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无涯，身自无羁绊 —— 留学路的宽度

如果你以为我后悔了这条留学路，那不是真的。前一篇日志中我为留学生职业，研究的出路的窄而感到郁闷，为夹缝中前后两难的处境而忧心。是的，每个草根的路都很艰难，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但我上次只写了留学路的窄，却没来得及告诉你它可以有的宽度。

作为一个留学生而我不后悔，是因为我站在一座桥上，前面是美国，后面是中国。这是我的幸运。一年前我从智利回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能让我在21岁前就在世界两大国都居住过，是我这一代人开始独有的财富。而这种感觉，只有身处另外一个大陆时才感受得到。在安第斯山下静静的冥想，就如同渔夫羡慕桃花源中的清静，你又怎知其中之人何尝不渴望外面世界的广阔？

我们的命运从来是和背景中的社会，国家所相连的。不知道国家的走向，又何尝能看得清自己的前路，看得清路的宽和窄？先谢国家是不必的，但不知国运何以知身世，却是必然的。危巢之下无完卵，盛世之下不可丧良机，无论大背景的走向是什么，抓不住这条主动脉，也就抓不住自己命运的咽喉。即使我不能看清时代的走向全貌，我也愿极目远眺。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的时代，留学生有他们独特的价值和使命。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载，还处于摸着石头的阶段。政治上迷茫，道德上显忧，经济上困难显现。但你要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不迷茫，那是假的。

西方从20世纪初两次大战后就开始不断反思自己，质疑自己。他们问，一个繁荣的世界怎么就突然间被抛进了绞肉机般的战场?怎么一个人的嗜杀就让600万人丧生？冷战时那种核边缘的颤栗更让他们时刻被末世感所控制，直到苏联解体的一刹那仿佛历史终结般长舒一口气。但911，金融危机再次击碎了太平盛世的幻想。

我读西方文献。那一篇篇堆积成山的论文，在不断从统计，数字，行为，政治，经济学学中探究世事起伏的奥秘。如果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他们简直是把河底都摸穿了。

这就是西方走过来的路。精细化，集团军，锲而不舍。一百多年前他们能打开清朝破败的国门，是凭借航海精神。今天他们能统霸话语权，是凭借着精细化的控制力。正如刘瑜对西方学术的观察所说，他们是不断的积累，很小一件事，做的很深入。国人好谈，易大而无当。简言之就是心不定。在这样的国际竞争中，正如中原武林高手敌不过万军交战的集团作战。

作为一个留学生，如果学不到这种沉住气做事情的气度，简直是白来了。大多数商业公司中的职业是从数据分析员开始，锻炼的何尝不是这种能力？生命没有过渡，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意义，数据分析员就是一家大公司要你学的第一步——用数据说话，用数据辩驳。

我有朋友是研究经济学的。他开始混的第一步就是数据处理，海量的数据。他小组中的博士生也在做这样的数据处理。就连我的政治学教授，成名已久已经做到了东亚中心主任，还会去旁听统计课程，把过去没学过的方法论补上来。对数据的尊重难道不是对事实尊重的第一步吗？我们的国家，甚至连决策者都不能相信底下部门报上来的数字，这又怎么实现科学的现代化管理？枉黄仁宇评价中国几千年来就已经实现了数目字管理。你信吗？从死亡人数到经济数据，土地丈量，对数据不尊重就下结论，如果这样也能居庙堂之高，那北京满城的的士司机谁不能混一个博士学位呢？

尊重数据应该是留学生引领的第一个习惯。从政府系统到科研机构，有这样秉性的留学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如果这些职位能开放，中外能交流，少些因为意识形态和门户之见的排斥，留学生的路难道窄吗？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乡村企业，到今天央企巨无霸，各种模式都上来了。商品市场上的私企凭借着价格优势已经横扫全球，制造业发达，更积累了大量资金，看看温州的地下金融和中国的流动资金就可测一般。但随着成本上升，粗放经营肯定要拱手让位与精细化规模化的生产。这期间兼并和收购又何其之多，金融交易何其昌盛？但必然的，他们不会找大型投行，否则老本赔光。但这种金融行为的规范化，体系化又何尝不重要？大量的法律，金融人才需要来规范推动这个市场，但留学生往往因为学费投入大，而不愿意回来做民企这块，宁可做外资高薪企业，而民企这块又因为家族式经营而不信任外人。最后这其中要不然深陷无序兼并，要不然强者越强，大型国有企业联合金融资本吞噬民间财富，失去了藏富于民，建立长期商业社会的契机。跑路的跑路，高利贷的高利贷，危机迭起。

这其中，难道不需要有商业法律经验的人才，不需要那些兼并模型滚瓜烂熟的人才来参与吗？如果你说那些是虚的，是投行来骗人的，那投行的专业服务何以屹立百年？我倒是觉得需要这类技术人才和精通本土生意的精明人相结合，建立起规则，而不是在规则的恶意破坏下江湖式竞争。我只知道，如果一个国家人人可以以跑路逃避责任的话，那一套行之有效的金融规则是无法建立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博弈论中的repeated game。如果这个国家要长远发展，大量的专业人才需要渗透到民企，私企之中，把责任和技术这关把握住。这难道不是对留学生发出的一声“到工农群众中间去”的呐喊吗？

所以，到生命力旺盛的民营企业中间去，赚了这其中兼并的利润，并留下一套长远玩的转的规则大概是留学生可以引领的第二个风潮。

最后，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研究。中国的社会在激变中留下了多少的财富将是学者永远难以估计的。这就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有时间恒定地区不同的试验组，有时间变化目标恒定的试验组，有各种变量置换的试验组。有的村实行选举，有的不实行，收入相近，两者结果有什么差异？有的地方打黑有的不打黑，是什么政治结构决定的？绝妙的试验场，多少让社会，政治学家苦恼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实验材料，这可是百年不遇的时代。政治学绝不只是毛邓三，是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组织怎样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的学问，是不断科学化发展的。但今天，却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工具，岂不令当年始祖如韦伯之辈痛心疾首？恐怕那也只是施密特的徒子徒孙大行其道，把政治纯粹就当成敌人和朋友间的游戏。

受过海外训练的政治学，社会学学者们，何不回来一试身手？何不把西方正统观念，典型社会的模型打破，让世人看看人类的多样性？不妨少发几篇论文，先投身到这个巨大的田野中。而且，说不定还能学以致用，迅速的在政策制定中尝试自己的发现。这难道不是一个社会学者最大的梦想吗？

因此，回来，突破禁区，把这个标本研究透彻，是留学生可以引领的第三股风潮。

如此总总，涉及商业，政治，政策制定，法律，金融，国内亿万人口，组织何止千万，路途还会窄吗？

至于你说我好幻想，其中不少构思在现行体制下根本不可行，我也并不否认。

但世界有时也是需要诗人气质的吧。跨一步想问题，中间怎么办，就是亿万人博弈的结果了。天生我才必有用。路的宽窄不是指工作的精细程度，而是说，你的工作和人生在多大程度上和时代的脉动紧紧相联。不是每一代都有见证历史的机会，也不是每一代都能活得清醒，不被历史的波浪打翻。是的，留学生眼前的选择也许不多，来招聘的公司也许寥寥，能投申请的大学只有几间。但要说留学生的路窄，那真只是心太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