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丽晋剧四进士唱词:沈志华：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

沈志华：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兼谈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兼谈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

       中苏关系在冷战国际史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此期中苏关系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即使对于当前世界政治的分析，以及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同盟理论的研究，人们都需要回顾和总结战后中苏关系这段历史经验。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1949-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争论（1961-1964）、破裂（1965-1967）、冲突（1968-1979）以及走向正常化（1980-1991[1]）等不同阶段，其中真正构成国家同盟关系的时间不过十余年。无论如何，到1960年苏联撤退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分歧公开化时，中苏同盟解体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从那时起，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其后果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就一直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于中苏关系恶化和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过去主要是政治性的解释。中共中央的观点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领导人提出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引起中苏分歧，最后导致中苏分裂。[2]苏联共产党的观点是，中国领导人推行教条主义路线，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蓄意破坏苏中关系，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3]这些看法对中国和俄国的学术研究至今仍然有相当的影响。[4]

       近十几年来，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解密，国际学术界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已经有了特别深入的发展。各国学者对中苏关系发展过程的详细考察，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过去的许多神话已经被史实彻底打破。例如，对于中苏同盟建立的背景、朝鲜战争的起因、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波匈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内幕等问题的研究，都使人们大开眼界。[5]其中，对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原因和最终结果，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有的学者着重从经济关系入手进行分析，[6]有的学者重点考察了对外政策问题，[7]较多的学者研究了中国政策变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8]也有学者探讨了苏联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认识，[9]更有学者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性方面考察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10]尽管说法各有不同和侧重，但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做一点概括性的论述。

一、中苏分歧的表现及其根源

       没有分歧当然不会分裂，中苏同盟之所以最终破裂，首先是因为中苏两党之间在方针、政策方面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不过，这种分歧究竟在哪里，又是何时出现的，是需要认真考察的。

       新的研究表明，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并非产生于苏共二十大或1956年。[11]此时，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在解决波兰和匈牙利的十月危机及善后事宜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请中国参与对欧洲事务的处理，中共出面帮助莫斯科缓和与东欧的关系，中苏合作日趋密切。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上，毛泽东迅速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投桃报李，促成了10月15日《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这标志着苏联开始真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研制的援助了，中苏同盟关系又上了一层楼。应该说，在1956-1957年，中苏关系恰恰处于上升时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高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这时，双方的分歧开始露出苗头。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早就对苏联奉行的对美缓和的外交方针不满，这时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的判断，无疑是在回答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问题，是要规劝苏联改变对美缓和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就是针对苏联15年超过美国的计划，宣布中国将用15年超过英国。毛泽东内心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为此他已经在考虑采取某种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12]这些想法不久便付诸行动，中苏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1958年夏天，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争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史学界都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13]然而，笔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首先，苏联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因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其次，毛泽东只是对苏联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他大发雷霆，至多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由于苏联的建议而受到了伤害，赫鲁晓夫后来为此颇感后悔。最后，赫鲁晓夫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中方不同意也就放弃了。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14]此时，毛泽东很可能已经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满。最近公布的捷克档案披露，在1958年5月24日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苏联就确定把“研究制定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共同措施”作为会议的目的，而且预先准备好了宣言草案。会议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了协议：华约单方面裁军41.9万人；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华约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5]这些措施与毛泽东马上要采取的行动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不过，毛泽东这次发火却没有提到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同时，赫鲁晓夫也容忍了毛泽东的愤怒，没有使之产生恶果。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8月2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中国不久，中共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综观事态的发展，这件事触怒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明确承认，与赫鲁晓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一句话也没有谈到”。[16]后来见到赫鲁晓夫，毛泽东又得意地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17]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18]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19]赫鲁晓夫在两党会谈时一再向毛泽东强调，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事关全局，而盟国之间应该在重大问题上交换看法，协调政策。毛泽东却寸步不让，一副向莫斯科领袖地位挑战的样子。[20]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做法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21]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22]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23]

       对于中国此期对外政策的倾向以及反映这种倾向的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于是在1959年6月决定暂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莫斯科这种违背协定的举动反过来又激怒了中国领导人，其严重后果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

       如果说1958年中苏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已经显露出来，那么1959年双方在对内政策方面的分歧也开始显露。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心绪烦躁，憋了一口气，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赶美”，心里想的却是“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24]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25]于是，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半年后就变成了3年赶上英国，5年赶上苏联，7-10年赶上美国。[26]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提出，“后来者居上”，“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27]为此，不仅在建设速度上要超过苏联，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于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创造的“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28]因此到1958年11月，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口气说，中国不久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等着苏联。[29]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快就会超过苏联，又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要这一切得到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特别是莫斯科的认可，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实际结果却使毛泽东大失所望。尽管中国人的热情和干劲在苏联报刊上得到一片赞扬，但对“大跃进”的很多做法和目标，苏联干部和专家却不断提出怀疑和指责。[30]至于人民公社运动，苏联的媒体一直保持沉默。在纪念新中国9周年国庆的几百篇文章和广播评论中，只有区区6篇顺带提到了人民公社，而苏联大使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招待会的演说中，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竟只字未提。[31]苏共中央认为人民公社是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如果提出批评则会影响中苏关系，所以决定“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32]后来，由于苏联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为了避免“盲目效仿”中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制度。[33]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在波兰一个集体农庄群众大会上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34]与前者相同，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甚至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但波兰报纸在发表讲话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莫斯科是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怒火冲天，这个讲话更使毛泽东怒不可遏，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干部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35]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当时的心态。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36]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得意的共产主义试验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37]就在这时，7月28日，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并表示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再次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

张 伟：外交部新近公布档案中关于苏军撤离旅大问题的几份谈话记录

在200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公布的近万件建国初期的外交档案中，有一案卷专门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华苏军撤军回国之前与我方的几次谈话交涉过程（档案号：109-00593-01（1）），其档案内容涉及苏军撤离旅顺基地的条件、物资、基地营房的后续使用及苏联方面提交的撤军时间表等问题。这些记录在公布前尚述机密文件，此次公布后有助于我们了解苏军从东北撤军的具体过程。本文根据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情况尽可能的保存了档案文字原貌，档案中涉及的苏方人员姓名均为记录中的原译名。

　　此卷宗内的第一件档案，是中苏双方1955年6月17日的交涉谈话记录。根据下文判断，双方谈判人员身份为苏方谈话代表为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司高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