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儿童滑梯批发:新土改“延迟”的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7/02 03:59:36

新土改“延迟”的思考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2008-10-16

    我出生在日本伊豆半岛的农民家庭里,从3岁起就帮着父母在地里干活。老家是真正的农村,被山水环绕着,要买东西就得开车10分钟以上才有商店。主要是些大米、蔬菜和水果等,自给自足。和别的日本农民一样,我家耕种的土地是属于自己的,如果种不过来可以租给别人或者出售。比如我初三的时候,家里因为迫切需要钱,就把一部分土地卖给了别人。总之,土地是农民的根本,而围绕土地的管理,结果是自己的,过程也是自己的。

    来到中国后,我走过很多中国农村,看到农业,见到农民。我看到,与日本一样,中国的农村一样很安静,很平和;与日本一样,农业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与日本一样,中国的农民很热情,很淳朴。在这个意义上,两国的农民之间,我并不认为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城乡之间存在着收入、教育、福利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以至于中国不得不把“三农”本身当做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甚至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将直接影响国家未来的兴衰。

    原因何在?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是不属于自己的,农民只能依靠种地获得的微薄收入生活,没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再说,要想填平城乡之间在经济上的鸿沟,必须让农民拥有比目前多得多的财产和流动资金。而中国的农民有这么多,除了让农民从土地本身中获得财富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从这一基本的视角出发,我认为,在中国实施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必须的。

    12日晚上,我看了官方媒体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说实话,很出乎意料。全会唯一关于农村经济的具体说法是要“在2020年让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除在农村的绝对贫困现象。至于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公报没有具体提到。

    与土地有关的仅有两句话:“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以及“提高土地产出率”,而没有提到土地管理制度的具体改革。新华社也只是在这天发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提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继续坚持“少取放活”方针,包括“要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通过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此前在安徽考察时关于土地自由流转的暗示,以及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热议所引发的“新土改”相比,有着明显的“落差”。看来,评论者们原来想象的“包产到户”三十年后的新一次农村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即使没有被取消,也被明显延迟了。

    主席在电视上谈的事情,在大会上居然没有得到落实,这种局面实在少见。我作为外界人难以知道决策过程的内幕,但是改革本身的问题却不难找出。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此次改革涉及到的范围实在太大,直接决定着7亿农民的前途与生活,以及中国在全国规模上建立“公民社会”的可能性,万一失败,产生大量“失地流民”,政府无法承担其代价。
 

    其次,改革的本质极为敏感。毕竟现在的政权就是依靠土地政策而兴起的,如果要改变这种政策,国内有许多习惯于体制的人未必就能适应。从网上的言论来看,还有不少人,尤其是年龄较大的人从中国“传统”上土地兼并往往导致不良后果的角度表示关切。

    再次,改革的具体操作会相当困难。这是把巨额的国有财产散到民间的过程,如果法制不健全的话,现有的利益分配体系将受到冲击,很可能产生贪污腐败等现象,而目前在农村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最后,改革的前景缺乏可预知性,这种规模的改革,在国际上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参考,而且由于土地的特殊地位,一旦实施改革,再想回复现有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换个角度来看,虽然改革是大趋势,但此次的延迟也是难能可贵的。毕竟,“各方”在会议中坦率申明了自己的利益,最终与会者的“集体智慧”作出决定,而这种民主的方式正是现代化国家所应当依靠的。几年,甚至十几年来国内外舆论一直在谈论的“党内民主”,在这件事上得到了比较典型的体现。再说,这种慎重而严肃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与会者对此事的责任心。在未来的时间里,如果这种态度也将继续存在于针对土地制度改革的讨论之中的话,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也许能够更令人放心,有一天,中国的农民也许能够走出温饱,获得小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