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微胖服装搭配博主:风险社会理论：中国式的接驳与续写

风险社会理论：中国式的接驳与续写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门户网站 www.scio.gov.cn | 发布:2010-08-03 | 来源：人民网 | 作者：

    2003年SARS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思考现实的方式，这其中也包括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再次体认，对社会风险的不意识到再意识，风险社会理论也从此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不断引发各领域的研究热情。本文旨在梳理贝克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社会学理论之一种的引入、中国式发展及与各学科的结合状况，尤其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风险社会应对现状、未来趋向等。

    一、理论辐射与跨学科研究

    法律、法学界的理论接榫。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译介、阐发基础上，在这一领域出现了如《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当代安全观的嬗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比较及其相关思考》(1)等内省式文章。一方面在于分析风险社会中法律、制度层面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看中从法哲学、法理、法律制定和执行状况的调整，对风险社会现状做出回应和改善。

    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的顺接。以风险社会观点加以观照，很多问题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如公民教育、民主协商等。由贝克“风险社会”着眼，一些学者意识到中国实际问题对接风险社会理论的悖论所在，如颇受非议的专家体制，其“兴起是中国转型社会内在发展的要求，对官僚行政的理性化与合法化是有促进作用的……仍然是在政治精英主导的政治过程中展开的。”(2)从中国的现实思考这一问题，或更具研究价值和参考性。

    还有一些问题的研究未必已够深入，但绝对是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比如从风险社会再思考农民工、失地农民问题，民族认同、民族文化留存等问题。

    公共治理领域的领受与发挥。克鲁克认为，虽然秩序是理想化的，但秩序“是解决风险的根本”，哪怕是实现“过程意义上的秩序化。”(3)《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全球化境域中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中的复合治理与和谐社会》(4)等研究也都涉及相关论题，对应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是公共治理、复合乃至结果全球化治理，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机制外显。即便仍以政府治理为研究重心，也多放弃了一元思维，很大程度上开阔了相关研究的视野和治理权威心态。(5)这一趋势与国外风险治理研究发展保持着某种同步性，比如阿佩尔和斯崔德姆以“集体责任”(或公共责任)的观点作为对贝克(以‘有组织不负责任’对社会现实批判之)风险责任论述的补充，途径是“通过沟通和对话理论对责任给出了新的定义，这完全改变了以往对责任的讨论，并给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用全新的方式设想和研究责任的机会。”(6)

    民族认同、区域文化研究的延续。近年来一些民族关系、民族认同、少数民族文化状况、区域性文化等主题的论文，也转投风险社会视角，或把它作为阐述自己观点的一个背景。比如《以中国图瓦人看风险社会中的当代边缘族群》(7)，作者提出图瓦族作为被迫卷入现代性风险的边缘族群，在传统风险与现代性风险的夹击之下，虽然内部“精英层”有向上流动进入统治集团或争取话语权的行动与要求，但整体而言却仍在完全处于下风的、难以改变的“失语境地。”也有人从“类哲学”或“类学”的角度，结合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从“类哲学”的“视角看风险社会，它不是以为人提供一个关于人的问题的终极解答为己任，而是要寻找一种为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问题的新的思维方式。”(8)

    哲学、思想界的拓题与反思。除了理论输入、评介的参与者如薛晓源(推荐、引入风险理论相关研究重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主编)、翻译贝克等人重要论文并系统介绍风险社会理论的周战超、系统评介贝克理论的章国锋等，还有从哲学、政治学、社会治理角度切入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杨雪冬、刘岩等人，台湾地区起步相关研究较早的则有周桂田、顾中华、孙治本等，以哲学思考风险社会理论的还有庄友刚的系列文章，也有不少人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风险社会的源流关系等。

    与中国特有问题的结合。风险社会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汇流的可能性探讨，这样的文章近两年渐热，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哲学领域的都有。此类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前提是打破“风险+和谐”，一篇文章两家内容各表一半，硬贴两张皮的模式；去除风险就得到和谐正果的由A而B这样似是而非的推理难以服众：在贝克的视野中，风险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式，也很难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更多是一种时代特色，何谈走出？另外，风险或风险社会本是社会建构，它与和谐社会理论进行嫁接或比较时，两者的概念界定和榫口都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完成的转折。还有一些关于风险社会与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等极具中国政治特色的文章，但还很难在理论贯通、合法的逻辑起点方面做到“以理服人，”多以风险社会中梳理的几种风险应对或梳理中国目前的风险类型等。但其为难处，或许正是问题真正突破点的藏身之所。

    二、新闻传播学界的承接

    贝克等风险理论研究者由风险社会描述始，到地域治理、全球治理，都不忘大众传媒的作用。但实现路径、表达标准等又处处留白，给各国传媒研究者不少发挥和阐释的余地。

    新闻传播学界外，忽略大众传媒作用的学科反而少见，从管理学、危机管理(政府的或者企业的)、风险治理等角度看，无不抱着对媒体的复杂心态：不能完全把握媒体的传播规律和爆发力的火候，同时又事事离不开大众媒体的参与合作。总的来看，其态度不乏功利主义、工具性特点，此特点在澳大利亚危机管理专家希斯的《危机管理》(9)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但提供公司或政府应对媒体的策略，甚至细化到用什么样的措辞，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乃至于表情、语调的控制。从制于人与反制的角度来说，这些文章令传媒界不得不读。

    风险社会的良药是重建信任，这种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也是专家系统与非专家(公众)之间的。从宏观同时也不免悲观的风险社会理论缓缓向现实层面降落，由良性沟通方能产生信任使我们重新发现大众媒体的价值和意义——风险沟通的平台。在此，“媒体人对新闻的价值的判断眼光就愈显重要”，“有没有这个判断能力，能不能敏感地预计到事件可能发生的未来走向，能不能根据现有的情况和线索作出相应的报道策划和安排。”(10)

    一时间，大众传媒的风险预警能力也就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救世仙药。研究者不断寻求媒体风险预警的理论周延性与实际操作层面的对策(比如有一些学者倡导的一种新的新闻样式——预警新闻)。反对之声也不少：新闻传播中新闻事实先于新闻传播的规律，必然导致传媒在传播风险的“迟到”，“而风险的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之间的矛盾、传媒自身特性等问题必然会使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充当‘报警’而不是‘预警’的角色。”(11)

    “今天大多数的人都可以通过媒体看到或觉察到‘风险’就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知道，甚至皆然不知风险的严重性，有的甚至为风险的存在而兴奋。”(12)贝克告诉我们媒体在风险感知和风险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但在风险感知和风险认知之外，还要在专家系统与非专家系统内外普及一种更合理、更可持续发展的“风险伦理”和“责任理论”。新闻传播界对自身如何应对风险社会相当重视，也一直试图走出新的路径，寻找到具有普适价值的应对策略、反应机制等。除了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和业界人士在实际工作中的“实验”，各级政府、教育部门也先后设立了不少研究课题。

    事件)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们都尝试在自己的危机治理等相关研究中调和、增添风险社会理论元素，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当中突发事件报道、危机传播与风险传播经常被互换，它们都与风险社会理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区分度不大还在于风险与危机两个概念的联系，在贝克那里“风险不是灾难；风险是对灾难的预期”，当风险预期成真时也就转化成了现实危机。也有人提出“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公共危机”则是“风险社会”的实践性后果。(13)

    风险沟通/传播达成需要很多内部、外部条件的配合，这也包括对一些传媒自身原有问题的突破。比如它的两难困境：“新的风险被提出并与大众利益相关的时候，人们经常赞赏对这些风险进行夸大的努力，而且不加鉴别地接受这些说法。”这样引发的风险传播悖论在于，一方面是人们对风险的防范之心增长，但同时“加剧了社会对风险的感知，使得大众在各类风险传播中失去理性辨别能力。”然而，这种“不安的文化氛围既是人们对现实威胁的应激反应，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这也是谨慎生活方式流行的原因。(14)

    但无论如何，不争的事实在于大众传媒早已是我们“理解信息社会中潜在风险与现实危机的一个重要维度”。(15)

    三、学界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大概是限于视野不够开阔，目力所及的风险社会相关研究不少当属于一般性研究：即不关心媒体在贝克的风险理论中被赋予的职责和社会地位，也不关心在风险治理的链条中其他社会学科给予媒体怎样的寄托，只是自说自话，从自己对大众媒体的合理想象或者自以为合理的想象(有时甚至仍是政治色彩浓重于学科本质之相)开始，论述业内看法、学界推测。这样的文章，不能触动现实，也不能缓解风险，更不可能帮助政府或社会达成风险的认定与排解机制。

    以新闻传播界为例，有些文章虽然戴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帽子，却仍很快滑入窠臼：列举媒体传播中的政府方面的问题和现存困难，而后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坚持信息公开、实话实说、有风险意识，这可说是过于大而化之的对策。

    总之，现阶段的研究多集中于风险社会中媒体当有的作用，风险社会与传媒的关系，风险传播的合法性与发挥可能性等比较抽象的问题，中观、现实问题的研究则亟待加强。只有对媒体目前单个风险个案的传播的应对经验做详细、周密的分析，对已有的危机传播做更具操作性的研讨，才真正有助于得出所谓中国风险传播模式、中国媒体风险报道的方案。

    传媒研究的理论依据不是风险社会理论的纸上文字，它不只需要理论研讨，更需要针对实践中的案例和情况做大量定量和经验性研究，尤其是针对具体事件的风险传播效果，受众的抗风险自觉等方面的研究。这样看来，大众传媒与风险社会的交叉研究还大有空间，在沟通了风险社会理论与风险传播关系的合理逻辑(如郭小平等人的以风险社会理论为主题的系列研究，在理论与传媒领域的衔接、互动方面有不少突破性成果)之后，可以商讨以协商民主治理风险中媒体怎样施展，可以探索以公共新闻解决中国风险传播困境的可能性，也可以摸索中国受众媒介素养在风险社会中新的热点和难点。

    理论分解、吸收、贯通之后，是中国的现实生长出来的问题和研究，并从中借力以找出更强有力的支撑点；更自如地介入风险沟通、风险传播的中观研究，所谓打通跨学科研究的“任督二脉”，从自身学问路数对这样的理论做出反应。而只以“风险理论”四字充当漂亮的理论帽子，下面连缀上危机事件、群体性事件传播特点等陈旧衣服的“混搭”，最后再提出毫无操作性的“应对一二三点”，实属绝非值得提倡的治学态度。对新闻传播这个学科而言，这样的表面文章越多，我们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也就越少。

    (作者：孟慧丽　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注释：

    (1) 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著，刘国良编译：《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吴志成、朱丽丽：《当代安全观的嬗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比较及其相关思考》，均载薛晓源、李惠斌 主编：《当代西方学术前沿研究报告2005—2006》，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李艳红、张培富：《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山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 [澳]斯蒂夫·克鲁克著，穆易编译：《风险的秩序化》，薛晓源、李惠斌主编：《当代西方学术前沿研究报告2005—2006》第25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杨雪冬等著：《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李路路：《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冯宏志：《全球化境域中的风险社会》，《学术论坛》2008年第2期；杨雪冬：《风险社会中的复合治理与和谐社会》，《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
    (5)不同研究路径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有趋同的意见。以国内风险研究为例，丁竹元在《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和《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善治研究》http://www.tsinghua.edu.cn/docsn/shxx/site/tools/都表达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看来是需要淡化政府的责任，强调其他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类似的思想。
    (6) [英]派特·斯崔德姆著，丁开杰编译：《风险社会中的认同与冲突》，薛晓源、李惠斌主编：《当代西方学术前沿研究报告2005-2006》，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关丙胜：《以中国图瓦人看风险社会中的当代边缘族群》，《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8) 刘维：《从“类哲学”的视角看风险社会》，《社科纵横》2007年第5期
    (9) [澳]希斯著，王成译：《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10) 何求：《“将”字也能“做”新闻》，《新闻实践》2001年第12期
    (11) 胡忠青：《传媒风险传播的理论困境分析》，《新闻界》2008年第3期 
    (12)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13) 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14) 张乐：《文化视域下的风险解读》，《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5) 秦志希、郭小平：《论“风险社会”危机的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