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到开江汽车时刻表:中日当代文学的逆差现象说明了什么

中日当代文学的逆差现象说明了什么 

东瀛天窗 2010-10-06 09:32:54 阅读1133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这些年，中日两国的当代文学相互接受的逆差越演越烈，几乎达到了空前的水准。因为一直从事双语写作的缘故，所以相当关注中日两国出版第一线的动向，有时竟然发现我的关注已经变成了证实这一逆差的演变过程。

   中国出版界但凡有能力涉外拿板权的主，都策划出版了日本当代文学的翻译，主要内容囊括历史、青春与悬疑、侦探等等。比如；村上龙《69》、青山七惠《窗灯》、川上未映子《乳与卵》、角田光代《第八日的蝉》、东野圭吾《白夜行》、金原瞳《裂舌》、万城目学《鹿男》等等，其中被评为2008年畅销书的大部头系列《德川家康》〈山冈庄八著〉甚至让书业界的人士都无语了，据说当年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能如此畅销。

   今年继去年的长篇小说《1Q84》之后，村上春树的新作势必再次成为书市的热门话题！ 如果说眼下的资料还不足以说明日本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如此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的话，反过来看看中国当代文学之于日本书市的境遇，也许能得到某些启示。这个情景很像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也不知为何，满大街都开始跑起丰田车，后来也不知为何，丰田车逐渐变少了。

   同样的道理，退后10年说事儿，记得九十年代后期，作家莫言第一次访问日本，我陪他一路当翻译，在东京举办讲演会，接受电视、杂志和报纸的采访，天天赶场，忙得不亦乐乎。所到之处听到日本汉学家们的最大反应是“莫言首次访日是中日文学史上的一大事件！” 我问他们；“为啥这么说？” 其中，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的回答是；“这是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开始，不仅仅是作品，关键还包括了作家本人。”言外之意，他的回答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与世界接轨的欢迎。

   中国文学之于日本汉学家来说，改革开放后的作品似乎比以前更有吸引力，所以大批的翻译出版基本上集中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和2005年前后，而执教于大学的汉学家扮演了主干翻译的重要角色。京都佛教大学的吉田富夫教授也是重镇之一，常年坚持翻译了多部贾平凹和莫言的长篇小说。

   不过，到了最近这些年，中国文学之于日本的召唤力开始减速了，至少我周围的汉学家谁都不觉得中国作家到日本是什么事件，反而觉得这么多作家来访，却越来越不了解其作品，人好像变得比作品的腿快。大约是三年前，我陪作家余华访日，偶然在同一酒店的同一电梯里遇见了女作家陈染，两人都笑了。当然，这个巧遇虽然是谁也没想到的，但却说明了中国作家出访日本的频度。这些年，作为现场翻译曾陪过很多中国作家访日，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日本媒体的关注程度降低了，看上去，所谓“文学”似乎很难与当下的社会问题对抗，日本书市关注中国的外交、经济、金融，甚至细致到了进口蔬菜和休闲服装，哪个话题都比“文学”要紧。

   有一年陪女作家安妮宝贝访日，其中有个采访是来自于日本最大的报社《读卖新闻》，最后成稿的时候，记者跟我说:“实在抱歉，原来打算多写写的，但中国蔬菜过量农药的问题占据了版面，只能割爱呀。请代我向作家表示歉意。” 类似这样的托辞不仅仅是报界，更多的是出版界，包括非常权威的汉学家想要推荐中国的当代小说都困难重重，因为出版界一是缺乏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编辑，二是被社会舆论左右，认定中国小说销路有限，生怕出版后砸在自己的手里。

   对这一现象，苏童小说《碧奴》的译者，中央大学的饭冢容教授认为:“今后中国小说的翻译恐怕大部分都要靠大学的研究经费支持才行。” 无疑，这是相当遗憾的事态，因为脱离海外读书市场的当代中国文学能否发挥其影响力？至少跟以前相比是令人担忧的。 究其原因，大致有一点可以记下。因为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经济腾飞以及社会问题的多样化使得日本读者看中国就像看万花筒一样，每天大量的社会新闻代替了以往接触不多的中国现实，于是渴望从中国文学有所获得的愿望被眼下的巨变给惊呆了，换句话说，中国当代的文学正在流失于日本对中国的解读之中。郭敬明小说的翻译者、日本女汉学家泉京鹿告诉我她每天大量阅读原文小说，但有时会觉得无奈，尽管她喜欢中国年轻作家的小说，但同时也感到无法说动出版商，这让她很郁闷。

   上述理由只是从我周围的所见有感而发，至于为什么日本文学反而能大量进入中国读者市场，有位美国汉学家的解释耐人寻味。他说；“日本社会不像中国变化那么大，最多就是几届首相换来换去的。从世界范围看日本，远远不如中国的冲击力大，代言日本的社会问题几乎等于零，因此，文学艺术这类话题一花独秀，这不仅在中国，甚至远到欧美，读者市场对日本元素的需求都比以往高得多。中国当代文学受世界瞩目也许是个时间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文学非跟社会变迁同步不可。日本的例子恰恰是因为其不同步而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