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杀神赵云台词mp3:起用粟裕——毛泽东在内战中真正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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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8年4月时,从1947年8月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来,由于刘、邓突破黄河的战略被毛泽东错误地调整,刘、邓大军自宫,中共的所谓战略反攻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效果,国、共在总体上基本处于相持、胶着状态。在中共方面,军事、政权和经济的建设在综合效益上最显著的是由朱德控制的华北地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朱德已经使用他的权威建立起了一整套在当时中国最有规模的军工工业体系,可以大量生产黄色炸药、炮弹、手榴弹、子弹。虽然毛泽东出了败着,但朱德稳扎稳打的成就还是为中共重新进行战略反攻并进行进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时候,没有什么大作为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中共中央不得不到华北与朱德、刘少奇会合,以在新的战季里摆脱困境。这一次会合使朱德再次获得了调整中共整体战略的实际权力,阻止了毛泽东犯比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更大的错误,策划了与国民政府进行决战的基本计划,加速导致了蒋介石的全面失败。
面对中原僵局和不利的形势,1948年1月22日,粟裕至少经过四十多天考虑后,“斗胆直陈”地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发了一个电报,也即“子养电”。在这分电报里,粟裕作为前线高级作战指挥官迂回但仍然比较直白地指出了严重的形势:“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提高了(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收效少。……依二次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攻破,如再加以优越之技术与政治条件(如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则实不可攻破。……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粟裕在这封电报里令人难以察觉地把解放军在中原的被动指向了刘、邓跃进大别山,使解放军兵力分散,提出“请刘邓统一指挥”刘邓部和陈粟部,在中原组织歼灭战。
粟裕,原名粟多珍、粟志裕,1907年生,湖南会同人,1925年春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清党后去武昌,被中共安排到叶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当兵,接受了初级的军事训练,从此走上了军事道路。粟裕起点低,南昌暴动时为班长,三河坝阻击战后跟随朱德,因作战勇敢和忠诚被朱德提拔为军官,但职务上升比较慢,朱毛红军江西时期多数时间跟随陈毅,在非主力的地方红军红十二军中任职,作为朱毛嫡系人员做到了红十二军师长职务,也担任过红四、十一军和红七军团参谋长,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的才华和战将本色,但粟裕为人沉稳、谨慎,熟悉政工而在政治上并不过于激进,考虑问题全面,显示出了一定的军事领导人气质和修养。1934年7月,粟裕作为参谋长随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抗日先遣队东进闽浙赣,与红十军合编为刘畴西、乐少华红十军团后,继续担任参谋长。后又赴皖浙赣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重兵围攻、堵截,红十军团损失惨重。1935年1月,刘畴西因战被俘,乐少华战死,担任红军挺进师师长的粟裕终于突颍而出,成为独立的军事指挥官,开始展现他的军事指挥天才。1935年10月,粟裕任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军区司令员,成为一方根据地首脑,进行游击战。抗日战争后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为张鼎丞,但实际主要作战多数是由粟裕指挥。1940年7月,粟裕随陈毅进入苏北,从此正式开始成为陈毅副手,并成为陈毅最得力的战将,由于陈毅军事上比较平庸而为人豁达,粟裕越来越成为了陈毅部一系列战役的实际指挥官,在解放军组建后有了“陈、粟大军”的称呼。粟裕是从低起点逐步成长出的一员战将,他晚年仍然再三强调自己打仗是由毛泽东、朱德教会的,实际上说毛泽东更多是政治性客套,如果仔细分析、对比粟裕与朱德的战例,粟裕显然是从自己眼见的朱德军事艺术中获得了精髓,最终与林彪一样成为了由朱德熏陶出来的天才军事家,但林彪更见长于战术,粟裕更见长于战略,因此,粟裕更是中共除朱德之外最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粟裕的军事战略天才在他下决心发出“子养电”后,得到了最辉煌的表现。
粟裕“子养电”之所以是“斗胆直陈”,是因为他此时虽然已经是解放军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名震中国,但地位并不高,仅仅是陈毅的副手,且长期远离中共中央,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共军界和政治界的核心圈子,也没有卷入过相关的冲突,当时唯一牢靠的保护伞只是本就具有被边缘化倾向的陈毅,稍不小心就可能前途尽毁。而客观上的情况对粟裕几乎是极其不利的,因为,无论粟裕怎样小心翼翼地把握措辞,毕竟矛头是对着毛泽东,而且也等于否定了老资格的刘伯承,更可怕的是,随后事情的发展也使粟裕跟陈毅对立了起来,忠诚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将领对粟裕进行了指责,使粟裕基本孤立了起来,几乎处于了人生毁灭的境地,弄得粟裕不得不再三表明自己对陈毅的尊敬和忠诚。
毛泽东此时也是急于摆脱战场僵局和劣势,但对现代战术几乎没有概念的他并不能想出什么妥当的办法,依然只会想当然地搞他的“大手笔”。毛泽东再次产生了“向南”冲动,捡起了他的游击经验,想出了新的“千里跃进”,把陈毅召到陕北中共中央,决定陈、粟部分兵,组织三个纵队十万大军向南突破长江,打到长江以南去。与其说是个军事领袖不如说更是个实力派但在军事上并无天才的陈毅,与1946年6月支持毛泽东越过淮河向南到外线作战一样,对毛泽东这一“大手笔”兴奋备至,积极服从、响应,当即答应派粟裕率十万精兵于1948年秋天南渡长江。文学青年出身的陈毅赋诗道:“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五年胜利,即指毛泽东原来说的打败国民政府需要五年。粟郎,即指粟裕。既然这个行动要由粟裕执行,粟裕又在“子养电”中主张在中原打歼灭战,自然还是需要把这位南下主将当点事,因此,毛泽东亲自起草了1月27日给粟裕的电报,坚持要粟裕南渡长江,并指示粟裕按照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发明的所谓“兜圈子”战术:“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不管怎样,这总算是等于毛泽东已经承认粟裕具有了与自己进行争执的地位,是对这位歼灭张灵甫的战将予以器重了。这样,便有了一场粟裕与毛泽东之间的战略争执。
粟裕与毛泽东之间的战略争执对早日击败国民政府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而决定性的定鼎人物则是朱德。这场战略争执一开始毛泽东只是对手握重兵的粟裕表示尊重,在实质性观点上却丝毫没有余地,陈毅回去后更是督促、组织执行南下计划。华东野战军精锐的第一、四、六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占陈毅部主力三分之一,毛泽东命于5月15日后向长江以南突破,去“兜圈子”。虽然国军要在中原对解放军实施歼灭受困于兵力缺乏,但从中共来说,如果要在中原进行歼灭战,同样也处于兵力缺乏的困境,毛泽东本已经几乎毁掉了刘、邓大军,现在又要毁掉陈、粟大军了。这是一个很荒唐的决策,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被鼓吹为正确的主要理由是吸引了国军,特别是使蒋介石调动了部分预备部队从江南北上,毛泽东在中原削弱自己、增强敌人,以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又要陈、粟大军南下,“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等于再用陈、粟大军的损失否定了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颠三倒四之极。粟裕认为,如果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实际并不能将中原国军的四个主力军吸引到江南去,而自己到敌人深远后方打游击战,三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十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千里甚至上万里,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等于自己毁灭了,却又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粟裕经过再三考虑,在“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4月18日,再次决定给毛泽东发电反对。粟裕不敢绕过陈毅,陈毅很不满:“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好在陈毅是个比较宽容的人,并没有阻止粟裕。
在与粟裕的争执中,毛泽东逐步体会到了压力,粟裕虽然地位不高,但下江南只能是使用陈、粟部,而且粟裕是唯一具备能力可以担当此任的大将,粟裕本人不愿意南下,绝不是件可以忽略的事情。这不仅只是个南下的问题,更是牵涉到了全面的内战战略,到底如何,必须要朱德来参与决策了。朱德作为中共最被将领们信服的军事家,如果朱德认为应该南下,粟裕也就无话可说,如果朱德认为不应该南下,中共中央就必须重新调整南下战略。这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3月10日,在陕北的毛泽东发电报给在西柏坡的刘少奇,通知中共中央将去华北,到达后“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粟裕4月18日电后,已经到达华北的毛泽东于4月21日通知陈毅、粟裕立即到河北阜平县西柏坡“商量行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