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啖少许的啖:清初外商的“五大纪律九项注意”

          一些中国人看不懂清朝那段历史，是因为脑袋还留在清朝，站在君主的立场。一个脑袋长在清朝的中国人，又怎么能看懂清史呢？ 好好看看清初的外商投资环境，会让我们好好醒醒脑子。

          清初来中国做过生意的外国商人，如果有缘重返今天的中国，一定会比我们还慨叹“新旧社会两重天”！当年他们在中国做生意的处境，比今天中国贪官遭“双规”的命运还不幸。

          单纯看“鸡的屁（GDP）”，清初的中国可是够牛的。那时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咱就是世界“鸡的屁”的老大。尽管很高的“鸡的屁”和中国老百姓生活状况没多大关系，“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还不停着要闹革命，但官员、官商和皇亲国戚，一个个都活得很滋润很爱国。

          大清王朝，也完全可以关门过日子。大量的贸易顺差从来就没统计过，咱也不知道，何况贸易顺差也不是咱们的错。至于外商投资环境，也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乾隆二十四年，清朝中央授权两广总督出台了一个貌似《外商投资管理规定》的东西，名字叫《防范外夷五条》。

          只看《防范外夷五条》这几个字就会明白，《五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管制和限制外商，而不是提供宽松、优惠的外商服务环境。《五条规定》中最要命的一条，是要求外商必须在“规定时间（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间）”和“规定地点（广州）”才可以在中国做生意。当时的外商享受的待遇，和今天接受“双规”审查的贪官如出一辙。换句话说，外商如同接受调查的犯罪嫌疑人了！

          贪官毕竟还是官，让他们接受“双规”，也属于法外优待了。但《五条规定》的附加内容，让外商的处境比接受“双规”得贪官还惨得多！

          首先，清政府没有商务部、外交部和地方招商局这样的外事机构（咱自古就重官轻商，何况是外商？），清王朝又一直视外族为蛮夷（或未开化的人），怎么会跟外商直接打交道？你们要来做生意可以，那就只能找一个部门——“十三行”。要找“十三行”，也就进入了一个公开的大陷阱。

          “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的广州十三家商行。无论要买还是卖，都得找他们才行。价格也由他们来定，而不是外商自己说了算。有问题找政府，爷不能直接和官方联系，还得通过十三行。哪怕是生意上出了麻烦，也不能像大清子民那样击鼓鸣冤，或者拦轿告状——因为你们是蛮夷！一句话，外商地位甚至不如大清三等公民——汉人。至于你们外商是不是人，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俺们没有给你下结论，别自找苦吃。

           对外商的“双轨”要求，还挺具体的。时间上，只有在每年五月到十月份，才可以来；地点在广州，具体范围就在“十三行”街内，不得擅自外出（连在广州城闲逛也不行）。如果闷了要出去走走，也不是不可以。只有指定地方，才可以去参观或者游览，时间是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一共三次，多一次也不行；具体活动，还是必须由“十三行”统一组织。至于其他时间，则必须离开广州。要么回国，要么去澳门，反正广州就不欢迎了。什么，想去中国其他地方？那是白日做梦，想都不要想了！

           十三行肩负着两种职能：既做生意，又是外商管理者，直接负责《五条规定》的具体实施。官商官商，这大概就是官商了？试问全世界，有这样的商人吗？

《五条规定》对外商的限制，远不止于这些！

           不得任意与中国人交往（中国人和外商说话就是“汉奸”，替外商打听物价将被严惩。这个似乎可以有呵呵）。

           不得雇用中国雇员（中国人给自己当奴才可以，怎么能为外国人服务？）。

           不得到广州城内观光（老老实实呆着，不要乱说乱动）。

           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怕占了贵族的乐园？）。

           不得搞足球等体育活动（俺们不喜欢你们洋人那一套）。

           出门不许坐轿（爱国呀，哪能让中国人给外国人抬轿？）。

           不得学习汉语（哪能让外国人听懂咱们说话？）。

           不许带老婆来中国（外国娘们袒胸露臂有伤风化，外国人多了也不利于维稳）。

           如此一来，来中国做生意岂不和服刑没什么两样了？对，你要和清朝的中国做生意，就当你的和尚或者囚徒了。

           当时很多外国人（英国人居多）在中国多年，但只去过中国的广州，广州也只去过“十三行”。清初的外商，几乎没人见过中国官员，中央政府也就不知道外商的存在了。

           此外，更难以忍受的，是十三行的垄断和中国海关官员们的勒索压榨。

           “十三行”是一个半官半商的垄断机构。他们既是商人，又是“监狱长”。他们在官员面前做奴才，在洋人面前耀武扬威，专横跋扈，倍儿有面子。

           广州海关是当时公认的肥缺，海关官员向十三行索要的贿赂，最终都转嫁到外商头上。本来中国海关税率并不高，但种种苛捐杂税加起来，税率总额高达高货物价值的20％。尽管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但英国产品根本打不开中国市场。

           既然有这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外人还要来呢？利益，关键还是利益在作怪。当时中国的茶叶等产品，在欧洲市场和今天的中国商品一样，都有十倍左右的暴利空间。所以，外商（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商人）还是可以默默忍受着。一位1787年到过广东的法国人，留下了这样的字句：“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商人蒙受的羞辱……”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美国的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中国劳工的冤魂！意思差不多。

           日子本来日子也就这么过着，可接下来发生一系列不该发生的，或者说是可以妥善处理的事件，最终导致大清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并开放了若干个港口等。这是后话，暂就不表了。

           百年后的上世纪末，我们一口气开放所有可以开放的沿海城市和港口，这是不是丧权辱国？显然不是，因为这是起码的世界贸易法则！为什么当年被迫开放，就是丧权辱国？如果当年我们是出于保护民族经济而关闭国门，那还可另当别论。可惜，那是单纯的盲目自大和闭关锁国。

           到底是西方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国门，还是因为我们的愚昧导致他们用枪炮变相启蒙了我们？

           当年的愚昧无知并不可怕，今天不能正确认识当年那段历史，才是更愚昧和更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