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设施使用情况:外滩海关大楼守钟人

    清晨6点，中山东一路13号，海关大楼。这座外滩标志性的建筑在晨曦中醒来，响起了《东方红》的清亮钟声，上海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半个小时以后，踩着报刻的钟声，魏云寺准时来到大楼上班。已经52岁的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上海老克勒的风度：衣着整洁，头势非常清爽。

　　从24岁入职海关，32岁开始护钟生涯，岁月荏苒20年，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如今两鬓已有些斑白。

　　魏云寺是上海海关钟楼的第5代护钟人，在此前的60多年时间里，已有4代护钟人攀爬于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铁梯，耐心守护着钟楼那些成百上千个齿轮、粗大的钢丝和巨型的铜钟。

　　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往来于这片繁华的商埠，抬头仰望第一眼就会看到这座象征上海的钟楼，却几乎没有人知道在大钟背后让它每天准时鸣响的人姓甚名谁。

　　大钟83年未曾发生故障

　　高79米的海关大楼，分为上下等高的两部分，从底层乘电梯到9楼都是海关工作人员的办公楼，再往上的空间是3层钟楼，那里平时是只属于魏云寺一个人的工作室。

　　空旷的大厅里，只有一个硕大的钢制螺旋扶梯，漆成黑踏步红围栏，绵延着伸展向空中。“这一段有69级台阶，可以到达大钟第一层的机芯房。”20年来，魏云寺无数次爬过这段楼梯，每一步都数得很清楚。

　　走进机芯房就仿佛来到了大钟的心脏，小小的房间被四面直径达5.4米的巨大乳白色钟面紧紧包裹，房间中央是一座精巧的木制小房子，那里就是大钟的机芯，成百上千个齿轮互相咬合，比手指还要粗的钢丝绳，代替了普通钟表中精细的钢丝。　　

　　“自从1928年1月1日，海关大钟敲响第一声以来，机芯从来没出过故障。”每周一、三、五，魏云寺都固定要登楼检查大钟的基本情况，为机芯加油，收紧螺丝，同时也要给大钟上发条，一年四季从未间断过。

　　“现在上海的很多大钟都已经是电子钟，只有海关大楼还是最原汁原味的机械钟。”魏云寺说，大钟的发条靠着巨大的钟锤来牵引，在机芯房的地板下面，粗大的钢丝绳就连着那三个钟锤，其中最大的一个重达1吨多，它们分别负责敲正点、走时、报刻。钟锤下是有着巨大钢制外壳的大沙坑，那是为了在重锤意外坠落时起到缓冲的作用，否则它的巨大重力可能会穿透海关大楼的天花板，所幸这类事故83年来从未发生过。

　　魏云寺听师傅说，以前海关大钟上发条完全依靠人力，需要四个工人用手柄把沉重的钟锤绞起来，花上几个小时。如今，装上了小小的马达后，上发条的工作可以在15分钟左右完成，魏云寺说，这也是海关大钟唯一依赖于现代化科技的地方。

　　从机芯房再往上，通道更加狭窄。一段黑踏步白围栏的螺旋扶梯，只能容一人通过，上面是海关钟楼的铜钟座。“这一段是48级。”魏云寺一边走一边说。这里安放着大大小小五口钟，基本上把整层楼面占满了，只剩下一圈侧身才能走路的地方。每个钟上的铁锤都连着机芯房的发条轴，每到整刻时间，齿轮“呀呀”地转动，带动浑厚的钟声响起。

　　从扩音层再向上，则是一道很陡的窄梯通往顶冠，角度已接近90度。20年来，魏云寺每周都要沿着狭窄的旋转楼梯拾级而上，三层一共要攀爬177级台阶，最终来到顶端的旗杆台，几乎转不过身的平台上有外滩最高的一面五星红旗。

　　现在，借助于先进的传动装置，升降旗都可以在下层平台完成，魏云寺不再需要每天爬上楼顶，不过他隔几天还是会坚持去察看一下，尤其是逢到雨天或是大风的天气。“那是外滩的脸面，它一定要崭新和舒展。”魏云寺顶着阳光眯眼眺望着旗杆，在他的周围是外滩和对岸陆家嘴的无限风光。

　　准确报时误差不超过2秒

　　“当！当！当！”整点时分，发条带动重达135公斤的大方锤，敲响铜钟台最大的报点大钟，铿锵的报点钟声让人感到耳膜微震。

　　魏云寺让记者去摸一摸最大那口钟的钟壁：“看看它有多厚，超过一个成人手掌的长度呢。”“重建江海关之基石……”魏云寺念着刻在钟壁上的铭文，时光漫漫，流回了过去。

　　建成于1927年的上海海关大楼，曾经是外滩的最高建筑，同年8月，这口由英国Whitchurch公司设计制造的上海海关大钟从伦敦运到上海，包装木箱连同大钟重达6．25吨，外滩行人都停步观望，谓之“吊装奇景”。

　　第二年元旦凌晨1点，海关大钟敲响了第一声，从那一刻起，海关钟声成了上海的城市符号之一。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统一时间，上海时间比北京时间早一个小时，自1949年6月1日零时，上海海关大钟拨慢一个小时，从此上海开始进入“北京时间”。

　　魏云寺出生在黄浦区，新闸路靠近西藏路的老房子里。他记得，儿时悠扬的大钟声总能穿越外滩的上空，在老式石库门的巷道里袅袅转转，最终传到他的耳边。“那个时候，上海没有那么高的房子，海关大楼的钟声往东一直可以传到吴淞口码头，向西可以到静安寺。”

　　小时候，海关大楼对魏云寺来说既神秘又遥远，每次去外滩玩耍，他总要眺望一下这幢高高的海关大楼，却从未想过自己会与这座代表上海的钟楼有任何联系。

　　1983年，在零碎做了几份工作后，魏云寺来到了上海海关，初期做的是收发等内勤杂务。

　　10月24日，因为记者的来访，魏云寺特意带来了从家中搜罗出的一张几乎已经被自己遗忘的老照片，那是他在海关大楼10层平台上与钟楼的第一次合影。当时，看护钟楼的是比魏云寺大五岁的张鹤建，而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魏云寺只是偶尔有机会登上钟楼看一看。

　　1991年，随着浦东的开放，张鹤建被调到浦东工作，钟楼需要一个接班人，魏云寺阴差阳错地接下了这份工作。当时，张鹤建手把手地教了魏云寺大半年。“海关大钟的检修、保养、看护全凭师傅言传身教和徒弟的悟性。”魏云寺接手的工作没有教科书，没有说明书，每天他都跟在张鹤建身后，每一个手势的揣摩，每一个齿轮的调和力度不能差了一分一毫。

　　从1991年至今，20年间，魏云寺成为了海关钟楼唯一的守护者。而对于经验丰富的护钟人来说，大钟走时的状态好不好，有时候就凭声音便能够分辨。在魏云寺的回忆中，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海关大楼走时一直很准，每次上发条时他都会进行准确的校时，误差不会超过2秒钟。

　　技术太精找不到人顶班

　　“嘀嗒、嘀嗒”，站在机芯房里，除了远远传来的汽笛声外，最为清晰的是大钟行走的声音。与普通的钟表不同，海关大钟的每一声“嘀嗒”是两秒，魏云寺听师傅说，这是设计师特意为之，以便减少大钟机芯的磨损。

　　在两秒一次的“嘀嗒”声中，魏云寺的日子与这个始终快节奏运转的国际大都市相比，显得格外缓慢。

　　20年，每个工作日6点半准时到岗，收发报纸、负责内勤，为大钟上发条、做保养。日复一日的工作并未使魏云寺厌倦，反而加深了他与大钟的感情，这座大钟的走时、鸣响、奏乐，都令他牵肠挂肚，他常常形容自己“整个神经一直被大钟牵系着”。

夏天，在太阳的曝晒下，四面不透风的钟楼机芯房温度要比实际气温高上3摄氏度。上海8月的酷暑天气里，钟楼的温度计每每要攀升在40摄氏度以上，魏云寺汗流浃背地忙碌着，唯一能帮助他的是一台老式落地风扇。冬天，由于铜钟台和旗杆台四面敞开，钟楼占据外滩高点的地理条件也让刺骨寒风总呼呼地灌进魏云寺的脖子。

　外滩年龄在增长，海关钟楼也在变老，钟楼外墙一到刮风下雨天就会渗水，钟面上的玻璃逐渐老化，风吹、鸟撞甚至重大庆典时所燃放的烟火都能让一些玻璃裂开、破碎。2007年，海关钟楼启动了首次大修，在钟楼“美容”期间，由于钟面更换玻璃会影响指针走动，所以海关大钟暂停报时，钟声也第一次停止了鸣响。这段时间，大钟不需要再上发条，魏云寺却比以前更忙碌了，几乎天天都要爬上钟楼，和工人忙在一起。

　有一次，因为钟楼的旗杆传动轴磨损，魏云寺着急更换，可是拆下的轴承却是非标尺寸，无法买到现成的配件，于是魏云寺索性自己画了图纸，让在机床厂工作的妻子鲍云菊带到厂里，用机床帮忙加工。

　平时，魏云寺也一直在思考着大钟的保养，最近，他刚申请将钟楼一层的木门换成了可以部分开启的防盗门。“夏天机芯房的温度太高，不利于延长机器寿命。”魏云寺解释说，使用防盗门后，门上的小窗可以开启，钟楼上下层之间实现了通风，机芯房温度计上的温度也下降了。

　“我接手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责任。”魏云寺说。

　因为守护大钟的责任，20年间魏云寺几乎从未离开过上海。“大钟两天左右要上一次发条，这个工作别人代替不了。”魏云寺说，别看大钟现在可以借助马达上发条，但每次上发条前要将细密的齿轮全部对齐，同时还要校对时间，观察刻度的变化，这些工作没有经验是做不了的。

　20年来唯一的一次远行是2009年，魏云寺评上了海关系统的先进个人，可以去西安旅游一次。本来魏云寺准备放弃的，结果师傅张鹤建听说后，特地从浦东赶过来对他说：“我来帮你顶班。”这次旅行足足5天，也是魏云寺20年里唯一一次真正看到上海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守着钟楼静观上海巨变

　矗立在外滩的海关钟楼，几十年来一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着上海的沧桑巨变。

　“那时站在钟楼上，往西能看到人民广场上的人来车往，往东能看到黄浦江对岸一片低矮的平房，视野尽头，是椭圆形的地平线。”魏云寺记得，年轻时自己站在高耸的旗楼上远望时，浦东最显眼的是东昌路的消防瞭望台。而在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一座座越来越高的摩天大楼开始慢慢遮住了魏云寺望远的视线，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东方明珠、国际会议中心、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一座座上海标志性建筑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建了起来。

　“从这里看出去，似乎每一天，黄浦江两岸都会有点不一样。”魏云寺回忆说，以前他可以看到南浦大桥的桥面，现在却只能看见两只“耳朵”了，而另一边现在还能看到杨浦大桥斜拉索，不久后也可能会慢慢被新的建筑物遮盖。

　作为海关钟楼的守护者，魏云寺相信，上海的钟声会越传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