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组合kiss: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309——清朝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清朝第五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1678年12月13日）寅时，为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在位13年（1722-1735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崩于圆明园，终年58岁。葬于河北易县清西陵的泰陵。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年号：雍正
生辰：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寅时
八字： 戊午甲子丁酉壬寅
出生地：紫禁城皇宫
属相： 马
父亲：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帝）
母亲：乌雅氏，后尊为孝恭仁皇后
排行：康熙帝第四子
初婚：14岁
原配：乌拉那拉氏
配偶：皇后2人，皇贵妃2人、妃三3人、嫔1人、贵人5人、常在7人、格格3人等
子女：10子，4女
即位时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1722年12月27日）
即位年龄：45岁
在位年数：13年
卒年：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
享年：58岁
死亡地：北京圆明园九州清晏
庙号：世宗
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陵寝：泰陵
继位人：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帝）
最得意：夺得皇位
最失意：吃丹药而受其害
最不幸：遭到后世非议
最痛心：幽禁兄弟
最擅长：权谋

皇后：
孝敬宪皇后乌喇那拉氏
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皇贵妃：
敦肃皇贵妃年氏
纯悫皇贵妃耿氏
妃：
齐妃李氏
谦妃刘氏
宁妃武氏
嫔：
懋嫔宋氏

贵人：
贵人李氏
郭贵人
安贵人
海贵人
张贵人
常在：
那常在
李常在
马常在
春常在
高常在
常常在
顾常在
苏格格
张格格
伊格格
张格格
皇子：
爱新觉罗·弘晖，长子，端亲王。母孝敬宪皇后
爱新觉罗·弘昐，二子，早殇。母齐妃
爱新觉罗·弘时，三子，削宗籍。母齐妃
爱新觉罗·弘历，四子，清高宗，乾隆帝。母孝圣宪皇后
爱新觉罗·弘昼，五子，和恭亲王。母纯悫皇贵妃
爱新觉罗·弘瞻，六子，果恭郡王，母谦妃。初过继为果毅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后。
爱新觉罗·福惠，七子，怀亲王。 母敦肃皇贵妃
爱新觉罗·弘昀，早殇。
爱新觉罗·福宜，早殇。母敦肃皇贵妃
爱新觉罗·福沛，早殇。母敦肃皇贵妃

皇女：
皇长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三月十六生，未逾月殇，母懋嫔宋氏（时为雍亲王府格格）
和硕怀恪公主，次女，母齐妃李氏（时为雍亲王侧妃）
皇三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二月初五生，未逾月殇，母懋嫔宋氏（时为雍亲王府格格）
皇四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十二生，五十六年五月殇，母敦肃皇贵妃年氏（时为雍亲王侧妃）
养女：
和硕淑慎公主（理亲王允礽六女，母侧福晋唐氏）
和硕和惠公主（怡亲王允祥四女，母福晋兆佳氏）
和硕端柔公主（庄亲王允禄长女，母福晋郭络罗氏）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满族，母为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继位前

清世宗年轻时跟从顾八代、徐元梦等学习经史，又与禅僧接近，稍懂佛学。曾随圣祖巡幸江南，朝佛五台山，秋狝热河(今河北承德)，并奉命往祭曲阜孔庙、盛京(今辽宁沈阳)祖陵。清圣祖亲征噶尔丹，从征掌正红旗大营。康熙末年，同其他皇子争为储君。圣祖驾崩后，他在十三皇子胤祥的帮助下继承帝位。又传他在隆科多的帮助下夺了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帝位。雍正继承帝位究竟是康熙亲传，还是篡改遗诏篡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尚无定论。 谈起雍正，就会想到他的继位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

政治方面

清世宗即位时已四十五岁，加之前此的经历，使他比较了解世情，并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即位后，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雍正元年(1723)，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二年，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三年，世宗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七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世宗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同年，为适应西北用兵之需，始设军机房(十年时改军机处)，选亲重大臣协办军务。军机大臣只能缮述皇帝命令，本身无赞画权，因而使皇帝更加集权于一身。他还在题本、奏本之外，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雍正二年，开始实行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的“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使无论贫富力役负担比较合理。同时，为了解决人口日益增长所需粮食问题，更加严格地执行传统的重农抑末方针，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并反对开矿和发展手工业。他注意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建筑浙江海塘外，命怡亲王胤祥在直隶开展营田水利，在宁夏修筑和疏浚水渠。与此同时，实行社会改革。雍正元年，下令削除山西、陕西乐籍，并命其他贱籍也照此办理。后来浙江绍兴惰民、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广东疍户、江苏常熟丐户相继开豁为良，从而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度，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世宗在位期间还注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外交关系。雍正四年，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强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五年，清廷同俄国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在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问题等方面，维护了国家主权。
清世宗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 。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 、 《上谕八旗》 。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雍正十三年，世宗卒。谥宪皇帝。　　

公元1678年，胤禛出生。生母为孝恭仁皇后乌雅氏。1岁后，由贵妃佟佳氏带养。

公元1683年，师从顾八代、张英、徐元梦等人学习多年。
公元1686年，胤禛与胤禔、胤礽、胤祉随驾巡行塞外。
公元1691年，奉父命与大臣女纳拉氏成婚。
公元1696年，康熙亲征葛尔丹。胤禛与胤祺、胤佑、胤禩分掌八旗十营。
公元1698年，胤禛受封贝勒。
公元1699年，康熙为成婚皇子建府分居。四贝勒府后扩大为雍王府、雍王宫。
公元1702年，胤禛与胤礽、胤祥随驾巡行五台山并南行。
公元1708年，康熙一废太子。胤禛与胤禔、胤礽、胤祺、胤祥一起被拘禁。
公元1709年，胤禛被封雍亲王。
公元1711年，钮钴禄氏生弘历。
公元1718年，康熙命胤禛与胤祉率文武百官送大将军王胤禵于德胜门。
公元1721年，康熙六十大庆。胤禛被特意派往盛京祭祖。
公元1722年，十月，前往通州查勘粮仓发放屯结情况，共28天；十一月九日，单招胤禛前往畅春园；十一月初十，胤禛代康熙前去天坛祭天；十一月十三，康熙驾崩。胤禛借《康熙遗诏》，登上帝位。
公元1723年，四月，送先帝往遵化东陵，事毕将十四阿哥允禵囚之汤山；五月，太后猝死；八月，秘密立储弘历。
公元1724年，十月，十阿哥允礻我被革职圈禁；十二月，废太子允礽病故，追为理密亲王。
公元1725年，四月，将年羹尧发往杭州，降为杭州将军；十二月，以92条罪名令年羹尧自裁。
公元1726年，正月，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除宗籍；三月，将允禩改名阿其那；五月，允禵囚于景山观德殿；六月，定允禩罪状40条，允禟罪28条，允禵罪14条；八月，允禟死于保定禁所；九月，允禩死于禁所。
公元1727年，隆科多与沙俄谈判边境问题，因失败，回京后便被捕、抄家；十月，定隆科多41条大罪。
公元1728年，六月，岳钟琪举奏曾静案，株连吕留良，吕留良被鞭尸、满门抄斩；同月，隆科多死于禁所。
公元1729年，十月，免曾静死，颁《大义觉迷录》。
公元1730年，五月，胤祥病逝，雍正亲临丧所。以三阿哥胤祉并不哀痛为由，削爵圈禁景山。
公元1733年，二月，封弘历为宝亲王、弘昼为和亲王。
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驾崩。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摊丁入亩

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这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 
 

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精简速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

改土归流

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雍正前期严格执行海禁，但后因考虑沿海的确百姓疾苦，于雍正五年开放洋禁。允许民人往南洋贸易。海禁施行于闽、粤两省。 雍正对当时的鸦片贸易也较为重视，他的鸦片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不干涉，且照顾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对待西欧来的使者，雍正也以礼相待。他虽竭力反对天主教等在中国民间的传播（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在于封建皇帝思想的保守性），但同时，他对天主教也并无恶意，五年，博尔都噶尔（今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京。雍正对他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甚至于雍正寿辰之时，在天主堂作祈祷，为之祝寿。雍正还选了一些有才能的传教士在宫中研制外国仪器和烧造材料。马戛尔尼当年来华，有一部分原因是雍正在伏尔泰笔下的“开明”为欧洲人所共知，使他们对中国皇帝（当时是乾隆）与对华通商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废除腰斩的原因是这样的：雍正皇帝有一次杀了一个人，是用腰斩，因为腰斩是一刀从腰部砍下去，砍下去之后人还活着，这个人在被砍之后，用手指蘸着血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雍正皇帝听说之后觉得非常惨，所以就下令废除腰斩。

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

在位期间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有关雍正(胤禛)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最大谜案之一。北京科技报报道，上海学者金恒源(爱新觉罗·恒源)在专业期刊《史林》上撰文指出，根据对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发现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受面谕”是雍正后来的伪作；现存“遗诏”也是大臣隆科多受雍正之命所伪造。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之前，台湾学界宣布又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据李学智的判断，目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全部是康熙去世三日后，由胤禛伪造的。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遗诏的事实。
“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学者认为，康熙去世前曾对八位大臣面谕，皇位由皇四子继承。那么这里的“八人同受面谕”是确有其事，还是雍正事后编造的？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晚9点左右“宾天”的，而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1至3点间“急召”胤禛。而胤禛到达畅春园之前的上午7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在当了皇帝7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
金恒源认为，如果确实存在康熙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禛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禛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7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

雍正皇帝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明处一套暗里一套、外朝一套内廷一套。胤禛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不是因为他比其他兄弟聪明，而是因为他性格的两面性。胤禛在做皇子的时候，能够“掩短显长”：其长，诚孝皇父、友爱兄弟、勤勉敬业；其短，残忍苛刻、猜忌多疑、虚伪急躁——虚伪造作将“残忍苛刻、猜忌多疑”的性格掩盖，特别是把自己贪禄天位的想法隐藏起来。所以在角逐皇位时，诸兄弟失败，而胤禛独胜。雍正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他在做皇帝时，极力表现出节俭、爱民，隐藏其奢靡、残忍。近年以来，关于雍正皇帝的学术论著与艺术形象，只突出、显现其节俭的一面，而忽视、隐藏其奢靡的另一面，这就给读者、观众以误导。

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皇位争夺问题是满洲宗室内部雍正兄弟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斗争的结果，我们不能站在雍正的立场，也不能站在大阿哥、二阿哥、八阿哥等的立场，而应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对雍正的评价，关键要看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做了哪些事情。

胤禛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据《清世宗实录》和《张廷玉年谱》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胤禛偶感违和，仍照常听政，并召见臣工。二十一日，病情加重，照常理政。大学士张廷玉每日进见，未尝间断。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等，御榻之侧，朝夕奉侍。二十二日，病情恶化，太医抢救。二十三日子时，进药无效，龙驭上宾。前后三天，可算急症。胤禛突然而死，官书不载原因。于是，胤禛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

第一种说法

被吕四娘刺杀的。此说到今天仍颇为风行。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发掘雍正地宫，未打开即作罢。可是社会上传说棺材已经被打开，雍正有尸身而无头。
那么，吕四娘的来历究竟如何？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有的说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携母及一仆逃出，为替父祖报仇，习学武艺，后来潜入宫中，杀掉了雍正。还有一种说法是，她的师父是一僧人，原为雍正剑客，后不乐为其所用，离去，培养了这位女徒。
金恒源先生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道理。雍正处置吕家，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孙辈均被发配边远地方为奴。乾隆时，吕家的后代有开面铺、药铺的，有行医的，还有人成为捐纳监生，被清政府发觉后，改发配黑龙江为奴，后住齐齐哈尔。吕氏后裔俱在，不过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更不能替祖上报仇了。
吕四娘主仆三人的逃出是不可能的，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著称，他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果有逃出的，他自然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案发生后雍正没有责备他，他心怀畏惧，下死劲处理有关人员，完全不会让主犯的子孙逃脱。

第二种说法

被宫女、太监在其熟睡时用绳缢之说，是民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
还有一种传说，说雍正九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在雍正睡熟时，用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
金恒源先生说，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明朝倒发生过类似的事。明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世宗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死，用太医许绅之药而康复。雍正和嘉靖都庙号“世宗”，民间传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也是难免的。
没有资料表明雍正被谋刺过，倒是雍正的孙子嘉庆真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大内，进神武门，至顺贞门，突有旗人陈德向他行刺，未及近前，已被拿获。这个发生在宫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为后人附会刺客杀害雍正的版本。 公元1674年，五世达赖奏请清康熙皇帝批准后亲自选址指导修建并赐名“葛丹.松赞林寺”，清雍正帝又赐汉名“归化寺”。

雍正对道家的长生成仙非常痴迷，丹药中毒的猜测是否可信？
清末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当代学者杨乃济先生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等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一文，金恒源先生认为，杨乃济先生的论述是客观、可信的。 主题：泥塑雍正帝像

雍正年轻时即好佛、崇道。做了皇帝后，他求仙访道、企求长生，更是为此忙得不亦乐乎。他不仅把道士请进宫内，待以上宾为他炼丹、服用，还希望自己住的皇宫能像有名望的佛寺、得道仙观，包括周边环境制成模型以利仿建，可见他对道家的长生成仙说已经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
有一份史料上说，雍正宾天时“七孔流血”。七孔流血是严重中毒的反映，雍正长期服用道士所炼之丹及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这些丹药中汞、铅、朱砂等矿石含量较高，又都是高温烧煅而成，热性很大。十三阿哥允祥去世后，为渴求长生不老，雍正加大剂量服用丹药终致中毒，是情理中事。
乾隆还未正式登基前，已急急传谕驱逐宫中道士，可见雍正之死同道士有密切关系，因为乾隆深知丹毒之害，才会把驱逐宫中道士放在诸多国事之上立马行之。

长期贪图女色，乃至乱服春药可能是导致雍正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之一。
金恒源先生认为，雍正称帝执政13年，基本上处在众判亲离、孤家寡人之态势。他在生命垂危时请同胞兄弟出山辅助又遭坚辞，其情其状其心态之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雍正的身体状况，在雍正七年后，由于政敌被杀的杀、关的关，基本上也都摆平了，相对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病也就随之暴露了出来。
朝鲜史料有一条说法，“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朝鲜使者在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没有必要去故意捏造、肆意攻击雍正，这条史料当可作为雍正晚年身体亏损的一条辅证。
概括起来，雍正之死同他多年勤政之累的体力透支有很大关系；同他心神长期不得安宁、夜不能寝、精神不能贯注、惧怕报应有很大关系；更同他长期以来不断服用丹药、体力大量积毒有关；他晚年为求长生加大剂量服用丹药，乃至乱服春药更是导致他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将雍正之死单一归结为纯被工作“累死”未必全面。民间所传吕四娘复仇、斩雍正之头云云纯系民间想象之说，没有可靠证据，不是历史事实。
第五种说法 服用丹丸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胤禛因迷信道士，服用丹丸过度死于圆明园。

雍正-评价    

一个敢于改革、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

雍正即位，立志“振数百年颓风，为此，针对康熙末年的种种积弊，从恢复中央集权，强化皇权入手，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稳定，然后着手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 一方面，他以高压政策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着意于反对朋党的斗争，消除康熙末年夺嫡之争造成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为此雍正镇压和惩处了塞思黑、阿其那集团和隆科多、年羹尧集团，继之又严厉整饬以李绂、杨名时为代表的科甲朋比现象。与此同时，不放过一切机会，对社会上关于他矫诏篡立的怀疑和攻讦进行反复辩解和打击。雍正六年，抓住曾静投书谋反案，雍正出奇料理，颁布宜讲《大义觉迷录》，兴起了一场清算吕留良“华夷之辨”的文字大狱。综观雍正一朝的文字狱，真正因文字获罪者少，而多数是同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案件，如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案即是如此。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吕留良之狱开始，清朝文字狱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统治者整治民心风俗，钳制人民思想，进行文化专制的工具。从此，文字狱与封建专制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从庙堂之上蔓延到了陋巷细民之间。此外，雍正在思想领域，大搞“神道设教”，推崇迷信，用愚昧来维护统治。
一个典型的政治家。

有人说，雍正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尤物。他能忍，时时告诫自己戒急用忍，处乱不惊。他曾说:“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他深谙“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在重大事务中，以坚忍的毅力锻炼耐性。因此，在康熙末年两废两立太子及众阿哥夺嫡纷争的激流漩涡里，他动心忍性，韬光养晦，很好地掩饰、保护、排解自己的政治欲望，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他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灵敏的政治噢觉。对于政治形势、政治气候及其走向，能明察秋毫，审时度势。他可以不为名声所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自信果决、雷厉风行;他也阴险、残忍，心狠手辣，富有统治权术。 

南怀瑾评价雍正：清朝入关定鼎八十年后，有了一位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进士，谈禅说道，并不逊于禅门宗师的雍正皇帝。他的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内肃权贵，不避亲疏。外立纲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当然可使内外肃穆，谁敢与之抗衡。一般评论，便只能说雍正犹如汉代的文（汉文帝）景（汉景帝），过于忮刻而己。但他对用人之道，却真能实践“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原则。

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其中，铸币制度的改革是其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当时的铸币制度改革，有人撰文认为，雍正皇帝即位后，“仍然按照康熙在位时的金属成分比例，即铜五铅五铸钱。但不久，户部云贵主事孙嘉淦上了一个条陈，力主改变新铜钱的金属成分比例，主张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最后雍正皇帝采纳了孙嘉淦的建议，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①这一提法与历史事实不符。纵观雍正帝的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的内容较为丰富，包括减轻钱文铸重、降低铸钱原料中铜铅价格、用滇铜、黔铅代替洋铜、倭铅等等。改变金属成分比例仅是其币制改革的内容之一。但是，雍正皇帝在币制改革中绝没有将新铸铜钱的金属成分比例由铜五铅五变为铜四铅六。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对雍正朝铸币制度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意义做简要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正之。

一、铸币制度改革的背景

铜钱制度是清代币制的主要内容。清代币制因循明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为了便于流通，白银需要铸成不同重量的银锭，各地官私银炉均可以自由铸造，政府不加干涉。铜钱作为政府法定铸币，则严格控制生产和流通过程，私铸、私毁按律治罪。在日常经济往来中，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作为一般商品的等价物，二者在商品交换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为了规范货币市场秩序，清政府以银权钱，明确规定“每钱一千，值银一两”，且“永为定例”。但是，这一“定例”从制定之日起，就基本上没有严格执行过。在价值规律的作用和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总是离开清政府的“定例”而上下波动，有时波动的幅度较大。在清代前期(1840年前)的近二百年间，银钱比价波动常常成为困扰清朝政治经济生活的严重问题而备受朝廷重视。为稳定银钱比价，清政府总是围绕铜钱的铸造进行币制改革。从这个意义讲，铜钱制度是清代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铜钱是中国的“国币”。②

铜钱是铜铅锡合金制品。清朝初年，铸造铜钱的主要原料是铜和铅(实际上是锌，但清政府保存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中都称铅，以下仍沿用这一习惯称谓)。为了防止私毁铜钱，乾隆朝时加入了少量锡铸造青钱。铜钱价值含量的高低主要来自铸钱原材料的成本。清初铸钱刚开始时，铸钱规模尚小，主要以旧钱旧铜器皿为铸钱原料。当时，铜随地可得，铜价低廉。如顺治十一年(1654)，宝泉局铸钱“用过钱杂等铜二百二十万斤，内除耗铜不计价值外，各价不等，计共值银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五两。”③由此可计算出每百斤价银六两五钱。而云南是铜料主要生产基地，虽说当时铜厂关闭，但废铜较为充裕，相对其它地区铜价更低。顺治十六年(1659)，云南省铸局用铜每百斤价银二两二钱，铅每百斤价银四两七钱。④低铜价必然造成铜钱的低成本。在顺治朝，宝泉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基本保持在0.7～0.8两上下，江宁省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6钱左右，云南省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在0.7两。
但收买旧钱旧铜器皿毕竟不能成为各铸钱局长期稳定的原料来源。早在顺治末康熙初年时，收买旧钱旧铜器皿作为鼓铸原料的缺陷就充分显现。为解决铸钱用铜铅问题，清政府打破海禁，特别准许官商、民商携带中国货物，远涉重洋，到日本售货易铜，带回国内以供鼓铸。此后，国内铸钱主要以洋铜(即日本铜)为原料。但洋铜价格高昂，且不断上涨，官商所购洋铜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四两五钱，民商所购洋铜的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七两五钱，高出国内旧钱旧铜器皿价格数倍。铸钱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造成铸钱成本的不断增加。以康熙九年(1670)广东省铸钱为例，“广东省铸出新钱七十二万一千文，(按铜钱千文值银一两计算)，值银七百二十一两，遵照部例销算，(铜价以每斤六分五厘计算)止应开销铸本银五百九十三两。”改用洋铜为铸钱原料后，按照“地方时价工本计算，实用过铸本一千四十三两。”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为1.45两，“局官实包赔铸本银四百五十两，”⑥铸局亏损严重。其他各省局铸钱成本的情况当与广东类似。
铸钱成本增加，致使商品货币流通市场铜钱价格因铸本增加而昂贵。康熙二十三年(1684)吏部左侍郎陈廷敬奏称：“今日民间不便者，莫甚于钱价昂贵，定制每钱千文值银一两，今每银一两仅得钱八九百文。”⑦在清政府看来，稳定银钱比价最有效的办法是降低铸钱成本，而降低铸钱成本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改变铜、铅的配铸比例和降低钱文铸重。在清代前期，曾实行过铜七铅三、铜六铅四、铜五成四铅四成六、铜铅各半等不同的配铸比例。而且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铸局之间，在铜铅配铸比例上又有差别。在铸钱原料中，铜价较铅价高出许多。商品市场贸易中铜的价银最高时每百斤达二十余两，最低也接近二十两。而倭铅价银最高为康熙朝，每百斤接近十两。一般来说，铜钱中含铜量越高，成本越高，含铜量越低，成本越低。总的趋势是，清政府在铸钱用铜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常常通过减少铸钱中用铜、扩大用铅比例的办法，以降低铸钱成本。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减少铸钱成本又不断减少钱文铸重。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铸造过每文重一钱、一钱二分、一钱二分五厘、一钱四分等不同重量的铜钱。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将铜钱每文铸重由一钱四分改为铸重一钱，变铜七铅三为铜六铅四配铸。大幅度减轻钱文铸重和减少铸钱用铜的比例，极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但是，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内铜钱价格很快又由贵变贱。如康熙二十九年，山东“以八钱银计为一千钱”。⑧三十九年，湖南、湖北“钱易雍滞，价值过贱。”⑨四十四年，北京“以白银十万两，可换新铸大制钱十四万吊。”⑩四十五年直隶地方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七百文左右”。山东地方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七百文。”江宁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一百文”。⑾京城“钱价甚贱，以致民怨”。⑿
铜钱价格低贱不仅造成了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安定，而且导致自“铸小钱以来，私铸钱不能停止”的严重后果。迫于压力，清政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决定，“更定制钱每文重一钱四分。”⒀铜钱铸重又回到顺治末年的水平上。
恢复铜钱铸重一钱四分，又大大增加了铸钱成本。江南铸钱二十串，需银二十四两一钱；浙江铸钱二十串，需银二十五两五钱。⒁每串成本在十二两至十三两之间。进入雍正朝以后，“宝泉宝源二局每年额铸六十万二千六百八十七串四百文，每串需工本银一两四钱三厘七毫五丝，以钱一串抵银一两外计，每串亏折银四两三厘七毫五丝，每年共计亏折银二十九万八千七百三十七两零”，⒂亏损非常严重。与此适应，商品货币流通领域铜钱价格继续又开始“昂贵”。康熙六十一年(1721)，户部议言：“向市价一两易钱八百八十文，今每银一两易钱七百八十文”⒃。
可以看出，为稳定商品货币市场的铜钱价格，顺治、康熙两朝对铸钱制度不断进行改革，但无论是改变铜铅配铸比例(事实上，康熙皇帝在位时，从来没有在铸钱制度中将铜的金属比例降至六成以下，也就是说，从未按照铜五铅五的金属比例铸钱)，还是增减铜钱铸重，这些改革措施都因铸钱用铜的缺乏和铜价的高涨而失去意义。降低铸钱成本，商品市场的铜钱价格立即大幅下降，造成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提高铸钱成本，铜钱价格很快增昂，但各铸钱局亏损严重，铸钱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清代铸钱事业处于两难抉择之中。银钱比价波动成为困扰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大难题。雍正皇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铸币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

雍正即位后，即着手对铸币制度进行改革。
雍正五年，“定以铜铅各半配铸制钱。”《清朝文献通考》对这一制度的实行作了这样的解释，“是年，宝泉、宝源二局照例配铸，其云南各局及嗣后所开之贵州局、四川局，以铜质高低不一，加之沙水异益，仍以铜六铅四相配，至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始照京局一例配铸。”⒄即除云南、贵州、四川省以外，全国其他各局普遍以铜铅对半配铸。嘉庆、道光时期成书的货币史资料《铜政便览》，对云南省各局铜铅比例作了这样的记载：“雍正五年，仍以铜六铅四配铸，……乾隆六年十二月，改为四色配铸，每百斤用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三斤八两，黑铅三斤八两，锡三斤。”⒅说明云南各铸钱局最终是在乾隆六年实行铜铅对半配铸。这一记载与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阁题本》关于贵州省局实行铜铅对半配铸的时间完全一致。“黔省改铸贵钱，前因各匠役初行试铸，未能体验火候，以致对配鼓铸每多折耗，今选择谙炼匠役，督同亲试，细察火色，照依京局对配之例，学习试铸。近日各炉铸出钱文，虽未能尽免折耗，然亦能大概完好，定于乾隆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即依京局铜铅配对鼓铸，以免虚糜。”⒆此后，无论京局还是各省局，从制度上来说，都以铜铅对半配铸，并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如乾隆五十七年，宝陕局“共用红铜二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斤八两，白铅二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二斤十二两，……白铅一千九百二十八斤十三两，点锡一千八百五十三斤二两，点锡九千五百九十七斤十二两三钱”。⒇乾隆五十八年，宝武局“共用铜铅锡七十万一千九百斤”，其中用铜和铅锡分别为350950斤。[21]说明陕西和湖南当时都是铜铅对半配铸。
当然，人们在历史资料中还会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载，宝泉、宝源局等许多铸钱局，乾隆五十年以后，用铜的数量超过用铅数量。如乾隆五十八年，户部宝泉局铸钱“用十成铜一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六厘，八成滇铜四百六万五千一百二十一斤九两四分一厘，六成废印铜二百九十斤一十两。白铅四十九万九千二百八十五斤一十一两四钱二分九厘，高锡一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六斤五两九钱七分八厘，又附鼓铸淘洗铜五千八百五十斤。通共用铜铅锡七百七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四斤一十一两六钱四厘。”[22]其中约用铜4174119斤，用铅锡约为3557005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三年，工部宝源局铸钱用铜1939885斤，用铅1660113斤，[23]铜铅配铸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九年，宝浙局铸钱用铜494141斤，用铅392031斤，[24]铜铅配铸比例是56％比44％。以上三局铜铅配铸比例中，用铜多于用铅，是不是意味着清政府在制度上改变了铸钱中铜铅的比例?不是的!这些铸钱局用铜多于用铅，是因为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八成”、“六成”“低铜”的缘故。按照规定，“八成”“六成”“低铜”要折合成“十成”铜。这样，单从绝对数量上来看，铜的比例自然加大了。
如果说清政府后来对铸钱制度中铜铅配铸比例作过调整的话，那只是在乾隆五十九年以后，宝泉局“以铜六成铅四成，配搭鼓铸”。而嘉庆元年，宝泉局又改为以“铜五十二斤，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三色配铸。”[25]此后，铸钱中铜铅配铸比例时有改变，但因嘉庆朝以后铜钱价格日益低贱，清政府总是力图通过铸钱中增加铜的比例，提高铜钱的价值，以扭转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低贱的局面。
根据以上考察看出，雍正皇帝进行币制改革时，将铜六铅四改为铜五铅五配铸，后来各朝都按这一比例铸钱。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各铸钱局从未将铜的比例降至五成以下。铜铅对半配铸，这是铸钱用铜的底线，用铜低于五成，铸出铜钱掷地即碎，无法流通。所以，关于雍正皇帝即位后“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铸钱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错误的结论。
雍正皇帝铸币改革的另一中心内容是降低钱文铸重。雍正皇帝即位后，通过对顺治、康熙两朝铸钱制度利弊的深刻反思，认为“鼓铸钱文，专为便民利用，铜重则滋销毁，本轻则多私铸，原宜随时更定，筹划变通，斯可以平钱价而杜诸弊。”把改革铜钱铸重作为稳定铜钱价格和杜绝铜钱流弊的重要手段。雍正帝躬耕“籍田”

他指出，“顺治元年每文重一钱，二年重一钱二分，十四年加至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销毁弊多，改重一钱，嗣因私铸竞起，于四十一年又仍复一钱四分之制，后铜价逐渐加增，以致工本愈重”。[26]而销毁铜钱，“奸民不需重本，便可随时熔化，骊缉殊难，非若私铸，必须有力之人，兼设有炉座器具，易于查拿者可比。”他认识到，钱文铸重一钱太轻，一钱四分过重，若照“顺治二年例，每文铸重一钱二分，在销毁者无利，而在私铸者亦难，似属权衡得中，可以行之久远。”[27]力图做到钱文铸重适中，不偏不倚，使销毁者无利，私铸者亦难。这是对顺治、康熙两朝铸钱制度的总结，注意到了币制改革既要有利于货币的长期稳定，便捷流通；又要杜绝私毁、私铸铜钱。于是，规定各钱局按铜钱每文重一钱二分铸造。此后，钱文铸重一钱二分成为定制。
雍正皇帝币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以滇铜、黔铅为铸钱的主要原料。康熙朝时期，无论京局、省局都以洋铜为铸钱原料。洋铜主要来自日本，价格高昂。且商办洋铜日益困难，拖欠严重，影响着清代铸钱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朝廷，滇省铜矿“自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采铜有效，”“矿产增盛，除供本省鼓铸一百万斤外，核算雍正五年分铜斤可余二百数十万斤，但铜多本少，不敷官买，请动支盐务赢余银两，收铜转运至江南等省，收买还项。”雍正皇帝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决定“将滇省余铜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以供湖北、湖南采办之用，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以供江苏采办之用。”“滇铜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加以运至汉口、镇江，水脚需十三两以外，较之原额亦稍有节省。”[28]随后云南铜矿开采兴旺，矿铜数量大增，乾隆初年年产已接近1000万斤。乾隆四年，京城户工二局鼓铸用铜400万斤，后逐渐扩大到630余万斤，尽归云南办运。各省铸钱亦大部分采用滇铜。滇铜替代洋铜成为各铸钱局的主要原料。长期以来困扰清政府的铸钱用铜问题完全得到解决。
另外，雍正朝以前，铸钱多用倭铅(日本铅)。倭铅价格较贵。“京局改定对配以来，每年增办铅至三百六十六万斤，向由商人承办，每斤给价银六分二厘五毫，水脚银三分。”铅价、水脚共计每百斤九两二钱五分。雍正朝时，“贵州之莲花、殊砂等厂，所产白铅岁不下四五百万斤，各厂定价每百斤一两三钱。”较之倭铅价格极低。于是，雍正皇帝下令“贵州巡抚委员照额收买，分解户工二局，每百斤给水脚银三两。”[29]铅价、水脚每百斤共计四两三钱，极大地降低了铸钱用铅价格。
为保证铸币制度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雍正皇帝还颁布法令，严禁民间使用黄铜器皿。雍正帝认为：“制钱千钱，重八斤一十二两，除去倭铅，独红铜可得四斤六两，所造红铜器皿，每一斤买银四钱有零，是千钱值银一两，而千钱值红铜造成器皿之银一两七钱有余，几获倍利。”[30]“钱文乃民间日用所必需，鼓铸日增而钱不见多，必奸民图利，有毁钱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铜器，则钱价究不能平”。在雍正皇帝看来，要防止私毁铜钱，必须禁止使用铜器皿。并发出上谕，“嗣后除三品以上官，准用铜器，余俱不得用黄铜器皿，定限三年，令将所有，悉行报出，当官给价收买。”接着又严黄铜器皿使用禁令，规定“从前曾以三品以上许用黄铜，今犹觉滥用者多，以后为一品官之家器皿许用黄铜。余者遍行禁止。有匿藏私用者，盖以违禁论。”[31]随着云南铜矿的开采兴旺，这一禁令在乾隆元年才被解除。
另外，严令打击私铸和使用私钱，并定各级官吏失察之罪。同时还将宝泉、宝源局及各省局铸钱卯数、数量以及物料和工匠工资支付数额等的核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总之，雍正皇帝对货币制度的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然其中心内容是围绕降低铸钱中用铜比例和钱文重量来进行。通过这次改革，清朝铸钱制度基本稳定，除乾隆元年，为防止私毁铜钱，铜铅比例中加锡铸造青钱外，其制度的基本内容长期保持不变。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规范了铸币制度，便利了货币的流通。雍正皇帝通过对顺治、康熙朝铸币制度调整频繁造成的铜钱大小、轻重、价值不一的混乱局面的深刻反思，对铜钱的重量、铜铅的配铸比例、鼓铸用铜铅的价格、各局铸钱的卯数、物料以及炉匠工钱的支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改革铜钱铸重为一钱二分，重量适中，成为定制，规范了铸钱制度，结束了不同重量的铜钱并存于商品市场造成的交换繁难的局面，便利了货币的流通，有利于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降低了铸钱成本，给清政府带来大量铸息银两。雍正时期，滇铜、黔铅开采兴旺，产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清政府高度垄断了铜铅的生产、收购以及销售的全过程，将所产滇铜、黔铅悉数用于铸钱，取代洋铜、倭铅成为铸钱的主要原料。通过垄断经营，极大地压低铜铅收购价格，残酷压榨掠夺矿民、矿商，大幅度降低了铸钱成本，从而使长期以来亏损严重的京局和各省局铸钱盈利，部分铸钱局铸息率极高。京城户工二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0.8～0.9两，云南铸钱局就地取材，铜价、脚费相对较低，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7两左右，[32]铸息率更高。如乾隆六年，云南省局“共铸钱一十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息银三万一千余两。”嘉庆六年“共铸钱十万一千九十余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共获铸息银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两。”[33]从乾隆至嘉庆朝，云南省局铸息率长期保持在20％～30％左右，年获取息银最多达十万两以上。[34]其他铸局获取息银数量略低于云南，如乾隆五十六年，湖北宝武局共铸钱86286．623串，息银15474.415串，[35]铸息率为22％。
这还不是各铸钱局最后得到的铸息银两。各铸局常常利用乾隆朝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高昂，将所铸钱文拿到商品货币市场易换银两，以追求铸钱的最大利润。如乾隆十年，由于“京师钱价昂贵”，清政府决定将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七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串，增给钱局，发市易银。”[36]乾隆十九年，湖北宝武局“共铸钱九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串六百二十三文”，“共发卖钱八万六千九百二十串一百文。”出售铜钱的价格一般是“每串照市价酌减三分”，也就是以低于市场三分的价格出售。清政府对出售铜钱价银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乾隆中期以前，铜钱一千“易平银一两二钱三分”，“折库平银一两一钱六分八厘五毫”。[37]乾隆末年铜钱一千“易库平银一两三分五厘五毫”。[38]通过发卖铜钱，各铸钱局极大限度地增加了铸息银两。仅湖北宝武局于乾隆十九年一次性出易铜钱增加库平银约10000两。折合成“平银”则获息银数量更多。各钱局大量铸息银两的产生，既是雍正皇帝币制改革带来的结果，又是清政府压低铜、铅收购价格，对矿民、矿商压榨掠夺的曲折反映，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追求铸钱高额利润的实质。
3．促使清代铸钱事业大规模发展。康熙后期，由于铸钱严重亏损，清政府不得不经常令各铸钱局停铸减卯。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后，降低了铸钱成本，各局通过铸钱能够获得大量铸息银两，加之乾隆朝钱价高昂，极大地鼓舞了各铸钱局的铸钱热情。于是，不仅停铸各省局恢复鼓铸，而且无论京局、省局都加卯鼓铸，不断扩大铸钱规模。京局从雍正朝每年铸钱64万串，增加到乾隆时期每年铸钱100余万串，最多时达到123万余串。[39]各省铸钱中，云南铸钱数量最多。因云南地近铜矿，运输方便，铜价便宜，铸钱成本低廉，曾先后出现十一局铸钱，长时间保持在六局同时鼓铸，铸钱最多时年达40万串。[40]清代大规模铸钱一直保持到嘉庆时期。全国铸钱最多时年达220余万串，便利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4．给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阶层人们
的生活带来影响。雍正朝货币改革以后，铸钱成本大大降低，各铸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普遍低于一两。按理来说，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货币市场的银钱比价，铜钱千文兑换白银应当低于一两。换句话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应当超过千文。但自雍正皇帝货币制度改革后直至整个乾隆朝，商品货币市场的银钱比价，白银一两兑换铜钱长期保持在七八百文之间，乾隆末年仍然保持在九百余文。钱值和商品市场的钱价相悖。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这里不作赘述。但商品市场铜钱格价的长期高昂，给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
按照清政府规定，各铸钱局生产的铜钱，主要以兵饷、官俸搭放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搭放比例一般是银七成，钱三成。搭放的具体办法，以清政府制定的“定例”，即白银一两值铜钱一千发放。另外，按照规定，铸钱工匠的工资也以“定例”规定的比例支付铜钱。在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高昂的情况下，按照“定例”来发放兵饷、官俸以及支付铸钱工匠工资，增加了兵饷、官俸以及工匠工资的附加值，这对于改善广大士兵和官吏及铸钱工匠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积极意义。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王德泰 强文学 《中國錢幣》2006年第4期 [1] 

长春仙馆位于正大光明殿之西，茹古涵今之南。本景南邻园墙，四围山环水绕，是一处园中园式的建筑风景群。
长春仙馆一景，始建时间不晚于雍正四年 (1726 年 ) ，初名莲花馆。自雍正七年起成为皇四子弘历的赐居之处。道光中叶改建九洲清晏帝后寝宫区时，亦曾寝居于本景。本景可谓御园第二处帝后寝宫区。
长春仙馆四面环水，进出由木桥与其它景区相连接，岛上是由四个院落组成，其中东院为正院，是一个完整的小四合院，由倒座房、垂花门、东西厢房、正房组成。正房外檐下挂乾隆御书“长春仙馆”。乾隆四十二年（ 1777 ）乾隆生母孝圣皇太后去世，这里便改成了佛堂，以表示乾隆对其母后的思念之情。长春仙馆西边为绿荫轩、丽景轩、春好轩。它们曾是弘历年轻时读书的地方，嘉庆、道光时期又一度是嫔妃居住的寝宫。长春仙馆岛的西岸还建有御膳房、御茶房、御药房、太监值班房等。
长春仙馆正北跨溪建有亭桥一座，名曰“鸣玉溪”。

万方安和，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后湖西侧，东邻杏花春馆，西南湖外为山高水长，是一处以卍字轩为主体的风景园林。
万方安和，建于雍正初年，旧称万字房。万方安和轩，造型独特，风景秀丽，四时皆宜择优居住。雍正帝特喜在此园居，乾隆时期仍是游憩寝宫之一，端午节例在此殿侍奉皇太后进宴。嘉庆帝亦有“万方安和”题咏 23 次。
万方安和建筑平面呈“ 卍 ”字形，整个汉白玉建筑基座修建在水中，基座上建有三十三间东西南北室室曲折相连的殿宇。这里是雍正皇帝最喜欢的景区，万字房四面临水，中间设皇帝宝座，宝座上方悬挂有雍正御书“万方安和”，西路为一室内戏台，此戏台设计的十分巧妙，唱戏者在西北殿而皇帝则坐在正西的殿内观戏，中间用水相隔。万字房的东南为一临水码头，皇帝平时来万方安和一般是坐船直接到此码头上岸。万方安和对岸建有一座十字大亭俗称“十字亭”，十字亭顶还安设一个铜凤凰，十字亭周围栽种了许多珍贵花卉、树种。清康熙﹑雍正时大臣。满洲镶黄旗人。佟国维三子﹐圣祖孝懿仁皇后佟佳氏弟。隆科多于康熙朝累官理藩院尚

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武力。清圣祖玄烨临终﹐王大臣受顾命者﹐惟他一人。他参预清世宗胤禛夺权。世宗之立﹐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世宗即位﹐以拥戴殊勋﹐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官至吏部尚书﹐加太保﹐备极宠任﹐呼为舅而不名。铨选官吏﹐不经奏请﹐任意为之﹐号为“佟选”。
随后﹐迅速被解除步军统领一职﹐以削弱其过分庞大的权力。隆科多平素与川陕总督年羹尧交结甚厚。雍正三年(1725)﹐年败﹐隆科多以党附年羹尧﹑徇庇查嗣庭获罪﹐削太保。四年﹐罢尚书﹐令料理阿尔泰等路边疆事务。寻命勘议俄罗斯边界。五年六月﹐私钞玉牒事发﹐被罗织罪状﹐于畅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六年六月﹐猝于禁所。 

隆科多被雍正皇帝公开称为“隆科多舅舅”。就是这个隆科多，在康熙皇帝晚年的诸位皇子之间扑朔迷离、明争暗斗的皇位继承人大战中地位非同一般，是康熙、雍正两朝皇权交替之际最为关键的核心人物。这与他在雍正皇帝即位之后飞黄腾达、显赫一时有着直接关系；他最终为雍正皇帝所猜忌，屡遭打击，直至被圈禁而死，实际上其根源也在于此。

 年羹尧（1679-1726）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於一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1724）人京时，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真可谓位极人臣。但翌年十二月，风云骤变，他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赐自尽。年羹尧之死异乎寻常，他为何被杀，至今众说纷纭。

泰陵[清]-介绍    

泰陵是清朝人关以后第三代皇帝雍正的陵墓，也是清西陵中建筑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一座帝陵，坐落在永宁山下。整个陵寝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是门、坊、碑、亭，后部分主要是殿宇和地下宫殿。

一座飞虹跨溪的五孔石拱桥是泰陵最前面的建筑，这桥10．94米宽，87米长，拱高4．9米，由长方形青白石建成，婉蜒曲折的北易水从桥下流过，春夏秋冬，严寒酷暑，碧水长流，清幽可爱，风光优美诱人，象一幅山水画卷。

五孔桥北，有巍峨高大雕工精美的三座石牌坊，一座居中横跨神道，二座稍后分列左右，矗立于大红门外广阔的原野上，历经260年的风雨沧桑，雄姿不减当年。大红门是西陵的总门户，门有三洞，设东西便门各一，高大的门楼，朱红的围墙，宏伟的庞殿顶把大红门装点得雄姿挺立，气象万千。

泰陵主体建筑自最南端的火焰牌楼开始，过一座五孔石拱桥，便开始了西陵最长的神路--2.5公里长的泰陵神路，沿神路往北至宝顶，依次排列着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大碑楼、七孔桥、望柱、石像生、龙凤门、三路三孔桥、谥号碑亭、神厨库、东西朝房、东西班房、隆恩门、焚帛炉，东西配殿、隆恩殿、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和哑巴院、宝顶等建筑。

进入大红门，面对宏伟的古建筑群，不禁会问：清王朝入关定都北京后，已在遵化县马兰峪开辟了清东陵，为什么雍正不随祖父顺治，父亲康熙葬在清东陵，而又另选陵址，在易县新开辟清西陵呢? 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爱新觉罗氏，名胤缜。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其母乌雅氏，即孝恭仁皇后。康熙三十七年封多罗贝勒，时年二十岁。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晋封为和硕雍亲王，时年三十一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崩于畅春园，十一月二十日，胤缜即皇帝位，时年45岁。第二年改元，年号雍正，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崩于圆明园，卒年58岁，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初二葬于泰陵。

纵观雍正的一生，他是我国历史上勤政的皇帝之一。为颂扬地的功劳，于乾隆二年六月在大红门北面建筑了一座圣德神功牌楼，高26．05米，黄琉璃瓦盖顶，碑楼内地面中心有巨石台基，雕有寿山福海和鱼鳖虾蟹，石基上卧巨型石雕狴兮（bixi)一 对，各驮石碑一统。碑帽皆伏缠浮雕龙四条。碑额有“大清泰陵圣德神功碑”字样，碑身镌刻着满、汉两种文字，颂扬雍正的 功德。在碑楼外的广场上，四角各有石雕华表一根，高达12 米，华表亦称“恒表”，古代用以表示王者纳谏或指路的木桩，而设在陵墓前的大柱又名“墓表”，四根墓表顶部，各蹲有石雕怪兽一尊，名曰望天吼，据说寓意是“望君出，盼君归”，劝祭祀的君主及时回朝治理政务。墓表通身浮雕巨龙盘绕向上，加之如意云朵、云板，颇为壮观。

过了圣德神功碑楼，是清西陵最大的一座桥梁——七孔石拱桥和石像生。五对石像生分别是狮子、大象、骏马和文臣武将。这些石雕动物和人物以对称的形式分别排列在神道两旁，象征着皇帝的仪仗队守卫在陵前。石像生又本姓阮，是秦始皇的爱将，身高丈二，智勇双全，屡建战功，大败匈奴。阮翁仲死后，秦始皇深表哀悼，命工匠铸一翁仲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犹如英勇的卫士。后来，人们把陵墓前的石像生称为“翁仲”。这些石像生各有寓意：文臣武将，均为皇帝的爱卿，把他们的石像置于皇帝的陵寝之中，表示君臣永不分离，心心相印。骏马，是历代皇帝征战、行猎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坐骑。据说，雍正的曾祖皇太极一生戎马，继位以后，依旧人不解甲、马不离鞍，他率领的铁骑踏遍了白山黑水，统一了东北地区，被称为“马上皇帝”。在辽阳战役中，他被明朝总兵李成梁围困，幸亏战马善于驰骋才免予危难。清朝历代皇帝对马都十分钟爱，所以，把马的雕像置于陵前，象征帝王虽死，雄心尚存，开疆扬威，备以骏马。大象温顺驯服，寓意皇帝广有顺民。石象背上还雕有宝瓶，谓之“太平有象”或“天下太平”，狮子凶猛，吼声震天，象征着皇家势力强大，威震天下。在古代，石狮子不但皇陵有，就是官府衙门和有钱有势的家门前，也置放石雕狮子，以示权威。

穿过石像生，走过龙凤门，经两座三孔石桥，便进入宫殿区。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一座神道碑亭，内有狴翕驮碑一统，碑面镌刻着皇帝的庙号、谥号和徽号。再往北是隆恩门，门内，宏伟壮观的隆恩殿居中，东西配殿分列两旁，与隆恩门构成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部局，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板的地方，西配殿是喇嘛念经的地方。隆恩殿是陵区内最大的有三间暖阁，中间为明间，设神龛仙楼，挂帷幔、供奉帝、后牌位。西暖阁内安置宝床，床上设檀香宪座，供奉妃嫔牌位。皇帝谒陵时，帝、王、公皆素服，行大飨礼时，皇帝穿朝服，陪祭的王公百官亦穿礼服参加祭把。

泰陵后寝院内还有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地宫等建筑。石五供是皇家女眷祭把的地方，供台分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有石香炉一樽居中，两侧各有石花瓶、石蜡扦分列，共计三种五样供品，均用青白石雕成，故称“石五供”。供座是由两块巨石雕成的须弥座，须弥座周围有很多精美的雕刻图案，如传说中的“八仙”图案等。

石五供祭台之北，屹立着方城、明楼，是整个陵区最高的建筑物，雄伟壮观的方城，把精巧多姿的明楼高高托起，镶嵌在湛蓝的晴空里，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明楼内有石碑一统，碑基为须弥座，游龙浮雕，施有五彩，碑身以朱砂涂面，碑面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刻着“世宗宪皇帝之陵”字样。方城两边有高大的城墙，绕墓一周叫宝城。宝城中间隆起的巨大土丘，便是雍正皇帝的坟墓，名字叫宝顶，泰陵宝顶面积为3600多平方米，在西陵诸宝顶中面积最大。宝顶下面便是工程浩大的地下宫殿。地宫内除埋葬着雍正皇帝外，还附葬着孝敬宪皇后和敦肃皇贵妃。

泰陵的建筑历时有八年。泰陵是清西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墓，也是西陵陵园的核心部分。前后有三座高大精美的石牌坊和一条宽达十多米、长五公里的神道，通贯陵区南北。神道两侧的石像生有石兽三对、文臣一对、武臣一对。泰陵石像生采用写意的手法，以浓重粗大的线条，勾划出人物和动物的形象，再用细如绣花的线刻，表现细节、花纹。体现了清代石雕艺术独到的雕刻技法。

清朝的泰陵距易县15公里的永宁山下，海拔382米，始建于1730年(雍正八年)，占地8．47公顷，内葬世宗雍正皇帝、孝敬宪皇后、敦肃皇贵妃。泰陵清西陵中建筑 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一座帝陵。 泰陵主体建筑自最南端的火焰牌楼开始，过一座五孔石拱桥，便开始了西陵最长的神路--2.5公里长的泰陵神路，沿神路往北至宝顶，依次排列着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大碑楼、七孔桥、望柱、石像生、龙凤门、三路三孔桥、谥号碑亭、神厨库、东西朝房、东西班房、隆恩门、焚帛炉，东西配殿、隆恩殿、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和哑巴院、宝顶等建筑。

按照先例，雍正的陵寝应该建在遵化县清东陵界内，与其父亲康熙为伴。因此，他曾经把东陵九风朝阳山作为自己的万年吉地，但雍正并没有在那里建陵，而在易州另辟陵区。对此事后人众说纷云，一说雍正改调篡位，葬于康熙景陵旁心虚不安；二说世宗(庙号)好大喜功，杀戮成性，居功自傲，另辟陵区为突出自己。这种说法和史实是不相吻合的。但他为什么要迁陵呢?据《工科史书》记载，为了废掉九风朝阳山陵址，他曾传谕：“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肤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舆之人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末全，穴中之士又带砂石，实不可用。”所以，派怕贤亲王允样和两江总督高其悼另选陵址，到易州太平峪，认为是“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山脉水法条理详明，形势理气诸吉咸备，淘为上吉之壤。”

雍正阅览奏折后传谕：“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且与古帝制典礼有无末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 大学士和九卿查阅史料，列举禹、汉、唐等朝帝王远离祖先另辟陵区的事实后上奏：“今太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易州及遵化州地界与京师密迎，同居畿辅，并列神州，其地实未遥远。”据此，雍正决定在易州太平峪建陵。从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营建，历经八年后 于1737年竣工，命名为泰山陵，简称泰陵。在封建社会，对泰陵的美好解释是“循理安舒曰泰，临政无慢曰泰”。雍正对康熙 后期更治废弛，贪污横行的弊端十分憎恶，他继位后，严明法 纪，严惩贪污，稳定了社会秩序，发展了生产力，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为乾隆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他的陵寝用泰字命名是恰当的。

清世宗，名爱新觉罗·胤祯（公元1678年12月13日－1735年9月28日），康熙皇帝第四子，康熙病死后继位，为清代入关第3帝。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在功绩上：雍正首先取消了千百年来的“人丁税”，实行了有利于贫农的“摊丁入亩”，这个中国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泰陵[清]-建筑特色    

泰陵作为典型的清式宫殿式建筑群，不但更注重以最完美的融山水环境、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中国“风水”相法为选址依据，形成山形河流作为“风水”中强调的靠山、案山、照山，龙脉和水口，建筑与整体布局也最为完整与巧妙，更加注重实用性；建筑风格与规制更加精美豪华，使之更具有观赏性。

由于雍正皇帝在西陵首建泰陵，从而产生了“昭穆相问的兆葬之制”。原由是因雍正皇帝首先在西陵建陵后，其子乾隆认为如自己也随其父在西陵建陵，就会使已葬于清东陵的圣祖康熙、世祖顺治帝受到冷落；如果在东陵建陵，同样又会使其父雍正皇帝受到冷落。为解其难，乾隆皇帝定下了“父东子西，父西子东”的建陵规制，如父亲葬东陵，则儿皇帝葬西陵，父葬西陵，则儿皇帝葬东陵，此称之为“昭穆相间的兆葬之制”。也正是由于这种墓葬制度才形成了清东陵、清西陵现有的格局，造成了清东陵、清西陵两大陵墓群与中国明朝以前历代皇家陵寝建陵制度的根本不同之处。

泰陵[清]-历史价值    

清西陵里雍正的泰陵最为引人注目，不在与它在清西陵是首陵，规模最大。而是在与雍正究竟是不是金头入葬，究竟是不是被刺杀而死。在1975年清理了清东陵乾隆地宫以后，学术界不断鼓吹要求发掘泰陵，而且泰陵宝城琉璃影壁旧有盗洞一个，泰陵地宫一直被认为早就被盗。1980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泰陵地宫进行清理发掘。

1980年4月8日，正式发掘泰陵地宫，河北省，保定市和易县文物局的领导们亲临现场指挥。大批媒体云集泰陵。上午9点，发掘开始，在沿着盗洞口下挖了两米以后，发现下面是原封土，盗洞只挖了两米，泰陵没有被盗过。当时北京幻灯制片厂在北京日报上把这个消息捅了出去，事情为夏鼐得知，当即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要求停止发掘，并把国家文物局关于立即停止发掘泰陵地宫的命令急告当地。4月11日，夏鼐亲自来到易县清西陵泰陵发掘现场宣布了国家文物局的书面指示，泰陵地宫的发掘即告终止，重新把琉璃影壁下的盗口砌死，恢复如此，雍正金头之迷未能揭开。为了弥补好奇者的遗憾，随后通过了解，在1980年7月发掘清理了1938年曾经被盗的光绪皇帝的崇陵地下宫殿，在棺木下的金井里出土了250件珍贵文物，并整修了地宫对外开放。现在雍正和他的后妃仍然躺在保存了270年完好如初的泰陵地下宫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