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大软件学院考研:论文:论湖湘传统文化对青年毛泽东伦理观的影响 论文网

本文作者(邓灿辉 李 伟),请您在阅读本文时尊重作者版权。[摘要]青年毛泽东伦理观的形成深受湖湘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屈贾情结”、湖湘学派、老师的言传身教催生了毛泽东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严酷的政治环境、农民情结和湖湘历史名人的“民本”思想强化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感情;西方伦理学说以及湖湘经世致用的传统,造成其精神个人主义的道德理想和伦理道德政治化倾向;湖湘传统文化的“尚武”精神使其人生观带有奋斗向上、自强不息的色彩;湖湘传统文化的圣贤观和“力行践履”、“尚变”的传统,形成其“以圣贤豪杰为期向”、注重道德实践、“动、斗”不已的道德教育和修养观。[关键词]湖湘传统文化;青年毛泽东;伦理观;影响湖湘文化是在湖南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因“湖湘”(“湖”指洞庭湖,“湘”指湘江)代指湖南而得名。湖湘传统文化指从炎黄时代至“五四”运动时的湖南文化,包括湖南的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它具有爱国忧民、经世致用、兼容并蓄、勇敢尚武、开拓创新等主要精神特点。青年时期是人的伦理观定型的关键时期,伦理观的成型与个人生活经历和周围环境直接相关。毛泽东出生在湖南,1910年以前未离开过县境,1918年以前未离开过省境,青年毛泽东成长的重要时期是在湖南度过的,因此,毛泽东早期伦理观的形成深受湖湘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润。本文论及的青年毛泽东伦理观,系指1910年前后至1920年夏这10年间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也就是毛泽东从离开韶山前夕到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时段的伦理思想。这样划分,主要是因为毛泽东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其伦理思想属于无产阶级伦理学范畴,而此前的伦理观归于唯心主义体系。青年毛泽东伦理观是一个丰富的体系,涉及5大主要内容:一是爱国主义思想;二是人民群众观;三是道德理想;四是奋斗向上、自强不息的人生观;五是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观。一、湖湘传统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爱国主义是青年毛泽东伦理观的核心。“屈贾(屈原和贾谊)情结”成为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最早源头。爱国诗人屈原不忍见楚国灭亡而怀石投江;贾谊始终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多次上书汉文帝,进言献策,后因梁怀王坠马身亡忧郁而死。17岁时,毛泽东报考湘乡东山学校,就是因受屈原影响而作的《言志》论文被该校录取。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做的《讲堂录》笔记,共 47页,其中前11页就工整地全文抄录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写有各节提要,留下了毛泽东当时用心学习的印记。屈原、贾谊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即使在战争和空袭的情况下,毛泽东也不忘阅读二人的作品,且常读常新,并向他人推荐。青年毛泽东抒发远大志向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诗词和文章,不仅内容直接以“屈贾”为讴歌对象,其风格也明显地受到“屈贾”的影响。但青年毛泽东超越“屈贾”的地方是,他始终以乐观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来面对困难,而不屑于采取投江自沉或郁郁而终的消极方式。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以天下为己任,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这深深地影响着青年毛泽东。南宋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面对山河破碎,力主“抗金御侮”,书写“长沙之陷,岳麓师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以示爱国壮举;王夫之在明末清初曾“绝迹人间,席棘饴荼”40余年,著书达百种,共700万言,书中言语“带着热,吐着火”,所流露的对民族挚爱之情具有感动后辈、鼓励并召唤他们去行动的力量。近代的魏源愤于外敌欺凌、民族受辱的现实,发愤编撰《海国图志》,寻求“以夷制夷”的良方,以求中华民族并雄于西欧各国。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毅然出洋留学,学成归国,他热心于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杨昌济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屈原、胡宏、张栻、王夫之、魏源等人一脉相承。由于杨昌济尽力将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渗透到他的教学中去,因此给毛泽东以巨大的震动。青年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开始意识到自己肩上所负的历史使命,思想意识有了新的转变。他与同学好友晤谈时“只及学问文章道德品行和国家天下的大事,从不涉及私人生活问题”。[1]他还仔细研究过谭嗣同的《仁学》,常去“船山学社”听讲座,“王夫之的民族意识特别引起他的注意”。[2]毛泽东在湖湘传统文化的启发、熏陶下,催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因而能在橘子洲头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强劲呼声。二、湖湘传统文化对青年毛泽东人民群众观的影响青年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观包含如下内容:一是关心人民疾苦,立志救国救民;二是看重人民的力量,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三是自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这些观点的形成,与毛泽东的农民情结和湖湘历史名人的“民本”思想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近代湖南军阀混战、残酷统治、极其落后和充满复杂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度过的。湖湘严酷的现实环境使青年毛泽东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穷苦人民一边。1910年,长沙饥民暴动遭到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这件事对毛泽东震动很大。他深为饥民们鸣不平,从而越发促使他同情和关心穷苦人民,越发助长了他拯民于水火的决心和信念。26年后他回忆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3]这种政治觉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之上的。青年毛泽东人民群众立场的形成,还源于他的农民身世。“农民世家的现实环境作为毛泽东人格生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滋养土壤,我们也不能否认,毛泽东的农民世家给毛泽东人格所带来的某些农民气息和农民气质,使毛泽东在感情上、气质上或人格上与中国农民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4]长期的湖湘乡村生活及其环境的熔造,不仅强化了毛泽东对农民的阶级感情,也熔铸了毛泽东农民本色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和认知心理。 本文来源于 www.14edu.com(论文网) 原文链接：http://www.14edu.com/zhexue/05254160620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