，但不住又怎么办？好在这“郭家公馆”的大门口巳经有了正式的门房，不致让人误会，于是也就安下心来，客气一番后，便住了进去。
　　曹茂池有女名曹泽芝，在江津女中读书时受英文教师、中共江津地下党首任县委书记周敦婉影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女中毕业后，又前往汉口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加入共产党，此后又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一九三0年的“江津九?三士兵起义”。并在九?三起义中腿部中弹，成了一个瘸子。起义失败后，曹泽芝落入敌人之手，因为江津驻军的最高首脑是地下党员张志和，故被轻判六个月，获释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到母校江津女中当了一名国文老师。曹泽芝放学回家后，得知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居然住到了自己家中，极感荣幸，立即前去西屋拜望，并在生活上竭力为陈独秀失妇提供帮助，很快成为与陈独秀潘兰珍过从甚密的朋友。陈独秀无以为谢，赠曹泽芝一幅字：泽芝同学 双鬓巳白难再青 陈独秀。
　　女中的不少老师和学生，得知陈独秀住到了曹泽芝家中，也请曹泽芝牵线，三天两头到“郭家公馆”来，打着拜望请教的幌子，主要是想看一眼名震天下的陈独秀，到底长了副啥模样。
　　当天晚间，邓仲纯回到家中听说陈独秀巳到江津，并知他夫妇二人吃了老婆的闭门羹，怒不可遏，破天荒地与老婆干了一架，随即跑到方孝远家打听。方太太告诉他晚饭后方孝远巳送陈独秀夫妇去了东门内曹茂池曹老板的“郭家公馆”，邓仲纯马不停蹄又赶到“郭家公馆”，一见陈独秀的面便负荆请罪，代老婆的无礼行为作了一番自谴，并坚请陈独秀马上搬到他家同住。
　　仲纯如此仗义，倒让陈独秀感动不巳，心中压了一整天的满腔怒火也倏地消散了。但考虑到他夫妇二人刚为自己的到来而生出矛盾，仲纯虽未细说，但从他情绪上可察觉出，他或许和老婆大动了干戈。惧内的仲纯虽然此番拿出丈夫的权威将老婆硬压了下去，然他老婆此时尚在气头上，倘若现在过去，此后难免再起波澜，便坚持留在“郭家公馆”住上些日子，待他老婆气消了再说。仲纯苦劝无效，只好悻悻作罢。
　　数日后，稍稍安定下来的陈独秀才给尚留在重庆等候消息的三儿松年去了一信，略述了来江津后的这一段辛酸遭遇，吁嘘感慨出门之难。此信现存江津市档案馆，信如下“松年：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到渝，谅巳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也。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是闭门客），即使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父字，八月九日。”
　　九月上旬，待父亲在江津住定以后，陈松年也扶老携幼地来到江津，由时任九中校务部总务主任的潘赞化安排到他手下任一名低级职员。
　　   　　6、左倾路线导演的一场大悲剧
　　
　　陈独秀客居江津后，邓仲纯、方孝远均将地方名流曹茂池、龚农瞻（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时为江津农工银行经理）、施民瞻（时任江津中学校长）等地方名流介绍给陈独秀。
　　由于自身的经历，陈独秀当然不会对地方共产党的事情主动关心。但是，由于曾是激进的共产党人的曹泽芝经常带着女中教师与学生来向他请教，彼此交往又十分密切。于是，陈独秀很快便从曹泽芝口中知道了党的左倾盲动路线曾在江津这块土地上导致的一场惨绝人寰、令他感慨万端的大悲剧！
　　一九三0年九月七日夜，血战之后的江津县城一派死寂，地处城中心衙门口的县政府（今江津市公安局）内外笼罩着肃杀森严之气。大门外，武装士兵林立，院内，汽灯将大坝子照得大亮堂堂。台上高踞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官。台下，是准备杀人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随着担任军法官的第四团团长魏镛的口令声，在起义战斗中击毙师部副官长张伯卿和二营营长王文德的三名士兵被剃光头发，剥得一丝不挂地架了上来。所有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士兵和中共江津地下县委的同志被押上坝子等待处死和陪杀场。敌人先把那三名光头裸身的士兵反绑在木匠用的“马凳”上，再将“马凳”连同士兵一道立起。然后，用凿子、手锤在头顶打洞，塞进用煤油浸泡过的棉纱“点天灯”，以祭奠张伯卿、王文德的亡灵。
　　随后，大屠杀开始了。被俘的士兵五人一批被拖出来，接连不断地遭到枪杀。坝子上骨肉飞溅，血水横流……中共江津县委的龚秉仁、龚尉农、曹泽芝，则被押来站在一边陪杀场，
　　在共产党人的斗争史上，大屠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可是，发生在江津的这一次屠杀的背景却是绝无仅有，因为高坐在大堂上监斩的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张志和，本身就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目睹自己的同志被杀害，此时此刻，他却无力营救。
　　张志和，原名清平，字志和，以字行。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四川省邛崃县一个地主家庭。清末考上四川陆军小学堂，一九一二离川前往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期，与刘文辉、邓锡候系同班同学。一九二五年应刘邀请担任川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执掌刘的机要。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文辉派张志和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武汉，表示响应革命，刘部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在武汉期间，张志和与吴玉章、郭沫若、李一氓等川籍人士往来密切，并由他们介绍结识了李汉俊、董必武、林伯渠、邓演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常与之交谈，阅读他们给的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革命意识渐增。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贪生怕死之徒见风转舵改换门庭，而张志和却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四川省委派到他的部队中搞兵运工作的洪仿予，即洪沛然，建国后在纺织工业部工作）。
　　一九二八年初，刘文辉任命张志和担任二十四军暂编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混成旅长，师长由刘文辉自兼。第二混成旅由重庆移防江津后，中共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与张志和联系。省军委的工作，也得到了张志和的大力协助。张在江津城内小官山创办了一个“志和图书馆”，购进大批马列著作与进步书刊，积极在士兵与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张还通过军委派到他部队里搞通联工作的李崇实，给李鸣珂送去了十支手枪与三千发子弹。
　　张志和虽然对革命事业满腔热忱，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军官，他却态度鲜明地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武装起义。他曾向省委派到他部队里负责党的工作的杨云樵表示，没有广大民众的配合，士兵起义必败无疑。当省委在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仓促组织的遂（遂宁）、彭（彭山）起义，广汉起义连遭惨败后，张志和通过杨云樵将一份提案提交给省委，提出，他在军队上层作掩护，军支的同志在下面发展党员，团结教育士兵，然后将骨干力量派往四川各军阀部队，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行举事。遗憾的是，省委研究张志和的意见后，却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如今官当大了，怕起义影响他显赫的地位，政治上巳不可靠。更为荒唐的是，为了避免张志和成为起义的障碍，省委决定趁张志和奉刘文辉之召回成都开会之机，在江津突然举行武装起义。而在此之前，省委巳将赞同张志和观点的杨云樵调到重庆，另派狂热地支持武装起义的李克俊（原名李德孚，后背叛革命，成为国民党特务）前往江津，担任张部军支书记。
　　一九三0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在重庆通远门外“嘉尔登茶社”秘密召见项鼎（即苏爱吾，建国后在邮电部工作）和于渊，向他俩交待任务，即往江津与驻军军支书记李克俊接洽，尽快组织士兵起义。起义成功后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由于渊任军长，项鼎任党代表兼苏维埃主席。
　　项鼎在任川东特委书记时领导过张志和。于渊号邦齐，行伍出身，官至川军杨森部少将旅长。万县“九.五”惨案时，他系万县卫戍司令，因亲自率兵登木船痛击英舰“嘉禾”号而成为名震全国的传奇式英雄。
　　罗世文交待完任务，将项鼎、于渊送至观音岩方握手告别。项、于二人当下一路疾行，至晚便赶到了江津北岸与县城一江之隔的中渡街，地下县委龚秉仁、龚慰农与曹泽芝三位同志巳在此等候。
　　二十九日夜，在江津县城对岸德感坝曹泽芝同志舅舅家中，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县委书记龚秉仁和项鼎争执起来，龚认为江津目前根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县委总共只有四名党员，团员多一点，也不过五、六名，没有群众基础，起义万难成功。且以少数兵力与刘湘的数万大军抗衡，行几千里路去会师武汉，前途凶多吉少。项鼎反复说服也不奏效，最后只好以组织名义来压服龚，严肃地说：“党的决议，你究竟执行不执行？”龚秉仁只好表示服从，并答应地下县委尽一切力量协助。
　　于渊在相继听了军支和地方的同志介绍情况后，明确表态，这次起义必须撤销。他认为这样的行动无异于把革命士兵往敌人的虎口里赶，他不能干这样的蠢事。项鼎激动得不能自制，与于渊争吵起来，措辞尖锐地谴责于渊临阵脱逃，革命意志不坚定，并断然表示，起义计划决不能更改，省委的任务必须守成。于渊迫于无奈，只好答应组织服从，但决不担任起义总指挥。项鼎马上批准，改任李克俊为起义总指挥，并成立了起义行动委员会，却将县委书记龚秉仁排斥在外。
　　会议决定：九月五日起义。
　　不料，起义计划不慎泄露了，敌人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张志和离津赴蓉后，部队被反动的第四团团长魏镛（该团全体驻扎在江津城区内）控制。魏镛下令各驻地部队将所有武器收缴起来，分别封存在各驻地的武器库里，派人严加守护。晚点名后，士兵的衣服裤子集中保管，每人仅留一条裤衩睡觉。同时派人进驻邮局，检查来往信件。风云突变，空气紧张万分，准备起义的士兵中出现了恐慌的情绪。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九月三日上午，起义行动委员会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曹泽芝家中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于渊再次提出，起义决不能贸然发动，蛮干只有失败，甚至会把军支与地方党的力量全赔进去。结果是，于渊遭到了项鼎更为严厉的批评。紧急会议最后决定，起义提前到当晚电灯亮时举行。
　　可是，却因为出现了偶然的情况，打乱了预定计划，使起义提前爆发了。
　　这天下午，驻军机枪连在大西门外（现驻江津驻军师部）坝子上操练，因为要示范，才发了两挺捷克式轻机枪。李克俊得知这一情况时巳经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因机枪连连长池树森是进步军官，赞同起义，李当机立断，带领李崇实、江国勋从城中师旅部赶去，在机枪连池树森等人的配合下夺取了机枪。得手后方知，只有一挺能用，另一挺没有撞针。
　　震惊全川的江津士兵起义，就靠着这一挺用着虚张声势，一挺用着实战的机关枪开始了。
　　激战至半夜时分，这场仓促发动的武装起义终告失败。
　　大搜捕中，一百多名起义士兵和下级军官被捕。地下党的四名党员中龚秉仁、龚慰农以及左腿中弹的曹泽芝也落入敌手。
　　刘文辉得报后，把张志和叫到他家中训斥了一通，埋怨他平时纵容共党，姑息养奸，以致酿成今日之乱。并要他火速赶回江津，严厉处置。
　　张志和回到江津，团营长们顿时就把他包围了，逼着他把关在牢中的一百多名造反官兵和江津地下共产党的人全部枪毙。
　　此刻张志和高坐在大堂之上“监斩”，他想到此事的前前后后，内心的复杂、痛苦、以及愤忿之情可以想像……枪声不断地响着，被俘起义士兵五人一批接连倒在了血泊之中。地下党的同志则被押来陪杀场。当第九批士兵被押上来时，张志和看到里面有师部录事李崇实和江国勋。刽子手举枪欲对他们射击时，两人向着张志和大喊起来：“副师长，救命啦！”“副师长，我是李崇实啊！”
　　张志和再也坐不住了，沉下脸喝道：“把李崇实、江国勋给我押到一边，我要亲自审问处置，抓出他们的后台！”
　　当夜，魏镛与参谋长兼江津县长刘中生杀害了四十八名起义士兵，又把其余被俘士兵的脸上刻字，涂上蓝靛，驱逐出境。地方县委的龚秉仁、龚慰农、曹泽芝均被判处一年至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在张志和的鼎力相助下，李崇实、江国勋得救了。出狱后，他俩曾三次去找张志和。第一次去]师旅部时，周副官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立刻出境，不准在此逗留；二、凡是亲友熟人，半年内不准通信；三、巳垮的组织暂不恢复。第二次，他们在晚上十二点以后去了张志和公馆。张与他们见了面，批评他们莽撞行事，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之损失，并抱怨省委将他视作外人，在他的部队里举事，竟然避着他这个共产党员。第三次去，张志和给了李崇实五十块银元，江国勋三十块银元，要他们尽快离开江津。
　　江津“九三起义”失败后，省委根据脱险回去的项鼎、李克俊的汇报，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张志和思想右倾，政治上不可靠。二是于渊临阵脱逃，放弃指挥。省委做出决定，将张志和、于渊二人开除出党。
　　不久，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不将江津起义作为教训，严厉谴责了张、于二人。
　　  　　7、毛泽东与张志和彻夜长谈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史书上理当重重地镌刻下“张志和”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江津兵变失败后，共产党开除了张志和的党籍，刘文辉则削去了他的统兵大权，但因两人私交甚笃，逐将他调回成都，改任四川省兵工厂总督办。
　　一九三四年初至一九三五年春，张志和前往印度、新加坡、埃及、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苏联诸国考察，深感“眼界洞开，颇有收益”。
　　为了了解日本，他又去日本考察了近半年，与住在千叶县的郭沫若过从甚密，并从经济上给郭以帮助。回国后，去两广，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胡汉民介绍日本情况，鼓动他们积极抗日，并说服他们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抗日民主”。后者表示接受第一点，不接受第二点。胡汉民态度尤为强硬，将口号改为“抗日反共”。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不久，李一氓突然来到成都，对张志和说，毛泽东极想见他一面，望能即刻去延安。
　　听到这一消息，张志和悲喜交加，悲的是他被开除出党并被党中央机关刊物点名批判的经历；喜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居然会专门派李一氓同志来成都请他赴延安——这不仅是荣誉，更让他感动的是信任啊！
　　张志和与李一氓坐飞机到西安后，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在武汉久别的林伯渠。林老为他安排了专车，而刚刚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的张琴秋与前往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贝特兰这天早晨也与他同时出发，却只能安步当车，这让张志和十分过意不去。 　　到延安后，张志和被安排住在外交部招待所。除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分别亲切会见他外，不定期安排他参观了各机关的学校，在此期间，毛泽东让李一氓先给张志和一本用连史纸印刷的有关红军在江西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战史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教训的材料给他阅读。张志和也托李一氓送给了毛泽东两部书，一部是他和陈静珊出资在上海创办的辛垦书店翻译出版的克劳塞维茨大将著的《战争论》，和他著的《现代战争论》。
　　九月二十一日傍晚，李一氓通知张志和，毛泽东约他当晚面谈。
　　晚饭后，李一氓陪同张志和来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进得毛泽东窑洞后，李一氓便离开了。毛泽东与张志和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亲切若老朋友。两人对座在茶几两边，茶几上摆有茶点招待。“主席一面同我谈话，一面喝着白酒，吸着香烟，态度随和亲切，胜似家人骨肉”。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张志和的谈话，认为重要的，马上在一个白纸本上记下来。最使张志和感动的是，当谈到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他曾以“李凡夫”为笔名主编过《研究与批判》杂志时，毛泽东居然马上从书架上找出了一本《研究与批判》！
　　张志和向毛泽东谈了他毕生的重要经历，唯独避开了因江津起义被开除出党这一段历史。谈话进行到凌晨，毛泽东毫无倦意，最后，毛泽东交给张志和一项重要的秘密任务。他说：“你莫看蒋介石现时对我们还好，这是靠不住的，将来他一定会打我们的，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被这种假象所迷惑。蒋介石与各地军阀是有矛盾的，你与四川军阀的关系最深，刘文辉、邓锡候都是你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又一起共事多年，私交甚笃，你应该去策动他们。第一步要影响他们不要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不要认真与我们作对，只是随便应付一下；第二步要争取使他们在今后的国共战争中保持中立；第三步呢？当然最好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共同革命。志和同志，这项工作很重要，中央对你是寄有厚望的。”
　　张志和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但他同时又向毛泽东倾吐了他不愿意回四川过军阀生活的心情，要求留在延安工作。
　　毛泽东说：“白区党的组织巳多被敌人破坏，我们眼下正力图加强秘密战线的力量，而四川，以后肯定是最重要的地区。以你在四川军政上层的地位和关系，是我们最理想的人选。留你在延安，岂不是抑长扬短了么？”
　　听毛泽东这样一说，张志和只好放弃了留在延安的想法，说：“那我就遵照主席指示，努力去干吧。”
　　天色破晓，毛泽东送张志和出了窑窑洞、院子，叮嘱他事关重大，一定要注意保密，而且在政治上一定要保持灰色。
　　十月二十日，张志和参加了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纪念大会和陕北公学的开学典礼。与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并排坐在主席台上，而且在这两次会上，他都应邀发表了演讲。
　　离开延安前，毛泽东还送了张志和一张自己的照片，亲笔题字称他“志和同志”，落款是毛泽东。
　　回到成都后不久，毛泽东果然派邹风平同志 到成都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恢复张志和的党籍，今后在张曙时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武汉突然逝世，川省盛传是被蒋介石派特务毒死的。蒋介石派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川军各部以曾任过刘湘老师的王陵基为首群起反对，声言拒绝国民政府迁川。中共中央认为大敌当前，川军反蒋实不利于抗日救国，指示张志和劝告王陵基反蒋实为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动员王陵基率川军出川抗战。张志和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说服了王陵基。
　　王陵基同意出川抗战后，即请张志和作代表去重庆，与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商妥，将王部改编为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任总司令，开赴江西作战。王并请张志和出山，担任该集团军总参谋长，与他共挑重担。张志和征求党组织意见，张曙时写下一函，要张志和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亲自汇报此事。张志和即赶到汉口，与周恩来、叶剑英见面，待向毛泽东去电请示后，同意张志和出任三十集团军总参谋长一职。
　　川军武器窳败，在瑞昌与敌一接触便遭重创。王陵基受到蒋介石“撤职留任，以观后效”的处分后，意志十分消沉。张志和恪尽职守，积极协助王陵基指挥作战。当麒麟峰战况激烈时，张志和与王陵基各在火线指挥战斗。在日军连续数日的疯狂攻击下，川军伤亡惨重。王陵基动摇了，在电话中命令张志和率军后撤。张志和大惊，从公私两方面痛陈利害，晓以大义，要他血战到底，抓住时机将功补过，倘若再退，必将遗臭万年，“即便战死，也不愧为中华民族之千秋英烈”。在张志和强有力的鼓励下，王陵基终于下定决心死战，并将预备部队悉数投入，最终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将敌阻于武宁以东，未能陷我长沙。麒麟峰之战转败为胜，成为当时重大新闻。王陵基也由待罪之身一变而为民族英雄，处分自然也随之撤消了，并且受到褒奖，出尽了风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与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亲到武宁前线慰问劳军。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写到了这次慰问的经过，以及他与老友张志和在火线重逢的情况。
　　装备、素质均落后于中央军的杂牌队伍也能打败日本人，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叫戴笠派人去调查，得知该部“战地军官训练团”曾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主要的训练教材，并查明负责训练团的是张志和，遂怀疑张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密令王陵基让张志和离开部队，王感到左右为难，抗令，他不敢；执行，于情于理他都说不过去。一者，张志和是他恭请出山的，并且在麒麟峰一役挽救了他，使他由懦夫摇身一变成了英雄。二者，张志和与延安方面有关系，请来有共产党背景的军官到军官训练团担任教官等情形，他早就知道，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利益，所以睁只眼闭只眼，从不过问。
　　怎奈老蒋这次催逼得紧，王陵基无法推诿，只好将内幕如实向张志和说了。张志和得知情况后，方想起毛泽东当初叮嘱他“政治上保持灰色”的重要性，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才酿成今日之被动。
　　张志和只好离开部队，回到了成都。
　　 　　8、“保持灰色”，却令共产党人侧目
　　
　　一九四一年，张志和奉周恩来的指示，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大同盟。这一期间，除了参加民盟的活动，张志和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争取保定军校的两位老同学，刘文辉、邓锡候，以及另一位重要人物潘文华身上。他介绍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张友渔等同志先后为刘文辉讲授政治经济学及国际形势等，以提高刘文辉的政治认识能力，使其免受蒋介石的愚弄、利用。他还安排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家中与周恩来第一次秘密会见。从那以后，刘文辉与中共的关系，也就由一般联系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刘文辉、潘文华两处可直接与延安通报的秘密电台，也是张志和向周恩来报告后派去的。设在雅安刘文辉军部的电台，由中央派去的王少春夫妇负责，一直工作到刘文辉宣布起义，历经八年而未遭军统破坏。
　　张志和做的是秘密的革命工作，过的却是令革命者深恶痛绝的奢侈生活。他那座落在陕西街七十二号的张公馆（今四川劳动人事厅）如同一个精巧雅致的大花园，每天总是宾客不断，名流汇集。每日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他出门不是私人汽车便是专用包车，频繁地与达官贵人们往还酬酢，或玩牌，或吃酒，或跳舞，或打猎。家中分别雇有西餐大厨与中餐大厨，就连革命阵营中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也视他为典型的反动军阀。
　　张志和对此也十分厌倦，有一次，王明、吴玉章、林伯渠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回延安路经重庆时，张志和在家中尽地主之谊，席间，张志和郑重地向他们提出不愿再过这种腐化生活，想到延安为党工作。三人一致认为，再难找到具备他这样条件可与川康高级将领接触的人选，不允所求，嘱他应继续在川工作。
　　张公馆门前车水马龙，院里鱼龙混杂，连后来成为军统大特务，当时在西昌行营情报处任处长的徐远举每到成都，也必去张公馆走动，既能吃喝玩乐，也能借机结识许多上层人物。那时的徐远举，不过三十来岁，瘦高个子，眉浓眼狠，鼻梁也高，来时常穿未带肩领章的美军重磅黄卡叽军便服，腰围金灿灿子弹带，斜吊着一支大号左轮手枪。张夫人李琏芳对他却不客气，见了他那副样儿，就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对他吼道：“徐远举，你是到我家来耍的嘛，做起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儿干啥子？安心把客人都给我吓起跑嗦？赶快给我收捡起来！”挨了骂，徐远举还得笑嘻嘻地答应着，赶紧把手枪和子弹带取下来，放在一边。
　　徐远举结婚时，带着新娘耿静雯来成都度蜜月，也住在张公馆里。耿静雯的父亲是大革命失败后被蒋介石杀害的革命烈士，她本人为蒋介石西昌行营主任张笃伦收养，人长得十分漂亮，也很有气质，徐远举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为她把湖北大冶的老婆孩子全抛弃了，很费了些功夫才把耿静雯追上手。对这桩婚姻，李琏芳却不以为然，她曾愤愤地在女儿张弢英、女婿金拾珊 面前说道：“这姓耿的也太没出息，老汉被蒋介石枪毙了，她妈还身披黄表在大街上喊过冤哩，现在她就忘了杀父之仇，嫁给徐远举这样的人了。”
　　而张志和对徐远举，自然会表现得“慷慨大方，热情关怀”。徐远举在张志和面前，也显得格外的谦恭。即便是在他后来高升委员长重庆行营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手握生杀大权后，依然视张志和为父执，优礼有加。张志和常去重庆，当面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为了保护张志和，这样的见面必须是秘密进行的。而且每一次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进行，时间大都在深夜里。而张志和一到重庆，徐远举准会知道，并敬张若上宾，亲自跟在张身边周旋服伺，请吃饭，请跳舞，请看戏，请打牌等。只有到了深夜，张志和才去与周恩来见面。见面地点一在临江门《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楼上，一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事先约好张志和先坐着自己的汽车，到指定地点后，马上换乘周恩来派去接他的汽车。其实，以徐远举的精明，以他所控制的西南四省庞大的特务系统，他对张志和多年的地下活动，不会毫无觉察的。而张志和最终能安然无事地活到解放后，委实是因为他人所不及的地位与社会关系所致。
　　比如，一九四七年五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同时，还在国统区大搞法西斯统治，向“政治异己”全面开刀，把大批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投进监狱，大开杀戒。张志和身为川盟主要负责人，自在当杀之列。而省主席邓锡候一得到风声，马上派他的副官长刘雄抢先一步将张志和与川盟的其他几位负责人范朴斋、潘大逵等“抓进”厚生农场软禁起来，每日好酒好肉款待。国民党特务机关来要人，则遭严辞拒绝。
　　再如，一九四八年，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王由南昌回成都赴任后，曾到陕西街七十二号告知张志和夫妇一项机密情况，王陵基说他回川就职前，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他时曾向他亲授密令，要他一到成都即将张志和秘密处决。张志和与李琏芳闻此言不禁惊出一身大汗，猜不透王陵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谁知王陵基却对张说：“志和兄，你想我两个这么多年的交情，我对你哥子下得了这种毒手么？这种不够朋友的事，我姓王的是不会做的。”他又对李琏芳拍着胸口说：“大嫂，你放心，我和志和是生死之交，情同手足。只要我在四川一天，天王老子也不敢动他一根汗毛的！”
　　有意思的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开始特赦国民党战犯。但罪大恶极的王陵基、徐远举等人还需留在功德林监狱继续改造。组织上为了做好续留战犯的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特地邀请了一批民主人士去探监。担任国务院参事的张志和也去了。三位昔日的老朋友相见于狱中，忆及往事，自是感慨万分，也煞是亲热。徐远举告诉张志和，那时张志和每次去重庆，他其实完全知道他是来与共产党秘密联系的，但是，出于私人情谊，他却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军人，张志和也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与人生境界。他在家乡邛崃县城独资损款二十万银元创办了后来颇负盛名的敬亭小学、敬亭中学，以优厚待遇延揽优秀人才到这两所学校任教，并且不惜重金聘请最好的建筑设计师规划校园和校舍。后来又与吴景润、陈静珊、吴中英在成都西胜街创办了被誉为“陕公第二”的协进中学。学校的领导人和教学骨干力量都是中共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如谷醒华、丁华、胡一哉、沙汀等。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许多学生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领导民众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不少学生陆续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一些革命前辈和烈士的子女也都在协进求学。如朱德的大女儿朱敏，钱壮飞烈士的儿子钱江，李鸣珂烈士的儿子李瑜珊等。
　　军政要员、各界名流云集的张公馆里，也是革命烈士后代的避难地。一九三0年李鸣珂牺牲后，张志和即资送李妻和女儿回老家，并将烈士唯一的儿子李瑜珊收养，与弢英一起生活多年，由小学、初中、直至一九四五年高中毕业后，才将李瑜珊送到重庆交周恩来同志，由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学习工作。瑜珊后更名从珂，解放后在河北省军区工作。
　　曾于抗战中任第三十集团军七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汪道余，在成都被捕后，家属生活困难，张志和马上承担起照顾老母、兄弟、儿女共六人的全部生活的责任，直到抗战胜利后，全家返回原籍安徽。
　　钱壮飞烈士的遗孀和儿子钱江，也在张公馆居住多年。钱江后经周恩来介结前往延安，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导演了《中华儿女》、《光荣人家》、《白毛女》、《林家铺子》、《以革命的名义》、《革命家庭》、《洪湖赤卫队》、《阿娜尔罕》、《东方红》等影片，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电影艺术家，全国人大代表。
　　省委书记刘愿庵牺牲后，其前妻周敦婉（江津白沙镇人，地下党江津首任县委书记）改嫁时任省军委书记、后成为国民党军统大特务的文强为妻，随文强去了湖南长沙。所遗子女，也由张志和资助生活费。
　　一九四九年，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后，数十万残敌拥挤到了成都平原。党中央分析，蒋介石胡宗南、王陵基必然会逃往西康，再由云南入缅甸，或向西藏、印度逃蹿，指示张志和，要川盟在四川、西康即作准备，组织地方力量予以阻击，不让残敌安全南逃。必要时，还可动员西康民间武装进入成都平原，协助解放军和各地人民武装消灭蒋、胡、王军队。张志和接受任务后，考虑到要达成这一目的，必须做好三件事：第一是消弭西康军民的对立；第二要使军民团结；第三要使军民共同走上革命道路。因为，一九四六年春，西康省人民曾爆发武装起义（史称“天、芦、宝、荣事件”），同刘文辉作对。刘文辉虽用和平手段平息了这一波及全省的事变，但并未根本消除军民间的对抗情绪。朱世正是系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年仅二十九岁，“天、芦、宝、荣事件”平息后，刘文辉委任他但任国民党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荣、汉联防总队长。但朱、刘之间仍有隔阂，互有戒心。朱急于另谋出路，看到国民党巳兵败如山倒，朱世正又一次剩乱而起，串联了雅安、荥经、天全、宝兴、芦山各县武力，被推举为总司令，号称革新派，率众与刘文辉对峙，势力巳相当强大。
　　而当时的刘文辉经中共、民盟、民革多年工作，巳经决定起义。
　　对此，张松涛在《我参加西康民盟武装斗争》一文（未刊稿）中回忆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我从香港带回中共华南局负责人连贯、民盟张澜、民革李济深，以及朱蕴山、杨杰给刘文辉的信件。六月下旬，经张志和约请刘文辉，安排在陕西街七十二号张宅会面，当时张志和同志在座。我向刘文辉转达了香港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将几封信件当面交给了刘文辉。李济深还专门写了密函绢条，要我交给张志和。
　　此密函绢条现由张弢英保存，其内容如下：
　　志和吾兄勋右：别来匆匆又将三载，至念。张、张两兄转港具道吾兄领导革命，努力不懈，至佩贤劳。独裁政权的总崩溃即在目前，唯川康地居重要，一篑之功，乃在于此，至盼与自乾（刘文辉字）、晋康（邓锡候字）、耿光（杨耿光，民革西南执行部负责人）诸兄策定进步计划，迅付实施。外交方面，此间可负全责，余由松涛兄面详，专此敬颂筹祺。
　　弟 深上 八、二十九
　　因此，帮助刘文辉消除武装对立面，自是张志和的首要任务。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志和在王陵基处探得蒋介石巳在前一日飞到重庆的消息后，立即同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桢同车前往西康。张志和到雅安后，民间武装大首领朱世正，即成为了他主要的工作对像。这时，恰好有荥经县民盟盟员赵锡骅前来毛遂自荐，说朱世正与他自幼有同乡同窗之谊，私交极深，他可以出面去拉朱过来。张志和大喜，即请赵锡骅去完成这一工作。赵锡骅回到荥经，先与朱世正最尊敬的老师黄汝杰联系，将黄发展为民盟盟员，再由黄汝杰与他共同出面做朱世正的工作。不久，朱世正也加入民盟。
　　张志和得知朱世正入盟的消息后，致函与他，要朱约集该部首脑人物，由他前去讲话。朱同意，并将时间定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地点在他家乡荥经县天宝山寨子里，那天到会的民间武装大小首领有四百多人，全都带着短枪保镖。张志和向他们讲解了世界大势、中国当前局势，说明民间武装应当从事民主革命，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消灭蒋、胡、王残余军队才有出路等问题。全体倒会人员表示服从民盟领导，听从指挥。但张志和并不放心，旋即将他们中间威望较高、势力较大的人物挽留下来，由他分别与之谈话，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如此三天后，他们才各自回去准备。
　　张志和并邀朱世正前往雅安与刘文辉见面，冰释前嫌，朱答应同往，终于与刘文辉言归于好，使西康内部安定下来。”
　　此后，张志和继续与刘文辉商谈如何进一步策反川康军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蒋、胡、王军队的各种措施，以及如何改造二十四军和改善军民关系等问题。两人决定，刘文辉速返成都负责领导策动邓锡候、潘文华及川康军队、绅耆、地方知名人士、民众团体，配合解放军解决反动军队。张志和则留在雅安，抓紧武装群众的工作，相机对流蹿入西康的国民党军进行阻截。
　　后来，在西康战役发起后，张志和与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桢一道协助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阻击胡宗南军的作战，并通过王少春领导的电台，每日数次向周恩来直接报告战况。
　　张弢英至今仍保存着一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拍给他父亲的紧急电报原件。全文如下：
　　张志和并转刘、邓、潘三先生第二野战军
　　刘邓来电转如下：
　　恩来巧亥
　　军委：我先头十七军与十军巳于铣日攻占乐
　　山青神，正向西发展，战果待报。十一军十二军
　　今（筱）日可到达新津、彭山之岷江东岸地带，
　　特此专告。
　　刘伯承 邓小平
　　
　　 笔者注：笔者注：文中张志和生平经历，均出自张志和一九五二年写给政务院参事室的“自传”，由张志和之女张弢英和女婿金拾珊提供。二老今犹健在，住北京。  　　9、百口莫辩，仰天长叹
　　
　　张志和在一九五二年给政务院参事室的“自传”中写到：“我在当军阀时（师、旅、团长），尽管没有直接剥削过人民，干过那些卑劣贪污的事，但仅凭当时一个旅长每月三千元的津贴，师长五千元的津贴，这样积累好些年我就存了二、三十万银元的财富。自然，这些钱的来历，还是从剥削人民来的，因此我思想上一直认为应该还给人民，所以抗日战争前、抗战期中，以及解放战争中，我历年从事团结抗日和平民主运动、反蒋革命工作，所有开资经费，总是尽其所有，我的个人家业，巳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即便如此，江津起义却仍然给张志和造成了难以洗涮的污垢。张澜曾提名张志和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却遭到一些不可能了解张志和工作性质而只看到其表面的同志的强烈反对，并导致邓小平写下：“张志和在江津起义中的行为，古今皆不能容。”的批示。幸亏毛泽东、周恩来了解张志和在秘密战线上为革命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张才因此担任了政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时光流淌到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一九五七年，一计“阳谋“，弄得全国风声鹤唳，五十万“右派”落花流水，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 ，发表了该报记者纪希晨的报道《四川的右派群丑》。报道说：
　　“材料证明，章罗联盟为独霸被称为民盟'发祥地’、'根据地’和'大阵地’的四川，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作了布署和准备。 刘邓大军渡河以后，他们认为'国共南北对峙’局面下，正好大有可为，为达到在'三分天下’中'割据西南’的目的，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逵、范朴斋、张志和、张松涛等，根据章伯钧的扩充实力搞军事投机的指示，除拉拢大批袍哥（即哥老会）地主恶霸特务入盟（如川西十五个县六百六十八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袍哥特务），同时还在川北、川南、西康等地收编袍哥、土匪，建立反动地方武装，阴谋与人民争天下，企图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拥有三千多袍哥土匪，到处抢劫群众的土匪头子朱世正，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解放后，这些反动武装纷纷发动反革命暴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亲自发展的伪保安团长王德全首先叛乱之后，朱世正等匪部也都参加了叛乱。”
　　真是字字充满杀机！
　　当时经过张志和深入天宝寨做工作，才同意支持革命，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朱世正、王德全等民间武装首领，西康解放后即全成了“袍哥”、“土匪”、“反动地方武装”、“地主恶霸特务”。配合解放军作战的行动，变成了“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的反革命罪行。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志和当年为党立下的旷世奇功，到了一九五七年，竟然变成了他从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张志和的不白之冤还不仅仅如此，在“反右运动”中，他被扣上“右派“帽子揪了出来。
　　而且，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证人”永远也不能原谅张志和。一九三0年九月七日深夜里，她亲眼目睹了张志和“屠杀”了那样多的起义士兵，并将她与她的同志判刑入狱。她发誓要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仇。
　　她，就是不久前从江津调到省政府文史馆担任馆员的曹泽芝同志。
　　《江津县志?人物志》载：“曹泽芝（一九0五——一九七四年），女，又名曹诚。江津县吴滩乡人。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在江津女子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六年初，赴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是江津选派四川省妇联的早期代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二七年辗转上海、香港、湖南、四川等地进行地下活动，后与党失去联系。十九年，在江津驻军举行的'九?三’兵变中，任行动委员，起义失败被捕。后秘密为党做统战工作。解放初期，军粮紧缺，她率领民间武装在油溪镇截获国民党军五船大米，押赴重庆支援人民解放军。江津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主持公安工作，后调四川省文史馆任研究员。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病殁于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
　　一九五七年底，曹泽芝一到成都，没想竟会与张志和狭路相逢！曹泽芝怒不可遏，马上向组织反映了张志和在江津“九?三”兵变中的“滔天罪行”。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再加之许多同志对张志和的历史本来就有看法，他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屠杀起义士兵的元凶揪了出来。
　　可怜张志和面对活着的历史见证人的检举揭发，百口莫辩，只有仰天长叹……
　　历史，往往充满了误会而且染着斑斑血迹与泪痕。
　　一九七五年初，长期遭受“四人帮”迫害，刚刚恢复自由的李一氓和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前往北京辟才胡同国务院分给张志和的宅院，看望生病的张志和。这是他晚年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情。数月后（该年十月），张志和在北京死于车祸，终年八十一岁。一九七九年改正“右派”。一九八0年彻底平反，落实政策，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骨灰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九八三年，中共四川省委川委函（一九八三）五十一号文件姗姗迟来，文件认为：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又把这支起义部队错误地定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土匪性质的武装组织，并决定对中队长以上人员均以土匪骨干论处’。这就混淆了历史的功过是非，以致使参与策反起义工作的一大批民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受到株连和影响。这实属一个错案，省委同意予以平反。”
　　二十余年如一梦！
　　但，张志和的在天之灵，并不不能因此而得到彻底的安慰。他的巳成垂垂老妪与老翁的女儿张弢英、女婿金拾珊，在给笔者的信中，多次谈到，最令他们遗憾的是，父亲在江津起义中的表现，迤今仍未作出公正的评价。甚而还有人坚持认为后来为张志和平反，仅是因为他在策反川康高级将领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而对他残酷杀害四十五名起义士兵的罪恶免予追究。有人还说，已经让他的骨灰安息在八宝山中，血食千秋，歆享革命的香火，不就已经充分证明历史对他还是公正的吗？
　　长眠于九泉之下的张志和倘若得知这一系列生后事，真不知他当有怎样的感觉了？
　　  　　10、嗣母仙逝
　　
　　在江津安定下来后，一天，邓仲纯与龚农瞻来坐，曹茂池父女也来相陪。谈话间陈独秀便说到了大姐夫吴欣然打算在江津开办酱园铺的事，请他们帮帮忙。
　　龚农瞻说：“四川各地方的商业界排外势力都很强大，外来人做生意恐怕很困难。何况江津的'福荫昌’酱园铺是百年老号，产品在川东有很大的市场，你另起炉灶搞个新店和它竞争，肯定做不赢的。我倒有个主意，开酱园铺不如开碾米店。时逢战乱，百业萧停，惟有这一日三餐无论如何是免不了的。我们江津是川东有名的米窝子，在江津收谷辗成米，再用船运到重庆去卖，做这生意利润虽不会太厚，但投资不会太多，风险也不会太大，养家糊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陈独秀把这主意告诉了急欲做生意的吴欣然和大姐。吴欣然和大姐果然很快把辗米店开起来了。为了收谷方便，吴欣然甚至把家也搬到了江津上游盛产稻谷的油溪镇上。
　　在江津度过第一个严冬以后，当万物复苏的春天刚刚来临之际，伴随着春天到来的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陈独秀七十八岁的嗣母谢氏溘然长逝，永远闭上了她那双日渐失明的眼睛。
　　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的陈独秀双手抱住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娘！”随即痛哭失声，老泪纵横。
　　虽非亲亲母子，但感情至真至诚，令人潸然泪下。
　　陈独秀的哭声里包含的不仅仅是亲情，更多更强烈的，是外人并不知晓的愧疚。
　　陈独秀两岁时，父亲陈衍中病逝于苏州怀宁会馆，终年仅三十四岁。陈独秀六岁时，即随祖父陈章旭读书。十七岁那年，以县考第一名取得秀才头衔的陈独秀正式过继给四叔陈衍庶为嗣子，过继母亲即陈独秀的四婶谢氏。陈家“习儒业十二世”，号称“义门陈氏”，初时家道小康，后陈衍庶中举做官后，始成为有名富户。在贵池县有土地八百多亩，在安庆四牌楼附近有铺面房产多处。光绪末年，又在南小关盖了大片私宅，并在上海开有金店，北平琉璃厂开有“崇古斋”古玩店，奉天设有分店，在辽宁省彰武县还置有两百多亩土地。当时被誉为“安庆望族”。 　　陈衍庶无嗣，加之陈独秀自小聪明过人，顽皮可爱，故而陈衍庶夫妇对这个过继儿子十分钟爱。
　　陈独秀二十岁时，生母查氏病故。他参加革命后，因顾虑本营垒中的人讥刺他与官僚家庭划不清界限，所以硬着心肠去祠堂办了“退继”手续，但暗中仍对嗣母有所孝敬。
　　“退继”，则意味着陈独秀主动地、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陈衍庶留下的万贯家产。当时几乎所有的安庆人对陈独秀的这一举动大惑不解，甚至以为他闹革命把脑袋给闹疯了。
　　但是，陈独秀所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都是很难为世人所理解的。不如此，他就不是能够标炳青史的陈独秀。
　　那时嗣父巳经过世，“退继”所带来的一切打击，一切震撼，全都落到了嗣母谢氏的头上。
　　这样的剌激对一个寡妇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在陈独秀干出这一幕六亲不认的幼稚把戏的头一天晚上，他也曾预先到嗣母房中去解释。可是，话刚出口，万没想到犹如一串惊雷骤然在老人头顶上炸开，一本正在谢氏手中翻阅着的《陈氏族谱》“啪”的掉到地上。她那双平时充满安祥慈爱目光的眸子里此刻却惊恐万状、茫然失神地瞪着眼前这位身着一身笔挺西装的安徽省都督府的大秘书长，好像盯着一个妖魔鬼怪似的。
　　自丈夫死后，她便把她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过继儿子身上，亟盼着他早日光宗耀祖，辉耀门庭，以慰亡夫的在天之灵。没想到如今他刚刚官高位显，便要成为家门叛逆了！
　　她脸色苍白，身子颤抖得像狂风中的一根枯竹……她想站起来，但一双三寸金莲儿犹如在地上生了根，休想移动半分。过了好一阵，她才痛哭失声，凄惶叫道：“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祖宗，不认娘了吗？闹共产党，就非得六亲不认……自古做皇帝的，也要认祖宗……认爹娘啊！”
　　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过继的官僚家庭并未影响到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反而是陈独秀的革命活动给他的亲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爪牙倪嗣冲率部攻占安庆后，由倪出任了安徽督军兼皖省民政长。头号对手柏文蔚家在寿州，鞭长莫及，倪嗣冲就近拿柏文蔚的“帮凶”陈独秀家出气。八月二十七日，倪嗣冲派统领马连甲带着如狼似虎的兵丁查抄陈家大洋房子。
　　听见屋外人声喧哗，谢氏知道来者不善，慌忙叫延年、乔年到渌水乡陈家剖屋躲避。等到马联甲带人从前门进来，谢氏见延年、乔年巳经从后门逃出，才松了一口气。
　　光绪进士、三等侍卫马联甲操作一口江苏话对谢氏说：“陈仲甫私造枪支弹药，我今天奉督军之命前来搜查。”
　　谢氏说：“庆同早就和我们分开过了，这安庆城里人都知道的，他和他的老婆孩子住在宣家花园，这里并不是他的家。”
　　“分开不分开，与我无关，我只要找枪弹。”马联甲手一挥，命令部下动手抄家。
　　那时离陈昔凡去世不过百日，棺木还厝在家中。马联甲不愿久留，抢了一些陈昔凡留下的古玩字画便准备带人离去。
　　“他是陈仲甫的儿子么？把他带走。”出门时，马联甲指着陈永年说。陈永年是庆元的小儿子，与延年同岁。
　　永年吓得往谢氏怀里钻。谢氏着急了，赶紧说：“不是，他是庆同的侄子。”
　　“侄子？”马联甲不相信，“侄子也和我们走一趟，真要是侄子，你找人来保。”
　　永年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延年、乔年离家后，冒酷署往东北方向走，一路饥渴，连夜逃往渌水乡堂亲陈遐文家。遐文的妈妈把床拉开，在床里边搭了个铺，用蚊帐撑着，让他们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
　　后来倪嗣冲马联甲发现永年确系陈独秀侄子，同意由保人出面保出永年。但永年在监狱中受到过度惊骇，神经巳经失常。谢氏见风声小了，才叫人到乡下把延年、乔年接回了陈家大洋房子。
　　十月二十一日，倪嗣冲发出通告，通辑“二次革命”皖省重要革命党人，陈独秀冠之榜首，罪名是“系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意谋叛之要犯。”
　　陈独秀在上海听说后，哭笑不得地说：“说我是柏文蔚死党，尚有话可说，说我是龚振鹏死党，真不知从何说起哟？”
　　高君曼抱着新生的婴儿鹤年，愁眉苦脸地说：“家都给他们抄了，也不知现在怎样了哩？”
　　陈独秀恨恨道：“以我之气，恨不能食其之肉，碎其之骨……”随后，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来日方长，以后再说吧。”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一大帮地痞流氓趁火打劫，拥进谢氏住的“陈家大洋房子”，以清算“共党巨匪”陈独秀为名，将满门老幼扫地出门。谢氏万般无奈，电请柏文蔚将军出面说情，方算了事。
　　陈独秀逃亡后，谢氏用她两次被抄家洗劫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含辛茹苦抚养着陈独秀的发妻高大众，四个子女以及谢氏的丙个侄孙。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凄凄惶惶担惊受怕，真是度日如年。
　　吃斋敬神的谢氏是封建礼教熏陶出来的旧式妇女，恪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类古训。到了晚年，更把能否由儿子抱头送终视为“大节要义”。所以，当抗战爆发，陈独秀在南京获释提前出狱的消息传到安庆后，加之安庆时局也日趋紧张，她便不顾自己年老体衷，坚持跟着松年夫妇，千里迢迢辗转到汉口找到陈独秀。尔后，又上重庆，赴江津，一路饱经流离之苦，历尽颠沛之辛。
　　多年来，陈独秀四处漂泊，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为抚养陈独秀的儿女付出一生的精力。或许是为了弥补一些人子之孝吧，到江津住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经常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
　　而伫立在嗣母的灵堂前，陈独秀会想到些什么呢？ 　　寡居多年的嗣母，为了他的家人能够生存下来，她这一生付出了多少？她所做的这一切，不仅使他的家庭得以保存，得以延续，使浪迹天涯的儿子在为革命出生入死之际能够解除后顾之忧。母亲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做着这一切，她自然不会意识到她的伟大，她或许还够不上“深明大义”，她献出的，仅仅是母亲对儿子的一颗深沉朴素的爱心，她甚至会以为天下所有的母亲对待儿子，都会毫无例外地这样做吧。她当然更不可能理解儿子不顾死活从事的革命事业为何物，她一生中最大的渴望，无非是希望她的这个名份上的儿子能为陈氏的祖宗、为她在人前人后“争气”而巳。
　　而作为儿子，陈独秀以何回报母恩呢？他为陈氏祖宗、为母亲“争气”了么？没有。母亲对他的过去并不十分了解，而到江津团聚后，母亲目睹的便仅仅是接踵降临到他头上的潦倒、失意、穷困悲愁和难言的羞辱。而今，母亲就这样离他而去了……母亲，是死不瞑目的啊！
　　陈独秀的悲痛无肄是真诚的，强烈的。
　　然而，表现悲痛是需要一种传统形成的外在形式的，就为了这个形式，从江津上游油溪镇匆匆赶来的大姐向荣与陈独秀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大姐坚持，披蓑麻、着孝衣、守灵堂，作法事等一切尽孝之仪，皆不能免。
　　陈独秀却认为时逢战乱，大可不必拘泥于这些繁文缛节，只需简单地履行一些必要的丧仪，买上一副上等棺木，供母亲亡灵享用即可。
　　陈独秀的态度激怒了性子急躁与他不相上下的大姐。
　　“陈独秀，你还有一点母子之情吗？母亲生前，你宗祠退继，忤逆不孝；母亲今死，你又漠不关心，草草应付……难道你们共产党，就果真是心如铁石，不敬祖宗，不要父母人伦吗？”
　　对兄弟的多年夙怨，以及全体家人对陈独秀的不满与愤怒，此刻全都像火山一样地喷发了出来。
　　大姐的愤怒也是真诚的——非但是她，连陈独秀的亲生儿女们，对他同样是心存芥蒂的。
　　陈独秀哪堪这等当众抢白，一时火起，拗着脖子硬硬地回了一句：“在生不肖者，即使将十八章孝经倒背如流，于逝者又有何益？”
　　盛怒中的大姐没有听懂陈独秀话中的自责之意，以为他果真对嗣母无情，痛心疾首地大哭道：“好，好，陈独秀，你不愿为母亲端灵送终，我来！母亲没有你这个儿子，好歹还有我这个女儿！我要让江津城里的人都看到，陈独秀，无情无义，六亲不认，是个忤逆不孝的东西！”
　　邓仲纯、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高语罕、潘赞化、邓季宣、何之瑜等一帮朋友见姐弟俩吵得不可开交，赶紧上前劝解。一番苦说后，陈独秀终于屈从了大姐的意见。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少有的违心之举。而以往的陈独秀不管是在家中、在党内，都是至高至尊的“大家长”。他待人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而固执。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杯，过后即便觉得自己的态度动作的确是过火了，也绝不会当面向人道歉，而总是托人转告他的歉意。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并背着陈独秀对人说：“这老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把人杀了再对着死人认错”。的确如此，由于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的杰出贡献而确立了他在党内名符其实的“大家长”的地位。所有人出于对他的敬仰而很难认识到他这样英明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也有可能犯错误，而一旦这种错误的恶果巳经形成，要想纠正则巳为时甚晚。他是中国第一个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巨人，然而，巨人毕竟也不能与沿袭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一刀两断。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在党内的作风与他率先呼唤的“民主”不仅相距甚远，甚而时有悖离。
　　这实在并非是陈独秀个人的悲剧！
　　鞭炮“噼噼啪啪”地炸开了，刺鼻的硝烟在小城的睛空里飘散。在这一团声浪烟团中，送殡队伍开始了缓慢地移动。
　　小城万人空巷，夹道而观。
　　陈独秀——这位开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代风气的先行者今天头缠白帕，身披麻衣，双手端着拙劣画师匆匆画就的谢氏炭精画像，满面戚然地蹀踱在队伍的最前列。紧随身后的，是与他同样打扮的儿孙、媳妇、潘兰珍，以及大姐一家。再后，是蟾秋燮康叔侄赠送的厚厚的柏木棺材。灵柩后面，是送殡的人群，江津本城的头面人物黄鹏基、龚农瞻、曹茂池、施民瞻、曹泽芝，与客居此地的名流凌铁庵、欧阳竟吾、高语罕、苏鸿怡也全都臂缠青纱，络绎而行。
　　母亲倘能看到这一隆重的场面，她那一颗“望子成龙”的拳拳苦心，似也能够得到一丝慰籍了吧。
　　办完嗣母的丧事，陈独秀郑重地对松年叮嘱道：“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时，一定要把祖母的遗骨带回去，要让她一个人留在四川做孤魂野鬼，你爹心里是不会安宁的。”
　　 　　11、第一次婚姻
　　
　　陈独秀一生中有过三位夫人，始娶安庆高晓岚（小名大众），继娶大众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小名小众），而最终陪伴他走完人生道路的，则是潘兰珍。
　　一八九六年，年方十七岁的陈独秀与哥哥庆元一起参加院试考试。陈独秀考上头名秀才后，名声大噪，贺喜客人不断，最叫母亲高兴的是，安庆城几位从不登门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也纷纷托媒上门，打听陈独秀生辰八字……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人间两大喜事接踵而来，陈独秀心里也乐滋滋的。
　　在这些客人中间，有一位是安庆副将高登科托来的媒人。
　　查氏慌忙将媒人请进堂屋，招呼陈独秀端上茶水。
　　媒人朝陈独秀笑眯眯地上下打量，弄得陈独秀有些发窘，只好对客人说道：“先生请用茶。”然后借故离开了。
　　媒人望着陈独秀的背影称赞道：“到底是皖城名士，气度不凡啊。”
　　查氏心里高兴，嘴上却谦虚地说：“哪里称得上名士，你这是在夸奖他了。”
　　媒人道：“怎么不是名士？我们素不相识，不正是慕名前来的吗？”
　　媒人伶牙利齿，不一会便将高登科和女儿高晓岚的情况说了个一清二楚。
　　高登科是霍邱城东十里高家场人，（安徽六安霍邱临淮乡），出身贫寒，小时受继母虐待。十三岁那年放鹅丢了两只，不敢回家，正巧一支官兵路过，便随军而去，在绿营中长大。高登科作战勇猛，屡建战功，逐渐升迁，先后任游击、统领、副将之职。
　　高登科发达后娶了三位夫人，女儿高晓岚是续弦詹氏所出。高登科驻扎安庆，詹氏死后，高晓岚受到继母厅氏的虐待，厅氏对她十分苛酷，吃剩饭、穿布衣、做重活，在家地位如同奴婢。高登科自己从小受继母虐待，可怜高晓岚自幼丧母，回家探亲时得知真情后，将厅氏训斥了一番，带高晓岚到安庆，亲自教养。
　　查氏听了，对这桩婚事早巳是喜出望外，求之不得，赶紧说：“晓岚自幼丧母，庆同自幼丧父，两人都是苦命，倒是般配，只是晓岚是将门之后，庆同出身贫寒，怕是门不当户不对哩。”
　　媒人说：“夫人这话在下可不敢同意，庆同父亲（指陈独秀嗣父陈昔凡）是大清举人，做官在外，前程无量。文官武职，正和高将军门当户对。你的两个儿子都是同科秀才，陈家又是书香门弟，说起来，还是高家攀附你们陈家哩。”
　　查氏听了媒人恭维，满心欢喜，问：“不知高将军千金今年芳龄多少？”
　　媒人说：“高晓岚生于光绪二年丙子正月十八日，今年才满十九岁。”
　　查氏说：“庆同生于光绪五年巳卯八月二十四日，比小姐小三岁。”
　　媒人一怔，到底伶俐过人，马上做出一副喜不自禁的模样，击掌叫道：“好，好！女大三，抱金砖，这才真是天缘之合哩！”
　　查氏也巴心不得能结上这门好姻缘，殷勤地起身端起茶壶给媒人掺水，说：“明天我带庆同去高府坐坐，和高将军、晓岚见一面，你看如何？”
　　媒人说：“宜快不宜迟，这样当然最好不过。”
　　吃晚饭时，查氏和庆元、陈独秀讲到高府提媒的事。陈独秀害了羞，红着脸低下头。庆元只是抿着嘴笑。庆元比妻子张氏小一岁，所以当着妻子的面不好说什么。陈独秀见母亲满脸喜色，哥哥只是笑，知道他们的心思都是赞同这门亲事的，自己也无异议，便说：“一切由母亲作主吧。”
　　第二天，查氏带着陈独秀去了高府。高登科和昨天来的媒人早早出门迎接。见面后，媒人便托词去了里屋。
　　高登科一身新衣服，满面喜气，请查氏在客厅上席落坐。
　　陈独秀恭恭敬敬上前作了一上揖，喊了一声：“伯父好。”便挨母亲坐下了。
　　高登科连声答应，和查氏母子对坐，中间隔着一张八仙桌。堂厅正墙中间有一幅山水图。
　　陈独秀手足无措，只将眼睛朝画上看。
　　高登科以前没有见过陈独秀，只听说考中秀才第一，对他的才学自有好感。这会见陈独秀彬彬有礼，眉宇中透出几分英气，巳是非常喜欢。虽然个头略显矮小了一点，皮肤略黑，因为年轻并不以为然。
　　这时，媒人叫高晓岚端上来茶水、点心。
　　查氏的眼光立即落到了高晓岚的身上。
　　陈独秀呢？既想看，又不敢看，只能正襟危坐，用眼角的余光去打量这位第一次谋面，但很快便要与他长相厮守、生儿育女的姑娘。
　　高晓岚出身将门，穿着长长的洋蓝布大襟褂子，长裤的袂管用小绳子扎紧，一双三寸金莲。先见了查氏，甜甜地叫了一声“伯母”，挨次斟了茶水，再到父亲下首的紫檀木圆凳边，远远地和陈独秀对坐了。
　　查氏两眼只顾打量高晓岚，见她荆钗布衣，朴实厚道，模样虽说不上漂亮，但也不丑，气度尤为端庄。心里十分欢喜。原来怕官家小姐过不惯她家粗茶淡饭的生活，这回放心了。查氏再看陈独秀，儿子在一旁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连大气也敢出。
　　其实，趁人不注意时，陈独秀隅而也偷瞧一眼高晓岚，而每当目光一落到高晓岚脸上，心儿便“嘣嘣”乱跳。尤其是高晓岚也正好在偷眼瞧他那一刻，目光一触，两人的脸立时都红了。
　　从高府回家的路上，陈独秀一路无语。俗话说，十七八九无丑女，情窦初开的陈独秀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心里也是乐滋滋的。
　　母亲问他：“怎么样？”
　　陈独秀头也不抬，只是笑。问急了，才答道：“说不上来，母亲作主就是。”
　　母亲一听让他作主就开笑地笑了，儿子脸皮薄，说不上来便是同意。这件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第二年，陈独秀与庆元一起到南京参加了八月的江南乡试。这一次，昭明太子没有能再帮上陈独秀的忙，陈家祖坟上的风水也没有再次显灵。兄弟俩都名落孙山，刹羽而归。
　　回到安庆，陈独秀情绪低落，他视科举为妖孽，发誓再也不参加乡试。这时高家屡次托人来催促陈独秀与高晓岚完婚的事，查氏见陈独秀巳有十八岁，高晓岚巳满了二十一岁，不宜再拖，便答应下来。
　　成亲那天，陈家的亲戚、本家来了不少人。陈独秀的大姐夫、酱园铺老板吴欣然带着儿子吴季严来了，小姐夫、大画家姜筠之侄姜超甫也来了。婚礼杂事主要靠两位巳出嫁的姐姐和嫂嫂张氏操持。张氏是名门之后，父亲是补用巡厅张懋勋，从小知书识礼，帮了查氏不少忙。张氏弟弟张啸岑是陈独秀的好朋友，少不了也来凑热闹。
　　高登科特意穿上皇帝赏赐他的黄马褂，当地有头有面的人物也都纷纷前来贺喜捧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厅氏所出，小名小众，高晓岚受厅氏虐待，高君曼则饱受宠爱）也从霍邱赶来参加姐姐的婚礼。陈、高两家热闹了几天，了却了一桩大事。
　　小众自幼受到娇惯，尤显活泼率真，和姐姐的性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模样也比姐姐来得乖俊。不知怎的，陈独秀见了小众，心里顿时便暖烘烘的，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情愫像小蛇一样咬噬着他的心——正所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新婚燕尔一过，陈独秀很快便感觉到了他和高晓岚之间的不协调。一个太新潮，一个太守旧，高晓岚依照传统的方式恪行妇道，却并没有让陈独秀品尝到自己想往的那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蜜感觉。大婚后的陈独秀，似乎只感觉到家中多了一个女仆而巳，随着新婚的热闹劲儿一去过，，两人的话，似乎也就说完了。
　　  　　12、初谙世面
　　
　　一八九八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康梁维新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喋血京都菜市口，凡康党便是死罪，神州大地，到处是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就在这一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第一个儿子在大南门培德巷东口一号出世了。他便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五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
　　就在陈独秀刚做父亲不久，嗣父陈昔凡回家省亲，临走时提出带陈庆元、陈独秀弟兄俩同去东北。
　　这年陈独秀二十岁，庆元二十八岁，两人虽说是秀才，都无事在家。庆元是个府学禀贡生，也无钱养家糊口，一家人的粗茶淡饭，开销用资，都靠着陈昔凡不时接济。
　　陈昔凡是光绪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年）恩科举人，因此昔凡中举是受益于光绪上台。候选知县时，因治河有功，山东巡抚张耀保举他为知州补缺，又由盛京将军曾琪奏保到直隶州上任，当上了四品官，专办盛京（沈阳）文案。陈昔凡办事卖力，曾经一昼夜牒，理讼三百余件，后来候升知府，在辽阳州任过班升道，分省补用，以知府赏顶戴花翎。
　　昔凡脸色慈祥，眉清目秀，一副贵人吉相。他说：“庆元、庆同这次随我同赴沈阳，一是可以帮我做点事，见见世面，二是眼下康梁乱政，人心不稳，尤其是少年鲁莽之人，稍不留神，就会招惹是非，带来灭门之祸，这是我最担心的事。让他们随伺身边，我也好经常敲打敲打他们。”
　　查氏连声称是，庆元、独秀兄弟俩也连连点头。
　　昔凡又说：“庆元是菩萨心肠，处事也稳重，我最担心的，是庆同，自打，他就是个出了名的犟拐拐。”
　　查氏赶紧叮嘱陈独秀：“你也不小了，如今又有了家口，到了东北，一切要听你爹爹的话，谨言慎行，不要惹你爹爹生气，也不要挂记家里。”
　　陈独秀诺诺连声，不住地点头。
　　到了盛京，陈独秀见俄人甚多，而且反客为主，常常期凌中国百姓，中国人气愤地称他们为“老毛子”。一次，陈独秀随陈昔凡乘火车，天黑下雨，几个喝得醉醺醺的俄国士兵将中国人赶下火车。陈独秀十分气愤，问陈昔凡：“爹，中国人买了车票，'老毛子’凭什么还要赶他们下车？”
　　陈昔凡叹了一口气，说：“这算什么？在东北地面上，打死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的事也时有发生哩，当官的历来对洋人卑躬屈膝，出了事情从来都是压着自家百姓，偏袒讨好'老毛子’。”
　　陈独秀又问：“中国政府难道不管么？”
　　陈昔凡无可奈何地说：“中国政府即便想管，底气也不足，因为路权巳不属于我国。”
　　陈独秀愤愤道：“这种崇洋媚外卖国辱民的政府，理当推翻才行！”
　　陈昔凡见陈独秀怒不可遏，口出狂言，赶紧说：“庆同，你年轻气盛，不要逞强，弄得不好要触犯外交。真出了那样的事，连爹爹也没办法帮你。”
　　一八九九年，义和团朱红灯大闹山东，东北也受波及，朝廷朝夕不安。陈昔凡也沉不住气了，对庆元．独秀说：“原想关东安定，现在看来比南方还乱，你们还是趁早回去去吧。”
　　陈独秀是第一次出远门，早巳归心似箭，连忙答应下来，说：“前些日子家中有信来，言及母亲身体不适，我也正急着想回去看看哩。”
　　庆元性情温和，虽也巴心不得马上动身回家，嘴上却不明言，偏拿弟弟的儿子来说事：“时间过得好快啊！出门时，小四子才出生，现在巳快两个年头了。”
　　陈独秀苦笑着说：“小四子（延年小名）什么模样，我见了面恐怕都认不得了。”
　　隔了数日，陈昔凡给足了盘缠，嘱咐再三，送他兄弟二人踏上了回乡之路。
　　陈昔凡说：“路上切不可耽误，正好赶上回家过年。等这边安定些了，你们再来。”
　　兄弟俩答应了，匆匆告别陈昔凡，一路风尘往南方赶去。此时正是隆冬季节，一路天寒地冻，惊鸿四野。官兵正在大剿义和团，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弟兄俩日夜兼程，风餐露宿，一九００年春节前夕，庆元和陈独秀终于赶回了安庆。
　　敲开门扉，一身重孝的高晓岚和张氏见是满身尘土的庆元、庆同归来，顿时嚎啕大哭起来。原来，母亲查氏巳不在人世了。
　　陈独秀顿感天昏地暗，手脚冰凉。兄弟俩人双双跪在母亲灵前，失声痛哭。
　　“奶奶去世时，父亲在宁波，妈妈去世时，我们在东北，说起来，我们还是义门陈氏，忠孝传家……我们，义在何处，孝在哪里啊？”说到这里，庆元巳是泪飞如雨，泣不成声。
　　陈独秀也悲呼道：“奶奶去世时，我爹（陈昔凡）还在身边，妈妈去世，我们兄弟一个也不在啊。”
　　庆元说：“哪里想得到，妈妈才四十几岁呀！”
　　一九００年，中国东北大乱四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沙俄也趁机出兵侵占东北三省，七月血洗江东六十四屯，惨案震惊全国。曾保举陈昔凡的新民厅盛京将军曾琪，也被沙俄军队抓获软禁。
　　陈独秀很庆幸及时赶回了安庆，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一九００年底，高晓岚生下了女儿玉莹（筱秀）。
　　对于沙俄在中国的暴行，列宁在这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火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予以谴责。几天后，清廷派杨儒为全权大臣，和沙俄谈判处置东三省事宜，东北官场上上下下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随着清廷让步割地，局势也就随之安定下来。
　　几个月后，陈独秀和庆元接到了陈昔凡的信，要他兄弟俩再赴东北。
　　但这一次，陈独秀却决定不去东北了。他对庆元说：“你一人去东北吧，我想趁年轻，到日本去留几年学，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
　　庆元：“噢，到日本留学的事，我巳经听说了。不过，我担心的是你连日本话也不会说一句，跑到日本去不成个哑巴了？”
　　陈独秀说：“这不要紧，到了日本，我先进速成班学日语，然后再去上大学。”
　　庆元问：“听说你找大众要金手镯，她不给你。”
　　陈独秀摇摇头，脸上有些愤愤地说：“我叫她拿给我做盘缠，她舍不得。哼，不给就算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庆元只好安慰道：“你也不要生气，金手镯是她娘家陪嫁的物品，她舍不得，也是情理中的事。”
　　一九０一年的夏天过去了，初秋来临，庆元庆同兄弟俩相约启程。南水关僻静的大宅院里，彷佛陡然间增添了一种伤感的情调。
　　“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潸潸，兄就辽东道，弟航燕海边”，弟兄俩同了几日路，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候。陈独秀手书一诗，交与兄长存念，见憨直、孱弱的哥哥忍着泪水，一向豪爽的陈独秀的眼睛也湿润了，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昭示他们，这是他们亲亲兄弟的永诀。
　　一九０一年立秋时节，漫山遍野铺满了枯黄的树叶，陈独秀经杭州到上海，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海轮。“扁舟浮沧海，去往随风波”，茫茫无际的大海，像一个变化无穷的怪物，一会儿风平浪静，放眼远望，水天一片湛蓝，让人心旷神怡，一会儿风云骤变，黑浪滔天，一浪高似一浪，呜咽呼啸的怪声，令人胆战心惊。在风险浪恶的海轮上，第一次出海的陈独秀想到了许多许多，想到了屈原被江水吞没，想到了近一百年来国家、人民的苦难，想到了在东北时亲眼目睹中国人受“老毛子”欺侮的一个个镜头……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他在留学生造册上写到：“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东京学校”。东京学校，即东京弘文学堂，陈独秀进的是这所著名学校的师范科。
　　秋去冬来，冰封雪地的岛国格外寒冷，满天飞絮不时引起陈独秀怀念故国家园的愁思。由于生性狷傲，和同伴们闹的那些不愉快，早巳成为过眼云烟，被海外巅簸流离的清苦生活所冲淡，陈独秀决定回国。
　　同行人是陈独秀的老乡桐城西乡（练潭乡）潘赞化。两人乘轮到上海，改船经南京时，陈独秀拜访了在江南陆师学堂读书的汪希颜。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了不少兴办教育的话题。
　　一九0二年初春，陈独秀回到了安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南水关大道侧一幢连片豪华大宅院，隔街临江，居然是李鸿章新修的公馆。
　　陈昔凡也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在退隐归家后来这里建屋造园，逸养天年。
　　陈独秀回到安庆不久，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有安徽大学堂学生郑赞丞、房秩五；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南京陆师学堂学生葛襄（葛涓仲），此外还有潘赞化，何春台等人。
　　一日，他们又聚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翻着陈独秀从外面带回来的书刊杂志，有王国维在上海办的《教育世家》，秦力山、沈翔公在东京办的《国民报》等。闲聊了一会，陈独秀讲起他参加励志社的事说“这个励志社虽然有乌合之众，但励志社的宗旨是'联络感人，策励志节’，这一点，倒真是值得我们效仿的哩。”
　　大家一听，都很赞成，于是七嘴八舌，商议在安庆成立一个“青年励志社”。
　　陈独秀高兴地说：“加上'青年’二字实在好，既可以和东京励志社区别开来，又能够显得更加有朝气和冲击力。” 　　敬敷书院藏书楼是潘赞化堂兄潘晋化及其继母戴少英捐资兴建的。潘赞化提议把社址设在藏书楼，将书刊杂志存放在那里，供社员们浏览。
　　陈独秀说：“现在要讲科学，讲民主，老祖宗一套不行了，学社成立后，我们要作些演讲，不能让大家闷在鼓里。”
　　很快，“青年励志社”的活动引起清朝安庆地方当局的警觉，准备逮捕学社的为首的分子，陈独秀和葛襄被迫离开了安庆，途经南京、上海，再次远避日本。
　　陈独秀临行前，妻子高晓岚巳有身孕。年底，高晓岚生下一个团团脸，活泼好动的儿子，因为排在庆元的三个儿子遐午、遐勋、遐永及延年之后，嫂子张氏就说：“就叫小五子吧。”这个小五子，就是日后中国共产党早斯的优秀组织工作者、“五大”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陈乔年。
　　陈独秀到南京后，和葛襄同去江南陆师学堂见到了汪希颜，并通过葛襄介绍，陈独秀结识了正在陆师学堂读书的章士钊。
　　分手时，陈独秀告诉汪希颜，自己写了二卷《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
　　汪希颜说：“我有个弟弟叫汪孟邹，在芜湖搞图书发行，我给你写封信介绍一下吧，以后有出书方面的事，你可以直接找他帮忙。”
　　陈独秀高兴地答应下来，并叮嘱汪希颜要注意保重身体。他发现汪希颜脸色苍白，身体巳大不如前。
　　是年底，汪希颜猝然去世。陈独秀听说后，在悲哀中写了《哭稀颜》一诗：“噩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13、爱上了小姨妹
　　
　　一九0八年底的一个夜晚，正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教员的陈独秀，接到凶信：十月三日，才年仅三十七岁的哥哥庆元（孟吉）在东北因肺病逝世。听到凶信，陈独秀耳朵嗡嗡作响，脑袋一下子就大了。
　　翌年冬天，陈独秀告假去东北，将庆元的灵柩取道上海，雇了一只民船，沿长江水路运回安庆。葬于怀宁渌水乡陈家墓地。
　　陈昔凡在日俄战争期间发了一笔横财，扩建了南水关的住房，这时巳很气派。西头是先建的两栋毗连的房子，共有十九间，东头是后建的一排隔成八间的平房。房子中央，是陈昔凡自己设计的两个袖珍花园。临江的大门是俄式风格，外围用了一排栅栏。老百姓对陈家住宅感到极为新鲜，都叫“陈家大洋房子”。
　　此时，巳近六十岁的陈昔凡早巳告老还乡，颐养天年。陈昔凡是个画家，吟诗作画，种花养鸟，颇有清初明朝遗臣身在官场，心在山林的闲情逸致。告官后，陈昔凡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四先生为师，称其居室为“四石师斋”。曾画一幅独钓寒江雪的自画像，挂于中堂。
　　陈昔凡酷爱收藏古玩，不惜花很多钱去收购。他开的古玩店，不事营利，只用于收藏品玩。每当兴致上来时，陈列人前，请友人欣赏。有人假借一二，也出手大方，不计较归还。
　　陈独秀送庆元灵柩回安庆时，陈昔凡正卧病在床，灵柩入葬后，陈独秀只好在父亲身边多呆了几天。
　　不料就在这时，陈家大洋房子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顿时使陈独秀沉闷、黯淡的生活充满了生机。
　　一九０九年岁暮，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小众）到了安庆，住进了姐姐家中。
　　“啊，是小众啊！快要认不出你了。”陈独秀见到高君曼，愣了一下，赶紧招呼。
　　高君曼一八八八年出生，比陈独秀恰好小了十岁。此时二十岁刚出头。高君曼里面穿着合身的红色小袄，外面罩着豆绿色格子外衣，围着一条雪白的围巾，乌黑浓密的短发，两眼活泼灵动，衬托着来自京城的新潮女性的不俗气质。
　　高君曼对姐夫的革命活动和留学生涯十分熟悉，常常夸口于同学之间，引以为豪。此次她不在别处停顿，急急赶到姐姐家，内心里隐隐约约就有和姐夫见面的愿望。这会儿见姐夫看着她，脸上有些热，反而有些不自在了，“哧哧”地笑着说：“不认识我是自然的，姐夫现在是留过洋的新派著名人物，你的每一篇文章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都引起轰动，我是星星跟着月亮走，也沾了姐夫的光哩。”
　　陈独秀见小姨子这样随和地恭维自己，既得意又高兴地笑着说：“小众到底是去京城见过大世面的女子，嘴巴也学会不饶人了。”
　　穿着老布对襟褂子的高晓岚对陈独秀说：“小众这次回来，要你帮她找份事情做哩。”
　　“我能帮她找什么事呢？”陈独秀仍旧笑嘻嘻地说。他见高君曼皱了皱眉头，又说，“先别急嘛，事情总是能找得到的。”
　　这一期间，高君曼有事无事，总喜欢和陈独秀聊天。陈独秀见到小众，也是喜上眉梢，话特别多，也特别甜。
　　一日，陈独秀和高君曼在房中闲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话题一转，不知不觉谈到了婚姻问题。
　　陈独秀说：“中国的婚姻就是不如西洋、日本，洋人别的不好，有一条好，婚姻男女双方可以自己作主，不象我们中国，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男女双方自己一点也作不了主。”
　　陈独秀见高君曼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兴致勃勃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叫苏曼殊，也是因为父母包办婚姻，自己爱的人却不能与她结婚，男女相悦不能相爱，结果由父母作主，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结了婚。苏曼殊痛苦不过，出家做了和尚，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怀念情人的诗集。那真是字字含血，声声带泪啊！”
　　高君曼愣愣地望着眉飞色舞的姐夫讲苏曼殊的爱情故事，姐姐进来时也没有在意。看到高君曼兴奋绯红的脸颊，高晓岚的脸色顿时黯淡了下去。 　　凭着女人的直觉，高晓岚看出，和自己不多话的丈夫喜欢上小姨妹了。
　　从这以后，高晓岚的话便更少了，初见妹妹时的喜悦荡然无存，巴心不得小众能早一天离去。大众原本不是城府颇深之人，此时心里揣着事，脸上也就时不时地流露出几分逐客的意思。
　　小众何等聪慧之人？对姐姐的心事自然是心知肚明，偏偏却佯装不懂，横下心要在这陈家扎下根来。
　　她仍然没完没了地和陈独秀在一起摆谈，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事。陈独秀则是来者不拒，相谈甚欢。只要小众一进书房，再重要的事情也可以抛开不管。
　　一天，陈独秀和高君曼谈到了退婚问题。
　　陈独秀说：“我在几年前写了一篇《恶俗篇》，其中就谈到退婚。我主张男女都可以退婚，男人找了坏女人，女人找了坏男人，怎么不能退婚呢？这样终身抱恨委曲求全硬凑合在一起，于己于国都是不利的。婚姻不幸福，天天不是东家吵，就是西家闹，闹得家与国都不得安宁。”
　　姐夫的话对高君曼又新鲜又对胃口，她眨眨眼睛，惊异 望着陈独秀，笑着问：“你和我姐姐怕也是受罪的一对吧？”
　　陈独秀看着小姨妹秀气的脸蛋和令人怜爱的神态，沉吟了一会儿，反问道：“你姐姐难道是个坏女人么？”
　　“当然不是。”
　　“我主张退婚，并不主张滥退。再说，退了婚找不到合适的，不如不退。找到合适的，又何必非退不可呢？”
　　陈独秀说完这话大胆地把目光落在了小姨妹脸上——这分明是发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了——听了这话，看到陈独秀赤裸裸的目光，高君曼的脸“唰”地红了。她不好意思地侧过头去，因为她清楚地想象得出这话里和目光里所包含的意思。但姐夫仍在看着她，好像是要把她的内心世界看穿。
　　“花开不张口，含羞又低头，拟似玉人笑，深情暗自流。”此刻，陈独秀看着既惊又羞的小姨妹，仿佛是在观赏边缘红晕的乳黄色含笑，花朵芳香，清雅宜人。发出如此明确无误的暗示小姨妹居然并未含怒而去，这就让色胆包天的陈独秀陡地意识到希望就在眼前，他虎地站起，抚住了高君曼的头发。高君曼身子犹如触电般颤了颤，不仅没有躲避，而是昂起头来，用盈满深情的眸子注视着激情洋溢的姐夫，勇敢地扑进了姐夫的怀抱。
　　就在陈家大洋房子里，陈独秀和小姨妹有了石破天惊的第一次，第二次……。一个是旧礼教的挑战者，一个是新时代的摩登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姐姐无意中成了搭桥者。因为是同父异母，妹妹便少了一半良心上的自责，又因为是包办婚姻，陈独秀也就为自己寻得了几分道德上的理由。
　　干柴烈火，一点即燃，偷情的滋味让二人热血沸腾，不能自己。同在一个屋檐下里，这样的事情怎能长久掩饰？
　　高晓岚终于泼天泼地地大闹起来，甚至对小众粉拳相向。小众也真是敢作敢当，直言不讳她就是爱上了姐夫。
　　充满封建官僚色彩的陈家大洋房子里犹如爆开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被搅得来天翻地覆，满门不宁。
　　和姐妹俩取的乳名一样：小众失道寡助，大众得道多助。
　　陈昔凡被气得一病不起，在病榻上还不断地拍着床帮切齿大骂：“禽兽不如，禽兽不如……出此孽种，实在是我陈氏……家门不幸啊！”他似乎在重复着当年白胡子爹爹对犯了过失打死也不呻吟一声的陈独秀的咒语。
　　谢氏自然也站在老实、本份的姐姐一边，整天拿脸色给高君曼、陈独秀看。
　　高君曼思想再新潮，也受不了陈氏满门老幼甚至家仆的指责和冷眼，脸上再无笑容，身体也日渐消瘦下去。陈独秀意识到，这是一场胜负早巳决定了的决斗，呆在家中，他和小众必然是永无出头之日。
　　他决定抛妻别子，带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一逃了之。
　　新年伊始，他和高君曼双栖双飞，一起登轮前往杭州。
　　在高晓岚的嚎哭声里，陈昔凡捏紧拳头怒目大骂道：“今生今世，再不准这孽种跨进我陈氏家门半步！”
　　此时，高晓岚巳身怀六甲，待孩子生下地，是个男孩，陈昔凡取谱名陈遐松，即陈独秀的第三子松年。
　　而陈独秀经此变故冲击，心巳在外，原配高晓岚和陈家大洋房子里的一切，从此后都在他心中模糊起来……
　　
　　图片:陈独秀在石墙院中住屋
　　

 　　14、运交华盖
　　
　　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授课任务并不重，课余除了和高君曼游山玩水，就是到其他教师、朋友处走走，以此消闲。
　　杭州生涯，是陈独秀一生中不多的最舒心最痛快的日子。用台静农的话来说：“他和刘季平、沈尹默、马一孚、谢无量等人过的是诗酒豪情的生活。”这从陈独秀在杭州时写下的诗中也可看出：“垂柳飞花村路看，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聪马，倜怅当年萧九娘。”
　　同校教员刘三是陈独秀老熟人，此时与他相邻而居。刘三原名仲和，字季平，陈独秀问他：“怎么叫了刘三？”
　　刘三笑道：“在家排行老三，原是小名，太炎撰邹容墓志铭，称我为上海义士刘三，就这样叫开了。”
　　陈独秀“噢”了一声：“明白了。”
　　章太炎、邹容因《苏报》案被捕后，南社的刘三为营救章、邹，物色义士剌杀清两江总督端方，结果剌杀未遂，义士被捕，刘三又倾其家产保释义士，家中财产因此耗之殆尽。邹容病逝上海西牢后，刘三又冒死前往狱中收尸，因此义士刘三声名远播。
　　刘三的字品位也很高，尤工隶书，喜用纯羊毫，在南社中颇有声名。陈独秀小时候也练隶书，因此常和刘三谈字论文。
　　一日，陈独秀到刘三家闲坐，见新挂了幅字迹流畅的五言古诗。陈独秀放下手中茶杯，起身细看，见下款落着“沈尹默”三字。
　　“沈尹默是什么人？”陈独秀撩起竹布长衫，重新坐下，问。
　　刘三陪陈独秀坐下，说：“沈尹默也去日本留过学，前几日刚刚到校任教。”
　　陈独秀朝旁边刘三的字仰了一下头，说：“诗写得好，字我却不敢恭维，流利有余，深厚不足。你的字要高他一筹，腕力到家，力透纸背。”
　　刘三说：“昨天中午，沈尹默在我这儿喝酒，乘着酒兴写的。他爱好书法，十五岁便为人写扇面，但底气略显不足，仲甫若有兴趣，哪日我带他上你处坐坐可否？”
　　陈独秀忙说：“不必，不必，他既是新来者，还是我去看看他吧。”
　　陈独秀出门时，刘三还和他开玩笑说：“快些回去吧，莫让新娘子等得着急。”
　　第二天，陈独秀便去敲开沈尹默家的门，进门就说：“我叫陈独秀，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条幅，诗做得很好，不过，你的字却俗气入骨。”
　　沈尹默犹如脸上猛地被人泼上了猪血，这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果真是个怪人啊，怎么第一次见面，就如此的不客气？
　　陈独秀却不管他受得了受不了，超逸不俗，谈笑自若。沈尹默情绪逐渐受到感染，这才逐渐将不快消去，谦和地说：“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峰羊毫，至今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
　　“我的父亲是练隶书的，从小叫我临摹碑帖，抄馆阁体。”陈独秀见沈尹默虚心求教，话更多了。
　　沈尹默说：“前日，刘三请我和哥哥沈士远喝酒，从中午一时喝到晚上九时，席间乘酒兴写了那幅字，让你见笑了。”
　　陈独秀道：“我是快人快语，有啥说啥，有不妥当的，你就当放屁，切莫记在心上。”
　　遭陈独秀当头棒喝后，沈尹默痛定思痛，细研包世臣的《元舟双辑》，临摹汉碑，每天写完一刀尽八纸方罢休，如此不断，坚持了三年转而临摹北魏随唐体，直到俗气全消，风骨挺立，才研习行草，从米氏上溯二卫，创出了自己俊逸典雅的书法风格。
　　沈尹默自认识陈独秀以后，也常常到陈独秀夫妇处坐坐。有时刘三、马一孚、谢无量一起，五六个人一同去校外游玩，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
　　马一孚一八八三年生，小陈独秀四岁，曾通读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传说是他第一个引进《资本论》原版。
　　杭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称，西湖的美景，新婚的欢娱，友人的相谐，结束游子生涯的颠簸，极大地激发了陈独秀的诗兴。这一期间，他的诗作颇丰。但是，陈独秀骨子里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在游西湖孤山北麓放鹤亭时，曾写《咏鹤》一首，借鹤咏志流露出了他内心深处苦闷的一面。诗中写道：“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道逢王子晋，平晚向三山。”
　　刘三看了，打趣说：“你这是宋江浔阳楼上题反诗啊！”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
　　在杭州的陈独秀立即行动了起来，他去找光复会会员、陆军小学堂卫队长周亚卫说：“武昌巳经干起来了，我们也要有动作，响应他们。”
　　周亚卫问：“怎么响应？”
　　“我来写檄文，你找人张贴出去。”陈独秀搓搓手，兴奋地说。
　　当夜，周亚卫和排长高文伟两人将檄文贴到了鼓楼的门榜。
　　第二天，陈独秀兴致勃勃地到鼓楼去观看动静，只见一队持刀清兵站在鼓楼旁，他写的檄文巳被揭去，取而代之的是知府严厉镇压革命党人的告示。
　　陈独秀回来对周亚卫说：“我们力量单薄，只有等待时机。”
　　不久，一份电报赫然而至，安徽新任都督孙毓君邀请陈独秀回皖任都督府秘书长。
　　陈独秀十分兴奋，对沈尹默、刘三几位朋友感叹道：“少候（孙毓君字）与我萍水之至，能相厚至此，不易，不易！”他匆匆与刘三、沈尹默等人话别，偕高君曼取道上海回皖，结束了人生的浪漫之旅。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陈独秀、高君曼回到了安庆，但并未回家，而是住进了宣家花园。高晓岚听闻后，在家哭哭啼啼，伤心不巳。
　　陈昔凡怒不可遏，以杖杵地大吼道：“忤逆不孝的东西，当了官居然连家门也不入了，我要登报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高君曼此时巳有身孕，她对陈家大洋房子里的人本来就没有一点好感，听说后，也怒气冲冲地对陈独秀说：“什么父子关系？你又不是他亲生的，脱离就脱离！他们要不这样绝情寡义，本来我还打算去看看他们的哩！”
　　“回头再说吧。”陈独秀急于去见孙都督，匆匆安慰了几句。
　　孙毓君见到陈独秀，十分高兴，拉着陈独秀手说：“一别多年，传说仲兄交了桃花运，果然气色不差。我正耽心你新婚缱绻，不能脱身哩。”
　　“有都督大人的电令，我焉敢不来？”陈独秀笑着说。
　　孙毓君连连点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皖省独立十分艰难，凡事百废待举，正缺少仲兄这样驰咤风云大刀阔斧的人物前来相助呀！”
　　不久，由于陈独秀与孙毓君意见不合，闹了矛盾，他一怒之下辞职去刚恢复的安徽高等学校办学去了。
　　
　　图片:笔者夫妇在遵义会址
  　　15、桃花运与牢狱之灾
　　
　　每天夕阳西下时，在书案前呆了一整天的陈独秀都要和潘兰珍到街上、江边散散步。
　　江津是座小城，城中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大都熟悉，陈独秀原本名声极大，在城中住久了，认识他的人也非常多。走在街上，不少人都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或者向他敬烟。
　　由于陪伴他的潘兰珍在年龄上和他悬殊很大，看不去不像夫妻，倒像父女。所以，陈独秀与潘兰珍的关系，也成为江津老百姓议论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上海烟厂一位普通女工的婚恋经历无疑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
　　潘兰珍，江苏南通人，四岁时，父母带她逃荒到了上海，父亲在外滩码头当搬运，母亲捡煤渣。后来父亲到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潘兰珍十三岁到纺织厂到童工，后入英美烟草公司做女工，因受一个流氓的哄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孩子，小孩天折后，潘兰珍被抛弃。
　　二十岁那一年，潘兰珍偶然认识了陈独秀。而那时候，她还和别的人一样，称他为李先生哩。
　　一九三0年秋天，潘兰珍在上海熙华路一座石库门楼里租了一间房子暂住。她每日清晨即去烟厂上班，傍晚时分才能回家。一段时间后，与潘兰珍一墙之隔的一位五十出头，中等身材，巳有些谢顶的男子引起了她的好奇。隔室的灯光每天要亮到午夜以后，她注意到这位男子一个人呆在房里不是读书就是写字，休息的唯一方式就是有时到寂静无人的院子里去踱踱步。她估摸这是个文化人，可这个文化人的生活又实在懒散透顶。他孤身一人一间房子既是卧室又是厨房，他不爱收拾，屋子里凌乱不堪。他吃饭也有一顿没一顿的，经常到弄堂口买两块烧饼凑合。潘兰珍看到李先生这副孤苦伶仃的样子，禁不住有些可怜他。
　　一天傍晚，潘兰珍下班回来，看见李先生正巧从屋里出来，便主动上前招呼他：“李先生，还没有吃饭吧？”
　　“啊，等会儿做，等会儿做。”李先生应答着。
　　潘兰珍说：“李先生，就到我这里随便吃点吧，反正我也要做，你一个人，又何必去麻烦呢，时候巳经不早了呀。”
　　邻居盛情难却，加之陈独秀本来也懒得去生火煮饭，便点点头说：“好吧，不过，就给你添麻烦了。”
　　吃饭时，潘兰珍关心地问他：“李先生，你怎么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里呢？有妻室儿女吗？”
　　这样一个纯属人之常情的问题，却让李先生颇难回答。
　　此时的陈独秀，巳经被中共开除出党，他和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创建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党”，也由于马玉夫的叛变而使其领导人几乎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组织全面瘫痪。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陈独秀才“孤独”地一个人隐居在这里，仅由彭述之、郑超麟、罗汉、濮德治与谢德盘几个人同他秘密联系。政治上迭遭重挫，他又怎能向这位年轻善良的女邻居提及？
　　“我是大学教授，因与妻子离异，才搬到这里。我眼下以撰稿为生，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陈独秀只好这样敷衍。
　　对李先生的假话，潘兰珍深信不疑。
　　一回生二回熟，从这以后，他俩的来往便频繁起来。陈独秀为省麻烦，常常到潘兰珍的炉子上热热饭，烧烧水。星期天不上班时，潘兰珍也替陈独秀洗洗衣服，收拾一下屋子，而陈独秀也帮潘兰珍干干写信之类的事。时间一长，渐渐地两人都觉得离不开对方了。很快，他们便同居了。
　　潘兰珍生于一九一0年，这年二十岁；陈独秀生于一八七九年，这年五十二岁，两人相差三十二岁。有时一起上街逛市，潘兰珍一手搀着陈独秀走路，路人以为父女同行，不以为怪，谁也想不倒他们竟然是一对夫妻。
　　一天，彭述之对郑超麟说：“陈先生近日像是撞上了桃花运，精神又恢复了许多。”
　　郑超麟说：“可能和那潘女士有关。”
　　彭述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老头子比我大二十岁，想不到猎艳技术如此高超。”
　　郑超麟听了哈哈大笑，说：“人家姑娘愿意，你着什么急？”
　　彭述之说：“不会是国民党特务搞的美人计吧？”
　　郑超麟说：“我看不像，因为那姓潘的女人长得并不美嘛。”
　　一九三一年深秋的一天深夜，国民党特务突然云集熙华德路，拥进他们住的这所石库门院子，抓走了住在他们楼上的一位职员，其罪名是“共匪”。
　　然而，细心的潘兰珍注意到她的李先生似也受到了惊扰。故而，当李先生提出搬家时，潘兰珍直率地问他：“先生，难道你也是共产党？”
　　陈独秀只好回答她：“我过去是，现在巳经不是了。政治上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潘兰珍意识到李先生的安全受到了威胁，马上随他搬到了周家嘴一家裁缝铺的楼上居住。没过多久，李先生觉得这里人来人往也不安全，又搬到了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居住。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托派几名常委正在担任中央常务秘书的谢德盘家开会时，警察突然闯入，将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抓获。而那一日陈独秀因患急性肠炎，腹泻不止，便对来人说：“你看我这副样子，怎么出得了门？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开吧，会后把情况告诉我一下就行了。”
　　一场急病，本巳让陈独秀躲过了一场劫难。可谁万万没想到，当天深夜，陈独秀与潘兰珍巳经睡下了，突然门被猛烈撞开，几支雪亮的电筒光柱照射到陈夫妇身上。电灯也随即亮了。陈独秀一看便知大事不好，眼前站着一大帮黑衣警察。
　　为首警官对他喝道：“陈先生，快起来，跟我们走一趟！”
　　陈独秀嚷道：“你们搞错了，我不姓陈，我姓李……”
　　警官笑了起来，说道：“不要狡辩了，我们清楚得很，你是陈独秀，共产党的头号人物。”
　　陈独秀就这样被抓走了。他被捕探们带到嘉兴路巡捕房，进得牢房后大吃一惊，他看到彭述之、谢德盘、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五人巳经被关在里面。
　　陈独秀说：“我以为就逮我一个人，没想到你们也都被逮进来了。”
　　彭述之低声说：“我现在是张次南，罗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赶快记清楚，千万不要弄错了。”
　　第二天，第三天，陆续还有梁有光、王晓春等人被抓了进来。
　　彭述之低声说：“我们要留心，这么多人被抓了进来，可能是内部出了问题。”
　　陈独秀会意地点点头。
　　濮德治走到陈独秀旁边坐下，轻声对他说：“我怀疑问题出在费克勤身上，
　　陈独秀忙问：“怎么回事？”
　　濮德治说：“张颖新（濮德治之妻）前几天碰到费克勤……”
　　陈独秀打断他：“是不是那天在我你家里遇到的那个女人？”
　　濮德治点点头说：“是的，她和张颖新是留苏同学，张颖新并不知道她从莫斯科回来后在干什么，就冒冒失失地把她带回家，偏偏又遇上了你。当时她见到你那副样子，我就感觉到她不是好人。”
　　陈独秀生气地说：“那女人走后，我不是叮嘱你们马上搬家吗？”
　　濮德治说：“张颖新告诉费克勤我在招商局工作，我要搬了家，她不就更起了疑心吗？”
　　陈独秀半信半疑，想了想又说：“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肯定吧？”
　　濮德治说：“今天下午他们到谢德盘家来抓人，我看到费克勤在汽车后面鬼鬼祟祟的。”
　　陈独秀在膝盖上重重一拍，说；“那就差不多是她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不对呀，那个女人她知道你的情况，可怎么会知道我的地址呢？”
　　濮德治也愣了一下，说：“这我就不知道了。”
　　陈独秀问：“你们五个人被抓来后，可曾分开过？”
　　濮德治凑到陈独秀耳边，低声说：“我们是分开审讯，谢德盘才二十岁，我担心他挺不住，他提审的时间又最长，我见他回来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
　　陈独秀警觉起来，看了旁边的谢德盘一眼。
　　这时谢德盘也正拿眼看他，看见陈独秀怀疑的目光，就主动打招呼说：“你们还没睡啊？”
　　陈独秀忙说：“就睡，就睡。”他用手杵了一下濮德治，俩人再不作声。
　　黑暗中，陈独秀轻声嘀咕了一句：“开始，我还东猜西猜，甚至还以为是潘兰珍哩。”
　　当王子平、何阿芳、王鉴堂等人也相继被抓进来后，陈独秀咬牙切齿地对濮德治说：“看来果直是谢德盘出了问题，他是中常委秘书，只有他才知道这么多人的地址。”
　　南京接到上海方面的电报后，立即下令将陈独秀、彭述之两人押往南京。当时汪精卫去了德国，蒋介石远在武汉。吴铁城不敢怠慢，命令上海公安局去火车站严加警戒，闸北五区警署临时安排保安大队一个排的兵力在上海北站特别警戒。晚上，上海公安局将陈独秀、彭述之武装押解到北站，乘十一时夜车押解到南京首都卫戌司令部讯办。
　　火车吼叫了一声，吐出一阵白烟，轰隆隆开出了上海。过了一会儿，陈独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听着陈独秀悠然自得的鼾声，彭述之挂欠着妻子陈碧兰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清晨，彭述之对陈独秀说：“老头子你真是宠辱不惊啊，昨夜睡得好香！”
　　陈独秀说：“我这半老之人，对人生亦无所求。你才三十出头，来日方长，不要想许多，想多了只能平添自己的痛苦。”
　　说话功夫，火车巳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黄凯等人到车站接车，交军政部军法司收押。
　　陈独秀对彭述之说：“到南京凶多吉少。这次我俩恐怕是难逃一死了。”
　　彭述之问：“何以见得？”
　　陈独秀说：“你真糊涂，在上海我们是民事法庭，在南京是军事法庭。”
　　彭述之淡然一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陈独秀被捕，尽管他已被中共开除，仍是当时爆炸性新闻。许多报纸大字标题，有的还有社论。只是他前两次被捕时，全国一片抗议和营救声。这次却是要求当局宽大处理，刀下留人。《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十二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文蔚等或致电蒋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世界著名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给蒋介石拍来电报：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
　　被誉为“世界二十世纪的三大哲学家”也相继给蒋介石拍来恳求电。特别是英国人伯特兰?罗素、美国人约翰?杜威更是陈词灼热，对陈独秀一片爱心。
　　可蒋介石却无动于衷，他的态度是：“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
　　在南京中山公园，蒋介石被记者团团围住，问及陈独秀事件，他回答说：“陈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陈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当然，犹如雪片般发给国民党中央和蒋委员长的，并非全是为陈独秀说情，也有许多“义愤填膺”地提出“从速将陈处决”的意见。有单位发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广东省党部，以及许多军队的师党部和地方的县党部；还有个人发的——湖南清乡司令何键、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他们陈词激烈，把陈独秀视为千古罪人，不杀不解心头之恨。
　　中共中央苏区持什么态度呢？《红色中华报》第三十七期幸灾乐祸地写道：“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
　　而那时中央苏区的党中央的意志似乎尚不能在党内得到坚决的贯彻，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刊登的内容也有例外的声援。《先锋报》第四期标题便是《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文章说：“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同时，又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他那艰苦卓绝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之伟大，他那为中国革命斗争之不可磨灭的伟绩，只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人都没有不知道的。在革命的阵营中他是伟大的领袖；在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等反革命的眼中，是他们唯一的死敌。这次他之被捕，并不是历史上的例外，乃是阶级斗争中之事实上难免的。”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转押陈独秀、彭述之二人给军政部军法司时，拨洋一百元作备用金，当陈独秀知道自己有特殊待遇时，对中央党部派来的人提出要见蒋介石、陈立夫，他不知道蒋介石在武汉。来人答应转告上面。
　　隔日，黄凯带上陈彭案卷材料，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当时蒋介石正指挥五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怎么处理陈独秀，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十月十九日，上海《晨报》宣称陈独秀、彭述之等托派成员巳不是共产党首领，呼吁政府对陈独秀等与江西共产党应当区别对待，对其案件，“由法庭在严格之司法保障之下，加以审查”。
　　蒋介石指着材料问黄凯：“那个谢德盘是什么样的人？”
　　黄凯说：“是共产党反对派中常委的秘书，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哦，他还上过黄埔。”
　　蒋介石听说此人上过黄埔，顿时睁大眼睛，来了精神，说：“你拍个电报给吴铁城，叫他马上派人把谢德盘送来见我。”
　　黄凯小心翼翼地说：“您的意思是亲自审问？”
　　蒋介石咧了咧嘴，似笑非笑地说：“审问是你们的事，我只想搞清楚陈独秀和江西共产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说他是黄埔的学生，我是校长，也可以见见面嘛。”
　　“谢德盘讲，现在的陈独秀和共产党巳经没有关系了。”   　　蒋介石挥挥手说：“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黄凯没有回来之前，军法司不敢处理陈独秀、彭述之案。
　　陈独秀对彭述之说：“陈公博、顾孟余都是我的朋友，现在做了国民党的大官，不知他们愿不愿意帮忙？”
　　彭述之说：“设法带个信出去，请他们来一趟。”
　　陈独秀心里也没准，说：“试试吧，此一时，彼一时，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想的了。去年，高君曼在南京去世，陈公博倒是出面帮忙料理了后事的。”
　　陈独秀向军法司的人提出见陈公博和顾孟余的要求，谁知过了两天，军法司的人告诉陈独秀：“顾孟余、陈公博不在京，是否来见你们，等他们回京后再定。”
　　彭述之气愤地嚷了起来：“托辞！什么不在京？这分明是托词。”
　　陈独秀没有吭声。
　　过了一会儿，陈独秀对军法司的人说：“能否读报通讯？”
　　军方说：“不行，没有接到命令，我们不敢作主。”
　　陈独秀又问：“能否读书？”
　　军方答：“可以，但是只能读孙中山的书。”
　　陈独秀苦笑一声，说：“也好，总比没有书读好。”
　　十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在武汉行营当面询问了谢德盘，确信陈独秀与江西共产党没有关系后，打电话给南京，谓陈独秀等系危害党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维护司法之尊严。
　　蒋介石得知陈独秀押到了南京，一夜未合眼。他召见部下何应钦问：“如何处置此事？”
　　何应钦说：“半谈宣言半询问。”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将陈独秀带到了军政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
　　不一会儿，军政部长何应钦来了。
　　何应钦正襟危坐，拿出曾在北伐前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签定的《两党领袖联合宣言》，送到陈独秀的手中。陈独秀是两党联合的发起者，也是签字人。
　　何应钦说：“合作，合作，现在仍需要合作！”
　　陈独秀把“宣言”掷到一边，吼道：“不合作的是你们！”
　　“先生不要发火。不知你老兄与赣鄂等省的暴动有无关系？”
　　陈独秀答：“均为斯大林派指挥，与我无关。”
　　何应钦谈兴很浓，陈独秀话却很少，两人谈了一个多钟头。临走，何应钦告诉陈独秀，柏文蔚今日专门来京设法营救，但委员长有电话指示，凡是给陈独秀说情的文电，不管是谁打来的，一律不准答复。所以，公开审判是免不了的了。
　　陈独秀说：“我盼的就是公开审判。”
　　何应钦走后，他手下的一帮军官围上来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也不推辞，让他们纸笔伺候。然后挥毫泼墨，一气写了十来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其中一幅“三军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令众军官肃然而生敬意。
　　陈独秀回到十禀巷军法司，情绪好转。彭述之听陈独秀谈了与何应钦面谈的情况，情绪也显得很振奋，连声说：“好好准备一下，法庭就是我们的战场！”
　　第二天上午十时，陈独秀与彭述之乘大卡车被移解到江宁地方法院。记者听说后，蜂涌而来。江宁看守所所长龚宽见陈独秀有来头，将他送到条件较好的重犯二号病室。
　　陈独秀见里面有洗脸架、案凳、室内清洁，光线也好，很是满意。
　　龚宽说：“这里前不久是关押牛兰居的房间。”
　　陈独秀和彭述之轻轻“哦”了一声。牛兰居被抓是当时的大新闻，这位瑞士人是“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去年夏天被捕的。
　　陈独秀问：“他到哪里去了？”
　　龚宽回答：“上个月他被判了无期徒刑，服刑去了。”   　　一日，蒋梦麟来看望陈独秀，陈特别高兴。蒋梦麟是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属于知识界名流，看守所允许他前来探视。
　　蒋梦麟带来一大兜子水果和几部小说，说：“报上讲你想重读《水浒》，我便找了几部小说带来。”
　　陈独秀感激地说：“谢谢你这么细心，我整日闷在这里，只希望早日公审。”
　　蒋梦麟说：“北大的老朋友都很关心你，胡适还给蔡元培拍了电报，叫蔡院长就近营救你。”
　　“我巳知道了，真难为他。”
　　蒋梦麟又问了一下牢狱生活方面的情况。
　　陈独秀说：“看守所条件还好，我住的是牛兰居住过的病号室，吃药不难，想吃肉和饭，可胃病犯了，这几日只能天天喝稀饭。”
　　蒋梦麟安慰他说：“你想宽些，以你的情况和外间评论，你的罪或不至重，关几年，放出来就好了。”
　　临别时，陈独秀告诉蒋梦麟：“如来信，可寄请段书诒转给我。”
　　段书诒即段锡鹏，时任教育部政务处处长。《大公报》刊出蒋梦麟探视陈独秀的消息后，他也带了水果前来探监。
　　段锡鹏告诉陈独秀，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杜威、罗素、爱因斯坦都拍来电报，请求蒋介石放陈独秀。此事对段锡鹏影响很大。
　　 　　16、慷慨陈辞
　　
　　国民党如此优待陈独秀，目的自然是想劝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在回忆录中写到：“陈独秀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们给予比对待一般共党分子更尊敬的优待。……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信心。……他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产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一九一九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般态度……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既然公开审判，就得请辩护律师。陈独秀说，我是一个穷错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汪有龄、郭蔚然等国内一批最有名的大律师都自告奋勇愿做陈独秀的义务辩护人。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陈独秀最终决定只请老友章士钊、彭望邺两个律师。一九三三年二月,陈独秀自撰《辩护状》脱稿，约四千余字.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精悍锋利,气势雄健。他不仅为控他“危害民国”及“叛国”罪予以有力反驳，且以民族大义，反控国民党危害民国，制止人民抗日，“围剿”红军。陈独秀虽不同意建立红军和苏区，但他在辩护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他在辩护状中最后说：“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陈独秀的《辩护状》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这期间，陈独秀虽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但仍是比较自由的。可以跟一些社会名流随便交谈和通信。蔡元培、胡适等不少享有声望的人士纷纷为他推荐辩护律师，但陈独秀却一一谢绝了。
　　这天，章士钊气喘吁吁跑来找陈独秀。
　　陈独秀一跺脚，对传信人吼道：“不见！”
　　章士钊曾是陈独秀的密友，本世纪初，两人携手合办过《国民日报》，在日本办过《甲寅》杂志。陈独秀不止一次对人说：“从事政治活动，我与章士钊属于黄金搭档！”可是，后来章士钊就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参与“三一八”案，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陈独秀奋笔给章士钊写下绝交信：“你与残暴为伍，我与你绝交！”
　　这就是他俩割袍断交的原因。但是，章士钊是全国著名的大律师，通晓当局的法律，他的辩护常常让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章士钊不顾一切地冲进看守所，劈头就讲：“为何不见？为兄辩护，只尽义务，不收铜板！”
　　陈独秀道：“倘若弃暗投明，我欢迎你这样来为我辩护！”
　　章士钊道：“世事沧桑，后人自有公论。为今之计，兄当争取早日获释才是。”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十六日、二十日，是全世界新闻媒介异常活跃的日子。“陈彭案”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庭相继三次开审。由苏州来的胡善称和朱某分别担任审判长和检察官。
　　起诉书早在三个月前就准备好了。它与陈独秀的辩诉状同时罢笔。
　　第一次开庭，法庭内外一片寂静。起诉人振振有词地念道：“被告陈独秀，系安徽省怀宁人，初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于前清宣统元、二年（一九0九、一九一0年）间，曾一度回国从事著作。光复后，又往日本继续求学。至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回到上海，在《青年报》当主笔……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赴莫斯科，回国后，被派为共党总书记，直接受莫斯科命令，指挥各地党的活动。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因国民党清共，共党失败，第三国 际以被告执行组织不力，将其总书记开除。彼时共党内部分裂为二：一为斯大林派，又名干部派；二为托洛斯基派。被告就是后一派的首领。被告纠集一班开除党籍者，如彭述之、王子平、宋逢春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团体……”
　　起诉人继续念道：“这团体分头活动，组织危害民国的集合，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所有危害民国的行动及宣传，由陈独秀操纵。”
　　法庭出示证据第二十四号、证据第五号、证据第七号），总共出示了十二种证据。无疑，陈独秀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图片:笔者夫妇游云南

 　　起诉人最后提高嗓门说：“证据确凿，自应令其负责。”
　　陈独秀态度安闲，若无其事。他把法庭人员当做他的学生一样，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听了那堂“课”的年轻人，对陈独秀那浓重的安庆乡音，倍感亲切。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又，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
　　法庭，死一般的寂静。唯有陈独秀的陈词，像珠落玉盘，撞击着人们的灵魂。
　　陈独秀并没有直接回答起诉人的问题，而是指责蒋介石“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弃国人耳。”
　　陈独秀那朗读古文般抑扬顿挫的声调，震荡着人们的听觉：“蒋介石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的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之金科玉律。儿皇帝将重见于今日，不亦哀乎？”
　　旁听席上，人们纷纷议论，皆说陈独秀“言之有理！”
　　审判长胡善称站起来吼道：“不得喧哗，要上下一致，精诚团结！”转而对陈独秀讲道：“你不得有鼓动之词！”
　　“你刚才讲到团结，”陈独秀说，“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词。不过我总觉得，骑马的要和马讲团结，不然，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压在我身上，你相当舒服，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浑身臭汗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敏。”
　　一时，旁听席轰然大笑。
　　胡善称说：“讲你的辩诉，马与本案无关！”
　　“好，言归正传。”陈独秀足足讲了近两小时。
　　陈独秀的《辩护状》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审判共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审判时，陈独秀慷慨答问，被告成了原告。当时各报，均争相登载。现略举一二例子如下：
　　胡善称问：“你认识那几个被捕的人？”
　　陈答：“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的侦探。”（旁听席上一片笑声）
　　问：“何以要打倒政府？”
　　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剌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穷困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问：“托派和斯大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
　　答：“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彭述之曾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也是一位数度进出敌人监狱的资深共产党人，与陈独秀一起被开除党籍之前一直是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他也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开庭前作了精心准备，把法庭变成了一个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他在自己的《辩诉状》中，正气凛然地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是“真正危害民国”，以及它对人民任意压迫，剥夺人民应享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外，并掷地有声地宣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中国，免除民族危亡！”
　　在公开审判的那一天——这是国民党政府对所捕共产党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审判——审判厅里挤满了人，陈立夫也专门赶来，在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听审。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对二人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其余同案人员，则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六月十五日陈独秀写成《上诉状》，与判决书针锋相对，针对所谓危害民国罪，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与抨击，全文五千字,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二十二日《上诉状》被高等法院检察官驳回。七月七日陈又写就《再抗辩书》，批驳检察官对上诉的答辩书，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转交。最高法院迟迟不作答复，直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才作出终审判决:撤消原褫夺公权部分,徒刑期减为八年。陈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
　　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七七期报道说：“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要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以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
　　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就在《新青年》上就写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现在，陈独秀不得不再一次来实践自己提出的理论了。他在狱中每月要花费一百块大洋，除药费二十六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三万二千册，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
　　   　　17、江宁探监
　　
　　判刑后，陈独秀与濮德治、罗世凡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
　　江苏第一监狱在南京老虎桥四十五号（现东南大学南边），呈正方形，占地面积四千多平方米，是直属司法部官辖的普通监狱，主要是关押刑事犯。
　　陈独秀被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里。典狱长告诉他：“住单人号子是优待，但你是政治重犯，不准亲友探监。”
　　陈独秀问：“能否写信？”
　　典狱长摇头。
　　“读书看报呢？”
　　典狱长又摇头。
　　陈独秀很生气，但又知道对典狱长发发脾气不起作用，只好作罢。
　　一天，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想请好友汪孟邹、汪原放叔侄来南京狱中探望他。
　　典狱长不同意，说：“狱中有规定，不准给犯人转信。”
　　陈独秀一听大发脾气，说：“这是什么黑暗社会，连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不如！你们不准我通信、不准亲友探监，我就绝食而亡！”
　　中午，陈独秀果真拒绝吃饭，狱卒来劝他。他说：“我巳经向你的上司宣布绝食了。不让我通信，我饿死好了。”
　　晚上陈独秀仍然拒绝吃饭。
　　典狱长有些紧张了，赶紧跑来劝他：“陈先生，你要想开些，这是规定，不是我这号小角色作得了主的。”
　　巳经饿了两顿的陈独秀头晕眼花，垂下眼皮，摇了摇头。
　　第二天一整天，陈独秀仍然坚持绝食，脸成菜色，卷曲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如同死去一般。
　　典狱长这下可慌了，赶紧和上面商量。上面也怕真把陈独秀给饿死了没法向委员长交差，只好同意陈独秀写信。
　　一接到信，汪原放就来了。陈独秀判刑后，亚东图书馆从章士钊处拿到材料，赶着出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汪原放带了一本，递给陈独秀说：“叔叔在报上看到你吃了官司，他说这一回仲翁的性命一定难保了。还好，你的命大，总算捡了一条命。”
　　陈独秀翻了翻小册子，见收进了《起诉书》、《辩诉状》、《辩护词》、《判决书》、《章士钊答中央日报记者》等材料，感动地说：“你们叔侄俩费了不少心思啊。”
　　汪原放说：“只印了一千册，不少人来要，还有几所教会学校打算收入课本，作法学课教材。”
　　“是么？”陈独秀十分高兴，“报上对此有何评论？”
　　“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为名，禁止报纸刊登。只有天津《益世报》胆子大，把你的《辩护词》一字不删给登出来了。”汪原放压低声音说。
　　陈独秀“嗯”了一声，突然想起什么，连忙翻了翻章士钊的《辩护词》，见到其中几行字，不禁皱着眉头连声道：“行严真糟，你看罢！这成什么话？”说着，陈独秀便拿出笔来，将书中那几句话划去。
　　原来，法庭审判时，审判长问陈独秀与斯大林干部派因何意见分裂时，陈“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大律师章士钊在辩护词中指出，：“不得视（陈独秀）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共产党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
　　谁知章士钊话音刚落，陈独秀便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的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诉状为准。……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
　　此言一出，章大律师目瞪口呆。
　　台下听众，也顿时一片哗然。
　　有人伸出大拇指赞道：“风骨嶙峋，法庭审讯史上的新纪录！”
　　陈独秀此时划去的，正是“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共产党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这几行字。
　　汪原放见陈独秀生气，说：“外间报纸评价章士钊义务为你辩护，古道可风哩。”
　　“像这样为我辩护，他不过是在帮倒忙，我再也不要他替我答辩了。”陈独秀仍然怒气难消。
　　“你改一改，我带回去给章律师看看。”汪原放说。
　　看到报上连篇累版地报道，潘兰珍这时她才知道与自己朝夕相处，同床共枕达两年之久的李先生，竟然就是政府悬赏五万大洋捉拿的共党“头号巨匪”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后，上海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重要版面报登这一消息。甚而还有不少记者跑来采访潘兰珍，替她拍照，虽遭拒绝，仍被偷拍了去。这样，上海英美烟厂的一名普通女工，也成了报纸上的热门人物，把她说成是陈独秀的“姘头”、“情妇”。
　　但是，一旦知道“李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女工不仅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相反，她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勇敢行动，当陈独秀被解到南京后，她毅然辞掉工作，孤身一人追到南京，坚持要探望陈独秀，不让见，她就守在老虎桥模范监狱大门口不走。
　　当潘兰珍终于获准与陈独秀见面时，那情景煞是感人。陈独秀一扫往日的庄重严谨，双手紧攒着将他俩隔离开的铁栏杆，激动得不能自抑。
　　他们之间的对话，充满了东方式的悲剧色彩。
　　“先生，你受苦了。”
　　“不，不苦，我这是……第四次坐牢，巳经习惯了。”
　　“先生，你要保重身子。不管判你多久，我都会等着你的。”
　　“兰珍，你不要感情用事。你才二十出头，正值青春年华，我这次即使不被枪毙，也定然会老死狱中。兰珍，你还是……回上海去吧。我不忍心……耽误你。”
　　“先生，你不用劝我了，兰珍如今巳是先生的人。先生被判二十年，我便等你二十年，只要先生在世一日，兰珍便等你一日。”
　　陈独秀嘴唇哆嗦，泪如泉涌……
　　潘兰珍说到做到。当晚，她就住到了中华门附近陈独秀的老朋友刘梦符家中。随后，又坚持去监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长期居住。不管刮风下雨，每日三餐给身陷囹圄中的陈独秀送牢饭。后来狱方对陈独秀实行优待以后，潘兰珍还能破例进牢房里去陪伴陈独秀了。不仅如此，她还依照陈独秀的嘱托，隔个十天半月地弄点好吃的给吴季严送去。后来，段锡鹏来探监时得知此事，深为潘兰珍所感动，坚持让她住进了自己家中。
　　吴季严是陈独秀的外甥，也是“引导”陈独秀走上托派道路的重要角色。他因散发传单被捕，化名周西岑，与郑超麟等被关押在江东门外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那里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监狱，隶属军政部管辖，从监牢到监狱大门有十三道铁门，四周是一层层水泥圈起来的高墙，墙上是铁丝网，四角有岗楼，中间有了望塔，人称“天牢”。长期囚禁在里面的有李丰平、顾卓新、潘梓年等大批共产党人。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恽代英就是在这里的临时刑场被杀害。
　　潘兰珍天天来探监，上午九点便来，下午五点出监，中午在牢房里和陈独秀一块用餐。当然，也做夫妻之间当做的事。当时江苏第一监狱里关了几十名女政治犯，如赵世炎夫人夏之栩，钱瑛、帅孟奇、杨放之。几天前，刘少奇的爱人何宝珍也从这里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枪杀。
　　典狱长听狱卒汇报陈独秀居然在牢房里过起夫妻生活的事，也觉得对陈独秀优待得实在有些过份了。但出于对陈独秀的敬畏，不便直接找陈谈。于是，典狱长就把濮德治叫到办公室，对他说：“我们优待陈先生，可优待也有个界线，总不能把监狱当成旅馆吧？陈先生这样做，也太叫我们为难了。”
　　濮德治的母亲和陈独秀的母亲是堂姐妹，两人系表兄弟关系，陈独秀的母亲比濮德治的母亲大二十来岁，陈独秀也比濮德治大了二十来岁。濮德治在被捕以前，是托派中央常委，对陈独秀忠心耿耿。狱方知道他和陈独秀的这种关系，考虑陈独秀年老多病，所以在潘兰珍未来之前，便叫濮德治和罗世凡照顾陈独秀的生活。
　　濮德治此时听典狱长一说，知道是讲陈独秀与潘兰珍同床共枕的事。对这事，他当然也有耳闻，却装着不解的样子问：“到底怎么了？”
　　典狱长绷着脸说：“你可知道潘女士的来历？我们过去以为是陈先生的学生，但学生不会天天到监狱里来陪伴陈先生的，陈先生的女儿陈子美 我们认识。看守报告说，陈先生和潘女士居然在牢房里睡觉。”
　　濮德治想为陈独秀挽回面子，赶忙说：“不会吧，他巳五十六七岁了，身体又不好……”
　　典狱长说：“千真万确，我巳经调查过了。今天叫你来，是想给陈先生一点面子。由你去提醒一下他，再这么干，我们不好办。弄得不好传出去，谨防把我们的饭碗也给砸了。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一个政党领袖，这样不爱惜自己，我为他叹息，往后请他自爱一点。”
　　濮德治说：“真有此事，也不足为怪，他们早就同居了，并非是入狱后才开始。”随后又点点头说：“也罢，我去找陈先生谈谈，请他稍微注意一下。”
　　濮德治从典狱长办公室出来，走到陈独秀的房间，见潘兰珍正在门外墙角边洗衣服，陈独秀在屋里看书，便径直走进去，轻声对陈独秀说：“你干了什么事啊？典狱长对你很不高兴。”
　　陈独秀放下书愣愣地问：“我做什么事了？”
　　濮德治往门外扭了扭头，说：“你和她的事，典狱长全都知道了。”
　　陈独秀一听，猛地把书往桌上一搁，沉下脸说：“他们全都知道了！他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中国的监狱制度真是万恶之致，将来一定要消灭这样的监狱制度。压抑人的本能，居然还以堂堂皇皇的制度的形式。孔子讲：'人之本能，食色性也。’我是人嘛，动物的本能我也具备嘛。有某言，弟子不好色，圣人呵之曰：'非人情，狗彘之不若耶！’我不信我干的事，孙中山、蒋介石就不曾干？”
　　濮德治见他高声大嗓，口无遮拦，肯定让屋外的看守与潘兰珍听见了，心里不由有些紧张。再加之他一向敬重陈独秀，又是本家，该说的话，点到即止，不好多劝，便搭讪两句后托辞离去，把这事向罗世凡说了。
　　第二天，罗世凡又去劝陈独秀，说：“你在坐牢，要压制这个人的本能，你也老了，以后要在压制上狠下一点功夫才行。”
　　陈独秀听了很不舒服，说：“这恐怕很难做到，我不否认，我这人一世风流，建党之前我很放任，建党后受到同志们的批评，我很收敛，少有胡来了。”
　　
　　 笔者注：陈独秀与高君曼所出，曾数次前来探望父亲。二00四年四月十四日于美国纽约去世，享年九十三岁。据江津县政协干部吕平查实，陈子美之小女儿张树范战乱时流落重庆綦江农村，现为农妇，直至陈子美病逝，也未曾与母亲见上一面。  18、 “寡人之疾”

　　对个人生活上的事，陈独秀并不隐讳。因为这在党内高层圈子里，早巳是公开的秘密。
　　一九二五年冬天，张国焘出席了在广州国民党“二大”后，匆匆返回上海向陈独秀汇报。
　　张国焘去了环龙路铭德里二号，发现陈家大门上了锁，连问了几个邻居，都说巳有几天没有看见陈先生了。
　　张国焘赶紧去北四川路横浜桥南路安慎坊，找到中央局秘书任作民。
　　任作民说：“陈先生说他这几天不能来办公。”
　　张国焘问：“有多少天了？”
　　任作民说：“快一个星期了。”
　　又过了几天，还是不见陈独秀的踪影，张国焘判断陈独秀出事了。
　　他和任作民去了五马路棋盘街亚东图书馆。汪孟邹说：“朱蕴山、薛卓汉从广州回来，仲甫还来坐了一会儿。这段时间仲甫情绪不好。前一阵子，仲甫和太太闹得很凶，巳提出离婚，我劝了好几回，才答应不离。高君曼一气之下，巳经带着两个孩子到南京去了。”
　　张国焘问：“会不会老头子也去了南京？”
　　汪孟邹说：“肯定不会，他们闹得很凶的，上次汇二百五十块钱到南京，仲甫还是叫我帮他汇的哩。高君曼拿仲甫过去爱拈花惹草的问题和报上别人攻击仲甫的话来骂他，仲甫气得要死，这下感情怕真是一点也没有了。”
　　任作民道：“说得对，再怎么样，仲甫如果去南京的话，再怎么样也会和我打声招呼吧。”
　　从亚东图书馆回来，张国焘和任作民与蔡和森、矍秋白、彭述之等人商量，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是国民党右派分子秘密把陈独秀杀害了，问题可就大了。张国焘说：“上海的反动势力一直在打听中央局办公机关，以前他们抓了两次老头子，都被迫释放了。这次他们很可能吸取了教训，将老头子秘密处死了。”他还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他的悲痛是真诚的，差不多要哭出来了。
　　瞿秋白、彭述之也都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大家巳经绝望了。于是，决定由任作民出面，在《民国日报》上刊登出了一则“寻人启示”，以广告的形式公开寻找陈独秀。
　　陈延年在广州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老头子写文章了？
　　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吴佩孚打败冯玉祥部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直接向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并挑拨国共两党关系。上海的反动势力也十分嚣张，十二月中旬杀害上海总工会代委员长刘华，并全力搜捕中共中央机关。国际来电指示中央迁出上海，加上陈独秀神秘失踪，中央决定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
　　不料会议刚刚开完，却收到了陈独秀由上海发来的电报，说：“巳经能扶病视事。”
　　众人总算是大松了一口气。
　　过了些日子，陈独秀失踪之谜才解开了。
　　原来，陈独秀这期间得了伤寒，身旁有一个女人陪伴照料。他当然不愿意将此事公开出来，便告诉任作民一句含含糊糊的话，说是近些日子不到办公处来。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得的是伤寒病，生病期间精神也随之低沉，他也就没有想许多。偏偏这时候又遇上一个仰慕他的年轻女人闯进了他的生活，陈独秀不亦乐乎，也就乐不思归了。
　　陈独秀从报上看到任作民的“寻人启示”后，知道不妙，这时病巳好了，赶紧出院吧。
　　和陈独秀来往甚密的女人叫施芝英，是个医生，是陈独秀经常看病认识的，对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十分崇拜。高君曼和陈独秀分居后，陈独秀耐不住寂寞，便和施芝英同居了。
　　时隔六十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在新疆工作的两女一男的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一九六九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一九七三年病故），外祖父是陈独秀，三人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这才知道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以后，是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同居的。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一九二七年八月才分手。施与他人结婚，陈独秀无家可归，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北四川路横浜桥南路安慎坊，白天在这里办公，夜晚睡在郑超麟的房间，郑超麟在办公室临时搭一个铺。至于陈虹，经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她并非是陈独秀的生女，而是施芝英的养女，实际上是个丫头。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陈独秀从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放了出来，到了武汉，陈虹与陈独秀见面，自称是他的女儿。陈独秀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当时武汉的反动报刊还登载此事，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连屁股也不揩。
　　李大钊、陈延年、任弼时、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人参加了北京二月特别会议。月底，瞿秋白回到上海，向陈独秀汇报会议情况。
　　瞿秋白说：“大会建议，在北伐形势下，中央局巳不宜继续留在上海。”
　　陈独秀问：“迁到哪儿？”
　　瞿秋白说：“如北方局势不变，建议迁往北京，否则，移往广州。”
　　陈独秀不同意，说：“我认为中央放在上海比放在北京、广州有利。上海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区，上海的通讯联络设备也占优势。”
　　陈独秀与施芝英往来之事，瞿秋白回到上海即巳耳闻，此时陈独秀不顾中央的建议，一意孤行，可能还包含着一些不好明说的原因。因为北京特别会议提出要遵重陈独秀同志的意见，所以瞿秋白也就不好再坚持。
　　第二天，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洛夫（化名伊万洛夫斯基）率“苏俄观察团”到上海，布勃洛夫到环龙路铭德里二号寓所拜访了陈独秀。
　　布勃洛夫说：“我在国内听说陈先生家很富有？”布氏说这话时还耸了耸肩，表示对陈独秀居室的简陋不以为然。
　　陈独秀笑笑说：“我的嗣父的确很有钱，但那只能证明他富有而不是我富有，我的财富便是这些书。”陈独秀朝墙边靠着的两排竹书架指了指。
　　布勃洛夫点点头，转了一个话题：“你对中央局所在地是什么看法？”
　　陈独秀说：“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是工人集中的地方，但三地比较，上海的工人更集中，从目前来看，我主张中央局仍留在上海。”
　　此后的革命实践过程证明，陈独秀这一次的“独断专行”是正确的。但让人寻味的是，这一次正确的决断，却多少与一个与他有染的女人有关。
　　此时，罗世凡听陈独秀谈到建党前的事，故意做出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你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时，外面小报上说你常逛八大胡同。而且，你公开放言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
　　没想这句话把陈独秀的火气引燃了，他提高声调恨恨说道：“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这是我的私人生活，别人管不了，也不用任何人管！”
　　罗世凡见他说得如此直露，知道再劝也无用，也只得就此作罢。
　　但后来他与濮德治谈到这事，罗世凡说：“我听人说陈先生年迈耳顺，牙齿整齐，风流不减当年，建党前，烟酒成瘾，常逛妓院。”
　　濮德治碍于亲情，不想深谈这等事，便说：“我不太清楚，但讲他烟酒成瘾，不是事实，他不喝酒，也不抽鸦片，只抽香烟。”
　　罗世凡对此类事则兴趣盎然，继续问：“那讲他去四马路打野鸡，到大世界吊膀子，有无此事呢？”
　　濮德治说：“恐怕言过其实了吧。别人说他‘高楼若寂寞，无计度芳春’，他听了就发火哩。”
　　濮德治嘴上虽竭力为陈独秀辩护，但心里知道陈独秀确有此“寡人之疾”。狱中无聊时，陈与濮德治等人谈起女人来，眉飞色舞，隽永风声。说某人眉清目秀，一往情深；某人皮肤细嫩，脸蛋红白若桃；某人外丑而内秀；某人外秀而内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兴致勃勃，毫无倦容。
　　后来濮德治问到潘兰珍的事，陈独秀将如何认识潘兰珍的前前后后细说了一遍。
　　濮德治也不禁感叹道：“一个女流之辈，如此多情，倒真是不简单哩！”
　　他见陈独秀脸放红光，精神振奋，又说：“她对你有意，你可不能对她无情呀。”
　　陈独秀收起笑容说道：“进了这个牢房，就是永无出头之日，我恐怕没有资格对她无情了。即便是有了出头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对陈独秀在个人生活上的“放浪形骸”，濮德治和罗世凡颇有微辞。尤其对陈独秀视婚姻为儿戏，更让濮德治反感，他认为这不是反封建反得太过份了吗？他隐忍于心而没有说出来，因为，毕竟他俩是亲族本家。
　　但有一点，他俩还是赞同陈独秀的。陈独秀常说：“朋友之妻不可欺。”陈独秀讲到有的同志被捕入狱，有人竟趁虚而入与其妻发生关系的事，大骂这些人是畜牲，连青红帮都不如。 19、探监的全是名流显贵
　　
　　陈独秀被押入江苏省第一监狱服刑后，国民党想劝降陈独秀，不少要人都来狱中探望劝降。
　　一日，宋美龄居然也大驾光临。铁道部长顾孟余提着一大兜礼物跟在她后面。顾孟余以前是北大教授、《新青年》同人之一。
　　宋美龄微笑着说：“我是代表中正来看望你的，他叫我代向你问好。”
　　陈独秀不捋着山羊胡须，冷冷一笑，说：“那我还得谢谢尊夫人和蒋先生了。”
　　宋美龄当然听出了对方话里的讽锋，微笑着继续和陈独秀谈下去。谁知讲了几句闲话后，陈独秀转头对顾孟余说：“老兄，你官当大了，架子也变大了。”
　　顾孟余知道是去年陈独秀托人带信给他请他帮忙之事，赶忙解释说：“哪里，哪里，那段时间我确实是外出了，后来要求见你，正赶上……嘿嘿，层峰有令，不准见人，就没有勉强狱方了。”
　　宋美龄插话说：“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大官，不全在你自己一句话。”
　　陈独秀正色道：“我不是当官的料。”他瞪着顾孟余说，“我哪有顾先生八面玲珑，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火气很高，不给她面子，坐不住了。顾孟余好心而来，却受了一顿挖苦，也不是滋味，便与宋美龄悻悻告辞。他出门后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让人宠坏了，脾气倔得很，给他脸面也不要。”
　　这期间，又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人劝降陈独秀，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知识界名流络绎不绝地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亲自来了，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好了起来，给陈独秀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
　　潘兰珍也的确也感觉到了大人物与寻常百姓的不同之处。陈独秀在牢里住的也是单间，还有写字台，藤椅，和一个大书橱，书橱里装满了他开书目请朋友们送进去的书。她每日能为陈独秀做一顿可口的中饭，也是一般犯人所难以想像的。而且，她过去和他一起生活了两年，只以为他是个不善交际，落落寡合的老人，没想到他成了阶下之囚，竟然会有那么多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伸出手来援助他。而且来的大都是名流显贵。她真不明白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子是靠什么魅力来征服大家的？她如今虽然没有分文收入，但钱是全然不缺的，因为有那么多的人给她送钱来。这些资助她的人，毫无例外地嘱咐她不要告诉陈独秀。但，她却做不到这一点。她知道“患难见真情”，她是出自对他们真诚的感激，她不愿埋没了他们的好意。她知道“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她渴望有朝一日陈独秀出狱后，能有机会报答这些帮助过他们的朋友。
　　可是，当她把这些帮助者的姓名告诉陈独秀后，对有的人，他却勃然大怒，叫潘兰珍无论如何把钱退回去。唯对陈钟凡、傅斯年、蔡元培、段锡鹏、潘赞化、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等人的帮助，他却只有深深的感激。
　　潘兰珍还记得大画家刘海栗来狱中探望陈独秀的情景。
　　那时，刘海栗刚从欧洲回国，典狱长对刘海栗是只知其名而未见其人，待刘海栗拿出段锡鹏批的条子，这才客客气气地带他进了陈独秀的单身牢房。
　　穿着一件酱色毛线衣的陈独秀正俯在桌子写文章，案前到处都是摊开的书。
　　刘海栗紧紧握着陈独秀的手说：“陈先生，你是个伟大的人物！”
　　陈独秀谦虚地说：“我算不了什么，你才是真伟大，你敢在中国第一个画模特儿，敢带头和黑暗的封建势力斗争。”
　　典狱长见是大画家刘海栗来访，也在一旁凑着寒暄了几句，并向刘海栗讨要了一张名片。
　　刘海栗说：“陈先生，我来之前，蔡元培先生托我向你问好。”
　　陈独秀说：“谢谢他了，从私人感情讲，孓民（蔡元培字）真是忠厚长者，我几次入狱，他每次都设法救我。从大节上讲，孓民也能坚持真理，‘五•四’运动时，蔡校长就是带头辞职的。”
　　谈了一会刘海栗在法国举办画展的情况后，刘海栗拿出一幅册页请陈独秀题签，说：“我去黄山，遇雨到文殊院，画了这幅古松图。”
　　陈独秀见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想到“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诗句，嘴里赞叹道：“好松，好松！”
　　陈独秀见画纸不好，说：“你这幅画，纸笔都很差，和我现在一样，所谓李拐碰李拐。”说话功夫，陈独秀巳题好了款：“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刘海栗大喜：“题得好，充满哲理，激人深思！”
　　陈独用观赏了一会，重新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栗先生。独秀。”
　　刘海栗见陈独秀行书流畅，请陈独秀写幅字作纪念。
　　陈独秀想了一下，题了一幅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刘海栗心中一烫，激动地说：“陈先生，我收下了，你送我的，是我此生的座右铭。”
　　陈独秀被判八年徒刑，后因抗战爆发提前出狱，实际上只坐了五年牢。而潘兰珍，也仿若一个“编外囚犯”，足足陪伴了他五年。
　　对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里发生的事，潘兰珍迄今感触良深。
　　那天午饭后，潘兰珍搀扶着衷老憔悴的陈独秀缓缓步出了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啊，门外簇拥着多少人呐，有陈独秀的朋友、学生，也有许多的记者。他们全都是为着她的先生来的。他们一拥而上，连潘兰珍也给挤到一边去了。此时的潘兰珍望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禁不住百感交织，喜极欲狂。她的先生入狱虽然这么多年，整个社会依然没有忘记他——那一刻，潘兰珍甚至天真地以为，他俩的苦难巳经结束，新的充满希望的生活就从此时开始了。
　　她满怀幸福感地看着陈独秀与他的老友们拥抱，与他的学生们握手。她充满崇敬地注意到她的先生对众多记者提问时表现出的那种睨视一切的高傲与不屑一顾。她还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她的先生如何冷淡地拒绝陈立夫派来的一位叫丁默村的官员，接他们去中央党部招待所暂住的邀请。
　　邀请者众，最终，他们上了傅斯年的车。
　　整整一个下午，傅斯年家的客厅里来客络绎不绝，他们都是前来拜望陈独秀的。有的，潘兰珍过去见过面，而更多的则不认识。但她知道他们全都是中国一些了不起的、有头有脸的人物。
　　当天晚上，傅斯年、胡适、张伯岑、周佛海、陈公博、陈钟凡，以及特意从上海赶来的潘赞化与新婚如夫人潘玉良、汪孟邹汪原放叔侄，在鼓楼旁边著名的马祥兴老清真馆包了一间雅室，宴请陈独秀和“小潘”（陈独秀本人乃至他的朋友们均这样称呼潘兰珍）。
　　他们一干人驱车到傅斯年家中请客时，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胡适一见陈独秀的面，便故意学着江湖礼节，双手抱拳冲陈打了一拱，说道：“仲同兄，小弟过去有得罪之处，此次特地登门负荆请罪，还望仁兄海涵则个。”
　　张伯岑、周佛海、陈公博也插科打诨，嘻嘻哈哈有意调和气氛。
　　潘兰珍担心脾气古怪的陈独秀弄出不愉快的事来，好在这种事并未发生。随着众人的一番笑谈，陈独秀对胡适的一腔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
　　潘兰珍自以为对陈独秀情深似海，但是，她对他的想法与作法却难以理解。
　　就在那晚的酒宴上，在国民政府担任副部长的周佛海提出，请陈独秀到刚成立不久的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衣食无虞，自己仍可静下心来著书立说。可没想陈独秀一口便回绝了。非旦回绝，还怒色满面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若为他做事，怎能面对诸多先烈在天之灵？如今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民族需要他出来领导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佛海，我知你还兼着侍从室一处副处长的要职，我这话，就请你把它直接带给老蒋吧。”
　　胡适见陈独秀把周佛海弄得有些尴尬，可能是出于弥补自己的过失吧，便提出请陈独秀到美国去，潜心写自传，费用由他设法解决。
　　一旁的潘兰珍，毕竟出自贫微阶层，听得又惊又喜，正为适才拒绝周佛海的提议而深感惋惜，忽地又冒出个美国之行。她眼巴巴地望着陈独秀，真希望她那颗非同一般的脑袋能往下点一点。
　　可谁知，陈独秀的脑袋没往下点，而是左右摇了摇，笑道：“适之的意思是要我像失意政客一样，到国外做寓公么？我看不妥，离开中国，陈独秀这个人恐怕就分文不值了。”
　　而且，她还看到了陈独秀对待金钱的那种超然态度。一次，傅斯年对陈独秀说：“罗家伦向你问好，并问你可否缺钱，我说陈先生若需钱，我这里也有。”
　　陈独秀摆摆手说：“不能要他的钱。我坐牢期间，巳经麻烦他不少了。”
　　陈独秀曾请罗家伦安排南通一位姓程的老先生到他主持的中央大学去当文史教授，可罗家伦派人到南通一调查，发现这位老夫子信神信鬼，便放弃了。
　　潘兰珍还记得，就在傅斯年家里，有一天来一位重要的客人，此人叫朱家骅，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现在则是蒋介石的亲信，当着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教育部部长的大官儿。
　　朱家骅对陈独秀说：“蒋先生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参政会，给你十万元启动经费和五个委员的名额，你看如何？”
　　陈独秀回道：“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党参政大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不完全成了装点门面了吗？”
　　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很强硬，毫无商量的余地，坐了一会儿，只好悻悻告辞而去。
　　此后在武汉，在重庆，朱家骅、张国焘、张继，多少官高位显的人物来找过陈独秀，只要他一点头，便可以马上当大官，甚至政府的部长，可是陈独秀那颗巳经没有剩下多少头发的高傲头颅，却始终不往下点……
20、气节与原则
　　
　　江津虽系一远郊小城，民风淳朴，景致秀丽，但对陈独秀而言，也绝非邓仲纯介绍的“世外桃园”、一方净土。小地方突然来了他这么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本身就是一条足以惊波起浪的大新闻，江津各界名流宿绅趋之若鹜，争相前来拜望，新闻记者也不时上门打扰，至交好友，更是频频前来问安叙旧，来往的人多了，陈独秀的住屋又实在太小，只好找巳成为他朋友的龚农瞻商量，由龚出面，找曹茂池又让出一间屋子，聊作书房与会客室。
　　而此后数月，邓仲纯的生意不错，遂在黄荆街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一幢带小院的楼房（即黄荆街正街“邱家院子”），开办了“延年医院”。他这样做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弥补他对陈独秀的愧疚之情，刚搬入新居，他就再三前来恳请陈独秀也搬去同住。陈独秀始而坚辞不去，后来见他确是发乎真情，也就摒弃前嫌，举家迁了过去。院子不大，一株梧桐树漫展开去的树冠便几乎将整个天空遮罩。房子一楼一底，却很宽敞。邓仲纯与他时在九中任教的三弟季宣两家人同住楼下，陈独秀夫妇及嗣母谢氏、松年一家七口人住楼上。与“郭家公馆”相比，这地方便是上乘了，四壁皆白，光线明亮，空气流通，甚令陈独秀满意。
　　陈独秀万没料到，自一九一0年离开家乡后，天涯飘零，四海为家，分处天南海北的一家人，如今却在天府之国的江津县城里欢聚一处，四世同堂了。
　　虽说是“龙游浅水，虎落平阳”，可自古江津民风淳厚，当地人对客居此地的陈独秀、凌铁庵这样的大人物，依然是优礼有加，倾心仰慕的。地方各界倘有重大集会或者宴会，都执礼甚恭地邀请他二人参加。并待之若上宾。而且大家对战局的关心，总想听听他们这样的大人物发表几句对时局的高见。
　　凌铁庵是安徽定远人，老同盟会员，曾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与孙过从甚密，辛亥革命后，担任过皖军第五师师长，一九一三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讨袁失败后，他支持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并被委任为上海主盟代理人，后又代理中华革命党安徽支部长。他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在北伐中战功卓著，晋升为中将，一九二七年他在担任交通部航政局局长时，痛斥奉系军阀出卖中国四路，维护国家主权，以致遭到奉系军阀暗算，被特务炸伤双眼，双目失明。凌铁庵虽早巳赋闲，却时时显露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巳之态。逢会必发言，发言必旁若无人，慷慨激昂，让听众无不热血沸腾。此翁当时眼巳失明，但依然关心民族危亡，日日叫其小女起凤念报纸给他听，故而对时政也绝不荒疏。每次赴会，他便由起凤搀扶而行。时，武昌艺专也因战乱迁至江津对岸中渡街，该校学生也经常过江来参加集会，其中有一小青年，对凌铁庵深为钦佩，并主动与之接触，后来，此君便与凌起凤喜结连理，成为了凌铁庵的乘龙快婿。这位小青年，便是曾担任过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前些年因写出《战争三部曲》，而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王火先生。
　　但陈独秀每次前来出席，却总是沉默寡言，很少议论时政。与口无遮拦的凌铁庵相比，他仿佛成为了配角。初时两人相互尊重，关系不错，孰料却因陈独秀的一篇文章，最终导至二人反目成仇，并给中国历史造成了不小的误会。
　　关于此事，江津县志办主任钟永毅如此道来：“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江津县在东门外广场举行市民大会，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他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先烈精神，打败日本法西斯。接着是各界代表登台讲话，稍后罗县长像往常一样，请在主席台就坐的其他人士讲话。这本来是一种官场客套，没想到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在女儿搀扶下颤颤微微地走到台前，声色俱厉地把话锋指向了陈独秀，批评陈独秀三月二十一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散布悲观情绪，不利于抗战，对陈独秀严厉驳诘。此言一出，满场皆惊。《江津县政府公报》对此事也作了报道，并且很快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这是陈独秀逝世前不久发生的一场风波，研究陈独秀的著作无不涉及此事。由于年代久远，凌铁阉的身份长期未搞清楚，许多研究家把那次大会不仅说成是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为围攻陈独秀而特地召开的，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甚至还把凌铁庵也说成是专门请来‘大骂陈独秀是反革命’的老牌国民党员。而据我对当事人的调查，事实绝非如此。两年前罗宗文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重申，当时凌铁庵讲话完全是即兴的，绝非国民党有意为之。之后我又采访了凌铁庵的女儿、王火先生的夫人凌起凤。她父亲讲演时，她就搀着瞎眼父亲的手臂站在一旁。她说她父亲纯粹是出于义愤，在大庭广众中驳诘陈独秀，而不是被请来参加‘围攻’、‘大骂’的。这一史实，应当澄清了。”
　　此时的陈独秀，巳不能不避“祸从口出”之嫌了。虽然黄鹏基未给他透露过任何口风，但前不久何之瑜从九中特意过江来告诉他，国民党的调查人员到学校分别找了与陈过从甚密的邓季宣、潘赞化、了解陈独秀到江津后的情况，要陈小心提防。
　　陈独秀虽然做出副无所谓的样子，说：“老蒋如此‘关心’我，倒真是把我抬举了。他们到底想探听些什么呢？我想无非是三件事。我们与‘斯大林派’（指中共中央）有无联系；我们有无组织；有无反政府的秘密活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谨慎一些，他们又能探听到些什么呢？”
　　他还叫何之瑜转告邓季宣、潘赞化，“是侦探也不要紧，不必紧张过度。”
　　话虽如此说，毕竟，陈独秀此后也就更加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了。自己的安危固然可以置之度外，可是，他却不愿因此而祸及兰珍和一家大小。
　　而且，嗣母的猝然辞世对他的打击太大，连写作也停了下来。办完嗣母的丧事后，陈独秀身体虚乏，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潘兰珍给他说话，也不得不提高了声调。邓仲纯想尽了办法，想把血压给降下来，结果没有效果。
　　一天，何之瑜来坐，问陈独秀：“可曾好些了？”
　　何之瑜，亦名何资深，北大毕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转为托派，任托派中央组织部长。抗战爆发后回到湖南故乡，后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特来江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到江津后，被邓季宣安排在国立九中教授历史。
　　陈独秀说：“血压降不下来，耳朵日夜轰鸣，像是什么东西堵塞，只听到嗡嗡的声音。”
　　何之瑜说：“你必须安心静养，这一段时间别再看书写字了。”
　　陈独秀说：“巳有半月没有写字，前些时候刘启明来信，要我作文作书，怕一时半载无法兑现。”
　　何之瑜说：“住在这里还行吗？”
　　陈独秀摇摇头说：“恐怕住不长久，仲纯夫人和潘兰珍处得不好。”
　　何之瑜也无技可施，叹了口气，说：“仲纯为人忠厚实在，可惜就是耳朵太软。”
　　不久，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的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章世钊）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连朝江上风吹雨，
　　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
　　敢将诗句写闲愁。
　　长江流经江津时，呈一“几”字形将县城环绕，形成半岛，故江津别称“几江”、“几水”。 虽有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资助，故而屡屡婉言谢绝。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复函杨鹏升：“千元汇票一纸”，问作何用，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八月六日，又复函杨鹏升未意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而且，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 仲甫手缄”的字样。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大力资助，可说是既惭愧又感激涕零。他在江津近四年期间，总共给杨鹏升写了四十封信，连陈独秀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也是给这位生平只见过一面的好朋友的。
　　经江津市党史办公室查实：从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陈独秀至杨鹏升信函达四十件之多。其间，杨三次接济陈独秀计二千三百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三次，计二千二百元。“晋先生”资助二千二百元。杨鹏升且赠印有“仲甫专用”的稿纸、信封，使陈独秀维持生计外，得以著书立说。
　　即便堕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陈独秀也依然保持着他做人的原则与气节。
　　叛徒任卓宣汇给他两百大洋，他一看汇款人的姓名，立即叫邮差按地址退回。
　　朱家骅曾赠他五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又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他在江津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教育出版社出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两万元稿费给他。可后来，为书名二陈却发生争执，相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如今新学巳起，“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付印。
　　为此事，陈立夫还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如下：
　　仲甫先生大鉴：
　　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何如？即希示复为荷。
　　顺候
　　撰祺！
　　陈立夫拜十•十一（一九四一）
　　陈独秀则坚持己见，不同意改名，复信称：“十月十一日惠书诵悉。许叔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识字教本在便利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余，不加诠释，绝无高深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
　　许独秀拒绝了陈立夫的建议，并与仲纯等朋友强调说：“自汉代起即称语言文之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学，脱了裤子放屁，何其烦琐也！”
　　笔者爬梳考证，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多年，注意到所有研究家都一致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笔者经过详细采访当事人与查阅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也无出其右。但初时让笔者大惑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三年多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众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各赠陈独秀一千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便赠陈四千五百元。其中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二千二百元，“晋先生”究系何人？非但笔者未能查实，连陈独秀在辞世前一月余，即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写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样不认识这位“晋先生”：“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巳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而类似于“晋先生”之类古道热肠之辈，也还另有其人。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巳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的过意不去。重庆薜农山，让他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一百六十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三百元同样稳定的汇款。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孟麟写信催问。蒋孟麟于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这段话提到了国民党政府“维持”(资助)陈独秀的观点，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方面，陈独秀的风骨决定了他拒绝接受蒋介石的资助；另一方面，蒋介石想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他的念头。蒋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白沙镇石珠巢拜望陈独秀，亦可证明此论不谬。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真零碎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也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年节为人写对联，不少大户人家新房落成，恭请他写匾额，别人也绝对不会让他白写。他在江津城中的日常生活所需主要也是由邓仲纯和邓季宣兄弟承担，逢年过节，生昭满日，做稻米生意的大姐和大姐夫也会给他一些帮助。后来他去了石墙院，房东杨庆馀也未收他一文房钱，他在城关镇、白沙镇发表讲演有报酬。以他的名气，以人们对他的敬重程度，想必给少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他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也有不菲的润笔之资。
　　龚灿滨先生就谈到：“陈独秀辞世后，我在城关镇和龙门滩、油溪镇、白沙镇见到陈独秀为我的朋友新建房屋写的小篆横匾，字体遒劲有力。听朋友说，他们原本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题匾，既能为家中增光添彩，也籍此给陈独秀送去一些润笔。”
　　“一些”是多少？
　　龚灿滨继续道：“做粮油生意的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刘建初奉上的润笔费是每字二百元。”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巳先后预付他两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凡此种种，他怎么可能就穷到把柏文蔚赠他的银鼠皮袍也送进当铺去换几个铜钱的地步？
　　即便陈独秀后来到了石墙院，自立锅伙，陈独秀也还雇了一个焦姓男子当家厨兼仆人。主仆三张嘴，他一月开销又有多少呢？陈独秀在信中写得十分清楚。一九四0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致函杨鹏升：“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即住在石墙院时），每月用二百元左右，主仆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
　　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又至杨鹏升：“兹又接七月二十四日来示，内附有省行千元兑票一张，妥收勿念。屡承吾兄垂念鄙况，既感且惭，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
　　笔者想，任何一位研究家也不可能比陈独秀本人更加了解他在江津期间的经济状况了。按照月出三百元的标准，仅仅是靠北大同学会与《时事新报》两处月入的每月四百六十元，他的生活不仅不能算“清贫”，“拮据”，“穷困潦倒”，“晚景凄凉”，而应当是绰绰有余，率先进入了小康家庭。
　　可以用来佐证陈独秀生活状况不差的证据还有他给台静农的信。“……之瑜若能在聚奎任课，薪金自当由校中决定，他但重礼貌，薪金不甚计较，前在博学，据弟记忆，月不过百元。”
　　这是他为何之瑜写的一封举荐信，虽出于文化人的面子“薪金不甚计较”，但也明确提出何之瑜在原来任教的学校报酬是“月不过百元”。而这“月不过百元”，也就是当时一位公教人员一月的收入了。
　　凡此种种，均能证明陈独秀与穷字无缘。
　　而笔者采访到的同样能够有力证明陈独秀“穷困潦倒”的证据也比比皆是。与陈独秀潘兰珍同住石墙院的郭碧新说：“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遭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而陈独秀死后亲手为他穿老衣、装棺的胡品中则说：“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即柏文蔚送陈独秀的银鼠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
　　既有这么多钱，却又把日子过得来如此之苦，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那么陈独秀毛算起来显然巳经不少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笔者深究他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与陈立夫发生的争执，似乎才找到致他于穷困的真正原因。
　　陈立夫原本对处于穷困潦倒之中的陈独秀也还是给予一定照顾的。如一九四0年五月十三日，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请示国民党教育部，就陈独秀所编《小学识字教本》再预支给陈独秀稿费五千元一事。陈立夫大笔一挥：“前稿巳否交来？照发。”此款决定在本年度高等教育救济费中动支。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有信表明：“最近寄来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据”、“编译馆二百元巳寄来，收据附上，请交该馆会计”。此“三千元”，“二百元”，仍是国立编译馆付他的稿费。
　　接到陈独秀的回信，陈立夫也来气了，你陈独秀不同意更改书名，我就不给你出，我不信你这胳膊还能拗过我这大腿！
　　陈独秀当时也急欲想把国立编译馆当做一个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每月固定预支他一笔稿费，他今后再用文稿相抵。虽然他与陈可忠也是朋友，但涉及到钱的事，他不便开口，便托与陈可忠同在白沙的台静农向陈可忠转陈自己的要求。如一九四0年四月九日，他致函台静农：“馆中有款，望直寄弟寓……为编译馆编书事或可行，唯馆中可以分月寄稿费，弟不能按月缴稿，馆中倘能信任，弟亦受馆中之钱，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
　　但他与国立编译馆与陈可忠的交情毕竟不能和亚东图书馆与汪孟邹同日而语，此事终未达成。
　　耗费他多年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被打入冷宫，让陈独秀大动肝火。他是个遇事喜欢走极端的人，索性给为这本书作序的魏建功（魏与家人也住在白沙镇）写信，怒气冲冲地说道：“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耳！（请问问陈馆长，如有此事，嘱他直言勿隐，以便弟早日筹备退还稿费！）如何，希有以示知！”
　　这不啻是给国立编译馆下的一份最后通牒！
　　笔者至今并未查到陈独秀是否还国立编译馆两万元预付稿酬的依据，也从未看到过研究家们提到还这两万元钱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立编译馆最终未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而另一点则只能揣测，以陈独秀一诺千金言之必果的个性，他绝对不可能给陈立夫、陈可忠等人留下一个耍赖的印像，“不至骗钱也”，这句话，他早通过台静农带到了陈可忠的耳中。你陈立夫陈可忠不出我的书，我也决不用你一分钱！这样的事，陈独秀是完全做得出来的。只有为退这两万元他早巳花光的预付稿费，他才可能把杨鹏升等诸多朋友，以及北大同学会的赠金不断地往这无底洞里填……直至弄得他最终当掉皮袍，穷死石墙院。
　　当然，这仅仅属笔者依据史料做出的个人推论而巳，尚需诸位史家考证。
　　陈独秀生前拒绝蒋介石的帮助，死后，蒋介石却领衔赠送一万元赙金，陈立夫、朱家骅也积极跟进，各有所赠。这笔钱是由北大同学会与何之瑜经手操办的，也就由不得巳躺在黑漆大花板棺中的陈独秀接受不接受了。
21、陈独秀与杨鹏升……
　　
　　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蒋介石、朱家骅、张国焘等人的资助，也可以不为周钦岳(时任《新蜀报》主编、建国后曾任重庆市副市长)转达的延安方面“只要不发表政治言论”，便可“负责安排入川后生活”之条件所动的陈独秀，为何唯独屡次三番地在收到成都杨鹏升的赠金后会“既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屡承厚赐，何以报之”，“且连谢字也不敢出口”？
　　凡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的文章中，都必然会涉及到杨鹏升这个名字。但杨鹏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何会六次赠金资助落魄中的陈独秀？陈独秀在江津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为何会给比他小了二十一岁的杨鹏升写了四十封信？几乎达到每月一封！这在他所有的新朋旧友中是唯一的（同时期写给台静农的虽多达七十余封，但内容几乎都是为出版《小学识字教本》）；所论之事，所发之情，其深度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他们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五年前拙作在香港出版时，笔者对这一系列问题也未能搞清楚。此次在大陆出版此书，笔者有幸通过成都新闻界的朋友，与杨鹏升的女儿杨祖慧女士（成都铁路局退休工程师）取得了联系。有了杨祖慧的大力帮助，笔者才有可能将上述问题弄了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陈独秀昔日名声如日中天，即便潦倒江津小城，也依然余辉不灭，余音绕梁，瘦死的驼驮比马大。而杨鹏升也绝非某些人想像中的那类不学无术，靠喝兵血搜刮民脂民膏弄得脑满肠肥，坐富一方的国民党赋闲将军，而是一位在金石书画艺术上蜚声中外的儒将。
　　杨鹏升算得一位货真价实的巴蜀奇才，其金石书画艺术方面的造诣，连不太容易恭维人的大文豪郭沫若也惊叹为“蜀派印圣一世雄”，即便在全中国，恐怕也是极少有人能与杨鹏升之比肩的。此君乃一九00年生人，书画署名铁翁，蓬生，中年归隐锦城九里堤“劲草园”后又以别号“劲草先生”行世。
　　杨鹏升出自四川省渠县平安乡一个没落的世代书画之家，幼年家境贫寒，靠自学写得一手好字，且擅篆刻，后为生计所迫在渠县街头卖字刻章，被杨森慧眼发现，将他作为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特招”入伍，后又出资送其到北京大学读书。杨鹏升与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极喜读《新青年》上的文章，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极为崇拜。来到北大时，正逢陈独秀但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思想激进，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当时他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在校新生，多次有幸聆听陈独秀的讲演，此前又读过他许多雷鸣电火般的雄文，对陈崇拜得五体投地，但他未读文科，无缘直接受教于陈独秀，于是便找到蔡元培校长，请求引荐自己与陈独秀见上一面。与陈独秀的初次见面交谈，更令他认识到这位大思想家的博大精深、高瞻远瞩。杨鹏升初次以弟子礼拜见陈独秀，师生甚是投缘，从此两人交往越来越频繁，成了友谊深厚的忘年交。此后，陈独秀去了南方，杨鹏升毕业后也重返军界。“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时，杨鹏升巳官至八十八师少将副师长，与师长孙元良将军率部与与日军血战。
　　杨祖慧在与其弟合撰的《陈独秀与父亲的交往》一文中写到：“陈独秀与我父亲杨鹏升是挚友，这件事情我们一直不是太清楚。直到一九八五年党和政府给我父亲平反并落实了‘率部起义将领’的身份后，我们才回到从来没有去过的老家渠县，走访了渠县统战部、渠县政协及有关老人，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父亲一生豪爽、正直仗义。一个国民党中将和一个共产党的原总书记能有那样深厚的交情，真的非同一般，十分特殊。这使我们感到十分感慨。家父一生淡薄名利，无心仕途，定居成都，潜心金石书画，广交朋友。民国显要林森、张群、杨森、李家钰、孙元良、顾祝同、陈诚，社会贤达名仕章太炎、沈均儒、郭沫若、柳亚子、章士钊、蔡元培，艺术大师张大千、徐悲鸿、刘开渠、齐白石、吴昌硕，以及陈独秀等名流大家，均过从甚密或交情笃厚。这也使父亲受益匪浅。”
　　过着戎马生涯的杨鹏升金石书画也足堪巍巍然大家。三十年代，他的作品在北京、上海以及日本各地巡展。一九三0年，杨鹏升在东京举办个人金石画展时，日本首相犬养毅亲临参观道贺。一九四六年十月，四川省政府教育厅聘他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馆成都书画展览委员会特约编纂。杨鹏升还擅长考古与文物书画鉴定，一九四七年美国空军司令兰度，在徐中齐的陪同下，专门前往“劲草园”拜访，他为兰度鉴别古玉器二百余件，还赠其自画扇面，深得兰度的喜爱。从来目中无人狂妄得几近疯癫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放下不可一世的架子，窝在“劲草园”里，一日三餐吃着杨家名厨做出的精致川菜，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为他选编过数十集《杨鹏升印谱》。连陈独秀也表示：“百集成时，拟勉强书数语以塞责也。”
　　　　二00一年十月中旬，在成都市人民西路四川省美术馆由四川省民革成都市委员会主办的“书画展览会”上，有一幅展出的珍贵书法作品引起了轰动。参观者驻足围观，流连忘返。这幅独特的书法作品，是由四川省民革成都市委员会委员──刘奇晋先生收藏的条幅。其全文为：
　　芙蓉花外夕阳楼　千里烟霞锦水头
　　芙蓉叶上三更雨　峨眉山月半轮秋
　　芙蓉堂下疏秋水　城满笙歌事胜游
　　故人多在芙蓉幕　要与中原静寇仇
　　壮志未酬三尺剑　水净芙蓉映白鸥
　　曾因国难披金甲　芙蓉小苑入边愁
　　芙蓉一种几千树　何啻人间万户侯
　　集赵嘏、李山甫、李昌符、李白、王安石、李中、杜荀鹤、曹松、李频、张著、曹翰、杜甫、智舷、苏轼诸公句而成以草──孝老吾兄法家友正　戊子九秋──弟鹏升于劲草园
　　这是杨鹏升先生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在“劲草园”书赠当时的四川省成都市中央银行行长杨孝慈的。全诗共选集了跨越唐、宋等朝代的十四位名诗人的十四篇诗词中的相关诗句而成。从条幅及注解不难看出，要创作出这样的一首集句，要读多少书且要记住多少诗句，才能信手拈来，巧妙组合，自成一诗，天衣无缝。而且还要抒发出自己独特的情感。可见杨鹏升其知识之广博，功底之深厚，才思之敏捷，实属难得。而作为书法作品，全篇布局张弛有度，笔法刚劲有力，行笔流畅，笔力遒健，也是书法作品中之精品（附作品照片）。
　　杨鹏升的字，还有故事。
　　游览过长江三峡的人，想必还记得，当行至具有三峡门户之称、千年古城白帝城下的夔门时，就会看到刻在滟滪堆岩石上的‘夔门天下雄’五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其落款为‘孙元良’。中央电视台在现场直播‘三峡工程下闸蓄水‘和‘高峡出平湖’实况时，多次出现夔门及其‘夔门天下雄’这五个大字的画面，其落款‘孙元良’三字，也清晰可见。孙元良乃是当年国民党军驻万县八十八师师长，此五个大字系一九二七年书写而镌刻的。然而，杨祖惠却告诉笔者‘夔门天下雄’这五个字，是出自她父之手。这是怎么回事呢？杨祖惠说瞿塘峡白帝城下夔门悬崖峭壁上刻的‘夔门天下雄’五个字，落款虽是‘孙元良’，但实际上是其父亲亲笔所书。为此，她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希望在有关史料上恢复历史真实的面貌。她还拿出一份当年四川渠县地方实力派人物雍熙文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为他父亲所写的历史证明材料，上面写道：‘我与杨鹏升早年相识，他的文艺才能很高，一九五五年在渠县监狱，我和他被关在同一间牢房很长时间。一九二七年他在万县任反动派八十八师副师长（伪师长孙元良），我与他会面认识……他驻万县时，在夔府下面白帝城滟滪堆岩石上写有‘夔门天下雄’五个大字，落款是孙元良，实际是杨鹏升书写的。”孙元良当时为师长，杨鹏升是副师长，孙元良知杨鹏升书法有名，请他写‘夔门天下雄’并落自己的大名，这对于杨鹏升来说也是不好推辞的。这样。时过半个多世纪也无人知晓，这五个大字的真正书写者，乃是杨鹏升。”
　　杨鹏升虽然是军人，但他对金石，书画艺术一生锲而不舍，他把自己一方斗室命名为‘三万印石室’，家里到处堆放着他四处搜集来的各种石头，箱中、橱中都藏有许多金石锦匣。笔者曾在杨祖慧处，看到九枚珍藏在精美锦匣里的印章，匣盖上绣有古文家罗振玉‘三万印室第三十匣’的题签。九枚寿山石晶莹润泽，每枚均有印纽和边款，其中一枚品田黄重达三百余克。这方印章布局诡奇，印迹老辣峻利，充满阳刚之气，与齐白石大师的艺术风格极为接近。这九枚印章不过是杨鹏升印章中的沧海一粟，可惜号称‘三万’篆刻珍品，如今巳杳难寻求了。”
　　陈独秀到江津后，杨鹏升巳身兼川康绥靖公署参议和重庆卫戌司令部中将顾问等官高位显的虚职，“任职不履职，支薪不办事，很少过问政治，潜心经营‘劲草园’和钻研金石书画。
　　原成都老西门外出北巷子，过金仙桥，绕马家花园，再走过一块田坝，就来到了九里堤上。在那里，一座名气颇大的花园──“劲草园”耀然出世。每年金秋时节，园中万树芙蓉盛开，争奇斗艳，巧夺天工。届时，园主人必开园迎宾，广容游客赏花。其时，达官显贵、名士骚客、市民学生，扶老携幼、相邀前往。九里堤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胜似赶青羊宫花会。当时即为众人誉为“芙蓉花会”。
　　“劲草园”占地约上万平方米，一边紧邻府河，一边紧靠九里堤埂，有砖木房三幢；精致草屋一栋。亭台楼阁、假山错落有致。其余，大部为精心栽培的万株芙蓉树及梅花、桃树、柏树等，地面广植草坪，绿荫衬托着万树芙蓉、五百梅花以及间种其间的芍药、牡丹、菊花等花卉。真是情趣盎然，令人留连忘返。
　　“劲草园”就是杨鹏升的私家花园，他于一九三九年开始精心培植营造而成的。抗日战争开始后，杨鹏升将军对国民党的腐败与不抵抗政策深为不满，愤然挂冠回蓉。在九里堤的这片土地筑宅而居，取“疾风知劲草”之意，命名为“劲草园”。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亲笔题写了“劲草园”的匾额。杨鹏升犹如作画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精心设计、合理安排布局，对其一草一木都作了精细考虑。经数年打造，“劲草园”终于成了“万树芙蓉、一弯清水、千竿翠竹、五百梅花”的胜景。
　　一九四0年初夏“劲草园”落成，张大千、郭沫若、徐悲鸿等人前往祝贺。郭沫若游过“劲草园”后，即席赋诗一首，赠与主人。诗云：
　　与人论艺常称公，
　　蜀派印圣一世雄。
　　味道神韵逼两汉，
　　劲草先生知疾风。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判刑十三年，后经上诉减为八年。陈独秀在监狱服刑期间，杨鹏升数次托陈独秀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将烟卷、水果、糖果等物转送陈独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提前释放了陈独秀彭述之等同案人员。
　　这年九月，陈独秀从南京到达武汉避难，恰好杨鹏升也调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兼办公厅副主任。他从报上看到陈独秀到了汉口的消息后，立即多方打听，在武汉码头附近一小旅店找到了暂栖于此的陈独秀与潘兰珍，随即帮助夫妇二人在武昌小潮街一桂系军官的一所平房里安身。从此，杨鹏升在多方面给予陈独秀夫妇照顾，两人交往甚密，感情笃厚。杨鹏升为陈独秀精心篆刻一方阳文“独秀山民”四字图章，和一方“仲甫”图章，被陈独秀视为珍品。陈独秀也曾以书法作品和一些著作相赠。他们师生之间以文交往，相互观尝，互赠往来，切磋技艺，其乐融融。陈独秀在小潮街住到日军迫近武汉，才从这里入川。
　　“劲草园”中，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杨鹏升对于处境艰难的陈独秀须臾也没有忘记。同处蜀地，交往弥笃，书信往来遂更为频繁。这一期间，陈独秀巳经把杨鹏升视为了自己晚年倾诉衷肠的知音。
　　杨祖慧说：“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凄凉病逝于江津鹤山坪。家父六月二十日才得知此噩耗，顿时痛心疾首，悲痛哽咽，在陈独秀来信的信封背面含悲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廿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报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深深缅怀着这位忘年交和老学长。从此，陈独秀的四十封来信就成了我家的家珍，被精心收藏。（一九八五年由中央挡案馆收藏）。从陈独秀最后的四十封信中充分体现了两位朋友的牵挂。两位先人已辞世多年，但他们之间至诚的师生友谊和深厚的交往，是难能可贵的。令我们后人感动和敬佩，并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
　　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金石组便巳收藏了杨鹏升的精拓印谱七函二十八册，在其分部也有部分收藏。凡是有资格一睹这些印谱的人，无不叹为观止，赞为巧夺天工，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鹏升将一套百集《杨鹏升印谱》送给毛泽东主席。尔后又将二十余种金石、书画著作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成都解放时，杨鹏升还在“劲草园”设宴款待过贺龙元帅，并在园内建造了解放纪念亭。
　　对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乐善好施，有着一副侠肝义胆的杨鹏升，自己最终却成为了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解放，杨鹏升随邓锡候、王瓒绪等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解放后，受聘于重庆西南美专任国画、雕刻教授，兼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馆筹备委员等职，后调成都市文化局任城市园林艺术顾问，系市政协委员。一九五四年却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家被抄，毕生搜集珍藏的金石书画作品被搜缴后从此沓无音讯。一九六八年，杨鹏升病死狱中，享年六十八岁，一九八三年二月始得平反，恢复名誉。
　　 　　22、拒绝去延安
　　
　　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并没有忘记这位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陈独秀因病到重庆宽仁医院住院时，周恩来、董必武与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
　　而仅两个月以后，周恩来、董必武、朱蕴山又亲赴江津，再次拜望了陈独秀。
　　那是在陈独秀从重庆回津后，邓仲纯让他夫妇住进自己家，以便继续观察一段时间。
　　周恩来等人大驾光临，这倒令陈独秀既意外又感动。尤其是见周恩来、董必武仍像过去在党内时那样尊称他“仲公”，更是手足无措，连忙请客人坐下。
　　“仲公，恕我冒昧，以后的路，你究竟打算怎么走？”在陈独秀的“家”中，周恩来在认识了陈独秀的妻子，几句寒暄后，直截了当地问道。
　　陈独秀与周恩来共事多年，深知此人精明干练，对他素有好感。但对他提出的问题，却令他颇难回答。
　　“仲公，”周恩来见他沉吟不语，又接着说道，“现在大敌当前，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民众竭力支前。我想，先生绝非闲云野鹤鹤、隐士悠民，如今独处江津，心里也并不痛快吧。”
　　“那当然，民族之情，爱国之心，独秀自然有之。不过，恩来啊，我如今一介老朽，一个被弃之人，又怎可奈何？”说到此，陈独秀苦笑了一下，话中有音地说道，“我陈独秀到此也就只能抱清白一生，不成为民族败类为唯一大愿了。”
　　周恩来自然能听出他话中的怨气。
　　这里，便涉及到一个当时沸传全国的历史公案。即：延安为何要把陈独秀定性为巳经堕落成拿日本人津贴的“便衣侦探”？
　　当然，罪名的由来，也直接与罗汉自作主张以陈独秀私人代表的名义前往延安接洽有关。
　　罗汉与毛泽东、张国焘私交甚笃，千里迢迢赶到延安，他先找到张国焘，由张国焘出面搭桥，罗汉很容易地见到了毛泽东。
　　罗汉首先向党中央强调了陈独秀过去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两个儿子巳经为党牺牲，陈独秀又坐了五年国民党的牢。他还详细地介绍了陈独秀近期的表现，一出狱即在各种集会上演讲，在报刊、电台上发表文章、演讲，积极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鼓动“全民抗战”。他说陈独秀两次前去南京傅厚岗与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晤谈，真诚表示拥护中共现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认为既然中共连过去的生死冤家国民党蒋介石都能与之合作，那么，像陈独秀这种犯过错误而被关在门外的老同志，更应该回到党内，重新与同志们团结在一起。
　　罗汉的介绍打动了感情丰富的毛泽东。他对罗汉以充满怀念的语气谈到了陈独秀过去对他的影响。
　　毛泽东说，一九一七年的夏天，他和张昆弟、蔡和森等谈到陈独秀，他曾这样评价：“冲决一切现像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他还谈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他得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后，他立即奋笔写了《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
　　“毛泽东明确地对我表示，”罗汉后来对陈独秀说，“为了利于一致抗战，我认为可与陈先生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他还对一旁的张国焘说：‘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还在大搞肃反，错误恐怕尤多于我们。目前我们既然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对过去的所为巳经有了改悔之意，何尝不可一起抗日？’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意见最终未能得到贯彻……”
　　“原因我巳经知道了，是张国焘亲口告诉我的。”陈独秀打断了罗汉的谈话。
　　“怎么，张国焘到江津来找过你？”罗汉有些诧异。
　　“不是在江津，是在武汉。张国焘在武昌来看望我时，还有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陪着他。”陈独秀向罗汉仔细地谈到了这一段经历。四月里刚刚由延安逃到武汉的张国焘此行是有目的的。他急于想露一手给蒋介石看一看，而他选中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陈独秀。如果他能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位开山老祖请出来另树一面大旗反对延安，国民党中的要员谁还敢小视他的价值？因此，他竭力把中央渲染成一个充满权夺利与血腥恐怖的集团，把抗日圣地延安歪曲成一个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他还把他逃离延安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陈独秀的个人意见，说成是整个中央的意见，企图以此来激起陈独秀对中央的仇恨。从后一个问题上，张国焘可说是获得了成功。陈独秀确实相信中央在寡情薄义地搞臭他，欲置他于死地。以至于后来在江津时，周恩来主动伸手帮助他，也遭到了这个倔强老人的断然拒绝。张国焘也的确参加了那次政治局会议。只不过他故意隐瞒了一些真相。
　　 　　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飞抵延安后主持召开的那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同志刚刚把陈独秀要求回党工作的问题也被提出来，王明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
　　张国焘说因为他清楚毛泽东的态度，所以谈了一点与王明不同的看法。
　　话刚说完，王明就非常武断地说：“中共和什么人都能合作，唯独对托派是个例外。我们的任何作法都不能违背苏联的现行政策，口径上必须和联共（布）一致。”他进一步明确地说道，“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动刽子手合作，但决不能和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以及他部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决不可以与陈独秀这样的人合作。而且，在迪化时我还听说过，陈独秀现在巳经堕落为日本人的间谍，日本人每月给他三百块津贴。”
　　毛泽东说了句棉里藏针的话：“这样的传言，在延安早巳有之，说陈独秀巳经成为日本人的间谍，仅以传言为凭，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吧。”
　　鉴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王明不便当面反驳他，但他仍然坚持中共决不可以与陈独秀合作。他态度强硬地说道：“斯大林同志正在雷厉风行地整肃托派，连皮达可夫、索科里尼柯夫、拉狄克这样的都巳经被抓起来了，他们巳经供出准备和布哈林、托姆斯基一起刺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对托派恨之入骨，我们却准备和中国的托派头子陈独秀拉拉扯扯眉来眼去，如果让斯大林知道了，那还得了！所以，我坚决地认为，为了党的最高利益，我们的态度与党的宣传口径必须要统一起来，即使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肯定他是日本间谍。”
　　紧跟着，康生便禀承王明的旨意，化名赵云，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长文《铲除日冠寇便衣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公开污蔑陈独秀在“九•一八”后即成为每月领取三百块津贴的日本间谍，谴责说：“然而，他至今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了！”此后，党领导的《群众》、《新华日报》也赓即转载此文，将陈独秀骂得来狗血淋头。
　　张国焘清楚这一切，但他很聪明，他知道要达到请陈独秀出山的目的，他应当说些什么，不应当说些什么。
　　张国焘说了那么多，陈独秀却没有反应，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其实，他心里非常明白张国焘此行的目的。因为他从监狱里出来不久，朱家骅就衔蒋介石之命，到傅斯年家中来动员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新的共产党”，并许诺首先提供十万元作为建党筹备费，另给该党五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遭陈拒绝后，朱又降而求其次，恭请陈独秀屈就国民政府劳动部长一职，陈也不屑一顾，弄得朱家骅一无所获，只好悻悻回去蒋复命。
　　昔日朱去,今日张来，他们还不是怀着同样的动机，为着同一个主子。
　　“陈先生，”张国焘激动地说道，“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我恳求先生挺身而出，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共产党！以先生的巨大影响，只要大旗一竖，必然八方响应，应者云集。我张国焘，依然会如同当年在北大时一样，紧随先生鞍前马后，摇旗呐喊。”
　　张国焘吐出这腔至关重要的话，然后满怀希望地注视着眼前这位老人。
　　是的，巳近花甲之年的陈独秀确实巳经老了，无情的岁月，巳在昔日这位英勇斗士的身上勾勒出龙钟老态。他那清瘦的面庞上巳经布满了无数细密的皱纹，他那蓄满智慧的脑袋上也增添了许多白发。但是，张国焘却从老人那扬起的剑眉、紧抿的嘴唇，深邃的眼瞳和挺直的笔梁，仍然看到了他当年非常熟愁的那股子傲气和倔劲儿，以及满脸的凛然之气。
　　陈独秀终于表态了，他话语缓慢，却分明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蒋介石，他也太看重我了。独秀如今巳是一介布衣，早巳厌倦政治，只想埋头做点实在的学问。组织新党的事，还是另请高明吧。”
　　几句自作多情的谎言，岂能骗得了陈独秀。
　　张国焘开口再劝，陈独秀对他摆了摆手，说道：“特立，不用多说了。前次朱家骅来时，我就对他明白说过，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作为个人恩怨，我与他不共戴天。但是出于国家民族大义，在此抗战关头，我也不会出面反对他。请你转告姓蒋的，我陈独秀今生今世，决不会为他卖命，要我在他手下做官谋事，更是异想天开！”
　　张国焘瞠目结舌：“先生……”
　　“我巳发誓，从今后除了抗战，我不参加任何党派的活动。特立，我意巳定，不用再说了。”
　　对于这桩由王明、康生搞出来的公案，周恩来自然清楚。
　　“仲公，我这次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道你贵体欠安，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中央和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去.”
　　“什么？请我去延安？”陈独秀大感震动，愣愣地瞪着周恩来。“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来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
　　中央内部的斗争，周恩来当然不便与他谈及，而只能一言以蔽之。他望着陈独秀，诚恳地说道；“历史的旧帐，我们都不必再纠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请你去延安，这也是润之的意见。”
　　“哈哈。”陈独秀怪异地笑了起来，眼睛里泛上了一层晶莹潮润的东西。他连连摇着头说：“我不去，我决不会去延安！当初中央居然以三项条件来卡我，我拒绝了，而且，我还对董必武、徐特立都郑重强调过：‘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现在是究竟是怎么了？怎么又想起让我回共产党去！我现在回去干什么？大钊死了，延年乔年也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与其去延安做个摆设，我还不如就呆在这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
　　董必武也劝道：“仲公，我们真诚地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们对你的帮助。”
　　“你们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唯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
　　陈独秀固执如此，谈话显然也很难进行下去。周恩来吩咐他的侍卫长龙飞虎从皮包里拿出带来的一百块银元，放到了桌子上。
　　陈独秀大惊：“恩来，你这是为何？”
　　“仲公，我们知道你现在身体有病，生活也并不宽裕，这是我们从‘互济会’里拿出的一点钱，请你一定收下。”
　　“恩来！”陈独秀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道：“‘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而且我还为它定下了一个原则，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家属……这钱，我怎么能收？请你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的！”他猛地站起身，坚持把这笔钱放回了龙飞虎的皮包里。
　　 　　建国后曾担任第一届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在《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说：“那时王明问题巳经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独秀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斥打击的状态中，总认为是中央打击排济他。……当时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还是有贡献的。”
　　上海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年谱》中有清楚记载：“二十八年上半年，周恩来、董必武、朱蕴山亲赴‘延年医院’，劝陈去延安，遭拒绝。”
　　周恩来、董必武、朱蕴山江津之行虽未果，中央此后也并未对陈独秀置之不理，朱蕴山受周恩来、董必武之托，经常到江津看望陈独秀。连陈独秀搬到乡间石墙院居住后，朱蕴山也数次到那里去看望他，继续劝说动员他到延安，怎奈陈独秀性格固执，根本就听不进去。
　　 　　朱蕴山参加革命后，与陈独秀的关系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朱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直受陈独秀的指导。陈独秀离开党中央核心领导班子后，曾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的言论集给朱蕴山，望朱也加入托派。朱蕴山婉言拒绝了，让高语罕将书还给陈独秀，并劝告陈独秀不要搞托派这个组织，指出不管怎样，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言行均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贸然卷入是非漩涡，很难拔出。陈独秀不听所劝，一意孤行，最终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朱蕴山和陈独秀之间，就不谈政治，只有私交了。
　　朱蕴山在江津乡间鹤山坪上之石墙院的住处上无天花板，下面是潮湿的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室内家俱是主人免费提供的，也十分简陋，潘兰珍还开了一小块菜地，以减少经济支出。陈独秀家中唯一称得上“装饰”的便是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的拓片，看后倒让朱蕴山蓦然生出一种肃然起敬之感。
　　一九四一年冬天，陈独秀在向欧阳竟吾借《武荣碑》字帖时，欧阳大师要他留下一张借据，陈便以诗作据。诗中透露了他那时巳经十分清苦的生活。
　　贯休入蜀唯瓶钵
　　久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
　　老馋独羡武荣碑。
　　贯休”是我国五代时期名僧，能诗善画，擅长书法。陈独秀在诗中自比贯休。
　　朱蕴山这年春节前来再次前来看陈独秀，路过江津县城时在支那内学院欧阳大师家中看到了这首诗，心中不忍，便到杨嗣桥菜市场上买了四只鸭子，再雇上滑杆赶往石墙院。那一天雨丝如线，雨雾如烟，去时见陈独秀胃病发作，正痛得在床上呻吟滚动，潘兰珍则在旁边苦着脸一措莫展。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逝世后，朱蕴山在报上看到消息，抚昔追今，感慨不巳，以诗抒怀。诗云：
　　掀起红楼百丈潮，
　　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
　　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
　　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老终不变，
　　盖棺论定老书生。
　　笔者认为，“僵死到老终不变”，既拒绝去莫斯科，也无论如何不去延安，对陈独秀来说也许真是一种最佳的选择。试想大革命失败后假如他接受去苏联担任第三国际东方局局长的职务，从后来斯大林肃反的手段和规模烈度来看，他绝对难逃这一劫，给他准备的必然是子弹，监狱，或精神病院。连贺子珍不也被送进去了么？假如出狱后接受中共的三个条件，到了延安，也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作为斯大林最痛恨的中国托派组织的旗帜性人物，即便毛泽东、周恩来给予礼遇，斯大林也必定会要他的老命。王明、康生从苏联回来即对陈独秀大加诬蔑，“日寇便衣侦探”的帽子不是巳经扣在他脑壳上了吗?更何况，仅仅因为被怀疑为托派分子，被王明下令枪毙的著名共产党高级干部还少了吗？张国焘的秘书长、后担任军政委的黄超，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他俩是资深的共产党人，也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后来同为西路军十一人核心领导成员，两万多兵马杀得来最后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可王明坐着斯大林给他安排的专机一到迪化，便以托派罪名命令邓发把刚刚死里逃生的黄超和李特抓起来枪毙了。在迪化被王明处死的还有比黄超李特资历更老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俞秀松、董亦湘。二人均是共产国际派到盛世才身边作工作的要员，在他们的努力下，连盛世才也加入了共产党（未通过中共，盛世才访苏时由斯大林当面批准）。俞秀松甚至还娶了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做老婆，他被处决时化名王寿成，公开身分是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院长。在中央苏区、川陕苏区、湘鄂西苏区，以及在延安，凡与托派沾上边即人头落地，几成铁律，陈独秀倘若在延安，以他的经历和从不认错的个性，就算有七条命，恐怕也活下来。
　　看来，陈独秀究竟是陈独秀，固执，有时也未免不是好事。
　　 　　23、为抗日将领家属授锦旗……
　　
　　笔者在翻阅地方保存的民国时代的资料时，竟然看到了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江津县长黄鹏基特意邀请避难入川客居江津的陈独秀作为地方名流，登台作鼓励抗战精神之讲演，并向抗战有功将领家属赠与锦旗与牌匾。在这次会上受到表彰的有功将领共有两人，一是国民党的夏仲实将军，至今江津人仍称他为“夏老军”；一是共产党的聂荣臻将军。就在这次赠送锦旗的集会上，陈独秀与黄鹏基亲手将烫着“中华英杰”四个金色大字的横匾送到了聂荣臻的父亲聂仕先与聂荣臻的结发妻子聂龙氏先手中……由此，笔者不禁想起了多年前自身亲历的一桩旧事。
　　据《江津县志•人物志》载：夏仲实系江津县白沙镇人，光绪三十三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堂。宣统两年毕业，选送陕西陆军中学。民国元年入保定陆军学堂，为步兵科一期生。三年毕业后，以成绩优异留校任校长蒋百里的秘书，未及一年辞职返川，就任川军刘湘部少尉候差员，三月后即任连长。
　　民国四年，仲实巳升任营长，闻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便在军中大为宣传，欲为回应，遭刘湘申斥说：夏仲实想戴红边边帽子（护国军军帽标志）。此时，刘伯承回川宣传革命兼搞兵运，得知此事便托友人介绍与仲实相认。两人一见如故，仲实邀请刘伯承至营部居住，共商义举。不料被副营长欧永庆向刘湘告密，待刘湘派人来抓捕刘伯承时，仲实巳派人将伯承送走。由此，仲实失去刘湘信任。不久，仲实东渡日本，结认一些同盟会员，回国时，受同盟会委托携带秘密文件，到上海时，将文件用油纸包裹含在口中，始得混过关防。一九二四年，仲实巳是刘文辉部的师长，他治军极严，一九三0年驻防资中，石肇武旅一连长强奸民女，仲实将其当众枪毙。驻防眉山时，团总赵子和通匪贩毒，横霸一方，仲实顺应民情，将其逮捕正法，大快人心。一九三三年，“二刘（刘文辉与刘湘）之战”爆发，刘文辉失利，退至西康，仲实解甲归田，回乡后见白沙南北交通为长江所阻，便倡议办义渡，首捐一百石租谷带头集资，购置木船十艘，该渡口名命为“夏公义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仲实重整戎装，请缨杀敌。一九三八年五月出任王陵基、张志和率领的第三十集团军第七十八军军长，六月率部出川，英勇反击，使日军多次遭到重创，南昌会战、武陵战役、长沙会战中，俱屡立战功，获云麾勋章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陆军甲种一等勋章各一座。
　　由于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对中共领导之下的八路军的战绩少有正面宣传，所以当时的江津人中，除了聂荣臻在江津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同学外，对于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这位政治委员、稍后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普通百姓大多不知。
　　但是，陈独秀却对这位聂荣臻非常了解。因为，他过去在党内担任总书记时，曾经多次和聂荣臻打过交道。
　　一九二五年八月，他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后，派任作民前去将从莫斯科各军事学院学成后回到上海的二十多名干部按排分散住在几家旅馆里。第二天，他即接见了这批极为珍贵的军事人才，他们中有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范易、李林、纪德福等人，带队的是王一飞，也有江津的这位聂荣臻。当时，陈独秀手里拿着一张这批干部的分配名单，经王一飞介绍后逐一与每位同志握手。他宣布了每位同志的分配去向，随后亲切地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大家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当前共产党面临的任务。
　　他说道：“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人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具体岗位，到了广州由广东区委再作决定。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的工作。你们要参加国民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这个革命，使革命获得成功，就是大家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他还记得，聂荣臻和叶挺、熊雄、张善铭等十二名同志被分配去了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由于他对王一飞提出的创立中央军委的建议尤为重视，所以便把王一飞和颜昌颐留在党中央专抓军事工作，由王一飞负责。这也就是中共中央最早的军委。但那时在陈独秀领导之下的中央军委并不是一级领导机构，而仅是做一些军事方面的统计工作，汇集一些军事方面的情况、人事分配工作等等，是一种组织工作性质的机构。
　　陈独秀那时候作为党的最高负责人，对党派到黄埔军校去的一大批同志异常关心，所以也有相当的了解。他知道这批同志去后工作上都极其出色。熊雄在任政治部副主任后不久，即在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事变中被反动军官杀害，叶挺则在北伐中率领独立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成为了一代名将。而出自江津的这位聂荣臻，到黄埔军校被分配到政治部担任秘书，协助主任周恩来（后是邵力子）、副主任鲁易（后是熊雄）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那时的政治部人员约有二十多人，黄埔军校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共产党在军校中有着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共在政治工作方面威望最高。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都是中共党员，像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同志。
　　北伐军攻下武昌以后，陈独秀也率中央机关迁到了武汉，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分成了两个摊子，一个在武昌中和里，另一个设在汉口友益街。友益街的这个机关多是重要的领导同志，由张国焘具体主持。那时作为军委特派员被派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的聂荣臻经常从前线赶回来向陈独秀汇报情况。但陈独秀对军事工作并不在行，每次都是听了一会儿，就把话题转开，大谈特谈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去了。聂荣臻枯坐了一会儿，只得告辞走了。
　　陈独秀对聂荣臻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四•一二”事变之后。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占领杭州，三月二十日进抵龙华。上海守敌十分恐慌。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给上海守敌以致命的打击，中共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不同于前两次，前两次都因为准备不足而失败。这次，总结了前两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又加强了领导，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是三月二十一日发动的，到二十二日晚，就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三月底，蒋介石进入上海，和帝国主义、青红帮勾结起来，于四月十二日发动了事变。他下令强占工会，解除工人武装，疯狂地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许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上海和汉口之间党的联系也告中断。
　　党中央对上海的情况完全不明，于是，决定派聂荣臻和李立三同志火速赶到上海去处理善后。两位同志出发前，陈独秀接见了他们，交代他们的分工是：李立三同志负责解决党组织方面的问题；聂荣臻同志负责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
　　这年的七月，陈独秀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成为“撒手不管闲事的老头”。他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写的文章，均用“撒翁”作笔名，便足以表明他的心迹。但是，他却仍然从同志们的口中知道聂荣臻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此后又参加了广州起义的谋划指挥，再后又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中一名杰出的高级指挥员，继而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国共合作后，又出任八路军主力一一五师的政治委员。
　　武汉一别，是陈独秀与聂荣臻的最后一次见面。虽然巳经过去了十余个年头，迄今，他依然还能清楚地记起他那张严肃的脸膛与充满英睿之气的眼睛。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过去在所有关于聂荣臻元帅的资料中，对聂荣臻的结发夫人聂龙氏均无一字提及。而且当笔者动笔撰写此书时，抱括聂氏家族的不少人也不清楚她叫何名字，而只是习惯性地称她为聂龙氏。笔者也曾参加过当年江津有关部门组织作者撰写《聂荣臻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一书的相关会议（该书一九八八年巳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地方领导回避这一事实，明确告知作者们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然而笔者不能理解的是，讳什么？有什么值得可讳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段史实的本身，就是聂帅与他的结发夫人共同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一种特殊的牺牲！聂帅并不愿意舍弃他的妻子，而聂龙氏则是终生盼望着丈夫的归来，即便是在解放以后她知道完全无望的情况下，她也只能独自走完了寂寞的晚年人生之途。
　　这是个人生活服从于革命大业的典范事例，根本无损于聂帅的个人道德！
　　这位聂龙氏，笔者曾在她的生前与逝后与她有过两次简短而浮浅的接触。
　　凑巧的是，两次见面，都是在菜子花铺满原野的季节里。
　　第一次是在笔者当知青的时候。一九七二年春季里的一天，我去插队在江津吴滩区插旗山脚下的同学蜀津（现为重庆永川市人民医院放射科医生）处耍，蜀津告诉我，聂荣臻元帅的结发妻子龙妈妈如今就住在吴滩场街上。我纯粹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立即与蜀津赶到了几华里外的吴滩场上，径直上门去拜望龙妈妈。
　　那是四川乡间极其普遍的同类型的木板拼架的房子，老态龙钟，歪歪倒倒，发黑糟朽的门板上明显地刻下了这一排相挨着的破房烂屋的古老年轮。我们跨进门槛，根本不用蜀津介绍，我一眼便看见了龙妈妈，因为蜀津早巳告诉了我，解放这么多年来，龙妈妈一直是独居一屋。
　　 　　我看到的是一个极普通的四川农村的老太婆，仿佛是见惯不惊的缘故吧，老太婆抬眼望了一眼我们这两个贸然闯进她家门的不速之客，脸上并无半分惊奇的神情，仍然继续着她手里的 “活儿”。她身材瘦小、干瘪，满脸的皱纹像场口那株老黄桷树上的树皮，眼神浑浊无光。而原本就瘦小干瘪的身子正蜷缩在一张凉椅上，双手捧着一个白铜水烟袋在“咕嘟咕嘟”地抽水烟。
　　遭到这样的冷遇一时间我们无话可说——那原本就不是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采访——我的心理上除了满足一种人所共有的好奇感，根本就没有作任何采访的准备。
　　老太婆穿着宽大的棉袍，头上戴着一顶厚厚的黑平绒圆帽，下面则是一对三寸金莲。而且棉袍上没有一个补丁，仅此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她的生活状况比一般的普通百姓好上许多。
　　由于龙妈妈没有请我们坐下，我们便像两根灯杆一样笔直地戳在千脚泥结成的煤球状疙瘩的泥地上，目光慢慢地从她身上移到了房中别处。这种老式房屋的采光很不好，没有窗户，除了门槛内侧有一团屋外投下的光团，屋里显得黑蒙蒙的，好一会儿眼睛才能适应过来。我们看到屋里的四壁上挂满或是贴满了各种各样的锦旗、牌匾。大都因年代久远而发黄变色，上面书、绣的大都是“中华英杰”、“热血男儿”、“一代名将”之类的赞誉之辞。下面的落款既有抗战期间国共合作期间的江津县政府，更多的则是江津民间的各界组织，解放后的则一件也没有。
　　我们逐一看后，自己找了两张小凳坐在老太婆面前，想和她摆摆龙门阵。
　　我问她：“龙妈妈，你还记得你是哪一年和聂荣臻元帅结婚的吗？”
　　老太婆抬起眼，冷漠地看了我一眼，算是给我的一个回答。
　　我讨了个没趣，不甘心，便又提了个问题：“龙妈妈，你去过北京吗？”
　　这下老太婆总算是开口了，说：“我没去过，我的侄儿辈侄孙辈经常去的，你自己看嘛，那玻璃板下面压得有他们的照片哩。”
　　我们立即去靠墙的一张长桌上俯身观看，那玻璃板下果然压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照片，有的是从报刊上剪下来的聂帅的照片，有的则是一些年轻男女与聂帅的合影。我们正饶有兴趣地观看，这时进来了一个腰杆上拴着围腰的中年妇女。这人就比老太婆健谈多了。她告诉我们，龙妈妈是国家包养起来的，现在每个月由民政部门发给七十元生活费，（那是相当高的了，差不多相当于我父母每月工资的总和）。她是龙妈妈的邻居，也是民政局出钱为龙妈妈请的保姆，每天都要来照料龙妈妈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还告诉我们，聂姓在这吴滩场上是一个大族，她也是这个庞大家族中的一个媳妇。大概是我们对聂帅表现出的祟敬之情使她也为自己的族籍与工作感受到了一种荣誉感。
　　她指着玻璃板下的一张照片骄傲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去年我女儿到北京去看聂帅时，聂帅在院子里和她一起照的。为了和我女儿照这张相，聂帅还专门穿了元帅服哩。” 那是一张看上去还很新的四寸黑白照片，身著元帅服的聂帅与一位有着圆圆的脸蛋的年轻姑娘紧靠着站立在一笼冬青树旁，背景是红色顶部有龙麟的宫墙。时令正是严冬，冬青树上堆满了雪末，姑娘身上也穿着一件黑色的短呢子大衣。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衣服显然是非常奢侈的。
　　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年代里，这位妇女居然毫不隐讳地对我们说，吴滩乡的人都说，聂帅能成为中国的大元帅，是因为祖坟的朝向好，占了好风水。
　　我们毕竟是在学校里呆过多年的知识青年，对这样的说法，当然并不相信。
　　妇女还告诉我们，聂帅与龙妈妈结婚才八个月就到法国勤工俭学，从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龙妈妈是一个好媳妇，勤快、忠厚、善良，没有孩子，就一门心思地孝奉公婆，先后为公婆送了终，此后，就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解放后，政府派人找到了她，她最初也要求到北京去和聂帅团聚，可得知聂帅早巳有了另外的家庭，她便仍然独自留在了吴滩。
　　一九五五年，聂帅趁视察四川军工企业的机会，曾回过一次江津，参观了他的母校江津中学，看望了他尚健在的两位老师和一些当年同班的同学，连一位熟悉的老门房聂帅也和他亲切地摆谈了一会儿龙门阵。但是，当县委书记凌文远征求他的意见是否趁便回吴滩看看时，聂帅沉思良久，最终摇了摇头……
　　那一次，我和蜀津还特意去看了早巳被吴滩乡的老百姓传得沸沸扬扬，弄出一些神秘传奇色彩的聂仕先夫妇的坟茔。两座坟墓相挨着头朝南并排列在一座山坡的北面，坟茔两侧、后面稀稀落落地种着一些小松树、小柏树。我还注意到，与其他普通百姓的坟墓略微不同的是，聂帅父母的坟墓均是用水泥做成的坟圈。
　　十八个年头后，我作为江津市文化局的一名普通干部，随县领导陪同入川公干顺道回乡寻亲的聂帅之女聂力中将再一次来到了吴滩乡。
　　阳春三月，风光明媚，轻车直驶吴滩乡。公路两侧，金波荡漾，油菜花仍然像十八年前一样铺满了原野田坝。我们先参观了刚落成不久并巳对外开放的聂帅故居。故居不仅保留和搜集了聂帅家中的物具用品，而且充实扩展改建美化得犹如一座乡村大花园——这显然是为了吸引游客所致，但离真实的聂帅故居巳相去甚远。此前，聂帅在看了地方领导专门送去的图像资料后也托秘书周均伦将军致信说：“房子虽然是在原来的地方，可你们把我家的房子搞得太漂亮了，我父亲顶多也就是个富裕中农，房子哪有那么好，那么大？”
　　参观过故居，聂力同志又在故居陈列馆负责人（此人也系聂氏族中人，按辈份聂力当叫他堂叔）的导引下来到了埋葬着她的爷爷奶奶以及名份上也属母亲的聂龙氏的坟茔前祭奠、凭吊。
　　坟墓显然是在不久前修整过的，坟墓前多了一条新砌的墓道，墓前的碑石顶端也箍上了碑帽。当年我曾见过的那些小松树、小柏树也巍然成林，和煦的春风将树叶舞弄出连续不断的轻响。而与十八年前不同的是，在原来并排而卧的两座坟墓左侧稍后一点的地方，多出了一座坟墓。当年我曾拜访过的聂龙氏，巳经长眠在了这里，生前死后，她都陪伴和服侍着聂帅的父母。
　　快到坟墓前时，县里的同志才发现出了一个疏忽，聂力到坟前祭奠爷爷奶奶，地方居然啥也没有准备！顿时，我们这帮随行人员马上忙碌起来，赶紧扎制花圈。好在是春天，好在山野间有的是野花绿草，而且还有大片大片开得像金波荡漾的海洋般的油菜花。我们就地取材，倾刻之间便扎制出三个小花圈，由聂力同志逐一敬献在她的爷爷、奶奶、母亲的坟头前。
　　聂力先在爷爷奶奶坟前深深地三鞠躬，久久地默哀。我们所有的陪同人员也立于聂力身后，同样的鞠躬、默哀。
　　在聂龙氏坟前，聂力同样深深地三鞠躬。稍后，转过身来深情地向大家说道：“龙妈妈逝世的消息送来后，对老爷子的剌激相当大，他不断地对我们念叨：‘她是个好人呐，为我，为我父母辛苦了一辈子！’那一天，老爷子连一口饭也没吃，把我们都急坏了……”
　　24、列夫•托洛茨基……
　　
　　笔者曾深入大巴山采访幸存的老红军，得知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肃反中，许许多多红军官兵被打成了托派分子而遭到杀害，而最令这些蒙难者死不瞑目的是，在他们头落地最后一刻，也没有弄明白要了他们命的托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萧克老将军为《陈独秀诗集》作的序，无疑是一篇足以令人振聋发聩的文章。老将军摘引了他本人一九八一年在中共成立六十周年讨论会上的几段发言：“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有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符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接着，老将军列举了研究陈独秀无法回避的一系列重要方面：“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其以前的时期，而且应包括托陈取消时期。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和外国的托派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纲领如何？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如何？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态度如何？出狱到去世时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应当在研究之列。”
　　 　　要让现在以及今后的中国人知道托派是怎么回事，首先就必须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用陈独秀的话来说：“他们是老子党，我们是苦力。”
　　这话看似偏激，而性质的确如此。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却又是合法的规范之中。这种关系给日后的大革命失败潜伏下了隐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遵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违背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而另搞一套，这是共产国际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每当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意见不统一时，最后都是以中国共产党屈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统一起来的。
　　很明显，陈独秀虽有着中国共产党第一领袖的身份地位，但却是个能当家却作不了主的总书记。替中国共产党作主的是共产国际，是苏共中央——说到底是斯大林。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其中可以看到，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五年间，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一百二十二次会议，作出过七百三十八个决议。这些决议，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都有指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失败了，但斯大林则认为其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把责任一古脑儿全都推到了陈独秀身上。
　　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亲手炮制了一起大冤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的所谓“托——季反苏联合总部”案，这个案件的审理把“托派”称为是德、日情报机关的“侦探”，是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匪帮”，于是，苏共党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
　　从那以后，对共产国际指示必须不折不扣执行的中共领导，凡提到托洛茨基，必然加上“匪徒”、“反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之类的名词。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托洛茨基的命运一点也不值得称羡，他的名字成了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诅咒的对象。谁不小心与这个名字牵连上，就有可能人头落地。然而在托洛茨基从苏联的政治舞台上突然消失以前，这个名字还曾在苏联红色歌曲中不时响起，托洛茨基的肖像也还同列宁的肖像一起，高高地悬挂在苏联各级党政机关里。
　　革命早期领袖中的很多人都是个性突出，颇具诗人气质和人格魅力的理想主义者，能够在追随者中间产生巨大的号召力。他们是天生的鼓动者和演说家，文笔优美，言辞犀利，永远有过人的精力，有着一切杰出革命家具有的出众品格和坚强意志。
　　中国的陈独秀如此，苏联的托洛茨基也如此。
　　列夫•托洛茨基，苏联时期著名政治家，列宁最亲密的战友，红军的缔造者，第四国际领导人，联共（布）党内反对派，所谓的“托派份子”首领。一九一七年八月，担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按照当时列宁身体的状况，世界各国普遍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接班人非托洛茨基莫属。
　　可是突然之间，苏共中央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并把他流放到了阿拉木图。
　　这位伟大的被驱逐者乘“伊里奇”号轮船被迫前往距莫斯科四千公里之遥的阿拉木图后，一刻也没停止他的政治活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中旬，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特使专程从莫斯科带了封信给他，要他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活动，否则将改变其居留地。托洛茨基复信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声称要他停止政治活动意味着要他停止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进行斗争，而他，托洛茨基，从事此种斗争已达三十二年。在他全部生命中那些有意识的岁月里，他从未间断过这种斗争，因而他绝对不会屈从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最后通牒。
　　一个月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投反对票的只有三人，他们是布哈林、雷科夫和托姆斯基。
　　 　　很快，他们也被斯大林打成托派分子，遭到处决，家人遭遇，惨不忍闻。
　　就在苏联政府通过各驻外使馆，仔细研究哪个国家同意接收托洛茨基时，上次来过的那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使又来找他了。这一次特使向他出示了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会议所作记录的摘要。该摘要说，鉴于托洛茨基从事组织非法政党这一反革命活动，决定将其驱逐出苏联。得悉这一文件后，气得发疯的托洛茨基当即向那位特使写下了如下“收据”：“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向我宣读了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通过的，形式上非法实质上犯罪的决议。托洛茨基。”
　　这位前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狂怒地大喊大叫，说根本不能违反他的意愿把他驱逐出境，这是一个未经法庭批准的决定，完全是违法的。
　　在托洛茨基大发雷霆十二天后，一列从莫斯科出发负责押送他的专列终于驶进了库尔斯克州一个偏僻的林中小站。但托洛茨基拒绝前往土耳其——这个当时惟一一个愿意收留他的国家，而坚决要求去德国。这下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官员弄得不知所措，急忙同莫斯科进行无休止的磋商。结果，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把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儿子谢尔盖，从莫斯科弄到这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林中小站来，以便同他告别。
　　接着便是持续多日的暴风雪。每天早上，火车都拉着一节车厢，到最近的一个大站去搞食品。最后终于接到通知：德国拒绝接收这位被驱逐者，理由是君士坦丁堡决议仍然有效。托洛茨基对此甚为不满，激烈反对，但这已毫无意义，专列只好掉头向南开去。
　　二月十日，塞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的专列终于驶抵敖德萨。
　　原打算乘“加里宁”号轮船，但它已冻在冰中，无法开动。于是把托洛茨基一行安顿在当初把他送到阿拉木图的“伊里奇”号上。
　　在黑海上航行几天后，托洛茨基来到土耳其，同他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长子列夫。四年间，土耳其成了托洛茨基一家的流亡地。一九三二年，他在那里得到通知：苏联政府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
　　这位鼓吹世界革命的“终身漂泊的船长”，为了变换住处，到过许多国家：土耳其、丹麦、挪威……一段时间还在巴黎呆过，后来才迁到墨西哥。他在各地不停地工作，一天也未间断，撰写了大量的书、文章和抨击性小册子。
　　在这场权力之争中大获全胜的斯大林极其认真地观注着托洛茨基的一举一动，一些经过特别挑选的人，常常为斯大林准备一本最新发表的托洛茨基所写论文的译本。而对流亡者说来，为自己那些矛头直指斯大林的书和文章进行论战是最可宝贵的，然而他那些留在俄罗斯的亲友们却全部被送进了集中营，受尽折磨后悲惨的死去。
　　斯大林的报复心无穷无尽！这种报复心态不仅仅在本国疆土上掀起狂澜，还在其他国家里寻找牺牲品。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们，仅仅因为与定名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相识，而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在中国各大红色苏区掀起的大肃反中，以托派罪名被处死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迄今也不知到底有多少。在巴黎，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神秘地死去。据报刊透露，列夫•谢多夫在被驱逐后成了其父的一名得力助手，这当然会引起斯大林的极端愤恨。
　　列夫•谢多夫采取了一个粗心大意的决定：他到巴黎米拉勃街上，一家白俄出资开办的诊所做阑尾炎手术。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他在这家诊所把命丢了。托洛茨基立即就儿子的死发表声明。他清楚真正的死因，尽管他警告说：他暂时没有直接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恰恰可以断定列夫•谢多夫的死，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为。他援引了一些间接的证据，共六件，足可发人深思。
　　 　　托洛茨基是否预感到，儿子之死巳经为他敲响了最后一下丧钟：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
　　其实猎犬早就盯上他了，但不知为什么总没搞成：要么对围猎场颇感陌生，需要时间来熟悉环境；要么猎犬的主人还不急于催促它们，有意来欣赏一场恶魔般凶残的垂死挣扎。那就是先一个一个地来消灭恶敌的亲属，然后不可阻挡地悄悄走近那只领头羊，以便让它明白：惩罚是不可避免的。还在奥斯陆时，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就袭击过托洛茨基的住所。他们企图抢走一些档案材料，还想抓走他。在巴黎，有人砸开了一个保险柜，烧毁了七十公斤文件。
　　到达墨西哥后，托洛茨基起初被安置在画家迪耶戈•里维拉家里，后来迁入墨西哥城近郊的姚肯别墅。
　　姚肯别墅位于维纳街上，别墅的四周围着高高的墙。这是托洛茨基的最后避难所。这里戒备森严，日夜有人守卫。只有一扇厚厚的大门可以进入别墅，而且事先得按电铃。所有进出的人都得经过里里外外的检查，要想人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别墅，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一九四Ｏ年五月二十日凌晨，约有二十人身着军装和警察制服，在一名陆军少校指挥下潜入了别墅。这伙人看来对各个房间的位置了如指掌，他们径直向卧室走去。他们发现一张大床上的被子下面，有两个被枪声惊醒的人，他们用自动步枪朝这两个人开了枪。事后有人数了一下：一共射出了约三百发子弹。这一次托洛茨基算走运，他和他妻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自动步枪射出的是交叉火力，同时从三个点：孙子谢瓦住的房间、书房和卧室齐射。子弹是从窗外射进来的，要是托洛茨基夫妇留在床上，他们早已体无完肤了。幸好他俩及时躲在屋角里，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遭难的只有他的孙子，几梭子弹将他打成了一面筛子。
　　疯狂扫射一通后，这伙人逃得无影无踪。警卫和助手们闻声赶来，一检查房门，每一扇都完好无损。
　　后来终于弄清楚，那伙不明身份的人是怎样潜入别墅的。原来有一名托洛茨基的贴身保镖，二十五岁的美国人罗伯特•谢尔顿•哈特失踪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才找到他的尸体。他被葬在一名参与这次刺杀的人的私人花园里。墨西哥警方认为，这个年轻的美国人是那伙恐怖分子的帮手，正是他，打开了别墅的大门，以后又同那伙人一起消失了。过了一阵，那伙人认为这个美国人是一个极危险的证人，就设法灭口。一些保镖支持这一看法，但托洛茨基不相信，他甚至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命令手下人在别墅入口处钉上一块纪念板，上书：“纪念被斯大林杀害的罗伯特•谢尔顿•哈特，一九一五——一九四０”。
　　与此同时，警方仍在坚持不懈地寻找恐怖分子的线索。墨西哥总统卡德南斯，亲自掌管这桩谋杀托洛茨基的案件。当初他曾好客地迎接过这位克里姆林宫流亡者的全家。托洛茨基一家是按苏联政府要求，被迫从奥斯陆迁到墨西哥的，因为苏联政府认为托洛茨基利用挪威作为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卡德南斯派自己的专列去迎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一个港口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宣布托洛茨基为墨西哥政府贵宾。过了一段时间，墨西哥警方头头向卡德南斯报告，那伙恐怖分子的头目叫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墨西哥著名画家，世界有名的艺术家，斯大林的忠实信徒。
　　清除托洛茨基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谋杀仍继续进行。遵照斯大林的宣判，这位鼓吹世界革命的“终身漂泊的船长”注定死亡。果然，谋杀终于成功。
　　一九四０年八月二十日，正当托洛茨基专心致志地阅读别人给他送来的一篇文章时，一名刺客潜入他的书房，躲在他的椅子背后。刺客后退一步，从搭在手臂上的斗篷下取出一把登山用的冰镐，用它那锋利的镐尖，对准托洛茨基的后脑给以可怕的一击……等到托洛茨基的警卫冲进屋子，他们看到托洛茨基巳经脑袋开花，瘫倒在办公桌上。
　　事隔许多年后，谋杀行动才逐渐地浮显于世。手持冰镐剌杀托洛茨基的凶手全名叫做海默•拉蒙•梅尔卡德尔•德尔里奥。谋杀托洛茨基案发生前半年，拉蒙持南斯拉夫护照来到墨西哥。他向地方当局报的姓名是弗兰克•杰克逊，曾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里作过战，因功升至少校。
　　他是一个英俊得足以令任何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对他一见钟情的成熟男人。
　　在这次暗杀行动中，他先是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了托洛茨基身边一位女秘书的男友。进入了托洛茨基的生活圈子里。拉蒙不仅有出色的外貌，还有同样出色的才华。他对托洛茨基创建的第四国际充满同情，还经常就第四国际的问题写点文章。托洛茨基有时也读读这些文章，甚至把拉蒙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与他探讨问题。警卫认为拉蒙是托洛茨基信任的人，也就让他随便进出这所别墅。
　　托洛茨基的贴身保镖们抓住拉蒙后，用手枪柄对他进行痛打，力图以此获知到底是谁派他来的。
　　拉蒙却一个劲儿地高声叫道：“我这么做，是为了救我母亲……他们……把我母亲抓起来当人质！”
　　拉蒙进去剌杀托洛茨基时，他的母亲就呆在附近的一辆小轿车里，车上还坐着三个莫斯科派来的人。
　　负责调查托洛茨基谋杀案的调查人员最后弄清楚了，在拉蒙后面是三名莫斯科派来的特工，而领导这次行动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帕布洛同志”。
　　“帕布洛同志”即列昂尼德•艾廷根，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名将军。
　　所有参加那次成功的暗杀活动的人员都获得了国家最高奖赏。刺客拉蒙的母亲艾乌斯塔西娅•卡里达德获列宁勋章，由加里宁亲自为她授勋。贝利亚为此送她一箱一九０七年装瓶的“纳帕列乌利”葡萄酒，商标上还绘有沙皇的双头鹰标记。艾廷根将军也得到一枚列宁勋章，不过后来当他也被送进监狱服刑时，他悄悄地把这枚勋章扔进了厕所里。
　　按墨西哥的法律，恐怖活动的主犯拉蒙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二十年监禁。在狱中，拉蒙并未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他那单人囚室宽敞而舒适，设施齐全。他的妻子一周探视他两次。后来墨西哥警方发现有人在帮助他越狱逃跑。但是，拉蒙却把主动前来帮助他的人告发了。他坚决拒绝越狱前往苏联。
　　二十年刑期满后，拉蒙重获自由。斯大林早巳死了，拉蒙回到了莫斯科。一九六一年苏联政府不事张扬地授与他苏联英雄称号，并在莫斯科的索科尔奖给他一套带小花园的漂亮住房。此外，政府还每月给他四百卢布的养老金，享受每年夏天在马拉霍夫卡疗养的权利。
　　但是，拉蒙的晚年却是在古巴的哈瓦那度过的，他像一粒灰尘消失在这个世界里，一九七八年，他在哈瓦那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拉蒙骨灰被送回莫斯科，安葬在著名的孔策沃公墓，墓碑上的铭文是“苏联英雄洛佩斯•拉蒙•伊万诺维奇”。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能略过不提，他就是神秘的“帕布洛同志”的顶头上司苏多普拉托夫。正是苏多普拉托夫，在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他的办公室里策划了消灭托洛茨基的行动计划。因命运的戏弄这位权重一时的特务头子也在单人牢房中整整呆了十五年。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他的办公室里被捕。当局指控他参与了贝利亚的阴谋活动，图谋杀害苏联政府成员，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由于长期生活在铁笼式的牢房里，他几乎巳经丧失了行走能力。直到一九九二年，叶利钦领导的苏联政府才给他完全彻底地恢复了名誉。一九九四年纽约出版了他那本轰动一时的书：《特殊使命：一个不愿作证的证人——苏联间谍头子回忆录》。
　　 　　25、与托派彻底决裂……
　　
　　托洛茨基的思想的影响是巨大而广泛的，不但在苏联共产党内部，而且世界各国共产党内也有许多人支持他的观点。然而，在可以以思想和言论定罪的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下，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为了对他人进行政治斗争、政治迫害的辫子。
　　在中国，托洛茨基思想上的响应者并非以陈独秀始，但是，因为他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特殊地位，却在一个阶段成为了中国托派的领军人物。
　　今天我们巳经十分清楚了，把中国托派的“领袖”陈独秀与国际托派领袖托洛茨基联系在一起，并非空穴来风。但是，陈独秀的“领袖”地位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从莫斯科回来的诸多托派学生组织的承认。相反，他们认为陈独秀必须对过去长期领导中共中央所犯错误承担责任。
　　不过，给中国的托派扣上“汉奸”帽子，却是罔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做法。
　　当时，中国托派提出的两大并列的政治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当然也就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由此可见，中国的托派一开始便把自己置于了一种极其孤立自缚手脚的地位。虽然他们从始至终都宣称自己是比中国共产党还要忠于马克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最坚定的共产党人，也注定无论他们多么英勇，多么忘我的工作，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托派的言论从整体来说是“拥护抗战，又批评其领导”，“拥护抗战”是其主要方面，至于“批评”，是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开放党禁、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等等，其实这也是中共“全面抗战”的主张，不同的只是“托派”的主张显得僵化而激进，如它要求以工农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来领导抗战等等，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国的托派犹如中国革命中的堂吉诃德，总是英勇无畏艰苦卓绝地去从事一种荒唐的事业。他们始终昧于国情、奉托洛茨基等人的理论为圣旨的一个小党派，它日益蜕变为脱离现实、远离群众的关门主义的极左小集团，既然它的理论悖谬、政治影响也有限、甚至它的人数也愈来愈少，最后在“陈彭案”后萎缩到全国不足五十人。何况其内部又充满着矛盾和内讧而不时分裂，最终连陈独秀也坚决地脱离了它，这不仅暴露了中国托派幼稚、执拗的一面，也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实力可言。但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因为后来政治斗争地需要被故意地夸大了，他们成了政治斗争的“箭垛”，这也是现实政治的一种“需要”。说托派中有汉奸这不假，说托派是一个汉奸组织则没有任何根据。道理很简单，一如汪精卫当了汉奸并不能说国民党就是汉奸组织。张国焘投降国民党并不等于共产党向蒋介石举起了白旗。
　　对中国托派，邓小平同志的评价无疑是中肯公允的：“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
　　这两个“有关”，前者一九八八年八月四日塔斯社公布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为“托派”平反的文件中已经证实是“捏造”的而予以“撤销”，当时的苏联政府早巳为托洛茨基平反，有邓小平对中国托派作出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中国托派在历史上的功与过，应该说巳经非常清楚了。
　　时令巳至严冬，江津县城中心那座巍峨的古建筑魁星楼也似乎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禀抖。
　　就在这因战乱与严寒造成的冷落、萧瑟的气氛下，一位神秘的远行客来到了江津。
　　他叫陈其昌，是托派中央临时中央委员，作为托洛茨基派往中国的代表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的特使，由上海绕道香港，再历经越南、广西千辛万苦来到江津的。他此行不仅带有托洛茨基给陈独秀的亲笔信，同时负有转变陈独秀的政治立场，使他重新回到托派组织中去担任主要领导的重任。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代表大会召开后，选出中常政治局常委五人，即：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蔡和森和张国焘。但实际上经常只有三人，蔡和森长驻莫斯科，张国焘经常在广东，陈独秀坐镇中央机关办事处和各地来的同志接头，彭述之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编党的机关报《向导》和理论杂志《新青年》，瞿秋白由于俄文很好，由他同国际代表接触。
　　 　　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初，由于五卅运动所掀起的普遍全国的反帝国主义和军阀运动，广大的群众、工人、农民、学生、妇女以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都卷入于革命的浪潮中。因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的范围内蓬勃地生长着。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这是国共合作以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所发出打击共产党的第一个信号。这个事变，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着整个共产党。从中央到每一个基层共产党员，都感到震惊、愤怒和疑虑。陈独秀主持中央委员严肃地讨论了这一政变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联合国民党左派及其武装力量，并扩充共产党员叶挺所指挥的队伍和武装一部分工农，准备以武力向蒋介石进行反攻。因此，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尾，中央决定彭述之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广东，去同鲍罗庭商讨如何对付蒋介石三月二十日政变的具体办法，并表达中央的意见。由于彭述之所代表的党中央反蒋的意见，以及他临时提出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由国共的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的意见与鲍罗庭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继续国共合作，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背道而驰，彭述之与鲍罗庭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结果彭述之处于孤立地位。
　　鲍罗庭依仗着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威望，拥有大量的物质——军火与金钱——这便更加强了他在国民党中和南方共产党里的权威。因而广东整个省委及其它中央委员如谭平山、张国焘等都无法不遵从他的意见。这样，上海中央的反蒋政策，便被鲍罗庭改变成为拥蒋的政策；彭述之所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被鲍罗庭改变为接受蒋介石的“党务整理案”，更进一步地把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属物！因该案公然规定：共产党不得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得当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在各地方党委员会，共产党员不得超过委员三分之一；共产党中央应将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党名单交国民党中央党部保存。像这种对共产党无异于一副枷锁的“党务整理案”是预先得到鲍罗庭同意的。当然，鲍罗庭对蒋介石采取的投降政策，也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鲍罗庭为了要顺利执行他所代表的共产国际，即斯大林的政策，便对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说：“假如彭述之不离开广州，我不能进行任何工作。”陈延年在他的授意之下，立即写信给上海中央总书记兼他的亲生父亲陈独秀，要求尽速把彭述之调回上海。实际上是对彭述之进行变相驱逐。
　　彭述之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初从广州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虽然被迫接受了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但活生生的事实表明：蒋介石利用鲍罗庭的支持，在广东顺利地建立起了他的军事独裁，把持了一切党政、军事的大权，并自任总司令准备北伐。在这种严重的局势威胁之下，中共中央感到党必须修正这个妥协投降的路线。因此，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提出了以国民党外之两党合作代替国民党之内合作的提案，试图摆脱国民党的束缚而实行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方针。这个决议虽没有正式被会议通过，但大多数同意把它呈给共产国际要求考虑，结果遭到了拒绝。因而中共中央只有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而继续执行它的机会主义政策了。依照这个政策的逻辑，共产党必须以全力动员工农群众，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北伐，还必须限制工人不要侵犯资本家的利益；农民不要侵占地主的土地财产；不能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尤其不能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准备自己的政权，因为这一切都会破坏国共合作的政策，都是超过“国民革命阶段”的“极左冒险”。这样，就把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引导走向毁灭的死胡同中去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为了响应北伐举行了武装暴动，翌日便夺取了上海租界以外的整个市区，成立了武装纠察队，维持治安与秩序，工人大批地涌进工会和共产党，呈现一幅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景象。假如当时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国际的干涉，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行动，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教训和他们亲身所经历的经验，领导上海工人群众进一步地联合北伐军队中同情工人的军队——当时在上海北伐军队中同情共产党的占绝大多数——同反革命的蒋介石作坚决的进攻，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施行独裁。那么，上海的工人是有可能实现像彼德格勒工人和士兵起义所完成的历史任务的。但异常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由于被迫遵守共产国际必须同蒋介石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因而恰好在共产党领导工人群众武装暴动胜利之后，他们在政治上却完全解除了武装，束手无策；只好按照共产国际所划定的图式，同资产阶级一起组织上海的“临时政府”。某些参加这个政府的资产阶级分子则用尽怠工和破坏的手段，使得它陷于完全瘫痪，等待蒋介石的处置。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人不能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任何措施。这样，共产党和工人群众的手足都被共产国际的政策捆绑起来，等待蒋介石的任意摆布！当蒋介石把镇压革命的一切阴谋布置就绪之后，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清晨，发动了他的第二次政变，流血的惨剧便在上海开演了！这便是斯大林顽强地命令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国共合作政策，同蒋介石合作，拚命帮助他北伐的结果：无数的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倒卧于血泊中，革命的果实落于蒋介石的怀抱中了！！
　　对蒋介石的举动，陈独秀有所察觉，并与之作了斗争。三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特委会，陈独秀提醒大家：“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次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通过决斗来断送蒋介石的政治生命。”
　　然而，共产国际再次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特别指示中共：隐藏武器不与蒋介石冲突。
　　斯大林对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的政变没有任何警觉,仍旧继续国共合作政策，支持蒋介石，因而酿成了上海四月十二日的大流血，但这次的流血还没有冲醒他的脑袋，获得任何教训，只是把以前的“国共合作”改为“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把以前寄托于蒋介石的希望，转移到了汪精卫身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便是在斯大林这种政策的转移之下召开的，因而这次大会的一切决议，还是和以前一样抑制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工人的生活改善，尤其反对武装工农，唯恐妨碍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因为斯大林认为“武汉是革命的中心”，而汪精卫的国民党政府自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改善工人的生活，这便替汪精卫所领导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对七月十五日“清共”铺平了道路！
　　就在中共五大前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保存自己的完全独立，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来准备代替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但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见，都被斯大林封锁起来，不让中国共产党人知道。
　　而托洛茨基的意见，恰恰与陈独秀、彭述之的观点比较一致。彭述之一方面写文章替所谓工农运动“过火”行为解释和辩护。同时，他经常和陈独秀接触，谈论当时愈来愈恶劣的局势。从痛苦的经验中，他俩已经深深感觉和认识到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所采取的政策已完全破产，对于当时支持汪精卫的政策更由事实证明正在日渐走向绝路。尤其是陈独秀，由于他处于党的总书记地位，不得不执行莫斯科的政策。但在执行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过程中，他亲自看到汪精卫的“国民党左派政府”，越来越袒护反革命军人，打击工农群众运动，排斥共产党。因此，他最后一次提出共产党退出汪精卫的国民党，从事独立领导工农革命运动。但最后又遭到国际的反对。从而他便陷于消沉态度；不久他便被迫辞职了，由瞿秋白代理党的总书记。差不多同时，汪精卫发动了政变，这便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清共”，中国第二次革命从此便悲惨地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阶级力量对比悬殊造成的，陈独秀本人有右倾错误，但“万方有罪予一人”是不公平的，陈独秀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共产国际来承担，如果当时不是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或者没有陈独秀的错误，大革命的失败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恰恰是陈独秀对当时共产国际老子党式的瞎指挥，对当时群众运动中确实存在着的乱打乱杀的严重“左”倾错误等都进行了抵制和反对，这是有很大功绩的。不过，他的抗争仍以失败而告终。
　　就陈独秀的个性而言，他性格倔强，清高自负，还略带一点封建家长的习气。不过，他又是一位心地纯洁、表里如一、学究气很浓的人。他反感在党内耍权术，但在复杂而又残酷的党内政治斗争旋涡中，他却更像是一位幼稚的孩童。
　　值得指出的是，瞿秋白在五大前私自先到武汉刊印了一个名为《中国革命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小册子事先不让中常委知道。它的内容，除了关于上海暴动的时间问题和暴动胜利后上海临时政府的人选问题的争论外，主要是攻击彭述之的基本思想，那时瞿秋白从某些国际代表那里嗅到了斯大林正在激烈地反对托洛茨基的一切主张，尤其反对他的《不断革命论》。因此，瞿秋白在他的小册子中引证了彭述之文章中宣扬的“永续革命”这句话后，他说：“彭述之把托洛茨基主义复写到中国来了。”实际上，彭述之当时还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只是依照自己所了解的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不断革命的观点，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教训，以及当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自己亲身体验的经验，从而得出中国革命是“永续革命”的结论。瞿秋白把托洛茨主义的帽子扣在彭述之的头上，显然是企图以此反驳他，实际上也是针对陈独秀的。因为陈独秀的观点与彭十分接近。由于绝大多数干部的反对，尤其是国际主席代表路易对瞿秋白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加以干涉，陈独秀才得以仍旧被选为总书记，但彭述之却被排除于新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之外了。
　　自汪精卫“清共”后，共产国际便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跃到极左的盲动主义政策；同时，召开中共中央的“八七会议”，为了卸脱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便把陈独秀当作代罪羔羊，瞿秋白正式作了总书记，忠实地执行国际盲动主义政策。不管客观的局势如何，就命令贺龙、叶挺的军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南昌暴动，随即发动了湖北、湖南的秋收暴动，全国各地，暴动不断，主动暴露党的力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汪精卫实行“清共”前夕，彭述之被派到北方区去担任书记，当他在北方正从事调整北京、天津及各地方党部组织，实施防卫政策，重新发动组织工农群众时，却接到上海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北京和天津尽快举行武装暴动。因彭述之对于共产国际在武汉革命失败之后，反而训令中共到处举行武装暴动的政策，认为不但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而且离开了常识。他虽然无法干预这种反常和荒谬的政策，但他和北方区委的委员商议：决定采取“拖延政策”。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天津和北京，在反动军阀的严厉统治之下，根本没有群众的组织和运动，除了命令少数党员人工地制造暴动，徒然牺牲干部和党员外，绝无任何结果。因此，他们只好借口暴动的条件不成熟，需要时间准备，以此拖延下去。但中央认为彭述之领导的北方区委有意抵抗国际的暴动政策，撤销了他的书记，派蔡和森去代替彭述之，狂热地进行“暴动准备”。暴动尚末开始，北京六十多个干部一同被捕和枪决了！这便是共产国际的暴动政策在华北试验的唯一后果！！
　　彭述之被撤职后，从北方调回上海时，正值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也就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政策在中国完全破产之后。上海的情形异常恐怖，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被枪决。党在当时由于革命失败，主要的财政来源只有依靠共产国际支持，而斯大林操纵的国际便更加利用财政来控制中国共产党，支持那些忠实于共产国际的领袖和干部；而这些受国际信任的干部们，也同样利用共产国际提供的金钱来控制其它的领袖和干部。凡是表示驯服的，都可在物质方面获得优厚的待遇，而较少危险；假如谁对当时的盲动主义政策表示怀疑，或对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表示不满，那就会遭到极难堪的待遇，最后则停止其工作和生活费，这对于那些以革命为职业的干部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他们一向把党当作生命寄托之所，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把社会关系和朋友都抛弃了，甚至连家属关系也断绝了，因而得不到任何的援助。同时，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之下，凡是在革命运动中曾经积极活动的知名共产党人，绝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即是译书和投稿都要化名，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中央利用物质来控制干部的力量。
　　从天津回到上海后，彭述之又得以重新会晤陈独秀，从他得悉汪精卫反共后党内发生的一切情形，并得知他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和九月间曾二次写信给党中央，批评盲动主义的暴动政策。因此，彭和陈的政治意见不约而同地达到一致。他们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也就是对国际的冒险主义政策采取更加激烈的批评和反对的态度。中央把他俩的表现报告了莫斯科。因此，在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前，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名打电报给陈独秀和彭述之，邀请陈独秀和彭述之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大会，以图对他俩进行“洗脑”，以免他两在中共内部继续发生影响。但他俩对于共产国际已经失去信心和希望，而且担心被扣留，因而坚决地谢绝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邀请。
　　　　26、托派头子
　　
　　一九二九年春，北四川路西边老把子路（今武进路）陈独秀寓所里来了一位年青人，来人称陈独秀为舅舅。陈独秀看了半天，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自己的亲外甥吴季严。
　　吴季严说：“舅舅，我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刚听说了你的事情，特地来看看你。”
　　陈独秀一听外甥从苏联回来，忙说：“坐下，坐下，给我说说苏联现在的情况。”
　　吴季严说：“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今年二月，托洛茨基巳经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陈独秀给吴季严沏了一杯茶，叫他快接着往下说。
　　“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受到了牵连，被开除党籍的有好几百人。”
　　“你也是受到牵连的吧？”
　　吴季严点点头，说：“列宁死后，斯大林在苏联党政军内大搞个人崇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排除异己，杀人如麻。他在苏联根本就没有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真有此事？”陈独秀睁大了眼睛。
　　“托洛茨基在苏联深受党员和人民爱戴，所以斯大林害怕了，不得不下手搞掉他。”
　　陈独秀将椅子往前拉了拉，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很爱听。”
　　吴季严将他在苏联期间所见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讲了一通，临走，还丢下了两本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前一年的秋天，原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从苏联回来，告诉陈独秀中共“六大”情况，劝陈独秀应当义不容辞地带头起来反对中共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陈独秀表示“我决定不能做那样的事，中国共产党是我辛辛苦苦一手搞起来的，我绝对不能做反对她的事情！现在的党真要被他们搞垮了，我就重打锣鼓另开张，另外创建一个崭新的共产党。”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急急看起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时他才惊喜地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的许多观点与自己竟然不谋而合！
　　陈独秀找来一支红笔，在很多地方圈上记号，托洛茨基激烈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作法，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
　　陈独秀读了托氏的文章，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他没有想到，共产国际也不是铁板一块，他陈独秀的观点，在苏联高层中也有人支持。他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于他对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革命所形成的一些正确观念；另一方面，他在革命过程中亲身经历的失败经验，尤其是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悲惨教训，所以当他看到托洛茨基精确地批评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中国革命惨败的机会主义路线和革命失败后所采取的盲动主义政策，他深深感到托洛茨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有许多意见已经被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
　　激动不巳的陈独秀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信，要求在党内发动全体党员讨论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当前的政策，并要求把托洛次基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全部公布出来，作为党员讨论的参考。
　　就从他这个近乎天真的行动来看，巳经担任过五届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离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的标准还相当遥远，甚至永不可及！
　　他哪里知道，虽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同属共产国际的著名领袖，但在斯大林的眼中，托洛茨基巳经成为他最危险的敌人，并正在策划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处置他。
　　不久，陈独秀去昆明路上的彭述之家坐，两人很快又谈起了托洛茨基。
　　陈独秀说：“我那天从我外甥吴季严那里看到了一些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观点。”
　　看到陈独秀有这样的态度，彭述之高兴地说：“老头子，北四川路横家滨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
　　“哦，知道知道，离郑超麟家很近，是‘新宇宙书店’吧？我去过那里，有些好书。”
　　“那家书店是在苏联中山大学遭到清洗后被遣返回国的托派学生们办的。”
　　“你是说‘我们的话派’？”
　　“是的，他们的头子叫梁干乔，很能干。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托洛茨基接见过他，还叫他回中国后组织小组织。”
　　陈独秀捋着胡须想了想，说：“这个人的情况我听说过，我还知道他带头在斯大林面前高呼打倒斯大林的口号，‘红场事件’ 后被苏联遣返回来的。”
　　彭述之是个急性子，说：“明天我们约汪泽楷到蔡振德处坐坐如何？”
　　“好，到时最好再叫上郑超麟、尹宽。”
　　彭述之说：“你年纪大，干脆，不如我去叫他们到我家里来。”
　　陈独秀点头答应了。
　　此后，这几个人常在彭述之家中聚会，讨论托洛茨基的观点。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尹宽是安徽桐城人，桐怀相邻，算是很近的老乡。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和张太雷一起被中央分配到广东工作，稍后，又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安徽检查指导工作，一九二八年三月任中共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
　　三十四岁的尹宽发现，老头子总是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
　　巳被打入冷宫的陈独秀随着对托洛茨基的愈发了解，对其也就愈发产生了兴趣，甚至视其为政治上的知音，有时候也写些文章，阐述他认为正确的一些托洛茨基的观点。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注意到了陈独秀的新动向，问六大后尚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张国焘：“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经费和获得其它的帮助来办一张报纸？”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会加入到反对派的行列里。
　　瞿秋白说：“以陈独秀的个性，他可能这么做。但是，他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纸。”
　　张国焘则肯定地回答：“老头子对党是有深厚感情的，他不可能反对共产党。”
　　斯大林听后点点头，显得很满意。
　　但是，上海的党中央很快便发现陈独秀巳经站到了党的反对派立场上。考虑到他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苏联人刚刚扶上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很快赶到老把子路陈独秀家中，敦促他迅速把思想立场转回到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上来，立即停止对托洛茨基的正面评价与宣传。陈独秀严辞职予以拒绝。同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陈独秀的托派活动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
　　　　怎么制裁？当时没有作具体规定。有人提出将陈独秀等反对派开除出党，周恩来则坚持：“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仍然可以留在党内。”
　　谁知就在这时，发生了意义深远的“中东路事件”。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郑重许诺：“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它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是，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却没有实行这一承诺。最具讽剌意味的是，时间足足过去了十年，中东路的路权仍然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大革命时期，斯大林甚至出尔反尔，明确表示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政府。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大会，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挑起了中东路事件。
　　七月十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中东路中方理事长）下令以武力强行接管中东路，将苏方五十九名高级职员遣送出境。
　　七月十三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七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宣布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军队最终遭到惨败。
　　“中东路事件”无疑把中国共产党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上。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
　　根据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被迫公开发表宣言，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这种倒行逆施，助纣为虐的行径，令陈独秀大为震怒，七月二十八日，就在中苏边境打得炮火连天时，他冒着酷署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对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极为强烈尖锐的抨击。
　　陈独秀认为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在中苏两国交战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公开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非但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起作用，而不顾忌国家与民族的至高利益，将把共产党置于十分被动、孤立的地位。
　　他还对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等说法，陈独秀认为，这样宣传，岂不是认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他建议取消这种不顾事实，自欺欺人的提法。
　　八月五日，陈独秀意犹尽，又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话题一扯开，竟写成了十二条意见和建议。
　　陈独秀认为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不要随便把群众领到街上玩弄，有不同意见公然站出来争辩，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害怕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断绝生活费。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陈独秀在这长篇大论的文章之后，依然署上了“撒翁”的笔名。
　　就在这时，陈独秀七月二十八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红旗》报第三十七期上。他很高兴，到底把自己的批评意见刊登出来了，这说明中共中央至少还是有一点民主精神的。可接着往下一看，他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在他的批评意见后面，同时刊登着《中央答覆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极为严重的立场和原则问题。
　　陈独秀将中央的答覆接连看了几遍，又是一夜难眠，他认为自己对中央的批评完全是出自对党的关心和爱护，不忍心看到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腔赤诚，换来的却是无端粗暴的指责。他无法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思考了几天，又和彭述之等人长谈了几次，陈独秀忍不住于八月十一日再次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上一封信作了解释，强调他上一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的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地谈这个问题是“我对党的责任”。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而强调共产党毕竟是中国的一个政党，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党支部，既然党立足在中国的土壤上，就首先应当考虑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注重宣传方式，讲究策略，吸引群众，而不是悖离群众，一味以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陈独秀认为中共要使群众的觉悟达到都认为苏联是中国解放的希望之所在，是毫不现实的。他尖锐地指责道：“而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独秀在家等中央给他的答复。
　　九月初的一天，陈独秀到北四川路横滨桥郑超麟家，和刚从苏联回上海的刘仁静见面。陈独秀和刘仁静曾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去苏联参加过共产国际“四大”，两人见面，免不了寒暄一番。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二十多天，和托洛茨基同志进行了好几次深入地交谈。”
　　陈独秀一听，立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忙请刘仁静说下去。
　　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文，由他儿子打字。”
　　陈独秀忙问：“稿子带来了吗？”
　　郑超麟接过话头说：“在我那儿，我和仁静正打算分工把它翻译出来。”
　　陈独秀有些迫不急待，说：“那翻译出来后，马上给我一份。”
　　谈了一会儿话，刘仁静问陈独秀：“你近来还好吗？”
　　陈独秀苦笑了一下，拿出第三十期《红旗》。
　　郑超麟将椅子移了移，凑到刘仁静身旁一块看。
　　《红旗》上刊出的正是陈独秀八月十一日给中央的信以及代表中央意见的《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政治路线”。
　　刘仁静抬头看看陈独秀，担心地说：“话讲得很重呀，我看差不多巳经超越内部矛盾了嘛。”
　　郑超麟咧了咧嘴：“还没有，毕竟，他们还称老头子为同志嘛。”
　　陈独秀说：“他们拒绝在党报上公布我八月五日的信件。”
　　刘仁静问：“为什么？”
　　“五月底，他们派人和我谈话，怪我发表和中央意见不一致的意见。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这种专横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的错误罢了。”
　　这一日，三个人谈得很投机，临别时，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事就到我家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老头子多来往。
　　 　　进入九月，陈独秀感到处境不妙了，他桌上的几份《红旗》、《布尔什维克》，巳经被他用毛笔圈点得满目仓夷了。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十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七种错误，表现出五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韶玉是谁？怎么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喜欢扣大帽子的家伙。
　　他去问彭述之，彭述之当年担任过中共旅俄支部书记，对中共的留俄学生十分了解，告诉他：“这个人叫陈绍禹（即王明），安徽六安人，小个子，大舌头，说话有点结巴，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陈独秀对这位从未谋面却极喜扣大帽子的小同乡有些愕然了。
　　彭述之见陈独秀不语，说：“这篇文章我看了，肯定来头不小，老头子，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文章中巳经明确地提出‘陈独秀主义’了。”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那是抬举我了，我哪能够得上什么‘主义’啊？以前我和适之、守常争论‘问题与主义’，想不到我今天居然也成了‘主义’了。”
　　“你看了九月二日的《红旗》了吗？”彭述之突然想起一件事。
　　“你是说四十四号通告？”
　　“是的，看来他们想开除我们出党。”
　　彭述之马上找来《红旗》第四十三期，指着一个用红毛笔划上杠杠的段落说道：“你看这一段，‘党除了对于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保留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这是恐吓罢了，他们绝对不敢这么做的！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的分裂，这一重大的责任我看他们谁敢承担？”
　　九月下旬的一天，彭述之又来到了老把子路陈独秀家，一进门就气冲冲地嚷道：“老头子，我和恽代英争起来了。”
　　陈独秀“哦”了一声，静待下文。
　　彭述之说：“九月二十日，恽代英参加江苏省委召开的联席会议，他现在不过是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罢了，居然拿着中央的架子压人。”
　　“他说什么了？”
　　“他说十八日中央发了第四十九号通告，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堂堂正正地给中央写信，哪也叫反党宣传吗？”
　　“是啊，我也不客气，和恽代英争了起来。”
　　“对，该争的一定要争，不然，不了解真情的同志会以为我们真的没有道理。”
　　彭述之放低了声音说：“老头子，我倒有一个意见。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
　　陈独秀考虑了一下，说：“这样也好，可以把人联络一下，人越多越好。人多了，说起话来也更有分量。”
　　彭述之说：“说干就干，我马上去通知郑超麟、尹宽他们。”
　　隔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陈独秀寓所里凑名单，一下子凑出几十个人。有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王浊清、何之瑜、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两遍说：“我们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先看看中央的情况再说。”
　　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组织“无产者派”托派小组织，中央马上就有了察觉。十月六日，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你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在一周之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陈独秀接到中央书面警告后，辗转不安。对于中央安排他担任编辑工作，系他所愿，但叫他写反对反对派的文章，他又感到万万不能。
　　四天后，陈独秀给中央写了一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在我……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它，……因此造成的党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他还在信中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强调“列宁的这段话，很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这封信很快送到了中央，因为事关重大，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八月五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指示各级党支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则一律开除出党；陈独秀则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十天后，江苏省委最先作出响应，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但这个决议要送中央最后批准后才能生效。
　　当天，彭述之急急找到陈独秀，商量对策。
　　彭述之激动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
　　陈独秀看了一眼彭述之，有些惺惺惜惺惺，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过了片刻，陈独秀说：“这是最后的摊牌了，我看，就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来写，一切责任由我们两个来承担，不要扯上别人。”
　　就在这时候，中共中央接到了国际执委发来的指示信，明确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有斯大林的金口玉牙，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巳成定局。
　　陈独秀既是一位给人以雷电般震撼刺激的思想启蒙者，又是一位被历史推向前台的政治家；既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猛斗士，又是一位政党的领袖。复杂的中国社会赋予他以复杂的使命。作为前者，他的才华得以充分表现，成为耀人眼目的明星；作为后者，他常常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选择了他，很快又抛弃了他。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机制里，这本属正常，然而他却生活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因而他的结局就带有更浓的悲剧色彩！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党籍。
　　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但巳属螳臂挡车。
　　接到决议，陈独秀悲愤欲绝。他自己非常清楚，中央对他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是因为自己在“中东路事件”上的态度直接冒犯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而在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上，更是直接犯了斯大林的大忌。他之有今日，实是睁着眼睛去跳岩，昝由自取！而另一方面，他又决不甘心……无论怎样，他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他们居然就敢把自己给开除了！
　　极度的愤怒使陈独秀变成了一台通上强大电流的马达，他两天两夜不合眼，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流传甚广，后来彭述之告诉陈独秀，这封信被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了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感兴趣，他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全党同志书》可以看出几点：一、陈独秀自去年八月，即开始积极的反对中共中央的活动。二、陈独秀完全站在托洛茨基旗帜之下活动。三、陈独秀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四、中共内部日见分裂。
　　训练部与宣传部商定，由宣传部部长阅毕后，“再约中央各部会商办法”。此件后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库，上标明《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许多年后，周恩来对开除陈独秀党籍这一重大事件依然耿耿于怀，他谈到：“陈独秀是路线问题，单纯的路线问题是可以不开除出党的。”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停发了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他一方面在托派组织的报纸《无产者》上发表宣传推翻国民党，批评共产党的文章，那是纯粹的精神上的寄托，因为没有稿费。另一方面，为了生存，陈独秀还得写写文字学文章，挣点微薄的稿费度日。
　　由于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领导的托派组织在党内外的积极活动，以及陈独秀和彭述之写给党中央信中意见的传播，当时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使许多干都发生了剧烈的动摇。因此，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使之下，迫不及待地把接受托洛茨基观点的干部一批一批地开除出党，这些被开除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有着独立见解和较高威望的资深共产党人。这些开除的消息，一律公布在党的机关报《红旗》上。但这种大规模的开除手段，并没有稳定党员的思想，反而加剧了党内的震动，引起了许多党员对托派组织的关注，而关注的结果是，更多的干部加入到了托派反对派的行列里。到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当陈独秀等人公开发表《左派反对派宣言》时，已有八十一名党的重要干部签名，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破天荒和最大的一次斗争和分裂！它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了巨大的震撼，而且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注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些留在党内的老干部，由于他们亲身经历了革命失败和盲动主义的破产，以及官僚主义任意压制的种种痛苦，而这时看到以陈独秀和彭述之为首的大批老干部，曾经同他们一道在革命运动中坚苦战斗过的老伙伴，现在勇敢地挺身而出，拿起托洛茨基的政纲，坚决地同不折不扣地执行斯大林指示的中央机关进行斗争。这样的情景，让他们无法抽身事外。他们抚今思昔，对于这种反对派的运动不胜同情，因而党的领导机关在托派之外又给这样的一大批老干部戴上了“调和派”的帽子，意即指他们在党的路线与陈独秀派主张之间的调和。当时主掌劳动组合部的工人领袖刘少奇也被划为“调和派”分子，因此中央紧急将他送往莫斯科“洗脑”。
　　正当陈独秀和彭述之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震撼着整个党，影响了大多数老干部时，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也组织了好几个托派的组织，各自出版小刊物，它们除了互相争吵外，便是齐力同心地攻击陈独秀和彭述之，逼着他们替中共中央过去这么多年来执行的机会主义政策负责。这就意味着只有他们因为没有参加过革命失败政策的年轻分子才配作托派，而陈独秀和彭述之之流根本就不具备托派资格。这就使“调和派”的同志感到左派反对派的意见分歧和混乱，因而对于托洛茨基的热情也就逐渐地冷淡下去了。连陈独秀也觉得这帮小青年绝对不是能成大事的料。他对托洛茨基极有好感，但对中国的托派却日生厌恶之情，他是个典性的性情中人，看不惯就要吵，就要写文章严厉驳斥，以至于很快便弄得来与托派成员格格不入。
　　王明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排除了李立三和瞿秋白，夺取了党的领导机关。他在政治上对“九•一八”事变的群众反日运动，以及随后对十九路军（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军队）自动抗日的行动都采取了荒唐的教派主义立场。在《红旗》上片面地宣传红军抗日，而不号召群众武装抗日和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的行动；在组织方面，把以何孟雄为首的大批干部打成“调和派”，排除于组织之外，停发生活费。何孟雄等二十余人在一间小旅馆开会商量对策时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很快遭到枪决。不少人在这种乱纷纷的情况下离开了党。因而中央在当时呈现一种瘫痪的状态，这便替托派在党内的扩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上海主要的几个行业的工人支部，都转到了托派的立场上。
　　正当托派组织逐渐壮大之际，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十二人被捕了！这对于他们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同志们都陷于异常痛苦和颓丧的深渊。随后不久，接踵而来的灾祸又降临了，从党里转到托派组织中的重要干部全都被捕了，因而差不多所有的工人支部都和组织脱了节。于是他们在上海的工人基础完结了！剩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不是自动离开另谋生活出路，便是陷于痛苦消沉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干部来维持残局。因此，中国的托派运动，在往后的数年中，完全陷于孤立和停滞的状态之中。
　　然而，满怀希望远道而来的陈其昌与陈独秀进行的却是一次令双方都非常不愉快的会见。陈独秀出狱后，已不屑与极左的托派为伍，并声明自己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他对那些置抗战大局于不顾，仍在高唱“革命”高调的极左派十分厌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海托派临委通过了《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这份文件指责陈独秀自抗战以来，“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的所有关于抗战的言论，都被年轻、好斗的托派斥之为“机会主义”，“放弃了自己多年所坚决拥护并为之而奋斗的革命旗帜”，“背叛了组织，背叛了自己”。
　　　　但是，远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仍然指示中国托派做团结陈独秀的工作，希望他速去美国，以避免无谓的政治谋杀，甚至指示中国托派发起一个保护陈独秀的运动。对于这位从未谋面的外国朋友，陈独秀总有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尽管他们之间有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是，托洛茨基都能尊重他的历史地位。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不愉快的争执中，陈独秀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如今，托洛茨基虽也在前程未卜的流亡之中，却还牵挂着他的安危，这使他很感动。他思忖许久，觉得有必要给托洛茨基去封信，说明中国托派已走到什么样的危险境地。
　　不过，当陈其昌给陈独秀看了托派临委作出的《我们对于陈独秀同志的意见》后，事情却立即发展到了陈其昌所希望的反面。
　　陈独秀看罢这份言辞咄咄逼人，近乎于最后通牒式的意见书，不屑地往桌上一扔，冷峻地说道：“在武汉时，我曾经给你们写过一封公开信，我现在仍然借用那封信里的语言来作为对你们的回答：我陈独秀，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巳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也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示，自作主张自负其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陈其昌见老头子发了脾气，赶紧劝道：“独秀同志，你不要动怒，我们仍然对你怀有崇高的敬意，希望你能回到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陈独秀不屑于他争论，他看了看托洛茨基动员他去美国的信后，连夜给托氏写了一封长信，首先对托氏的关心表示感谢，对出国之事则以自己年纪巳老，身体不适加以婉谢，然后表示他对中国托派中央的威胁决不让步。
　　陈其昌一无所获，带着这样一封足以证明陈独秀巳与托派中央水火难容的信件，垂头丧气地离开江津，回上海复命去了。
　　　　27、扫地出门
　　
　　某日，仲纯将两位从上游白沙镇赶来的客人介绍给了陈独秀。陈独秀一听来人是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不由得肃然起敬，立即吩咐兰珍泡茶。
　　邓氏叔侄俩与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交往，可以算得巳名垂青史，因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上载有如下文字：
　　“名绅富商邓蟾秋，及其侄、四川省农工银行经理邓燮康，对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曾予照顾。陈独秀死后的衣衾棺木也由邓氏叔侄所赐。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学者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
　　虽是第一次谋面，陈独秀对邓蟾秋这个名字，却是自到重庆后，便巳久仰在心。来到江津后，又通过邓仲纯、曹茂池、龚农瞻之口，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一年邓蟾秋巳近七旬，比陈独秀年长八岁，邓燮康则刚过不惑之年。
　　邓蟾秋，字鹤年，乃江津县白沙镇人氏，早年因经营盐业与创办实业成为重庆巨富。此翁仗义疏财，热心赞助教育、社会公益事业，南京沦陷后，又不遗余力地照顾、资助一大批入川避难的学者名流，因而声名远播，被人誉为”江津之孟尝君”。
　　邓仲纯初到江津，方方面面也曾得到过蟾秋翁燮康的帮助，而欧阳大师谈到邓蟾秋时，更是充满感激之情。二十六年抗战爆发，欧阳大师将佛学支那内学院由南京迁往江津之初，蟾秋翁捐大洋三千元，在东门外公园右侧为该学院购置一块地皮。又在白沙、江津创办“石泉义仓”（蟾秋父名邓石泉）赈济流落到江津的各省难民。
　　而此刻出现在陈独秀面前的邓蟾秋，却丝毫不露富豪之态，白发鹤颜、素衣布衫，神态慈祥谦和。而其侄燮康则不同，西装革履，头戴礼帽，身披高级呢料大衣，一副新派打扮。燮康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参加过C•T（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仅读过陈独秀的许多文章，还亲耳聆听过陈独秀的讲演，对陈独秀崇拜得五体投地。“四•一二”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遂返回江津，先任白沙黑石山聚奎学校校长，后步入金融界，任四川农工银行董事长。
　　他们得知陈独秀避难江津后，特意从白沙镇赶来通过邓仲纯、龚农瞻引荐结识了陈独秀。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黄永胜、王亚非在《陈独秀寓津纪实》一文中认为：“由于邓家是商人，他们之所以同陈独秀结交，主要是仰慕陈独秀之名声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笔者的看法是，当时的陈独秀巳无什么社会地位，仅是一个因抗战爆发而提前获释落魄津门的重大政治犯，胆小的人还怕同他交往被牵连哩。而邓氏叔侄在经济上、社会上都巳有相当地位，完全不必靠结交陈独秀这类政治上的末路英雄来抬高自己，他们之所以同陈独秀结交，一者出于景仰，二者出于同情。因为此后有诸多事实证明，邓氏叔侄俩与陈独秀交往甚密，并经常在生活上予陈以照顾。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并最终为陈独秀主持丧仪的何之瑜先生对陈独秀与邓氏叔侄的关系自然太了解不过，他在《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中更是如此写道：“先生之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系江津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燮康先生全力赞助，始得备办齐全。邓氏叔侄之热肠，令人铭感！”
　　这最后一句感叹，想必绝非客套之辞！
　　能印证笔者观点的，除了如邓仲纯夫人将陈独秀拒之门外，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张定先生（原名张富培）与陈独秀邂逅后的遭遇，也足可佐证。
　　一九四0年初，家住重庆的张定和三位同学考入江津中山中学高中二年级。开学时，他们一起乘民生公司的‘民哲”号轮船去江津报到。在船上看见一位身着长袍，很有风度的长者。航警告诉说，这人是陈独秀，住在江津城中的“延年医院”。张定读过陈独秀的文章，知道他是有名的学者、教授、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他很是景仰。立即上前拜见陈独秀，并拿出笔记本请陈独秀签字。陈独秀十分客气，问了张定一些情况后，慨然应允，签下了“少年中国，中国少年”八个字。并题注：张富培同学纪念 独秀于民哲舟中。
　　与张定同行的三位同学并未上前请陈独秀签名，但船到江津通泰门码头，宪兵检察行李，没收了他们几本小说和《全民抗战》等期刊。放行后天色巳晚，四人去七贤街四川旅社投宿，晚上九点钟左右，宪兵又来查房，发现了陈独秀题有字的笔记本，马上叫张定和宋建武带上被子，把他们押去了宪兵十二团司令部。两人被分别关押在两间牢房里。天亮后，张定被叫到审问室，一个军官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
　　张定吓了一跳，赶紧说：“我是个来江津报到的学生，我只知道读书。”
　　军官又问：“你和陈独秀是啥子关系？”
　　张定答：“没有任何关系，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教授。”
　　问了半天，问不出个所以然。情急之下，张定要求打电话回家。
　　军官问：“你老汉是干啥子的？”
　　张定说：“我爸爸在二十一军司令部做事。”
　　军官愣了一下，说：“江津打重庆是长途。不能打。”
　　张定刚回到牢房中，看守就通知他和宋建武拿上被子出去，说没事了。
　　孰料，四人到中山中学高中班报到时，校长却对他们说：“你们四人得等一下，还得口试。”
　　口试的结果是，他们四人均不合格。
　　四人感到又气又冤，入学通知书都巳经发到手上了，大老远地从重庆跑来，还要口试？这不是有心刁难人么？他们年龄小，不懂得据理力争。无奈之下，张定突然想起陈独秀老先生那么平易近人，容易接近，他对青年是那样的关爱，便想去找他求助。于是他按照那位航警说的地址，到黄荆街“延年医院”，找到了陈独秀。张定向陈述说了自己这一路上的遭遇，表示：“我决定不上学了，干革命去。”
　　陈独秀听了，脸上的神态既关切又凝重，严肃地对张定说：“要革命也不能不上学，没有学问，革命也搞不好。”
　　张定说：“明天学校就开学了，也没有学校上了。”
　　陈独秀说：“那就先自修半年，再考。这半年，除温习功课外，也可以读一些其它历史书籍。例如，可以读克鲁泡特金写的《法国大革命史》，克鲁泡特金写的《我的自传》也可以读一读。一定要继续上学。要想干革命，也必须要有真本事，真学问。”
　　张定在回忆文章《路遇陈独秀》中写到：“陈独秀的关怀与忠告，令我十分尊敬和感激。……一九四七年我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机关党委工作。一九四八年在河北平山县土改、整党工作中，中央党委机关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我如实交代了与陈独秀的经历，有同志追问我与托派的关系，有同志追问我思想上受了陈独秀什么影响。我只能说我没有见过托派，与托派没有任何关系。陈独秀劝我要继续上学，要多读书。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也照他说的去做了。我受他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改变了主意，决定继续上学，因为“革命也必须要有真学问”。别的，也说不上有什么影响。但有的同志大惊小怪，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和中国托派的大头子说了话，还能说没受到影响？这样重要的历史问题不搞清楚怎么能入党。还是中央党委机关书记冯文彬同志为我解了围。他说：‘张定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在那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去请教一个有学问的长者，陈独秀告诉他的那些话是可信的，对一个青年人来说也是有益的，没有什么根据和托派扯上关系嘛！’文革抄家时，陈独秀给我的珍贵的题字也和我的所有日记、笔记本同其它信件，照片一起被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
　　　　逢此战乱之际，陈家却人丁兴旺起来，松年的大女儿长玮刚满两岁，又添一女长屿。九中在与县城一江之隔的德感坝，松年周末才能回家，照顾产妇和婴儿的事，就落到了潘兰珍的身上。陈独秀有时见她忙不过来，也帮忙递递汤水，抱抱孩子。欧阳大师、高语罕、许德珩、潘赞化、何之瑜等一帮故旧学生经常到“延年医院”与陈独秀喝茶摆龙门阵，见到陈独秀抱着小孙女，脸上流露出的那一份他们过去难得一见的慈爱亲情，想不到昔日向孔孟宣战，锐气凌厉的斗士雄杰，竟也有如此的温柔细腻，儿女情长，不禁感慨万端。
　　当然，生活也并非无风无浪。潘兰珍对陈独秀百依百顺，关怀备致，可谓贤妻。而在松年眼中，却并非“良母”。从年龄上讲，他这儿子比后母还大出两岁，从感情上讲，到江津之前他们也不过见过两三次面而巳。由此，潘兰珍时常因不堪家务之累而与松年发生不快。松年性子平和绵软，可他的妻子窦珩光却不让人，婆媳俩口角之争是经常的事。有一次潘兰珍甚至当着特地将配给自己的平价米从重庆给陈独秀送来的许德珩的面与儿媳争吵，弄得一辈子极要面子的陈独秀十分的尴尬。
　　此时的陈独秀，由于笔者在前面巳分析到的原因，经济上日见窘迫。虽然他的进项不少，可即便如此，面对一日三涨的物价，陈独秀也时感阮襄羞涩，英雄气短了。而他一大家子老老少少七口人与仲纯、季宣两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经济上主要又由邓仲纯、邓季宣两兄弟承担，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背着丈夫也吐出几句，让陈独秀、潘兰珍深感苦恼，但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捱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这场风波的起因，却是邓季宣六岁的小儿子引起的。而邓季宣本人对这场突入其来的风波更是记忆犹新。江津县志办保存的一份邓季宣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写到：
　　“陈独秀到江津后，就把小儿子松年送到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今江津二中）总务处潘赞化那里，由潘给他在总务处安排一名最低级的职员。我那时也在九中任教（国立九中总教务主任兼高中分校校长）。我和二哥考虑到陈家和我们邓家是世交，此时又都流亡在江津，目睹巳算是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陈独秀，觉得应该帮助他一下，所以我们就主动邀请陈家搬到‘延年医院’同住，也依靠我们兄弟二人生活，同在一口锅里吃饭。那时，陈独秀巳经满六十岁了，可他的新夫人潘兰珍才二十几岁，我们都比她大很多，不好称她陈太太，就叫她小潘。我和松年平常都在德感坝，只有星期六才过江回到江津城里。我的一家子对陈家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位二嫂对这一对老夫少妻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
　　“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摸他的屁股。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六十岁的老头子骗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让邓太太这一顿急风暴雨般的斥骂镇得来目瞪口呆！他这一生中虽然历经大起大落出生入死，可哪曾受过这般侮辱？而施他以侮辱的，恰恰又是忠厚懦弱的仲纯老弟的妻子！ 陈独秀心里非常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地出门的事，迟早会发生的，而今天只不过是让她逮着个借口罢了。
　　“噫，邓太太，这种无情无义的话你也有脸说出来呀，你别忘记了，当初你男人是怎样到郭家公馆来求我们，我们才搬过来的。要不是给你男人面子，我们才不愿上你家来看你这张包公脸，吃这碗受气饭哩！”
　　陈独秀怒极无辞，潘兰珍则巳挺身而出，高声武气地和邓太太干了起来。
　　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后院，厉声招呼老婆住口。
　　可邓太太哪肯罢休，捶胸顿足地哭嚎起来：“气死我啦！气死我啦！他们白吃我的饭，白住我的屋，反倒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啊啊啊啊，他们今天不滚出去，我就不活了！我马上去投河、上吊！”
　　陈独秀铁青着老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太太，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陈独秀气极败坏地推搡着潘兰珍往楼上而去。
　　邓仲纯扔下老婆不管，也跟着上楼。
　　“先生，怪我，是我不好，管不住自己的老婆婆，你骂我怨我都行，求求你不要走！”
　　陈独秀双手抓住仲纯的肩膀使劲摇了摇，泪水长流，悲声道：“仲纯……仲纯，好兄弟，我……我心里清楚，我不怪你。”
　　这一次，陈独秀去意巳定，无论仲纯怎样赔礼道歉，磕头作揖，他也心硬如铁，决不动摇了。一怒之下，陈独秀带着一家老小，当夜便住进了北固门街口邹之银开的栈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