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农历阳历表:文革纪实：震惊中外的“周总理遗言”案

1976，丙辰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会被忘却的一年。这一年，天崩地裂，伟人谢世。这一年，是十年动乱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年，孕育着新时期的到来。

在众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经被人们遗忘，这就是发生在“十里长街送总理”与“四五天安门事件”之间的，震惊中外让当权派全力追查的“伪造总理遗言”案。

    1976年1月8日，巨星陨落，在病房与病魔斗争了半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本应享有国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连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的邓小平，也在仪式结束后事实上无法进行工作。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十里长街送总理，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

2月5日，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遗嘱。“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肯定有别的指示被封锁了”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强烈地认为，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但事实上，根据各种记载，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在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遗言！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有了想法，便立刻动起了手来。23岁，如此年轻，还是一个工人，有人不免怀疑，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事实上，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但热爱文学，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并且，他炮制总理遗言还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还找来了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参考胡志明了遗言。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撒骨灰等细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骨灰撒到海里”改为“撒掉”这种简练的用法。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纪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诉他没有白死，死者会听到自己同志的声音的。"第二年他就牺牲了，多少年来，我总是想着用什么向他们汇报呢？……在这弥留之际，回顾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共产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强工作，补回失去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了。

同志们一定要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战斗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好孩子们，当好普通一兵。

传抄与追查：“遗言”引起巨大震动

当李君旭将这份“遗言”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并谎称这是抄自“某油印稿”时，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于是，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这份“总理遗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开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它借助着中国人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频繁的感情联络，借助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邮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新疆这些偏远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十多家外国及香港的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

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象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并肩而行的自行车上，人们交头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们辗转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间一谈起时局，一谈起遗言，也会像磁石一样立即引为知己。

然而，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权派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对最初的谣言，在几天之内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一共7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

以上，就是这次“总理遗言”案基本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