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哪有博塔的作品:解读战争中的日本兵

阅读提示：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中早些失败的战俘也确信，轰炸并不能削弱本土前线的战斗力，“因为他们事先已被告知了”。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航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来了。然而，我们从事飞机制造业的人早预料到了，并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在每种文化传统中都有其关于战争的正统信条，有些是为西方国家所共有，尽管存在着具体的差异。像号召全力作战的鼓动方式，局部失利时重树信心的形式，牺牲和投降者所占比例的规律性，管束战俘的某些行为规则，这些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以预知的，因为它们拥有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它甚至适用于战争。

日本人违背西方战争惯例的所有方式，都是他们的人生观和对人的全部责任的看法的体现。为了对日本的文化和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已经不必理会他们背离我们的正统信条在军事上是否重要。关于他们的一切都可能很重要，因为它们提出了需要我们回答的有关日本人性格的种种问题。

日本对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解的真实前提与美国的正好相反。日本人定义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我们也不同。美国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为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国三国以非法的征服行动破坏了国际和平。被轴心国夺取政权的地方，不论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都证明他们推行的是压迫弱小民族的邪恶方针。他们践踏了“共存共荣”的国际准则，至少是违背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原则。日本认为战争另有其因。日本人认为，只要各个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日本必然要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秩序必须处于日本的领导之下，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并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国内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匪乱，创建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99.5%的日本青少年受到公立学校的教育。因此，按照日本的等级秩序原则，它就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

即使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和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场战争并非军备上的较量，而是日本人所信赖的精神与美国人所信赖的物质之间的战争。在我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还是一遍遍反复地讲在这场战争中，物质力量必将失败。这种信念在塞班、硫磺岛溃败时毫无疑问成为很方便的托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制造的托词。在日军胜利的几个月中，它一直充当进军号角的角色，而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战争口号。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在一本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当然，同其他积极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实际上也在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中，日本用于军备上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在惊人地攀升。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被用于陆海军的军备上，而有关民用的行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17%。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毫不关心。但是，军舰和大炮只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象征，犹如武士的佩刀是他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日本十分强调非物质资源，就像美国信奉强者一样。日本也像美国那样开展全民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出发点却基于其独特的前提。日本人说，精神就是一切，是不朽的。物质当然也是必需的，但却是次要的，会消失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宣传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任被完全地应用在战争的日常事务中。在他们的战争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口号：“以我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我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日本的传统口号，而并非是为这次战争而刻意制定的，他们的战争手册开头上就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四个字。他们的飞行员驾驶着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数不尽的范本之一。他们把这样的飞行队命名为“神风特攻队”。所说的“神风”，就是指神圣之风，在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日本时，神风覆灭了其船队，从而拯救了日本。

甚至在民众生活中，日本当局也照本宣科地贯彻精神胜于物质条件的理念。人们不是在工厂里工作了12小时，又被彻夜的轰炸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我们的身体越累，我们的意志和精神就越昂扬”，“我们越疲倦，训练就越有成效”。冬季人们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文化协会就在广播中要求做暖身体操，说它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更妙的是，它可以代替维持人们正常体力的食物。他们说：“当然，有人会说在目前食物匮乏的条件下，我们不应该考虑做什么体操。不！食物越是匮乏，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式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用更多的耗费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对体力的看法，总是看昨夜是否有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规律，是否感到寒冷，进而确定体力支出的多少。这与日本人恰恰相反，他们不以能量储存来计算体力，如果那样就是物质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一家广播电台曾播报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这在美国人眼里必然是一段日本人编造的荒诞奇谈。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并不嘲笑这段广播。他们相信日本听众绝对不会把这当成一个荒诞夸大的传说。首先，他们会指出一点，这个广播早已真实地突出这位大尉的壮举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可能有这种奇迹呢？灵魂是可以锻炼的。显然这位大尉是一位自我训练的大师。要是日本人都知道，“镇定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精神怎么就不能在一位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中心准则的大尉身上持续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可以通过特殊的修炼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至高无上的境界。大尉学会了这种修炼，并且收到了效果。

身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半信半疑，视其为贫穷民族的托词或是受蛊惑国家的幼稚举措。但如果我们这样，那么，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我们就更难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是通过某些禁忌、拒斥、训练牢固根植于日本人心中，并且这些信条不仅仅是孤立的怪异理念。只有当美国人认识到这些，我们才能明白，日本人在战败时承认只有精神是不够的和依靠“竹枪”来坚守阵地是幻想这些话的实际意思。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鉴定他们所承认的，即日本人的精神力量在战场上、在工厂中是不能与美国人的精神相较量的。正如战败之后他们说，在战争期间他们“陷于一味的主观性之中”。

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不只关于等级制的必要性，还有精神至高无上的原则，都对比较文化的研究者有启示作用。他们坚持不懈地谈及安全、士气，只是一种思想上的事先暗示。无论发生什么灾难，不管是平民遇到轰炸，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日本都对他们的国民说这都在预料之中，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电台继续在夸大其词，告诉日本人民他们一直处在一个局势十分明朗的世界里，这显然想让他们放下心来。“美国对吉斯卡岛的占领使日本处于美军轰炸的半径之内，但我们清楚地预料到了这种事故的发生，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在陆、海、空向我们发动联合进攻。这早在我们的计划中被考虑到了。”

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中早些失败的战俘也确信，轰炸并不能削弱本土前线的战斗力，“因为他们事先已被告知了”。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航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来了。然而，我们从事飞机制造业的人早预料到了，并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只有认为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准备十分充足，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对自己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断言，即一切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没有被任何人强加什么东西。“我们不应认为自己被动地受到了打击，而应该认为我们主动地把敌人牵制过来了。”“敌人，你想来就来吧。与其说'要来的事终于来了'，不如说'我们等待的终于来了，我们向往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议会上引用了1870年代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训说：“有两种机运，一种是我们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处于危急艰难时刻时，一个人必须去创造他自己的机会。”还有山下将军在电台里说，当美军涌入马尼拉市时，他“微笑着说，敌人已落入我怀……”“敌人在仁牙固湾登陆不久，马尼拉市即迅速陷落，唯一的可能就是这是山下将军的策略，这与将军的筹划相吻合。山下将军的军事计划正在继续推进。”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比溃败更成功了。

美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也走了极端，但是是和日本人相反的方向。美国人竭尽全力投入了这场别人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战争。我们受到了攻击，因此要给敌人一些苦头吃。任何企图使美国大众恢复信心的发言人在谈到珍珠港和巴丹岛的战事时绝对不会说：“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计划之内的。”相反，我们的代言人会说：“敌人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美国人把他们一切的生活都调节到经常对付挑战的节奏上，并随时准备接受挑战。日本人则愿意接受所有的事先都有准备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最大危险是那些未曾预料到的事情。日本人在战争中经常宣扬的另一个主题也反映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日本人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在怎样地注视着他们，因此他们必然宣扬其日本精神。美军在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本军人给他们的部队所下达的命令是这样的：日本现在已经处于“全世界”的注视之下，一定要显示出日本人的本色。日本海军官兵被告诫说，当他们遭到鱼雷攻击，被命令放弃战舰时，他们一定要以最出色的方式登上救生艇，不然的话“会被全世界的人所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行为拍摄成电影，再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影响到日本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对于这一观点的重视，也深深扎根在日本文化中。

许多了解日本，看过来自前线的报道或者日本信息的有才能的美国人，则持相反的看法。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任何的蔑视天皇或者公开攻击天皇的行为更能刺痛日本人的心灵，鞭策起日本人的士气了。他们不相信，我们攻击天皇在日本人眼里就是攻击军国主义。他们曾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谟克拉西”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军国主义声名扫地，使得军人外出到东京的大街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里，日本人仍对天皇充满狂热的尊崇。这些日本的老居民强调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的崇拜是不一样的，后者仅仅是纳粹党兴盛衰灭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阴谋的种种罪恶捆绑在一起的。

确实，日本战俘的供词印证了他们的看法。与西方军人不同的是，日本战俘以前没有受过被俘后那些可以说、那些要沉默的教育，所以，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显然是未演练过的。缺乏这种灌输当然应归因于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种状况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也没有改变，即使只在个别军团或地方部队。战俘的供词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们体现了日军观点的一个横断面。他们不是因士气低落而导致投降的士兵，否则就没有了代表性。除少数外，他们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

日本战俘中那些彻底的顽强分子，将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因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他的意愿”，是为了“让他安心”，“奉天皇之命而献身”，“天皇引导人民参战，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那些反对目前这场战争及日本未来征服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因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他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他“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直反对战争”，“他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他表示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或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他的子民陷入战争。天皇也不知道他的士兵的待遇是多么的糟糕。”这些陈述和德国战俘的不一样，德国战俘尽管也指责希特勒的将军们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但仍然将战争和备战的责任归咎于最大的煽动者--希特勒。日本战俘十分直接地表示，对皇室的崇敬和军国主义及侵略性的战争政策是分离开来的。

但是，对他们而言，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天皇是日本人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天皇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谴责。“日本人不认为天皇应该为战争负有责任。”“假如在战争中失败了，那么责任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的领导人承担，而不是天皇。”“纵然日本失败了，日本人百分之百还是会崇敬天皇。”

所有一切认为天皇高于评判的言论，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无稽之谈，因为美国人认为所有人都不能避免被怀疑和评判。但即使是在战败之后，这个观点却仍然是日本的声音。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在每一个战俘的审讯记录上记下“拒绝诽谤天皇”的文字。因为任何一个战俘都拒绝说天皇的坏话，这也包括那些与盟军合作向日本做广播宣传的人。在所有汇集到一起的战俘审讯口供里，只有三份是比较温和地表示反对天皇。其中的一份竟然说：“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傀儡”。第三份也仅仅是猜测天皇很可能会让位给他的儿子，并认为如果日本废除君主制度的话，那么年轻的日本女人就有可能获得被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的自由。

对天皇绝对的、无限制的忠诚，和对天皇以外的所有人和团体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在日本的报纸、杂志还是战俘的供词中，都有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战俘直接谴责他们本部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自己的战士同甘共苦的人。他们尤其痛恨那些坐飞机撤走，而撇下作战的部下的指挥官。他们常常赞扬某些军官而对另一些则严加谴责，并不缺乏分辨日本事物好与坏的能力。甚至日本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批评“当局”。他们要求更强大的领导力和更充分的协调能力，并指出他们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必需的东西。他们甚至抨击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一篇刊登在东京一家报纸上的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物参加的座谈记录就是绝佳的例子。其中一位发言者说：“我认为重振日本精神的方式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最近几年来，日本百姓不敢直接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他们担心会因为某些内容而受到谴责。他们充满了顾虑，只注重表面文章，变得胆小异常。如果像这样的话，日本绝对不可能发挥所有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这个话题更深入的理解是：“我几乎每晚都和选区的人座谈，就很多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因害怕而不肯发言。言论自由被否定了。这的确不是一个能唤醒人们斗志的正确方法。处于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的国民深受限制，他们像封建时期的百姓那样胆小如鼠。所以，日本能够发挥的战斗力并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对政府、最高司令部和他们的直接上司也进行了批判。他们没有无条件地承认整个等级制度的优越。但是，天皇免于批判。天皇的无上权力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这般不可动摇？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怪癖使天皇能确保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只要天皇下达了命令，日本人就会用“竹枪”誓死作战，而同样只要是天皇的命令，日本人也会顺服地接受战败和被占领？这是日本战俘在用假话误导我们吗？或者它可能就是事实。

所有关于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的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前线，也关系到日本的本土，还有一些与日本军队特别有关的态度。其中之一涉及他们战斗力的消耗。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广播电台以难以置信的震惊报道了此事，但其态度与美国完全相反。广播中说：

“授予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勋章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本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尼米兹的公报已宣布他击退了日军。……麦肯因授勋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助了两艘损坏的美国战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条小消息的重要性在于它并非虚构，而是事实。……因此，我们并不质疑麦肯因将军救了两艘军舰的真实性，但是我们想让你们关注的要点是，在美国营救了两艘破船就能得到勋章。”

这种对待伤病员的态度如果是日本人对待自己同胞的根本原则，那么在处理美国战俘的问题上也就同样重要了。以美国人的标准看来，日本人对待他们的同胞和对待我们的战俘一样，都犯有虐待罪。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作为战俘在台湾被囚禁了三年之后说：“美国战俘得到了超过日本士兵的医疗护理。战俘营里的盟军军医能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没有任何医生。在一段时间里，给日本人治疗的唯一的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升到了中士。”这位上校在一年的时间里只看到了一两次日本军医。

日本的兵员消耗理论的最极端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政策。任何西方的军队在尽了最大努力却仍然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的局面时就会向敌人投降。他们依旧自认为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会通知他们的国家，让他的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平民，或者是在他们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到耻辱。但日本人对此却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战斗到死才是光荣的。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军人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对敌人进行集体自杀式的攻击，但绝对不应该投降。即使是因为在受伤后失去知觉成了俘虏，日本军人也会觉得“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失去了名誉，对于以前的生活而言，他已经“死去了”。

当然，上述内容的命令在日本军队中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显然没有必要在前线对此进行专门教育的必要。日本军队彻底地贯彻这一准则，以至在北缅会战中日军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而在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是在被俘时已受伤或失去了知觉外，只有极少数是单独或两三人一组前来投降的。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如果阵亡者的比例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这支部队就没有不停止抵抗的。投降和战亡者的比例大概为4︰1是一个能够接受的常识。然而，日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发生在霍兰迪亚，其比例为1︰5，相对于北缅的1︰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所以，对日本人来说，那些沦为战俘的美国人，只是投降这件事就够丢脸了。他们已然是“废品”，即使没有受伤或感染上疟疾、赤痢等，也要把他们排除在“完好的人”的范围之外了。许多美国人都曾经谈论到，在战俘营里美国人如果发笑该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这又如何刺激了看守。在日本人的眼里，沦为战俘就已是莫大的耻辱，但美国人居然感受不到，这让他们简直难以忍受。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命令中，有许多是日本军官要求俘虏营的看守们也必须服从的。急行军或是乘坐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运输船转移对日本兵而言已是家常便饭。一些美国人还说，日本哨兵多次严厉要求战俘掩饰自己的违章行为，而最大的犯罪就是公开违章。在战俘营，禁止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时从外边带食物回来，但这个规定形同虚设。因为水果和蔬菜被包起来的话就是可以的，但如果被发现了，那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美国人忽视哨兵的权威。公开向权威挑战会被严厉地惩罚，即使只是一句“顶嘴的话”。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是不允许顶嘴的，在军队中顶嘴等是要重重地加以惩罚的。把这些确实存在于俘虏营中的诸多暴行和残酷行为与文化习惯结果的行为加以区别，并不是要为他们的暴行开脱。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由于日军士兵深信敌军会虐待并杀掉所有战俘，因此更强化了以投降为耻的观念。有一个在日本各地流传甚广的谣言说美军用坦克碾死了瓜岛上的俘虏。有一些日本军人有过投降的打算，但因对我军深有疑虑，处于谨慎而将我们的人杀死，而这种怀疑通常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除了死亡以外别无选择的日军士兵经常将与敌人同归于尽看作自己的骄傲，甚至在他们被俘后也经常这么干。正如某个日军战俘所说：“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拿自己点燃胜利的祭坛，如果不实现这种英雄壮举那是一种耻辱。”这种可能性使我军提高了警惕，也减少了日军投降者的人数。

“投降是可耻的”这一观点已经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脑海深处。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这与我们的战争惯例大不相同。我们的行为在他们认为同样是不可理喻的。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告知本国政府以使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会非常吃惊，并非常鄙视。一般的日本士兵想象不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他们认为美军会像日本人那样战斗到底。他们不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毫不以成为战俘为耻辱。

当然，这样的描述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战俘，有少数人是顽固不化的。而且不管怎么样，必须创造一些有利条件才可能有上述的行为产生。一些警惕点的美军指挥官不敢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帮助，甚至一些战俘营根本没有利用日军战俘提供服务的打算。但在已经接受日军战俘帮助的战俘营中，最初的怀疑必须消除，慢慢取而代之的是对日本战俘的信任。

战俘有如此180度的大转变是超乎美国人的预料的，这也与我们的信条迥然不同。但是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是选定一条道路就全力以赴，如果失败，他们就很自然的选择另一条道路。我们在战后能否利用他们这种行为方式呢？或者这仅仅是个别俘虏的特殊行为？正像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其他行为的特殊性迫使我们思索那样，它提出了日本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他们的各项制度的作用方式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思维和行动习惯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