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侣约会场所:【宋代词人列传】—陈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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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与义（1090-1139），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政和三年（1113），登上舍甲科。绍兴中，历官至参知政事。为江西诗派代表作家之一，有《简斋集》、《无住词》。
【临江仙】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后人将他归入江西诗派，其实他的成就已不仅仅能为江西派所牢笼，比他稍晚的诗人刘克庄评价他：“造次不忘忧爱，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后村诗话》）在南渡诗人之中，他的词作是最少的，仅存十八首，却是以质量胜，并不以数量次于人后，同时代人推崇为：“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也。”（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他的词作特色就是“吐语天拔”、“首首可传”，似东坡却又非刻意学东坡，自有一种清婉俊丽之美。其中最为脍炙人口、被人认为“逼似大苏”的作品，就是这一阕《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陈与义的词集题为《无住词》，集名从他晚年所寓居的湖州青墩无住庵而得，庵名出自《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陈与义受佛道两教浸淫颇深，一生中遭遇国破家亡、仓皇南奔的流离之苦，在南宋又经历宦海浮沉，心境更易流入空寂之门。他的词大都是晚岁以疾请任临安府洞霄宫提举，居青墩镇僧舍之后所作。“午桥”在洛阳之南，为唐代名相裴度退隐后的别墅绿野堂旧址，裴度当年与刘禹锡、白居易等名诗人觞咏雅集于斯，陈与义年青时期也与朋友饮宴于此，“坐中多是豪英”，虽只淡淡一笔，却可想象当年诗酒欢聚之乐。二十余年之后，已是天翻地覆，故乡洛阳沦陷金人之手，旧游风流云散，宁静恬美的故园之乐，早已不复存在，这恍然一梦，也是包含着多少痛苦流离的噩梦吧？梦后一切化作虚无，只有自己这一身尚自凭吊旧事，“堪惊”者，惊的是今昔对比、世事翻覆，还是劫后余生、心态沧桑？这一切的情绪，又被他以更广阔的境界来开释：“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从古至今，有多少这样的悲欢离合，沧海桑田，也不过落得后人山林闲话。最后一句极沉郁又极开阔，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与人事无常的喟叹，一下子凸显出来，后来《三国演义》卷首词中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即是从这里而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无数次劫难，却从来没有被苦难所压垮所吞噬，除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之外，这种超旷从容的气度，永远向前看、放大看的豁达心态，也是重要的支持力量。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词中静谧优美的境界，也正是陈与义南渡之前的生活写照，他的家族世代书香，交往名流，曾祖陈希亮比苏轼的父亲还要长一辈，却与苏轼关系甚笃，苏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却独独为陈希亮撰写了墓志铭，称他是“古之遗直”。而称亮的幼子陈慥（也就是陈与义的叔祖），字季常，号方山子、龙丘居士，与苏轼更是莫逆之交，苏轼为他赋诗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正是后世“河东狮吼”故事的男主角，小说戏曲以至于当代影视剧中都有改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陈与义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走的自然是最寻常的求学入仕之路。他是个早慧的少年，在儿童时就已经能“作文辞，致名誉”，十七岁时入太学，七年后（政和三年 1113）毕业于太学上舍甲科，授开封府教授，正式踏上仕途。这一段时期，正是徽宗任用蔡京、童贯等“六贼”，穷奢极欲，国势日颓的转折期，“人心日益愁怨，国势日益陵替，权门日益强盛，朝廷日益孤弱。”（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十四岁的陈与义甫踏入官场，所遇便是这么一副景象，这使性格内敛的他一开始就产生了消极的看法，所以在诗集中他进入官场后第一首诗，即有了盼望弃官归隐的念头，这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而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抑郁消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在他早年即已奠定。
宣和五年（1123）的时候，在官场中已做了十年小官的陈与义终于有了第一次际遇：他曾经作过五首《墨梅》诗，徽宗读后赞不绝口，立刻召来面试，倾倒于陈与义的诗才，竟有“相见恨晚”的感叹，便即任命他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一直擢升到符宝郎。陈与义从此进入朝堂之上，起缘又为诗才为皇帝赏识，这在文人心目中可谓是最高的荣耀，自此诗名大振。然而世事祸福难分，因为将陈与义的诗作呈上徽宗的是著名的奸相王黼，次年十二月，王黼在权势倾轧中败下阵来，被罢相免职，陈与义也受到了牵连，贬谪到陈留做了酒税官。上任未久，靖康之乱爆发，中原陷入战火纷飞，陈与义虽是卑官散职，却也经历到战乱的冲击，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流亡生涯。
陈与义的流亡经历五年，身行万里，途经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诸省，从靖康元年开始，一直到绍兴元年，才抵达会稽行在，也就是投奔到了南宋政权的临时中心。他的避难路线其实与当时千万百姓一样，东奔西走，只为寻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安顿自己的小家，途中多少次遇上兵火交困，仓皇转移，“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这样的时候，想必难民们对这句话都体会良深。这期间陈与义作了大量的诗，可谓是南渡百姓血泪凝成的避难实录，奠定了他身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一祖是杜甫，三宗是黄庭坚、陈与义、陈师道）的基础。也在这样的磨难下，他才真正领会到了一直所景仰学习的杜诗的精髓，正如钱钟书所说：“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更认识他是一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宋诗选注》）
作者：雨后微香
在避乱期间陈与义偶也作词，他携家南渡后有一段时期流落湖南，在衡山遇上同样南渡避难的朋友席益，次年陈与义与之分别，饯别时写了一首《虞美人》词：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
吟诗日日待春风。
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
歌声频为行人咽。记著尊前雪。
明朝酒醒大江流。
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
乱后聚首，乱中分别，彼此见面已是不期而遇，一别之后又不知何时何地才能再相见。乱世之中的分离，带有太多的怆然悲怀，与太平时期迥异。陈与义在南渡后的诗作直面人间苦难，抨击朝政，曾经和着时代的强劲脉搏，发出“庙堂无策可平戎”的愤激之音，词作却依旧注目于一己情怀，乱世的苦难淡化为一个背景，这既是他并不以词为专业，“余力作词人”的缘故，也似乎隐含着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绪，还是偏重于文人心性而非政客胸次。
陈与义到达会稽投奔南宋朝廷后，即得起用，成为他一生仕途的第二个高峰。据说这也因为他的诗名而来，宋高宗曾读陈与义诗，极喜其中“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一联（《怀天经智老因访之》），因此对他青目有加，一再擢拔，使他成为南渡诗人中仕途“最为显达”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而在这一段安居为官的时期，陈与义却并不快乐，在流亡途中他的忧时报国之志，在官场中却渐渐消磨。甚至在战和之议上，他的态度也不再鲜明积极，不免令人失望。
绍兴七年正月，陈与义参知政事，这时朝廷中丞相赵鼎是主战派，提出“中原有可图之势”，劝高宗立即进兵，不然贻误时机，日后后悔莫及。高宗一心只图苟存，生怕开战影响自己偏安江南的局面，推托道：“现在徽宗的梓宫（灵柩）与韦太后、钦宗皇帝都未归还，若不与金议和的话，就再也没有要求归还的余地了。”陈与义说：“要是议和能够成功，岂非比用兵更好？万一不成，用兵才是必不可免的。”他这话说得颇为模棱，却显然是将“和”置于“战”之上，附和了高宗的心意。陈与义这样做，后人认为是由于他在徽宗朝亲历过权臣倾轧的牵连，尝过苦处，所以一心想“立朝无所附丽”，就连遇上这种是非问题，也只是“微示端倪，终不正言极议。”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说是全错，却也不能让人赞许。其实，陈与义的个性较为软弱平庸，也较为与世无争，他能学苏轼的超逸，却不能学苏轼的刚正，以至于后人批评他：“文人论事，全无实用，而徒于诗中作慷慨激越之音，终为浮声空响耳。”（张佩纶《涧于日记》）虽然有些过贬，但陈与义的确只是一个寻常的文人，有爱国心报国志，却不能也无法落实。
陈与义在高宗朝虽然仕途平稳，却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不但主战主和二派斗争激烈，主战派中也颇有分歧，两个主要的抗金领袖张浚、赵鼎意见不一，陈与义与张浚关系密切，故为赵鼎所不喜，也曾予以排挤。当赵鼎主张用兵时，陈与义执两可之论附和高宗，未必不由此门户之见而起。在之前的绍兴三年，陈与义也曾因同僚吹毛求疵，挑剔他起草的制诰用词不当而惶然待罪，只是由于高宗偏护他才得到开释。陈与义的弟子叶懋字天经，早年与义劝他入仕，叶天经不答，等到陈与义参知政事后，“动见格于执政，气抑抑不得伸”，这才叹息说：“我如今才知道天经的高明啊！”必须谨小慎微的为官环境，使他压抑不畅，在未满五十岁时就一再以病乞归，终于在绍兴八年退归，做了提举闲职，寓居湖州青墩无住庵。《无住词》十八首。多于此时结撰。他较晚的词作是另一首《虞美人》：
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
病夫因病得来游，
更值满川微雨、洗新秋。
去年长恨拏舟晚，空见残荷满。
今年何以报君恩，
一路繁花相送、过青墩。
词前有小序，说他曾在甲寅岁（绍兴四年，1134）出守湖州时路过这里，时已秋深，道中荷花已一朵不存。到次年乙卯重来，是立秋后三日，只见满湖荷花盛开，舟前舟后，有如朝霞相映，一望无垠，遂记之以词。他终于得以脱离官场时的心情如此欢快，即使是“病夫因病得来游”，病也似乎成了一件美好的事。繁花相送他所去的青墩无住庵，是他一心孜孜以求的清净田园，也是他人生的终点所在。大约在其内心深处，他从始至终只是一个渴望太平岁月、安闲生涯的诗人而已。
作者：山水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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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把脚印留在我家园,你就走进了我的心田里，我会用感激的目光注视你，紧追寻着你离去的足迹，把幸福与快乐给你带去。五象之鹰图书馆祝你开心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