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去除鸡皮肤:从“人治”到“法制”

从“人治”到“法制”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单纯的“人治”会存在缺陷，单纯的“法制”也很难完美，所以离开国家或组织的具体情形来谈“人治”和“法制”，这种谈论会显得毫无意义，也无法分出优劣。

古希腊的斯巴达与雅典的城邦管理，可以带给我们最多的启示。

斯巴达与雅典在今天看来像两个创业故事，一个是强调制度与流程的企业，一个是强调民主与自由的企业。这两个企业由于各自的系统走向成功，然后又走向失败。

斯巴达与雅典在古希腊两百个多城邦中是最为强大的。斯巴达以军事立国。斯巴达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不断地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夺取大量的土地，把被征服者们变成奴隶或其他形式的被压迫者。斯巴达的面积在所有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大，这就是对它如此执著于军事事业的回报。斯巴达俨然是一座军营，这个城邦的教育系统以及文化系统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公民与战士。

在斯巴达，国家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教育和私生活。斯巴达人虽然享有统治者的殊荣，但他们本人属于国家所有，是国家的工具。他们必须学会为国牺牲，成为国家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抛弃一切的私人利益、感情、志趣和享乐，终生过着严酷的军营生活。

在希腊世界的竞争中斯巴达曾经赢得辉煌的胜利，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最终挫败了雅典联军，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

但是，这种胜利并不长久，斯巴达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体系的腐朽与衰败。军事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斯巴达实质性的虚弱。斯巴达的军事力量是以牺牲公民的个人幸福、欢乐与自由为代价的。为了保证公民士兵般的生活方式不受到其他享乐性生活方式的感染，斯巴达曾经禁止公民与异邦接触。在斯巴达成为霸主之后，这种接触不可避免，于是直接导致公民精神的溃散。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同时以公民之间的平等为基础，一旦财产的观念渗透人心，这种制度就无法再延续。斯巴达逐渐产生的土地集中破坏了这种平等精神。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斯巴达的政治制度逐渐毁坏，最后并入罗马的版图。

而雅典精神则和斯巴达精神迥然不同。雅典的军事性比斯巴达弱很多，它的商业十分发达。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达到了顶峰。他削减了贵族会议和执政官的权力。为了保证一般公民都能担任国家公职，伯里克利制定了公职津贴制，公民通过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的选举来担任国家公职。

自由与平等激发了雅典人生活的热情，希罗多德（Her·d·tus）这样评价道：“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

当时雅典公民的社会观念是自由、乐观、世俗主义、理性主义，为人的肉体和思维感到骄傲，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如果说个人要服从什么的话，他只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然而，雅典的民主制也是有着致命缺陷的，不仅由于这种民主依赖于对奴隶的剥削，也由于过于民主导致奢侈、文弱、清谈之风的蔓延。由于公民的广泛直接参政做过了头，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水平。每件事情都要经过讨论，议而不决的事情越来越多。平民群众权力的无限膨胀，使国家失去了有效的平衡机制，国家也失去了方向。同时，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得优秀的公民大量死亡，长年残酷的战争生活以及随着战争而发生的大瘟疫，毁灭了雅典的财富，也侵蚀了公民的道德，败坏了社会风尚。雅典的民主精神逐渐萎靡了。

斯巴达与雅典这两种制度各有优点与缺点。斯巴达的优点在于纪律与集中，雅典的优点在于自由、民主与欢乐精神。纪律的训练能够培养一流的战士，而自由与民主却可以焕发巨大的内在动力，培养优秀的公民。但是，过于讲求纪律，使得人性被长久地压制，一旦这种人的内在需求与花花世界接触，这种纪律就会涣散。而过于自由与民主则可能导致奢侈、涣散与盲目决策，雅典在平民政治导演下的错误军事决策不在少数。

虽然世上没有永恒的事物，但是我们从中也许可以窥见一些规律。一方面，自由与民主能够充分发挥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广开言路。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集中讲民主，以避免因出现议而不决，而导致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既要纪律又要民主，既要严格管理又要欢乐精神。纪律与民主需要平衡；严格与欢乐需要平衡。民主不能影响到行动的速度，民主不能走向平民主义，民主仍然需要以专家和精英为主导。纪律不能妨害个人自由，不能损害个人的利益与空间。纪律不能强调员工的一味奉献，而要让员工对企业的奉献与个人所得相符。实际上就是既要发挥群众的首创作用，又要发挥精英团队的领导力与管理功能；既要在团队中创造欢乐平等气氛与家庭协作气氛，又要在团队中培养严格的纪律性、优胜劣汰的严酷性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战斗性；既要强调员工的奉献精神又要使得奉献必有所得，有功必有回报。

3M公司总裁刘易斯·莱尔（Lewis Lehr）曾经表达过这种意思，他说：“如果你观察一下美国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你就会感到非常精彩。另一方面，如果你去考察一下日本公司的家长制统治和严明的纪律，你也会感到精彩。有几家公司已经逐步发展成以上两者的混合体，3M就是其中之一。像3M这样的公司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工作场所了，它已经变成了类似员工的一个社区中心。”这就是斯巴达与雅典的平衡。

　　实际上，纪律与民主，“法治”与“人治”没有绝对好坏之分，它们在每个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会因每个组织的不同情形而出现差异。在小的部落或团体中，“人治”比“法制”更有效率，实施的成本更小，因此人治就成了这些小的部落或团体的一种管理方式。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对于那些已经做大做强的企业来说，制度与流程永远是立业之本，如果没有了制度与流程的约束，那么再强大的企业集团也会变得毫无生命力可言，它是一种用制度和流程来约束和规范执行者的行为。从个人驱动向系统驱动，这是企业创建以来，必须跨越的一道坎，跨过这道坎，企业就脱胎换骨赢得新生；跨不过这道坎，企业就原地踏步，等待死亡。当然，在中小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的过程中，有些制度和流程也可能成为企业成长的制约因素，企业需要在动态中不断完善、甚至废止。但总体而言，不断推进制度流程管理相伴中小企业成长的全过程。（摘自《大缺陷——中国式管理缺什么》一书，杨彪武/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