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误差对角线:【宋代词人列传】—史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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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达祖
史达祖（1163？～1220？），字邦卿，号梅溪。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曾为南宋权相韩侂胄亲信堂吏，韩北伐失败被诛后受到牵连，黥刑流放，死于贫困中。其词以咏物工巧著称，有《梅溪词》传世。
【双双燕】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
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
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
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
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
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
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
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古来文人和文章，都是相辅相成，人以文名，文同样也以人名。所以当作者的人品不甚高明的时候，其作品也往往为后人轻视；相反，如果读者对某人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喜爱，也会由此爱屋及乌，即使作者为人有不端之处，也会千方百计的为其开脱解释。这两种倾向说来都似乎略嫌主观，不是真正公允的立场，但既然文学是“人学”，以人论文，也不能完全算偏颇的了。南宋词坛上史达祖的身后风评，便是上面两种倾向的综合。
其实史达祖在历史上，并未曾做过什么足以或流芳、或遗臭的大事——他生平唯一能被记述的事迹，就是投身于权相韩侂胄之门，成为门下最亲信的属吏，替其起草所有的文件，身份相当于首席机要秘书。后来韩侂胄倒台，他也跟着遭受连坐，黥刑流放江汉之地。这黥刑就是面上刺字，《水浒》中犯法的好汉动辄在颜面上“文两行明晃晃的金印”，也就是这“刺配”的刑罚了。韩侂胄在《宋史》中入了“奸臣传”，陆游替他所建筑的园林写过两篇记，都被认为是平生之玷，何况史达祖是将整个前程都系在了这个奸臣之下？因此由人及词，出现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极其瞧不起史达祖的词评家们，讥他词中喜用“偷”字，足以见其品质低劣，又说他的词作“意贪”，算不上“君子之词”；而喜欢史词的人，则在推许他可与姜夔、吴文英比肩的同时，也为他在韩侂胄手下任职进行开脱，认为他侍奉韩侂胄只因其有“恢复之志”，所以那些纤佻的词作也无不含有寄托，“非止流连光景，浪作艳歌也。”（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这里首先需要先介绍一下韩侂胄的事迹：韩侂胄（？～1207年），字节夫，宋朝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为北宋名相韩琦五世孙。其母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韩侂胄以恩荫入仕，自己的侄女又嫁给了宋宁宗，所以是地地道道的外戚身份。当初孝宗退位为太上皇，因光宗皇后李氏的挑拨，父子失和，太上皇孝宗死的时候，光宗甚至拒绝执丧，这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大臣赵汝愚决意拥立皇子嘉王，是为宁宗。当时要迫光宗退位、拥立皇子必须取得宫中太皇太后支持并出面，但内外难通，作为吴太皇太后姨甥的韩侂胄担任了联络的任务，事成之后，韩侂胄遂得到亲信任用。后来他排挤走赵汝愚，将他害死在谪所，打压并禁毁程朱理学，大权独揽。因为他原本是以外戚的身份入仕，难以服人，又兼后来侄女韩皇后死了，新立的杨皇后和他有嫌隙，韩侂胄有失宠的危险，急于巩固权位，遂起心发动北伐，为自己建一场功业。这种建立在以图自固基础上的北伐战争，本来就带有投机的性质，何况韩侂胄虽然起用了一批著名的抗金官员如辛弃疾、陆游等，却均不予以实用。真正信用的，反而是缺乏能力只会夸夸其谈的将领。这场北伐的必然失败，自一开始就注定了。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由皇帝昭告全国，宣布金国罪状，下令北伐。宋军四道并进，却相继都告惨败，金兵分九路渡过淮河追击，一连攻陷十余州，再度抵达长江北岸的真州（江苏仪征），扬言造舰渡江，南宋上下震恐。此次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失败之后，韩侂胄想向金求和，对方却回答：“拿韩侂胄的人头来，才许议和。” 韩侂胄无可奈何，意欲孤注一掷，再次发动北伐，却被一向与他有仇的杨皇后勾结礼部侍郎史弥远，将他暗杀。南宋与金终于议和，签定了极其屈辱的《嘉定和议》。
韩侂胄为一己私欲发动战争，且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草率出兵，导致宋军惨败，国家元气大伤，也陷南北两地交战地于生灵涂炭之中，当时人这样参奏他：“三边兵民死于锋镝，困于转输，沦于疫疠，室庐焚荡，田业荒芜，遗骸蔽地，哭声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极？至於强敌频年签军，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类，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战，至驱签军及俘系老弱几数千人，填塞壕堑，以渡军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余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数十万生灵之命，皆侂胄一人杀之也。”话虽偏激，却不无事实成分。客观的讲，恢复中原一直是南宋爱国人士的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抗金”、“北伐”都是正确的，在不合适的条件下由不适合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本来就是一种错误。
韩侂胄身后遭到清算，连他的首级也按金方要求送往敌国，“函首传边”，这无疑是对南宋上下的又一种侮辱：韩侂胄无论对错与否，都是南宋的堂堂宰相，兵败误国固然当诛，却也不能够应敌国要求而诛杀，让金方侮辱韩侂胄的首级，其实何尝不是南宋自辱？当时即有大臣激烈反对将韩侂胄的首级送给金国，甚至愤怒的说：“韩侂胄的首级固不足惜，可是金人今日要他的首级便给，后日要我等的首级，也可以说给就给了？”时人为此事作诗曰：“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将韩侂胄比之被因主张削藩而被汉文帝冤枉诛杀的晁错，和为了荆柯刺秦成功而慨然自杀出借头颅的樊于期，似乎是过誉，但证明在当时的南宋民众之间，对韩侂胄贸然发动北伐固然不满，对使用阴谋诡计暗杀他、又忍辱屈膝向金投降的宋政府却更是愤怒。
历史上对韩侂胄的评价颇为复杂，一般正史都将他定性为“权奸”，他也的确是一个私心自用、将国家大事作为完成自己私欲工具的权臣，但他掌权的时候，一力为岳飞平反，主持削去秦桧的王爵，把谥号“忠献”改为“缪丑”，在议和占主流的宋朝廷中敢于力主北伐，这其间并不见得完全是为了私心而作秀。但是由于他毕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又加之掌权时禁毁理学，得罪许多理学名臣，所以导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生前任用的亲信部属，也随之遭到处分，开禧三年，韩侂胄被杀后，有人上言乞将韩的三名亲信史达祖、耿柽、 董如璧送大理寺根究。史达祖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贬而死，身败名裂。这使后代喜爱他作品的深为惋惜，所以为他辩护的人，不但要将他担任韩侂胄堂吏的行为解释成因北伐事业而屈身侍奉权臣的高尚举动，还要在他的词作中钩沉索隐出忧国忧民之志来。
以前面所引的史达祖的代表作《双双燕》为例，近代陈匪石《宋词举》中便如此评价：“如以寄托言，则‘红楼归晚’以下六句，讥其不思恢复宴安鸩毒之非，喻中原父老望眼欲穿之苦。曰‘看足’，曰‘应自’，曰‘便忘了’，曰‘愁损’，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居然春秋之笔。”但这种所谓的“春秋之笔”，毕竟似乎有点牵强附会，由咏燕子而说到思妇，笔法虽然巧妙，却也只是咏物词常态，便如苏轼咏杨花词中说道：“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也是由花及人一样，虽然扩展了词的内蕴，却并非有更深广更隐晦的影射含义。
史达祖《梅溪词》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就是咏物词，除了这首《双双燕》之外，另一首经典代表作是《绮罗香•春雨》：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
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
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
最妨它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
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
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
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
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
这首词咏春雨，“无一字不与题相依”而始终未明确写出一个“雨”字，但那种“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迷濛雨景、清润世界，纤毫毕现于纸上，文字又写得工丽自然，虽着意雕绘却看不出斧凿之痕，实不愧同时代也是醇雅词派宗师人物的姜夔夸他的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说他的词像“诗鬼”李贺，并不是指史达祖的词句奇特诡异，有惊心动魄的力量，而是善于利用色彩的搭配、细节的刻画，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动态的画面。比如咏燕词里：“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春雨词中：“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都是为人传诵的既形象又细腻的描写。梅溪词的佳处，就在于将寻常的事物，以细致的笔触描绘出来，给人以一种异常的惊奇感，于清秀中出瑰奇，遣辞造句，俊语联翩，其谋篇构思，都显得极为精巧用心。
要在史达祖这些精美雅致的词作里找出托寓之意，无疑是太过穿凿傅会，他不是对国事一无关心，但在一些留心国家大事的词作里，他并不借此说彼，弄什么隐约寄托的笔法，而是直抒胸臆般的有话便说，在艺术上不及这些咏物词的精致，却可以从中窥见史达祖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派遣李壁使金。史达祖随从使节北行，一路上也做有爱国思想的词篇，如《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
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
桑梓外、锄耰渐入，柳坊花陌。
双阙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
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
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
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
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
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
韩侂胄次年便大举北伐，这一年出使其实是在为刺探情报做准备，史达祖作为他的亲信属吏，自必预知其谋，这首词中也透露出对伐金战役的支持和信心，“双阙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故国宫殿眼下的残败凄凉之景，激起词人“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的恢复之志，在同时的词作里，他也写道：“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栏杆静、慵登眺。”（《龙吟曲•陪节欲行留别社友》）但如果根据这些就认为史达祖是像辛弃疾、陆游、陈亮，又或刘过、刘克庄等人一样慷慨激昂的主战派，愿意为抗金大业奔走呼吁、费心耗力，那就未免大错特错了。就是这首抒发“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示出自己尚有高远志向的词作里，他也并没有什么激切的雄心，只是充满乐观的等着“风月看升平”，全没考虑升平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当然，要求一个并不谙熟战事的文吏对这场即将发动的战争提出高瞻远瞩的看法，无疑也是过于苛责的，史达祖本人，只是一个对国事有所关注而了解不够的书生，而这一片爱国心，无论是出于真诚抑或随大流的故作高调，毕竟也是《梅溪词》中的一个亮点。
史达祖的词风以及对国事关注不够密切的程度，都略近似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同时期的姜夔。所以当时就有人拿他与这两位出名的醇雅词人相比较，认为史完全可以与二人并驾齐驱。但周、姜虽然疏远政治，却亦洁身自好，周邦彦立朝无所附丽，姜夔寄食于富贵人家却保持着自己的一份清高独立，比较起来，史达祖就未免要有所愧颜。如果要究其依附权贵的思想动机，并不能简单以“趋炎附势”、“贪恋权势”来批评斥骂之，史达祖当然不是如后世拥趸想的那样因胸怀大志才为韩侂胄工作，但投身权贵深得信用之时，他也并非全是掌握权力的惬意，而是怀有一份深切复杂的牢骚怨愤，这种情绪直白的流露于《满江红•书怀》词中：
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
还也费、区区造物，许多心力。
未暇买田清颍尾，尚须索米长安陌。
有当时、黄卷满前头，多惭德。
思往事，嗟儿剧。怜牛后，怀鸡肋。
奈棱棱虎豹，九重九隔。
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
对黄花、常待不吟诗，诗成癖。
后人的评价说道：“史达祖，南渡名士，不得进士出身。以彼文采，岂无论荐，乃甘作权相堂吏，至被弹章，不亦屈志辱身之至耶？读其‘书怀’《满江红》词，‘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亦自怨自艾者矣。”史达祖是读书人，其唯一的“正途”出身就是通过科举中进士而得官，走上仕途，他却说：“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可以看出他象姜夔、刘过一样，也是蹭蹬科场而始终不得中举者，但他却不甘如别人一样以布衣终老，作江湖游士过活，由此选择了另一条路：以自己的文采，去给权贵充当机要秘书。这在本质上，其实并不能说是“屈志辱身”的行为，同时代的词人吴文英也一样做了幕僚，在科场没有出路，就拿自己唯一的谋生技能到官宦门下换口饭吃，何错之有？何况史达祖自己也说道：“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虽然高蹈隐居不涉权门的行径是最自由无拘的，可是真实的生活，不是光维持着清高的风度就能过下去，总还得“索米长安”，养活自己和一家人，人不但要糊口，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也应该努力将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吧？
据同时人笔记记载，韩侂胄对史达祖还是极为赏识倚重的，“随即用事，言无不从”、“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但史达祖自己，却似乎对这一种受重用的生活并不是完全的满意，也许毕竟这不是正途出身，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排遣不去的自卑感，他认为这种选择是一种“儿戏”行为，似乎颇有后悔之意，“怜牛后，怀鸡肋。”更深刻的说出了他心中隐藏的不甘：都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如果通过科举入仕，可能到老也不过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无论如何爬不到权势的中心，“权炙缙绅”，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炙手可热的韩丞相的亲信，想必风头要盖过很多朝中大臣；但另一方面，不管这种生活如何风光，却总不脱“奉行文字”的侍从身份，再受宠信，也是奉主行事，哪里谈得上什么独立、自由、人格！这种风光的地位，对他来说实在是一块鸡肋，却又无法遽然抛弃，“奈棱棱虎豹，九重九隔。”权贵之门，机要秘书，哪能想来便来，想走便走？在投身相府的那一刹那，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外戚出身、口碑不好的权相紧紧绑在了一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史达祖在屈身权门的同时，并不是一味的死心塌地，而是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或许，他竟是隐约预测到自己的将来的，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而已。
作者：雨后微香
史达祖后来搞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不止是他侍奉权相，而且在得到权相宠信的同时，也似乎很有点得意忘形的味道。当时人弹劾他得到韩侂胄的重用后，在言听计从、权炙缙绅的同时，也“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当时韩侂胄手下侍从向他进呈书札，都要毕恭毕敬的用上“申”、“呈”的字样，可见史达祖仗着相国威风，也曾横行一时。他有个姓李的朋友，看见这种情景，想要告诫他，于是在他的几案上写了几行大字：“危哉邦卿！侍从申呈。”意思是说：你不过小小属吏身份，一时竟气焰嚣张到这种地步，可见你侍奉的府主已经达到权力的顶峰，自来位高者必危，万一所倚仗的冰山倒台，那么史邦卿你可是太危险了！这个朋友中肯的劝告，史达祖本人未必不清楚，但既然已经把命运绑到了韩侂胄这辆战车上，哪是想抽身退步便能成功？其实，史达祖在权炙缙绅的同时，未必没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想法，也许正是知道自己所倚仗的靠山终有一日不可靠，正是因为自己的选择使内心深处隐约懊恼悔恨，他才会这样肆意的挥霍着能用一日是一日的权力，有如小人得志一般的带着发泄的恶意？这个本来蹭蹬科场将要以白衣终老于牖下的落魄书生，在一生当中，竟能够凭着自己的一枝笔跻身政坛漩涡的最中心，凭着自己对权相的影响，举手投足都可以让许多高层官员战栗，一句话足以定人生死前程，这种快意的感觉，大约也像鸩酒一般，让人明知有毒也中辍不得。
若从词中看史达祖的性格，应当是一个细腻敏感的书生，他有张狂轻浮的一面，却亦有深情婉转的一面。我个人认为他不懂得及时退步抽身，导致最后受到韩侂胄的牵连而黥刑流放，死于困苦，一方面是已经不能轻易抽身，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他心中其实有感恩念旧的因素，韩侂胄的赏识信任，对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知遇之恩。权势的诱惑、府主的恩情、个人的意气，种种般般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他虽然见到了朋友的告诫，也只能置之不理。
史达祖是个念旧情的人，这一点从他对亡妻的恩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个人爱情与婚姻无考，但从词中知道他曾丧偶，其所作《忆瑶姬•骑省之悼也》，下半阕说道：“十年未始轻分。念此飞花，可怜柔脆销春。空余双泪眼，到旧家时郎谩染愁巾。袖止说道凌虚，一夜相思玉样人。但起来、梅发窗前，哽咽疑是君。”词题中的“骑省”指魏晋时著名美男子潘安，名岳字安仁，他当时的官职是“以太尉掾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简称为“骑省”，潘岳曾为亡妻写过《悼亡诗》，为千古名篇，所以后世一般以他作为悼亡的代表人物。史达祖这首词中，说出自己与妻子生前恩爱异常，“十年未始轻分”，然而伊人不幸早逝，只余他在孤独中以泪洗面，思念不已，唐代卢仝的诗《有所思》道：“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史达祖在极度的悲伤思念之中，也恍惚觉得窗外袭来的那一阵清香，仿佛是妻子悄然来到，一旦幻想破灭，登时泣不成声，“但起来、梅发窗前，哽咽疑是君。”让读者都不禁替他生出哀痛之情。
史达祖的悼亡名作还有《寿楼春•寻春服感念》，值得一读：
裁春衫寻芳。
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
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
谁念我，今无裳？
自少年、消磨疏狂。
但听雨挑灯，欹枕病酒，多梦睡时妆。
飞花去，良宵长。
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
最恨湘云人散，楚兰魂伤。
身是客，愁为乡。
算玉箫、犹逢韦郎。
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
《寿楼春》这个词牌是史达祖自创，因为这首词以缠绵哀怨出名，竟使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祝寿的词牌名，成为悼亡的常用调。《宋词选》称：“此词因寻春服悼逝而作，情与文一气旋转，忘其为声调所拘，转觉助其凄韵，自是名手。”写这首词的时候，可能已是在史妻去世之后的隔年春天，词人锥心泣血的深痛已渐渐平复，却始终忘不了昔年曾有的欢欣温暖，“谁念我，今无裳？”可见妻子去世之后，他便一直处于孤独当中。从词中描写的情景来看，那时还是他在韩侂胄手下受重用的时期，在外面呼喝侍从、睥睨缙绅，回到家中也是金樽玉馔，供给无乏，却再也寻不到那真诚的关心，再也不会有人带着深厚的爱意为自己缝制春衫。传奇故事里的玉箫早死，还能转世投胎与爱人再度相聚，自己却只能悲叹：“终将怨魂，何年化、连理芳枝？”（《于飞乐•鸳鸯怨曲》）史达祖大约不是一个信命的人，不然也不会在权贵门下肆意弄权而全无忌惮，到了这种死别之后，他也无法像普通那样，以命运或缘份来安慰自己。说不定，这也是他下意识的享受着“权炙缙绅”、“侍从申呈”的放肆快感的缘故之一？反正这世上已经没有自己牵挂的人，也不怕什么阴司报应、来生积福，我只要这一刻权力的麻痹，来充实自己的空虚无助？
在李姓朋友告诫过后，史达祖便“未几致黥焉”，流放到江汉一带，并在贫困之中死去。他这一生，失意过，也得志过，曾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场中风光，更多的时候，却总是一个人的怨愤与寂寞。到了半百之年，到底是“盛席华筵终散场”，带着耻辱的印记，走向最后的孤独。作于流放途中的《临江仙》词中说道：“倦客如今老矣，旧时不奈春何。”其实，昔年荣华富贵之际，他就已经是一个倦客，富贵还是贫贱，都无法改变他心底深深的疲累与空虚感。
作者：visa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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