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原始人的女人生活视频: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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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新桂系三巨头之一、中华民国代总统、十大抗日名将之一
白崇禧-----一级上将、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无政治远见的军中小诸葛
黄绍竑----国民革命军上将、新桂系创建人，桂系三巨头之一
李宗仁
李宗仁（1891-1969）广西临桂人，汉族。字德邻。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家，抗日名将，爱国人士。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1965年（74岁）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1969年逝世于北京。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最初二人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合一起驱赶广西的旧军阀。北伐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八年抗战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
早期概述早年就读于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后入桂林省立纺织习艺厂当学徒。1908年 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1910年10月 加入同盟会。1912年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堂。1913年秋毕业后，到南宁将校讲习所任准尉见习官、少尉、中尉队附。1916年 5月 任滇军第四师第三十四团排长。后转入桂系陆荣廷部，任护国军第二军第五旅排、连、营长，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粤桂战争。
1921年任少营长的李宗仁争取十多个连队和他一起退到六万大山的玉林地区，整军经武，伺机而动。他先后将所部改称“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广西自治军第二军”，并自任司令，防区逐步扩大到七个县。1923年 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建立联系。10月 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4年联合黄绍竑、白崇禧等部，成立“定桂讨贼联军”，任总指挥。
9月击败桂系军阀陆荣廷部。
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
1925年7月又击败沈鸿英，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成为新的国民党桂系军阀首脑。
统一广西后，任国民党广西省党务特派员和广西省第一届省党部监察委员。
1926年 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3月广西军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负责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即黄埔军校南宁分校）。
5月南宁分校正式成立，派所部第七军第二旅旅长俞作柏兼任校长。
北伐时期
1926年 7月率第七军二万多人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皖等省，立下战功。在北伐时期，还兼任过左翼军指挥官、江左军总指挥、国民党湖北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7年 4月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反共清党”。
5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统辖五个军又一个独立师。
8月和白崇禧、何应钦等实力派逼迫蒋介石通电下野，并由他们三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党务委员。接着，指挥龙潭战役，消灭北洋军阀之一的孙传芳主力部队。
10月任西征军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西征武汉，击败唐生智。
1928年 1月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
蒋桂战争
1929年 3月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爆发蒋桂战争。结果桂系战败，逃回广西。蒋介石以“叛乱党国”的罪名，开除李宗仁党籍，免除本兼各职。
1929年秋 李宗仁返回广西南宁，组建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两路军，此后，长期盘踞广西，与蒋介石对抗。
1930年 4月参加冯玉祥、阎锡山反蒋，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
7月被蒋军击败，退回广西。
1931年 5月李宗仁又联合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在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2年 4月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推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维持广西的半独立局面。
1935年 4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1月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6年 6月李宗仁、陈济棠发动反蒋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陈济棠），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
7月桂系军队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五路军，李宗仁被任命为总指挥。
抗战时期
1937年 7月 抗日战争爆发。
10月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
1938年 2月至5月 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二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8年2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5月，徐州失守后，率部入鄂，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游击基地，坚持抗战。
6月10月 率部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 4月至5月 参加随枣会战。
1941年 1月至2月 参加豫南会战。
1943年 9月调离第五战区，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第十等三个战区。
1945年 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李宗仁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后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支持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参与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
1948年 4月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蒋介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
1949年 1月22 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幻想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但最后又拒绝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11月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大部被歼，李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被摧毁。
晚年
12月飞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十六年流亡生涯。
1950年 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
1954年 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
1956年 4月到1965年6月 十年间，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回归祖国大陆作准备。
1965年7月冲破重重险阻，偕妻回到祖国大陆。
1969年
李宗仁故居坐落在距桂林市约
李宗仁的生平大事记
早年就读于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后入桂林省立纺织习艺厂当学徒。
1908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
1910年 10月加入同盟会。
1912年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堂。
1913年秋 毕业后，到南宁将校讲习所任准尉见习官、少尉、中尉队附。
1916年 5月任滇军第四师第三十四团排长。后转入桂系陆荣廷部，任护国军第二军第五旅排、连、营长，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粤桂战争。
1921年任少营长的李宗仁争取十多个连队和他一起退到六万大山的玉林地区，整军经武，伺机而动。他先后将所部改称“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广西自治军第二军”，并自任司令，防区逐步扩大到七个县。
1923年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建立联系。
10月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4年联合黄绍竑、白崇禧等部，成立“定桂讨贼联军”，任总指挥。
9月击败桂系军阀陆荣廷部。
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
1925年7月又击败沈鸿英，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成为新的国民党桂系军阀首脑。
统一广西后，任国民党广西省党务特派员和广西省第一届省党部监察委员。
1926年 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3月广西军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负责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即黄埔军校南宁分校）。
5月南宁分校正式成立，派所部第七军第二旅旅长俞作柏兼任校长。
1926年 7月率第七军二万多人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皖等省，立下战功。在北伐时期，还兼任过左翼军指挥官、江左军总指挥、国民党湖北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7年 4月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反共清党”。
5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统辖五个军又一个独立师。
8月和白崇禧、何应钦等实力派逼迫蒋介石通电下野，并由他们三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党务委员。接着，指挥龙潭战役，消灭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部队。
10月任西征军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西征武汉，击败唐生智。
1928年 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
1929年 3月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爆发蒋桂战争。结果桂系战败，逃回广西。蒋介石以“叛乱党国”的罪名，开除李宗仁党籍，免除本兼各职。
1929年秋 李宗仁返回广西南宁，组建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两路军，此后，长期盘踞广西，与蒋介石对抗。
1930年 4月参加冯玉祥、阎锡山反蒋，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
7月被蒋军击败，退回广西。
1931年 5月李宗仁又联合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在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2年 4月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推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维持广西的半独立局面。
1935年 4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1月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6年 6月李宗仁、陈济棠发动反蒋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陈济棠），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
7月桂系军队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五路军，李宗仁被任命为总指挥。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爆发。
10月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
1938年 2月至5月 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二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8年2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5月，徐州失守后，率部入鄂，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游击基地，坚持抗战。
6月10月 率部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 4月至5月 参加随枣会战。
1941年 1月至2月 参加豫南会战。
1943年 9月调离第五战区，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第十等三个战区。
1945年 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宗仁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后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支持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参与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
1948年 4月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蒋介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宣布下野。
1949年 1月22 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幻想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但最后又拒绝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11月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大部被歼，李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被摧毁。
12月飞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十六年流亡生涯。
1950年 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
1954年 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
1956年 4月到1965年6月 十年间，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回归祖国大陆作准备。
1965年7月冲破重重险阻，偕妻回到祖国大陆。回国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李宗仁 - 个人荣誉
李宗仁
总统府（第一任）副总统
(
总统府（代理）总统
(
护国军第六军林虎部排长、连长、帮办营长、帮统
(1916年-1921年)
粤桂边防第三路司令
(1921年-1922年)
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
(1924年12月-1926年)
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
(1924年12月-1926年)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1月-1929年3月)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1926年3月-1926年8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
第一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
(1927年4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1928年2月-)
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1928年4月-)
（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
(1929年1月-1929年3月)
（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编组部主任
(1929年1月-1929年2月)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
(1931年11月-)
安徽省政府主席
(1938年1月-1938年9月)
（国民政府）武汉政治分会委员
(1928年4月-1929年)
南宁绥靖公署主任
(1932年)
安徽省政府保安司令
(1938年2月-1938年1月)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
(1945年2月-1945年9月)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
(1945年1月-1946年7月)
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北平行辕主任
(1946年7月-1949年)
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
(1949年6月-1950年)
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主席
(
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32年-1935年)
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司令
(1935年12月-)
广西绥靖公署主任
(1936年)
第五路军总司令
(1937年2月-1937年8月)
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8年1月-)
安徽省保安司令
(1938年2月-)
（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1932年)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
(1928年-1929年)
（国民政府）禁委员会委员
(1928年)
（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
(1929年)
（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
(1929年)
（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
(1929年-
（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委员
(1929年)
（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府）财政监理委员会委员
(1928年)
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
(1922年-1923年)
北京政府桂林镇守使
(1923年5月1923日11)
北京政府“定桂军”总指挥
(1923年11月-1924年)
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3月-1929年3月)
广西省政府委员
(1927年5月-)
（国民政府）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
(1927年9月-1927年12月)
（国民政府）武汉政治分会委员
(1928年4月-)
（国民政府）中央政府驻沪办事处常务委员
(1932年)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8月-1938年)
李宗仁故居
李宗仁故居坐落在距桂林市约
游览李宗仁官邸、故居，可以感受
李宗仁史料馆
李宗仁史料馆建在台儿庄老火车站旧址上，占地面积
桂 系
桂系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先后以广西为统治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物为主要代表的军阀统治集团。按代表人物来分，可以分为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
西南地区军阀派系之一，以陆荣廷为首的桂军集团。控制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主要人物有陈炳明、谭浩明、莫荣新、沈鸿英等。
辛亥革命后，陆荣廷先后任广西副都督、都督。1913年又兼任民政长，将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打着“桂人治桂”旗号，独揽广西军政大权。 1916年3月乘护国战争之机，宣告广西独立，并向湖南进军。7月派兵入广东，继而任广东督军。次年陆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广巡阅使，其部属谭浩明、陈炳明分别任广西和广东督军。从此操纵两广军政大权，把桂军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派军事势力。旧桂军将领刘震寰曾率部参加驱逐陈炯明，留驻广东境内，并把持了一部分军政和税收大权。1925年同滇军首领杨希闵发动推翻广州革命政府的叛乱，6月中旬被广东革命军队消灭。此后，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为首的桂军长期统治广西，并以这里为据点与蒋介石等争夺统治权，被称为“新桂系”，属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派系之一。
历史沿革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原清政府广西提督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投向革命，实质逐渐排斥了同盟会人员而逐渐走向军阀统治。其势力在史学界通常称之为旧桂系。
1913年，旧桂系参与护国战争，并在护国战争之后，控制两广。两广成为陆荣廷的势力范围。
随后，两广和西南军阀参加了护法战争。期间，两广和西南军阀逐渐排挤孙中山，并导致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
1920年，旧桂系欲消灭孙中山指挥下处于潮汕的粤军。第一次粤桂战争，又称“两广战争”爆发，双方激战至1921年6月，桂军失败，陆荣廷被迫宣布下野。旧桂系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粤军攻入广西，摧毁了旧桂系的政权。
随后，广西陷入三大势力：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的混战局面。1924年初，陆荣廷与沈鸿英发生激战，李宗仁趁机发兵攻打陆荣廷，将陆荣廷的势力消灭。随后，李宗仁与沈鸿英争夺广西的控制权，同时击退了企图进入广西的滇军唐继尧部。战斗至1925年，李宗仁消灭沈鸿英的势力，统一广西。此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势力控制了广西全境，其势力又被史学界称为“新桂系”，以区别于陆荣廷的“旧桂系”。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与广东的国民政府联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于1927，派出钟祖培率领第七军建制一个旅的部队，北上支援受到北洋军阀攻击的湖南军阀唐生智，促成了北伐的进行。
1926年7月，北伐开始，桂系第七军作为主力部队北上湖南，湖北。经过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后，北伐军主力，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围困武昌。9月，因为战局变化，第七军进入江西战场作战。经过德安战役等几场战斗，击破军阀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为国民政府控制江西奠定了基础。
到1927年初，第七军转战江南，攻下安庆，江南、两湖已经基本为国民政府所有。鉴于第七军的战功，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被民间和官方宣传称为“钢七军”，同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亦因战功被民间和官方宣传称为“铁四军”。
8月，新桂系成功通过逼迫蒋介石下野，达成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流，史称“宁汉合流”。随后，第七军又在龙潭战役中击败来犯的孙传芳部队。龙潭之战导致孙传芳的军队损失殆尽，孙传芳从此淡出中国政坛。
9月，新桂系与唐生智为争夺政治权力爆发了“李唐之战”，又称“宁汉战争”。唐生智被击败，其部队被新桂系改编。新桂系势力从广西扩展到两湖，并且由于与粤系首领李济深的联合，使得新桂系势力还进入广东。
1928年初，蒋介石趁“李唐之战”造成的影响，得以复出。新桂系的发展受到挫折。
1928年4月，李宗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由新桂系嫡系部队和改编的原唐生智两湖部队所组成，共辖十六个军又六个独立师。共有兵力约二十万，势力范围为两广，两湖。
1928年中，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四大派别联合北伐，史称“二次北伐”，出兵40万进攻以东北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北方各军阀，张作霖则带领北方大小军阀出兵60万迎战。战斗至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河南，河北。
1929年，蒋介石与新桂系因争夺国民政府领导权爆发了“蒋桂战争”。河北新桂系部队原为唐生智旧部，蒋介石利用唐生智的影响力将河北的新桂系部队瓦解，白崇禧只身逃离河北。在湖北，蒋介石利用新桂系内部矛盾，成功控制了原新桂系人物李明瑞，俞作柏倒戈。最后，蒋介石发动各方政治势力和大小军阀围攻广西，新桂系被击败。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人物逃往国外，新桂系部队损失惨重。
蒋介石随后任命原新桂系人物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但因为二人政治面貌为左翼，并且亲共，还在广西引入邓小平、陈豪人等共产党人进行活动。蒋介石随即于1929年10月将二人的部队击败。俞作柏避居香港，邓小平到上海汇报，而李明瑞则和陈豪人、张云逸、俞作豫等人潜伏下来，并趁机在百色和龙州举行了起义，史称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与红八军。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趁广西一片混乱的局势返回广西，并且掌握了一部分武装。蒋介石又命粤军进攻广西，但新桂系联络张发奎部抢先进攻广东，“桂张攻粤之战”爆发，双方激战。后因蒋介石扣押粤系首领胡汉民，与粤系发生矛盾，粤桂息兵。
1930年，新桂系开始进攻左右江根据地，将红七军、红八军击败。红八军被迫编入红七军，番号取消。红七军随后也离开广西，前往中央苏区。此后，广西境内之共产党活动逐渐陷入低迷，除了在滇桂，滇黔，粤桂边境保留有一定的游击武装外，广西已无共产党势力。随后，新桂系参加了“中原大战”，但是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大派别在此战中都被蒋介石击败。蒋介石自此战后，彻底削弱了国民党内部其他军事派别，获得国民政府之实权，蒋介石的势力成为当时中国境内的头号军阀。此后，蒋介石基本上获得了国民政府内的中央名义，其的嫡系部队又被称为“中央军”。但是，在中原大战中的失败并没有动摇新桂系重新取得广西的控制权。但是，新桂系第三号人物黄绍竑脱离了新桂系，在允诺不出卖新桂系团体以及取得李宗仁，白崇禧的谅解之下，投向蒋介石。新桂系“李白黄”三人体系瓦解。黄绍竑接受了蒋介石的任职，但是，并没有积极的为蒋介石工作，实际上赋闲。此后，新桂系内部的黄旭初逐渐取得原黄绍竑的地位，是为“后李白黄”体制。
自1932年至1936年，新桂系经营了广西，短暂的消除了广西境内的匪患，并且完善了民团制度，民团制度一方面使广西治安有大幅度好转，亦能最大幅度的征集后备兵员支持新桂系军队作战。新桂系的治理使得广西从边远落后省份逐渐近代化，其主要政策有“三自”和“三寓”政策。但同时新桂系还通过贩卖鸦片来增加收入。也残酷压迫广西境内的，以共产党为首的左派政治势力和少数民族。新桂系在“金秀瑶变”中，杀害大批瑶族居民。新桂系同时对广西左右江地区支持中共的壮族和苗族居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新桂系在“剿共”作战中，拒不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合作，对中共红军则采取“礼送出境”的战略，目的是持续控制广西，既不允许红军入境，亦不允许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其他军系部队入境。新桂系除在湘江战役中，出动部队侧击红军少共国际师外，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未与红军爆发大的战斗。新桂系部队还将尾随红军，进入广西的中央军一部缴械，在得到蒋介石不进入广西的承诺后，才将这批部队人枪交还。新桂系还在红军过境后拍摄了一部名为“三千俘虏”的记录片，以现实新桂系的战功，但现有史料证明，“三千俘虏”所表现出的红军俘虏实质上是跟随红军的老弱妇孺，只有数百人，其余镜头为新桂系士兵装扮出演，以作为政治宣传。
1936年，新桂系联合粤系的陈济棠，发动了“两广事变”。海峡两岸史学界对两广事变有不同的评价。有说法认为两广军阀此举无非是借抗日之名义，反抗蒋介石。但亦有说法认为，两广军阀的首领都是“民族主义者”，其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次日军侵华事件中，并无妥协投敌之言论和行为，并且多次声明要抗战到底，可以认为两广事变是爱国行为。
亦有资料指出当时两广军阀都接受了日本的军事物资援助，用于增强军力，反抗蒋介石。但并无确切史料证明两广军阀在接受日本军事物资援助的同时，曾经与日本达成过任何损害中国主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协定。
“两广事变”中，陈济棠粤系因部下余汉谋等人被蒋介石收买倒戈而失败。蒋介石并调动部队准备进攻广西，新桂系则利用民团制度动员20万兵力准备应战。后在全国人民强烈呼吁停止内斗，以及各方政治势力的斡旋下，新桂系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新桂系拥戴蒋介石为领袖，并在全面抗战开始之时，出兵抗日。而蒋介石允诺不在动摇新桂系在广西之统治地位。“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新桂系部队立即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北上抗战。新桂系部队在华东参加了松沪抗战、淮河战役等等。在松沪抗战中，因首次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作战，新桂系部队损失很重，被迫转移到苏北休整。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淮河流域，山东南部的军政事宜。随后，新桂系部队在苏北参加了淮河战役，但有史料表明李宗仁为保存新桂系实力，主要的硬仗都由其第五战区管辖下的原江苏，山东地方部队和西北军进行，新桂系部队并未与日军作正面的大规模作战。
抗日战争中其中李宗仁、白崇禧参与指挥了徐州战役、武汉会战、随枣战役、桂南会战、豫湘桂战役等等。新桂系部队之第三十一军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的外围作战。在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亲临前线督战，并严令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南下侧击日军，对台儿庄会战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有直接贡献。
新桂系部队长期留驻安徽的大别山区，实质上控制了安徽省，在敌后进行游击作战。但新桂系部队在抗战后期的立煌战役中被日军攻入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镇（今安徽金寨），受到一定的损失。
在桂南会战中，新桂系部队和广西地方民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的豫湘桂战役中，由于新桂系内部保存实力的战略思想，加之广西空虚，未能对日军的入侵做出有效反击。仅在桂平等地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在随后的桂林防守战中，桂系守军与广西民团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军使用了毒气，其中发生了七星岩 (桂林)八百壮士击毙三倍来犯日军，最后全员殉国的壮烈事迹。桂林被攻占后，几乎全城被毁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安徽的新桂系部队与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战斗。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进攻后，国民政府调集中央军与滇军，新桂系，粤军等部队与解放军进行了多次战斗。由于解放军避开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和新桂系部队，不停的打击战斗力较弱的粤军，滇军，使得国民政府对大别山地区的进攻多次失利。随着解放军势力的不断增强和华东，中原战场上国民革命军的逐渐失势，新桂系部队逐渐退出安徽省。
1947年，李宗仁获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随后，白崇禧被任命为华中剿总司令，控制了近30万部队。新桂系势力再次膨胀。
1948年冬，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的中央军系受到严重打击。新桂系成为国民党内部军事实力最强大者，李宗仁趁机逼蒋下野，以中华民国代总统的身份与与共产党展开谈判，此时，中共已基本控制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中共调集了一百多万兵力部署于自武汉至上海的长江北岸，准备渡江进攻。最终国共谈判未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政府的长江防线崩溃。在随后的半年时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江南地区。
随后，由于白崇禧的指挥得当，在湖北、湖南，解放军都无法捕捉新桂系部队的主力进行决战。新桂系部队还对国军将领陈明仁投向共产党的部队进行了攻击和收编，使陈明仁的部队损失近五万多人。随后，在湘南青树坪，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个师因冒进，遭到新桂系三个主力军的围攻，损失3000多人。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抓住一个偶然的战机，发动了衡宝战役。此战消灭新桂系主力部队第七军和其他部队约五万人。白崇禧指挥新桂系部队退入广西。随后第四野战军以长距离迂回追击作战，联合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在雷州半岛，贵州等地对新桂系部队进行大包围。最后攻入广西，将新桂系十余万部队消灭。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在衡宝战役后，对时局彻底失望，加之蒋介石复出，于是避居美国；白崇禧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广西之前，前往台湾；黄绍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参加了中共召开的“政协”，投向中共；黄旭初则前往香港，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职，组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进行活动，但并无成效。新桂系军阀至此最终失败并逐渐消亡。
随后，新桂系还组织了多次在广西境内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活动，并持续到五十年代中期，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其中，新桂系在北伐时期的著名人物钟祖培，组织了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暴动，并且率反抗武装攻入恭城县城，对恭城造成严重破坏。在暴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后，钟祖培被判处死刑并公开枪决。在各地的反抗活动逐渐被平定的同时，新桂系留在广西的势力基本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铲除。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广西之后，约有五万新桂系部队退入东南亚越缅泰边境。后来这些部队逐渐被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不再是新桂系军阀的部队。
李宗仁长期侨居美国，后在程思远等人的安排下，于
澄清
桂系军阀是民国时期以广西为主要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士为主的地方军阀。但新旧桂系军阀所控制的地域，并不仅限于广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都是桂系军阀的势力范围。当时属广东管辖的钦廉地区（今广西钦州，北海，合浦，防城），也长期被新桂系控制。
桂系军政人物中，亦有不少其他省籍的人士，除广西籍外，主要是湖北籍，比如胡宗铎等人。另外，不少民国时期的广西籍军政人士并非桂系人物，如广西梧州人李济深为粤系人物，广西容县人何柱国则为东北军人物。另外，根据现在的行政区划分，粤系首领陈济棠籍贯为广西钦州，其并非桂系人物。
桂系部队，又称桂军。也并非全部兵员来自广西。在民国史研究上，对民国时期哪些部队属于桂系部队尚有争议，除广西籍士兵组成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六军、第八十四军五大新桂系军力之外，尚有部分原唐生智的湖南部队，以及在国共内战期间受“华中剿总”指挥的部队亦通常被研究者作为桂系部队。但有些长期受到桂系军政人物指挥的部队，却不被认为是桂系部队，如抗战时期在第五战区指挥下的孙连仲、张自忠、池峰城的西北军。
旧桂系人物
陆荣廷 陈炳焜 刘日福 谭浩明 莫荣新 沈鸿英 林俊廷 陆福祥 马济 韩彩风 林虎
新桂系人物
李宗仁 白崇禧 黄绍竑 黄旭初 马晓军 郭德洁 叶琪 胡宗铎 夏威 夏国璋 钟毅 周元 李品仙 钟祖培 贺维珍 苏祖馨 韦云淞 黎行恕 张淦 陈济恒 阚维雍 陈雄 吕焕炎 伍廷飏 王公度 覃连芳 颜僧武 李本一 莫德宏 张文鸿 徐启明 谭何易 钟纪 张湘泽 程思远 张光玮 凌压西 冯璜 周祖晃 海竞强
特殊人物
俞作柏 李明瑞
评价及影响
广西历史上一直处于边远落后之地，科教文卫建设都十分落后。历史上广西籍人士也极少得以登上影响中国的政治舞台。桂系军阀首开广西政治势力影响政局之先河。
旧桂系势力主要人物出身封建官僚，政治经济素质相对较低，加之统治广西时间较短，除了争夺地盘之外，所起影响极其有限。
新桂系势力主要人物出身中下级军官，受过一定程度的民主思想影响，军事、政治、经济素质相对较高。海峡两岸史学界都对新桂系促成两广联合，促成国民政府北伐以及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给予肯定评价。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认为新桂系应对北伐大革命的失败，即四一二政变负主要责任，而且杀害了部分以共产党为首的左派政治势力，所以长期对新桂系作为一股军阀势力进行批判。中华民国史学界则认为新桂系作为军阀，多次争夺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应该对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的失败负一定责任。
新桂系势力提出“三自”、“三寓”政策，开办广西大学，招揽人才。使广西的政治、经济、科技、工业、教育、文化、卫生、交通、航运等各方面相继近代化，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些功绩都得到海峡两岸史学界的肯定。另一方面，新桂系势力因为阶级的局限性，对广西境内的少数民族有所压迫，同时以贩运鸦片，征收“特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政策都受到海峡两岸史学界的否定。
桂系军阀（旧桂系）
西南地区军阀派系之一，以陆荣廷为首的桂军集团。控制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主要人物有陈炳琨。谭浩明、莫荣新、沈鸿英等。
辛亥革命后，陆荣廷先后任广西副都督、都督。1913年又兼任民政长，将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打着“桂人治桂”旗号，独揽广西军政大权。 1916年3月乘护国战争之机，宣告广西独立，并向湖南进军。7月派兵入广东，继而任广东督军。次年陆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广巡阅使，其部属谭浩明、陈炳■分别任广西和广东督军。从此操纵两广军政大权，把桂军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派军事势力。
1917年7月，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国会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时，陆荣廷等桂系军阀一面利用护法名义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入湖南参加护法战争；一面又与吴佩孚等直系势力暗中谋和，并利用政学会分子等国会议员，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出广东，把持了军政大权。1920年8月驻闽粤军在孙中山号召下，回师广东，到10月下旬，桂军战败退出广东。次年6月，孙中山动员粤、滇、黔、赣各军入桂讨陆。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战，粤滇各军占领南宁和桂林，陆荣廷逃往上海。1922年陆荣廷的旧部林俊廷、韩彩凤等利用陈炯明叛变的时机，以“自治军”的名义，占据广西的城邑和要地。9月陆荣廷回龙州就任北洋政府任命的“广西边防督办”，次年12月又进南宁就任“督理广西军务”，企图恢复旧桂系的统治。但此时桂系内部分裂加剧。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广东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广西人民也掀起了反军阀的斗争。驻在梧州一带的桂军首领李宗仁和黄绍竑，接受广州革命政府的领导，分别就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和“定桂军总指挥”的职务，通电讨陆，率部于6月占领南宁和左右江各县。不久陆荣廷再次通电下野，逃离广西。次年沈鸿英部也在桂林等地被击溃。至此，以陆荣廷为首领的桂系军阀统治结束。
旧桂军将领刘震寰曾率部参加驱逐陈炯明，留驻广东境内，并把持了一部分军政和税收大权。1925年同滇军首领杨希闵发动推翻广州革命政府的叛乱，6月中旬被广东革命军队消灭。此后，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为首的桂军长期统治广西，并以这里为据点与蒋介石等争夺统治权，被称为“新桂系”，属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派系之一。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
从有想作为到无所作为，竟让他慨叹自己与蒋介石，都是失败者而已。
与蒋介石义结金兰
李宗仁，字德邻，生在广西桂林，他初受教育后，进了广西初级陆军学堂，白崇禧、黄绍■、夏威、黄旭初、李品仙、叶琪是该校同学。此时，他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李宗仁辍学回家。1913年各式军校重新开学，他在桂林进了广西短期陆军学堂，1913年毕业后，在家里住了6个月，以后在桂林地区当了几个学校的体育教员。
1916年，他在林虎手下当排长，隶属陆荣廷的部队。他参加了护国、护法之役，在广东湖南两次受伤，因作战英勇于1918年升为营长。1920年陆荣廷退出，李宗仁升为副团长。
1921年，粤军侵入广西击败陆荣廷的军队，林虎所率一团投向粤军。李宗仁率部一千多人，退入玉林山区，在博罗一带自立成军，后来，他又投向陈炯明的粤军。1922年，陈炯明反孙逸仙，粤军受命回广州，李宗仁脱离陈炯明，以玉林为基点自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司令，不久又脱离自治军，对粤桂之争采取中立，黄绍■和他在玉林会合，由陆荣廷任命，编成第五独立旅，黄绍■任第三团团长。1923年，黄绍■由孙逸仙任命为广西讨逆军司令，李宗仁编成广西省防军第五独立旅，黄绍■为参谋长。
1924年初，广西战争的主角是陆荣廷和沈鸿英。李宗仁和白崇禧、黄绍■会同一起与沈鸿英联合驱逐陆荣廷而统一广西，6月攻克南宁，两月后又建立驻桂讨逆军联合司令部，李宗仁任司令、黄绍■为副司令、白崇禧为参谋长。7月中旬，李宗仁逼令陆荣廷辞职解散军队，沈鸿英和他们一起行动，
1924年11月，孙中山任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未就。
1925年初，沈鸿英突然沿南江一线进袭李宗仁，李宗仁以力量悬殊，求援于在广东控制第一师的李济深，李济深派陈济棠率一旅军队入广西，把沈鸿英驱逐到湖南。不久，云南督军唐继尧准备派军队经广西去广州，意在继承已于
在北伐前夕，两广已实现军政统一，广西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是年春，湖南政局骤变，省长唐生智在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孚的紧逼之下，向两广发出求援电报。李宗仁认为，与其坐视唐生智败退广西，吴军压境，不如先发制人，联合广东，发兵湖南，并一鼓作气收复两湖，直捣武汉。这样既可保全广西统一局面，又可乘此时机向外发展。于是李宗仁一面命部队向湘桂交界集结，一面赴广州策动。5月l0日，李宗仁抵穗。翌日，应军事委员会主席、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邀请，李宗仁赴军校参观。访穗前，李宗仁已对蒋介石颇具好感。他回忆说：“那时，白崇禧时常往来粤、桂间，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们对蒋氏的钦佩。”蒋介石热情地接待了李宗仁，陪其参观全校，并留李宗仁在校晚餐。觥筹交错之间，李宗仁滔滔不绝地向蒋介石讲述出兵湖南的利害，蒋介石在旁静听，未多言语。后来李宗仁谈到对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
蒋介石长李宗仁4岁，与李相比，蒋介石经历广，阅历深，素谙权力斗争中的纵横捭阖之策。在与李宗仁的关系上，他看中李宗仁第七军的实力。此前，蒋介石在广州与各方关系十分紧张，尤其是在广东的六个军的军长，没有一个肯买他的账。为确立在军界的领导地位，蒋介石决心拉住李宗仁，提议白崇禧担任北伐军行营参谋长要职。李宗仁深知蒋介石的用意所在：首先白崇禧干练精明，素有“小诸葛”之称。其次，白与李宗仁公谊私交，蒋介石得白崇禧辅佐，自可对第七军指挥自如。再次，白崇禧曾入保定军校学习，蒋介石可利用白崇禧联系军中保定出身的军官，出力效命疆场。白崇禧到广州就任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使李宗仁颇有顿失臂助之感，但为与蒋介石合作，同时在中央寻得靠山，李宗仁只好忍痛割爱。
长沙期间，李宗仁经常出入司令部，或会议，或接洽公事，或闲谈，与蒋介石十分亲近。一日闲谈间，蒋介石突然提出要与李宗仁结为换兰拜帖的兄弟。接着蒋介石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递给李宗仁。李宗仁不肯接受，对蒋介石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蒋介石边说边将兰谱塞入李宗仁军服口袋里。李宗仁辞出后打开兰谱，见上面写有蒋介石的生辰八字和其撰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按规矩，李宗仁也应写一兰谱交与蒋介石，但李宗仁一辈子总共进过三年多的“军事学校”，幼年在家中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私塾“念书”。李宗仁搜肠刮肚也写不出“盟诗”，又不好意思找秘书代做，所以迟迟未能与蒋介石交换“盟帖”。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李宗仁只好依样画葫芦，将蒋介石帖子的四言誓词，照抄下去，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愉快地表示，从此与李宗仁更加一层情同手足的关系，誓以同生共死，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
蒋介石到长沙的目的，主要是与唐生智、李宗仁商谈，决定在与孙传芳交手前先打吴佩孚。
1927年，因国民党内部分裂为国民党左翼的武汉政府和支持蒋介石的南昌政府，北伐一度中断。汪精卫从欧洲回国后，李宗仁于
1927年12月广州公社运动中，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的地位削弱了。李宗仁等人请蒋介石复职，1928年1月，蒋介石又重新上台。2月，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再行北伐，6月最后进入北京，第四集团军参与其事。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于7月商议编遣军队，最后延搁未实行。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李宗仁任国府委员，1929年1月，李出席编遣委员会，但白崇禧并未出席，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的桂系势力已经从广西进入到北至河北，东至江苏的广大地区。编遣令毫无结果。
李宗仁一心想广西独立，他到香港和白崇禧、黄绍■会合，1929年11月，三人回广西，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李宗仁任司令，黄绍■任副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李宗仁同时任广西军事委员。
1930年1月，桂军和张发奎第四军进攻广东，一个月内被击败退回广西。他们乃与北方联军合作进军湖南夺取武汉。5月间，初步获胜，但因出兵解救衡阳的黄绍■后路为粤军所断而失败。桂军在洪桥全军溃败，孤军退回广西结集。此后，黄绍■因反对继续内战而与桂系破裂。
1932年到1937年7月，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李宗仁、白崇禧以“三自主义”建设广西，以“三卫主义”建军。广西受战乱较少乃能发展其工业和教育事业。
1936年胡汉民死后，国民政府打算结束广东的半独立地位，陈济棠得到李宗仁的支持，先发制人，桂军在白崇禧统率下进军湘南，宣布两广动员，因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乃自称抗日军北上保卫国家，陈济棠自任第一抗日救国军司令，李宗仁、白崇禧为副司令，7月初，因广东空军投向国民政府，广东事变失败。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1个月，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其地区包括江苏、皖北、鲁南。第五路军开到北方，分成两个军团。李在徐州设立司令部，统率桂军五个师。
1938年初，日军在徐州附近进攻，
1939年4月，日军从汉口出击，攻占新野、唐河，包围了驻桐柏山的6个师，李宗仁于
1945年初，李宗仁任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战争结束后，任北平行营主任。东北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极可能战胜国民党，蒋介石请李宗仁主持东北战局。李宗仁仍任北平行营主任。
坚持要竞选总统
无论是汉中行营主任还是北平行辕主任，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为李宗仁安排的有职无权的闲职。李宗仁心中颇为不满，他私下抱怨这样的职务简直是使他“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蒋介石为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宣称要实行“宪政”，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和副总统。明眼人都清楚，不仅总统一席蒋介石势在必得，而且副总统的人选，蒋氏也早有安排，岂容别人染指。蒋介石没有想到，正当国民党上下筹备1948年春季大选时，半途中杀出个程咬金——李宗仁。
李宗仁于
李宗仁坚持参加竞选并抱有如此之大的获胜期望，其中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自中国内战爆发以来，美国政府给予蒋介石政权大批军事援助，可是，蒋介石统率的几百万大军在与解放军作战中却连连失利，引起杜鲁门对蒋介石的不满。1947年8月，杜鲁门派魏德迈来华进行一个月的调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一份声明中指责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麻木不仁”，“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谈到“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衰微，甚至被视为过去人物”，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既然有美国的支持，李宗仁也就无需担心蒋介石奈何他了。
客套寒暄既毕，开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谈话。蒋介石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的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颇感震惊：“半年前，我已向总裁请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欲罢不能了。”“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蒋介石极不耐烦地说。李宗仁答：“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蒋介石大为恼怒，提高嗓音：“我是不支持你的，你还能选得到？”李宗仁也毫不含糊地回答：“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23日，国民大会正式选举副总统。开票结果：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因候选人所得票数无一人超过法定有效数字，依选举法规定，得票较多的李宗仁、孙科、程潜需进行第二次竞选。24日投票结果表明：李宗仁虽在候选人中占据领先地位，但还是未达到法定人数，故仍需举行第三次投票。
形如侍卫一般的李宗仁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为远隔李宗仁和白崇禧，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将其调到武汉任华中“剿总”司令。事后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不满地对程思远说：“你把德邻公选为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话并不错，但她却忘记了宪法赋予副总统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加之蒋介石惯有的独断作风，因此与其说李宗仁是从北平行辕主任荣升为副总统，倒不如说他是从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了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
1948年入冬以后，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中原三大战场的节节溃败，使蒋介石处于“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的境地。在内外一片谴责声下，蒋介石不得不提出下野自咎。
蒋介石原定1949年元旦宣告下野，但恰在此时，桂系主将白崇禧从汉口突然发出一份电报，称在此“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的情况下，国民党应呼吁和谈，以期争取一个“喘息整补”的机会。蒋介石拿到这份电稿，立刻判定这是桂系企图依仗军事上的实力逼他下台，愤恨地说：“我平生不向任何势力低头。”言外之意，桂系越逼，他越要故意拖下去。
1948年除夕，李宗仁应蒋介石之邀到黄埔路总统官邸就餐。窗外火树银花，屋内却凄凉惨淡。餐后，蒋介石命张群宣读了准备第二日发表的《元旦文告》，表示“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唯国民的公意是从”。张群读完后，蒋介石问身边的李宗仁有何意见，李宗仁顺水推舟地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突然CC系骨干谷正纲放声大哭起来，说蒋介石下野会影响人心。蒋介石站起来大声说：“我并不是要离开……我自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蒋介石迁怒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
蒋介石寄望于新的一年能给他带来好运气，可事与愿违。
21日上午10时，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举行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依法执行总统职权，蒋介石保证五年内绝不干预政治。随后，蒋介石拿出一份文告让李宗仁签字。散会时，李宗仁问蒋介石准备何时动身，以便相送，蒋介石推说起飞时间尚未确定，但实际上他一离开会场就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往杭州。当李宗仁等得知后急忙赶去送行时，蒋介石早已无影无踪了。
很难有所作为的李宗仁
《中央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举国上下尽人皆知，亲朋好友奔走相告，为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即将获释而庆幸、高兴。这天，杨将军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等待着特务把报纸送来。可直到中午，仍然没见到报纸。
几天之后，别的报纸都按时送到了，唯独那天的报纸一直没有看到。他知道，当时的战局天天在变。三大战役的失利，蒋介石的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情况定会有新的变化。他联想到那天特务们交头接耳的情景和几天来特务们对他稍微和气的表情，就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于是他找到龚国彦，非要那天的报纸不可。
原来，龚国彦因事先未得到上面的通知，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不知该怎么办，他就把当天的报纸扣下来了。在杨将军的一再追问下，龚国彦不得已只好把那天的报纸送来了。
杨将军拿到报纸，一眼就看到了李宗仁下的释放他和张将军的命令。
当时他心中的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觉得被释放是没问题了，就忙收拾东西，作好出去的准备。
他哪里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李宗仁“代而无权”，蒋介石是“退而不让”。尽管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但蒋介石不点头，任何人的命令也是等于零，根本没有人执行。
自
李宗仁一看命令不能兑现，便直接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将军。杨森回答说：“毛人凤不在重庆，我不知杨将军被关在哪里呀！”
为了欺骗民众，当时重庆的报纸还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毛人凤在哪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凤，也不知杨虎城关在哪里，所以无法执行代总统的命令。其实，杨森非常清楚杨将军被押之处。
之后，杨森怕事久有变，无法向蒋介石交代，有意把杨将军暂迁别处。他坐上汽车亲自找到周养浩，把这一建议告诉了他。周养浩立即打长途电话给毛人凤，转告了杨森的意见。毛人凤取得蒋介石同意，决定将杨将军迁押贵阳。
几天来，杨将军的心情特别兴奋，他把一切都准备停当，只等着被释放了。这天，突然听到特务队长说要把他迁移到贵阳，这消息如晴天霹雳，顿时他的脸气得通红，怒不可遏地把桌子一拍，对着龚国彦嚷道：“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为完成使命，只好央求杨将军，但任凭他好说歹说，杨将军就是不走。12年来，杨将军恨透了军统特务，但对周养浩却有点好感。在息烽监狱被囚禁时，当时周养浩是监狱的主任。他经常去看望杨将军，陪他喝酒、打麻将消磨时间，而且待他一向态度友好。
龚国彦见劝说无效，只好请周养浩亲自出马。
周为杨备了酒菜，席间以花言巧语劝说杨将军。后杨虎成提出三个条件：1.把龚国彦撤职；2.把自己以前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调来一同前往；3.请周养浩送自己一行去贵阳。
三个条件，周养浩都点头答应了。于是，杨将军又被押到了贵阳麒麟洞看守所，原中美合作所所长张鹄接替了龚国彦的职务。李宗仁代总统的命令便成了一纸空文。
1949年7月，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李宗仁拒绝签字，有其苦衷，他是有名无实的代总统。资料显示：当时要求国共会谈解决中国问题的呼声极高，李宗仁邀请张治中担负起国共和平谈判首席代表的重任。张治中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商量后，临行时邀吴忠信同行，到溪口见蒋介石，吴忠信欣然前往。
这个吴忠信虽然是接任李宗仁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在各方面尽心竭力地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与利益，不让李宗仁掌握任何实际权力，如在蒋介石“引退”的文告措辞上，吴坚持不让写上蒋介石“引退”或“辞职”的字样。
这吴忠信是蒋介石早年的结义金兰的盟兄。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任命他早年的盟兄吴忠信为国民政府委员。直到1948年，吴忠信才直接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中枢政务。
蒋介石为了维系他的独裁统治，决定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使自己的统治能够合法。为了控制广西地区“国大代表”的选举，他派吴忠信协商候选人问题。
蒋介石“引退”后，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实际上是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通过吴忠信等人操纵南京国民政府。吴忠信自蒋介石宣布“引退”后，虽不到总统府办公，但仍以总统府秘书长职务管辖着总统府的事情，并始终与在溪口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时征询蒋介石的意见与对策。
吴忠信、张治中两人到溪口见到蒋介石，谈到李宗仁要蒋介石出国“考察”事，蒋介石大发雷霆：“桂系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张治中无法再劝，与蒋介石岔开话题，推心置腹，像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一样，无话不谈。直到李宗仁一连几个电话来催，张治中才结束了八天的溪口之行。好像一去就是永别一样，蒋介石恋恋不舍，一边走一边谈，从蒋母墓庐步行送张治中到溪口；又同车送张治中到了宁波机场，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飞机滑向跑道，终于腾空而起，张治中从窗口向下看去，蒋介石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显得那样渺小、可怜。
在谈判中，张治中为了国民党的利益，与中共方面力争；蒋介石却骂他：“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国共最后的和谈，以南京政府拒签协定而失败。
据说，李宗仁去美国，得亏他的“契儿”黎蒙。黎蒙是广西商贾黎春三之子。李宗仁早年在广西闹独立时拜访黎春三，他想得到黎春三的支持和经济补给，而黎春三也想让李宗仁这支正规部队来维持地方治安，对抗匪徒，加上他自己对李宗仁的为人和才干也很赏识看重，两人相见，一拍即合。黎春三当场让磨了十几担谷令人挑到六万山，并为李宗仁收缴了地方上一些小民团的枪支，壮大李宗仁的队伍。李宗仁感恩不浅，想给黎春三一官半职，但黎春三并不在意官场，最后，黎春三拖出他的七八岁小儿子黎蒙给李宗仁磕头，说是认李宗仁为干爹。李宗仁当场满口应承，并按本地风俗给黎蒙打造了一些吊挂的吉祥银器，摆了认亲酒。
自李宗仁认了黎春三儿子黎蒙做“契儿”后，两家关系十分密切，黎春三更全心拥护李宗仁。后来李宗仁统一了广西，并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势力。他不忘记这份情谊，就出资让黎蒙到法国留学。黎蒙在法国得到了个博士学位回来，李宗仁又让他当广西日报社社长，之后黎蒙在香港办《珠江日报》、《新生晚报》等，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总体崩溃，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也当不下去了，手下先建议他去联络陈济棠不成，就提出让他到香港找黎蒙想法。李宗仁秘密到了香港，见到了契儿黎蒙，黎蒙即在报上发了一个新闻，谎称是“李代总统到香港治病”，其实暗中却安排李宗仁见了港督，并办妥了到美国的护照。在一个秘密的日子里，黎蒙将李宗仁送上飞机。从此，李宗仁远赴重洋，飞到了美国纽约市定居。
而李宗仁的桂军几十万主力兵团一触即溃，桂系的政治资本早已输得精光。昔日以几十万大军向老蒋逼宫的神气不复存在，划江而治的梦想也被打得粉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找个安全的避难所了。
1949年，
原来，蒋介石自1927年入主南京中枢以来，桂系曾三次向蒋介石逼宫，迫蒋介石下野，与蒋介石已成水火不容之势。李宗仁深知蒋介石的为人，自知不能见谅于蒋介石，故不肯赴台湾。
自此，“有家难回，有国难归”的李宗仁退隐新泽西州，开始了长达十多年度日如年的“客厅厅长”生涯。
这以后，李宗仁夫妇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陪同下先后去了广东、广西等旧地重游，目睹故乡巨变，李宗仁感奋不已。
1966年3月，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病逝世，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其表示了深切的慰问。此后，周恩来和统战部又安排他偕桂系旧友往华东游历，借此转移环境，休养身心。7月，李宗仁在北京第三次结婚，夫人是年轻的护士胡友松。此时正值“文革”高潮，周恩来将他保护起来。当年国庆节，毛泽东特意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李宗仁，示其安心。
1968年4月，李宗仁因病住院。次年1月30日午夜，李宗仁在医院逝世，享年78岁。
李宗仁先生临终前，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他对党和国家在其回到祖国后所给予的关心照顾表示感激，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并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之国民党人的前途为念，期望他们能同自己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相比之下，在海峡那边的白崇禧显得晚景凄凉得多了。晚年丧妻使他孤独的生活雪上加霜。白崇禧夫人马佩璋是当年桂林有名的美人，她出身于诗礼之家，以品学才貌闻名四方。马氏为白崇禧生下十个子女，对子女管教甚严，被白崇禧称为贤妻良母。1962年12月，马氏因病不治，撒手西归。马氏的离去，使白崇禧悲痛万分。白崇禧这时正任台湾回教理事长，按回教教规，白崇禧以69岁高龄，每日清晨率子女到马氏墓前诵经祈祷，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李宗仁毕竟与蒋介石有过“义结金兰”的情谊。他似乎很难忘记与他有过“生死之交”的蒋介石，也似乎无悔无怨。当他回国之后，有记者问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时，李宗仁表示：“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我们都是失败者。”
李宗仁 战火岁月与流落中的家国情
“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评李宗仁
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会见李宗仁的特使刘仲容时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名气很大啊！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
毛泽东所说的“闹独立”，是指李宗仁领导的广西政府虽然从名义听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但实际上一直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的军令、政令大多数情况下在广西根本行不通。面对蒋介石，李宗仁能够从容不迫与其周旋，这的确反映出李宗仁的精明才干。
其实，李宗仁早在青年时期就显露出其过人的才华，他以农家子弟的身份投考从戎，东拚西杀，仅用10余年时间，就平定了广西，成为“广西王”。随后，李宗仁又积极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
1926年6月初，国民党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建立前敌总指挥部，唐生智、李宗仁分别任前敌总指挥、副总指挥。
7月初，李宗仁取道桂林，亲率12个团由黄沙河下衡阳。与此同时，他又电令7军向长沙挺进。长沙对吴佩孚来说是能否在湖南站稳脚跟的关健地盘，长沙一失，吴佩孚的南下劳师之功可谓前功尽弃。
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场恶战，李宗仁沉着冷静，采取了相应措施：命令第2路军总指挥胡宗泽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开往永丰集中；第4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左右两翼部署停当，李宗仁亲自指挥正面进攻。
北伐军首战告捷，国人震动，尤其是广州政府要员，惊喜交加。原来广州国民政府一些中央大员虽在那次会议上支持北伐，但从心底里还存有畏缩情绪，对能否取胜，忐忑不安。长沙之战，北伐军一举成名。
与加仑打赌
长沙之役虽打出了北伐军的威风，但毕竟是第一仗。吴佩孚虽在长沙败于李宗仁之手，但他还握有20万的军队驻扎在京汉铁路沿线；孙传芳也有20万人盘踞在苏、 浙、皖、闽、赣五省，奉军张作霖则号称有30万大军，部队的战斗力比吴、孙军还强。
为了迅速地向北推进，消灭军阀势力，
对究竟如何周旋于军阀的千军万马之中，有效地攻击敌人的有生力量，蒋介石和加仑是没有把握的，因此听了李宗仁意见后都表示同意，但他们对李宗仁先攻武汉的主张有些担心。散会后闲聊时，加仑问李宗仁：“李将军，你主张进攻武汉，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打到武汉呢？”李宗仁略加思索地回答，“我看有14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噢！”加仑惊讶他说：“你凭什么计算只要14天呢？”李宗仁说：“我以我军以往的作战经验来计算。我们由攻击开始，连带追击、强行军，每天平均约可行50里。汩罗江距武昌约700华里，所以我估计要14天。”
加仑见李宗仁那副自信的态度就说，咱们打个赌，赌注是两打白兰地。出于对这次行动的担心，加仑的打赌仅是为了提醒李宗仁慎重行事罢了，而李宗仁却显得特别认真，还蹩足了劲。
8月下旬，李宗仁领兵进发武汉，只用了12天的时间，经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诸战役，即打到武汉。兵临城下，围攻武昌城。吴佩孚军已风声鹤唳，纷纷北撤，拿下武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武昌城下，李宗仁笑着向加仑要白兰地，引得周围人哄堂大笑。不过加仑对有李宗仁这样的军事将领感到高兴。
蠃得北伐名将美誉
正当李宗仁领兵自汨罗江向武汉疾进时，吴佩孚檄请孙传芳前往湘、鄂助一臂之力，以夹击李军。孰知孙氏却坐山观虎斗，企待两军俱伤，他来收拾残局。北伐军利用孙传芳的这一侥幸心理，长驱北进，如疾风扫落叶，一举攻下武汉。
按原定计划，拿下武汉后，迅即挥师东进，锋转江西。东进之师兵分三路。第一路为右翼，由蒋介石指挥，以夺取南昌为目的，第二路为中路军，由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趋德安，以断南浔铁路，李宗仁率第七军2万余人担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经阳新、武穴、瑞昌，直取九江孙传芳的总司令部。
处此危情，李不露声色，当机立断，改变战略，舍夺九江，领兵向右翼靠拢，翻越羊肠山，寻找程潜部。如程部被围，则可解救；如无恙，则可合拢另作打算，这对保存实力有百利而无一害。李部翻越羊肠山后，
江西是北伐主攻目标之一，也是孙传芳长期经营盘踞之地，孙传芳纠集五省大军入赣，誓与革命军作殊死之争。未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孙即步吴后尘，兵败逃窜，北伐军战绩举世震惊。特别是李宗仁的第7军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七军“钢军”之称由此名闻遐迩，李宗仁由此成为蜚声中外的北伐名将，无怪乎连毛泽东都称其是一位有本事的人，并未夸大其辞。
李宗仁对部队是控制不错的呀
毛泽东深知，李宗仁与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利害冲突，特别是对广西的军、政权的争夺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蒋介石一直对广西垂涎三尺，做梦都在想呑掉广西。日本入侵中国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除了把主要精力对付共产党外，对广东、广西等控制力比较弱的地方也蠢蠢欲动，想派中央军接管。对此，李宗仁针锋相对，主动联合广东的陈济棠抗蒋，并于
在这种背景下，当李宗仁特使刘仲容向毛泽东详细地讲解了李宗仁、白崇禧如何整治广西，如何与蒋斗争，不被蒋介石吃掉等事情以后，毛泽东对李宗仁做出了许多评价，如“李宗仁对部队是控制不错的呀！”，“李宗仁确实有些本事哩！”“没本事是闹不起独立的”等等。毛泽东先后三次称赞李宗仁有本事，意在处理好与李宗仁的关系，最大限度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并通过刘仲容向李宗仁传递共产党的希望。
历史已无从考证毛泽东所说的这番话对李宗仁抗日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宗仁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负众望，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徐州会战中上演了波澜壮阔的一幕。
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会师武汉，把徐州作为他们攻取的首要目标。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一个重要城市，它位于黄淮两水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是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四周山峦重迭，河川纵横，在我国历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战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事，决心在此进行一次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徐州会战。
津浦路上巧用兵
徐州会战分两期，第一期是津浦路的初期保卫战，第二期是台儿庄会战。
第一期的津浦路保卫战是从1937年12月中旬开始的。日军以津浦路南端为主攻，北段为辅攻，分别南北向徐州推进。
南端敌军指挥官畑俊六大将，于12月中旬，指挥8个师约8万之众，先后自镇江、南京、芜湖渡江北上。日军以为拿下蚌埠已是易如反掌，孰料行至明光以南，即被李宗仁部署的第31军和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汇河等地形堵截，双方血战月余，不分胜负。敌军在此停留，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大出畑俊六所料。
畑俊六遂自南京调集援兵倾巢来犯，李宗仁感到硬拼硬堵要吃亏，待敌援军聚集明光一带时，李宗仁命坐镇蚌埠的第11集团军李品仙总司令，将31军自明光全线西撤至山区，伺机出击，将津浦路南端正面让开；将51军南调，布防淮河北岸，凭借险要地形，拒敌越河北进，敌援军是以饿狼扑食之势猛扑明光，没有捕捉到李的主力。接着日军攻下定远、怀远等地，但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31军遵李指示，从敌军左侧向东出击，将津浦路之敌截成数段，围而歼之。淮海前线之敌，后路被斩断，不知凶吉，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将31军从津浦线向西压。李遂命部队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牢牢地盯住津浦线；此时参加淞沪会战的21集团军北调合肥，日军有后顾之忧不敢随意北进，一时津浦路南端战事，形成敌我双方胶着对峙局面。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艰难抵抗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津浦路北段保卫战，原由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岂知驻扎鲁境的韩复榘，大敌当前，还为保存实力打小算盘。
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向运河以西推进，袭取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孙部第22师负责攻取济宁，于
临沂保卫战大捷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矾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文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
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 一路为坂垣第5师团，自
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2月下旬，临沂告急。该地是鲁南军事上的必争之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李宗仁令守防海州的庞炳勋军驰往临沂解救。庞部刚到临沂县城，还未来得及休息，便与日军展开激烈攻防战，日军以1个师团的优势兵力，配以山炮1团，骑兵1旅，向庞部猛扑，夜以继日，反复冲杀。临沂城墙高大而又坚固，野山炮也打不穿，庞部凭借这优势，据城死守，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城下敌尸枕藉。
李宗仁担心庞部势孤不能长守，于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临沂保卫战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促成了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合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台儿庄痛歼日军精锐
虽然坂垣败绩累累，但矾谷仍然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矾谷比坂垣更凶，李宗仁檄调自郑州来的邓锡侯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震赶往滕县，拒敌南下；
对矶谷军事行动的后果，李宗仁有着充分的估计；此次台儿庄一失，不但前功尽弃，士气、民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国内恐日病大涨，而且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
为了确保台儿庄，他制订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李考虑到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最善防守，即令孙派3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李判断矶谷前次战役占了上风，骄狂不可一世，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便会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因此，李便决定设圈套，请其入瓮。于是，他命令汤恩伯第20军团的2个师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矾谷直扑台儿庄后，再回头攻敌之背，与孙连仲一起将敌围而歼之。
事态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敌人从滕县南下，舍汤恩伯军不顾，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4万，拥有七八十辆坦克，百余门山野炮和重炮，重轻机关枪更是不计其数。
尽管孙部士兵英勇抵抗，仍被日军冲入城内。孙部没有退却，与城内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此时，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作战的汤恩伯军团，在峰山、枣庄一带同日军作战后不久，置台儿庄危急于不顾，转移到姑婆山区躲起来。李宗仁严令汤军团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夹击台儿庄正面之敌。汤为保存实力，仗着有蒋介石为后台，置军令于不顾。李宗仁深知汤一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不可一世，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因此三令五申，晓以大义。汤仍不予理睬。无可奈何之下，李宗仁再次发电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殆误战机，当以军法论处，同韩复榘同样下场。”汤敬酒不吃吃罚酒，见李宗仁下了死令，才挥师南下。
然而，此时台儿庄孙连仲部已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地盘为日军占据，日军一面在电台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一面调集重炮、坦克疯狂冲击，企图一鼓作气，完全夺下台儿庄。孙连仲强烈地意识到，再孤军死守将全军覆亡。因此
当日午夜，敢死队分组向敌出袭，冲击敌阵。他们个个精神异常振奋，各自为战。已是血战数日的敌军，也精疲力竭，深夜正堕入梦乡，听到不知从哪来的枪声，顿时乱作一团，一面仓皇应战，一面后退。经数日血战为敌所占的台儿庄各街，竞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一举夺回四分之三。
李宗仁不但得报孙连仲夜袭成功的喜讯，又得汤恩伯部翌日天明前可赶到台儿庄的消息，立即亲率随员，连夜赶到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对矾谷师团的歼灭战。
矶谷师团的厄运终于降临了。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矾谷知已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
该战役历时近半个月。中国军队共投入兵力２４个师约２０万人，击败了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约４万人，毙伤日军1万余人，俘虏l万余人，击毁日军战车、重炮各10余门，缴获坦克和战车120余辆、火炮70余门、汽车100余辆、枪支1万余支和大批作战物资；国民党军伤亡也达2万余人。这是继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全国抗战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这次战役，李宗仁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台儿庄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周恩来在《争取更大的新胜利》一文中写道：这一战役的胜利，“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部，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据说，李宗仁生前曾嘱告友人：“愿死后能用飞机将其骨灰洒在台儿庄上空。”这表明李宗仁是把台儿庄作为他一生的象征来看待的。
树高千尽，叶落归根
蒋介石退缩台湾后，李宗仁避居香港，后到美国寓居，流落异国当起了寄人篱下的“华裔公民”。侨居异地的漫长岁月，使这位已至迟暮之年的爱国人士思乡之情倍增，他常常独自地陷入沉思之中。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总是思念故乡的山山水水的，何况那是经过更新的大好河山，正以迷人的魅力召唤着这个海外赤子。
195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的声明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也使始终关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李宗仁激动不已。他立即提笔给在香港的程思远写信，强烈地流露出对周总理声明的共鸣，并于同年8月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坚决反对台湾“托管”和“台独”。同时，李宗仁还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要求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要求“美在撤走其第7舰队的同时，实现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李宗仁此举受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的高度重视，于是秘密邀请与李保持密切联系的程思远来北京，向其表明了共产党对原国民党人士的希望。周总理表示：“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个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国共合作”。“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欢迎他们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李宗仁虽然思乡心切，但他对新中国的感情“是敬仰之心与恐惧之心皆有。”毕竟他与共产党之间曾有过很深的结怨，共产党真能原谅他吗？所以，他并没立即下归国的决心，而是通过其老友李济深、程思远等人小心翼翼地不断向共产党投石问路。
为打消李宗仁心中的疑虑，周总理曾先后数次召见程思远，协商李宗仁归国事宜。期间，为照顾李宗仁的生活，周总理托程给其转去了一笔钱款。此后，还对李宗仁归国做出如下承诺：一是
李宗仁毕竟是有过影响的政坛风云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不但受到台湾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且还受到美国当局的控制，稍有不慎，就有永远失去人身白由，以致丧失性命的危险。因此，他回归祖国的安排，都在秘密中进行。
1965年春，周恩来认为李宗仁的回国条件成熟了，便通过秘密渠道直接把这一信息传递给李宗仁。
李宗仁动身后1个星期，
李宗仁在首都机场发表讲话。他抑制不住叶落归根的喜悦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看到：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回国后的新生活，使李宗仁感到十分愉快，用他自己的话说：“宗仁回国以来，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欢迎和接待”，“是我过去所未有的光荣”。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李宗仁
此时，天已将午。在中南海办公的毛泽东，决定以一种很自然的形式来接见李宗仁，接见的地点便安排在游泳池畔的凉棚内。
来到游泳池的李宗仁，见到毛泽东还在水中，他悠闲地仰泳在水面上，说形象些，是躺在水面上的，而且手中举着一支香烟。李宗仁情不自禁地对随行人员说道：“啊，想不到主席游泳这样好啊！”毛泽东见李宗仁他们到了，便上岸来，很亲切地同李宗仁与郭德洁握手，声音洪亮地说道：“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李宗仁赶忙回答说：“我回到祖国感到很高兴。”
说着，大家在凉棚内的椅子上坐下来。刚刚坐定，毛泽东便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对
随后，毛泽东又说：“现在，连白崇禧也在骂你。我看他骂你，一是没有办法，二是无可奈何，三是表示遗憾。他是留有后路的，你回来也给他们开了一条路。”李宗仁的心情立即显得有些沉重，他慢吞吞地说：“他有难言之隐。”
已经年迈的李宗仁，终于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在高兴之余，也显得有些拘束。加上天气炎热，他的额头布满了汗珠，不时掏出手绢来擦拭着。见此情景，毛泽东平和地说：“台湾通过美国阻止你回来，但是没有搞清楚你是怎么回来的。”他说着，显然是对周恩来精密地安排和部署李宗仁归国一事表示满意，不无兴奋地注视着李宗仁。李宗仁说：“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他们的心是向着祖国的。”
这时，程思远插话说：“我曾经同×××谈过，他也想回来，条件是要当个部长。”毛泽东挥了挥手，马上表示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可以回来，给个部长也可以嘛！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不是都当过部长嘛！民社党、青年党都可以回来。
说着，毛泽东将头转向李宗仁：“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你是他的部下，他回来我们更欢迎。”
毛泽东又对李宗仁说：“你没骂蒋介石是好的。XXX骂蒋介石就不好。要人家好，又骂人家，他又是蒋介石的部下，这样做不好嘛！”
李宗仁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说：“在美国有许多中国科学家感到凄凉、苦闷，怀念祖国。但他们有幻想，想等待美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以后再回来。”
毛泽东说：“那不可能吧。”
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毛泽东请李宗仁到他的住处丰泽园看看。大家在宾馆坐下，毛泽东便又和李宗仁攀谈起来。
李宗仁说：“我们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我建议你到祖国的各地看一看。”
李宗仁明确地点了点头，这正是他的愿望。
毛泽东接着对李宗仁说：“我们还是搞
李宗仁说：“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原子弹都爆炸了嘛！”毛泽东又说：“是呀，我们去年开人民代表大会时，把
李宗仁表示说：“我回国后非常高兴，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真正统一了（除了台湾以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统一过。”
毛泽东说：“是统一了，但要一分为二。在经济建设上，现在还有问题。1958年搞1700多项，后来调整压缩到600多项。现在又搞经济计划，提出了1200多项，我看是多了。我正在想办法往下砍，事情不能齐头并进，要打歼灭战。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有三条：一是洋框框，苏修撕毁协定，就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贪大、贪全、贪洋、贪尖。这是因为没有经验，人民受了一些损失。以后几年，就一年比一年好。六二年比六一年好，六三年比六二年好，六四年比六三年好。今年不错。第三是天灾，这我们没办法。头两条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听到毛泽东对祖国的经济建设阐述着自己的想法，李宗仁禁不住说：“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又纯又不纯。你说我纯吧，有时还有点火。”李宗仁知道，毛泽东所说的发火，是指对前苏联的修正主义的斗争而言，于是，他说：“对修正主义要反到底，应该发火。”
毛泽东说：“我同意你的意见，现在有些民主人士，在反帝方面问题不大，但在反修方面决心不大，民主党派很少发表一篇反修文章。听说你声明的原稿，提到了反修问题，为什么又去掉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带头讲讲嘛，我赞成你。我们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要彻底地反。”
随后，李宗仁转换了个话题说：“我同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克拉伯经常接触，我曾经向他说，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人民怎么能接受呢？如果有一个国家同你们的夏威夷也签订这样的条约，你们美国能接受吗？克拉伯不能回答我。我说，如果台湾当局要废除这个条约你们怎么办？难道你们能派兵去打台湾吗？克拉伯说，不能打。打，一定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的。我说，台湾不是个碟子、花瓶，你又拿不去，你们还不如撤走。”
毛泽东说：“关键是在台湾啊。”
见到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为虑。毛泽东接着说：“
随后，毛主席提议照相后吃饭。毛泽东边吃饭，边与章士钊和郭沫若谈起了诗文，并兴趣盎然地吟颂两首诗分送给郭、章两人：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析，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有卢家有莫愁。”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李宗仁感到，毛泽东吟的这两首诗与其说是送给郭沫若、章士钊的，不如说是送给他自己的，因为自己的经历和情感，与诗的意境非常相似。
宴会结束了。下午三时许，毛泽东与李宗仁第一次会面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李宗仁
然而，天不随人愿，李宗仁欢乐的新生活仅1年多，不幸之神便降临到他的头上，夫人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如暴风骤雨般地降临了。李宗仁开始担心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正当国家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所幸的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周恩来安排送到三0一医院保护了起来。
随后，毛泽东看见了李宗仁，便马上兴致勃勃地向李宗仁走过来，边走边向李宗仁伸出手来，李宗仁赶忙伸出双手，去握住毛主席的右手，两人一边握手一边摇晃。
当时在场的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迅速抓拍下了这一场面。并且做了如下记述：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
毛泽东边与李宗仁握手，边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来到休息室，毛泽东请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宗仁进行了坦诚的长时间的谈话。事后，李宗仁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详情告诉了
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地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重镇武汉和南京，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做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对鲍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生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回忆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做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完了有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1968年4月，由于李宗仁心情抑郁，生活上缺乏很好的照料，其身体每况愈下，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大便大量出血，经检查确诊是直肠癌。在医生的帮助下，他战胜了死神，手术相当成功，但不久又患了严重的肺气肿，一支气管丧失功能，终日离不开氧气瓶。
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前来探望的尹冰彦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了却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有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但是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来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想着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他提到的那些书画均是齐白石、徐悲鸿等与其六往时送的上等精品，甚至还有不少是他多年收藏的文徵明、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书画珍品。他在美期间，儿子李志圣曾要求留几幅给自己，李宗仁未答应。李宗仁归国后曾向人说起过事。他说：“这些东西我把它看作国家的珍贵文物，带回国总算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留在美国，最后必然为外国所有，况且这些画又都有我的名字，怎能使它流落国外呢？为了这件小事，志圣很不谅解，他连封信都不给我寄来。”
李宗仁提到的那几瓶酒也颇不寻常，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的白兰地和英国的威士忌，都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仅在李宗仁手中就保存了几十年之久。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这几瓶酒从外国代表团送给李宗仁的，跟随其南征北战，飘洋过海，始终与主人“形影不离”，足见其珍贵程度。李宗仁回国后曾多次向人提起，说这种酒可以入药。他特意留着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但酒还未送，人已不起。此时仍念念不忘此事，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这几瓶酒本身，它充分表达了一位爱国老人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厚感情与谢意，也寄托着这位弥留的老人对新中国的希望。
李宗仁在弥留之际，由别人代笔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周恩来总理看了此信后，感叹地说：“
李宗仁上将小传
李宗仁（ 1891 ～ 1969 ）字德邻，广西临桂人，军事家， 爱国人士。 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
李宗仁早年就读于广西陆军小学堂、 广西陆军速成学校。 1910年加入国同盟会。 1916 年投桂军， 先后参加护国战争、 护法战争，因战功由排长递升营长。 1922年自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后将所部定为桂军。 1923 ～ 1925年在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支持下，联合黄绍竑、 白崇禧之讨贼军，组成定桂讨贼联军， 李任总指挥， 先后消灭了旧桂系军阀陆荣廷、 沈鸿英部， 击退入桂云南军阀唐继尧部， 统一了广西， 成为新桂系首领。
1926年李、黄、白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 军， 李宗仁任军长， 指挥所部参加北伐战争， 转战湘、鄂、赣、皖、苏等省。1927年，李宗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反共清党”。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第三路军总指挥、西征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1929年蒋桂战争中， 桂军败北， 李宗仁出走香港， 旋返桂。翌年出兵湖南策应冯玉祥、阎锡山反蒋作战， 受挫撤回广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指挥徐州会战诸役。
抗战胜利后 ，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 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1949年1月 ，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任代总统，派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由于国民党一再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导致和谈破裂。 李宗仁于大陆解放前夕去美国。 1965年在周恩来安排下，李宗仁毅然回国。
白崇禧
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军事家，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地位仅次于李宗仁。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最初二人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合一起驱赶广西的旧军阀。北伐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八年抗战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
战后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长，李宗仁获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桂系的实力得到局部肯定。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继任代总统。然而国共和谈失败，桂系无法保住中华民国的半壁江山，本身势力亦无法维持。李宗仁先赴美国治病，1965年（74岁）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白崇禧则前往台湾，却未能担任要职，抑郁而终。
个人生平
北伐战争之前
1907年，白崇禧考入陆军小学，后因病退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广西省立初级师范读书的白崇禧，加入广西学生军，开赴湖北，随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6年，白崇禧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在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营长。
1921年，白崇禧代表当时已是旅长的同学黄绍竑，到广州见孙中山，要求参加革命。孙中山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二人与李宗仁合作，于1924年分别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白崇禧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计谋和军事能力，被称为「半个小诸葛」。同年，「李白」加入国民党。李、白、黄三人的合作使广西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三人亦成了国民党内桂系的骨干。
北伐及抗战前期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1927年初，白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从江西攻取浙江。1927年4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同年1月，3月，8月和10月的多次战役中，白崇禧战胜孙传芳。孙传芳部下唐生智被迫在1928年初在湖南投降。
1928年北伐成功，在北平牛街创建了北平清真中学（今成都西北中学和兰州西北中学）。
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期间，桂系多次以军事和蒋介石对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蒋桂战争中败于蒋介石，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黄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各派系谋求妥协，桂系亦跟南京议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成广西三巨头。自此至抗战爆发的五年内，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
1936年5月，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抗战期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白崇禧任国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之一。白崇禧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八年抗战期间，白崇禧和李宗仁指挥各场大小战役，包括：
1938年李、白指挥台儿庄会战，取得在国军抗战中的首次重大胜利。
同年6月，白崇禧指挥武汉会战。
1940年2月，白崇禧指挥桂南战役，在昆仑关两度挫败日军。
解放战争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白崇禧受命率蒋经国等前来调查安抚，会见台湾省主席陈仪等人，并向台湾居民广播。其间文电显示，白崇禧似并未釐清真相，其报告建议处分柯远芬，嘉奖陈仪。同年11月，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所主任，负责围剿大别山的解放军。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一个月后，白崇禧被免去国防部长职，改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华中剿匪军总司令)。同年年底，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失利。李、白向蒋介石施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同年4月，国共和谈，白崇禧极力反对接受和谈结果。1949年白崇禧策划在湖南进行防御，因湖南省主席陈明仁起义而失败。10月至12月，经过衡宝战役等战役后，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被渡江后的解放军消灭。原来的二十万兵力，只有少部退入越南。
1949年4月，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率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
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声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心情。被毛泽东称为“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锋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
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
8月初，四野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于
从5月到8月，四野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汉浔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轸、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怅惘不已。
在台湾时期
白崇禧到台湾后，蒋介石很防备他，经常派特务跟踪他，可是白崇禧绰号「小诸葛」，非一般人等，屡次识破蒋介石派去的特务。
白崇禧在1966年12月1日于台北逝世，死后身体发绿，口吐白沫，床单撕破多处，有很大可能是蒋派特务暗杀。死因至今是个迷，
白崇禧家族
白崇禧有子女十人，其中八子为著名的台湾作家白先勇。
白氏家族从古至今热爱祖国、勤恳朴实，在当地享有一定声誉。白氏家族始祖伯笃鲁丁公，汉姓鲁，字至道，江南应天府（南京）上元县人（原籍答失蛮人，即西域人）。元至治元年（1321年）中进士，至元元年（1335年）由礼部侍郞迁秘书太监（官署名），至元二年出任浙东海右道谦访副使（是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派驻各地的监察机构），至元三年，（1337年）任岭南广西道肃政谦访副使。后又累迁赣州路达鲁花赤（元朝时地方第一位掌权官员）、建德路达鲁花赤、潭州道总管等职。公为官清谦，为人宽厚，深得各地百姓爱戴及上级重用，曾数次升迁。公在职期间，除主管监察促政务外，又是一位热心学政、促进教育、关心民瘼、支持地方建设的人物。如柳贯著《新修石门洞书院记》记载了他在至元二年修复浙东永嘉石门洞书院，曾告诫诸生说：“书院据穹林雪瀑之胜，既新美矣。尔曹游歌于是，有义理之融液，无纷华之轇轕。执业而兴，充义而得。得之在我，求之在人。是惟圣师成物之仁，而亦宪臣励学之意。”又鼓励诸生“有学有政，需用于时”。可见始祖是一个热心教政，鼓励后进的人物，他对“学贵自得”、“学以致用“，也有他自已的体会。
公任职桂林时，曾倡议并修建文庙泮宫，供莘莘学子聚学。桂林阳桥，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至元五年遭火毁，交通受阻。至元六年，公组织地方官员重建阳桥，为桂林人民造福，并写下了《重修阳桥记》，以资纪念。又据《南村辍耕录》记录公以廉故，家甚贫，朋友间每分财以济之。又云：“夫鲁，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隐恶扬善，可谓厚德君子矣。”
公能诗，《戴良集》列举元代十二位著名的西域诗人，伯笃鲁丁属其一。可惜他的诗集很少传下来，今日仅能搜集到的传世佳作有在浙江吟赋的《浮云寺》，在桂林东门与行春门之间城楼上逍遥楼写下的《逍遥楼》及过广西北流时所写的《过鬼门关》等六首。
公年老回籍，定居金陵（南京）城郊上元县，归真后安葬于金陵南门外，地名夏家凹。
三世祖永[2]龄公（又名伯龄）。明洪武年间进士及第。洪武十三年（1380年）公与兄永清弟永秀随军任职再次回到广西，至苍梧，随征八排有功，继而奉命镇守两江州（道），遂隶籍桂林及临桂各乡镇，兄弟之间唯有永秀公一支后代繁昌。相传明太祖时，禁止人民使用胡姓，后裔取始祖首音，更伯为白，白姓之流传自此开始。经过六百多年，传二十余世，我白氏子孙遍布桂林城乡及广西各地，人口众多，成为桂林回族中之大族。
明清两朝，家族兴旺，人才辈出，在封建王朝选拔良才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者十四人（明朝九人，清朝五人）。明朝正德十一年（1516年），一科三进士。武职人员如白玉，明朝成化年间任都督佥事总兵官，五杨祖白全任都指挥同知等。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国家民族尽忠尽职，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年间、抗日战争时期，我白氏族人中亦涌现了不少才华之士。特别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我族人民群众奋发图强，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在党政军学各机关单位涌现出许多先进工作者、专家、教授、工程师、学者、教师。前辈的先进事迹是我们的榜样。如时任柳州铁路局高级工程师、柳局物资处处长、桂林火车始发站建设工程指挥长的白志武同志就是杰出的代表。时逢新世纪，凡我族人更应继承前辈光荣传统，再接再厉，为建设伟大祖国在各条战线上奋勇前进，写下光辉的新篇章。
白崇禧主要著作
其主要著作有：《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抗战中敌我战法之演变》、《游击战纲要》、《全面战争与全面技术》、《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军事战与经济战》、《国民兵之建设教育》.
桂 系
桂系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先后以广西为统治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物为主要代表的军阀统治集团。按代表人物来分，可以分为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
西南地区军阀派系之一，以陆荣廷为首的桂军集团。控制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主要人物有陈炳明、谭浩明、莫荣新、沈鸿英等。
辛亥革命后，陆荣廷先后任广西副都督、都督。1913年又兼任民政长，将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打着“桂人治桂”旗号，独揽广西军政大权。 1916年3月乘护国战争之机，宣告广西独立，并向湖南进军。7月派兵入广东，继而任广东督军。次年陆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广巡阅使，其部属谭浩明、陈炳明分别任广西和广东督军。从此操纵两广军政大权，把桂军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派军事势力。旧桂军将领刘震寰曾率部参加驱逐陈炯明，留驻广东境内，并把持了一部分军政和税收大权。1925年同滇军首领杨希闵发动推翻广州革命政府的叛乱，6月中旬被广东革命军队消灭。此后，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为首的桂军长期统治广西，并以这里为据点与蒋介石等争夺统治权，被称为“新桂系”，属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派系之一。
历史沿革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原清政府广西提督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投向革命，实质逐渐排斥了同盟会人员而逐渐走向军阀统治。其势力在史学界通常称之为旧桂系。
1913年，旧桂系参与护国战争，并在护国战争之后，控制两广。两广成为陆荣廷的势力范围。
随后，两广和西南军阀参加了护法战争。期间，两广和西南军阀逐渐排挤孙中山，并导致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
1920年，旧桂系欲消灭孙中山指挥下处于潮汕的粤军。第一次粤桂战争，又称“两广战争”爆发，双方激战至1921年6月，桂军失败，陆荣廷被迫宣布下野。旧桂系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粤军攻入广西，摧毁了旧桂系的政权。
随后，广西陷入三大势力：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的混战局面。1924年初，陆荣廷与沈鸿英发生激战，李宗仁趁机发兵攻打陆荣廷，将陆荣廷的势力消灭。随后，李宗仁与沈鸿英争夺广西的控制权，同时击退了企图进入广西的滇军唐继尧部。战斗至1925年，李宗仁消灭沈鸿英的势力，统一广西。此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势力控制了广西全境，其势力又被史学界称为“新桂系”，以区别于陆荣廷的“旧桂系”。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与广东的国民政府联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于1927，派出钟祖培率领第七军建制一个旅的部队，北上支援受到北洋军阀攻击的湖南军阀唐生智，促成了北伐的进行。
1926年7月，北伐开始，桂系第七军作为主力部队北上湖南，湖北。经过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后，北伐军主力，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围困武昌。9月，因为战局变化，第七军进入江西战场作战。经过德安战役等几场战斗，击破军阀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为国民政府控制江西奠定了基础。
到1927年初，第七军转战江南，攻下安庆，江南、两湖已经基本为国民政府所有。鉴于第七军的战功，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被民间和官方宣传称为“钢七军”，同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亦因战功被民间和官方宣传称为“铁四军”。
8月，新桂系成功通过逼迫蒋介石下野，达成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流，史称“宁汉合流”。随后，第七军又在龙潭战役中击败来犯的孙传芳部队。龙潭之战导致孙传芳的军队损失殆尽，孙传芳从此淡出中国政坛。
9月，新桂系与唐生智为争夺政治权力爆发了“李唐之战”，又称“宁汉战争”。唐生智被击败，其部队被新桂系改编。新桂系势力从广西扩展到两湖，并且由于与粤系首领李济深的联合，使得新桂系势力还进入广东。
1928年初，蒋介石趁“李唐之战”造成的影响，得以复出。新桂系的发展受到挫折。
1928年4月，李宗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由新桂系嫡系部队和改编的原唐生智两湖部队所组成，共辖十六个军又六个独立师。共有兵力约二十万，势力范围为两广，两湖。
1928年中，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四大派别联合北伐，史称“二次北伐”，出兵40万进攻以东北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北方各军阀，张作霖则带领北方大小军阀出兵60万迎战。战斗至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河南，河北。
1929年，蒋介石与新桂系因争夺国民政府领导权爆发了“蒋桂战争”。河北新桂系部队原为唐生智旧部，蒋介石利用唐生智的影响力将河北的新桂系部队瓦解，白崇禧只身逃离河北。在湖北，蒋介石利用新桂系内部矛盾，成功控制了原新桂系人物李明瑞，俞作柏倒戈。最后，蒋介石发动各方政治势力和大小军阀围攻广西，新桂系被击败。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人物逃往国外，新桂系部队损失惨重。
蒋介石随后任命原新桂系人物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但因为二人政治面貌为左翼，并且亲共，还在广西引入邓小平、陈豪人等共产党人进行活动。蒋介石随即于1929年10月将二人的部队击败。俞作柏避居香港，邓小平到上海汇报，而李明瑞则和陈豪人、张云逸、俞作豫等人潜伏下来，并趁机在百色和龙州举行了起义，史称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与红八军。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趁广西一片混乱的局势返回广西，并且掌握了一部分武装。蒋介石又命粤军进攻广西，但新桂系联络张发奎部抢先进攻广东，“桂张攻粤之战”爆发，双方激战。后因蒋介石扣押粤系首领胡汉民，与粤系发生矛盾，粤桂息兵。
1930年，新桂系开始进攻左右江根据地，将红七军、红八军击败。红八军被迫编入红七军，番号取消。红七军随后也离开广西，前往中央苏区。此后，广西境内之共产党活动逐渐陷入低迷，除了在滇桂，滇黔，粤桂边境保留有一定的游击武装外，广西已无共产党势力。随后，新桂系参加了“中原大战”，但是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大派别在此战中都被蒋介石击败。蒋介石自此战后，彻底削弱了国民党内部其他军事派别，获得国民政府之实权，蒋介石的势力成为当时中国境内的头号军阀。此后，蒋介石基本上获得了国民政府内的中央名义，其的嫡系部队又被称为“中央军”。但是，在中原大战中的失败并没有动摇新桂系重新取得广西的控制权。但是，新桂系第三号人物黄绍竑脱离了新桂系，在允诺不出卖新桂系团体以及取得李宗仁，白崇禧的谅解之下，投向蒋介石。新桂系“李白黄”三人体系瓦解。黄绍竑接受了蒋介石的任职，但是，并没有积极的为蒋介石工作，实际上赋闲。此后，新桂系内部的黄旭初逐渐取得原黄绍竑的地位，是为“后李白黄”体制。
自1932年至1936年，新桂系经营了广西，短暂的消除了广西境内的匪患，并且完善了民团制度，民团制度一方面使广西治安有大幅度好转，亦能最大幅度的征集后备兵员支持新桂系军队作战。新桂系的治理使得广西从边远落后省份逐渐近代化，其主要政策有“三自”和“三寓”政策。但同时新桂系还通过贩卖鸦片来增加收入。也残酷压迫广西境内的，以共产党为首的左派政治势力和少数民族。新桂系在“金秀瑶变”中，杀害大批瑶族居民。新桂系同时对广西左右江地区支持中共的壮族和苗族居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新桂系在“剿共”作战中，拒不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合作，对中共红军则采取“礼送出境”的战略，目的是持续控制广西，既不允许红军入境，亦不允许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其他军系部队入境。新桂系除在湘江战役中，出动部队侧击红军少共国际师外，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未与红军爆发大的战斗。新桂系部队还将尾随红军，进入广西的中央军一部缴械，在得到蒋介石不进入广西的承诺后，才将这批部队人枪交还。新桂系还在红军过境后拍摄了一部名为“三千俘虏”的记录片，以现实新桂系的战功，但现有史料证明，“三千俘虏”所表现出的红军俘虏实质上是跟随红军的老弱妇孺，只有数百人，其余镜头为新桂系士兵装扮出演，以作为政治宣传。
1936年，新桂系联合粤系的陈济棠，发动了“两广事变”。海峡两岸史学界对两广事变有不同的评价。有说法认为两广军阀此举无非是借抗日之名义，反抗蒋介石。但亦有说法认为，两广军阀的首领都是“民族主义者”，其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次日军侵华事件中，并无妥协投敌之言论和行为，并且多次声明要抗战到底，可以认为两广事变是爱国行为。
亦有资料指出当时两广军阀都接受了日本的军事物资援助，用于增强军力，反抗蒋介石。但并无确切史料证明两广军阀在接受日本军事物资援助的同时，曾经与日本达成过任何损害中国主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协定。
“两广事变”中，陈济棠粤系因部下余汉谋等人被蒋介石收买倒戈而失败。蒋介石并调动部队准备进攻广西，新桂系则利用民团制度动员20万兵力准备应战。后在全国人民强烈呼吁停止内斗，以及各方政治势力的斡旋下，新桂系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新桂系拥戴蒋介石为领袖，并在全面抗战开始之时，出兵抗日。而蒋介石允诺不在动摇新桂系在广西之统治地位。“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新桂系部队立即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北上抗战。新桂系部队在华东参加了松沪抗战、淮河战役等等。在松沪抗战中，因首次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作战，新桂系部队损失很重，被迫转移到苏北休整。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淮河流域，山东南部的军政事宜。随后，新桂系部队在苏北参加了淮河战役，但有史料表明李宗仁为保存新桂系实力，主要的硬仗都由其第五战区管辖下的原江苏，山东地方部队和西北军进行，新桂系部队并未与日军作正面的大规模作战。
抗日战争中其中李宗仁、白崇禧参与指挥了徐州战役、武汉会战、随枣战役、桂南会战、豫湘桂战役等等。新桂系部队之第三十一军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的外围作战。在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亲临前线督战，并严令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南下侧击日军，对台儿庄会战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有直接贡献。
新桂系部队长期留驻安徽的大别山区，实质上控制了安徽省，在敌后进行游击作战。但新桂系部队在抗战后期的立煌战役中被日军攻入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镇（今安徽金寨），受到一定的损失。
在桂南会战中，新桂系部队和广西地方民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的豫湘桂战役中，由于新桂系内部保存实力的战略思想，加之广西空虚，未能对日军的入侵做出有效反击。仅在桂平等地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在随后的桂林防守战中，桂系守军与广西民团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军使用了毒气，其中发生了七星岩 (桂林)八百壮士击毙三倍来犯日军，最后全员殉国的壮烈事迹。桂林被攻占后，几乎全城被毁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安徽的新桂系部队与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战斗。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进攻后，国民政府调集中央军与滇军，新桂系，粤军等部队与解放军进行了多次战斗。由于解放军避开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和新桂系部队，不停的打击战斗力较弱的粤军，滇军，使得国民政府对大别山地区的进攻多次失利。随着解放军势力的不断增强和华东，中原战场上国民革命军的逐渐失势，新桂系部队逐渐退出安徽省。
1947年，李宗仁获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随后，白崇禧被任命为华中剿总司令，控制了近30万部队。新桂系势力再次膨胀。
1948年冬，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的中央军系受到严重打击。新桂系成为国民党内部军事实力最强大者，李宗仁趁机逼蒋下野，以中华民国代总统的身份与与共产党展开谈判，此时，中共已基本控制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中共调集了一百多万兵力部署于自武汉至上海的长江北岸，准备渡江进攻。最终国共谈判未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政府的长江防线崩溃。在随后的半年时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江南地区。
随后，由于白崇禧的指挥得当，在湖北、湖南，解放军都无法捕捉新桂系部队的主力进行决战。新桂系部队还对国军将领陈明仁投向共产党的部队进行了攻击和收编，使陈明仁的部队损失近五万多人。随后，在湘南青树坪，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个师因冒进，遭到新桂系三个主力军的围攻，损失3000多人。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抓住一个偶然的战机，发动了衡宝战役。此战消灭新桂系主力部队第七军和其他部队约五万人。白崇禧指挥新桂系部队退入广西。随后第四野战军以长距离迂回追击作战，联合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在雷州半岛，贵州等地对新桂系部队进行大包围。最后攻入广西，将新桂系十余万部队消灭。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在衡宝战役后，对时局彻底失望，加之蒋介石复出，于是避居美国；白崇禧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广西之前，前往台湾；黄绍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参加了中共召开的“政协”，投向中共；黄旭初则前往香港，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职，组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进行活动，但并无成效。新桂系军阀至此最终失败并逐渐消亡。
随后，新桂系还组织了多次在广西境内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活动，并持续到五十年代中期，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其中，新桂系在北伐时期的著名人物钟祖培，组织了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暴动，并且率反抗武装攻入恭城县城，对恭城造成严重破坏。在暴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后，钟祖培被判处死刑并公开枪决。在各地的反抗活动逐渐被平定的同时，新桂系留在广西的势力基本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铲除。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广西之后，约有五万新桂系部队退入东南亚越缅泰边境。后来这些部队逐渐被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不再是新桂系军阀的部队。
李宗仁长期侨居美国，后在程思远等人的安排下，于
澄清
桂系军阀是民国时期以广西为主要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士为主的地方军阀。但新旧桂系军阀所控制的地域，并不仅限于广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都是桂系军阀的势力范围。当时属广东管辖的钦廉地区（今广西钦州，北海，合浦，防城），也长期被新桂系控制。
桂系军政人物中，亦有不少其他省籍的人士，除广西籍外，主要是湖北籍，比如胡宗铎等人。另外，不少民国时期的广西籍军政人士并非桂系人物，如广西梧州人李济深为粤系人物，广西容县人何柱国则为东北军人物。另外，根据现在的行政区划分，粤系首领陈济棠籍贯为广西钦州，其并非桂系人物。
桂系部队，又称桂军。也并非全部兵员来自广西。在民国史研究上，对民国时期哪些部队属于桂系部队尚有争议，除广西籍士兵组成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六军、第八十四军五大新桂系军力之外，尚有部分原唐生智的湖南部队，以及在国共内战期间受“华中剿总”指挥的部队亦通常被研究者作为桂系部队。但有些长期受到桂系军政人物指挥的部队，却不被认为是桂系部队，如抗战时期在第五战区指挥下的孙连仲、张自忠、池峰城的西北军。
旧桂系人物
陆荣廷 陈炳焜 刘日福 谭浩明 莫荣新 沈鸿英 林俊廷 陆福祥 马济 韩彩风 林虎
新桂系人物
李宗仁 白崇禧 黄绍竑 黄旭初 马晓军 郭德洁 叶琪 胡宗铎 夏威 夏国璋 钟毅 周元 李品仙 钟祖培 贺维珍 苏祖馨 韦云淞 黎行恕 张淦 陈济恒 阚维雍 陈雄 吕焕炎 伍廷飏 王公度 覃连芳 颜僧武 李本一 莫德宏 张文鸿 徐启明 谭何易 钟纪 张湘泽 程思远 张光玮 凌压西 冯璜 周祖晃 海竞强
特殊人物
俞作柏 李明瑞
评价及影响
广西历史上一直处于边远落后之地，科教文卫建设都十分落后。历史上广西籍人士也极少得以登上影响中国的政治舞台。桂系军阀首开广西政治势力影响政局之先河。
旧桂系势力主要人物出身封建官僚，政治经济素质相对较低，加之统治广西时间较短，除了争夺地盘之外，所起影响极其有限。
新桂系势力主要人物出身中下级军官，受过一定程度的民主思想影响，军事、政治、经济素质相对较高。海峡两岸史学界都对新桂系促成两广联合，促成国民政府北伐以及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给予肯定评价。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认为新桂系应对北伐大革命的失败，即四一二政变负主要责任，而且杀害了部分以共产党为首的左派政治势力，所以长期对新桂系作为一股军阀势力进行批判。中华民国史学界则认为新桂系作为军阀，多次争夺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应该对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的失败负一定责任。
新桂系势力提出“三自”、“三寓”政策，开办广西大学，招揽人才。使广西的政治、经济、科技、工业、教育、文化、卫生、交通、航运等各方面相继近代化，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些功绩都得到海峡两岸史学界的肯定。另一方面，新桂系势力因为阶级的局限性，对广西境内的少数民族有所压迫，同时以贩运鸦片，征收“特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政策都受到海峡两岸史学界的否定。
桂系军阀（旧桂系）
西南地区军阀派系之一，以陆荣廷为首的桂军集团。控制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主要人物有陈炳琨。谭浩明、莫荣新、沈鸿英等。
辛亥革命后，陆荣廷先后任广西副都督、都督。1913年又兼任民政长，将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打着“桂人治桂”旗号，独揽广西军政大权。 1916年3月乘护国战争之机，宣告广西独立，并向湖南进军。7月派兵入广东，继而任广东督军。次年陆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广巡阅使，其部属谭浩明、陈炳■分别任广西和广东督军。从此操纵两广军政大权，把桂军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派军事势力。
1917年7月，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国会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时，陆荣廷等桂系军阀一面利用护法名义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入湖南参加护法战争；一面又与吴佩孚等直系势力暗中谋和，并利用政学会分子等国会议员，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出广东，把持了军政大权。1920年8月驻闽粤军在孙中山号召下，回师广东，到10月下旬，桂军战败退出广东。次年6月，孙中山动员粤、滇、黔、赣各军入桂讨陆。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战，粤滇各军占领南宁和桂林，陆荣廷逃往上海。1922年陆荣廷的旧部林俊廷、韩彩凤等利用陈炯明叛变的时机，以“自治军”的名义，占据广西的城邑和要地。9月陆荣廷回龙州就任北洋政府任命的“广西边防督办”，次年12月又进南宁就任“督理广西军务”，企图恢复旧桂系的统治。但此时桂系内部分裂加剧。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广东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广西人民也掀起了反军阀的斗争。驻在梧州一带的桂军首领李宗仁和黄绍竑，接受广州革命政府的领导，分别就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和“定桂军总指挥”的职务，通电讨陆，率部于6月占领南宁和左右江各县。不久陆荣廷再次通电下野，逃离广西。次年沈鸿英部也在桂林等地被击溃。至此，以陆荣廷为首领的桂系军阀统治结束。
旧桂军将领刘震寰曾率部参加驱逐陈炯明，留驻广东境内，并把持了一部分军政和税收大权。1925年同滇军首领杨希闵发动推翻广州革命政府的叛乱，6月中旬被广东革命军队消灭。此后，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为首的桂军长期统治广西，并以这里为据点与蒋介石等争夺统治权，被称为“新桂系”，属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派系之一。
林彪 白崇禧: 两大军事奇才1949年的巅峰较量
鏖战四平的主将重新披挂上阵。
林彪向小诸葛下战书：“不投降就消灭。”为报一箭之仇，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从武汉到海南，千里追逐白崇禧。
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小诸葛一溜再溜。毛泽东一语点醒梦中人，改“浅距离迂回”为“远距离包抄”。
青树坪血战，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白崇禧妙手奏捷，有人说是林彪金钩钓鳖。衡宝战役，四野饱餐桂军主力。
东北虎化身南海龙，邓华、韩先楚、李作鹏联手攻占海南岛，写下木船渡海的战争奇迹。白崇禧兵败逃台，一世英名付流水。
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小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一百零七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嗣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大部队南下前，作为司令员，林彪前去向罗荣桓辞行。罗荣桓人在病榻上，心系四野。他不无担心地对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广东、广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桂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这位不能随军南下的四野政委的话，林彪又信，又不信。他不能忘怀在东北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四平街之战，他那被侮辱的自尊心和军人特有的威严，一想到自己的对手又将是白崇禧，林彪兴奋得眼里射出熠熠的神采。
1949年4月，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率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
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声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心情。被毛泽东称为“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锋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
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
“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坚人物黄绍去沪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道，“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
“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部知道。”黄绍意味深长地说。
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么?现在老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迫蒋下台，让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称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崇禧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道，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 ”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
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
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个“华中王”和“华南王”也好。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六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沙(市)。
汉浔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赶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
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
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步深入湘南即衡州以南作战；第二步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
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浔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我军南下进程。
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
三路大军自
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弱点。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
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时间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
敌人在大路上没命地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路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狭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为四十八道湾。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带渡河。即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
南方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
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的连队占四分之三。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
“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气恼。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他。
8月初，四野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于
从5月到8月，四野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汉浔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轸、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怅惘不已。
宜沙、湘赣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对林彪是一次严重警告，主要是他对白崇禧集团避战的指导方针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近距离包围(即战术包围)的部署，而桂军长于山地河川作战，兵力少而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过早与四野主力决战，所以两次均能溜之大吉。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南方战线，他担心精于战术的林彪又在战略上偏离自己制定的战略方针，遂发出长电，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浅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的临时部署而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数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到昆明歼灭之。
毛泽东一语点中了林彪的要害：他太想报四平那一箭之仇了，所以紧紧地盯住“小诸葛”的一举一动，追求“先敌制动、料在敌先”的兵家境界，他越是想一鼓而下越不能如愿，因为他遇到的对手也是以机变著称的白崇禧。“小诸葛”的心态也与林彪一样，他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对手，琢磨着对方的排兵布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拔营起寨。在林彪与白崇禧像斗鸡一样对峙的时候，毛泽东发现了他们共同的毛病，即明于微而昧于巨，专心于战术较量而忽略了战略制胜。
一语点醒梦中人。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
一、白崇禧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美援和国际形势变化，具体实施是以攻为守，巧设疑阵，虚张声势。我军的战略方针则应针锋相对，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迫敌决战，一举 歼 灭。
二、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是惯于使用战斗力较强的嫡系桂军，依仗熟悉山岳地形，善于乘我侦察警戒疏忽之际，突袭和埋伏包围我前锋部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撤退。我军的特点则应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 遇战，要敢于奔 袭敌后，但尤其要注意侦察警戒，敌情不明，绝不能轻兵冒进。
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方式差别极大，各野战军指挥部的气氛也各不相同。动静最大的一野指挥部，无论何时都能听见彭德怀旱雷般的声音，从指挥人员到机要 参谋都显 得紧张严 肃。相比 之下，二野的指挥部则平 和得多，刘伯承、邓小平 两人都是举 重若 轻的性格，加上合作十余年，做到了心领神会，水乳交 融，手下的参谋也都成竹在胸，有条不 紊。三野指挥部总是笑声不断，陈毅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层出不穷，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粟裕 都忍不住开怀大笑。最神秘、最安静地要数四野指挥部。一位随军记者反复央求参观四野指挥部，参观后大惑不解，他在报道中写道：“人们难得看见前线最高司令员——林 彪那白皙清瘦 的面庞，他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了作战地图 的斗室 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那无言地图，一坐就是一天。”
足不出户而能算无遗策，这就是林彪的神奇之处。
林彪蛰伏斗室，还有伤病的原因。经过四年多的战争岁月，在指挥数十次重要的战役之后，林彪身体日渐虚弱，肺部创伤再度发炎，中枢神经衰弱。进山海关时，他还能在吉普车上昼夜兼程，渡过长江之后，他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打仗。中央几次要他休养，但是，强烈的复仇欲望和军人的好胜心驱使他强撑病体。林彪下决心要干净、彻底地打垮白崇禧，哪怕追到天涯海角，哪怕病得骨立形销。
四野兵分东、西、中三路，向南兜击，通过试探性的进攻，寻找白崇禧主力兵团的位置。其中，林彪亲自指挥由六个军十九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根据他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第四十九军推进速度惊人，把友邻部队拉下了一两天的行程，成为中路军的箭头部队。
这是一着暗招。林彪有意露出孤军深入的破绽，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吸引白崇禧的主力反噬，从而露形。
这又是一着险棋。第四十九军是久战之师，渡江以来，一直穷追不舍地跟着撵着桂军屁股打，已有疲惫之态，该军主要由东北子弟兵组成，深入南方，水土不服，酷热难耐，又不熟悉地形，而且还与后续部队脱节，一旦遭到优势兵力围攻，处境将十分危险。
白崇禧被林彪的骄纵所激怒，决心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召集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沉稳地表情透出成竹在胸的气度。他不厌其烦地分析道：“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大战连捷之下，林彪已经忘乎所以，他大概认为连连败退的我军已无还手之力、不堪 一击了，以为有陈明仁部下带路就能轻车熟路、万无一失，竟敢轻兵冒进，在不知我方部署的情况下出险招走捷径。林彪的算盘打得精啊，他的计划是一下穿越我衡宝防线，直取衡阳，歼灭我军主力，然后直扑湘桂边境，端掉我们的老窝。他太小看我白崇禧和二十万精悍的广西子弟兵了。我们要在青树坪给他埋下绊马索。”
青树坪，又称青水平，位于湖南湘乡县西南一百四十里的莽莽群山之中，它是湘中通往湘南的必经之地。白崇禧先在湘乡作出大撤退的假象，然后命令已退守湘桂边境的桂军第三兵团乘夜色北进，在青树坪埋下口袋阵。白崇禧将前线指挥权交给桂军名将、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告诉他：“张司令官，请你牢记‘快、猛、狠’这三个字，这是当年四平血战制服林彪的要诀。”
当时的战场形势的确对白崇禧有利。首先是第四十九军伤病满营。当时任四野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的肖劲光战后追述道：“以四十九军为例，6月底从湖北天门一带出发南下以后，在两个多月中，病员多达一万三千多名，其中死亡一百三十多人，转院治疗的有两千七百余人。部队马匹也大量死亡，仅该军的一四七师就死了两百多匹战马。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是无法继续投入战斗的。”其次是第四十九军根据前线情报，认为白部已退缩于湘桂边境，遂提速锐进，结果毫无防备地闯入了桂军在青树坪的口袋阵，遭到桂系王牌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围攻，一下子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状态。
中伏的报告传到四野指挥部，参谋人员大惊失色，唯有林彪神色不变。他吃着黄豆，漏了一句：“有好战分子钟伟在军中坐镇，四十九军就是一个砸不烂的铜豌豆!”
林彪太了解了钟伟了。他是四野唯一从师长直接擢升为纵队司令员的将官。他爱打仗，气魄大，作风硬，为了取得战斗胜利，他可以将上级命令置诸脑后。在东北，他是少有的敢于对抗林彪命令的悍将之一。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有一段传神的文字记述了这段插曲：
钟伟是有名的好战分子。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靠山屯战斗，而且这一仗也比较能体现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和作风。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五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一纵队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 敌人。
这一次又是抓大鱼的时候了，不过钟伟和四十九军这次扮演的是鱼饵的角色，钓鱼的人是林彪。
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在桂军疯狂反扑下，钟伟和他的第四十九军全体将士在不利条件，浴血奋战，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安全转出。
桂军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斗的胜利，但终于暴露了其主力位置，更加危险的是，白崇禧经此一战，认为逆转了战役的形势，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他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宝庆两地之间待令，准备与四野决一雌雄。
“‘小诸葛’上当了!”林彪大喜过望，急令以第十三兵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和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组成的东路军分别占领芷江、粤北，从两翼突破敌“湘粤联合防线”，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的退路，同时令中路五个军靠拢作战，准备一举歼敌于衡宝战役之中。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林彪的轻松和自信。他亲自手书了中央军委致四野的回电：
(一)同意5日12时电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
(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林彪、邓子恢急令衡宝公路以北的部队就地集结，令西路军主力由黔阳、芷江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准备与敌会战。
(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
(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
(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
(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这一战役，共围歼白崇禧精锐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大部，与此同时，西路军主力在右下江歼灭敌六十二师。桂军此次虽然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厄运，但桂军精锐共四个师全被“包了饺子”，白崇禧挨了林彪一记闷棍。
10月中旬，四野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发起广东战役，解放广州。
经衡宝、广东战役，敌已无力防守。但为挽回败局，白崇禧以剩下的五个兵团计十五万多人防守湘南东安、新宁和广西兴安、恭城、阳朔、荔浦一带，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公路组织防线，以图坚守广西。中央军委、毛泽东电令四野要以主力从祁阳、武岗向桂林、柳州前进，断敌西逃贵州的退路，将白崇禧、余汉谋残部聚歼于广西境内。林彪、邓子恢和参谋长肖克决定组成西、南、中三路大军围歼残敌，命令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迂回至百色、果德，断敌西逃入滇之路；以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一部为南路军，速进廉江、茂名、信宜地区组织防线，断敌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以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适时牵制敌人，待西、南路军断敌退路后，一起向敌发起攻击。在林彪主持下，四野参谋部又为白崇禧设下了一个陷阱。
白崇禧鉴于广西已成泥淖，不可久留，提出了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一是向西行动，转移至黔滇边域，进入云南。
向西，还是向南?会上，双方争执不下。白崇禧最后裁决为采用第一种方案，向海南岛撤退。他决定以黄杰的第一兵团一部驰援黔东，以张淦的第二兵团南下，指向陆川、廉江、遂溪，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也紧跟向信宜、茂名前进，以上各部均以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联系为目的；另外，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方向逐渐移向武宣、桂平、贵县，并以第五十六军防守柳北三江县，黄杰兵团余部担任桂柳之间的掩护。
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能否切断桂军撤向海南岛的通道。南路军总指挥陈赓严令部队不怕疲劳，不惜牺牲，先敌堵住粤桂咽喉，阻止桂军全军撤退。这时，林彪鉴于南路军过于突出，特别是第四兵团有孤军深入之虞，电令第四兵团歼灭广州逃敌后向北移动，协同四野中路军截击敌南撤殿后部队鲁道源第十一兵团。这种部署实际上减轻了对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钳制力，有使白崇禧集团大部漏网的危险。陈赓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于
白崇禧见南路军较为突出，又切断了他南撤之路，遂令第三、第十一兵团南攻，令进入广西的第十三兵团回头北击，企图南北对攻，吃掉南路军并藉此打开缺口。
白崇禧困兽犹斗，穷凶极恶。四野前线指挥部睹此情形，立即调整部署。林彪急令北路军迅速挺进广西，令李作鹏所率第四十三军由广州西进罗定，协同南路军歼敌于粤桂边境。24日，敌向廉江、茂名、信宜地区进攻，遭到顽强反击后被迫回窜，被第四兵团合围于博白地区；南线余汉谋一部乘隙窜占廉江，又被第四兵团十三军回师聚歼。
白崇禧的“南线攻势”被林彪挫败后，其第一、第十和第十一兵团残部分别撤至南宁、钦州地区，陷入了四野西、南、中三路大军的合围之中。至
林彪在战役之前，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活捉白崇禧。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指挥所也一再搬动，居无常处。白崇禧的密友
第二天，白崇禧请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集中一切船只，抢渡即将到达的桂军。
白崇禧夜宿舰上，无尽的感触涌上心头。
从10月到12月，不足一百天，他的几十万部队全拼完了，“半世英名付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白崇禧不得不承认，在林彪面前，他这个“小诸葛”言过其实了。他心里清楚，在海南岛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
海南岛远离大陆，孤悬南海之中，与雷州半岛遥相对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龟缩于台湾的蒋介石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组成一根海上链条，互为依托，防卫台湾，“反攻大陆”。在海南岛这弹丸之地，蒋介石部署了十万步兵、五十多艘军舰和四十多架飞机，布置了一个所谓“海陆空立体纵深防御”工事，交由国民党琼崖总司令薛岳全权指挥。
解放海南岛，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横隔着琼州海峡。茫茫大海，浪急水高。四野部队一无渡海船只，二无空中掩护，三无海战经验。“东北虎”要变成“南海龙”，困难重重。
两广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林彪命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率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共十万人直接准备渡海作战。12月26口，林彪就任中南局书记，坐镇武汉，指挥海南岛作战事宜。
在第十五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第四十、四十三军及兵团指挥员在渡海时间、作战方式和战术运用上发生着相当尖锐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是早打还是晚打，是用木帆船渡海还是购买登陆舰渡海，是小型分批偷渡还是大规模渡海等问题上。
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他认为：早日发起海南岛战役，可以趁敌人立足未稳，打击敌人妄图“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们南线的安全，巩固国防。反之，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就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必然加强岛上的防御，还会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勾结美帝插手海南。那样，招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
第十五兵团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决定变陆军为海军陆战部队，用木帆船跨海作战，力争阴历年前发起攻击。
毛泽东十分关心海南岛战事的进展。1949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打电报给林彪，同意第十五兵团“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同时又指出，“要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鉴于准备工作不很充分，第十五兵团放弃了阴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计划。
毛泽东从苏联打电报给林彪，详尽分析了海南岛作战的特点，指示：希望海南岛的问题能在1950年春夏两季内得到解决。林彪即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参谋长洪学智亲临雷州半岛指挥。
在战前准备中，四十军和四十一军把缴获的汽车引擎拆卸下来装在木帆船上，改装成机帆船；把战炮装到机帆船上，左右定位，装备成“土炮艇”。这种土炮艇目标小，隐蔽性能好，易于接近敌人，而且造价低，时间短，可以大批量装备部队。很快，雷州湾、安铺港和流沙港泊满了一支支“土舰队”。
3月，四十军和四十三军连续组织四次偷渡，获得成功。他们中，有的安全返回，有的进入岛内，与琼崖纵队会合。林彪遂令继续偷渡，以增强岛内我军力量和逐步占领滩头阵地，积小胜为大胜，等待时机成熟时，内外夹攻，一举解放海南岛。
林彪关于海南岛战役的这一设想和部署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遭到韩先楚的反对。
韩先楚认为继续偷渡是错误的主张：
因为我们和兄弟部队连续四次偷渡，已使敌人摸清了我军偷渡的规律，并专门组织一个摩托化机动部队堵截和围剿。这种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战法，必然会拖延时间，贻误军机。况且，通过几次偷渡和其他侦察手段，我们对敌人部署已心中有数。
大规模登陆火力强，部队多，力量大，一定能胜利。
韩先楚建议林彪及早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林彪不予理会，继续电令部队组织偷渡。
韩先楚建议尽快发起攻势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从老船工、老渔民口中，掌握了琼州海峡的风向和潮汐规律。他获悉：每年从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风和偏北风，风顺浪和，利于南渡；谷雨过后，海面多为南风，惊涛骇浪，不利南渡。眼看清明即过，谷雨冉冉，韩先楚寝食不安。他向兵团、四野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分析大规模渡海作战与小型偷渡的利弊，并请林彪转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韩先楚的电报使毛泽东想起了一年前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渡海作战，“必须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显然，这是肯定和支持韩先楚建议。
上允下催，林彪不能再犹豫了。他指定韩先楚随军渡海，登陆后统一指挥岛上战斗。
韩先楚立即指挥岛上部队利用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全线追击，将岛上敌军尽数歼灭。
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休养治疗。于是，他和七岁的女儿林立衡一起，第二次来到了莫斯科。
在这里，林彪受到了斯大林的盛情款待。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称林彪为“无敌元帅”，他半开玩笑地对林彪说：
“林彪同志，中国现在已经和平了。作为军人，你失去了用武之地。你才四十三岁，你不感到可惜吗?”
和往常一样，林彪的回答简短精炼：“一切为了和平。中国人天**好和平，军人也是如此。”
掌声骤起。
掌声中，林彪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白崇禧 无政治远见的军中小诸葛
“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毛泽东评白崇禧
“小诸葛”一仗成名
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军阀起家时，总共只有4000人马。然而很快击败了盘踞在广西的旧桂系，年轻的前敌指挥官白崇禧就表现出多谋善断、指挥有方。
桂系旧军阀沈鸿英视新桂系为眼中钉，想乘新桂系立足未稳之机，就地将之绞杀。
1925年1 月30日中午，沈鸿英倾巢而出，白崇禧率先锋刚到广西武宣，就碰上沈军主力邓瑞征、邓佑文的两师约10000人左右，而白崇禧只有200多人，外加地方军400多人，总共600余人。
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白崇禧双拳难敌四手，被沈军围攻，乱军之中白崇禧险些被俘，只得逃进武宣城内，闭门坚守。当时白崇禧初出茅庐，沈鸿英并未拿白崇禧当回事，并没有穷追猛打，只是屯兵城下。
白崇禧坐困愁城，望着围城大军，思忖只要敌人一发动攻城，武宣立成齑粉，不如乘敌不备，主动出击，或可有一线生机。于是白崇禧在沈军埋锅造饭的时候，募集城内百余名敢死队，鸣枪呐喊，杀向敌营。沈军不明就里，阵脚大乱，立刻拔营后退10余里。
不久，李宗仁主力赶到，两下夹击，将沈部赶回柳州城。白崇禧又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以部分兵力佯攻柳州，而主力向东秘密进发，直奔沈鸿英的老巢桂林。到桂林城下30里的时候，沈鸿英才接到探报，促不及防，率残部三、四千匆忙北撤，逃入山区，希图再举。
白崇禧见清剿困难，就设计将沈鸿英从山中诱出加以歼灭。于是命人广布谣言，说自己的部队马上要与滇军开展，大军即行南撤，同时派精兵埋伏沈军出山的必经之路。
沈鸿英不知是计，立刻下山，企图跟踪追击。只听一声号炮，白崇禧早已伏下的三路精兵一齐杀了出来，将沈军围在核心，一通砍杀。沈军闻风丧胆，死伤枕藉，沈鸿英忙指挥部队往山里撤，适逢天降大雨，山洪爆发，两江河水骤涨，浮桥被洪水冲断，沈军无路可逃，溃兵多为白崇禧所擒。
沈鸿英只身逃到香港，感慨道：“我沈鸿英纵横十余年，带兵数万，横行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不料今日竞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
此役，白崇禧指挥如神，善于用计，尤其是那场暴雨来的及时，恰如白崇禧能掐会算一般，因此得名“小诸葛”，声名远播；新桂系也成了广西的霸主，并发展成中国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派。
“钢军”与北伐第一捷
北伐期间，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指挥才能得到进一步展露。
南昌之役，北洋军孙传芳以三倍兵力进行猛烈进攻，总司令蒋介石亲自统领的军队都被击败，九江失守，南昌被围。白崇禧急率由广西子弟组成的第7军救援，一举击溃孙传芳先头部队两个师。在双方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白崇禧出奇制胜，集中兵力攻击德安，断绝南浔线，先收复九江，再解南昌之围。双方肉搏三天三夜，最后孙传芳不敌，官兵两万余人被俘，国民革命军取得北伐以来的第一次大捷，第7军得名“钢军”，与号称“铁军”的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着白崇禧挥师向东追击，扫荡浙江，断绝宁沪线交通，在共产党的配合下收复上海，再次击退孙传芳反攻，歼灭孙传芳部6万余人，取得北伐第二次大捷。然后乘势攻占保定、石家庄、北京，在滦东战场把张作霖、张宗昌两部打得大败而逃，占领了山海关。从此，长城以南，已无敌踪。
上海的淞沪会战，桂系部队的精锐，被誉为钢军的第7军在廖磊率领下，只参战一周，牺牲人数竟达上万，6个旅长3死两伤，足见白崇禧的桂军勇猛凶悍。
1938年3、4月间，李宗仁、白崇禧指挥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地区，围歼了日军第10师团、歼敌2万余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取得第一个胜利。当时武汉行都举行10万人游行，并用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为先导。
此外，白崇禧还参与指挥了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还指挥了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的桂南战役，两度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歼敌万余人，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
武汉会战后，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投敌，日本也想利用蒋、桂之间矛盾，制定“山工作”计划。乘机拉拢白崇禧，只要不再和日军作战，日军将“极力避免破坏广西的各项建设，并保护一般民众之生命”，表示要将南宁战役中阵亡的国军将士合葬于南宁中山公园郑重供养，但李宗仁、白崇禧断然拒绝。
“小诸葛”与“悍将”刘、邓
白崇禧的军事指挥才能，后来主要用于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军史上记载，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样能直接威胁南京，以解延安之围。
刘伯承乃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在北伐时期就有“军神”的美誉，此时又被国民党视为“共军第一号悍将”。刘、邓大军南进，蒋介石腹心受迫，思忖再三，唯有“小诸葛”白崇禧能与之相敌。
“刘、邓的中原部队已进入大别山区了，锋芒直指南京。健生，你在抗战时曾指挥过长江北岸军事，现在请你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保卫南京。”
这是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一年多来，蒋介石第一次授其指挥权，而且对手又是极难缠的刘、邓，他硬着头皮也要斗上一斗！
作为保定军校的高才生，白崇禧知道，共产党的首府陕北延安此刻正遭国民党重兵围攻，日子十分不好过。毛泽东指挥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在战略上应该说是一步妙棋；但在战役和战术上，却犯了兵家的大忌讳。
不要后方依托，不靠根据地接济，向敌后远距离大规模出击，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是异常大胆的一着险棋，稍有不慎，全军覆没是非常可能的，即使不完全失败，部队被打散或损兵大半被迫退回的可能性也很大。
白崇禧也知道，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基本没有时间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
确实，劳师袭远，脱开晋冀鲁豫的根据地去作战，刘、邓情有不得已之处。
鲁西南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因刘邓部队久攻羊山集不下，为确保已取得的战略主动权，致电刘、邓等人“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这与刘、邓原来主张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挺进的设想，非常矛盾。
但接到中央密电后，刘、邓二话没说，立即按毛泽东的战略要求改变部署，取消部队的休整，提前于
白崇禧掐指算来，国军在鲁西南战役中虽遭刘、邓重创，但刘、邓自身伤亡也比较严重；在苦战的28天中，也损失了1万3千人，而且得不到休整和补充，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
白崇禧看着挂在墙上的大别山区的地形图，不禁暗暗得意。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山脉重叠绵亘，茨蔓杂生，崇岭深谷，人烟稀少。与陕北、山东相比，不适合刘、邓擅长的运动战。大别山内山路崎岖，刘、邓部队的大炮、辎重都要靠人背肩扛，非常不利于运动；因此在进入大别山不久，刘、邓就命令部队丢掉大炮等重武器。而大别山外的国军却可以利用交通便利的特点，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共军主力决战。
白崇禧让作战处长找出了前一段时间的作战标图，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觉刘、邓部队在前不久的9月间，曾三次企图围歼自己的58师、85师的意图，后来都因运动速度缓慢，没有形成合围。只是在一个月前，在张家店和高山铺打了两仗，国军部分被歼，这说明刘、邓所擅长的运动作战，在大别山区受到明显的遏制。
白崇禧决定不在给刘、邓部队更多的战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总体战”，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消灭刘、邓。
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
对付已进入大别山区的刘、邓部队，白崇禧最经常说的一段话就是：
“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
这句话后来传到了延安的毛泽东耳朵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文章中还引用过这举话。
白崇禧确实对清剿共产党军队既有经验，也有股狠劲。1932年，对广西右江红军发动“围剿”，强迫驱逐西山周围的群众，不许带一粒粮一根火柴上山，企图饿死、困死红军。更收买叛徒韦昂，暗杀了红军领导人韦拔群。
红军长征的湘江之战，白崇禧指挥桂系军队，夹击红军，战士们的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
毛泽东原来设想，刘、邓大军大别山区落脚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因为过去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大别山建立过根据地，
可在延安毛泽东却想象不到，此刻的刘、邓面临着多大的困难。
无论天时还是地利，似乎都不在刘、邓这一边。
大别山位于淮河以南，地理上属于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中下层指战员基本都是北方人，对大别山的自然环境很不适应。当时战士就说“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改吃大米，加上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国民党军粘的又紧，双方几乎天天有接触，战士们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要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
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仍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苦不堪言。
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不在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就连共产党过去依仗的“人和”——发动群众，似乎在大别山区也收效不大。
刘、邓所部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共产党军队转移撤走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当地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实行了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
另外，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在大别山附近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媳妇都是当地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发动群众的策略很难奏效。
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更难对付，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深受其苦，掉队的伤员和留下来的伤员往往被其以残酷的手段加以杀害，部队行军还要带着伤员，自然影响机动速度。
白崇禧的计策果然毒辣，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民团找不到刘、邓大军的主力，就找伤病员，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以此来打击解放军的士气。弹药奇缺，过去靠打胜仗来补充兵员和武器的方法不灵光了，国民党军猬缩在一起，解放军吃不掉。粮食补给也发生了困难，战士中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
1947年12月，刘、邓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3个纵队6个旅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白崇禧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刘伯承则率一部北渡淮河，向国民党围攻圈外实施再展开，创建新根据地，调动敌人。
后来据战史资料披露，刘邓大军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在14万人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已降为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等到了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时，全部野战军只剩下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部队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
比较解放战争的全局：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解放军野战部队总数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降为不足15万。
几组数字的比照，一方面说明刘、邓大军为全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刘、邓指挥全军靠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觉性，以及不避艰险、无私无畏的精神，终于走出困境。
另一方面也说明，白崇禧在占尽了天时、地利的基础上，还是显示出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
1948年2月，邓小平奉中央军委之命率部转出大别山，欢迎人群见到的出山部队“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而作为全军统帅的邓小平，也是“衣着陈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
刘、邓最终突出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延安也失而复得。国民党尽管取得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局部胜利，但在战略全局上，却棋输一招。
白崇禧耻与刘峙为伍
1948年10月底，东北廖耀湘兵团已被解放军消灭，辽沈战役的胜败已定，蒋介石不顾反对，又匆匆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非要“再试最后一次”不可。
白崇禧在汉口华中“剿总”总司令部里，一筹莫展。
设在汉口三元里华中“剿总”总部，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有一小门通到白崇禧的私邸，这里以前曾是日军华中统帅的公馆。表面上看，白崇禧能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宋希濂、张轸、张淦4个主力兵团，可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7军、第46军和第48军才是桂系的基本力量。
白崇禧一向反对在徐州与解放军决战，曾规劝过蒋介石。解放军刚取得郑州、济南战役的胜利，士气正旺，必欲将国民党军所剩精华一鼓成擒。他认为，必须将兵力撤回部署在蚌埠一带，利用交通线短捷，调动补给灵便，以内线作战姿态击破共军，全力守住长江，才能避免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命运。
无奈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
蒋介石为了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调防到徐州，曾打算让白崇禧任华东剿匪总司令，可又怕桂系力量由此坐大，将原本属于华中总部范围内的苏、皖单独划出，另成立华东剿匪总部，由心腹将领刘峙指挥作战。
阵前移帅，素为兵家所忌。况且刘峙的为人，也深为白崇禧所不齿。
刘峙是蒋介石的亲信，愚蠢贪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攻打吴佩孚军队驻守的武昌城，刘峙捏造情况，谎报战功，几乎将叶挺的独立团送入绝境，叶挺当时就气愤地说：“刘峙这样做，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
抗战时期，刘峙就被人讥为“长腿将军”。“七·七事变”后，刘峙身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守平汉路沿线。不久，日军沿平汉路大举进犯，刘峙未遇强敌，不战而退，从防地保定一路南逃，遭日机和炮火狂轰滥炸，军需物资和作战工事尽被炸毁。刘峙率残部再次往南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重地相继失陷，刘峙“长腿将军”之名不胫而走。
更有甚者，刘峙甚至险些将白崇禧的座机击落。蒋介石决定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刘峙为了让街面肃静，竟然发假的空袭警报，却忘记通知防空部队。白崇禧的座机先到，被自己防空部队的高射射击。白崇禧以为是日寇已经占领开封，急命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这时刘峙才想起尚未通知防空部队。
此刻，刘峙任徐州“剿总”司令，也颇遭人非议。有人说：“徐州乃南京的北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白崇禧曾命人收集徐州周围的情况，其中在山东临城的一张传单引起了他的注意，上以解放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的口气说：“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也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进徐州去杀猪!” 白崇禧觉得，传单上的话虽然粗俗，但却也贴近事实。刘峙在徐州的命运绝不会像薛岳和顾祝同，结局只会更惨。
蒋介石重用刘峙这样的蠢材，战局的结果可想而知。因此，白崇禧最后还是面谒蒋介石，以自己能力有限，且战区辽阔，不便兼任为由，坚辞不就。
后来，蒋介石又让陈诚来指挥，陈诚称病；再让宋希濂来指挥，但宋希濂感到徐州的几个兵团都是蒋的嫡系，平日里飞扬跋扈很难指挥，也请蒋介石另选他人。最后蒋介石只得把正在东北葫芦岛的杜聿明紧急调回徐州。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了徐蚌会战的战场，果然兵败被擒。
果然，淮海战役后期，刘峙因指挥无能而被蒋介石撤销了职。
白崇禧虽未就徐州之职，却也为解徐州之围出了力，指挥华中总部的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合围刘伯承南下的部队，可惜刘伯承机警异常，看见情势不对，下令迅速退却，一日夜北退两百华里，从容逸去。
老蒋想把华中总部的精锐派往徐州，白崇禧实在不愿意把仅存的一点力量就这样消耗掉，只是派手下的黄埔系军队去增援。果然不出所料，黄维兵团不久就被解放军包围歼灭，而留守华中的桂系主力却丝毫未损。
如果白崇禧当时放弃华中防地，亲率桂系精锐赴徐州参与淮海战役，中国历史是不是就可以改写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他的对手是高超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艺术的毛泽东，是“论兵新孙吴”的刘伯承，是果断决策、精心谋划的“百胜将”粟裕。
而他的上级和同僚，则是犹豫不决，朝令夕改的官僚政客，如被歼灭的邱清泉所说，是混蛋的国防部，糊涂的老头子；两相对比，焉能不败？
推崇毛泽东《论持久战》
1948年8月初，国民党中原会战的失败，蒋介石主持召开“三年来戡乱检讨会”。
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承认两年多来兵员损失300余万，武器弹药也损失不计其数。
有人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10年都解决不了。现在他们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我们遭到如此重大损失，这个仗还怎么再打下去？”
蒋介石把两年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虚晃一枪，不做检讨。
白崇禧心想：你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束脚，动弹不得。亏你还在日本学过军事，甭说是步兵指挥官，说你是步枪指挥官也未必合格。打胜功全归他，打败了仗全推的干干净净。
轮到白崇禧在大会上发言，他直言不讳地说：
“宜川一战，胡宗南的刘戡部5个师全部被歼。洛阳一战，邱行湘被俘；豫东一战，区寿年兵团的6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9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一战，康泽被俘，战略要城襄阳丢失。抗战后剿共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5：1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从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
接着，白崇禧又提出6条“戡乱”建议，其中有一条是专门对着蒋介石来的。他愤愤地说：“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超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全场掌声大作，热烈拥护。蒋介石微笑着，也拍了两下手，回到官邸就大骂白崇禧“居心叵测”。
会议期间，郭汝瑰把一本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印的《目前的战略问题》附在文件后面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不知道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节选本，阅过感到“很高明”，遂批上“印发”二字，作为大会学习材料。
与会者中有人读过毛泽东的那两本书，翻开发给的《目前的战略问题》，目瞪口呆，惊愕地窃语：“简直成了毛泽东主义的学习大会了。”
白崇禧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军事著作也是颇有研究。
太原失守后, 白崇禧在重庆期间，曾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以其科学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准确的预测而闻名于世。《论持久战》发表时，抗日战争爆发只有10个月，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趋势和前途议论纷纷，哀叹“亡国论”者有之，主张“速胜论”者亦有之。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基本特点的全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且，他预测这场战争必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后来的战争实际进程，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些基本判断。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白崇禧还借鉴毛泽东关于游击战思想，主持编写了《游击战纲要》一书。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硬拼难以持久，白崇禧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作战指导思想，曾作为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的教本，他所确定的6条对日军作战的指导原则,后来便成为各战区作战的根据。
相反，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却并不如何看得重。
四平战役，白崇禧奉命督战，民主联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大踏步地后撤。白崇禧指挥国民党美械部队一路狂追，从四平到长春、吉林。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是一鼓作气追到佳木斯和满洲里，即使不将林彪擒获，也可将其逐出东北，赶往苏联。
不料忽接蒋介石来电，命令白崇禧停止追击，且规定部队不准渡过辽河。蒋介石的理由是：据情报反映，长春驻有6000余穿便服的苏联红军，怕与其发生军事冲突。白崇禧本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杜聿明却拿出蒋介石的手令。
白崇禧不服，乘飞机回南京当面向蒋介石陈辞，蒋介石仍然以怕引起与苏联红军的军事冲突为由，禁止追击。白崇禧则认为，林彪所部全线溃退，已无斗志，即使有6000苏联红军，也不足为惧。况且，按照双方的协定，苏联红军早就该撤回国了。如果继续追击成功，只留下少数部队驻防，腾出来的5个美械机械化师就可以入关作战，在华北跟共产党决战。
不久，蒋介石与白崇禧一起到长春视察，白崇禧再次建议向北满出击，蒋介石仍是不置可否，只是要白崇禧早日回国防部当他的国防部长——东北的军事交由杜聿明指挥。
事后，当白崇禧百思不解的时候，李宗仁点拨了他：
“如果你把林彪部队歼灭了，那桂系影响不就更大，桂系势力不就深入东北了吗？”
徐蚌会战开始前，白崇禧曾经提出“守江必守淮”的策略。他向蒋介石提出：首先，中原只能设一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其次，华中“剿总”应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最后，也是重要的是，要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国民党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
但蒋介石一条也没采纳，在徐州设立了另一个由刘峙主持的华东‘剿总’，华中剿总也没有设在蚌埠，而是设在了汉口，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
白崇禧对国民党人心尽失感受颇多。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曾经谈到一件往事：1949年他任华中剿总司令，视察江防工事时发现，工事里搓麻将的比比皆是，且以长官居多，罚不胜罚，于是叹道：“人心散了，空有工事何用！”
果然，“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精心构筑的防线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李宗仁难调白崇禧
蒋介石将中原国民党军分割使用，是白崇禧最为反对的。等到锦州失陷，蒋介石又想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的时候，白崇禧对整个战役布势已经无能为力了。
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宋希濂抵汉口去见白崇禧，说蒋也要他的部队东调驰援黄维。白崇禧陈说利害：此次作战之弊在于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蒋介石将兵力平均摆在点线上，兵力愈分则愈弱，战线越拉就越长，使共军有机可乘，攻其弱点，易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黄维此去对战局毫无裨益，而自身反不免于被歼的命运。
白崇禧的预言都得到应验。
杜聿明在突围途中破围于永城地区，蒋介石命令机械化装备的杜聿明“死守待援”，白崇禧认为这是错误的作战指导，并讥之为“螳螂战术”，因为螳螂虽大，一旦被蚂蚁困住就寸步难移，那只有等死而已。
蒋介石仍不死心，要把华中白崇禧的部队继续东调，白崇禧坚决拒绝,不惜以辞职为要挟。
甭说蒋介石调不动，就连李宗仁也很难调动白崇禧的手下。
国民党新桂系存续的25年里，白崇禧一直是桂系的核心人物。白崇禧又喜欢揽权，有时甚至李宗仁要委派一名少校官佐，也须得白崇禧同意，否则不能落实。北伐和抗战中，白崇禧分别出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及副参谋总长，他利用职权，极力帮助桂军扩充；在可能的条件下，无论军需补给，还是兵力使用，较之其他地方部队，均优先照顾。
1948年４月，李宗仁当上副总统，但没有蒋介石的准许，李宗仁不得离南京半步；1949年４月，国共北平和谈期间，中共方面出于关心李宗仁安全，建议李宗仁调动驻防安徽的桂军一师进入南京护卫。不料李宗仁气急败坏地回答：
“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
少顷，又愤愤不平地说：“就说要调来吧，我也不能作主。”
桂军主力第7军、第48军、第46军，皆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统领，除白之外的任何人，都调遣不动。
青树坪之战“小诸葛”最后一抹余辉
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小亏，一直耿耿于怀。虽然林彪在渡江之后，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打仗，但军人的好胜心仍然使他放不下白崇禧。
跟林彪做搭档的四野政委罗荣桓，对桂系军队有过形象的评价。
“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桂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四野分兵东、西、中三路，追击白崇禧。林彪亲率中路的6个军19个师。
49军的军长钟伟号称“中国的巴顿”，他遵照林彪“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率部急速追击，成了中路军的箭头。
白崇禧恨林彪欺人太甚，竟敢以久战之师孤军深入。他对部下说：“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了。他以为有陈明仁的手下带路就万无一失，也太小看我能征惯战的八桂子弟了！”
白崇禧决定在青树坪设伏，因林彪入毂。
青树坪在距湖南湘乡西南140里的群山之中，扼守湘中通往湘南的咽喉之地。白崇禧一面命湘乡的部队做溃退状引诱林彪轻兵冒进，一面命已经退守湘桂边境的的张淦率桂军第三兵团星夜北上，在青树坪设下埋伏，专等林彪上钩。
“对付林彪，就是三个字：快、猛、狠。当年在四平制服林彪凭的就石这三个字！” 白崇禧对前线指挥——桂军名将张淦说道。
钟伟的49军不知有诈，贸然闯入桂军的埋伏圈。此时，49军离中路军主力已经有近两天的路程。
冲入青树坪的49军146师，被桂军精锐第7军和第48军围了个水泄不通。钟伟指挥146师临阵不乱，就地组织防御。
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桂军的冲锋一个波次连着一个波次，钟伟杀红了眼。
关于青树坪战役的说法很多，其中一则比较离奇的说法就是：钟伟拿着手枪，逼着他的顶头上司陈伯钧司令员，不准他下撤退命令。这段记载并无正史出处，演义的成分居多，倒也能说明钟伟的好战性格。
最终49军遭到了比较重的伤亡，但却没有撤退。白崇禧没有更多的基干部队能给钟伟一个致命打击。战斗以白崇禧小胜告终，青树坪成了白崇禧军事生涯中最后一个战果。
在1949年国民党军风雨飘摇、一溃千里的情况下，冷静并敢于抓住机会进行果断反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只白崇禧一人而已。
但此战役却暴露了白崇禧的主力位置，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战役的局势已经逆转，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
白崇禧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保庆两地之间待命，准备与林彪一决雌雄。
这下正中林彪下怀。
远在数千里之外，坐镇北京的毛泽东，也意识到此时正是歼灭白崇禧的天赐良机！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
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
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
次日，毛泽东惟恐林彪轻敌，又致电西南前线，补充数点：
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
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
丁盛“腰斩”白崇禧
可就在这时，与青树坪孤军深入相似的一幕再次上演了！
解放军第45军135师在前进途中，未能接到司令部停止前进的命令，已经于当日夜于金兰、东江之间越过衡宝公路插入白崇禧身后，进至沙坪、灵官殿地区。
白崇禧也摸不清林彪到底做何打算，决定改变计划，先吃掉送上门来的135师。
陷入桂军重围的135师并非泛泛之辈，其凶悍程度丝毫不亚于青树坪战斗中的钟伟49军。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政府警卫团，即著名的 " 瑞金团 " ，尤其擅长远距离运动作战。在红军长征的“四渡赤水”中，曾单独活动于黔北川南，国民党中央军被迷惑和调动，始终抓不住它的影子。
等到白崇禧在东北指挥“剿共”的时候，这支部队已经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第 8 纵队，即著名的“黄永胜纵队”，深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称赞的“辽西三战三捷”，就是这个纵队的出山之作。在天津战役中，这支部队首先一举突破天津城的民权门，勇猛插入市区，与38军胜利会师金汤桥，将天津南北守敌一举割裂，最终使陈长捷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
白崇禧不敢怠慢，于
据说，战至最激烈的时候，林彪感到135师生还无望，本打算放弃这个师了。但出乎意料，135 师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象一个铁钉扎在白崇禧的咽喉，想吃吃不下，想吐又吐不掉。敌人几次想吃掉135师都未能得逞。林彪乘机命西路解放军第13兵团加快进占芷江、安江、洪江，截断白崇禧西窜入黔的通路；东路的第四野战军15兵团、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和两广纵队多路攻入粤北，从左右两翼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
至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和刘伯承的高度评价，称之为“腰斩 7 军”。
45 军受到通令嘉奖自不必说。后来部队整编时，四野的另一支劲旅44军要与45军整编为一个军，两军互不服输，为番号争执不下，官司打到了中央。还是周恩来总理出面调解，两军番号各取一字，编为第 54 军，第一任军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将丁盛。1962 年对印度自卫还击作战中，丁盛指挥54军取得著名的“瓦弄大捷”，一举打败曾在二战北非和意大利战场上同德国元帅隆美尔的部队作战、并受到英国女王的嘉奖的印度最精锐部队——印度陆军第 4 军，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使印军深为耻辱，此是后话。
林彪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活捉白崇禧。白崇禧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指挥所也一再搬动，居无常处。将指挥所从桂林移驻柳州，又从柳州奔南宁。
解放军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17.3万余人，解放了广西全境。解放军于
白崇禧于
白崇禧请陈济棠集中一切船只，抢渡即将到达的桂军，又下令尚存的桂军“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以策安全。”但他也知道，四野分几路穷追不舍，桂军或败或溃，能上船的不会有多少。
情有独钟的张淦、胡琏
在国民党军内部，白崇禧看不起蒋介石，也看不起很多同级或职务比他高的，但惟独对职务比他低的两个人情有独钟。
白崇禧在武汉时曾对其麾下说，具有大将之才者，一为张淦，一为胡琏。
胡琏是黄埔军校四期生。1943年5月的鄂西战役中，身为师长的胡琏率部孤军奋战，浴血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终于固守住险关石牌，从此声名大震。
1948年12月，黄维的12兵团为救在徐州战场被围的杜聿明部队，而被解放军诱入口袋，包围于安徽蒙城的双堆集。兵团副司令胡琏本来因父亲病丧请假在外，奉蒋介石之命，乘坐小飞机回到阵中，与黄维一同指挥作战。在突围前，黄维和胡琏都身带大量安眠药，准备突围不遂就自杀。结果黄维被俘，胡琏虽然乘一辆战车乘隙突围而出，背部已多处中弹。住进上海虹口天主堂医院，从其背部取出了32粒弹片。
白崇禧对胡琏素来极为赏识，听说胡琏住院，特别从华中剿总驻地武汉给胡写了一封亲笔信，许胡琏为兵团司令官，负责拨补装备3个军。
胡琏一贯追随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亲笔信后，当即投到火炉中，并表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黄埔子弟，岂能朝秦暮楚！”
蒋介石获知，益发欣赏胡琏，拈笔手令国防部，任命胡琏为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当时，各地反征兵、反征粮的浪潮此起彼伏，征兵困难重重，唯独胡琏如期在四月底如数征齐3个军9个师。
白崇禧想胡琏兵团去阻挡解放军南下，蒋介石却密令胡琏从江西直退至广东潮汕地区，以保存实力。后来，胡琏的12兵团参加了金门之战，重挫登岛的解放军，很是风光。
张淦本是桂系的一员大将，以能征惯战而著称，当了18年中将兵团司令官，最后却当了俘虏。
说起张淦被俘，也颇令白崇禧哭笑不得。
那是1949年“粤桂边战役”，身为第三兵团司令官的张淦率部退到广西博白城内，将兵团指挥机关安在图书馆，城内只有一个特务营，一个炮兵营，总共两千多人。张淦以为离他最近的解放军都在
谁知解放军星夜兼程，夜袭博白。解放军43军128师379团的一个副连长用了只用5块银圆，就买通张淦的一个通信兵，用火箭筒炸开院门，将张淦从床下拖了出来。
对张淦兵团的覆灭，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慨叹道："数十年来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第7军及第四集团军旧部至此可以说是片甲不存。"
周恩来评价：“白崇禧实无远见”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共代表团的军事组常到国民党的军训班中去讲课，宣传游击战争。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交往较多。白崇禧很佩服周恩来的恢宏气魄、渊博学识、军事才略和政治工作经验。而周恩来也很欣赏白崇禧的主战立场和指挥才能。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之前，专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津浦线南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淮河流域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这个方针，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但在政治上，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白崇禧的弱点。
1965年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回国时，禧有过中肯的评价：
“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
相信这个评价代表了中共领袖们的共同意见。
说白崇禧政治上低能，主要表现在他对时局的认识不清上。
1929年初，白崇禧在率部击溃“直鲁联军”后，在北平大谈天下大势时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向蒋介石统治的江浙进军之势。
毛泽东看穿了白崇禧的伎俩，在
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被共产党拒绝了。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警告国民党：“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白崇禧的政治短视，还体现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
对此，李宗仁有过中肯的评价：“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唯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饮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
淞沪会战，蒋介石要亲自到上海前沿阵地去视察。因日军掌握了制空权，白崇禧建议蒋介石乘英国大使的轿车去。但英国大使的车还是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幸亏蒋未在其中。戴笠事后甚至怀疑白崇禧想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蒋介石。
在作战指挥的很多问题上，白崇禧与蒋介石都意见相左。
这些，蒋介石自然都耿耿于怀。
桂系中，李宗仁宽厚仁慈，稳健踏实，颇有长者风范；白崇禧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使桂系始终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独树一帜，从而敢与蒋介石对抗多年。但是，在最后关头，白崇禧却上了蒋介石的船。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刘斐悄悄回到广州，劝李宗仁、白崇禧起义。李宗仁试探白崇禧，要他起义。但白崇禧反劝李宗仁去台湾，李宗仁气的大骂“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还需要利用白崇禧对李宗仁进行牵制，故于
白崇禧遂于
去世的前一天，与其热恋的护士
精明一世的“小诸葛”白崇禧，就这样谜一般地离开了人世。
白崇禧小传
白崇禧，字健生，民国时期军事家，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1927年1月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3月兼任上海警备司令，积极参与策划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扩张了桂系势力。蒋桂战争中失败后逃往越南。1930年在蒋冯阎战争中参加反蒋军第1方面军,出兵湖南被击败。1932年4月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民团司令，提出并实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得李宗仁支持,巩固了广西势力地盘。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对日作战计划。1938年7月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武汉保卫战。12月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三、第四、第九战区对日军作战。1939年底至翌年初指挥桂南会战，在昆仑关战役中，取得了抗战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
1945年10月晋陆军一级上将。1946年5月任国防部部长,积极执行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政策。1948年5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总”总司令。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情况下，1949年初仍主张与共产党划江而治。4月任华中军政长官,指挥20余万兵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中南，所部在解放军发动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被歼。9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2月由海南岛去台湾。
黄绍竑
民国著名爱国将领，新桂系创建人，桂系三巨头之一。
黄绍竑（1895.12.1～1966. 8.31 ），字季宽，广西容县人。汉族，早年入广西陆军小学第4期，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学生北伐敢死队赴武昌参战。1912年入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1916年毕业后，在广西陆军陆荣廷部第1师任排长、1917年任广西模范营马晓军部连附，同年10月参加护法运动，升任连长，后任营长、支队司令等职。
1926年3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任党代表，
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追随蒋介石，在广西“清党”，杀害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27年5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政治分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部长，旋调任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娘子关战役。
1946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监察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至三届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五十自述》。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1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开幕前一天，即
黄绍竑别墅
黄绍竑别墅坐落在容县容城镇南大街33号。黄绍竑别墅建得很有特性，既有西方近代洋楼之洋气，又有中国南方建筑之简朴。总的来说，黄绍竑别墅整幢建筑可以用以下12个字来概括：庄重大方，优雅别致，颇耐玩赏。这幢别墅不仅仅因为是黄绍竑所建，更因为黄绍竑和李宗仁、白崇禧这三个在新桂系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巨头曾在这里居住了十多天，与众将士图谋东山再起，而显得具有特别重要的纪念意义。
别墅建设期间，黄绍竑正在奉
国民党上将黄绍竑追忆抗日战争娘子关战役前后
我去山西的经过
七七事变发生时，我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八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添设六个部，为保密起见称为第一、第二……第六部。最先成立的为第一部，主管作战，任我为部长。其余各部以后陆续成立，但名称不保密了。我被任命为作战部部长，并非因为我有什么指挥作战的才能，而是因为那时李宗仁、白崇禧尚未到南京来，蒋介石对各方面的联络还需要我戴着这个头衔去奔走，我不过是出场跑跑腿而已。九月，敌先后侵占大同等地。蒋介石要我到山西去看看，同阎锡山商量以后的作战计划。
大约是
他又说：“大同的撤守，是战略上的自动放弃。我同委员长的指示一样，要死守住东起平型关，中经雁门关，西至阳方口之线。”阎锡山还说，他认为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所以对放弃天镇、阳高作战不力的军长李服膺必须枪决。其实李服膺是阎的亲信，当初阎是想袒护李服膺的，但在群众愤怒要求之下，加之军法临张培梅力争，阎不得已才枪决的。
阎锡山还说，照他的判断，敌人必先取得山西，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如果平汉路方面，能在保定以北（当时保定附近我军尚未南移，但前方的卫立煌、孙连仲已后撤了）挡住敌人，敌人光从大同方面进攻雁门关，尚易抵御。如果保定、石家庄不守，敌人必然进攻娘子关，从东北两方面包围山西。
判断日军对晋北方面是主力的进攻，平汉路方面是助攻。晋北方面现在只有晋绥军和八路军，兵力尚嫌不足，不能兼顾娘子关方面。为确保山西起见，尚须加调中央军来山西协同作战。
我同意阎的说法，答应回南京后向蒋介石去说。当然，我在回京途中的时间里，他也立刻打电报向蒋介石请求。
临走时，阎还对我说：“我坐镇雁门关，决不后退。你报告蒋委员长，放心好了。”我见在那里没有什么事，也就回太原转返南京。在石家庄见到平汉路方面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刘峙、徐永昌（他任什么名义已忘）、林蔚（军委会高参），知道卫立煌部和孙连仲部都已沿平汉路西侧地区后撤，战事正在保定附近进行。石家庄是准备于保定失守后的又一防线，这就是战略上节节抵抗的部署吧！
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战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那时我仍兼着湖北省政府主席，就从石家庄直回汉口，把省政府的职务交给秘书长卢铸代理，然后乘船去南京。我把山西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后说：“阎百川虽决心很大，但他自己同一些老人坐镇雁门关也不是办法，应该有个长久计划，山西才能确保。”我还说：“平型关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日军还在继续不断增兵，山西以后的困难必然是很多的。”蒋介石忽然问我说：“你到山西当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帮帮阎百川的忙好吗？”当时我想：这个问题很不简单，蒋固然是想我去山西帮帮阎锡山，其实也就是他想在山西插一手。我和阎锡山以往就打了不少交道，在这时候他不会拒绝我的。同时我也想起，作战部在蒋介石作风之下，不过是承转命令的机关而已，而且陈诚一起首就有电报反对我，说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样做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我说：“委员长考虑很是，我也愿到那里帮百川的忙，但要求委员长先征得百川的同意。”后来阎锡山回电虽同意了，但是有条件的，他推荐与他有历史关系的徐永昌继任作战部长，蒋介石也只好同意。
娘子关战役
我大约是
孙连仲部在藁城以西布防，他的右翼似是商震部宋肯堂军，孙的指挥部就在石家庄以西十多里铁路边的小村子里。我到那里去看他，并在那里吃了一顿午饭。我问他情况怎么样，能支持多久？他说他的正面现在还平靖，日军攻击的重点似在右翼，已开始炮击了。炮声隆隆，隐隐可以听见。他说右翼能经得住这轮炮击就很好了。那时孙部尚未奉命调入山西，我到入夜才乘车去太原。
我到太原时，阎锡山已把设在雁门关岭口的行营撤回来了。他把撤退的原因告诉了我，说：“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迟滞了敌人的前进。后来，敌人的援兵到来仍然从平型关方面突进。此外，敌人又由阳方口方面突破，虽未大力攻击雁门关正面，但已处在左右包抄的形势，我军遂不得不全线后撤，打算在忻县以北数十里的忻口镇布置战场进行决战。”他又说：“中央调来的刘茂恩、高桂滋部已到平型关前线作战，现在又调卫立煌全部和孙连仲部、裴昌会部来晋北参加忻口会战。忻口正面狭小，左右两翼都不易为敌人包抄，以晋绥军全力及中央各军当正面，八路军在敌人侧后活动，晋军的炮兵有十个团（周玳是炮兵司令），都集中在那方面使用。”照他的部署和听他的口气，必定能在忻口战场把日军予以歼灭。
我问到娘子关方面的情况。他说，平汉路方面如能在石家庄之线守得住，敌人自然不能进攻娘子关；即使石家庄之线守不住，而平汉路正面我军能与敌人保持近密的接触，敌人如西攻娘子关，平汉路我军就侧击敌人的后方，也是有利的。他又说，娘子关以北至龙泉关之线，已调陕军冯钦哉两个师和赵寿山一个师（是杨虎城的直属师），又调中央第三军曾万钟守娘子关以南九龙关、马岭关之线（娘子关不含）。他所说这些部队的调动，都是在我上次来太原之后和我再来太原之前的时间里，由蒋介石与他直接商量决定的，所以我不很清楚。
在忻口和娘子关战事未发生之前，我每日必同阎锡山及少数高级人员在太原的一个比较坚固的小防空洞里躲空袭。
那时敌机每日必有一次或两次轰炸太原。每次在防空洞里，必见到一对年纪较轻的夫妇。当初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是托派张慕陶，改姓马，是阎的参议。我心里很奇怪，阎锡山为什么与张慕陶这样亲密呢？张慕陶为什么要改姓马？我当时一直不明白。
大约是
我同从南京带来的高级参谋陶钧、裘时杰、徐佛观等到了娘子关外井陉车站，由车站电话叫石家庄，叫不通；叫获鹿站，也不通，显然获鹿也可能被敌人占领了。我登上车站南方的高地展望，拥挤在车站附近的，有正待上车的孙连仲部队（一部已转到太原附近），和好些由石家庄、获鹿拥来避难的群众。当时群众对敌人是敌忾同仇的。有人捉获一个据说是敌人的便衣侦探，扭送到我面前来。老乡们说这人说话既不是本地口音，装束也不象本地人，而是初学说的东北话。
我叫徐佛观用日语审讯，原来是一个日本人化装的侦探，就在高地上把他枪决了。敌人便衣侦探既到了那里，敌人的队伍也就离那里不远了。
当晚我回太原把情况告诉了阎锡山。我说：“娘子关方面情况相当危险。第一是正面布置得太宽，北起龙泉关，南至马岭关，从地图上看就有一百五十余公里，只有五个师（陕西军三个师，第三军两个师），都是一线配备，没有重点，也没有机动部队。敌人如突破一点，则全线都要动摇，尤其是尚未指定统一指挥的人。我料石家庄我军南撤后，敌人必以主力向娘子关进攻，策应忻口的会战，以少数兵力压迫南撤的我军。我军在平汉线上屡次溃退，即使是少数敌人也很难对它进行反攻，以牵制敌人主力向娘子关进攻。我建议把孙连仲部调回娘子关方面，作为预备队伍。”阎同意我这意见，遂把孙部调回娘子关作为机动部队。
阎问我这方面归谁统一指挥，我说就由孙连仲负责。阎说：“冯钦哉、曾万钟两个都是老军务、老资格，孙连仲虽然资格也很老，但对冯、曾两人平时没有很多的关系，指挥一定有困难。”他想了想，问我可否担任娘子关方面的指挥？我当时虽然知道有许多困难，也只好答应了。
阎锡山在山西境内的重要地区已筑有国防工事：一是以太原为中心向北以至雁门关一带各隘口；一是以大同为中心东至阳高、天镇。这些国防工事是孙楚主持设计的。一九三六年我因西安事变，南京要我到山西去找阎锡山出来调停时，孙楚曾陪同我去参观过太原北方三十余里阳曲湾一带的工事。照我看，他们为了节省经费和材料（主要是钢筋和水泥），有些掩体都比较单薄，而且纵深也不够。正面有多宽，我不清楚，通信设备更未完成。娘子关方面的工事，在他们看来是次要的。何以见得呢？因为当雁北战局已很紧张时，而晋军新编第十团尚在那里赶筑工事。
十月中旬，我乘车去娘子关方面指挥，除了我由南京带来的高参陶钧、裘时杰、徐佛观和两三个副官之外，还有阎锡山拨给我的无线电台和电务人员，此外由广西拨给的卫队两百多人。这个卫队的武器，步枪是军政部发的，机枪是再三向阎锡山要才给我的。我最初问他要时，他说兵工厂已停工，太原库已无存，后来给我的那九挺轻机枪据说是由临汾调回来的。
我当晚到了娘子关，找到师长赵寿山了解情况。他说正面尚未有敌情，他这师有五个团（加上补充团为五个团），光守娘子关正面问题不大，可虑的是左右两翼，尤其是左翼冯总指挥（第二十七路军）尚未取得联络，右翼友军既不知是哪个部队，更未取得联络。我告诉他，右翼是中央第三军曾万钟部，已经把孙连仲部调了回来作总预备队。他说，这样就很好了。他把布防情形报告了我，以主力扼守关口外的雪花山，其余则布置在铁路两侧高地。雪花山守得住，也就是娘子关守住了。万一雪花山守不住，关正面仍可扼守的。
我转回关后三十余里下盘石车站附近的指挥部。这个指挥部依山靠河（小河通出关外），军用地图上叫做磨河滩，是一个双口窑洞，是国防工事构筑的拟定的指挥地点。在那里，除了一个双口窑洞之外，一无所有，更谈不上什么通信设备了。在整个娘子关战役中，通信就赖正太铁路的电话线和一些乡村电话线以及无线电台。
我把那位晋绥军新编第十团的白长胜团长找来，问他这方面的工事情形。他说，这方面工事构筑的时间比太原以北晚得多，材料也欠缺，而构筑力只有他这一团，兵员名额也不足，虽然尽了全团的力量，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请副长官原谅。我听了，也无可奈何。在娘子关方面虽然筑了一些炮位，但大炮一门也没有。
我要无线电台向冯钦哉取联络，但一直到娘子关失败，都未联络上，原来他没有将电台架起来，所以他那方面的情形如何，无从知道。我想冯钦哉所以如此，就是要避开上级赋予他的作战任务。据我当时及事后知道，娘子关左翼是没有什么敌情的，如果敌人知道这个情形，由平山向六岭关进攻，一定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太原和忻口之间截断了，比之进攻娘子关省力很多。
大约是十月二十一日的上午，娘子关正面发现敌情了。敌人是川岸兵团，由井陉方面进攻，自然是赵寿山师首当其冲。
我屡次打电话问赵，他都回复我“守得妆。赵师所以守得住，是由于赵部官兵的努力勇敢，而日军进攻娘子关正面不是主力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娘子关正面，直到右翼溃退，赵寿山师才不得不撤退了。这是以后证明的事实。
日军川岸兵团（由第二十师团和一些特种部队组成），以一部攻击娘子关正面，而以主力向娘子关右侧循微水、南漳城前进，进攻旧关（也叫故关）。旧关方面的发现敌情比娘子关正面迟了一些。那里是赵寿山师与第三军防线的接合点，在战线上是薄弱的环节，所以日军先头一举即占领旧关。第三军也曾增加兵力反攻，以图恢复，军长曾万钟也亲到前线督战，却无能为力。那里距我的指挥部只有三四十华里，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高参裘时杰、徐佛观带给曾万钟，并视察战况。这封信的大意是要他鼓励官兵不惜牺牲、奋勇杀敌、恢复旧关。曾万钟虽然亲到前方指挥，屡次反攻，日军兵力虽不大，却扼险死守，终未能把它夺回来，成了暂时相持的局面。
日军得到后续部队的增援，即再行攻击，把第三军那里的战线冲破一个缺口。敌人以一部向南压迫第三军，以主力向北，企图占领下盘石车站，截断娘子关的后路。次晨敌军已迫近我的指挥所的后山。我当时手里除了两百多名卫士之外，没有掌握什么部队。适孙连仲部尚有第三十师的一个旅，在附近车站候车运太原，而尚未知道孙部要东调的计划。我找到旅长侯镜如，要他增加上去阻止敌人。侯虽没有奉到直属长官的命令，对越级指挥的命令却接受了。侯镜如旅上去后总算把敌人顶住了。同时我命令娘子关正面的赵寿山师向井陉出击，以阻止敌人后续部队向旧关前进，扩大缺口。但赵师出击的结果不好，反而把关外的要点雪花山丢了。赵寿山向我报告，说他的部队损失很大，但决心死守娘子关和正面铁路线上的要隘。这样，敌人遂将攻势转移到旧关方面，扩大缺口，侯旅伤亡很大，亦被冲破。恰好陕军原杨虎城的教导团，由团长李振西率领到来。这个团的官兵约有两千余人，士兵有许多是青年学生，是杨虎城当时想扩充军队作为下级军官之用的。西安事变前，有些共产党员曾在这个团里当教官，所以士气昂扬，团长李振西也很勇敢。我即命令该团由下盘石后山向前进的敌军迎击，由上午八九时接触，战斗至下午四时，总算把敌人顶住了。该团伤亡很大，收容下来仅剩五六百人，团长李振西也负了伤。
孙连仲率领第二十七师（他的主力部队）和其他部队白天乘车东运，沿途被敌机轰炸，伤亡不少，午后才到下盘石车站，当即增加上去，把这条战线稳定下来。这时我将战线予以调整，娘子关以北仍由冯钦哉负责，虽然他一直不架设电台与我取得联络，但那方面尚无敌情，也只好如此。娘子关正面，要赵寿山师缩小防线，沿铁路扼守。那时正面的敌人已转到旧关方面了，顾虑不大。孙连仲部担任旧关方面的防务，这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并希望孙能夺回旧关。曾万钟第三军布置于旧关之右九龙关、昔阳方面，而该方面自旧关战后就失去了联络，情况一直不很清楚。
孙连仲部增加上去之后，首先将敌人压迫回到旧关附近，但旧关仍在敌手。那次战斗虽在某些地方把敌人压迫包围在山沟里或村庄里，但敌人不肯投降。我出了大赏，俘虏一个日本兵就赏大洋二百元，而孙部解上来的俘虏仅有两个。据说俘虏日本兵固然不容易，即使俘虏到了，稍不注意，他们就自杀，这是他们武士道教育的结果。记得有一天，一个被打散了的日本兵，乱窜到我的指挥所附近来，四周都被我军包围，他仍不投降，一面放枪一面乱跑，只好将他打死。有一次我悬赏五万元要孙连仲派一营人夺取敌占的旧关某要点，他指定第二十七师的某营担任这个任务，并宣布我的悬赏。那营长慷慨地说：“赏什么罗！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即令牺牲了，只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在哪儿立一块碑来纪念我们这群为国牺牲的人就满足了。”后来那个要点仍未夺回来，那营长和大部分官兵都牺牲了，剩下的不到百人。可惜那营长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
这时冯钦哉部队仍不知消息，曾万钟方面也失去了联络，战况不明。由于孙部的增援，旧关方面的战局得以稳定了一些日子，但是要持久仍是困难的，因此我要回太原同阎锡山商量下一步的办法，并把指挥所撤至阳泉。
我把娘子关方面的战况报告了阎锡山。我说：“娘子关方面冯钦哉部显然是有意规避作战，曾万钟部情况也不明了，铁路正面虽不是敌人攻击要点，赵寿山师也已打得很残破了。攻占旧关的敌人，虽有孙连仲部暂时顶住了，但敌人必定会陆续增加。他们攻击的目标，必是孙连仲与曾万钟两部的接界点，向昔阳、平定方面突进，企图占领阳泉，截断正太路，包围娘子关和旧关的我军，威胁太原。我要求从忻口方面抽调一些部队增加娘子关方面，以免影响忻口方面的会战。”
阎锡山把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忻口战场，而对于娘子关方面起初是不很注意的。他总以为平汉路上的石家庄可以维持若干时间，娘子关方面就没有被攻击的顾虑；即使石家庄之线撤退，平汉线上的我军仍可牵制敌人向娘子关攻击。他料不到石家庄丢得那样快，更料不到敌人不顾平汉路我军的牵制，而以主力进攻娘子关。其实平汉线上的守军自石家庄一退，就退到安阳，仅在漳河南岸防守，完全不起牵制敌军的作用，所以娘子关战役自始即处于疏忽被动状态。
阎锡山考虑了一会说：“川军邓锡侯集团军已奉令调来山西，先头部队已到达风陵渡，渡河后即可由同蒲路乘车北开，预定是增加娘子关方面的。”我说：“时间来得及吗？”他又考虑一下说：“忻口方面担任正面作战的部队，是不好抽调的。”
我次日即赶回阳泉，驻在阳泉煤矿局。一两日后，昔阳县打来长途电话，报告敌人已迫近昔阳，要我派军队堵击。这显然是敌人已由我们右翼突破，平定阳泉（阳泉属于平定县）就是敌人进攻的下一个目标。这时（大约是十月二十三日）恰好川军先头某师曾苏元旅到了阳泉，我就要他向平定、昔阳方面阻止敌人。四川军队的枪械很差，不但缺乏轻重机枪，连步枪也都是川造的，打了几十发子弹就要发生毛玻曾苏元率领所部连夜向平定、昔阳方向出发，次日就遇到敌人，战况怎么样，以后一直不清楚。
这时我手里除了一个卫士队之外，别无其他部队可以指挥。敌人如果攻占阳泉，不但威胁太原，也就将我正面的孙连仲部与赵寿山部的后路切断了。我当时决心把正面的孙、赵两部撤回阳泉。其实孙连仲在没有我的命令之前，已自行撤退到阳泉。次日，孙连仲到了阳泉，说敌人由他右翼突破，一定向昔阳方面压迫，大部转而向他的右翼包围。他部各师伤亡都很大，不能不撤下来。我问赵寿山部的情况，孙说不清楚。
我这时候能指挥的也就只有孙连仲这部分军队，我要他在阳泉收容整理，再从事抵抗，阻止敌人进攻太原。我的指挥所就在这时转移至寿阳县城铁路南侧的半月村。在那里驻了几日。这时遇到八路军刘伯承师的队伍，经此地向昔阳前进。他们都在夜间运动，迅速而秘密，向敌后挺进。
孙连仲在稍后的时候也退到寿阳城里来。有一晚上，我到他指挥部里问他的情形。他说他的三个师，只有冯安邦的第二十七师尚好一些，其他如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和张金照的第三十师，都损失很大，没有什么战斗力了。我向孙说，正太路上如不在阳泉作有效的抵抗，敌人一下就能冲到太原。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无论如何要令第二十七师师长冯安邦在阳泉抵抗，不得后撤。适在这个时候，冯安邦来电话报告，说敌人已接近阳泉，阳泉地形不好，要撤到阳泉以西地区收容整顿才能抵抗。孙连仲要冯安邦接受固守阳泉的任务，并且对冯安邦说：“再后撤，就枪毙你！”冯安邦说：“报告总司令，我手上只剩了一连人，如果收容好了，我总尽我的最大努力就是了。”孙连仲与冯安邦是亲家，据说孙对冯一向是有些袒护的。孙当着我面说要枪毙冯，也许是做给我看的，说明他已对部下下了最严厉的命令。
就在那天夜里，又有两列车的川军由晋南经榆次开到寿阳车站，是王铭章率领的后续部队。在那紧急的情况下，我只好令其东开，占领寿阳、阳泉之间铁路以南的山地，掩护前方部队的收容整顿，并归孙连仲指挥。
太原会议及太原失守后的狼狈情况
这时忻口战场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对当面的敌人既无法歼灭也没击退，而敌人又陆续增加，不断进攻，我军很难维持。阎锡山打电报给我，同时也直接打电报给各总司令，要我同孙连仲即刻到太原去开会，讨论防守太原的部署。就在那日下午四五点钟，我带同一班卫士到达太原。我的指挥部人员则停留在榆次附近的鸣李村，我关照他们必要时向榆次以南撤退。孙连仲也同他的参谋长金典戎到达太原。
会议是在太原绥靖公署会议厅举行的，由阎锡山主持。到会的除我和孙连仲之外，有忻口方面作战的卫立煌和晋绥军的高级将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参谋长朱绶光、参谋处长楚溪春都在座。阎锡山把必须保卫太原的理由向大家说了。他的计划是：以忻口方面退下来的部队据守太原北郊的既设工事，并派一部守汾河西岸高山的工事；以娘子关撤退的孙连仲部据守太原以东的高山既设工事；以傅作义部死守太原城。
在会上，我提出意见，不很赞同这个计划。我并非认为太原附近的既设国防工事不应固守，而是认为忻口和娘子关两方面的部队正在败退，恐怕在还没有占领阵地的时候就被敌人压迫到太原城边来。同时，那些所谓国防工事的可靠性，亦是一个谜。这是我在娘子关方面得到的坏印象。万一那些部队站不住脚，被敌人压迫下来，这许多人马，前方后方都混杂在太原城区的锅底里，其危险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太原是阎锡山统治山西二十多年的首府，是他毕生所经营的兵工业（太原兵工厂）和其他某些工业的所在地，也是山西集团官僚们多年积聚财富的集中地点，阎是不肯轻易放弃的。
我认为太原城固然不宜轻易放弃，因为那时候失守一个省城，全国都会震动的。但我不主张以野战来支持守城，而应以守城来支持野战部队的休息整顿。也就是说，即使守城部队都作了牺牲来换取大多数野战部队休息整顿的时间，也是值得的。如果照阎锡山的计划，用所有的部队（除守城部队之外）防守北郊既设工事，以支持守城部队，即使都能按照计划占领阵地进行抵抗忻口方面南下的敌人，但我估计娘子关方面的敌人与忻口方面敌人是配合行动的，这样娘子关方面敌人没有一些阻挡就到了太原城的东南门，由南北两方面同时夹击太原城和据守北郊工事的野战军部队，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主张将娘子关方面的部队（那方面能掌握的只有孙连仲部和一些续到的川军）撤至寿阳县铁路线以南，和榆次县以东的山地收容整理，并与八路军联络。日军如直攻太原，则从敌人侧后予以袭击。日军如向南进攻，则沿同蒲路东侧山地逐步撤向太谷、平遥。忻口方面的部队，除派一小部守北郊既设工事作守城的警戒部队外（必要时撤过汾河以西），其余皆撤过汾河占领汾河以西的高山地区，监视敌人，从事整顿，必要时则侧击敌人。这样布置，则由忻口、娘子关撤退下来的部队，既可休整，也可牵制敌人攻击太原城，太原城也可作为城外部队的支援。
我这些意见，孙连仲和卫立煌当初都是赞成的，而阎锡山仍坚持他的原计划。晋绥将领向来对阎的计划不敢表示异议。我更指出，忻口会战是费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才能进行的，怎能在大撤退之后又再匆匆进行另一场会战呢？时间是决不许可的。
最后会议上就剩了我同阎锡山相持不下，其余的人都是在战场上多少天未睡的，就在会议厅打起呼噜来，不再管什么计划不计划、争论不争论了。会议开到了午夜一点多钟仍无结果，最后阎锡山说：“军队已经行动了，要改变也无从改变了。”原来阎锡山打电报要我们来开会的同时，已将他的命令下达给各部队总司令了。
阎锡山说完上面那两句话之后，就对朱绶光、楚溪春、赵戴文轻轻地说：“咱们走吧！”他们就离开会议厅了。有些人还睡着不知道呢！楚溪春对阎说：“还未宣布散会，会上的将领还不知道呢！”阎说：“不用管了。”不久电灯忽然灭了，不仅太原绥署漆黑一团，整个太原城也没有半点灯光了。这种狼狈情况，是我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所未见过的。
但我对蒋介石应有一个交代，便摸到长途电话室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巧得很，电话一挂就通了。我把娘子关和忻口战场两方面的溃败情形和太原会议情形告诉了钱大钧，要他转报蒋介石。钱问我太原能守多久？我说很难说，如果照今晚的情形来看会议无结果姑且不论，而高级将领多半不能回到部队去指挥，这样混乱是很不妙的。我告诉钱大钧我立刻要离开太原了，要他听以后的消息。那是
我打完南京的电话，走到绥署大门停车的地方，竟然静寂得怕人。指定给我使用的汽车找不见了，更没有其他的汽车，真使我心里着急。我想起傅作义以往和我打过不少交道，有相当的感情，他负守城的责任，当然还在城里，去找他或许还有办法。但当时满城漆黑，也不知道傅的司令部在哪里。
我的随从副官周杰英劝我赶快走，迟了怕被封锁在城里就不好办。我带着十多个卫士摸到南门，幸城门还开着。这大概是因为阎锡山还有许多贵重的东西没有运完，汽车仍在进进出出。
我们出城由公路走向汾河桥（太原汾河桥有两座，一在城南，一在城北），在桥上又遇到了很困难的问题。汾河桥桥面很窄，汽车只能单行。很多由太原满载物品的汽车要向西开，而那些回太原运东西的空车却要向东行，彼此不肯相让，闹成一团。有些司机已在车上呼呼睡着了，一点也不着急。我见这样情形，如果相持到白天（那时已是深夜三点多钟了），敌机一来轰炸，岂不都完了吗！于是我这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就暂时充当汾河桥的交通司令。我拿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向那些空车司机说理，连劝带骂，弄了一个多钟头，要他们向后退让，因回空的车占少数，后退也比较容易，让那些载重的汽车过完，然后过去。我还在桥头派我的卫士执行这个任务。
天快亮了，我同副官、卫士截住一部回空卡车，乘着来到太原西南数十里的开栅村停下来。第二日早晨到乡公所查问，才知道这地方离交城县不远。我们到县城打听，才知道阎锡山也到了那里。阎锡山那晚临走的时候，并未告诉我他将到什么地方去，在这里是无意中遇到他的。我去见他，把昨夜出城的经过概况说了。他问我：“你看太原能守多久？”我说：“很难说。我很担心城外的部队昨晚和今天是否能进入阵地站得住脚，守城还在其次。”他又说：“宣生（傅作义号）是守城有名的。那年他守涿州两个多月，抗住了数倍的奉军和优势炮火。我在城里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食和弹药，太原的命运就寄托在他的身上。”我对傅作义过去的守涿州也是钦佩的，但是当时我想，相隔十年，时代不同了，而敌人又是气势方张的日军，是不是能同守涿州那样守得住，心里很怀疑，只是口里不便说什么。
阎锡山要我住在他那里，好遇事商量。我住了一夜，告诉他娘子关撤退下来的许多部队还得去收容。他不说什么，随叫交通拨给我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次日一早我坐汽车由交城经汾阳、孝义向介休进发。在路上两次遇到敌机，幸而发现得早，不待扫射我已躲进路旁的沟里去了。虽然遭到扫射，人车都未受损。汾阳、孝义的老乡们还不知道太原的情形，仍然是熙熙攘攘来赶市集。我们到了介休，情形就不大相同了。那是同蒲铁路的大站，刚被敌机轰炸，车站毁了，正在燃烧着。停在站上的列车也炸得乱七八糟，死亡的士兵尸体不堪触目。车站的人员都逃散了，打听不到以北沿线的消息。在黄昏的时候，我找到了失去联络的卫士队，他们是在榆次将失陷的时候步行退到介休的。他们说，指挥部人员比他们更早些时候已乘火车南下了。这个卫士队就是我当时唯一能掌握的二百多人的部队了。我同他们在介休、灵石之间一个小村里住了一夜，次日出发，傍午到了灵石城稍北公路上靠近长途电话线的小村里。我就在那里进行收容，但是退到那里的都是零星失散的士兵，没有官长率领，集合不起来。
显然可以料到，娘子关方面的部队，多半是由昔阳向和顺方向南进，或者是由榆次向太谷，或者是向沁县南进。铁路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他们是要避开的。
我用电话向各方面联络，想找阎锡山说话，报告东面的一切和探问太原城的情形。阎的声音很低，五台话也难听懂，最后只好由参谋处长楚溪春代为答话。楚溪春说太原城于十
在这里，还得回过笔来补写一些太原会议后和北郊战事以及其他的情况。这些材料是根据曾经亲预其事的人事后告诉我的。
太原会议到深夜无结果，阎锡山同他的幕僚偷偷地溜走了，电灯也黑了，我狼狈逃出太原已如上述。据孙连仲后来告诉我，他摸到城门时，守城部队快要把城门堵塞了，说了许多好话，守城兵才肯把城门的堵塞物弄开了让他走出来。他的部队原指定是占领太原东边一带设有工事的高地，但由于时间急迫，部队收容了多少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占领阵地抵抗敌人了。于是他只好带领在身边的一些人渡过汾河在河西山地上乱跑乱窜。他遇到由忻口退下来的部队，也不占领北郊工事从事抵抗，而是向西北乱窜。又据孙部第三十师八十九旅旅长侯镜如说，第三十军和他的部队也未能占领太原以东指定阵地，就被敌人压迫向南撤退。当时未参加忻口会战的裴昌会师，虽奉命当晚开到阳曲湾据守既设工事作为掩护，也未到达就溃乱南撤了。所以原定据守北郊既设工事保卫太原的计划，由于当晚的混乱，根本不能实施。敌人从北面、东面直迫太原城，太原从而失陷，造成华北战场的最大损失。
我在灵石住了几天，没有什么部队可收容，每日除了打电话给南京报告之外，就没有什么事可做。我在电话中同钱大钧说，山西的战局就是这样，我再在这里已没有什么作用，想要蒋介石把我调回南京。钱大钧还告诉我说，阎锡山对我很有意见，他认为忻口会战是由于娘子关方面的作战不力而致溃败失利的。我当然不同意阎锡山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但也不想辩什么。钱大钧同情我的处境，答应转报蒋介石，但说也须征求阎锡山的同意。我见在灵石没有什么事可办，遂决定退往临汾。临汾是晋南比较大的地方，山西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的人都退集在那里（但阎尚未到）。在那里，我见卫立煌也退下来了。不久我得到蒋介石的核准和阎锡山的同意，乘专车离开山西回南京。山西以后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
黄绍竑、刘斐与“香港起义”
黄绍竑秘密赴港，白崇禧派机要秘书同行
1948年5月初的那几天，南京大悲巷雍园1号白崇禧的公馆，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时而还响起一阵鞭炮声。
这是在庆祝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胜利，也是桂系扬眉吐气的几天。
竞选期间，桂系要员倾巢而出，志在必得。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程思远、韦永成、邱昌谓、夏威、李晶仙等，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
然而，桂系的胜利就是蒋介石的悲哀。据蒋介石的侍卫透露，当播音员播出李宗仁的票数已过半依法当选时，蒋介石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侍卫备车，漫无目的地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官邸。
蒋介石是不能容忍桂系在他的眼皮底下坐大的，他与桂系结怨日深，并一直视其为异己。这次李宗仁以微弱多数当上副总统，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但是，蒋表面上还要做出“精诚团结，共撑危局”的姿态。然而，内心却在盘算着怎样削弱桂系的权力。于是桂系的第二号人物，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首当其冲。
当白崇禧还在为竞选胜利弹冠相庆时，蒋介石在其黄埔官邸召见了白，请他出任“华中剿总司令”。同时，任命陈诚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
白崇禧一气之下，坚辞不干，并赌气寓居上海。
见白崇禧不受命，蒋介石派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赴上海劝白，但无果而归。为此，蒋介石又看中了曾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湖南省政府主席以及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黄绍竑。
蒋介石破例地邀请黄绍竑参加他家庭式便宴，除蒋氏夫妇外，陪同的仅有蒋经国、张群、吴忠信。素不饮酒的蒋介石举起了酒杯，也道出了“醉翁”之意：“我想请
虽然这趟差事对黄绍竑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但他还是上了蒋经国飞往上海的专机。
当白崇禧在虹口家中接到黄绍竑从霞飞路住宅打来的电话后，非常敏感地说：“季宽兄，是那个人(指蒋介石)派你来的吧?”
“是的，但我并不代表他，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黄绍竑直入主题。他说：“我此行并不是给老蒋当说客的，但我想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吗?现在蒋把鸟笼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走高飞。他要整我们，我们就借机出去，到外面反过来整他。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你看形势，待机会，拥兵在手，主张和平，同共产党合作，迫蒋下野，德公即可取而代之。我们岂不是可以大有作为吗?”
黄绍竑一席话，令白崇禧恍然大悟。他很干脆地说：“我明天就回南京，然后到武汉就职”。
半年后，在汉口三元里一所别墅里，白崇禧向蒋介石发了逼宫的电报，要求蒋介石以党国利益为重而下野。此时，淮海战场战火正酣，中共胜券已握，国民党内部谋求和平谈判呼声日高。为此，蒋介石被迫声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在武汉白崇禧的别墅里，一个秘密的桂系会议正在召开，除在南京的李宗仁和桂林的黄旭初外，白崇禧、黄绍竑、李任仁、李品仙、夏威等文武要员都参加了。白崇禧首先发言说：“蒋介石如果仍旧在位，各处都不服，和也难，战也难。所以蒋非让位不可。蒋让位后，就会六军同命，可望南北分治。我的意见，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了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就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
众人皆无异议，于是就推人起草以白崇禧的名义写给李济深的信，但两易其稿，均不满意。这时黄绍竑建议：“最好派与任公有关系的人去香港，当面说明情况，既安全又迅速。”
白崇禧认为言之有理，便说：“季宽兄，这个重要使命只有请你担负了。”
黄绍竑一口应允：“我辛苦一趟就是了，但任公在上海临走时同我讲过，到香港一有机会就到解放区去。如果任公不在香港，同何人接头呢?是否能同中共驻港代表联系?”
白崇禧说：“行，你快点动身。”白崇禧还派机要秘书海岱禄带着密电码本同黄一道赴港。
与此同时，李济深正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他的整个行动都由中共驻香港负责人潘汉年和夏衍秘密安排，以防不测。行前，李济深也想到了白崇禧，希望白能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走向光明。为此，他会见了当时在香港的原白崇禧秘书黄启汉，让黄带一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面交白崇禧，以争取他起义。这封信写在白绫条缎上，黄启汉展开后见上面写道：
健生吾兄勋鉴：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战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详情托黄启汉面陈。
此即颂
冬祺
弟李济深上
颇有戏剧性的是，第二天，黄绍竑即抵港，并且与黄启汉见了面。相互很熟悉的桂系“二黄”，一个负有白崇禧找李济深的使命南下；一个负有李济深找白崇禧的使命正欲北上。但由于任务的机密性，他俩谁都没同对方讲，就这样令人遗憾地擦肩而过。
黄绍竑在香港未见到秘密北上的李济深，但找到了当时在香港的好友、曾任第二十六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黄琪翔，并在黄琪翔的安排下见到了中共驻香港负责人潘汉年。三天后，当黄绍竑又与潘汉年见面时，潘对黄说：“我党中央已有了回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线去找刘伯承将军接头。”黄绍竑随即将情况电告白崇禧。
毛泽东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
4天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通过新闻媒介公开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其中惩办战争罪犯条款和附列罪犯名单，给国民党上层人物以极大的震惊。
22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宣布下野。26日，李宗仁宣布代理总统。李宗仁这时充满幻想，希望与中共“划江而治”。而白崇禧又因为被中共列入战犯名单，心存不快。
正是在这样复杂和变化的历史背景下，黄绍竑被李宗仁电召回宁。他回到南京，即同白崇禧就和与战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白崇禧坚持与中共“划江而治”，并说：“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要打。”黄绍竑大为失望。他见南京城内和平空气冷淡，不由心灰意冷，想置身事外。于是，再次飞往香港作局外观。
当行政院长孙科派出的谈判代表团被中共拒绝后，南京政府不得不重组谈判代表团，最终确定了由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燕为代表团成员。
李宗仁又一次发电报到香港，点黄绍竑的将。黄绍竑不想卷进是非，坚辞不出。最后因李宗仁屡电迭催，才勉强参加了代表团。
代表团另一成员刘斐也是李宗仁点的将。这位曾任军政部次长、国防部参谋次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湘籍将军奉命到南京后，曾与李宗仁有番交谈。当他得知李宗仁的谈判目的是“划江而治”后，便直言相告：“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了和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要有决心，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言和。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能行得通。”最后，在得到李宗仁“纵然在和谈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也愿意签字”的诺言，刘斐始答应随代表团到北平走一趟。
在北平的国共会谈，当然是以双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和张治中唱主角，但作为南京方面的代表，黄绍竑和刘斐也不虚此行。这倒并不是因为参与具体细节的讨论，而是因为受到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接见。
那是4月中旬的一天，当黄绍竑和刘斐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时，毛泽东已经在屋门外的院子里等候。两人下车后，毛泽东微笑着迎上前来和他俩握手。毛泽东很随意地问道：“
黄绍竑和刘斐不觉被毛泽东的幽默而逗笑了。
毛泽东遂又转问刘斐：“为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老乡靠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毛泽东亲切随和的态度，使他俩顿释紧张的心情。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打仗的，发动内战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毛泽东又扳着指头对他俩说：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说到这里，毛泽东来回踱了几步，然后走到他俩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他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在讲到双方正讨论的“国内和平协定”方案时，毛泽东问：“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
刘斐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李宗仁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黄绍竑说；“他这个代总统当得很难受，自己作不了主。”
毛泽东笑着说：“好，看在你们的情面上，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
他俩听了哈哈大笑。
毛泽东说过这话以后，在协定的最后修正案中，果然没写上“罪魁祸首”、“元凶巨恶”这类词。
毛泽东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指着稿子说：“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旧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
当刘斐说到蒋介石不学无术时，毛泽东摆子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谈话中，不知不觉已近中午。毛泽东遂邀请黄绍竑、刘斐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毛泽东对黄绍竑说：“听恩来说，
黄绍竑连忙说：“不敢，不敢。主席是大手笔，我读过主席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词风雄浑潇洒，我是佩服之至。我只是有时闲来无事，聊以寄怀。待协议签定之时，定填几句向主席请教。”
刘斐也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毛泽东，便问：“主席，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泽东回答。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爱打平和?”
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泽东思维敏捷，心胸宽宏，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使他俩在欢笑中疑虑皆释。
毛泽东这天的接见，对于他们告别旧营垒，选择新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成为他俩人生道路上新的转折点。
和谈代表黄绍竑、刘斐在香港成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然而，黄绍竑心里有数，此番携带中共《和平条款》飞回南京请示，结局并不乐观。他对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
这时，周恩来走过来说：“
黄绍竑有点激动：“
果然，黄绍竑在南京遇到了很大阻力和众多责难。白崇禧怒气冲冲地指责黄说：“难为你呀，像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
何应钦冷冷地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能随便决定，行政院要专门开会讨论。”
蒋介石在溪口闻之则勃然大怒，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李宗仁则摇摆不定，不知所措。
最终和平协议被拒绝。对这一结果，黄绍竑并不觉得意外。他心灰意冷，决定前往香港，远离这动荡的环境。他向李宗仁请辞，李宗仁知他去意坚定，再难挽留，遂答应其请。
黄绍竑刚到香港，人民解放军即开始渡江。没有几日南京便宣告解放。
和谈既然已经破裂，南京和谈代表的去留则倍受人们注目。中共希望他们都留下来，以免回去后为蒋家王朝殉葬。而张治中则坚持要求回南京复命。为了留下张治中并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在周恩来的直接布置下，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将张治中的家属秘密从南京接来北平，同机被接来的还有邵力子的夫人。
此时，刘斐仍在北平。他虽已下定决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但他的眷属还留在香港。想到蒋介石特务无孔不入的触角，他不免有些担心和不安。周恩来得知后，同意他经天津乘船赴香港将眷属接回北平。
听说刘斐要去香港，邵力子和章士钊便专门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托刘面交。信中谴责李宗仁优柔寡断，背信弃义，未能履行在协定上签字的诺言。
刘斐到香港后，便托人捎信给已在广州的李宗仁。李宗仁随即派程思远和邱昌谓专程赴香港请刘斐至广州晤面。刘斐考虑现在与李宗仁在想法上难趋一致，即使见面也未必有理想的效果，所以未能成行。以后，李宗仁又几次直接打电话相邀，均被刘借故推托了。
恰巧这时湖南省主席程潜知道刘斐已到香港，也派程星龄、刘岳厚持他的亲笔信到香港请刘斐回湘。程潜在信中写道；“白崇禧已胁迫我一同备战，并指桑骂槐地责备我。我实在是难以忍受，希为章兄不负重托，速回湘任主席职。云之。”
原来程潜在湖南正积极准备起义，这些为白崇禧所风闻，白为防不测，要程潜主动辞职，并亲率桂系主力部队进驻湖南衡阳。程潜身处逆境，如坐针毡。他想请刘斐接任省主席职务，借以“金蝉脱壳”，缓和自己与白的矛盾。白崇禧听说程潜请刘斐回湘，也表示赞同，并两次发电希望刘斐到任。刘斐始而坚辞不受，继而又想争取白崇禧同他一道站到人民革命这方面来，于是电约白崇禧到广州与李宗仁一起详谈。白表示赞同。
在广州，李宗仁、白崇禧、刘斐举行了一次有关前途决策的秘密会谈。由于此时各自的立场相距甚远，会谈未取得共识。
刘斐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中详实地记述了这次谈话：
李说：“我只好负责牺牲到底了。”
刘说：“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一直谈到深夜。白崇禧说：“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罢!”
刘说，“不行的，打游击还有谁强过共产党。为今之计，只有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指白)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保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
白说：“失败就失败，投降起义我不干”。
谈到这里我只好说；“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要再到台湾去呀。”
这时，李宗仁在桌子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
白崇禧默不作声。我们的谈话也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次日晨，刘斐从广州又一次回到香港。
当时，在香港聚集了不少从大陆辗转而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人士。他们既对国民党的前途灰心失望，又对中共政权不甚了解而心怀疑虑，处于一种惶惶不安的矛盾状态。这样，从北平抵港的和谈代表刘斐、黄绍竑自然成了在香港十分引入注目的新闻人物。有位记者采访刘斐，双方的一段对话颇为精彩：
问：来港有何任务?是经过中共同意的吗?
答：没有什么任务。每一个人要离开共区，都得经过共方准许的。
问，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北平情形如何?
答：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问：你们的活动自由吗?
答：每个老百姓都可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问：共区分配老婆吗?
答：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怪事，要不然我怎么分不到一个老婆呢？
问：你们生活费用的来源呢？
答：前次由南京带去的光洋还没有用完，并且中共帮助我们解决住和吃的问题。
问：你们在北平有何活动?
答：没有值得报告的活动。
问：你是否与
答；这个你去问
作为和谈代表，黄绍竑和刘斐终生不能忘记在双清别墅与中共毛泽东主席的一席长谈。他们为未能说服李宗仁、白崇禧响应中共的和平建议而抱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冀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尽一点菲薄之力。这个契机终于出现了。
44位国民党立法委员的政治声明成为“香港起义”的标志
抵达香港后，他们急于要与中共驻香港负责人联系，后经《时代批判》编辑董秋水的接洽，张潜华终于会晤了中共代表邵荃麟。
张潜华迫不及待地对邵荃麟说：“现在由于形势的急骤发展，迫使我们不能不与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彻底决裂，公开站到人民方面来。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对于人民事业作出贡献?我们很希望得到中共方面的指示，这就是我要求和您会晤的主要目的。”
邵荃麟肯定地说：“你们脱离蒋家王朝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欢迎你们站到人民方面来。至于目前应该做些什么，先不要着急，等两天我再给你们答复。”
两天后，邵荃麟对张潜华说：“立法院既是国民党的所谓民意机关，那么你们就站在人民立场上表示一下政治态度吧，如能联络一些人发表一个声明：一面抨击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祸国殃民制造内战的阴谋；一面申述自己脱离反动政权归附人民的决心与愿望，对于革命事业还是很有意义的。”
正在张潜华等人积极谋划行动之时，黄绍竑到了香港。于是，谌小岑等联袂拜访黄绍竑，通报他们的政治态度以及中共代表邵荃麟的建议。他们认为黄来得正是时候，提出以黄的身份和威望来领导这次行动则更能引起社会反响。
黄欣然允诺，并提了一个重要的建议：不必只限于立法委员，举凡在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均在争取之列。
数天后，在黄绍竑寓所举行了一次70多人的聚会。
这时，刘斐刚抵香港，亦应邀参加。黄绍竑简要地介绍了北平和谈及李宗仁拒签协定的经过，不禁为被关死的和平大门而扼腕叹息。紧接着，刘斐就自己的感受谈了中共统战政策，他举了很多事例说明了中共的豁达大度和宽广的胸襟。其中特别提到了毛泽东主席“不打清一色，要打平和，只要和了就好”的即兴所言。
这次集会，最终孕育了一个被称之为“周三座谈会”的决定，即每星期三聚会一次。这样，在香港的一批国民党人就被组织起来，而总召集人就是被公推的黄绍竑。
“周三座谈会”的参与者最终决定发表一个政治声明，公开阐明他们同蒋决裂的政治态度。这就形成了以后震惊朝野、影响巨大的《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
声明的最后是这样说的：“忠于主义、忠于人民的国民党的同志们，我们应当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
在这声明上签名的有：黄绍竑、刘斐、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建绪、李任仁、胡庶华、舒宗鎏、李觉、周一志、李默庵、潘裕昆、覃异之、张潜华、谌小岑等44人。
这个政治声明，在当时又被称之为“香港起义”。它寓意从蒋家王朝中又分崩出一批主持正义的力量，预示着逆潮流而动的国民党政府的败落和消亡。
面对国民党的开除、通缉，黄绍竑一笑了之，无所畏惧。这天，他接到了继任中共驻香港负责人饶彰枫的邀请，到《华商报》总经理邓文田家晚餐。到了邓的住所后，发现刘斐亦应邀抵达。席间，饶彰枫满面笑容地告诉黄绍竑、刘斐：“周恩来副主席今日来电，邀你们二位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我听听你们的意见。”黄绍竑、刘斐闻之兴奋异常，欣然允诺。
几天后，黄绍竑和刘斐秘密乘船到山东青岛登陆，转赴北平。
轮船在月夜中破浪北行，黄绍竑和刘斐凭栏远眺：只见海阔天空，波影粼粼。
刘斐情不自禁地吟起唐诗：“月下飞天镜，云生织海楼。”黄绍竑随之脱口而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然后，两人相视畅怀大笑……
毛泽东与国民党人交往录---黄绍竑海天明月最关情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黎村镇珊萃村人。黄绍竑的家族为容县望族，父亲黄玉梁为晚清举人，精通医理。
黄绍竑早年入广西陆军小学第四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昌参战。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陆荣廷部第一师任职。
1917年 5月任广西陆军模范营马晓军部连附，同年 10月参加护法运动，升任连长。1921年任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部第一营营长，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第三支队司令。1926年 6月 1日任广西省政府主席。
北伐战争时，黄绍竑留守广西。1927年4月 2日李济深、黄绍竑应蒋介石急电邀约，由粤抵沪，参加“清党”密会。
1929年桂系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破裂。11月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三人在广西成立护党救国军，黄任副军长兼广西省省长。1930年支持反蒋的中原大战。大战失败后，桂军残部退回广西。此后，黄脱离桂系，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后赴香港、菲律宾旅行。1932年 2月 18日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 5月任内政部部长。
1933年黄绍竑出任北平军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后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
卢沟桥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部长，8月调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娘子关战役。9月 2日任中将加上将衔。同年 11月 26日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2年 9月 28日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9年 4月中旬，毛泽东与朱德在香山接见了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黄绍竑和刘斐等，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分析了当前国内的形势，指出了今后的发展趋势。黄绍竑表示，他非常赞同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希望早日结束内战，恢复和平。谈话气氛非常友好，毛泽东还留黄绍竑等共进晚餐。
后来，和谈代表团推举黄绍竑回南京，劝告国民党当局接受“和平协定”，但南京国民党当局却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导致和谈破裂。对此，他深为不满，随即去香港，联合 44位国民党人士，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与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
1949年 9月，他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 23日，毛泽东接见了 26位国民党起义将领，黄绍竑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心情非常激动，填了一首《木兰花》来表达他投向光明后的激动：“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明里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1966年 8月 3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