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局事业编制待遇:文革回眸：“风庆轮事件”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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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眸：

“风庆轮事件”的前前后后

    《邓小平文选》第3卷记录了邓小平1991年1—2月在上海考察工作时的一个讲话：“‘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第367页）。“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1974年建成的一艘普通的万吨巨轮。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政治舞台上,“风庆轮事件”成为一个重要的 “政治事件”,是江青等人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发难的一个靶子。那么,“风庆轮事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它缘何成为江青集团发难的一个借口,它对当时的政治局面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风庆轮事件”，是我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它是江青等人向周恩来、邓小平发难的一个靶子。
　　那么，“风庆轮事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它缘何成为“四人帮”发难的一个借口，它对当时的政治局面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风庆轮事件”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造船能力严重不足，我国自己所造的船，大约只能满足我国需要的十分之一。周恩来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应有一支与之相适应的远洋船队。为了发展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就必须向国外购买船只，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为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早在1964年，周恩来就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远洋运输也不景气，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的20%就能买来。于是，周恩来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经周恩来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四人帮”对此大为不满。
　　在购买外国船只的同时，我国也大力发展自己的造船业，风庆轮便是上海江南造船厂1973年建造成的一艘万吨巨轮。
　　交通部所属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买下风庆轮后认为：该轮的主机性能不适于远洋航行。规定其只能在近海航行。但在“批林批孔中，”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交通部分析了风庆轮的建造以及轻载、重载两次试航的情况，批准了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要求风庆轮远航的报告，决定在近期让风庆轮远航罗马尼亚。为不让风庆轮带着故障去远航，周恩来明确指示要在它出航之前好好检查。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派工作人员验收并接船的时候，也提出过一些意见。这些意见都是正确和必要的，在实际中也被造船方所采纳。
　　但是不久以后，这些意见竟全被歪曲。接船的同志发现，主机的一个汽缸套磨损较大，于是提出船厂应将这个汽缸套换下来修理。这条意见当时被江南造船厂接纳。但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委会公交组却说，交通部的人百般挑剔刁难，“有人提出风庆轮要远航，就要换下国产主机，装上进口机”。这显然是无中生有的诬陷。此外，“四人帮”的党羽还认为它属于“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在试航中，风庆轮的雷达发生了一点问题，接船方提出意见后，造船方进行了修理，接船方复查后认可。这样一件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以后竟被“四人帮”的党羽歪曲成“有人主张风庆轮必须换上5大件进口货（雷达、电罗经、起货机等）才能远航”。姚文元认为，这是“崇洋卡国产的典型例子”，“相当尖锐地揭露出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斗争”。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控制下，上海全市展开了借所谓的“风庆轮问题”批判“崇洋媚外”的运动，多次召开批判会。先对正确的意见加以歪曲，使之变成错误的，然后猛加批判，扣上“卖国”、“洋奴”帽子——这一圈套式的公式，就是“文革”中“四人帮”惯用的伎俩。
　　“崇洋媚外”是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借口。1974年1月，姚文元到上海收集材料，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做准备。1月17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金祖敏说，闵行地区的几家工厂生产任务吃不饱，而北京部里的人却从苏联进口发电设备，“最近崇洋媚外思想有所抬头”。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听后立即表态说：“在生产问题上，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不断的。”并要求给他搞几个材料。
　　在姚文元的支持下，“四人帮”的党羽陈阿大跑到江南造船厂进行煽风点火。他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宣团长的，现在你们求稳怕乱，是倒退。对有些人要敢批敢斗，你不向他进攻，他要向你进攻。受陈阿大的煽动，江南造船厂的一些人贴出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马天水立即批示要求中远上海分公司革委会将全文照抄成大字报，在公司的重要地方张贴出来。同时，还令上海市工交组发上海各船厂职工“一起议论”。之后，工交组又指责公司领导对大字报不表态，指责交通部和远洋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在马天水批示后，上海各船厂也纷纷前往中远上海分公司张贴大字报。一时间，公司院内四处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在这种政治情况下，风庆轮开始了远航。交通部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两名干部——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文广随船工作，加强远航领导，并且任命李国堂担任风庆轮副政委，顾文广担任实习三副。“四人帮”的党羽认为，交通部来者不善，不怀好意，他们也在船上安插了他们的人，其中包括上海远洋分公司党委委员、风庆轮政委朱栋。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要求朱栋等人在航行中密切注意李国堂、顾文广的动态和表现。斗争就这样在船上展开了。
　　1974年5月9日，风庆轮从上海启航。远航途中，朱栋组织船员批所谓的“买船问题”，说买船就是“崇洋媚外”。李国堂、顾文广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们据理反驳说：在目前国内造船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的情况下，买一些外国船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用以摆脱长期租用外轮受制于人，使大量外汇流失的局面，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周总理决定并得到毛主席同意的，怎么能说成是崇洋媚外？从风庆轮出发远航开始，朱栋就派人监视李国堂、顾文广，整理他们的“黑材料”。
　　在风庆轮航行到罗马尼亚后，大家对出国以来的航程工作进行了总结。李国堂、顾文广认为，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不足，为胜利返航做准备。朱栋认为，风庆轮之所以能够远航，是批判“崇洋媚外”的结果，而李国堂、顾文广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要进行“政治总结”。
　　远航途中，风庆轮的主机不断发生故障。在毛里求斯海港停泊时，我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将样板戏《杜鹃山》影片送到船上。上映时，船员对电影和轮船的质量都有一些议论，被“四人帮”的耳目记录了下来，成为江青等人手中的“牌”。
　　1974年8月，在风庆轮航行到罗马尼亚后，《人民日报》发了消息。张春桥准备发难，他严厉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刊登在报缝里，并下令在风庆轮回来后要刊登头版头条，要搞连续报道，要进行大宣传，因为这是“路线问题”。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要求上海宣传部门要大批“洋奴哲学”。《解放日报》请风庆轮组织几篇文章批判“洋奴哲学”。在“四人帮”的指示传到风庆轮上后，朱栋的气焰更加嚣张，肆无忌惮地对李国堂、顾文广进行迫害。
　　9月9日，返航途中，风庆轮在印度洋出现主机故障，不得不停船修理，长达47个小时。美军飞机3次在风庆轮上空盘旋，情况十分严峻。李国堂建议向国内发电报报告，船长也起草了电文。但朱栋不惜违反航行规定，将电报压下，污蔑李国堂“胆小怕死”，是“假洋鬼子”。
　　由于风庆轮在远航途中故障频频，直到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风庆轮才回到上海。然而，上海的报纸却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大肆宣传报道。由于李国堂平时即对王洪文、姚文元、王秀珍之流确有一些微词，“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在风庆轮返航上海之前，已写好一篇包括“八大问题”的万言书，以此作为批判李国堂、顾文广乃至交通部的工具，实际上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
　　
　　“四人帮”围绕“风庆轮事件”掀起狂风浊浪
　　
　　风庆轮结束远航回到上海港的时候，正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正进入最后确定国务院领导人选的阶段。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张玉凤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要王洪文告诉周恩来，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就国务院组成人选第一次表态，在周恩来因病住院已经4个多月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项提议意味深长。当晚8时，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意见。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张安定团结，并为此酝酿新的人事安排，“四人帮”不甘心。他们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反对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而所谓的“风庆轮事件”，便成为他们认为已经导演成熟的一出好戏。“四人帮”抡起“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大棍子，叫嚷要揪“风庆轮事件”的“大后台”。

　　在10月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江青作出批示，并致信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让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像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沾满了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委，船长和广大船员抵制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应该鼓励的。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10月13日，王洪文也作出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10月12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中央。”10月14日，张春桥跟着批示道：“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同日，姚文元也作出批示：“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江青的信传来后，邓小平做了圈阅，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没有就江青等人的提议表态，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为配合“四人帮”的抢班夺权活动，“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在文艺宣传领域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造势运动。“四人帮”的得力干将朱永嘉说得很清楚：“风庆轮不是一条船的问题。风庆轮的远航是整个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造船的斗争和整个路线斗争是紧密联系的。”因此，“风庆轮的问题要把文章做足”，“要一直宣传到四届人大的召开”。
　　在风庆轮返回上海港后，江青等人利用此事指责国务院，说国产万吨巨轮早就该远航，就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致使万吨级巨轮没有及早远航。由于“四人帮”掌握了舆论大权，自此以后，京沪报刊上有关“风庆轮事件”大批“卖国主义”的通讯、评论、诗歌、小说、故事、说唱，连篇累牍，连绵数月。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洋奴哲学》中，更是把所谓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上升到原则分歧的高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1974年10月1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说：“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文章污蔑“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影射攻击周恩来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在报纸宣传方面，由“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市委书记徐景贤，市革委会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直接指挥。在1974年10月至11月两个月内，《文汇报》共发44篇文章，《解放日报》发表各类文章66篇。“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两报使尽浑身解数，既有通讯报道，也有评论、访问记、座谈会纪要，还有照片、图片、杂文、小说，他们称之为“全套宣传”，“连锁宣传”，在全国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文化部还下令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年内拍一部关于“风庆轮问题”的电影，并作为文化部直接抓的“重点影片”。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派秘书赶到上影厂，要他们重点搞“风庆轮”，“要敢于触及中央的部，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要写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要写高级走资派”，“剧本的主题是回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1974年10月到11月间，在上海，围绕“风庆轮事件”，各种参观会、报告会绵延不绝。“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组织风庆轮政委朱栋等人四处作报告达上百个场次，组织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借机批判所谓“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他们还组织《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随着“四人帮”在政治领域掀起狂风浊浪，李国堂、顾文广受到了批斗。王洪文下令李国堂、顾文广扣留在上海，从10月15日起接受批斗。在此后1个月内，他们接受了大小批斗25次，被戴上了“假洋鬼子”、“洋奴”、“汉奸”、“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交通部派来的特务”、“风庆轮上的错误路线代表”、“攻击中央首长”等“帽子”和“罪行”。11月14日，李国堂、顾文广被押解回到北京。
　　翌日，迫于压力，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宣布：李国堂停职审查、交待问题、接受批判；顾文广回宣传处交待问题、暂不工作、接受批判。回京后，他们接受大小批判5次。
　　公道自在人心。在李国堂、顾文广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日子里，风庆轮的船员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和安慰。面对“四人帮”党羽要求揭发李、顾两位同志的威逼，风庆轮副水手长邬中由断然回答：“对总公司派来的两位同志没有意见，他们在船上和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干部我们是欢迎的。”在批斗会上，邬中由以缄默表示抗议。有的船员鼓励李国堂、顾文广说：“不要怕，要顶住。”这都给李国堂、顾文广以极大的支持。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0月7日，在交通部党组的过问下，他们才得以恢复名誉。
　　由于在揭批“风庆轮事件”中表现“突出”，“四人帮”在上海的几员大将在讨论组阁名单时，准备将风庆轮政委朱栋列入其中，安排他当交通部部长。马天水提出：“要派人到交通部去。”王秀珍提名朱栋：“朱栋在‘风庆轮’与李国堂斗争表现很好，让朱栋去。”马天水等人表示赞同：“他和交通部斗争有经验了”，“他到交通部能起作用”。而随着江青组阁阴谋的破产，朱栋的“部长”梦破灭了。
　　
　　江青政治阴谋的破产
　　
　　在1974年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借“风庆轮事件”向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等发难，逼迫中央政治局成员当场表态。江青煞有介事地提出风庆轮和交通部“崇洋媚外”的问题，逼着邓小平表态。邓小平绵里藏针地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看还是要调查一下哩！”江青逼问道：“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正色予以反驳：“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嘛！一定要写成赞成你的意见吗？”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跳起来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漫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后，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10月17日当晚，江青等人在钓鱼台17号楼江青住处密谋。他们认为，这次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击邓小平的口实，一个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他们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
　　10月18日上午9时，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时左右，毛泽东接见了他。王洪文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即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的味道。王洪文讲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王洪文还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他说：总理现在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人。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说：请毛主席指示，我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哩。

　　毛泽东虽然不在北京，但是他识破了江青等人的动机。他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谗言，当即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毛泽东还叮嘱王洪文说：“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在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的同时，10月18日，江青两次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她的住处谈“风庆轮事件”。江青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又一次“二月逆流”。江青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让王海容和唐闻生代她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但王海容和唐闻生并未听江青的话和受江青的操纵。10月19日，她们赶到医院，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王海容、唐闻生说：他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他的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周恩来同时表示：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是有所察觉的。10月20日，邓小平赶赴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邓小平离开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将他的意见带回北京：“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的身体还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毛泽东的这一明确指示，粉碎了“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阴谋。
　　毛泽东指示王、唐二人回北京后，把自己的意见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听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周恩来感到十分振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他抓紧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0月2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进行了长谈。27日，与李先念谈话。28日，与王洪文谈话。11月1日到3日，在医院分3批约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
　　1974年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和王洪文飞抵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毛泽东明确地对王洪文说要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要求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指着在场的王洪文说：“比你强。”这让王洪文尴尬不已。
　　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提议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定，完全打乱了江青等人的政治阴谋。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对于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产生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更多的有经验有工作能力的老干部进入了国务院的工作班子，为以后进行全面整顿准备了好的工作基础，彻底粉碎了“四人帮”围绕“风庆轮事件”所进行的篡权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