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k2打架时的配乐:儒化的中国（为什么儒化越深国力越弱）

儒化的中国（为什么儒化越深国力越弱）
    为儒家歌功的太多了，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古今前贤之述备矣，勿须赘言。而儒化中国的另一面，宋元以后，古今前贤之述乏矣，基本上没看见或熟视无睹，选择性失明。
    如果对中国两千年来真正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了解，我们会惊鄂的发现，儒家编造的不光是历史，从民俗到正史，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灵魂！儒家几乎颠覆歪曲了中华原文明的方方面面。

   提到中华原文明，有几个名字，无论是贬损还是褒扬，我们都不可能回避，那就是黄帝、秦始皇、汉武帝，而谈到后来主宰了中华文明一千年的儒教（汉武帝开始，儒家复兴，渐居主导，宋建立以后，儒家思想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我们第一个要谈的就是秦始皇，提到他，我们就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其实他是中华原文明从松散的联邦制到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开创者，是中华真正实现统一的第一个实践者，然而他对中华文明所做的贡献，在我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都是他应该做的，如果没有他，别人也会统一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视听被一片骂声包围着，说他在统一了中国，统一了语言文字度量衡，废分封立郡县以后，怕被他打倒的六国后人反抗他，于是把天下的兵器收到咸阳，熔了铸成金人（铜人），还想统一人内在的思想，于是他烧书，当然还有震惊世界令人发指的坑儒事件，更为了个人享受不惜民力大兴土木修建陵墓和阿房宫，修筑长城劳民伤财！

    其实这些骗人的谎言并不高明，因为我们都可以从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清楚的看到，李斯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废私学立官学，上奏皇帝，《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对于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充许与国家正史不同的史书流行，（比如内容有抵毁国家主权，辱骂国家元首），如果现在有人要在中国立私学，历史课本是台湾版的，西藏版的，难道这样做国家会允许吗？两千年过去了，正因为宋代以后程朱改造的儒学（理学）的大肆流行，直入国人的骨髓，我们才沦于清谈之中，更不学技艺，不闻理工，不言兵甲，没有了秦风汉骨，几度沦为亡国奴！我们不该反醒秦始皇大帝的一片苦心吗？而关于科技、医学、法律之类对富国强兵有用的书，秦始皇却一本也没有烧，反而是刘邦攻破咸阳，又把咸阳拱手让给项羽之后，除了被萧何拿走的法律等相关书籍之外，都被付之一炬，但人们对项羽焚书倒是骂声不高。

    关于坑儒事件，《史记》是这样记载的：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天下之事无大小该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权势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秦始皇迷信仙药当然是不正确的，至少两千年后的今天都不能做到，但候生、卢生等人不以实情相告，反以求仙药为名，谋取私利，几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期骗皇帝，事情败露之后，逃之夭夭，并四处散播言论，诽谤皇帝，被抓回京城处死，难道不合情理吗？儒生们选择性失明，编造谎言，将之无限放大，自神其教、使焚书坑儒成了暴政亡国的反面教材。

    收天下兵器铸成铜人，至今没有铜人的出土，就算是出土了，天下那么多兵器就铸成这么几个铜人吗？儒家从不提把川蜀变成天府之国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两千年了，它还在灌溉着那片土地），不提勾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为祖国统一做出巨大贡献的灵渠，更不提从咸阳直通河套，劈山填壑绵延 700多公里的秦直道，（它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古代高速公路，为保卫中国抵抗北狄，提供了强大的保障）。而只提到了万里长城。

     世界历史上，修建陵墓是许多古代皇帝的共同特点，和古代埃及的金字塔相比，（最大的是胡夫金字塔，它由230万块石块砌成，外层石块约 115000块，平均每块重25吨，而最重的有250吨，现高136.5米，占地约52900平方米，体积约260万立方米）秦始皇陵墓真是小乌见大乌，（墓冢为四方锥形，底部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高55米，而它主要是由土和小的石块堆砌夯筑而成的），至于金碧辉煌的阿房宫，（据说它有三百里，呵呵，台湾岛东西宽都不足300里啊！）现在还没有挖出遗址来！根据上个世纪的秦墓秦简的发现，有关专家推测，所谓的阿房宫，极可能是秦始皇所要建的新朝宫！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命大将蒙恬在长城一线屯兵三十万，一边修筑长城，一边防御北狄。（现在，我们不是也用军队修筑大型铁路工程水利工程吗？）一千年以后民间开始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万喜良的人，因被官兵抓去修秦长城而死，（死因有太多版本）并埋骨在长城里面，其妻子孟姜女千里寻夫，得知夫死，扶墙痛哭，感天动地，竟哭倒了长城八百里。

    可细查史书我们不难发现，孟姜女并不是秦代的人，她的故事最早见之于《左传》。孟姜为齐将杞梁之妻，梁于公元前549年在莒战死，齐庄公在效外见到孟姜，对她表示吊慰。孟姜认为郊野不是吊丧之处，拒绝接受，于是庄公接受她的意见专门到她家里进行了吊唁。孟姜除了知礼外还有善哭的记载，淳于髡曰：“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在齐地产生了孟姜哭调。西汉时已有了孟姜女“夫死后向城而哭，城为之崩”的记载(刘向《说苑》及《列女传》)。至于哭崩的城墙在何处，虽然有莒城说、杞梁说和梁山说不一，但均在齐地，而非秦之万里长城。郦道元《水经注》认为孟姜女哭崩的是莒城。大约到了唐代，这一题材演变成了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崩万里长城的故事，具备了今天的雏形。《周贤记》把故事搬到了燕国，孟姜名孟仲姿，杞梁变成杞良。杞良为逃筑城之役，误入孟超后园。孟女仲姿正在洗澡，古人贞操观念极重，信守女儿之体只能为丈夫所见，故二人乃结为夫妻。后来杞良回到长城工地后被处死，埋尸长城之下，于是仲姿千里寻夫，哭崩长城，又于累累白骨中滴血验骨，终得丈夫遗骸云。 古代战争频仍，徭役繁重，征夫离妇之怨，乃为传统主题。汉末陈琳即有《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其后历代诗人皆有咏其事者。唐代诗僧贯休，则有《杞梁妻》，竟咏孟姜女哭长城之事。其后这一题材乃进入许多诗人笔下，为这一故事的广为流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元代起，孟姜女的故事开始搬上舞台。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钟嗣成《录鬼簿》等对此均有记载。在这些戏曲中，孟姜转化成孟姜女 ，杞梁衍生出杞良、范杞良、范希郎、范喜郎、万喜良等名。

    随着孟姜女故事的流传，各地兴起了建庙热。现知孟姜女最早的庙建于北宋，河北徐水和陕西铜川都发现北宋祥符和嘉 年间重修姜女庙的碑刻。许多方志都把孟姜女说成是本地人，临淄、同官(铜川)、安肃 (徐水)、山海关和潼关都有孟姜女的墓冢。清末上海拓建马路时曾于老北门城脚掘出一石棺 ，中卧一石像，胸有“万杞梁”三字，乃明嘉靖年间上海建城时所埋。据《孟姜仙女宝卷》 ，始皇筑长城，太白星降童谣：“姑苏有个万喜良，一人能抵万民亡。后封长城做大王， 万里长城永坚刚。”秦皇固城捉喜良，引发出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秦皇允许孟姜三 件事，修桥、造坟、哭祭，孟姜痛斥暴君后投水而死。在这一故事中，孟姜女成了松江人。孟姜女的故事反映了人民对封建暴政的痛恨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它经历了两千余年的流传与演变才形成今天的面貌。

   这就是流言蜚语的功效，（通过孟姜女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谎言说了一千多年也会深入人心，成为真理），可这样一个故事为什么不跟别人挂上钩，而这屎盆子偏得扣在秦始皇头上呢？

    因为秦始皇是中华大一统文明的奠基者，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有广袤的生存空间（相比战国七雄，秦帝国的领土比七国加在一起还大三倍），还有永远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方块字（汉字是表形表意的，虽然我国各地方言众多，差异很大比如广东、福建话北方人恐怕一句都听不懂，但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勾通，而西方文字的表音形式，只能使方言慢慢变成外语，你们说谁更伟大？），还有我们现在还在延用的郡县制，（令人痛心的是他留给我们的国家功勋制和全民监督制只流传了二百多年，到东汉时期已经完全变质了，到两晋之后就彻底埋没了，当然这是腐儒和贪官污吏们最乐见的事）哪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内心跟他都是相通的，如果不抵毁他，那么大秦帝国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遗产——国家功勋制和全民监督制就会正常的运行起来，那将直接损害他们这些笔下有千言，胸中无一策，只会空谈的腐儒的利益！（他们很可能都得下岗啊！）

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
毛泽东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一出，我想很多人又会把“专家”们对此诗的攻击、批判抛出来)   

    如果没有汉武帝罢绌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复兴，儒家的叫骂不可能侵害国家的肌体，（虽然武帝没有给儒家执政的实权）儒家只从舆论入手，虽然见效不快，但毒性却是惊人的，因为急功近利，只能失败，儒家并没有真正治国的理论和本领，从汉宣帝把儒家推崇的亲亲相隐原则纳入汉朝法律，（这等于间接的废除了全民监督制）以法治国的汉朝就开始走向衰落！

    汉家本霸王之道杂而用之，关于汉朝到底是以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这个谎言说了两千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秦代文物、秦简（尤其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的发现以及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等汉墓汉简的发掘，为我们解开历史迷团，提供了有力依据，汉承秦制，不光是一个文字度量衡的继承，一个郡县制的继承，更是一个以法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继承，法家治国不再是疑问，儒家所说的汉初无为而治，是黄老法家，（即万事皆决于法，而不以君主的意志来改变法律）而不是老庄道家，（即儒家所解释的无所做为，在下个人觉得这个解释实在可笑）同时我们也搞清楚了，原来自秦以后道家分成了治世的黄老学派，和遁世的老庄学派（这主要是由于对《黄帝四经》《道德经》理解不同造成的）。

   没有了全民监督制，腐儒们的官位是高枕无忧了，但当外敌入侵，民不聊生时，儒士们能做的就只有识时务而保身家了，而扶大厦之将倾，救国家之危亡的重任只能交给“天意”了。（所谓顺天时嘛！好象中央台有个阎教授讲过这个道理！）

    而当有胸怀天下的雄主出现，身经百战再度统一中国，救万民于水火，再次迎来盛世，儒士们总能适时的以为民请愿的姿态，出来大倡以德治国，轻赋减税！当然，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皇帝从来就没有一个信奉儒家的(他们只是让天下人信,因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但物质条件的恢复，生活开始安逸之后，儒家学说总能“顺应民意”，重新寄生在中华文明的肌体上。（其实最顺的是当朝的官吏们的意，理论上儒家的道德礼仪、亲亲尊尊、人性本善听起来冠冕堂皇，无可辩驳，能起到禁锢愚化人民的思想的作用，实践上以亲亲相隐为核心的官僚组织、人际关系，可以解除了人民对官僚的监督，没有监督是所有官僚们世世代代的梦想啊，就是到了现代，我们也没有跳出这个儒化圈子，没有监督或形式化监督的官僚体系，腐败只能愈演愈烈！），谁都想让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持续下去，都想保障自己的享乐，子孙后代的特权。为此甚至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他们需要静态的国家，不需要动态的国家。儒家刚好可以满足这些太平公子的愿望。这也是现代儒学复兴的内因。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倒车的。历代封建帝王都在推行儒术,结果怎样呢?当华夏族人的斗志尽丧，最终就导致了异族的入侵、屠杀和灭国，对于战争儒士们除了观望再无他法，唐代有诗云：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蒙古铁骑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也踏碎了无数古老城桓，在西亚和欧洲的历史上，有大量的对蒙古人的大屠杀的记载，而中国人民所糟受的苦难，一点都不比西亚、欧洲人少。但中国的历史上却没有多少这样的记载，为什么呢？

    国家沦胥，再想过上好日子，英雄们是用热血生命去拼杀，而儒士是最不善于兵甲之事的，也不耻兵甲，那就只有当汉奸，为新主子歌功颂德了！但这招可是事半功倍啊！只要新主子的实力强大，就可以永保高官厚禄，而他的主子当然也会尽全力保障自己江山的稳固，（有头脑的统治者都知道：用思想迷惑百姓比用屠刀镇压百姓更有效）这一点来说他们是一条道上的同志！宋以后中国可谓是汉奸倍出啊！宋有秦桧、贾似道，明有洪承畴、吴三桂，清有李鸿章，民国有汪精卫，他们都是出将入相的封疆大吏啊，至于靠卖国为生的小“奸”就更是多如牛毛了！

    从清末到民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各国租界，而列强的胃口却越来大，尤其是和我们一衣带水学习了一千多年中华文化的日本，在占了东三省近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又想鲸吞整个中国，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涌现出了大批的英雄人物，当然，汉奸也出现了不少！不论是美苏的支援也好，还是中国人的不屈奋争也好，中华民族这次总算是没有沦陷，在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国之后再没有一支外国军队踏上过我们的国土，现在，我们又一次感受到 “盛世”来临，全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于是儒学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五四运动和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后，又一次适合时宜的悄然兴起了，再一次寄生于中国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表象，窃取盛世大功，贪天之功，于是各式各样的祭孔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于是已经是我们记忆中耳熟能祥的汉奸败类，一个接一个的被“平反”了，秦桧们一个个站起来了；民族英雄、民族长城一个一个被我们自毁了。他们再次以民族英雄、民族长城的正面形象被国人记起，成为世人的榜样，恐怕只要等到国家多难、内忧外患之时了。
大家想过没有，宋、明、清、乃至民国，这些朝代中后期才真正上下奉行儒学，中国怎么越来越弱！
为什么中国历史又要重复？
功劳都是儒家的，苦劳都是法家(广义上的法家,如毛泽东)的。
毛泽东说：“儒家有一部分真理。”
一个大国过分的衰弱，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因为它能引诱其它国家的侵略狂热。
我们应记取宋朝的立国精神的错误：抱残守缺，茍且偷安。腐败的政府不愿意受到攻击，所以不相信会受到攻击。
傻子和傻子结合起来，一起发傻地向前进，社会才能进步。世界上的事本来就是傻子干出来的，那些聪明人为着名利而钻营，干了不光彩的事情，把世界推入黑暗的深渊，结果，他们也沉沦了，而世界仍然在傻子手里。

修改自《儒化的中国》作者：华军2007-12-02 14:06         

补记：
文章中提到了儒家性善论，有必要与性恶论比较一下它们在东西方政治制度设计上的差异。
首先，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儒家先哲提出来的呀。不是我的主张，我不是圣人，我蛮夷也。人性是否本善或本恶，在这里讨论太无聊了。这里说的是性善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而非其它。董仲舒吸取了荀况的性恶论思想,认为万民的从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就不能停止。他从这一点来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并把教育当做防止恶性发展的工具。后来儒家学说的就只讲性善论了，而西方法制和现代法学的前提是性恶论。中国古代法家学说的逻辑起点也是性善论，和儒家一样。法家终极追求的目标不是杀人，而是“以刑去刑”，从而达到“无讼”。这一点和孔子“必也使无讼”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人人都受教化，接近圣人了就无讼了。西方法制民主逻辑起点是：所有官员都是黑心的，必须要设立监督制度防止其作恶，限制其权力，督促其变好人。儒家性善论恰恰相反，假定皇帝、国王、官吏都是圣人、好人。从而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这种政治制度只是引诱好人变坏人。   

附文：“儒化中国”是行不通的（全文）
.......(节选)以儒学为官方哲学的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权，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而“儒化”论者所谓儒化“做得比共产党好”的国民党政权，仍然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把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综上所述，从中国近代以来，占据独尊地位的儒学解决不了国内外的严重危机，一些人被迫另寻出路，向强大的对手——西 方学习，经过几十年的多方努力，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这才有人转而学习马列主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又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逐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由备受列强欺凌的国家变成受到各国普遍重视的国家。尽管中国现在仍存在许多现实问题，但与儒家独尊的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儒化中国”论者把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归咎于马列主义取代了儒家的地位，断言只要“恢复”“儒教”的指导地位，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不是有意歪曲历史，便是对历史全然无知。（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狂夫之语，圣人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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