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2医院丙肝印度药真假:中共和苏联 两共产大国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时分，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在到来。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已经年逾古稀的中共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待着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访。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历史时刻的：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然而，就在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同尼克松谈笑风生时，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十分清楚在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头号自由国家打交道时在政治上所潜藏的风险。尽管这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策，但毛的反复无常、翻脸无情也是他曾多次领教过的。周这种临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从他接待尼克松的两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一个是周恩来在事后精心挑选了一张由他的专职摄影师着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松即将握手的瞬间，作为第二天中国官方报导的新闻照片。照片上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身体前倾，迫不及待地将手伸出来，而周本人则站在原地不动，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等待着。

    另一个是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对访客的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来如此谨慎小心，并不全是由于他为人天性上"多畏多虑"，而是确实有着某种预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尽管他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谨，但到头来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时间，周恩来的处境岌岌可危，中国政坛上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后来，周恩来总算是凭借自己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炼就的隐忍顺守的"太极软功"化解了这场轩然大波，死里逃生。但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下来，从此一病不起。这件事并成为周氏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两块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十字架，郁郁而终的。

    中共和美国双方都是被这场由北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中共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扯皮白萝卜"的疑虑，即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以至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

    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共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一石数鸟：既利用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共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共，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不过，苏联这种损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但也让中共从此认清了自己这位"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交恶的种子。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共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共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共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共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中找到灵感，萌生了" 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以减轻中共自身的压力。

    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共走投无路，只好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共"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共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深谙欲擒故纵之道的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图改善中美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姿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进可退。

    与做事喜欢迎接挑战，敢于放手一搏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谨慎。这既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和他对国家面临内乱外患的危局而感到忧心忡忡有关。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一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共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深知兵凶战危，两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合。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共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

    "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周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这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想与中共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共政府备忘录的形式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共产大国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共，鼓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共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共和美国、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吏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共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共的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共威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共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声，对中共进行核威胁。一时间，双方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共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战，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大陆，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攫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无法再故作矜持，对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对中共摇动的橄榄枝置之不理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认真考虑打开和美国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联。

   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固然主要是出于中共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有着眼于中共党内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深知他本人是导致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党内亲苏派对此有不少反对意见。虽然经过文革，他们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更深一层的原因。

   与毛相比，周对打开对美关系，如果不是更积极主动，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的话，至少也是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是由周本人的经历和为人的特点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