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对孟尝君评价:西安事变杂论 [二]

　(2006年9月13日)
　　 四、释蒋的条件?与承诺?
　　 劫蒋者们究竟要求满足他们哪些条件，他们才释蒋呢?这是西安事变研究中，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不仅劫蒋者们事後的回忆录千差万别。即使他们的正式文件、档案资料，也矛盾百出。先让我们认真的研究分析一下他们正式的文件与挡案资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美龄、宋子文一行飞抵西安，张学良对宋美龄说："委员长自被禁後，一直怒不可遏，拒不谈问题，望夫人劝劝委员长。"[注56]可见在此之前，蒋本人没有与张等就释蒋的条件，有过任何商讨。因而商讨释蒋条件最早也在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之後。在此之前，二十一日晚八时，毛泽东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给中共驻西安的周恩来密电，提出中共所希望的条件。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注57]
　　 也就是说，这是中共的最高要价，我们知道，任何谈判，参於谈判的各方，均设方想法使对方降低要价，以能取得各方均能接受的价格。即所谓"经过讨价还价，各方均降低自己的要价，最後商讨出各方均能接受的折衷方案。"可是让我们看看<周恩来文选>中的记载[注58]：
　　 <一>，与宋子文等谈判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乙)，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
　　 (子)，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蒋鼎文、……赶走。
　　 <二>，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後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以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给多少)。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後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後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辨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南京後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後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若将《周思来文选》这一中共官方正式文件，与中共的另一正式官方文件，即上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密电做一比较，可发现<周恩来文选>中，有关谈判的记录漏洞百出，不合情理。正如上文所说，任何谈判，参予谈判各方，均想方设法使对方降低要价，特别是处於劣势的一方，劫蒋一方既受到斯太林严厉谴责，又受到全中国人民一致声讨，在军事更处於劣势，而要求释蒋一方，挟全国拥蒋之气势，以及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在军事上更具绝对优势，在如此不对称的谈判中，处於劣势的劫蒋一方，不可能接接升高他们的要价，甚至能远远超出他们的最高要价。
　　 《周恩来文选》中的要价，不仅比中共的最高要价，即毛泽东的四条，在数量上多出一倍半；特别是条文的内容，苛刻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更难以置信的是，劫蒋一方，一方面散布何应钦阴谋炸死蒋，又说蒋公要"先将何应钦赶走。"[注58]，如此挑拨中央军领导核心团结的"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也成了释蒋条件？

　 尤令人费解的是，周恩来文中"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中的我字，众所周知，自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是暗藏在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内乱"[注59]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保持第三者姿态。"[注60]此后，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苦恳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是中共权衡利害，始终未同意。既然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自已漂白，宣称自已是与西安事变无关的第三者，在<周恩来文选>中，又出现"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周恩来此时竟忘了，他是与劫蒋无关的第三者，硬跻身於劫蒋者之列，与要求释蒋一方谈判，索取条件。
　　
　　 此外，他们自称："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争主张"[注1]的话音未落，就既要钱(商定多少给多少[注58])，又要地盘(中央军撤离潼关以东，西北交张主持。[注58])劫蒋一方的其它文字记录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於这些文字记录存在如此多的问题，显然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必须另劈途径，来探究释蒋的条件？好在释蒋是西安事变中头等大事。且由於参於劫蒋的各方，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在释蒋问题上分岐最大，争论得最激烈，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最深。也绐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我们可顺此深刻的痕迹找寻释蒋的条件。
　　 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在他们时间充裕，还来得及化装的时候，总要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为了抗日。
　　 面对强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践在处於劣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也一样，倘若当年公孙杵臼、程婴抱着婴儿"大无畏"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为市井无赖之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所需的时间。今天的中共不也是宁可将本属于中国的江东六十屯，以及黑瞎子岛一部证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吗？(中国今天经济优于俄国倘且如此，更何况一九三零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日本呢！)特别那时，是广大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境况，远远恶劣於今天台风吹袭下的重灾民，甚至南亚海啸中的灾民，水、旱、蝗灾，不绝於中华大地，大批同胞饿殍、冻死於道，惨不忍视，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明知战争不仅不能把强敌赶出国门，(中共与张学良也深知这一点。因而，他们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张学良明确的表示："特别是立即与日军接触，条件也不成熟，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相反，只能使已痛苦不堪的同胞雪上加霜，特别是像毛泽东这类政治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准备与入侵者拼杀。
　　 相反，毛因当时的"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军占领得越多越好"。如此心态下的毛泽东，所设计的抗日只能是：千方百方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实观他"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的战略目标。以能让日军缚住中央军，为他夺取最高权力，创造有利的条件，不惜把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更进步推进战火中，为他火中取栗。(日军也只有陆军的北进派，进攻苏联，夺取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西北利亚资源；以及海军的南进派，夺取南洋的丰富资源；并没有想背上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粮食重担，而吞并中国的计划。)他们有意把水搅混，使常识性的问题，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多少罪恶假正义而行，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少罪恶假抗日而行。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他们再没有时间抹上抗日的浓装，由高崇民、杜斌丞、王炳南、应德田等人组成的设计委员会，提出的释蒋条件是：
　　 <一>，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由阎锡山做保证人，晋军驻防潼关，洛阳段；
　　 <二>，先释放"七君子"，取信於民；
　　 <三>，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并公诸报端。[注63]
　　 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到底比大不上高崇民等文人，甚至连先释放"七君子"这块薄得不能再薄的摭羞布也不要了，他们的条件更干脆：
　　 "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注64]
　　 这是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也是张学良梦寐以求的，只是直到二十三晚，中共仍拒绝张一再苦苦请中共公开三位一体的恳求，中共如此不卖他的账，不能不使张做更多的联想，中共有甚么难言之隐，苏联那么严厉的谴责他，是不是真的只是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仅仅只是"应付外交"，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如何?假如苏联希望与中国一道对付日本，就会支持中国在蒋领导下，实现统一而形成力量，以能抗衡日本，当然不会援助他们要求中央军撒出潼关这样的分裂国家之举，若无苏联的援助，"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後，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来自际的援助。"[注65]也成了泡影，无此最低量的援助，即使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张学良也无法在贫脊的西北立足。据西北称雄之梦也破灭了，使张连唯一的释蒋条件"中央军撤出潼关"也不坚持了，转而全力为自己留后路，首先制造舆论"根据南京方面情报，亲日派现在有阴谋，因而有必要使委员长速返南京，以镇压大局。[注68]在这方面张学良是高手，当张要公审蒋时，蒋是"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的"自误误国"的"反革命"。当张放弃交人民公审，并决定亲自送蒋回洛阳时，"自误误国"的"反革命"，突然变成能镇压亲日派阴谋的抗日领袖，张学良口中的蒋公思想转变，实际上是张自己思想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