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达尔港现状最新动态:反经(11-15)

德表十一

　　国家兴衰成败，关键在用人，而用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每个官员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怎样使用他们才能扬长避短。亦即一要知人，二要善任。

　　【经文】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欲之本同，而迁染之途异也。

　　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栽抑流宕，慎其所与，节其所偏。故《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人物志》曰：“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强毅之人，恨刚不和，不戒其强之唐突，而以顺为挠，厉其亢。是故可与立法，难与入微也]；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亢为刿，安其缓。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也]；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少忌[雄悍之人，气奋英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恇，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屈也]；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也]；强楷坚劲，用在桢杆，失在专固[凌楷之人，秉意劲持，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虚，强其专。是故可与持正，难与附众也]；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博辨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词之浮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也]；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溷浊[弘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其交之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是故可与抚众，难与厉俗也]；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眩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与变通也]；休动磊砢，业在攀跻，失在疏越[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太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是故可与进取，难与持后也]；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懦[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懦。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也]；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朴露之人，中疑实确，不戒其质之野直，而以谲为诞，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也]；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是故可以赞善，难与矫违也。”]

　　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译文】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的嗜好、欲望从本性上来讲，是相同的，只因为环境经历、教育习染各各不同，所以每个人的个性、志趣才显得千差万别。总的来说，刻苦修炼、锐意进取的人，就志向远大，奋发有为；追求物质享受、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影响的人，就意志软弱，性情浮躁。所以圣人在教导人、改造人的性情的时候，非常注意克服、抑制人的放浪任性的行为，对给予他些什么东西很慎重，对他的偏激嗜好努力加以节制。所以《左传》中有句话说：“审察人的好恶，陶冶人的性情，王者之道全在于此了。”

　　改造人性的办法，关键是一定要看清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总的原则是性格聪明爽朗的，要警惕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太清楚了；孤陋寡闻的，要警惕把无知当高明；勇猛刚强的，要警惕遇事急躁粗暴；善良温和的，要警惕对人对事优柔寡断；恬静从容的，要警惕错过时机；心胸广阔的，要警惕对任何事情都不留心观察，马虎健忘。

　　《人物志》说：“严厉正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过火、攻击别人的短处、揭发别人的阴私之类的错误[坚强刚毅的人，其性格特点是凶狠强硬，很难与人和睦相处，在为人处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于太刚强而言谈举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认为柔顺就是屈从，变本加厉地加强他的过火行为。所以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让他处理具体事务]；性情温柔随和、安静宽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对人对事下不了决心[柔弱和顺的人，遇事总是犹豫不决，处理问题抹不开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点，反而认为意气奋发太伤人，对自己的不紧不慢心安理得。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做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难让他裁决疑难问题]；英雄骠悍、精力健旺的人，优点在于肝胆照人，性情刚烈，缺点在于不太顾忌别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后果[雄健骠悍的人总是意气奋发，敢做敢当，他不警惕自己勇往直前的做法会使自己遭受挫折甚至毁灭，反而把恭顺有礼当做胆小怕事，做什么事总要把自己的精力使尽才罢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办充满艰难险阻的事，很难让他在情况恶劣的环境下，完成忍辱负重的任务]；精明能干、慎密畏怯的人，很善于恭恭敬敬、兢兢业业地完成所负的使命，但缺点是疑虑重重，患得患失[精明谨慎的人，瞻前顾后，顾忌重重，不是克服自己不敢见义勇为的弱点，反而认为敢想敢于是胡闹，结果加重了他的疑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做继业守成的工作，很难让他开创局面，树立榜样]；坚强猷劲、干劲冲天的人，他的长处在于能起骨干作用，缺点是顽固自信，刚愎自用[凌厉劲直的人百折不挠，意志坚定，他不克服自己固执己见、用情执着的缺点，反而认为明辩是非是虚无空洞的作法，结果使他变得越来越一往无前，不改初衷。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已经确立无误的执法工作，不能让他去团结群众]；善于论证辩驳、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说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处是容易流于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博学善辩的人，说话条理清楚，口才好，他不克服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很容易浮华不实、泛滥成灾的习惯，反而认为梗直是束缚人的枷锁，结果使自己放任自流。这种人可以让他去搞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不宜于让他制定法规、条约]；好善乐施、普济博爱的人，推崇造福百姓，救苦救难，缺点是容易良旁不分，当滥好人[襟怀坦白、交际广泛的人，喜欢让所有的人都宽裕融洽，他不戒备结交的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反而认为性格坚贞是脾气倔强，从而越来越扩大他胡里胡涂与人来往的范围。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做群众工作，很难让他去纠正、处置不良的社会风气]；清高耿介、廉洁奉公的人，具有艰苦节约、不为贫贱所移的优点，但是也有过分拘泥于小节、死板教条的局限[梗直倔强的人嫉恶如仇，不愿随波逐流，他不克服自己狭隘偏激、固步自封的缺点，反而认为广交朋友有辱清名，结果使他变的越来越孤僻、拘谨。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完成无损人格、气节的任务，不能让他去做灵活变通的工作]；注重行动、才能卓越的人，志在攀登高峰，超越同行，不足之处是好高骛远，根基不稳[注重行动的人羡慕那些凡事能打头领先的人，而且要立志超过他们。他不警惕自己做事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毛病，反而认为沉静就是停滞不前，一味的鼓舞他的锐气。

　　这种人可以让他开拓进取打先锋，不适于从事打基础、当后援的工作]；冷静老练、机敏周密的人，对于细微奥秘的事情很精通，缺点在于遇事迟缓怯懦[性格沉静的人，对什么是都要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他不克服自己由于冷静沉着造成的贻误良机，反而认为注重行动的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畏头畏尾说成是优点。这种人可以让他做需要多动脑子的类似参谋的工作，很难交给他雷厉风行、捷足先登的任务]；质朴坦率、一览无余的人，具有忠诚老实的品质，缺点是没有城府，容易泄密[纯朴坦白的人，心有疑惑也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他不克服自己由于性格朴实而形成的粗旷直露的缺点，反而认为讲究谋略是一种荒诞的作法，为人处事一味坦诚相见。这种人可以去完成讲求信义的任务，不能让他做保密工作]；足智多谋、胸怀韬略的人，做事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缺点是老奸巨滑，模棱两可[满腹机谋的人凡事都要审时度势，把事情做得让人人满意，他不警戒所使用的计谋是否正当，反而认为坦诚是愚蠢的表现，只推崇自己

　　的玄妙高明。这种人应当让他去做扬善积德的事情，不能让他做查处违法乱纪的工作]。

　　上面列举的这十二种人，都是有用之才，但也都有其不足和缺陷，都不是标准适度、德才兼备的人才。

　　【经文】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大”

　　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凑，中之为毅也；“智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也；“事少”者，执约以治广，处静以待躁也。

　　夫天道极即反，盈则损。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责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译文】

　　文子对合乎中庸品德的人才提出过这样一个标准，他说：“总括人才的美德，应该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个特征。”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以实现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总则；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象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象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

　　天道运行的规则永远是物极必反，盈满则亏。所以做人要想保持大聪明、大智慧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永远处于虚灵愚蒙的心理状态；要想保持多闻广见、博学明辩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觉得永远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要想保持武勇刚毅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永远处在有所敬畏的状态；要想保持富贵显赫，广有天下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享有的物质永远有所节制，局限在最小限度内；要想兼济天下，恩泽苍生，就必须保持谦让恭顺的美德。这五条原则，就是从前贤明的君王所以能守卫天下的秘诀。

　　【经文】

　　《传》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做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

　　《玉铃经》曰：“夫以明示者浅，有过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佞远忠者亡，信谗弃贤者昏，私人以官者浮，女谒公行者乱，群下外恩者沦，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为人择官者失，决于不仁者险，阴谋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调。”

　　此自理之大体也。

　　[孙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译文】

　　《左传》中有言道：“不首先制造混乱，不因富贵荣耀侮辱人，不依仗靠山有权有势胡作非为，不违背已经达成共识的协议，不傲慢无礼、目中无人，不持才自傲，逞能欺人，不报复恼恨自己的人，不道德的不去谋取，不仁义的不去触及。”这九句话，就是古人赖以立身的原则。

　　《玉铃经》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本事动不动显示出来，只能证明这个人很浅薄；有了过错自己还不知道，只能证明他智商低；执迷不悟、不知悔改的，注定要被淘汰；出言不逊、招人怨恨的，大祸就要临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大家肯定要抛弃他；文过饰非、挖空心思掩盖过失的，定要灭亡；表面愤怒但没有威摄力量的，将会受到侵犯；好纠集团伙、欺辱别人的，必定遭殃；杀害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他的处境就危险了；对自己敬重的人污辱慢待，将会带来凶险；与别人相处而貌合神离、阳奉阴违的，最后将被孤立；亲信奸诈的人，疏远忠实的朋友，这种人必然灭亡；听信谗言、抛弃贤良的，这只能使自己处于昏庸无知、不明是非的状态；暗地里封官许愿的，他的寿命不会长久；让女子去拜见官员、办理公事的，必然要出现淫乱；当宫的部下暗中施惠于人的，就快倒霉了；用欺凌部下的办法邀功请赏的，到头来自己要下台；有名无实、假报功绩的，经济实力将会被逐渐耗损；肥了自己，克扣下属的，最终要被唾弃；给别人带来微薄的好处就希望人家重重报答的，到头来还是落空；奖赏有成绩的人时忘掉了最下层的也应受奖，以后人家就不会为你出力；使用的人不正派，是很危险的；为了安排一个人而设立官位头衔的，将会失败；让不仁不义的人出谋划策，是非常危险的；密谋的事情泄露，肯定要失败；向人民征收得多，用之于民的少，这将导致民生调蔽。”凡此种种，都是自我修养提高时必须警觉的大道理！

　　[荀子说：“能说会做的是国宝；不会说会做的是国家的人才；会说不做的是国家的工具；说的好听做的丑恶的；是国家的妖逆。”]

　　【经文】

　　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

　　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济弥远。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

　　[尸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戳矣。]

　　【译文】

　　所以，综合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傅玄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立德的根本没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而后才能身正，身正而后才能让左右的人正，左右正而后才朝廷正，朝廷正而后才国家正，国家正而后才天下正。反过来说，天下不正要从国家建设做起，国家不正要整顿朝纲，朝廷不正要整顿文武百官，左右不正，当皇帝的就要从加强自身修养做起，自身不正要从修心做起。修养的对象越切近，所带来的影响、效果越久远。大禹、成汤能责备自己，所以才国家兴旺，显得生气勃勃。”这就是“正心”的意义。

　　[尸佼说：“心是身体的君主，天子把自己当作心，把天下当作身体，心不正，天下就遭殃了。诸侯把国家当作身体，把自己当作心，心不正，国家就要灭亡了。平民百姓的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不正确，自身也就难保了。”]

理乱十二

　　一个国家处在混乱、危亡的时期，都会有些什么现象发生呢？又怎样才能得到治理呢？或者说还能不能治理呢？读了本篇，你就会明白。

　　【经文】

　　失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

　　何谓“六主”？

　　荀悦曰；“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议曰：王主者，谓天姿地德]；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议曰：治主者，谓抑情割欲]；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议曰：存主者，谓拘法守律]；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的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故王主能致兴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国；衰主遭无难则庶几能全，有难则殆；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译文】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

　　东汉末史学家苟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元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

　　[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有难就危险了；“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经文】

　　何谓“九风”？

　　君臣亲而有礼，百察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理国之风”也[尹文子曰：“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也]。

　　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强宗，衰国也”]。

　　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上多欲，下多瑞，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欲行，乱国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议曰：夫晋家尚于浮虚，所以败也。此之谓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叔向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尹文子曰：

　　“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息，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廪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

　　文子曰：“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邀于未也；有余，非多财，节欲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人鲜而费多也。”]

　　（原文似有误，上列共“八风”，与九之数不合。——译注）

　　【译文】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尹文子说：“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下，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国家仍可坚如盘石，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

　　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

　　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宠幸大臣，大臣只爱君王，国家的法律废弛，人欲横流，这是乱国的表现”]。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

　　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叔向说：

　　“大臣只想着奉禄，就是不进忠言，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活，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这是最大的隐患]。

　　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欢心，当大官的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

　　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老婆怎么说就怎么办，国家的法律不执行，而是各搞各的，这是“亡国之风”——

　　国家灭亡的象征。

　　[尹文子说：“国家贫困衰弱，私人出现了富户大家；国王的权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表志；农事活动适时，粮食储存厚实，军队精锐，疆土治理得很好，这是强国的特征。”

　　文子说：“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象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好象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象匾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象过剩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热闹不是人丁多，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而是因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

　　【经文】

　　何谓“四乱”？

　　管子曰：“年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犹在也，恃君不乱，失君必乱矣；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存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矣。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也。]

　　【译文】

　　什么是“四乱”呢？

　　管仲说：“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这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这是宗乱；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乱；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这是众乱。”

　　[所以说：“确立谁为天子时，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分封王侯的时候，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立正妻的时候，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的时候，不能让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要争斗，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还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大臣们有所畏惧，还不敢乱来。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另外，大臣疑忌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有不危害家庭的。”]

　　【经文】

　　何谓“四危”？

　　又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

　　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

　　[管子曰：“理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理。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乱。三器者何也？日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曰亲也，宾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人。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铱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人。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人，则人君无以自定也。]

　　【译文】

　　什么是“四危”呢？

　　管仲又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三是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这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法策、法规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虽然不用多少宣传口号，大势所趋，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乱。”

　　[管仲说：“治国有三种武器，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武器，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战胜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武器，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武器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宾师（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赏的人。三种武器有什么功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威摄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效命。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羔，虽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网，虽然没有功也可以发财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有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当国王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武器。]

　　【经文】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免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

　　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辟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数变法也。”]

　　【译文】

　　因此可以说，体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体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即使手忙脚乱，也不会治理好。尧舜垂拱，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其体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因为其体制就是致乱的格局。

　　商鞅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是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只治理具备治理体制的国家，不治理其体制就是动乱根源的国家。圣人为人民群众制定法律，一定要让老百姓对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根本体制为基础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而后颁布命令，天下就会实现大治。

　　[《左传）说：“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

　　杜预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

　　【经文】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子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译文】

　　结论：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兔的规矩，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断决——做为君王的辅相，古住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

反经十三

　　是非、善恶在特定的时空内，是有标准的。然而，时空越大，其标准就越模糊。大到整个宇宙，长到几万年，就无是非，无善恶了，因为整个时空只有一个最高的法则——阴阳反正。可是有限的人生总想永远处在最佳状态，即所谓“人不要老，钱不要少”。这里就告诉你一个秘诀：“欲穷不得、欲达不衰、欲贵不贱”的奥妙。

　　【经文】

　　[议曰：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而用失其宜，反以为害。

　　故著“反经”一章以明之也。]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译文】

　　[在讨论治国之道时，人们历来认为仁义、赏罚是治国的总纲，是基本国策。然而，如果仁义、赏罚的方法使用不当，反而于国于民有害。因此特别撰写了“反经”这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听说夏、商、周三个朝代之所以消亡，并不是因为三代的法规制度过时了，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这证明所谓法制，亦即前代圣君的主张、路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会凭空得以贯彻实行。所以战国时的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政治措施，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仁爱这种政治主张，本来是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出偏心来，鼓励了某些人的私欲。这就是仁爱的流弊。

　　《礼记》中讲过：从原则上讲，给某一家的奖励、优待不应该普及于全国。

　　在国家机关服务的人，做官当领导，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处。

　　孔子说：“做皇帝的爱天下老百姓，各地诸侯爱自己境内的老百姓，各各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爱人家的人。”所以要有这样一种规范，目的就在于反对私人恩惠的出现。由此可知，作为一个贤明的国王，特别憎恶那种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行为。]

　　【经文】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忘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之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译文】

　　节义这种品操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结果成了某些人哗众取宠、背弃大节的借民走向了节义的反面。[牺牲性命以殉国难，面对国之存亡与生死抉择而志不可夺，这才是真正的大义。假如象赵国宰相虞卿那样，宰相不做，偷偷逃离赵王，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或者象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那样，偷了国家的兵符，假借国王的命令出动三军，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们却都背弃了国家利益。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成全了，但是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大节却废弃了，所以赵国隐士毛公责备魏元忌说：“这样做，对赵国虽然有功，对魏国却有害无益。”

　　举凡这一类事情，都不过是为了私人情义给自己贴金罢了。]

　　【经文】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情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札，躬化为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情慢也。]

　　【译文】

　　礼仪规矩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但是懒惰和散漫也会同时产生，结果走向了“礼”的反面。[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文帝说：“繁文缛节的礼仪，矫柔虚假的形象，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处，以身作则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郭嘉曾经对曹操讲过：“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不象曹公你这样直截了当，本色自然，这就从道义上胜过了他啊！”这就说明，遵守繁琐的礼节到了让人叫苦不跌的地步，真正做到就很难了，于是人们只好逃避、偷懒。]

　　【经文】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者，乱代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译文】

　　文学艺术，本来是陶治性情，柔和心灵的好东西，但是也会叫人淫佚放浪。[这就是乐的流弊。论述音乐的《乐记》指出：“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是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所以严安说：“美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淫佚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就会滑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了，就会出现荒淫；文明礼尚太过分了，只图形式华丽的东西就泛滥了；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假冒伪劣的货色就会多起来。‘伪、彩、淫、泰’这些反面的东西，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

　　【经文】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日：“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

　　【译文】

　　名位等级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对身份的高低有个明确的划分，但是骄慢、篡夺的野心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这就是等级制度的负作用。人们议论说：古代官位不同，待遇级别也不同，所以德高望重的人制定出明确的有关地位、待遇的制度，以便使尊卑上下有序，对乘什么车，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为的是表彰有德行的人。然而当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车辇那么威风后，就感叹道：“大丈夫就应当这样！”项羽更直截了当地起了“吾当取而代之！”的念头。所以老子说：“礼仪这个东西，是因为忠信观念淡薄了才制定的，但也是倡导叛乱的开始。”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经文】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

　　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此乖分也。”]

　　【译文】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已，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大好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的负作用。《道德经》早就讲过，法令越多越明确，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也说过：“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显而易见的，然而法令以外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辩别衡量了。”又说：“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乖分’的意思。”]

　　【经文】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反刑也]；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译文】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摄，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刑的反作用。]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为了争功邀赏，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出许多鄙俗的事情。[这就是赏的反作用。]

　　【经文】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

　　及其衰也，为好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

　　《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家，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

　　【译文】

　　老子的学生文子说：“古代有大本领的人创造出文字来，为的是指导民众，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起来，使聪明的人学识渊博。

　　可是事与愿违，等到文化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识的人却变得更坏了，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为非作歹、作奸犯料的工具；为有罪的人辩护，冤杀无辜的人。”[这就是文字、学问的反作用。

　　文子又说：“看耍笔杆子的那些人的行径，就知道他们并不懂安邦治国的本事，就象习惯于行军打仗的并不懂整个国家的施政方略一样。”

　　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读书人都是在盗墓贼，只不过他们偷的不是财物，而是文化罢了。有一回一个大知识分子带小知识分子去盗墓，大的问小的：‘天快亮了，你挖的怎么样，有些什么东西？’小的说：‘死人已经挖到了，还没有脱下他的衣服。他口中有一颗宝珠。’大知识分子一听说死人口中有宝珠，就说：“一定要把这宝珠挖出来。

　　《诗经》上说：绿油油的麦子，生长在山坡上，熟了以后给人吃。坟墓里的这家伙生前吝啬的很，一肚子学问不告诉人，死了还含在嘴里不说。快把它拿出来！不过，小子，你可得小心，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再按住他下巴上的胡须，用椎子敲他的两颊，慢慢撬开他的牙关，千万别损坏了宝珠！’”

　　从这个故事的寓意不难看出，文化知识实是招引盗贼的财富。]

　　【经文】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反囿也。

　　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圃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楚灵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夫先王之为台树也，树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事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闻其以匮乏也。”]

　　【译文】

　　至于国家建筑林园，那是为了使祖宗的灵位有个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祠。

　　平时则可以搞军事训练，以防意外变故。到了国力鼎盛的时候，林园便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驰骋犬军来打猎的场所，结果劳民伤财，贻误农时。[建筑林园便成了违背本意的事情。孟子讲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而老百姓以为很小，就问盂子这是怎么回事。孟子说：

　　“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与民同乐，与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你也要抓起来以杀人罪论处，所以老百姓议论你修这么大的花园太奢侈了，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楚灵王修了章华台，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祖先搞大型建筑，修亭台楼阁，是为了训练三军，观察气象。

　　国家搞这样的建筑，要遵循四个原则，一不侵占老百姓的耕地；二不影响国家的财政；三不因用工而影响公家和私人的正常业务；四不在农忙时期动工。

　　所以国家的大型建筑，是让国家和人民得到好处，这样的建筑，就不会使国家出现财政匮乏的问题。”]

　　【经文】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年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反贤也。

　　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

　　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

　　“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

　　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译文】

　　崇尚、重用人才的政策，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教育，人人都奉公守法，从善如流，有道德有觉悟的人从事领导工作，有才能有经验的人管理各行各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丰富了，给全社会带来幸福样和，举国上下就会感怀这种政治的恩德。到了这种政治被败坏以后，好人和坏人往往要结为同党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趋炎赴势，狼狈为奸，各自推举圈子里的人，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苦心经营小集团的势力，内外勾结把私党里的人安插到各个领导岗位上。最后，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凶利用，操纵权柄，窃国篡权，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或被冤杀，或被迫退隐。[尚贤政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鉴于此，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你如果完全听任社会一般人的推荐，社会上说张三是圣人，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为真，那就坏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说好说坏都没个准，老百姓有时很盲从，他们所说的圣人，也许是个奸雄，因为社会关系多，众人把他塑造成圣人的样子；他们所说的天才，也许是个骗子，私党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样子。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低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于是结成死党，蒙蔽群众的人就会利用时机，打击、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贤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出以公心，按职务、按国事的需要提拨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选拨优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说得好：把私营山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人就会被蒙蔽；争名于朝、夺利于市就会伤天害理，出卖朋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要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破坏领导者的形象，丧失威信。]

　　【经文】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盅女从欲。——[反貌也。

　　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译文】

　　《韩诗外传》说：“古代的士大夫在贵、富、勇、智、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本来应该爱护别人，爱护朋友，行侠仗义，通情达理，实际上恰恰相反，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一阔脸就变，变的不近情理，不行仁义，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贫贱时的品德不变，那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所以古人另有一种说法：发了财后能让别人也发财的，想穷也穷不了；当了官后能让别人也当官的，想下也下不来；交了好运后能让别人也交好运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的梅福把这一哲理总结为：“成就别人的实质上是成就自己，挡别人路的最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家道富裕以后，本应周济贫困，扶危急难，可是有的富贵之家，不但不帮助穷人，投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广积功德，反而骄侈淫侠，挥霍无度，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家业凋零的下场。[这就是说，财富会走向它的反面。]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骠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这样，勇武就走向了反面，于社会有害了。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让，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做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说苑》说：“君子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小人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干坏事。”]

　　容貌姣美，风度翩翩的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树立形象、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外交之类的地方，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去行淫纵欲，[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使这五种优势走向反面，那就丧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种原本美好的素质。]

　　【经文】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拢，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

　　“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

　　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有，所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译文】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国人就会被弄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生出变故，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明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骚扰不安，为了逃避骚扰，大家就要迁移，不再安居原地了，这样容易发生动乱。”[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姜太公还说：

　　“一有贡献就奖赏，动不动奖赏，容易诱发不满足的心理，不满足就滋长怨恨，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这就是明赏的反作用。贤明的国王统治管理一个国家，不大去注意臣民爱好什么，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讨厌什么；不大去注意为什么要来归顺他，而更注意为什么要离开他。这样做就能使所有的人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地过日子。真能做到人人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

　　晋朝的名臣刘颂说：“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为什么要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呢？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缺点，偶然的遗忘、疏忽，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不应当将这类过错划人违纪犯法之列而统统绳之以法，否则的话，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这样做的结果，看上去是求治，实际上是制造动乱。”]

　　【经文】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莫得专君焉。]

　　【译文】

　　齐国的名相晏婴说：一个好的臣子，固然应对上司忠心，然而忠心的过分了，就变成专权，那就不是忠了；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人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这是针对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醋劲太大不能容纳别人，很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过分了，也会引起反掸。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香花毒草，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东西南北，不遗一隅。一国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丑，平等对待。战国时的法家、韩国的申不害说过：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揽大权，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权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国。有鉴于此，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专权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就象车轮上的根根辐条一样，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就样就不会发生一人专权的现象了。]

　　【经文】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

　　“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逮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

　　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阀，不可征伐。”]

　　【译文】

　　韩非子说：“读书人舞文弄墨，常常扰乱国家的法令；认为力气大，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蛮勇解决问题，也是对国家法令的破坏。”[“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说法。曹操则说：“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或是单纯依靠文化，都要灭亡。”吴国的夫差，鲁国的偃王，就是“恃文者亡”的明证。吴起说：“上古时候的穷桑氏（即承桑氏）

　　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要文化，结果也亡国。高明的帝王吸取这个教训，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加强国防军事建设，因此敌人不敢侵犯，民众文明安定，国王从容谦恭，供奉为国牺牲的烈士，激励人民学习英勇尚武的精神而不伤害仁爱文明的修养。”《素书》（即《铃经》）说：“有文化素养又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或经过战火考验又有文化素养的人，才可以匡扶君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文武兼备的人才能做大将，否则不可委以军事重任，让其率军征伐。”

　　【经文】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

　　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札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译文】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父母亲非常感激，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愉快接受后，跑来向孔子讲述。孔子说：“子路做得对，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救了人有酬劳嘛！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子贡很有钱，养有奴隶，奴隶的亲人向子贡提出要赎人回去。[按照鲁国的法律，向奴隶主赎人，是要交赎金的。]但是子贡放了人却没要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收赎金，以后谁还敢赎人？”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因为他认为：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倡导了好的社会风气，这是劝人为善。子贡因自己有钱就不收人家的赎金，显得很谦让大方，影响别的做奴隶主的都不敢释放奴隶了（得不到好处嘛）。家中有做奴隶的也不敢去赎人了。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在该廉洁的地方讲廉洁是应该的，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眩耀自己的廉洁，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汉朝爱提意见的匡衡说：“孔子曾慨叹说：有谁能以礼让治国呢？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例子呢？可见以礼治国是很不容易的。孔子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是全社会的神经中枢，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吏们彼此很讲礼貌，谦虚宽厚，影响到下面，就不会彼此争斗不已；中央的人好善乐施，下面就不会粗暴犯上；中央的人高风亮节，下面的风气也会跟着好转；中央宽容温和，施惠于民，下面的人彼此之间就有爱心。这四种好的社会风气，都不是靠国家领导人威严的命令形成的，而是以中央政府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全社会形成的。”道理何在？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一对话就吵的脸红脖子粗，影响到下面，就发展成打架斗欧了；中央的人如果独断专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寸步不让了；中央的官员如果争名夺利，下面就要祸国殃民了；中央的官员如果唯利是图，下面就要盗窃成风了。这就是说，社会风气的好坏，根源在中央。]

　　【经文】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义[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忠也。

　　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黜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译文】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臣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却出了不少忠臣，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引来。]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

　　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臣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尽忠，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汉朝的名臣、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还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乱，赵高指鹿为马，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

　　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可说是忠了，可是这忠的结果，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最后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忠又有什么好处呢？]

　　【经文】

　　庄子曰：“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扃鐍。

　　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译文】

　　庄子说：做小偷、扒手一类的盗贼，或是溜门撬锁，或是从别人的口袋里、皮包里偷东西，为了预防这些小偷，人们有了财宝，总是小心翼翼地放在保险柜、珠宝箱里，外面还要层层捆扎，加上大锁，生怕不牢固。这种防盗的做法，历来所世俗的人们当做是聪明智慧的表现。可是如果一旦汪洋大盗来了，把皮箱、保险柜连锅端走，这时大盗唯恐你捆得不紧，锁得不牢呢。

　　这样看来，以前被认为有脑子的人，不正是在为强盗储蓄、保管财富吗？

　　[这就是智慧的反掸。所以孙子兵法说：“敌人装备的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只要把敌人打垮了，把装备拿过来，就成了敌人在为我们装备。”]

　　【经文】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束褥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有乎盗贱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独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贱之身乎？——[反圣法也。

　　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勿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屡贱踊贵，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译文】

　　至于那些被称为圣人的，能说没有不为大盗储蓄、保管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吗？肯定是有的。怎么知道呢？田成子弑齐君盗其国就是一例。

　　从前，齐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城镇相连，人口众多，一派繁荣景象。市场上摆满了生猛海鲜，田野上人欢马叫，方圆二千余里，举国上下，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哪一样不是依照他们的开国圣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等到后来窃国大盗田成子一出来，杀了齐简公，偷窃了齐国，田成子所到手的，又岂只是一个齐国，而且把齐国几百年间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偷过来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子是窃国大盗，但他一旦权势到手，就象尧舜一样，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国际上一样恭维他，一样承认他，到底还传了十二代。由此看来，田成子不但偷了齐国，而且偷了姜太公开创的圣明的政治制度，这些权势、法规又反过来保护了这个大强盗。[这就是好的政治制度的反作用。

　　从前晋国大夫叔向问齐国的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怎么样？晏子说：现在已经是没落的时代，我也不知道了。齐国终究要属于陈氏家族的。齐国遗弃了人民大众，人民都投到陈家的怀抱中去了。就拿计量这件事来说吧，齐国的计量办法，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一，进到一釜的时候，十釜才是一钟。陈家居然自己设立计量标准，不用四级而用三级，每级加一倍，进到一钟，量就大得多了。他以私自定的计量标准大斗借贷，以公家的标准小斗收进，结果老百姓的财富都送到他那里去了。

　　他家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也不比海里的少了。老百姓出三分力，两分归公，一分用以养家糊口，可是归公的东西都是伪劣残次，负责公务的三老，穷到不得温饱的地步。国内所有市场上的东西，普通的鞋子，穷人买不起就大削价，但是高级衣料，富人抢着要，价钱高的吓人。整个国家给弄得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穷苦人大多数贫病交加，可是到处听到关于陈家抚慰穷苦百姓的宣传。人心都被陈家骗去了，老百姓爱戴陈家象爱父母一样，象江河归大海一样归附了陈家。整个齐国想不被陈家收买，怎么可能呢。齐国的灾祸，是难以避免的了。]

　　【经文】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来之有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论曰：“董卓以虓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译文】

　　强盗问他的头目盗跖：“当强盗也有道吗？”强盗头子说：“当然有啊！

　　天下什么事能离得了道呢？当强盗的学问大着呢！首先是‘妄意’——估计某处有多少财宝，值不值得动手，要计算得准确周到，——圣也；动手的时候，别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要有勇于牺牲精神的，——勇也；得手之后，别人先撒退，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承当，——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偷盗，什么时候去才能成功，这是需要智慧的，——智也；东西抢到以后，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仁也。仁义智勇圣，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后汉末年，汉献帝在位的时候，董卓到中央政府做官，在他图谋篡位之前，礼先下士，很会捧敬当时的知名学者如蔡邕等人。撰写《后汉书》的范晔在总结董卓篡权的历史教训时写道：“董卓这人本性野蛮残暴，有如虎狼，碰上汉朝末年政权剥落崩塌的局面，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伦理道德被他践踏，纲常制度被他破坏，毁坏分裂了中央政权。象董卓这样开人胸膛，剁人手足，残酷得吃人不吐骨头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但是就是这样坏透了的人，对于知名度高的文人学者，还懂得故意表演礼先下土那一套，以便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侵凌篡夺东汉政权，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杀人如麻，他很懂盗窃之道，很懂怎样去偷盗别人的东西。”

　　【经文】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

　　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译文】

　　从董卓这类人对有文化学识的人都知道笼络利用看来，仁义礼智信这些原则，好人要想成功，需要用来做依据；坏人要想成功，也不能违反这些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所以好人用这些原则做好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利益少，坏人用这些原则做坏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灾祸就多了。

　　这就是仁义的反作用。

　　我们再举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邵这个地方做行政长官，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手里，季氏想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运河。这对老百姓来说，太苛刻了。

　　而这条运河正好在子路管辖的行政区内，为了鼓励民工干活，子路就掏自己的腰包，还把家里的粮食弄来做饭给大家吃，以补工程费用的不足。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的饭倒掉，把锅灶、饭碗毁掉。

　　子路大发脾气，跑回去找孔子吵架：“你天天教导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了，你又叫子贡来捣乱，是不是嫉妒我们呀？”孔子说：“子路，你好胡涂啊中国的文化伦理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当皇帝的人说他们爱普天下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作是自己的；当诸侯的说他们爱境内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地当作是自己的；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超过了各自的范围干预别人的事，虽然你一片好心，也不得好报，因为你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到长安朝见汉武帝，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规矩，很得体，很有礼貌。汉武帝看到以后，场面上装出赞许的样子，内心却很不高兴，于是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根据地不过才七十里大，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造反时的领地大多了。好好干吧！”

　　献王听了这几句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去以后，沉缅酒色，一天到晚喝的烂醉如泥，表示胸无大志，以此告诉汉武帝：这一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我不过是个酒色之徒，哪能跟汤武、文王相比？

　　由子路和献王这两个故事看来，要行仁义、表爱心，普遍地帮助别人，爱部下，爱集体，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不但行不通，而且会招惹祸患。所以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然是智；恰如其分地做事，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晓得自己的本分，都要适可而止，才可以说是成熟了。”由这个道理看来，前面所说的强盗虽然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他是错误的，因为他不守本分。]

　　【经文】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汧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汧澼絖，则其所用之异。]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译文】

　　综上所述，孔孟所标榜的仁义礼乐也罢，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也罢，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并没有向哪些人隐瞒，向哪些人显露。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仁义道德因是圣明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因是昏乱时代，仁义道德就故意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在于每个时代的领袖人物怎样去运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一治一乱，全在于人。

　　[荀子说：“古代羿的思想政策并没有遗失，只不过羿在中年就死了，没有继续下去；大禹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

　　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主义、法规，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这本书里讲的一则寓言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宋国的一家人，有一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靠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为生。有人路经这里，听说这家人有此秘方，提出用一百两金子买他们的秘方。客人买到手后，就去南方游说吴王。吴越地处海疆，守卫国土，主要靠海军。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

　　到了冬天，吴越两国发生了海战，吴国的水兵涂了他的不皲之药，不怕冷，不生冻疮，结果打败了越国，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割地封候。同样一个不生冻疮、不皲手的药方，有的人用来封候拜将，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

　　由此看来，同样一个东西，人的聪明才智不同，用法不同，效果就有天地之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是有没有，而在于用与不用和会用不会用。会用，就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不会用，就只有世代倒霉了。

　　【按语】

　　古今中外，不要说已成历史遗迹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无法统计，就是作为国家的政体又有多少类型呢？氏族公社、奴隶制姑且不说，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就有民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制、联邦制、邦联制、多党制、一党制..虽然可以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也呈逐级进步的状态，如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后者总比前者文明、进步。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都不能说是最完美的。不仅如此，任何一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要逐渐暴露其弊端，直到最后走向反面。这就是《反经》一书主体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反经》一书的整个着眼点也全在这个“反”字上，因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坏。归纳起来，有阴就一定有阳，有阳一定有阴。阴与阳在哪里？当阴盛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涵在阴的当中；当阳盛的时候，阴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阳的里面。我们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有种子因素在好的里面了。譬如一个人春风得意，得意就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去了；当一个人失败时，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未来新的成功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其次所谓“反”，是指任何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的变化，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就是我们拟定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个法规来，针对目前的毛病，是绝对的好。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以后，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第一等人晓得要变了，把握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在那里骂变，其实早已经事过境迁了，他是被时代遗弃了。反经的原则就在这里。

是非十四

　　本章从唐以前经史典籍中撷取、列举的这53 对正反命题，看上去水火不容，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作者仿佛在这里为我们组办了一次现场直播的辩论比赛，参赛的双方都是自充舜至隋唐的名流大家、帝王将相。唇枪舌箭，雄辩滔滔，既热闹非凡，又益人心智，不可不看。

　　【经文】

　　夫损益殊途，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何以明之？

　　[是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非曰：]《语》曰：“士见危授命。”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是曰：]管子曰：“疑令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语曰：“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

　　[非曰：]《吕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固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杜怒曰：“夫奸臣贼子，自古及今，未尝不有。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

　　为比肩。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

　　[是曰：]孔子曰：“恶讦恶以为直。”

　　[非曰：]管子曰：“恶隐恶以为仁者。”魏曹羲曰：“夫世人所谓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保明同奸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盖闾阎之臼谈。

　　所以收爱憎之相谤，非笃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议也。世士不料其数而系其言，故善恶不分，乱实由之，朋友雷同，败必从焉。谈论以当实为情，不以过难为贵；相知以等分为交，不以雷同为固。是以达者存其义，不察于文，识其心，不求于言。”

　　【译文】

　　废除和增加是变革法令制度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而仁义和礼乐是推行政治统治的两种不同的方针。有的人崇尚用权力谋略来治理国家，有的人推崇用道德教化来安定百姓。因此，前代众多思想家、史学家和典籍中留下的方方面面的理论观念，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出一正一反的论述。如何来说明这一现象呢？下面就试以正反对照的方法来一一列举之。

　　[正方：]《诗经·大雅》说：“既能明了善恶，又能辨别是非，才能确保安全。”《周易》说：“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反方：]《论语》说：“有教养的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

　　又说：“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害仁的。”

　　[正方：]管子说：“如果现实生活使人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读读历史。”古语说：“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灭亡的国家执行同样的政治路线，是不可不亡国的。”

　　[反方：]《吕氏春秋》说：“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所有人吃东西，荒谬呀；见有人因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禁止天下的人都不乘船，荒谬呀；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所有的军队，荒谬呀。”三国时魏国的名臣杜恕说：“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百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千里遇上一个人，就认为是并肩同行，并以此作为举荐人材的戒条，这就如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饿死的人就多了。”

　　[正方：]孔子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阴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反方：]管子说：“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说：“世人所说的替别人掩盖恶行、宏扬善举，是君子最高的行为准则；保护、宣传共同的爱好，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

　　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胡说罢了。其目的在于把爱憎相同的人互相诋毁对方当作有共同语言。所以这类集中起来的街谈巷议根本就不是诚实公正的真理。世上的读书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乱往往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的随声附和，这样一来，失败的种子就必定会从中萌发。

　　当然，对任何事情，不管是发表看法，还是评论得失，都要以求实的精神为准则，大可不必相互苛求，相互指责。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不欺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达明志的人，只要大的原则一致，并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言语的一致。

　　【经文】

　　[是曰：]《赵绝书》曰：“炫女不贞，炫士不信。”

　　[非曰：]《汉书》曰：“大行不细谨，大礼不让辞。”

　　[是曰：]黄石公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

　　[非曰：]司马错曰：“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人；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后王业随之。”

　　[是曰：]《传》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语》曰：“礼义之不僭，何恤乎人言？”

　　[非曰：]语曰：“积毁销金，积谗磨骨，众羽溺舟，群轻拆轴。”

　　[是曰：]孔子曰：“君子不器，圣人智周万物。”

　　[非曰：]列子曰：“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载形，圣职教化。”

　　[是曰：]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非曰：]孔子曰：“晋重耳之霸心也，生于曹卫；越句践之有霸心也，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覆身而尝逸者，则志不广。”

　　[是曰：]韩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现，故以镜观面；智疑于自知，故以道正己。”

　　[非曰：]老子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是曰：]唐且曰：“专诸怀锥刀而天下皆谓之勇，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称美。”

　　[非曰：]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具，则见者皆走；易之以玄緆，则行者皆止。由是观之，则玄緆色之助也。姣者辞之，则色厌矣。”

　　【译文】

　　[正方：]《越绝书》说“卖弄姿色的女子不贞洁，夸耀自我的士子不守信。”

　　[反方：]《汉书》说：“成大事的人不必拘泥小节，行大礼的人无须小心谦让。”

　　[正方：]黄石公说：“土地贪图得太多，种不过来就会荒芜。追求仁德广施于天下，国家才会强大。保护好自己拥有的东西，能使人安分守己，贪图别人有的东西，就会发生残暴的行为。残暴的政治统治，虽然能成功一时，但终究会失败。”

　　[反方：]战国时秦国大将司马错说：“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扩充领土；要想军队强大，必须使人民富有；要想称王统治天下，必须推行德政。这三个条件具备了，才能成就王业。”

　　[正方：]《左传》说：“只要心里纯洁无邪，又何必担忧没有归宿呢？”

　　《论语》说：“只要礼义上不出差错，又何必害怕别人说三道四呢？”

　　[反方：]古语说：“诽谤不实之词太多了，金子也会被熔化。诬谄不实之词太多了，能把人的骨头磨垮。羽毛数量多了，也能把船压沉。轻的东西多了，同样能把车轴压断。”

　　[正方：]孔子说：“一般的读书人，不象器皿一样，什么东西都能装下；也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而圣人运用智慧却可以应付万事万物。”

　　[反方：]列子说：“天地不是万能的，圣人也不是无所不知，世间的万事万物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天的职能是普育众生，地的职能是承载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育民众。”

　　[正方：]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反方：]同时孔子又说：“晋国公子重耳有称霸的雄心，是在曹国和卫国流亡时遇到不公正的礼遇和污辱后才萌发的；越国国王勾践有称霸的雄心，是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被吴王夫差打败后萌生的。所以居在屈辱的地位而不忧患的人，说明他没志气。身在困厄中反而得过且过、苟且偷安的人，说明他心胸不广。”

　　[正方：]韩非子说：“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于是发明了镜子；智慧达到怀疑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时候，才会用真理来反省、修正自己。”

　　[反方：]老子说：“善于借助别人的听觉来听、别人的视觉来看才是真正的聪明，能自己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正方：]战国时魏人唐且说：“吴国的刺客专诸怀里藏着锥刀刺杀吴王僚，天下的人都赞许他勇敢；越国的美女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的人仍然称赞西施漂亮。”

　　[反方：]慎子说：“毛嫱、西施，是天下最美丽的女子，假如让她们穿上兽皮做的衣服，人们见了也会吓得跑开；假如让她们换上好看的细麻布衣服，过路的人都会停下来欣赏。由此看来，美丽则是好衣服衬托的结果。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也会姿色大减。”

　　【经文】

　　[是曰：]项梁曰：“先起者制服于人，后起者受制于人。”《军志》曰：

　　“先人有夺人之心。”

　　[非曰：]史佚有言曰：“无始祸。”又曰：“始祸者死。”语曰：“不为祸始，不为福先。”

　　[是曰：]慎子曰：“夫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及至南面而王，而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物，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非曰：]贾子曰：“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耳，而民必胜之矣。故纣自谓天王也，而桀自谓天父也，已灭之后，民亦骂之也。由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

　　[是曰：]汉景帝时，辕固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人，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非曰：]黄生曰：“冠虽蔽，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固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是曰：]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赏则人不足，人不足则怨长。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恶。”

　　[非曰：]文子曰：“罚无度则戮而无威，赏无度则费而无恩。”故诸葛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是曰：]文子曰：“人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国家多难；人君好色，而国家昏乱。”

　　[非曰]秦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以远思虚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

　　【译文】

　　[正方：]秦末的将领项梁说：“先下手的制服别人，后下手的被别人制服。”兵书上说：“先下手的人有夺取人心的优势。”

　　[反方：]周朝史官史佚曾经说：“不要首先去闯祸，否则必死无疑。”

　　古语说：“不要做带头闯祸的人，也不要做带头享福的人。”

　　[正方：]慎子说：“贤能的人屈从于缺德少才之辈，是因为权力太小。

　　缺德少才者能甘心服从于有德才的人，是因为后者的地位尊贵。唐尧是一介平民的时候，连他的邻居都指使不动，等到他做了帝王，就能做到令必行，禁必止。由此看来，贤德不能服人，而权势却能使贤人屈从。”

　　[反方：]西汉政论家贾谊说：“从古到今，与老百姓结仇的帝王，他的灭亡迟早会到来，而老百姓必定会胜利。尽管商纣自称天王，夏桀自称天父，灭亡之后，老百姓照样骂。由此看来，权势不是最让人尊崇的，头衔也不是最光荣的条件。”

　　[正方：]从前辕固与黄生曾在汉景帝刘启面前争论。黄生说：“成汤和武王是通过杀害夏桀和商纣得到王位的。”辕固说：“不对。桀纣荒淫无道，才使民心归顺了汤武。汤武顺应民心而讨伐桀纣，老百姓反戈而击，纷纷投入汤武的怀抱，汤武受臣民拥戴，不得已而为王，这难道不是受天命而称王又是什么呢？”

　　[反方：]黄生说：“再破旧的帽子也是戴在头上，再新的鞋子也是穿在脚下。为什么呢？因为万事万物都有个上下之分。桀纣虽无道，但毕竟是国君，汤武虽英明，毕竟是臣子。国君有过失，做臣子的不去劝谏纠正使之尊荣，反而趁机讨伐并取而代之，这不是谋杀又是什么？”

　　[正方：]姜太公说：“惩罚严明，就会使人畏惧，畏惧就会发生变故；奖赏分明，就会诱发人的贪心，贪心得不到满足就会怨恨。所以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让人看出他喜好什么，厌恶什么。”

　　[反方：]文子说：“惩罚没有尺度，杀人再多也没有震慑作用；奖赏没有分寸，花费再多也不领情。”所以诸葛亮说：“用法律树立威严，执法严明，人们就会知恩图报；用爵位鼓励有功劳的人，区分级别，人们才会感到荣耀。”

　　[正方：]文子说：“人民对待统治者的教化，不是跟着他的号令跑，而是上行下效。所以人君好勇，国就逞强斗狠，社会就多灾多难；人君好色、国人就淫乱腐化。”

　　[反方：]秦王说：“我听说楚国的刀剑锐利无比，但歌舞音乐却很差劲。

　　这说明楚国的兵士英勇，君臣的图谋久远。用长远的谋略来驾御英勇的兵士，我担心楚国是在打我们秦国的主意呀。”

　　【经文】

　　[是曰：]墨子曰：“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

　　[非曰：]曹子建曰：“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主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气之类，皆愿德申其志，是以明君贤臣屈己申人。”

　　[是曰：]《传》曰：“人心不同，其犹面也。”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兰芷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有六英之发，而墨子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非曰：]语曰：“以心度心，间不容针。”孔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曰：]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非曰：]古语曰：“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

　　[是曰：]语曰：“忠无不报。”

　　[非曰：]《左传》曰：“乱代则谗胜直。”

　　[是曰：]韩子曰：“凡人之大体，取舍同则相是，取舍异则相非也。”

　　《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

　　[非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语曰：“一楼不两雄，一泉无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妒。”故曰：“同美相妒，同贵相害，同利相忌。”

　　[是曰：]韩子曰：“释法术而以心理，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忘善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而万不失矣。”

　　[非曰：]《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远贯坚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诚也。故驽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杜怒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

　　【译文】

　　[正方：]墨子说：“国君即使很贤明，也不喜欢没有建立功勋的大臣；父亲即使很慈祥，也不喜欢没用的儿子。”

　　[反方：]曹植说：“宽恕有罪的人，严格要求有功的人，才是贤明的君主；可怜愚笨的儿子，也喜欢聪明的儿子，才是仁慈的父亲。”《三略》说：

　　“胸怀大志的人，都希望能有一展宏图的机会，因此，明君和贤臣都能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为他们创造发展的机会。”

　　[正方：]《左传》说：“人心之不同，有如人的面孔。”曹植说：“人各有所好。象兰芒荪蕙的芳香，人人都喜欢，可是海边的渔夫，偏偏爱闻鱼腥味；《咸池》、《六英》这样的乐曲，人人都爱听，然而墨子却否定它们。

　　怎么能够让天下人都喜好相同的东西呢？”

　　[反方：]古语说：“将心比心，人们就会融洽无间。”孔子说：“恕是什么意思呢？恕就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

　　[正方：]管子说：“物资丰富，人民才知道讲究文明；丰衣足食，人民才懂得荣誉和廉耻。”

　　[反方：]古语说：“人一旦成了权贵之后，虽然事先并不想骄傲，但骄傲会不请自到；人一旦发财之后，虽然事先并不想奢侈，但奢侈会不请自到。”

　　[正方：]古语说：“忠诚没有不得到酬报的。”

　　[反方：]《左传》说：“生逢乱世，谗言诽谤、邪恶奸诈就会压到忠诚正直。”

　　[正方：]韩非子说：“人大体说来，凡是取舍相同，观点一致，就能互相认可；取舍不同，观点矛盾，就往往互相排斥。”《周易》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向潮湿的洼处流，火向干燥的东西跑，云跟着龙涌动，风伴着虎咆哮。”

　　[反方：]可是《周易》又说：“二个女子生活在一起，志向也不会相同。”

　　古语说：“一个窝容不下两个雄性动物，一眼泉水容不下两条蛟龙。”又说：

　　“人之常情往往是相同才相妒。”所以说：“两个人同样美就会相互嫉妒，同样尊贵就会彼此谋害，同样得利就会相互忌恨。”

　　[正方：]韩非子说：“让众人各依自己的主观想法去解释法术，即使尧舜再世也不可能让全国的看法统一；舍弃圆规和直尺，忘记标准的度量，即使奚仲这样有名的工匠也造不出一个车轮。可是如果让一个只有中等才具的国君墨守法规治国，让拙笨的工匠用圆规和直尺造车轮，都会万无一失地成功。”

　　[反方：]《淮南子》说：“箭头之所以能射往远处并穿透坚硬的目标，是因为它借助了弓弩的力量，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射中目标并使之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的心念。奖善罚恶，这是政令的职能，而政令之所以能得以贯彻执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精诚。所以，弓弩虽然强大有力，没有人的参与，也不可能单独射中目标；政令虽然严明，没有人的参与，也不可能自行生效。”杜恕说：“世上有犯上作乱的人，但没有杂乱无序的法律。

　　假如法律单靠某一个人就能贯彻执行，那么唐尧和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和契，商王和周王也不需要伊尹和吕尚的辅佐了。”

　　【经文】

　　[是曰：]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办，不可以应敌。《左传》曰：

　　“豫奋不虞，古之善政。”

　　[非曰：]《左传》曰：“士■谓晋候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春秋外传》曰：“周景王将铸钱。单穆公曰：

　　‘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人。夫备预，有来至而设之[修国备也。预备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后救之[若救火、疗疾，量资币之属]，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后各有宜，不相入]。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谓人未有患，轻而重之，离人，召匮财，是以召灾也。]

　　周固赢国也，天未厌祸焉，而又离人以佐灾，无乃不可乎！’”

　　[是曰：]《左传》曰：“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

　　[非曰：]晋楚遇于鄢。范文子不欲战，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齐、秦、狄]，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骄而亢，则忧患生]。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是曰：]《三略》曰：“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恩施而附于下。”

　　[非曰：]陶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欲使其少子装黄金千镒往视之。

　　其长男固请，乃使行。楚杀其弟。朱公曰：“吾固知必杀其弟。是长与我俱见苦为生之难，故重其财。如少弟生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其财所从来，固轻弃之。今长者果杀其弟，事理然也，无足悲。”

　　[是曰：]《语》曰：“禄薄者不可与入乱，赏轻者不可与入难。”慎子曰：“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

　　[非曰：]田单将攻狄，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篑，立而杖插，为士卒倡。此所以破燕。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奉，西有蒉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后果然。

　　【译文】

　　[正方：]事先没有充分准备，就不可能应付突发事件；军队不预先武装起来，不可以应战。《左传》说：“上古时代好的政府，都善于防患于未然。”

　　[反方：]《左传》说：“晋国大夫士■对晋侯说：‘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一定随着到来；没有兵患而筑城，国内一旦有动乱，内敌必然据此顽抗。’”《春秋外传》（即《国语》）记载：“周景王打算铸造钱币。

　　单穆公说：‘不可以。在古代，天灾降临时，政府才根据灾情增加货币发行量，权衡轻重，用以救灾。储备货币，有时是在灾祸还未出现就铸造好了储备起来（增加货币储备，预防不测，是为做到居安思危）；有时是等到灾祸已经发生，然后根据需求量铸造，投入救灾（如救火、防治疾病等，就是这样）。不能把这两种情况下的货币铸造混为一谈（二者有先有后，不能混淆）。

　　可以预先储备却不去做，这就叫懈怠；可以事后进行筹备而提前做了的，这叫招灾（意思是说在民众还没有遭受灾害时，就把救灾工作放在第一位，会使民众产生离心力，从而引起国家资财的匮乏，因此带来双重的灾难）。周本来是弱国，老天降灾没有穷尽，现在又要使老百姓离心离德来加重灾祸，恐怕不行吧？’”

　　[正方：]《左传》引用了古人这样一句话：“一旦放过了敌人，就会造成数代人的祸患。”

　　[反方：]晋军和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相遇。范文子不想作战，便说：“我们的先君急于作战，是有原因的。秦、狄、齐、楚都很强大，不全力拼搏，子孙将会被削弱。现在齐、秦和狄这三个强敌已经降服，我们的敌人只剩下楚国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内患又无外患。我们不是圣人，外部一安定，内部必然要产生隐患（太高傲，太强硬，必然会有祸患发生）。

　　我们何不放走楚国，把它作为转移内部矛盾的外患呢？”

　　[正方：]《三略》说：“不要让仁义的人管理资财，因为他会过多向老百姓施舍，从而收买人心。”

　　[反方：]范蠡次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范蠡本想让小儿子带上一千镒黄金去楚国营救二子，可是长子坚决要去救他弟弟，范蠡只好答应。长子到了楚国后，不但没有救出他弟弟，反而连金子都没有花出去。最后楚国还是把他弟弟给处决了。范蠡说：“我事先就知道他会坑害二子的，因为他与我一起经历过生活的磨难，太看重钱财了，舍不得花。我所以想让小儿子去，是因为他一生下来就见我如此富有，乘好车，驾骏马，驰骋捕猎，好不威风，怎么会知道钱财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要是去了楚国，一定仗义疏财，流水花钱，救出他哥哥的。如今大儿子事情没办成，弟弟果然给杀了，人情事理就是这样，也不值得为之悲伤。”

　　[正方：]《论语》说：“不能让薪水少的人去发生暴乱的地方办事，也不能让赏赐不厚的去完成艰巨的任务。”慎子说：“古代帝王不起用不肯接受俸禄的人，对于俸禄不优厚的人，也不用他处理艰难繁杂事务。”

　　[反方：]田单将攻打狄人，去拜见鲁仲子。仲子说：“将军这次去攻打狄人是不可能胜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将军在即墨，坐下编筐，站起铲土，以身作则，带动士兵，所以才打败了燕国。而现在将军东有掖邑的封地，西有赋税供你玩乐，黄金腰带横挂，高车大马驰骋在淄渑之间，只想享受人生的欢乐，却没有拼死的决心。所以说你不会取胜。”后来果如其言。

　　【经文】

　　[是曰：]语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非曰：]语曰：“交接广而信衰于友，爵禄厚而忠衰于君。”

　　[是曰：]《春秋后语》曰：“楚春申君使孙子为宰。客有说春申君曰：

　　‘汤以毫，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贤人也，而君藉之百里之势，臣窃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

　　[非曰：]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其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贤人也，君何为辞之？”春申君又曰：“善。”复使人请孙子。”

　　[是曰：]韩宣王谓摎留曰：“吾两欲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对曰：

　　“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简公用田成、阚止而简公弑，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其党；其力寡者，叉藉于外权。

　　或内树其党，以擅主命；或外为势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危矣。”又曰：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儒不善。季文子为衍说魏王曰：“不独不见夫服牛骖骥乎？不可百步。令王以衍为可使将，固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之道。牛马俱死而不成其功，则王之国伤矣。愿王察之。”

　　[非曰：]傅子曰：“天地王神，不能同道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捡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致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鼎釜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为水火者灵矣。

　　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耶？”《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

　　【译文】

　　[正方：]古语说：“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糖之妻不下堂。”

　　[反方：]古语又说：“一个人交往太广泛，对朋友的信用就会逐断丧失；拿的薪水太优厚，对国君的忠诚就会逐渐衰退。”

　　[正方：]《春秋后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国的春申君让孙子当邑宰。

　　他的门客中有人劝他说：“成汤以毫为根据地，周武王以镐为根据地，方圆都没有超过一百里，可是后来都得了天下。孙子是个很贤明的人，你把方圆一百里地方给他管理，我私下为你担心，你这样做很危险啊！”春申君说：

　　“说得对。”于是派人辞退了孙子。孙子离开楚国去了赵国，赵王任命他为上卿。

　　[反方：]过了不久，另一个门客却对春申君说：“从前，伊尹离开夏国去殷商任职，结果殷有天下而夏灭亡；管仲离鲁去齐，结果鲁国因此衰弱而齐国称霸。可见贤明的人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国君在国际上就受尊重，那个国家也因此而光荣。孙子这样贤明的人，你为什么要辞退他呢？”春申君又说：“说得对。”于是又派人把孙子请了回来。

　　[正方：]韩宣王问摎留：“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你说可以吗？”

　　摎留回答说：“不可以。从前晋国由于同时重用六卿，因而导致国家分裂；齐简公同时重用田成子和阚止，结果自己被杀；魏王同时重用犀首和张仪，西河外的领土全部丧失。现在你要是同时重用了这两人，那么两人之中，势力大的必然会在国内培植私党；势力小的必定要借助敌国的势力来支持他。

　　许多大臣，有的会在内树立党羽，以国王的名义号令臣民；有的则会与别的国家私下结交，以便分裂国土。这样一来，你的国家就危险了。”

　　摎留还对他说：“公孙衍当魏国大将的时候，和宰相田儒关系不好。季文子替公孙衍高魏王说情：‘大王你没见过把牛和马套在一起拉车的情形吗？

　　牛和马同驾一车就连百步也走不了。现在大王把任公孙衍为大将，本应放手使用他，可你偏要听从宰相田儒的计策，这就和用牛驾辕用马拉车的道理一样。牛和马都累死了，事情也办不成。这样使用人才，国家就会遭受损失。

　　希望大王明察。”

　　[反方：]傅玄说：“天和地最神妙了，但是不能通过同样的规律生育万物；圣人是最英明的，但也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去管理普天下的百姓。所以殊途同归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律；因地制宜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共同原则。只要懂得这一道理，即使有互不相容甚至彼此相害的事物，也不防碍从大局上统筹治理。比如说吧，水与火在本质是互灭的，可是善用水和火的人，把炊具放在水与火之间，用火来煮水做饭，使水与火各尽其用，这样做，还怕水火互相伤害吗？天底下的事物当中水和火是最奇妙的东西，只要善于运用它们，根本用不着担心它们会互相危害，用不着忧虑它们不能各尽其用。”《周易》说：“天高地卑，形象不同，可是它们化育万物的功能是相同的；男女的体质不同，可是彼此的情志可以沟通；万事万物的形体、性质各各不同，可它们恰恰是以异相从的。”

　　【经文】

　　[是曰：]陈登为吕布说曹公曰：“养吕布，譬如养虎，常须饱其肉，不饱则噬人。”

　　[非曰：]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养鹰，饥则为人用，饱则扬去。”

　　[是曰：]刘备来奔曹公，曹公以之为豫州牧。或谓曹公曰：“备有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公以问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召俊杰，犹惧其未来也。今备有英雄之名，以穷归已而害之，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曹公曰：“善！”

　　[非曰：]傅子称：郭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志而甚得众心，关候、张飞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以嘉观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曹公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

　　【译文】

　　[正方：]汉末，广陵太守陈登为吕布游说曹操：“大将吕布如同一头老虎，需要天大给它吃饱肉，哪一天吃不饱就要吃人了。”

　　[反方：]曹操说：“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以养老鹰为例来说吧，饿了才能为人所用，吃饱了便会振翅高飞。”

　　[正方：]三国时刘备来投奔曹操，曹操任命刘备为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胸怀大志，现在不早点儿除掉他，必为后患。”曹操就此事向谋臣郭嘉请教。郭嘉说：”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你现在起兵的目的，是为百姓铲除残暴的邪恶势力，以真诚和信誉来号召天下豪杰帮助你建功立业，如果杀了刘备，就怕把所有想来投奔你人才都吓跑了。现在刘备已有英雄之名，因为走投无路才来投靠你，假如在这种情况下谋害他，就要背上谋害贤能的罪名，那么有智谋有才能的人就会怀疑自己找错了对象，就会掉头去重新选择主人，到那时你和谁去平定天下呢？因害怕一人成为后患而除掉他，结果使普天下的人才都失望，值此安危之际，你不能不考虑其利弊得失。”

　　曹操说：“讲得好！”

　　[反方：]傅玄在讲到这段历史掌故时，内容却与此正好相反。他说郭嘉对曹操说：“刘备有雄才大略而且很得人心，关羽和张飞两位大将，都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都甘愿为他尽忠效命。依我看，刘备的谋略不可测度。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代之患。’应当尽快把他杀了。”可是曹操当时正在招揽天下英雄，一心想让天下人相信他是最讲信义的，所以没有听郭嘉的话。

　　【经文】

　　[是曰：]《家语》曰：子路问孔子曰：“请释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东夷慕诸夏之礼，有女而寡，为内私婚，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矣。仓吾娆取妻而美，让与其兄。让则让矣，然非礼让之让也。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为是乎？”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书》云：“事弗师古，以克永代，匪说攸闻。”

　　[非曰：]赵武灵王欲胡服，人子成不悦。灵王曰：“夫服者所以使国，礼者所以使事。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临越之人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易而礼易。是以圣人谋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谋可以便其礼，不法其故。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离教，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迩之服，贤圣莫能同。穷乡多异俗，曲学多殊辩。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恶变服之名，以忘效事之实，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

　　[是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非曰：]孟子曰：“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译文】

　　[正方：]《孔子家语》记载说：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如果抛弃古人的伦理道德，只凭我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去行动，可以吗？”孔子说：“不可以。从前东方没有教化的人仰慕华夏的礼仪制度，有的女子成了寡妇之后，为她暗中招个夫婿，但是终身不让改嫁。不改嫁是不改嫁了，可是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贞节的真正含义。仓吾这个地方有位叫娆的人娶了个妻子十分美丽，就把妻子让给了他哥哥。让是让了，可是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礼义的谦让。现在你想抛开古人的伦理规范，只按你自己的心愿做事，焉知你不是想把自己错误的当作正确的推行呢？”

　　古语说：“改变古人的礼义，搅乱代代相传的常规，不是死就是亡。”

　　《尚书》说：“行事不师法古人，而想使国家能世代相传，从来没有听说过。”

　　[反方：]赵武灵王想改穿胡人服饰，他叔父公子成对此很不高兴。赵王说：“衣服穿戴，是为了生活方便，有利于国家；礼仪法规，是为了办事方便。圣人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因地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礼仪法规，所以才会给人民带来利益，使国家富裕强大。剪发文身，衣襟向左开，这是越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染黑牙齿，在额头上涂梁花纹，用河豚的皮粗劣地缝制帽子，这是吴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所以说礼仪服饰虽然不同，但为方便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使用的东西自然也两样，事情在变化，礼尚自然也要变化。因此圣人只追求能使国家便利的总体策略，而绝不会在贯彻使用时固定不变；只追求怎样使其礼仪法规执行起来更方便，绝不会食古不化。老师可以是同一个人，但学生可以来自生活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地方。

　　中原地区的国家尚且可以礼仪制度相同，而文化习俗不同，更何况是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人民呢？所以舍弃还是保留，即使是智者也不能强求；远近服饰的差异，圣贤也不能统一。穷乡僻壤的民情风俗大多千奇百怪，邪辟玄妙的学说大多不同凡响，雄辩谲异。现在叔父所谈的是一般的习俗，我所说的，是想造成一种新的习俗。叔父讨厌改变服装的样式，可是却忘了有利于办事效果这一事实。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啊！”赵武灵王的一席话说服了公了成，于是他也穿起了胡服。

　　[正方：]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

　　[反方：]孟子说：“天的法则是遵循它就会成就大事，改变就会脆弱消亡。所谓遵循天道，就是遵循人的情志。”

　　【经文】

　　[是曰：]李寻曰：“夫以喜怒赏诛，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设上农夫欲今冬田，虽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于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人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桴鼓之相应也。”

　　[非曰：]太公谓武王曰：“天无益于兵胜，而众将所居者九。自法令不行而任侵诛；无德厚而用日月之数；不顺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无智虑而候氛气；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归过于时；敌人怯弱不敢击而信龟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以决胜败。故明将不法。”司马迁曰：“阴阳之家，使人拘而多忌。”

　　范晔曰：“阴阳之道，其弊也巫。”

　　【译文】

　　[正方：]李寻说：“假如只凭一时高兴还是恼怒，而不是根据形势来奖赏或是惩罚，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和仁爱，也不能使天下和平安宁。谈论历史，必须是对现实有所裨益，才算得上善于论古；谈论天道，必须是对人事有所启迪，才算得上是懂天意。假如一个高明的农夫突发奇想，要在严冬季节耕种田地，即使他光着膀子精耕，汗流满面地播种，也不会长出庄稼。这倒不是没有用心，而是违背了节令。”《周易》说：“该停止的时候就停止，该行动的时候就行动，一静一动都不失时机，前途才会光明。”《尚书》上说：

　　“只因为我们崇敬天道，所以上天才赐予我们时间。所以古代的帝王尊重天地和阴阳的变化，遵守四季节气，再用良好的政治去顺应它，因此祥和之气马上就能到来，这就象用鼓槌敲鼓，击之即应一样。”

　　[反方：]姜太公对武王说：“上天对战争胜负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战争胜利的因素，将领所起的作用占九成。军法、号令执行不下去，反而随意杀戮无辜；不以厚德待人。而是一味依赖阴阳术数；不根据敌军实力强弱，而是寄希望于天命；不靠智谋取胜，而是依据天象决定行动；不是鼓舞士气，而是希望上天赐福；不了解地形却埋怨天时不利；敌军畏怯，却不敢英勇进击，而是观看龟策占卜是凶是吉；士卒不勇敢不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拜祭鬼神；由于埋伏不巧妙因而让敌人轻易溜掉，凡是种种，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一切天地鬼神，看不见，听不到，是不能决定胜败的，所以英明的将领从不师法。”司马迁说：“阴阳家容易使人束手束脚，瞻前顾后，多所忌讳。”

　　范晔说：“阴阳法术的弊端是装神弄鬼。”

　　【经文】

　　[是曰：]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其怀邪，智益为害。”

　　[非曰：]夫人主莫不爱已也。莫知已者，不足爱也。故桓子曰：“捕猛兽者，不令美人举手；钓巨鱼者，不使稚子轻预。非不亲也，力不堪也。奈何万乘之主，而不择人哉？故曰：夫犬之为猛，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

　　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爱其主，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急者，智不足也。

　　[是曰：]语曰：“巧诈不如拙诚。”

　　[非曰：]晋惠帝为太子，和峤谏武帝曰：“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从，后惠帝果败。

　　[是曰：]《左传》曰：“孔子叹子产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而不为功。慎辞也哉！’”《论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非曰：]汉文帝登虎圈，美啬夫口辨，拜为上林令。张释之前曰：“陛下以绛候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又问曰：“东阳候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口辨，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影响，举错之间，不可不审。”帝乃止。

　　【译文】

　　[正方：]西汉人翼奉说：“治国之道的要害在于了解下属的邪正。人若诚实正派，即使有点愚笨也可以任用。若心术不正，越聪明反而越会坏事。”

　　[反方：]凡是人主没有不爱自己的。那些不了解自己的人，不值得爱。

　　所以桓玄说：“捕猛兽的事，不能让美人去干；钓大鱼的事，不能让小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他们能力有限不能胜任。何况是一国之君，哪能不择人而用呢？拿猛犬来说吧，其所以厉害，是因为它，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有非常情况便狂吠不已。它对主人的服务，可以说自觉到极点了吧？

　　然而能不能说这样就很好了呢？从前宋国有家卖酒的，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他家养的狗太厉害的缘故。那只狗只知道爱它的主人，却不知为主人考虑顾客因怕它不也来卖酒，酒放酸卖不出去会使主人生活困难的问题。这是因为狗的智力有限。所以说，做国王的不能用低能的人。”

　　[正方：]古语说：“做人乖巧狡诈不如笨拙诚实。”

　　[反方：]晋惠帝被立为太子时，中书令和峤向晋武帝进谏说：“皇太子虽然仁信纯朴，但现在世道险恶，他不具备君王的素质，恐怕将来无法应付险恶的局面，继承不了陛下的基业。”晋武帝不听，后来晋惠帝果然使国家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正方：]《左传》有载：孔子曾赞叹子产说：“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可是只有讲究文彩才能充分表述他的想法。话都说不好，谁能够知晓他的思想呢？说话而没有文彩，就不会传播到遥远的地方。晋国能作为霸主，使郑国能主动到晋国去议事，要不是子产能言善辩，文采蜚然，是不可能的。如何讲好话，可得认真对待啊！”《论语》上说：“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主持政事，不能胜任；派他出使各国，又不能使用漂亮的言词对答。读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反方：]汉文帝到上林苑的虎圈去看虎，对管理虎圈的人的口才很赏识，要提拔他为负责上林苑的长官，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认为绛候周勃这人如何？”文帝说：“是位长者。”又问：“东阳候张相如如何？”文帝又说：

　　“也是位长者。”张释之说：“这两位长者说话，经常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哪象这位一张口就喋喋不休，能说会道呢？陛下知道，秦朝所任的刀笔吏，争相比赛看谁办事更快捷、对人更苛刻，然而他们的弊病，就是只有空头文章而没有真诚地同情人的心肠。因此做国君的就很难听到自己的过失。这种坏风气一直延续到了秦二世，氯个国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今陛下仅仅因这个管虎圈的小官吏口齿灵利就破格提拨，为臣恐怕天下会从此追随这种风气，争逞口舌之能，而没有实际行动。况且下边受上边的影响，会比阳光和声音传播得还要快，陛下的这种举动，不可不慎重考虑啊！”于是文帝取消了他的打算。

　　【经文】

　　[是曰：]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珠，其合德一也。相如虽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非曰：]扬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以讽帝。帝反漂漂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类徘优，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

　　【译文】

　　[正方：]太史公说：“《春秋》的笔法，是从史实中推论出它所隐含的意义，而《周易》是要以隐晦幽微的神秘中来推求明显可见的人事表现，《诗·大雅》所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文彩浮华、铺排夸张，然而他的目标还是想归结到节约俭朴上来，这与《诗经》的讽谏用意有什么不同呢？”

　　[反方：]扬雄认为，赋的作用就是用于讽谏。赋一定要按类铺排，用最华丽的辞藻，采用宏大富丽的形式，使人不能再往上增加什么内容。可是，虽然它的目的在于正面引导，规劝讽谏，然而看完之后，人们却把它的主题都忘了。从前汉武帝好神仙之事，司马相如就献上《大人赋》来讽谏皇帝。

　　汉武帝读罢，反而飘飘然仰慕神仙的欲望更强烈了。由此看来，赋这种文学形式根本起不到规劝的作用。赋很象是滑稽剧，会被正确的法度淘汰。贤人君子的言论，才是诗赋的正统。

　　【经文】

　　[是曰：]《淮南子》曰：“东海之鱼名鲽，比目而行；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更候；南方有鸟，名曰鹣，比翼而飞。夫鸟兽鱼鲽，犹知假力，而况万乘之主乎？独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岂不痛哉？”

　　[非曰：]狐卷子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兄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况君之欲治，亦须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是曰：]孔子曰：“不患无位，患已不立。”

　　[非曰：]孔子厄于陈蔡，子路愠，见曰：“昔闻诸夫子，积善者，天报以福。今夫子积义怀仁久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来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耶？则伯夷、叔齐为不饿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耶？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耶？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耶？则伍子骨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译文】

　　[正方：]《淮南子》说：“东海有一种鱼叫鲽，总是双双并排而游；北方有一种兽叫娄，总是轮流地一个捕食，一个在旁守候；南方有一种鸟叫鹣，永远比翼双飞。连这些鸟兽鱼类，都知道互相扶助，更何况万乘之主呢？假如万乘之主不懂得借助天下英雄豪杰的力量，并与他们同心协力来治理天下，这岂不令人痛心？”

　　[反方：]狐卷子说：“父亲再没有比尧更贤明的了，然而他的儿子丹未却被流放；兄长再没有比周公贤明的了，然而他的两个弟弟管和蔡却被杀戮；臣子再没有比成汤和武王更贤明的了，然而夏桀和纣王却遭到他们的讨伐。

　　何况当皇帝要想治理天下，就必须从身边的人开始推行他的统治路线，这样一来，哪个又是能靠得住的呢？”

　　[正方：]孔子说：“别担心自己没有地位，就怕自己品行不端正，立不起来。”

　　[反方：]孔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子路很不高兴，去见孔子说：“从前老是听先生说，为人只要多做好事，上天一定会用幸福来报答你。仁义道德的事先生已经做了好久了，影响深远，天下闻名，今天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境地呢？”孔子回答说：“子路，这你就不明白了。来，让我来告诉你。你以为仁义的人都必定会有人相信吗？如果真是这样，伯夷和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了；你以为智慧的人就部会被任用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被纣王剖心验证了；你认为忠实的人都会得到回报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夏桀的忠臣关龙逢就不会被斩首了；你以为是忠告就一定会有人听吗？如果真是这样，伍子胥就不会被吴王杀害了。因此说，贤者能不能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是个时间问题；贤明不贤明，是个人的才能问题。学识渊博又有深谋远虑的君子，因没有机遇而被终生埋没的太多了，何止我孔丘一人呢？”

　　【经文】

　　[是曰：]神农形悴，唐尧瘦癯，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墨翟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

　　[非曰：]李斯以书对秦二世云：“申子曰：‘有天下者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尧舜然，故谓之‘桎’也。夫以人徇已，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

　　夫尧禹以身徇天下，谓之‘桎’者，不亦宜乎？”

　　【译文】

　　[正方：]神农面容憔悴，唐尧瘦弱不堪，虞舜皮肤黝黑，禹手足磨出老茧，背鼎的伊尹辅佐成汤得了天下，屠牛的吕望辅佐武王打了江山，墨翟为了实现自己理想四处奔走，家里的烟囱都不冒烟，而孔子连席子都坐不暖。

　　他们这些人，如此心力交瘁，都不是为了贪图俸禄权位，而是想使天下人都幸福，为天下苍生消灭祸害。

　　[反方：]李斯上书给秦二世说：“申不害说过：‘拥有天下而不肆意横行，这叫做以天下为“桎梏”。’象唐尧和虞舜那样，就是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了。如果别人为你牺牲，那么你就会显得尊贵而别人显得低贱；相反就是你贱而人贵。这种情况，自古皆然。唐尧和大禹为天下牺牲自己，因此说他们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这种观点不是很中肯吗？”

　　【经文】

　　[是曰：]《论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魏文候受艺于子夏，敬段干木，过其庐，未尝不式。于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贤，国人称仁，上下和洽，未可图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誉于诸候。

　　[非曰：]韩子曰：“夫马似鹿，此马值千金。今有千金之马，而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处士不为人用，鹿类也。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否，还报曰：“可攻也，其君好见岩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贤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

　　夫上尊岩穴之士，则战士殆；上尊学者，则农夫惰。农夫惰则国贫，战士怠则兵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灭中山。

　　【译文】

　　[ 正方：]《论语》说：“推举被遗忘的人才，天下百姓就心悦归服了。”

　　魏文候曾受教于孔子的学生子夏，因为很尊敬孔子的另一个学生段干木，当他坐车路过段干木的住所时，没有一次不下车扶着车把走的。秦国想讨伐魏国时，有人说：“魏国君主很贤明，大家都称赞他的仁义，上下级的关系也很融洽，不可打魏国的主意。”秦王于是取消了这个主意，魏文候因此而在各国诸候中变得很有名气。

　　[反方：]韩非子说：“马的形体如果长得象鹿，那这马就会价值千金。

　　如今有千金之马，而无值一金之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马能被人使用，而鹿却不能。如果隐居的高士不能被君王使用，他们就象鹿一样了。所以姜太公一到齐国，就把那些夸夸其谈，只会讲漂亮话的读书人给斩了；孔子当司冠时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杀了少正卯。

　　赵武灵王让李疵去中山国侦察是否可以攻打它，李疵回来报告说：“可以打，中山国的君王喜欢召见住在岩洞中的隐士和平民。”赵武灵王说：“照你所说，中山君是位贤君，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然。君主尊敬隐士，战士就会减少；君主尊崇学者，农夫就会懒惰。农夫懒惰，国家就贫困；战士少了，军队力量就削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国还等什么呢？”

　　赵武灵王说：“好。”于是就把中山国给灭了。

　　【经文】

　　[ 是曰：]《汉书》曰：陈平云：“吾多阴谋，道家所禁，吾世即废亡，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其后玄孙坐酎金失候。

　　[非曰：]后汉范晔论耿弇曰：“三代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崇也？”

　　【译文】

　　[正方：]《汉书》记载陈平说：“我有许多阴险的权谋都是道家禁止使用的，这些谋略恐怕在我这一世就要被废弃埋没了。算了吧，如果在我这一生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那是因为我所使用的谋略有损阴德啊。”后来他的玄孙因为上贡的金子不合皇室宗庙祭祀的要求而被除去了候位。

　　[反方：]后汉的范晔在说到耿弇时说：“耿弇三代为将，所用的谋略都很阴损，道家所忌，可是耿氏家族却历代以功绩卓著而善始善终。带兵打仗，都是要以暴易暴、以杀制杀的呀！他怎么就能世世代代独独受此尊荣呢？”

　　【经文】

　　[是曰：]《易》曰：“崇高莫大于富贵。”又曰：“圣人之大宝曰位。”

　　[非曰：]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曰：“鄙谚曰：‘厉人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谬，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杀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图私，以禁诛于己也。敌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嫡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圉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反问病，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率其党而攻庄公，庄公走出，逾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

　　近代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悬于庙梁，宿昔而死。’夫厉虽肿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绞缨、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饿死也。夫劫杀死亡之主，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厉虽怜王，可也。”

　　【译文】

　　[正方：]《周易》说：“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没有比富贵更伟大的了。”

　　又说：“圣人最大的法宝就是权位。”

　　[反方：]孙子上书给春申君说：“民谚有言：‘得了癞疥病的人都可怜做国王的人。’这话虽然说得很不恭敬，但是自古流传的这句谚语却没有一点虚伪和荒谬的意思，不能不好好想一想啊！这句民谚是专指那些被人杀害的亡国之君而言的。作为一国之君，年轻历浅，却要恃才自傲，到处炫耀，又没有心术和办法识别奸人，这时大臣就会专擅大权图谋私利，怕的是遭受杀身之祸。为此他们或则杀长立幼，或则废嫡立不义。《春秋》曾就此劝诫道：‘楚王子圉要到郑国访问，还没走出国境，听说楚王病了，于是返回去问候病情，乘机用帽子上的带子把楚王勒死，自立为楚国国王。齐国崔杼的妻子很美，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就率领他的部下攻打齐庄公，庄公翻墙逃跑时让箭射中大腿，被崔杼追上去杀死，拥立庄公的弟弟为王。李兑在赵国当政，把灵王围在沙丘宫，百日后被活活饿死。淖齿在齐国当政，将齐闵王抽了筋，悬挂在庙梁上，过了一宿就死了。患癞疥的人虽然得的是皮肤病，还不至于象前代或近代这些人一样用帽带勒死、箭矢穿股、抽筋、饿死的办法残害国君。而那些被残杀的君王，心里所承受的压力与劳苦，身体所遭受的摧残，要比癞病患者所受的痛苦厉害多了。由此看来，说癞病患者可怜做国王的人，是有道理的。”

　　【经文】

　　[是曰：]《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莫大于圣人。”

　　[非曰：]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与仁义以窃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耶？故逐于大盗，揭诸候，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是曰：]《论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非曰：]《易》曰：“穷则变，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义？以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0 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仁义存焉’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代，岂若卑论侪俗，与代沉浮而取荣名哉？”

　　[是曰：]东平王苍曰：“为善最乐。”

　　[非曰：]语曰：“时不与善，己独由之。”故曰：非妖则妄。[是曰：]

　　庞统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于才，时人怪而问之。统曰：“当今天下大乱，正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则声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为善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代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非曰：]《人物志》曰：“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敌伐一而并失。由此观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是故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蔺相如以回车取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

　　[是曰：]《孝经》曰：“居家理，治可移于官。”

　　[非曰：]郦生落魄，无以为衣食业。陈蕃云：“大丈夫当扫天下，谁能扫一室？”

　　【译文】

　　[正方：]《周易》上说：“能够为人民准备必需的物资，设置完备的器械谋求天下福利的，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

　　[反方：]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什么时候也不会停止。虽然让圣人治是天下受到普遍的推崇，其实是给盗跖这种大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发明了斗斛以便称量，结果连斗带升一起都被偷了；发明了称锤和称杆以便称量，结果连锤带杆都给偷了；发明兵符和玉玺以便让人守信用，结果兵符和玉玺一起都给偷了；为教育民众创造出仁义礼制，结果仁义也被窃取走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盗窃帘钩的人被杀，而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了诸候。只要是做了诸候，仁义道德也就有了，这还不是仁义和贤明和智慧一起都被盗窃了吗？

　　所以人人争着做大盗，争着当诸候，纷纷去盗窃仁义，以及斗斛、称以及符玺这些实际的利益。为此，虽然有高官厚禄的诱惑，有刀钺斧锯的危胁，仍旧阻止不了这些窃国大盗。导致这种无法制止的后果，实在是圣人的过失呀！

　　所以老子说：‘国家最厉害的武器是不能让人看见的。’真正的圣贤是天下最厉害的武器，是不能把他暴露给天下人的。”

　　[正方：]《论语》说：“君子再穷也能坚持节操，小人一受穷就会无所不为了。”

　　[反方：]《易》上说：“穷则思变，变革才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长久。

　　因此天会自动保佑他们，他们就吉祥而无往不利。”太史公说：“边鄙之人有句俗语说：‘怎样来知晓仁义呢？对自己有利就是有德。’因此，伯夷反对周王伐纣，饿死在首阳山，但文王、武王并不因此而被贬低；跖、0 暴戾无道，但盗徒们对他们却大唱赞歌。由此看来，‘窃钩者诛，窃国者候’，‘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有的人死抱住他的学问不放，固守着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独立于世外，落后于时代，哪如与世沉浮，顺应时代的变化，求取功名富贵实惠呢？”

　　[正方：]东汉时的东平王刘苍说：“成就善业是最快乐的事。”

　　[反方：]古语说：“时代不让人做好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因此说：不成为妖孽，就会变得狂妄。

　　[正方：]三国时的庞统喜欢谈论人伦道德，善于品鉴人物，但他所称许的人，多数都名声超过才能。当时的人对此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衰微，善人少恶人多。我想振兴风俗，宏扬道义，如果不大力称赞他们，那么人的名声就不会引起人们羡慕了。人们再不企慕名声，为善的人就更少了。如今我提拔十人，只有五个够格的，还能得到一半，他们受人尊重，使之名声远扬，世代传颂，使有志向的人能自己勉励自己，不也是件好事吗？”

　　[反方：]《人物志》中说：“有才德的人知道吃亏受损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所以有一份功劳却可以得到二份的美誉；见识浅薄的小人不知道自己占了便宜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所以自夸其功，结果功劳和名誉一起损失了。由此看来，不自夸有功的，实际上是真正的夸功；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是名利双收；对敌方有所让步的，其实是战胜了对方。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春秋时的郤至善于抬举别人，实际上压倒了别人，名望显得更高；王叔爱争高低，结果被迫出逃他国；蔺相如用引车回避的办法战胜了廉颇；寇恂因为不和贾复争斗，得到了比贾复贤明的美誉。物极必反，这就是君子常说的‘道’。”

　　[正方：]《孝经》上说：“居家过日子，能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这个人的治家之道同样可以用到为官之道上。”

　　[反方：]汉高祖的参谋郦食其落魄时，都不能养家糊口。东汉名臣陈蕃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留心收拾屋子这些琐事呢？”

　　【经文】

　　[是曰：]公孙弘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后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易之道。”

　　[非曰：]《淮南子》曰：“夫审于毫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事之举。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国，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修乡曲之俗，是犹以斧剪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

　　[是曰：]商鞅谓赵良曰：“子之观我理秦，孰与五大夫贤乎？”赵良曰：

　　“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鬻于秦容，被褐饭牛。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

　　今君之见秦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

　　[非曰：]《史记》曰：“蔺相如因宦者缪贤见赵王。”又曰：“邹衍作《谈天论》，其语宏大不经，然王公大人尊礼之。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如燕，昭王拥帚先驱。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持方柄欲纳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辅汤以王；百里奚饭牛，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亦将有牛鼎之意乎？

　　[是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

　　陈留蔡伯喈以仲举强于犯上，无礼长于接下。犯上为难，接下为易，宜先仲举而后元礼。

　　[非曰：]姚信云：“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征也；舜理百揆，接下之效也。

　　故陈平谓王陵言：‘面折庭译，我不如公；至安刘氏，公不如我。’若犯上为优，是王陵当高于良、平，朱云当胜于吴、邓乎？”

　　【译文】

　　[正方：]西汉大臣公孙弘说：“身体力行近于仁，勤学好问近于智，能知廉耻近于勇。明白这三条原则，就懂得怎样修身自律了。知道如何修身自律，就会知道怎样管理别人。大底下还没有不能管理自己反而能管理别人的人。这是百世不易的真理。”

　　[反方：]《淮南子》说：“能把毫厘之差算得一清二楚的人，一定忽略对天下形势的了解；对小事一点也不放过的人，对于大事就会感到困惑不解。

　　如果现在有人胸怀平九州、救危国的大志，不让他去成就大事，反而拿类似三从四德的礼仪来要求他，让他学习遵守民情风俗，这就好比拿斧头割汗毛。

　　用宝刀伐树木一样不近情理。”

　　[正方：]商鞅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与百里奚相比谁贤明？”赵良回答道：“百里奚是来自荆楚的普通百姓，他听说秦缪公贤明，就发愿去拜见，但去秦国又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出卖给秦国的客人当奴隶，穿着破衣烂衫给人家喂牛。秦缪公知道后，把这个喂牛的人提拔起来，官拜左相，位尊身显，秦国人都不敢仰视他。现在你被秦王任用，是通过秦王的侍从景监，不是因为你有名声才被重用的呀。”

　　[反方：]《史记》说：“蔺相如是由于有宦官缪贤的推荐才被赵王起用的。”又说：“邹衍作了一篇《谈天论》的文章，夸大其辞，荒诞不经，然而王人大人们照样尊重他。邹衍一到魏都大梁（今开封），魏惠王就去郊外迎接他，以宾主之礼款待他；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打扫道路欢迎他。孔丘受困于陈、蔡，面带饥色；孟轲受困于齐、梁，那种可怜巴巴的情景怎能和邹衍相比呢？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兵法，孔子一言不发就离去了；魏惠王准备攻打赵国，想听听孟子的意见，孟子却建议他让出一片土地给赵国。这就好比要把方木棒打入圆榫眼——格格不入啊！”

　　还有另一种说法：“伊尹善长烹调，扛着鼎去拜见商汤，后来终于输佐商汤一统天下。百里奚给人喂牛，秦缪公起用他后，成就了霸业。可见要干一件事，就得先把原来事收起来，然后把原来的道理用之于伟大的事业上来，这样才会成就大事。邹衍的学说虽然不正统，但也隐含着施展报负的深意呀！”

　　[正方：]东汉时的陈蕃性格高傲刚烈，具有帝王之臣的节操；李元礼忠诚正直，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蔡邕认为陈蕃敢于冒犯龙颜，李元礼对待下属平易近人。冒上最难，善于待下较易，因此陈蕃应当排名在先，李元礼排名在后。

　　[反方：]晋人姚信说：“皋陶戒告虞舜，这是冒犯国君的表现；虞舜善于总理百官，这是平易待下的效用。所以汉丞相陈平对王陵说：‘在君王面前直言敢谏，据理力争，我比不上你；至于说到巩固刘氏政权，你就比不上我了。’如果认为敢于犯上最高，那么王陵当然要高于张良、陈平，刘秀的直臣朱云也要胜过吴汉和邓禹了。这样说合适吗？”

　　【经文】

　　[是曰：]《史记》曰：“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而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季次，孔子弟子，未尝仕，孔子称之。]读书怀独行，议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饭牛，仲尼厄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代，不同日而论矣。曷足小哉！”

　　[非曰：]《汉书》曰：“天子建国，诸候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越职有诛，侵官有罚。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出自诸候。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固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杀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候，彰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纲疏阔，来之匡改也。

　　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郭解、剧孟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候。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陷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失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恶，齐之以礼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微，窃杀生之权，其罪也，不容于诛矣！”

　　【译文】

　　[正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韩非子认为读书人以舞文弄墨来败乱法度，侠士以武力挟持而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受到韩非子的批评，可是有学识的人却常常称赞他们。那些以权术来谋取宰相、卿大夫的人，辅佐他们那个时代的君王，他们的事迹都已记载在史书里，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了。至于象孔子的弟子季次（季次坚决不做官，所以孔子很赞赏他）

　　和原宪，本是穷人家的子弟，勤奋读书，胸怀超凡脱俗的德行，不肯与世沉浮，当时的人也讥笑他们。当代的游侠之士，其行为虽然与传统的法治观念相抵触，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一旦答应别人就说一不二，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援救危难中的正人君子，办了好事决不自吹自擂。这些行侠仗义的人，确实也有值得赞美的地方啊！再说，人生在世，危难困苦、走投无路的情况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就连许多贤人都免不了，如从前舜的父亲要害他，在他打井的时候掩埋了井口，把他困在了井里；伊尹曾是有莘氏送嫁娘到殷汤的陪臣，是个厨师，背着做饭的鼎，借向成汤讲烹饪技术时才受到赏识；傅学是个在傅岩这个地方打土墙的奴隶；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以钓鱼聊度时光；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百里奚经给人家喂过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陈、蔡两国挨过饿。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称道的有道德、有修养的仁人志士，都免不了遭受这样的苦难，更何况中等之材而又处在这种末世呢？他们所遇到的灾难真是一言难尽啊！身处这种乱世，作为一介平民的游侠，自己给自己立下济世救人、一诺千金的行为准则，行侠仗义的英名传颂四方。所以，每当善良正直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也不惜为之舍身赴难，这不是和人们所称颂的圣贤豪杰一样吗？即便是乡间村俚的普通侠义之士，同季次、原宪这样的贤德之士比较起来，就其对当今社会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侠义之士在信义和功德方面的意义，怎么可以轻视呢！”

　　[反方：]班因在《汉书》中却反对司马迁的这一看法，他说：“天子和诸候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自上而下，都要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才驯顺地忠心敬上，基层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子统治有道，天下太平，那么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在士大夫手中。’百官各有其职，守法听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事情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决策权落在了诸候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这种衰败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王公的势力，收罗游侠，使鸡鸣狗盗之类的事屡屡发生，老百姓不得安宁，而他们却受到了各国君主的礼遇。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他的患难之交魏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救被包围的赵国。他们就是用这种欺上瞒下的方式得到诸候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

　　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谈论起大侠来的时候，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局面，而忠守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破坏了。等到汉代统一天下后，实行无为宽松的国策；这种不良风气没有得到彻底纠正。魏其候窦婴和武安候田蚡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竞争谁家的死士更强；郭解、剧孟之类，在街头巷尾横冲直闯，骚扰民众，他们的势力可以达到郡县城乡，公侯王子对他们都得卑躬屈膝。

　　许多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大英雄，对他们羡慕不已。这些人即便是身犯国法，铛锒入狱，还自以为能扬名后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一类的勇士，死而无悔。曾子说：‘国王丧失治理天下的总则，那么人民就会长时间的妻离子散。’如果不是明智的国上当政，向全国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对于象尧、舜和文王，春秋五霸就是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以此类推，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象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取了生杀大权，他们的罪过，纵然是杀头都太客气了！”

　　【经文】

　　[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

　　《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

　　[非曰：]苏建常责大将军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

　　[议曰：]此一是一非，皆经史自相违者。]

　　【译文】

　　[正方：]《尸子》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有功；人主以任用贤者为有功。”《史记）说：“鲍叔牙举荐管仲；天下人很少赞美管仲，而是称赞鲍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反方：]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你自高自大，使得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称颂你，希望你象古今名将那样招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大将军卫青抱歉地说：“自从魏其候、武安候大宴宾客，招贤纳士以后，天子曾对此非常愤怒。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权力；做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招贤纳士呢？”卫青做为汉武帝的大将军，终生都是这么做的。

　　[以上所列举的一正一反的命题，都是从经史典籍中摘录出来的自相矛盾的立论。]

　　【经文】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候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候。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译文】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候各国竟相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主好恶不同，因而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到处游说，争取让诸候采纳。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象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敬与和，虽然相反，然而它们却都相辅相成。”

　　《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周易》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适变十五

　　时代在变，所以治国方针也要变。即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治国方略也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变化。

　　【经文】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

　　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

　　“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故。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固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遇时；虽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无刑罚谓之义；赏善诛恶，朝诸候，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类，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译文】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和任务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使制度与时代、任务与政策脱节，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也是劳而无功，徒增混乱。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法古，二不贪图一时之宜。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

　　[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卫鞅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低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孝公说：“很好！”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了变法。]

　　由此可见，象商鞅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富国强兵，必须顺应时代，跟上时代。否则只能被时代淘汰。[孟子说：“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节种庄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赶上好时代。”范蠡说：“节令不到，就不能强迫禾苗生长；事情不经过研究，不能强求成功。”《论语》说：

　　“圣人平时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只等待时机的到来。”]

　　怎么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桓范说：“三皇（神农、女娲、伏羲）

　　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传于今，只好用它们的利弊得失作为我们讨论古往今来治国的经验教训了。[秦汉两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们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来讨论。]

　　【经文】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鸡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淫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

　　然后教以礼仪。

　　[故明王审已正统，慎乃在位。官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候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

　　[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阴阳，顺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往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日王也。]

　　【译文】

　　王道的统治，是先铲除祸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让人民丰衣足食。

　　[《论语》说：“五亩大小的宅第，种上桑树，养上蚕，一个女子养蚕，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就不会挨饿了。饲养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层的官吏不贪求，下层的民众不奢侈，苛捐杂税少，徭役也不繁重，当官的只不过是拿薪水罢了，不要去与老百姓争夺利益。这样一来，各行各业收入均衡，贫富也就不会差距太大了。”

　　经济状况得到保证后，就应该进行文明礼貌。伦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国王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谨慎地巩固统治地位。宫室舆服不超过规定，三宫六院主内，三公主外。按井田制统筹农事，让诸候来协助管理民众，丰收时不骄奢，欠收时也不感到匮乏，然后设立学校推行教育，为人民大众做出谦恭礼让的榜样，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处，祸乱不生，这就是三王治理国民的办法。]

　　然后建立法规、刑罚来树立国威，让人民群众分清善恶，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

　　[比如虞舜的时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后又让后稷去播种百谷，让契分管教化，让皋陶制订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由此可见，最伟大的盛世，是通过多种因素，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从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乐平和的景象，这就是王者的治国艺术。

　　[王的职责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调和阴阳，顺应四季的变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长，教养百姓，哺育众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万民向往。总而言之，做为一国之王，他的恩泽浩荡，惠养四方，天下人民争相投向他的怀抱，因此才称之为王。]

　　【经文】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或承衰乱之后，或兴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时施宜，以从便善之计，而务在于立功也。]此霸者之术。

　　[王道纯而任德，霸道驳而任法。此优劣之差也。]

　　【译文】

　　成就伟大霸业的国王，能做到君尊臣卑，权力在霸主一人手里，政策法令由专门的机构制定，赏罚、法令严明，百官各司其职，有法必依。

　　[霸主也能为人民除害谋利以富国强兵，或者是在一个朝代衰亡之后，兴兵讨伐叛乱。如果做不到这两点的话，也要遵循法度，宣传文教，根据情况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时制宜，从方便、有利出发，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功勋，成就霸业。]这就是霸主的治国之术。

　　[如果是真正的王道，就会用仁德来统治，而霸道则驳杂无序且以法治为主。这就是二者优劣和差别之所在。]

　　【经文】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棒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物，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曰：“是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宫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

　　【译文】

　　《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会自我教育。”《文子》上说：“所谓无为，并不是就叫他不来，推他不走，什么事也不做，整天坐着不动。无为就是指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顺其自然。”[所以说，既有才智，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圣明；既勇敢，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优胜。能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什么重任都能完成；利用群众的力量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因此圣人办事，无不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并善于合理利用它们。]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泛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孔、墨虽然都是博学的通人，却不能象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

　　由此可见，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观四海，胸怀天下，不掌握真理，仅凭自己有限的本领，就打不破时空的局限。一人的智慧，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无敌于天下。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然而，作为国家的领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吕氏春秋》说：“大没有固定的形状，然而有了它万物才能生成，伟大的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员各尽其能，发挥作用。这就叫没有教导的教导，没有说出来的圣旨。”]

　　【经文】

　　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

　　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忧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

　　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信，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

　　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 《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可更事， 犹琴瑟每调，终而改调。故法制礼乐者，理之具也，非所以为理也。”

　　昔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及代萧何为汉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少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

　　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观之，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弊也。《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寡欲，言合道义。然百姓离秦之酷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议曰：黄老之风，盖帝道也。]

　　【译文】

　　天下万物都自觉向往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凉，并没有什么人让它们这样做啊！可是在精诚的感召下，万物都不叫自来。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号令的指挥，它们才这样做，这在道理上很难讲得通。

　　[文子说：“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亲对婴儿还是要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忧虑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因为至情使然。”所以说语言的作用是不足称道的，语言后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文子还说：“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爱，不发怒就威严，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施惠才能做到仁爱，说话才能让人相信，发怒才能让人感到威严，这是内心真实情感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爱，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这是由于装样子要人看的缘故。”]

　　皋陶虽然是个哑巴，但他作为大禹的最高法官时，天下没有酷刑；师旷是个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后，晋国没有乱政。

　　[庄子说：“天地有伟大的美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物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力，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啊！”]

　　象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

　　这就是黄老治国之术的理论根源。

　　[文子说：“圣人所师法的是‘道’，按照‘道’去行动叫‘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遵循‘道’做事，就象琴瑟都各自有调，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一样。所以说法度和礼乐，都是治国的手段，而不是‘道’的本体。”

　　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他就是运用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安定繁荣。等到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嘱咐接任他的齐国宰相说：“我要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附给你，希望你谨慎从事，不要过于频繁地去骚扰犯人。”那位接任的齐相说：“治理国家的事难道没有比这些再大的了吗？”曹参说：“不能这么讲。刑律、监狱这类法治工作，几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过分频繁地骚扰犯人，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处容身呢？假如他们真的走投元路，社会的问题只会更多，更糟糕。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

　　由此看来，秦国的法律过于严酷，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汉武帝刑法森严，因此制造了许多冤案。这就是法治的蔽端。《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觉自愿的走正道。”曹参想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而不动用其它举措来干扰根本大法。太史公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欲，为政合乎黄老之道。当老百姓终于摆脱离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曹参给了他们修养生息的机会。做到了无为而，所以人民大众才都称赞他的美德。”

　　黄老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五帝的治国之道。]

　　【经文】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年修七教，外行三王。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上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弟，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

　　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议云：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固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

　　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

　　[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矣。]

　　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无忧也。]故扬雄曰：“六经之埋，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

　　【译文】

　　孔子闲居，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有备无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

　　明主的防守，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量；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心定理得地凯旋而归。”

　　曾子问：“先生，什么是‘七教’啊？”

　　孔子说：“‘七教’是指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三是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让，臣民才会有节操。”[七教是执政的根本原则。教育路线明确，根本路线才能走上正道。执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还有什么事不能纠正呢？]

　　从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须划分土地给诸候，让他们分别有所归属，分别治理。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按时考核，推存贤德之人；辞退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能人就会高兴，不良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奖勉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行为；选拔人才——

　　这七项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臣民如同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象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署一样灵验，所以君王能视远若近，并非是事物就在近处，而是因为英明的德性。所以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亲近，这就是明君防御可以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原因。

　　[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你想称霸，成就大业，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

　　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担心挨饿，也怕赋税太重，死亡和刑法过于严酷，人们非常担心国家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而劳民伤财。你要减轻赋税，放宽刑律，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这就是从根本上成就霸业的意思。”]

　　曾子又问：“什么是‘二至’呢？”

　　孔子说：“至礼而不廉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因此说，所谓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用天下人民至亲至爱的情感团结全国人民的人；所谓天下最伟大的英明，就是能够起用全国最有德才的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使用官吏。

　　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这三项工作，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指挥命令，人人奋勇向前。这就是“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发动征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铲除之，变更其政权，但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家产。]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好象及时雨，在哪里降落，无不受到欢迎。这就叫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所以杨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社会尚未动乱就及时加以治理；军队还没有出动就已经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孔子追求仁义道德，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三王的治国之道。]

　　【经文】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

　　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

　　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于人也。

　　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彩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也。]

　　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

　　【译文】

　　墨子说：“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处，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其办法是选择高地以避潮湿雨水，选择边地抵御风寒，墙高只要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陋，不足以观赏。因此，那时人民都感到财用充足。现在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来建造宫室台榭，是为了看起来宏伟壮观，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左右上下竟相效仿，结果财用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同家的贫困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宫室不能不讲求节约。

　　“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时候披兽皮，挂草叶，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挂的轻便却清爽。三王觉得这样不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纱衣，既轻又凉爽——仅此而已。

　　那时穿衣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所以，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帝王生活很简朴，很容易奉养。现在国王的服饰可就不同了，他们对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们穿衣服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更是为了美观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淫逸邪僻，越来越无法管理。国君奢侈腐化，不听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来统治淫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国家不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制作衣服也不可不节俭。”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墨家的学说，主要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以便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

　　【经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

　　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原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

　　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

　　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蔽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使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

　　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呆，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乓，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之行，要时趋利，敢行败祸，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亦有取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

　　【译文】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说：“统治者舍弃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但其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受罚的既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无休止的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因此，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并不是说抽签、抓阄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

　　所以治国要用法制而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样，人们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份，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因而谁都可以据为己有。卖兔子的满街都是，盗贼不敢去拿，那是因为这些兔子属于谁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圣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实际上就是在定名分。[尸子说：“发动民众，圣旨已下还迟迟不见行动，如果是分地，动作则非常迅速。为什么呢？因为无可推脱。由言语形成的名分，也象分地一样，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象用墨斗划线，校正弯曲的本头，木头无法投机取巧一样，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

　　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他们自觉地安分守己。”[尹文子说：“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

　　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置根本，臣操持常务。作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来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象是大地之网，圣人之符。张网持符，天卜万物就无可逃遁了。[韩非子说：“人主的眼睛不象离朱那样明亮，耳朵不象师旷那样敏锐，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聆听，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了。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欺骗的办法啊！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去看的人，他虽身处深宫，却能明察四海，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也不能欺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只因为隐瞒之罪重，举报之赏厚。”

　　荀子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就没有得不到治理的。如果这样，品德好的人就会更加上进，廉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一个国家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就是因为牢牢抓住了名分这个法宝。”

　　尸子说：“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就应当形象端庄，心境空灵，目视九州而不烦，眼观红尘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与人言谈对应得体。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他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纵然有所隐瞒遗漏，疏远忽略，也一定不会太多。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也不勉强去听去看。有物则观，有声则听，事至则应，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溜过，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微贱的人就会对他毕恭毕敬。这就是万事万物都不能逃脱他的控制之奥秘。”]

　　让该动的去运动，让该静的去安静，各负其责，事有归着。整个国家就会显得井然有序。

　　[尸子说：”治理水患的是大禹；播种五谷的是后稷；掌管刑罚的是皋陶。

　　舜虽然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然而他却是全国臣民的父母。”这就是‘名自名’的意思。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天有固定的形象，人有固定的生存，能与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天下才会太平安定。”这就是‘事自定’意思。]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名分。

　　[尹文子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们；因为愚昧的人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担心天下大乱呢？”

　　尸子说：“上朝议事，国君听了朝臣们的启奏后，使每个人各负其责，分工理事。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准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会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用这一办法来鉴别，就犹如白和黑一样分明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

　　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贤为贤，以不忠为忠，以非法为法，就是因为名分不正。]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励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商鞅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举告，不告发者连坐有罪。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虽富有也没有光彩。注重农事、战事，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有如上述。

　　[桓范说：“商、申、韩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普遍的伤风败俗。因此说，他们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们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在这些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效仿商、韩，专门以残暴的杀戳、惩罚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趋势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这又是商、韩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强望族，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法、一心为公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到了后来世人所谓的能人，就都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老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临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这就又是申、韩、宁、郅的罪人了。”]

　　【经文】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文】

　　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巨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电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按语】

　　我们的先人二千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领导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事制宜，以变应变。这一问题现在已被西方管理学发展为一种学说，称之为“权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事制宜就是权变的灵魂。本篇“适变”所论术的正是这一问题。“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理论的最简明的概括。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