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宝宝吃奶过量:关中往事：民国十八年年馑

　　民国十八年年馑是指民国17年(1928)至民国19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这也是“万人坑”在现代关中人心中的出处。与1960年大饥荒相比，这才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自然灾害，而且其规模之大，灾难之惨烈在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极其罕见。

　　据民国19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兼民政厅长邓长耀的灾情报告，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祸不单行，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同降临。使陕西全境92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人相食惨绝人寰。

　　天府关中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渭源的渭河冲出秦岭，从汧山陇山间进入一片平原。或者说，是渭河塑造了这片平原。亿万年来，裹挟的泥沙在步入黄河之前，在这里日积月累的囤积，最终形成东宽西窄的盆地型黄土冲积平原。

　　这块“新月沃地”位于陕西省中部，介于秦岭和渭北北山(老龙山、嵯峨山、药王山、尧山等)之间。西起大散关，东至潼关，海拔约325～800米，长约300公里，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因在函谷关和大散关之间(一说在函谷关、大散关、武关和肖关之间)，古代称“关中”。春秋战国时为秦国故地，号称“八百里秦川”。

　　渭河由西向东横贯渭河平原，干流及支流泾河、北洛河等均有灌溉之利，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如郑国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都引自这些河流。再加上关中平原土地疏松肥沃，十分适宜耕作。“秦”字本意就是收获庄稼。《禹贡》把关中的黄壤土定为上上等，即是最适宜种植农产品的土地。经过周、秦、汉三朝的开发，以及秦、汉政府在关中大力兴修水利，使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支援了关中都城的经济。西汉时，关中已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粟米的储备，牲畜的数量，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却拥有全国十分之六的财富，充分显示关中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地位。

　　关中不仅是陕西最富足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地方。“金城千里”指渭河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为屏障，东面也有黄河阻隔，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所以汉代张良用“金城千里”来概括关中的优势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贸，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并说，“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比成都平原获得“天府之国”的称谓早了半个多世纪。特别是从战国郑国渠修好以后，“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四周又有山河之险，关中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帝王建都的风水宝地。从西周开始，历时千余年，先后有秦、西汉、隋、唐等10代王朝建都于关中。

　　关中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这片沃土最早沐浴了文明之光。在上古传说中，神农氏曾教民稼穑。神农就是炎帝，也就是火神，他所传授的实际上是焚林垦殖。 《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了三皇五帝刀耕火种的历史：“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从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到10万年前的大荔人直到半坡文明，关中的黄土文明源远流长。距今6000年前，半坡人就以种植谷物为食，将丝麻织成衣料，营造房屋和墙垣，甚至养猪和制陶。在古老的《诗经》中，来自这片土地的风情数不胜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可以说，关中平原直到战国时期依然“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力多”(《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史念海，198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向关中地区大量移民，导致关中森林面积迅速减少，垦荒和农耕使人口迅速增加，土地的负担也日益加重。从先秦开始，十年九旱的渭河和黄河流域利用水利之便，成为中国文明的摇篮。另一方面，周期性的干旱和洪涝也使农业这种高风险的经济模式常常遭遇残酷的打击和磨难。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说：中国人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百衲衣一般的绿色耕地，以及由简陋的茅屋、蛛网般的水渠和台阶般的梯田聚在一起的村落，这就是多少代人们弯腰驼背累死累活辛苦劳作的见证。那么多的人密密麻麻聚集在狭小的土地上。可以说，中国人为了维持生命，耗尽了有限的土地资源，还有人的所有智慧和忍耐力。

　　就整体而言，两面临海的华南雨量充沛，但雨水又常常会把农作物生长所必需的矿物养料带走，因此只有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可以获得沉积物补充，相对比较适合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反过来，远离海洋的华北地区(黄河流域)土壤非常肥沃，但平均降雨量只有500多毫米，而且每年之间变化很大，有时相差30%以上。因此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份，北方农民可以勉强维持温饱，一旦遭遇周期性的缺雨干旱，则形成无法摆脱的年馑。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用来生产口粮，而不像欧美一样用来放牧。相对而言，生产粮食比放牧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但单位土地的能量产出也更高。同样的土地，水稻产量是小麦的2倍以上，而水稻的劳动投入也更高。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土地资本是最紧缺的，而人和劳动的价值很低。人们必须依靠有限的土地尽可能生产出最大的粮食。相对洪涝严重的南方来说，华北地区则更是“看天吃饭”，华北自古“十年九旱”，这里的人们不得不世世代代接受旱灾和饥荒的诅咒。

　　西府蒙难

　　所谓“十八年年馑”，实际上从民国17年就已经拉开序幕。从民国17年1月各县向省府的报告中，惨不忍睹的文字就已经宣告了一场人家浩劫的来临。

　　陇县：现在树皮、槐于剥食无存，酸枣、草根搜掘殆尽。全县6区已实有灾民 8万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请求省上立即救济。

　　泾阳：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现在(民国17年1月)，全县已饿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

　　白水：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于净。每天大路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县城北马家堡，有个叫陈老六的，因为饥饿痛苦实在难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药，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西安：1月15日天下大雪后，北风凛冽，寒气刺骨。省城内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据公安局连日来的报告：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

　　关中西府地处八百里秦川最西部，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因为临近秦岭最高峰——海拔3500多米的太白雪山，这里大多数年份都降雨量充沛，堪比江南气候。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西府人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生存条件。因此，像民国十八年年馑这样的特大旱灾极其少见，也因此给西府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很多经历过那场旷世奇灾的幸存者提起“十八年馑”和“万人坑”来仍不寒而粟。

　　民国十七年到十九年(1928—1930)的这场持续大旱灾波及整个华北，但受灾最重就是陕西，而陕西的重灾区则是人口密集的关中，其中又以西府的悲惨为灾中之重。往年风调雨顺的西府连续三年没有下一滴雨，碌碡三年没翻身，路上的尘土厚得能埋人，三年六料颗粒未收。

　　从民国十七年开始，西府全境就夏秋无雨，冬季无雪，麦种子下地如同搁在楼顶，根本发不了芽，夏秋连料绝收。苦不堪言的农民期盼改过年去时来运转风调雨顺，哪料民国十八年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这场雪上加霜的大旱灾使很多家无隔宿之粮的贫苦人家顿时崩溃，一场席卷西府全境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十八年馑”从此成为西府人心中最可怕的字眼。

　　据说当时，宝鸡县一带热风时起，自春至秋滴雨未降，大旱12个月，井泉枯竭，河道断流。宽阔的渭河平时可以通舟舸，而当年却在河道里行马车。甚至连根深叶茂的多年老树也大半枯萎。依靠杯水车薪的井水灌溉，夏粮勉强收成了不到两成，而秋粮干脆就颗粒未收。往年绿野千里的渭河平原，如今整个赤地千里，满目苍凉，令人惨不忍睹!

　　《宝鸡县志》记载：“民国十七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禾苗尽死，夏秋无收，粮价腾飞，人曾相食。”“民国十八年，天大早，全年无雨，渭水涸竭，车马通行，禾苗枯死，颗粒无收，亩地换小麦一斗，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灾民为了生存，拆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无奈中壮者外逃求生，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

　　《岐山县志》记载了当时的惨状：“无麦无禾，麦仍失种，山童赤地，菜根亦断，拆房卖薪(柴火)以糊口，然斗麦价七八元，房尽而粮仍绝。”当时囤积有粮食的豪门富户乘机抬高粮价，斗麦从四无角钱猛增至二十元(银元)。草根树皮掘食已尽，十室九空。灾民涌入城市，白天乞讨于街头，晚间露宿檐台，不少人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口吐黄水，断气声绝，陈尸道旁无人掩埋。

　　民国政府只得在宝鸡市西门外挖了两个深坑，名曰“万人坑”，将尸体扔进坑内了事。在扶风县，贫苦农民饿死者日有所闻，扶风县城和绛帐镇平均每日死亡者不下百口。廊檐、街道死尸横陈，时值炎夏，不及分别掩埋，遂掘坑集中掩埋，亦有“万人坑”。扶风全县原有人口160415人，当年死亡52170人，外逃12337人。县东乡的南寨子、南郡村甚至已经绝了人烟。

　　相比比较富庶的宝鸡岐山扶风，千阳、陇县和麟游县更是赤野千里，青草全无，苗尽枯槁，饥民盈野，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凤县“饥民以树根、树皮为食，入山逃荒者络绎不绝，横尸遍野”，凤县西门外同样也挖了万人坑，以收集饿死饥民。距离我家咫尺之遥的眉县马家庄原有31户人家，竟有28户因灾绝户。

　　更为可怕和诡异的是，在这场持续巨旱的惨境中，扶风县在这年冬天竟然遭遇到了特大暴雪，这场暴雪并不是什么瑞雪，而是落井人遇到的从天而降的巨石，直接将苟延残喘的饥民置于绝境。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连降大雪十余天，平地伸及人胫。腊月初又降大雪，气候极严寒，渭河、沣河全部封冻，冰厚近二尺。兽力于冰上行走畅通无阻;百年柿树、石榴树被冻死……正月十四、十五又两降两天大雪，雪片大似铜钱。北部山区道路阻塞，狭口雪深丈余无法行走……贫民有冻掉手指、足趾的……全县死人达六分之一。”这年腊月，相邻的岐山县也“遭受大风雪，饥民多冻死。”

　　据陕西省“赈济会”当年关于“十八年馑”的统计显示，凤翔、扶风、岐山、眉县四县受灾306678人，死亡186322人，出逃43440人。大灾之后，凤县人口减少了六万人。

　　这场漫长的灾难并没有结束，民国十九年，西府地区继续干旱，不少县甚至持续干旱到民国二十一年。在此期间，各县又发生了春寒霜冻、暴风、冰雹、黑霜等，收成大减。这一年，旱灾还没有结束，蝗灾又起。民国十九年六月，蝗虫成群，遮天蔽日，令人生畏，所到之处禾苗被扫食殆尽，收成无望。

　　这场千古奇旱最后在一场暴雨酿成的水灾中结束——当雨来临的时候，竟也是一场灾难。民国二十年夏，头年遭遇暴雪的扶风再次遭遇暴雨，渭河河水暴涨溢出堤坝，渭河两岸水深过丈，秋庄稼悉数被淹，窑洞因暴雨淋浇而崩塌，劫后余生的农民几乎在劫难逃，死亡极其惨重。稍晚时间，眉县连降暴雨，山洪爆发，冲毁庄田，平川一带尽成泽国，墙倒屋塌，人畜淹死者无数。宝鸡渭河南岸地区暴雨成灾，洪水溢出清姜河两岸，益门桥被冲毁;1931年9月18日麟游西部突降暴雨，杜水河涨溢，庄稼被淹150亩;凤县秋雨连绵导致山洪爆发，嘉陵江水泛滥，冲毁农田225亩，冲毁房屋123家，死亡26人……

　　赈灾救济

　　从民国17年至民国19年，不仅关中和华北，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灾荒。各地为了有效的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赈灾救济工作，从民间到政府纷纷成立了赈灾组织。陕西省于民国 17年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民国18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并公布“民国十八年赈灾公债条例”，规定自本月起按票面九八折发行赈灾公债1000万元，利率月息8厘，由财政部指定在关税增加收入项下拨给还本付息基金，10年内还清本息。

　　由于陕西的灾情特别严重，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民国18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视察团抵达西安后，陕西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以及民政教育等政府官员陈述了灾情，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次日视察团一行到西安附近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孙家湾、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地视察。只见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收获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扎高。农民家里吃的只有糠秕，有人甚至吃白土度日。

　　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遇见路旁饿死者就达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的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目睹这番惨象，视察团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其中两封电报内容如下：

　　12月1日电。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人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人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

　　次年2月6日的电文：

　　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

　　在省内外无数绅士学者的奔走呼吁下，全国不少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陕西赈灾工作。至民国19年1月，共收到赈款1489500元，其中南京政府、全国赈灾委员会、冯玉祥将军、于右任、胡次珊、宋哲元诸先生及上海红十字会、北平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都捐了大量的款项。此外，还收到了几乎是从全国各地零星募捐来的款项 37700多元。其中，有捐几百几千的，也有捐几十的。有个捐款人署名“人民自卫团隐名氏”的捐了1元钱。

　　《同官(今铜川)县志》的“合作救济志”一章，记载有“民国十七年，自夏至冬不雨。十八年，旱灾，大饥，斗粟七元余，人食树皮树根殆尽，死 者无算。省赈会发赈二千元，面粉二百袋，华洋义赈会发洋一千元，省政府拨发种籽费三千元，地方捐赈六千三百六十八元”。

　　民国18年这一年期间，陕西省赈务会代表奔走于南北诸省，一方面努力募捐，一方面从汉口和上海等地购买粮食。另外还获得赈灾公债200万元，实得133万元。这些钱物粮食等对于陕西八百万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还是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的困难。

　　同时，陕西赈务会在西安地区设立了妇孺收容所，收养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第一收容所在四川会馆，第二收容所在城隍庙，第三收容所在一家平民住所，第四收容所在红十字会，第五收容所在商县会馆，第六收容所在城南兴善寺。

　　同时西安四周及各县都设置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地址姓名，并造册给粥厂存查。施粥时，检票员查验食粥票，核对底册，然后饥民持竹签排队进厂，男女分列，老弱在前，少壮在后，每人一勺。为防止饥民饱食过度撑死，每人最多只能吃两勺。食粥后竹签收回，食粥票发还本人。

　　在办施粥厂和收容所的同时，省赈务会还积极进行了平粜、开渠、区田、凿井、筹赈等等事宜。

　　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党元老、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来陕赈灾，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参拜法门寺，朱子桥在此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呼吁全国各界继续赈灾。

　　霍乱之乱

　　与西府相比，西安和东府的境况或许更糟。民国15年刘镇华围困西安300余日，饿死者过半。解围之后，西安人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一场大天灾便接踵而来，过去没有死于兵匪之患的人们，如今又在劫难逃地流离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这场大饥荒使官商云集的省会西安城中，到处都是没有人管的饥民饿殍。一波一波的灾民逃难到城市，饥寒交迫的难民使西安陷于崩溃之中。

　　宗鸣安先生在《西安旧事》(西安出版社，2009年)中，对西安的遭遇有许多详细的记述。书中叙述道，父母不忍孩子饥饿痛苦，有的一狠心就直接把孩子弄死，还有的人饿极了，竟然吃起人来。书中有许多记录当时惨状的珍贵照片：有一幅是一家几口人饿死在西安街头，有几个在人行道上的，被人们堆上一些土掩盖了一下，另一个在马路上，只穿着短裤，倒毙在街头，却无人来管。周围的人，有的在做自己的事情，行色匆匆，仿佛没有看到一样，还有的人，在家门口看着。还有一幅是宜君县灾民，一个母亲倒毙在那里，旁边至少有三个大概只有不足五岁的孩子，一个只有上衣，另外两个全身赤露，饿死在外面。母亲的旁边还有一个竹竿或木棍，或许是用来轰赶那些恶狗，或许是用来支撑已经完全无力的身躯。

　　历经过大饥荒的老人们如此诉说饥饿而死的感觉：走着，走着，就跌倒了，人就死了，像是睡着了一样……如今再回首那一段不看回首的苦难岁月，不得不悲叹，在大自然的淫威之下，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卑微可怜，又是多么凄惨多舛。

　　在连续4年水深火热的人间浩劫之后，民国二十一年(1932)春夏之间，眉县、宝鸡、岐山、陇县、麟游接连遭受热风袭击，地里的庄稼在大风中成片枯死，甚至残破栖身的屋顶上的青瓦都被风刮得如同树叶般飞落。连着热风又是黑霜，刚挺身的麦子被黑霜一举打死;紧接着，又是冰雹突降，庄稼地里跟磙子碾过一样，狼籍凄凉惨不忍睹。凤县先是出现了二月春寒和霜冻，春苗都被杀死;紧接着7月在苇子坪、谷叉河一带突降冰雹，大如鸡卵，人畜被砸死打伤无数，秋作物悉数被毁。而在凤翔、陇县和千阳则发生了水灾。

　　屋漏偏遭连阴雨灾难——并没有到此结束，灾难深重的西府被推入了深渊。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之后，西府地区爆发了“真性霍乱”，又称“虎烈拉”，人们也叫“转筋霍乱泻”。这种传染病的最大特点是传播快、发病快、死亡快。在瘟疫最严重时节，虢镇每天死于此病的多达四五十人，高家陵村31户病亡死绝。在疫情最为惨烈的虢镇，人们在南北两头挖了两个“万人坑”。刚开始，先死的人还用棺材成殓;等到越来越多的人感染死亡，棺材已经不够用了，只好用席子一卷;等到后来，很多人家全部死绝，最后死的人往往已经没有人去抬尸掩埋，暴尸于家中无人过问。一群一群的野狗走街串巷，入村进户啃食死尸……

　　虢镇当时有段顺口溜：

　　李四早上埋张三，

　　中午李四升了天。

　　刘二王五去送葬，

　　月落双赴鬼门关。

　　当时，陇县县城一天病死近百人，从东街到西街死于疫情者达1200多人。千阳县城死于“霍乱”的也不下千人，城南平江营与三义庙处都有葬埋病死者的万人坑。

　　因为南北都是山，当时关中地区经常有狼群出没。在瘟疫袭击之下，很多村镇人烟零落，死亡的气息引来狼群袭击，一些没有病死饿死的老弱妇幼最后又遭遇到了狼群的屠杀和残害，这种耸人听闻的惨剧在当时几乎不绝于耳。一般而言，青壮年男子所消耗的基本热量最高，所以一旦遭遇饥荒断炊时，男人往往最容易最先饿死。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缠足陋习最为严重的时期，几乎每个女孩从五六岁开始就被人为折断脚趾骨，使其终身行动困难，沦为床前灶头的生育工具和做饭机器。家庭的主要男人一死，剩下的老人女人孩子往往没有任何求生能力，因此往往招致狼群入户袭击。

　　凤翔因瘟疫病倒9000多人，其中6740多人丧生。凤县亦有千余人死亡。因为是烈性传染病，亲友们也不敢探望，即使死者也没有敢去掩埋。在这场席卷西府各县的超大疫情中，灾后刚刚恢复绿色生机的田园重新变得一片荒芜。渭河两岸横尸遍野，野狗成队，野狼成群，村村无鸡鸣，户户少炊烟，到处一片死寂破败的末日景象，令生者欲哭无泪。

　　这场霍乱之灾过去之后，官方进行了统计，西府五县感染患病者共计20194人，死亡12861人。其中岐山病死130人，麟游县病死89人，凤翔县病死6740人，眉县病死1189人，陇县病死4713人。在近代瘟疫灾难中，这场被遗忘的霍乱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多可谓触目惊心骇人听闻。在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之后，无处不在霍乱所引发的社会恐惧几乎摧毁了这里的一切。

　　痛定思痛

　　关中与陕南山区、陕北高原并列陕西三大地理板块，而关中人口最为密集，也最为富庶。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自古就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皇权文化和大一统国家体制的摇篮。关中作为周秦汉唐四大强盛王朝的立国之基，绝对是黄河流域的第一富庶之地。关中的农业历史最为悠久，几乎可以作为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一个典型标本来看待。虽然华北地区号称“十年九旱”，旱灾几乎是家常便饭的自然灾害，但渭河流域的关中盆地相对黄河上游和下游来说，灾害的频度要小得多。或许正因为如此，持续数年的连续灾害最终酿成极其惨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如今，这场灾难已经过去整整80年，回首这段历史，许多导致这场旷世灾难的肇因越来越清晰地彰显出来。

　　首先，粮食产量限制。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晁错语)，也就是说每亩产量为120斤。以关中的主要作物小麦来说，一般均产为百余斤。根据历史资料，民国18年全国平均小麦亩产为146斤;民国24年渭南县平均亩产88斤;民国28年华县平均亩产只有可怜的34.7斤。这尚且是没有遭灾的正常年份的丰收亩产。如此低的粮食产出不仅跟今天无法相比，就是跟古代也是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秦汉时期高产样板田产量可达到近300斤，可见农耕早期土地肥力非常好。2004年关中夏粮丰收，创历史最高纪录。岐山县40余万亩小麦平均亩产为368.6公斤，即737斤。

　　其次，农业技术落后。因为种子限制，2000多年来关中农业一直延续稀植习惯，每亩小麦下种10斤，苗数10万株，成穗20万株，理想产量200斤。如今抗倒伏种子可以做到密植，下种和产量都翻了一番以上。农药技术和化肥技术在民国时期几乎还是梦想，仅有的人畜粪尿远远不能解决土地肥力下降的困境。同时，被人类彻底驯化的植物其生存能力是极其脆弱的。有一点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在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拔青的季节或者玉米抽穗的季节，不要说持续干旱几个月，就是干旱半个月，粮食减产都会非常严重。事实上在民国十八年大旱中，连种子发芽都成为一种梦想。

　　第三，灌溉技术限制。在持续干旱的情况下，一般只能采取人工灌溉技术。关中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降水量不够充沛，季节性变率大，时空分布不均匀，水一直是制约关中农业的瓶颈。关中土厚而泉深，郑国渠帮助秦国从这里崛起，这块“神皋沃区”在汉唐之后盛极而衰。自唐末黄巢之乱，大灾大旱的噩梦不断，人相食不绝于书。自古关中都极其重视兴修水利。民国时期，关中原有的古代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已废毁，杨虎城和李仪祉新修的水利工程或未竣工，或难以发挥效益，关中绝大多数农田已经退化成靠天吃饭的旱田。以民国38年的东府为例，华县有耕地46.69万亩，可灌农田仅1.21万亩;渭南县142.59万亩耕地中只有1.37万亩水浇地，大县大荔耕地面积为182.09万亩，水地仅有4万亩。可见关中地区水田仅占全部耕地的1~2%。如此微不足道的水田比例，若遭遇大旱只能仰天长叹了。

　　值得一提的是，水泵技术在当时尚未得到运用。由电力驱动的水泵要比人工汲水效率高得多，提取地下水以弥补降水量是现代普遍的抗旱手段。而在当时，由于渭河干涸泉水枯竭，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导致大多数水井干枯见底。在没有任何现代勘探技术和机械技术的条件下，挖掘深水井费时费力且危险，成功率也不高。即使挖掘成功，极低的水位只能使用辘轳摇水，汲水实属不易。干旱到极点时，人畜饮水都困难，更不用说以水浇地了。

　　第四，政治腐败动荡。这场巨大灾难降临时，正是中国民国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向南京中央政府转换时期。连年的北伐内战引发了国内持续的政局动荡，刀兵四起，铸犁为剑。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从国家到地方，官员如同走马灯一般极不稳定。灾难发生前的西安围城和全省性的“剿匪行动”早已经使国家和社会弹尽粮绝濒临崩溃。这场灾难发生时，朝不保夕的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既无力提前警告，又无力灾后施救。民间不少富户豪强囤积居奇，不仅见死不救，反而大发国难财。老政府和新政府都缺乏有力的备灾备荒准备，无法进行有效的应对。相反，建立在农业经济上的税收政策使农民负担极其沉重，连年不断的破坏性的战争将损失和成本都由农民承担。在层层盘剥之下，大多数农民在丰年可勉强维持，一旦发生意外灾难，毫无回旋余地和自救能力。虽然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在赈灾过程中扮演了光彩的角色，但面对遍及全国的巨大的灾难，几无家底的中央政府对关中年馑所能提供的救助依然不过杯水车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连续的旱涝蝗冰疫五毒俱全的巨灾之下，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已经注定在劫难逃。

　　民国20年5月19日，于右任先生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的报告中批评道：“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

　　第五，交通困难。民国十八年时，陇海铁路尚未修到西安，连年战争也使铁路运力极低。汽车和公路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公路建设刚刚起步，且是土路，也不存在全国性的公路网。汽车刚刚出现在洋人的租界，汽车作为运输工具在当时中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全部进口的汽车和汽油实在太昂贵太奢侈了。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靠船和马车，河道干涸使船无法行驶，马车运输因为本身消耗大，效率极低，而且兵荒马乱抓夫派差使民间运输几乎断绝。地方势力的武装割据也使交通阻隔。交通困难一则使难民无法逃离灾区获得救助，二则使赈灾救助无法及时送到灾民手中。据当时的记录，往关中运去一石米的路费竟然要花费10石米，如此高昂的交通成本也是造成灾荒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南京政府新立，励精图治，动用一切舆论，使关中饥荒引发全国关注。虽然各方人士捐募的粮款在外省待运，只可惜全国交通环境恶劣，局势动荡不定。为防止被地方军阀土匪劫掠，上海、徐州、蚌埠、丰台等地的赈粮只能小批小批地运往陕西，使灾荒最后扩大。

　　第六，鸦片之害。鸦片最早作为奢侈品被英国走私进入中国，从而引发两次鸦片战争，最后导致清政府倒台。进入民国后，屡禁不止的鸦片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出口国。清末时期，中国男子中瘾君子比例高达70%;民国时期，吸食鸦片的比例依然在总人口的10%以上。鸦片税成为政府的主要税源。鸦片经济的兴盛，一方面使无数农民因吸毒而致贫致病，另一方面占用大量耕地，挤占本来就低至温饱的粮食生产。党晴梵于民国20年1月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饥荒发生时，瘾君子无疑成为最早一批受害者，而吸烟者一般为男人。一旦鸦片断绝，吸烟者顿时崩溃，行动不便的小脚女人和老人孩子随之陷入困境。另外一点，当时尚未进入商品时代和石化时代，用于制作衣物的棉花同样需要占用大量耕地，使粮食空间更加受到挤压。埃德加斯诺在当时在华北游历访问，他发现无论走到哪里，大片大片上好的土地上都种着鸦片……不应忘记，鸦片在当时还具有货币功能。

　　第七，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学鼻祖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因此人口的增长要快于粮食的增长。当人口超过粮食所能供养的极限时，就会发生饥荒、战争和瘟疫，由此产生的大量死亡导致人口减少，使人口与粮食重新恢复均衡。在传统农业时代，人类发展屡屡进入马尔萨斯陷阱，在“削减”掉大量人口后，重新回到太平盛世。民国时期的中国刚开始工业化进程，但连年的战争使发展步履维艰，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工业和商业所占比例极低。也就是说，90%的人口都是生产粮食的农业人口，粮食剩余本来就极其有限，而且都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消耗。进入民国，中国人口增长开始加速，民国18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破纪录的5亿，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这无疑是一个人口极限。就陕西而言，民国18年年馑之前人口总量达到1300多万——这是70年后全省人口又一次超过1300万。同治元年(公元1862)陕西人口第一次达到1394万，不久关中即爆发了残酷至极的种族大屠杀，到光绪五年(1879)，人口锐减至772万。短短10余年间，全省人口损失高达622万，有一半左右人口死亡。民国18年年馑如同同治大屠杀的重演，只不过将人的屠杀换成了大自然的屠杀，活生生将人口减少了一半。

　　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因为很多不祥的因素偶然地相遇在一起，我们很难说哪个因素不重要，或者哪个因素很重要。灾难的发生或者是一种偶然，但也意味着一种必然。灾难之所以发展得如此深重和残酷，是因为很多最糟糕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顺着这个线索，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原因，比如气象预报能力低或者医疗水平落后等等。《农民日记》的作者侯永禄曾经记录下他母亲的一段话：“我一辈子养过10个娃，现在只有你一个在我跟前，就你二姐五姐在世，那7个都不在了。你三姐贞芳结婚不几年患痨病死了，你妹子京叶5岁害病，让你去街上抓药，药还没抓回来人就死了。还有以前早生的那4个娃，连名字都没起就死了。 ”

　　如果我们将这场灾难同它前后和同时所发生在关中、中国和地球上的其它类似悲剧相比较，或许我们就会明白老子曾经说过的那些话的良苦用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卑微的、脆弱的。

　　多灾多难

　　农业经济从来就是充满风险的，这种守株待兔、枯燥无味、极其辛苦的劳动模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能承受和忍受的民族。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而农业几乎全依赖自然的赏赐。即使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主要因素。比如今年春天发生在西南的旱灾震动了全国，即使用尽各种高科技的解数，面对老天爷，我们还是只有哀叹的份儿。

　　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就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

　　奇异的现象是，天灾似乎总是与人祸结伴而行。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左手鸦片右手钢炮的洋人与国内的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白彦虎等大规模的杀戮此起彼伏杀声四起。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天灾：光绪2年华北连续三年大旱，黄河中下游地区有1300多万人死亡;光绪22年，一场台风和海啸扫荡了刚刚诞生的上海，10余万人遭遇没顶之灾。

　　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民国18年年馑时，25岁的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采访。在乌兰察布盟的土默特右旗，他目睹了一场令他瞠目结舌的饥荒惨况：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也可以说是——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连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头脆如蛋壳。所见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

　　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阴森的死亡之气把他们吓住了，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很多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华北西北大饥荒的一角。

　　民国24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

　　民国31年，“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洛阳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1964年，白修德获得晚到的普利策新闻奖。当代河南作家刘震云曾经写了一篇《温故1942》的小说，其中有一个细节讲道：一个饥民用刀子割一个“死人”身上的肉吃，刀子下去，“死人”呻吟道：我还活着哩……

　　仅仅《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记载的大规模灾难就数不胜数：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暴力时代

　　民国时期是一个典型的暴力时代，暴力引发的血酬定律成为那个多灾多难时代最明显的政治经济学。北洋政府时期类似春秋战国，大诸侯小诸侯还有袖珍诸侯，只要胆子大不要命，如果机缘巧合，在那个乱世中眨眼间就一将功成万骨枯。今天拜把子，明日下刀子。到处都是饥民和流民，只要有饭吃，就可以招兵买马。农民就是土匪，土匪就是军人，军人就是炮灰，大小军阀们在这片不幸的土地上杀得昏天暗地，争地盘夺权力。

　　北京改叫北平后，南京政府与日本势力、共产党势力三足鼎立，类似三国时期。农民的处境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三方都在发展自己的暴力力量，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和人口。中国民众就在这种暴力与灾害的交织和纠结中苟延残喘可怜求生。

　　祸不单行，民国18年年馑无疑是一场灾难总爆发。在天灾的同时，人祸也在蔓延加剧。本来民国时期国家机器就已经濒临崩溃，导致流氓暴力乘机泛起兴风作浪。和全国情况相似，关中各地的土匪和各种武装力量蜂起云涌，鱼肉乡里残害民众。根据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描述，许多“土匪”都是破产的贫苦农民，他们因饥饿而铤而走险，聚众去抢富户的粮食。还有很大部分是一些民兵和地方武装，比如东西二府的党拐子和麻老九，他们把持一个地区后，就画地为王，如同土皇帝，残酷压迫百姓，可以说不择手段，其暴力程度令人发指。

　　扶风：该县自被陈疯子盘踞后，一个月内，被土匪伤害致死的百姓就有108人，经济损失60余万元。泥门闭户流亡他乡者到处都是。

　　大荔：自麻老九(麻振武)盘踞后，早已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兼以战事频生，田园荒芜，农民全都失业。复又届此旱灾，城内成群的乞丐已由乞食而转为“抢食”。乡村里的灾民不等饿死，就已经开始寻死。

　　凤翔：自党拐子(党玉昆)余孽窃踞该县后，奸淫掳掠，惨无人道，被匪害破产的有3000余户，毙命的1000余人，妇女被掳的300余人。被土匪处死的10余人，钉死在城门上的4人。

　　武功：该县被土匪抢掠烧杀几遍。兵烫之后，瘟疫流行。初染瘟时头痛发晕，时寒时热，浑身酸痛，慢慢地就全身出疹，胡言乱语，手足抽搐，有时腹痛发呕并泄黑水，不久就毙命而亡。全县10镇几乎成了病灾之国，死人一个压一个，腥臭薰天，人骼兽骨互相叠压无人掩埋。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记述：在1925年至1928 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15 个省。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

　　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地方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以果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的。1918 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 万人丧生，317 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

　　同年2 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 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次年，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12 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1924 年和1925 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

　　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市运送粮食。

　　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据报导，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40 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村普遍的残酷景象。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3/4——只有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

　　在1949 年和1950 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蒋梦麟先生曾抗战时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在《新潮》一书中写道：“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

　　军阀暴力一方面导致了饥荒的蔓延和恶化，反过来，饥荒也直接影响了各方暴力势力的此消彼长。民国时期中国根本无力解决吃饭问题，每年都大量的进口粮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再加上占财政支出50~80%的巨大军费开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根本无力改善自身处境，在灾难面前也无力自救。中国之所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冲击下如此不堪一击，正是混乱背后的中国实际已经陷入深深的社会和经济困境中而无力自拔。遍地枪杆子和军阀土匪的中国，如同饥荒来临时一片灿烂的罂粟田，这种暴力瘾在强盛的日本人面前不构成任何战斗力。

　　民国十八年年馑正将华北民众推入万劫不复境地之时，冯玉祥联手阎锡山反动了夺取中国最高权力的反蒋战争——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面对赤地千里的黄土噩梦避之唯恐不及，众将士无不担心回陕西会饿死，韩石二人因此投蒋，导致冯阎的总统梦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