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乳癖消哺乳期能吃吗:[转载]妓业为何屡禁不止？解密当代中国妓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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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8 17:36:50)转载原文 标签： 转载
原文地址：妓业为何屡禁不止？解密当代中国妓女现象作者：浪漫游侠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萧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绔，缓鬓倾髻，软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面对政府的严打、面对“道德”的歧视，中国妓女依然前仆后继，性产业仍生机勃勃，在社会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着。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市，新兴的卖淫业和房产、家电、餐饮、娱乐、艺术文化等产业一样蓬勃地发展起来，尤以广州、上海、北京这三座经济发达城市最盛。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8月18日表示，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600万娼妓，已成为世界上最多妓女的国家之一。另据国内不完全统计，中国当前从事性产业的女性估计约有2000万，职业妓女已经超过400万人。不管是400还是600万，数量都是巨大的。妓女在夜总会、歌舞厅、美容院甚至马路上张罗生意，可谓形式多样，规模宏大。
根据相关资料，近20年来，中国的嫖娼问题日趋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妓女和嫖客在总人口中已占有相当的比例。潘绥铭认为“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期每年查处卖淫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查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历史发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2.5%，警方人士主观推测则为10％。据此推算，中国在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1000万，而80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卖淫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8400万之众。
（2）性产业的外围产业发展迅速。我们不能说卡拉OK、夜总会、发廊和桑拿浴就一定是“鸡窝”和妓院，但它们与卖淫嫖娼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据一家桑拿浴老板供述，其收入大约有近50%直接来源于介绍和容留卖淫嫖娼，另20%--30%来自卖淫嫖娼的附加消费。
（3）卖淫嫖娼的相关社会现象急剧增多，例如性病问题。许多人认为，卖淫嫖娼愈演愈烈，是我国政府近20年来忽视了社会治安及道德建设的结果。其实也非尽然，我国政府在社会治安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仅从禁娼扫黄的直接投入来看，也是相当可观的。但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改变，尤其是贪官污吏的层出不穷，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这种做法已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的妓女不但在国内卖，而且还跨国卖，这是卖淫国际化的“重大成就”，从各类的报道中都不难看出中国妓女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中国大陆妓女遍布台湾、日本、欧美国家，香港更是国内妓女的重要集居地。2002年7月8日南方网讯：在法国的政治人物就妓院应否合法化问题引发广泛争论之际，根据《费加罗报》日前的一篇报道指出，巴黎街头近来常见来自中国的妓女。这篇报道一开始便戏称，“什么都逃不了世界化，尤其是卖淫”，因为继东欧、非洲的阻街女郎充斥巴黎之后，警察发现，中国女人也出现了。这些妓女来自中国东北，她们收费低廉。中新网马尼拉2002年7月3日消息：菲律宾移民局上周将两个月前因无证工作而被逮捕的7名可疑中国妓女遣配出境。菲律宾移民局长杜明戈说，这些被遣配出境的是5月1日在马拉地区马米尼街的INTIMACY卡拉OK酒吧被移民局及国调局逮捕的14名中国妇女的一部分。2003年10月2日，美国之音记者歌篮东京报导：日本警方最近发表二零零三年治安白皮书，说日本成为外国人犯罪天堂，其中四成是中国人，犯罪包括杀人、盗窃、贩毒和卖淫等等。而在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原来就是日本著名“红灯区”，现在是中国妓女街。此外在高级办公楼集中地的赤阪，每天傍晚开始，在后街小巷轻易地可听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妓女日语拉客之余的中国话交谈。在日本，按照总理府每年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日本自83年对中国实施留学生政策以来，日本国民对中国有好印象的从73％下降到去年的46%，相反印象不好的从20%上升到49%，这自然和中国妓女脱不了干系。
在性产业野火烧不尽的情况下，妓女的个人收入因人而异，总体收入却相当可观。据某网站资料，中国2000万妓女年均总收入达5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类人的消费也甚惊人，估计每年带动社会总消费额达10000亿元。有调查称，北京及一些大城市的妓女年收入均在10万元以上。曾经有媒体报道，某小城市的政府迫于群众的强烈反对，对“小姐”的工作环境稍加整顿，引起“小姐”的不满，于是“小姐”纷纷提款离去，一时银行动摇。不得已，当地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又重新开始“筑巢引凤”。可见这“小姐”和性产业已经成了某些地方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性产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有一个镇长在全镇大会上公开讲：“你们不要笑那些小姐们，她们为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像我们这地方，贫困瘠得很，有什么资源？就是人力资源！要搞活经济就得靠她们。”的确如此，乡镇产业在我国几乎是一个空白，县市级工厂也所剩无几。这位镇长的话实让人啼笑皆非，“笑贫不笑娼”已成为人们的公认。但就其实际情况而言，收入不菲的仅是高级妓女或有知识的妓女，而一般的妓女不仅难以挣到钱或挣很少的钱，而且还有极大的危险性。
一是城市消费。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式的技术高消费、即挥霍，将当成目的或为以后的卖淫及转行积累资本。中国经济学家杨帆的假设分析：中国妓女的收入中约有一半用于消费上，如购买高级服装和化妆品、手机、坐的士、租公寓或民居，则每年消费为2500亿元。此外，她们的消费亦可带动赌博业、宾馆和旅游业的兴旺。假设估计这类群体的消费支出带动其他消费，则将消费支出乘4倍，那么这类性服务行业每年带动社会的总消费额可高达10000亿元人民币。
二是乡村消费。用于盖房子，供弟妹上学，或者为家里其他之用。总之和时代的消费要求及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试举《当代妓女问题研究》中的几个例子：
1996年4月，丹阳吴某、庄某因缺钱盖房，夫妻合谋以妻子庄某勾引某物资公司张某，由丈夫吴某出面捉奸，逼张写下8万元的“欠条”。1995年11月，徐州也发生一起夫妻合伙敲诈案。丈夫廖某胁迫被诈对象交了3万元作为与其妻通奸的“补偿费”。
1992年4月，广东中山市打击卖淫嫖娼，一次性抓获来自湖南某县的妓女63人，其中11人有丈夫相陪，都是为了“过日子”。
湖南某县一女子赴广东卖淫挣了6万元钱回家盖房，在当地引起示范作用，所在村50余名青年妇女除两名相貌较丑外，其余全部南下当妓女。四川更是首当其冲，此类事件各地都有，屡见不鲜。
三、妓女的来源和类型及其阶层
关于当前妓女的来源问题，有关权威部门从未公布过详细的统计数字，但仍可以通过不同时期专家们的个别调查进行分析。
据李良玉的《当前妓女问题研究》，中国社科院有一个社会学家详细地调查并描述了中国妓女的现状。该调查发现，做妓女的主要来自三类人：
一类是由乡下进城的打工妹转换过来，这类人占妓女的主要部分。据说，东莞有一家工厂，100多个川妹子进厂后，两年内转去做妓女的一半有余，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条件不足的。
第二类是由组织卖淫的“鸡头”直接从乡下“哄骗”而来的。这类被骗来的乡下妹显然要比第一类要相对悲惨些，因为她们每接一个客就要给“鸡头”交一定比例的提成作为“鸡头管理费”，而鸡头常在马路上为她们提供名为保护实为监控的跟班，以防少报接客人数。
第三类是城里极为个别的为某种目的而“志愿”的女性，比如，极个别的女大学生、下岗或待业女青年等。
而且根据调查显示，这些妓女的年龄大多在25岁以下，以外来农民、城镇无业待业人员为主。妓女的层面有多种形式，有人把如今市场上的“小姐”划分为七个阶层：
一是“二奶”。按月收费，满足买淫客对自己的性占有，但不提供感情、生育、居家等等内容；
二是“包婆”。提供阶段性服务，一个出差期，或一个业务活动期，对象不象“二奶”那样长期固定，一次一成交；
三是“陪女”。场所在“三厅”，‘坐台’服务，可以卖艺，可以卖身，可以当场成交，可以“出台”包夜；
四是“应招妹”。电话、网上联系，全方位上门服务，或到自己的住所提供服务，当场成交；
五是“发廊妹”（按摩女）。当场成交，服务方式多样化；
六是“马路女”。游荡于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拉客服务，一次性成交；
七是“工棚妹”。随流动民工辗转各地，专为民工提供性服务。
在这七个阶层之中，第一阶层提供的是同居性服务，对象是权贵、大款、外商，老百姓俗称“卖骚”；第二、三阶层提供的是社交性服务，对象除了上面几种人外，尚有那些有几个“糟钱”的主儿，老百姓俗称“卖俏”；第四、五阶层提供的是多种性服务，对象是有几个“糟钱”的主儿。老百姓俗称“卖肉”；第六、七阶层提供的是满足嫖客一次泄欲要求，对象“卖油郎”一类的游荡汉。老百姓俗称“卖B”。
前面已述，性产业市场是买方市场，所以妓女的层次划分可以对应社会的各个阶层。上面的划分无疑是清晰的，但根据李良玉的意见，不能把情妇和二奶包含在妓女之内，因为这种关系属于“事实婚姻”（笔者以为，这个说法或许值得再考虑，这只不过是史上家妓、官妓的变种）。另外，上面的划分虽然注意到了民工潮等问题，但却忽略了地区差异以及中国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准确说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大问题，所以还是比较粗糙。某网站一位署名“某人”的嫖客对妓女的层次划分却完全是活生生的经验性的。为避免麻烦，挑选最主要的部分叙述。
1. 根据档次划分
（1）最高级型：最高级型的妓女一般是“名人”或小有名气，她们主要跟高级领导人进行性交易，其实并非追求自己的享乐，实际上由于领导年龄普遍较大，妓女也根本不可能达到性高潮。这些妓女追求的是性之外的东西，例如金钱、权力、地位等切身利益。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也是被迫的，类似于无暴力强奸。这一类，她们的嫖客在某一时期仅局限于一人，其他人无权“享用”。
（2）高级型：高级型的妓女大多数都是非职业的，一般比较漂亮，比较性感，是些不出名的文艺工作者，例如唱歌的、跳舞的、模特。而最近几年又有新的趋势，一些大学校园的校花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她们往往有固定的嫖客，但不超过10人，嫖资一般不固定，却以万计，十分丰厚。
（3）中级型：这一类妓女嫖资在200～2000元之间，主要活动于大宾馆、写字楼、夜总会，服务于在上述场所的工作、活动人员。
（4）低级型：这类妓女主要集中于歌厅、发廊、洗头房、舞厅、甚至一些饭店，一般以坐等上钩为主要经营方式，即“坐台”。嫖资50～500元不等，她们跟广大的嫖客有密切关系。
（5）最低级型：最低级型妓女以站街女为主，嫖资20～100元，这类人较杂，服务对象也较多，几乎不分对象，给点钱就能上。
这个嫖客说，从以上分析看，服务的人员越多越低级，这里所说的低级是纯粹以收入而言。但他认为，最低级的才是“广大炮友”最喜欢的，因为她们才是中国妓女发展的未来，以薄利多销为宗旨，让利于“广大炮友”。他说：“我们炮友决不能有等级观念。我个人就深有体会，从站街女中，我做过几个，又年轻、又漂亮，服务又好，价钱又低，才100元，比我做过的一个2500元的还好。由于中低级的妓女，与我们炮友关系更密切。
2. 根据地域划分
这个嫖客先说，广大炮友也许有一个误区，认为妓女大部分来自农村，其实根据他的总结，最大的来源是中小城市，其次是大城市。由于农村人的观念比较传统，因此，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最少。中小城市，观念比一些大城市都开放，另外，加之就业压力较大，而又贪图享乐，因此，产生了大批妓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的风土人情差异很大，因此造成了各地妓女各有特色。他将中低级妓女分为6种。
（1）东北型：来自于这一地区的妓女，比较直接，不会温存，上来就干，喜欢口交。
（2）西南型：来自于这一地区的妓女，服务态度最好，比较温柔，大部分属娇小型，但做的方式十分传统，不让走后门，不口交、不乳交，但她们叫床，是中国叫的最好的，她们知道怎样使男人快乐。
（3）华东型：这一地区的妓女最差，几乎没什么可评论的，尤其是山东的。
（4）华北型：这一地区从业人员较少，相对比较隐蔽，也形不成什么气候，服务质量及方式也参差不齐，一般从属于东北地区或西南地区。
（5）江浙型：服务较好，喜欢与你聊，不喜欢直截了当，需要温存，如果能使其达到高潮，对你百依百顺，有能力的应多做这样的。
（6）华南及海南型：以湖南、湖北为多，因为她们是最早开放的，因此，干的方式不一而足，职业道德、服务水平较高，但掏你钱的本事也很大。
最后他总结道：西南型值得广大炮友关注，她们大部分皮肤较白，身材娇小，年龄不大，服务较好，价格偏低，如果能使她们的性交方式多样化，我敢说，中国男人的未来是她们的。
（1）职业型：职业型妓女的构成相对简单，也是中国妓女的发展方向。
（2）非职业型：非职业型妓女的组成相当复杂，她们中绝大多数为贪图享乐型，白天有自己一份职业，晚上再从事第二职业，她们白天的职业形形色色，有失业青年，有白领丽人，有学生，有教师，有医生，有护士，甚至还有女军人。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二年来，女教师，女护士，女军人，倍受广大炮友的亲睐，也吸引了更多的上述人群加入到卖淫行列中来，对职业卖淫队伍造成了很大冲击，我个人认为，只有职业卖淫，才会让广大炮友受益，我们应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职业卖淫队伍中来，这样，职业人员的素质才会进一步提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这位嫖客对妓女的划分是令人信服的至少是周密完整的。但是这里同样有一个问题：身为嫖客，他注重划分妓女的层次却不留心嫖客的层次。“高级领导”、“广大炮友”这些概念是很模糊的；妓女的分层必须在卖—买的关系中做出，如果不能分清嫖客同样不能区分妓女。妓女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及社会学问题，如果不能在中国的官僚资本社会中看清各个社会阶层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看清文化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关系，那么我们无疑会简单地将当前的妓女问题仅看作是传统观念的死灰复燃，看作自由道德问题，看作是“我们”一切人所拍手赞成的。譬如男民工，他们在异乡的性能力不能在合法婚姻中得到释放，所以当然要找妓女，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和这个时代的政策、主要问题拧在一起的。在文末他说：“谨此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娼盛！！！”并且连用三个感叹号，但就妓女问题的社会根源他似乎懒得探究。
研究妓女问题的社会根源，可以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层来分析，也可以用新的社会学的重要成就来剖析。在明确“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借用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这三个概念来扼要地分析。性产业的根本特征在于制造快感，它需要有经济基础、有一定文化和社会身份的人来投入，于是我们先假定性产业也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形态，然后再展开分析。按照布尔迪厄的意见，经济资本是最根本的资本形式及资本主义的根本表现，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象征资本是经济资本的有效调节。社会资本不能简单归结为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它还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形式，它和文化资本构成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形式是：（1）具体的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方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电影、书籍、工具、机器存在；（3）体制的形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受到社会的庇护。我们假定性产业的发展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经济资本是根本的，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资本形式虽然还没有像婚姻那样制度化、合法化，也就是没有体制的外显形态。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假定来谈中国各个社会阶层或权力场的经济资本的获得方式以及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存在和来源。
当代中国是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官僚-技术式的资本社会，其中各个社会阶层获取他们自己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方式表现在：
（1）个体工商和私营经济实体在政府的大力声援和官僚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获得他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种资本获得和他们原有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亦即和他们原有的经济实力、文化积累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重视对个人道德的较小控制有关。这种资本还和他们个人在市场中的打拼、社会裙带关系有关。以“情况复杂”的北京为例，许多民营经济实体都有政府高官的庇护，没有这种权力的支持，中国的私营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在巨大的经济资本获得后，他们一方面要继续投资，以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方面由于工作的压力、道德的非强制而寻求婚姻之外的刺激，于是获得自由资本市场中的色情文化也就是文化资本，如此他们和中国的妓女问题的关系就是重要的。近10年来，中国的离婚率、婚外恋以及妓女问题已经蔚然成风，人们在这类事件面前几乎已经麻木，这和官僚化的“自由竞争”的资本市场是关联在一起的。
（2）广大工人在国营经济的困境中获得他们最小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国营经济几乎全部面临解体，虽然没有人无耻地喊出“消灭公有制”的口号，实则就是这样。国营经济一直处在改组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国营经济仍发挥重要作用，由国家投资的一些新兴产业甚至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支柱产业；但另一方面，由于旧体制所遗留的问题以及市场的冲击，国营企业包袱重、效益差、面向市场的能力弱，相当一批企业处于亏损半亏损甚至负债经营和破产的境地。所以企业主和广大工人并不占有主要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比较单一，吃饭是大问题，和妓女问题的关系不大。
（3）三资企业迅速发展中的国外经济资本和官僚经济资本。三资企业的发展在国内依赖国家政府的优惠政策，依赖地方官吏的功利性支持，所以国外经济资本和国内官僚经济资本大获丰收而使农村外来人口获得极少的工资。同时由于他们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从而使大多数外资企业倡导了一种先进的技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管制方式。如网上资料：“在生产南方出口产品比较高的地区，人们常能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企业里观察到大批大批的乡下妹被圈入工厂，月薪只有600至700元，每日干十几小时这样的劳动管理现象。这种现象，目前已成为厂家提高劳动组织管理效益的‘经典模式’，在许多三资企业中广泛应用。”这种经典的剥削模式把产品的劳动价值降至最低，从而占有巨额的经济资本，同时带来和追求更“自由”的文化资本，如国外的性自由文化，中国传统的官僚嫖娼文化。经济资本角逐成为时代的中心，外来或本地女工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除了努力拼搏争取做个城里人就只能去卖B。既然一切的目的就是钱，那么卖淫能赚到更多的钱而且更快，而所得到的钱却可以从事一切的经济活动及参与到社会化的技术文化消费中去。
（4）广大“农民工”在官僚化的自由资本市场的竞争中仅分得微乎其微的经济资本。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东西部之间、西部地区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而且东部地区的城乡之间、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乃至贫困区域之间同样有相当的差别。地区经济悬殊的突出后果是形成庞大的民工潮。据上世纪末统计，1980年代初，农村外出打工者不过几百万人，至1988年已超过2500万人，目前已达到8000余万人，由于统计不全，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亿；而今后民工潮肯定还有扩大的可能。中国的农民不再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有了另一个确切的名字“农民工”。他们的女人和文化资本只在自己的出发地，他们的社会资本需要通过背井离乡去搞现代化建设才能获得，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完全有理由追求原生的色情文化以及城市的地摊色情文学并且通过收费低廉的妓女解决他们的性需求，而这些妓女一般也是乡下来的。
（5）下岗工人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从城市国营企业中分流出一个庞大的下岗者群体。据1996年7月统计，全国各大城市的下岗人员约750万人。（张俊英：《广州市嫖娼卖淫的调查》，《社会》1991年第10期）目前大约1500万人。这些人收入较低，生活有一定困难，他们通过为私营企业、白领阶层服务获得微薄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与妓女问题关系不大，但不排除个别现象。
（6）文艺界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宽松的道德环境使中年作家在性生活和性描写方面不成问题，这是时代给予的文化资本。新一代作家大多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社会中同样受到资本的剥削但精神的困境使他们更靠近西方的自由文化，色情生活与色情描写同样不成问题。他们的经济资本离不开资本市场，他们拥有并且制造着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化资本，也就是也许严肃的色情书籍。演艺界同样以经济资本为先，在巨大的社会潮流中他们的文化资本同样是技术化色情化的（想想那个谁拍的破《手机》吧）。色情和卖淫几乎成为这个行当的“潜规则”，每天我们都能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捏造和报道。所以文艺界和妓女问题也有较大关系：至少色情是卖（买）淫的前逻辑阶段。
（7）乡镇企业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乡镇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民，但企业主和干部在这里发挥主要作用并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在这种资本获得之后它的一种重要去向也和传统或现代的色情文化有关。
（8）自由资本市场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平衡。由于国家的政策倾斜，特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速度较快，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加剧了各社会阶层获得的经济资本的不平等，形成了中国式的中产阶级，使他们追求色情文化，而外来城乡青年收入微薄，道德、法制观念淡薄，从而使妓女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政策的贯彻，西部的妓女问题也自然跟着出现乃至发展更快。
根据以上分析，由于资本经济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已经出现了一个以私营业主、个体户、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白领阶层、国有或集体与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者、作家、部分演艺人员、部分收入较丰的新兴企业职工为主体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是嫖客群的基本来源，同时他们也制造了妓女。另外，巨大的民工潮中的很多人也是嫖客和妓女的重要来源。妓女主要是乡下妹、中小城市的待业青年，其次有下岗工人、大学生、准演艺明星、转业军人等。若按古典的方式可以简单分为官妓、私妓、市妓三种基本类型，而以市妓最为猖獗。官僚和技术完成着所有资本间无耻的转化，虽然政府一再坚持“两手抓”，但物质与精神在这里都是资本化的，官僚文化资本和技术资本市场并没有得到深刻的反省，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所以一切还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丑恶角逐。
从以上分析，性产业的文化特征主要反映在文化资本的前两种存在形态上，也就是身体的和工具的，至于制度化虽然已有人提出但目前自然是不可能的，政府不允许的；而已经制度化的我们知道是对技术文化资本的极端推崇。技术文化资本有两层含义：一是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技术消费；二是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由于官僚的存在后者往往是虚假的，由于国家的资本市场政策及富裕阶层的引领潮流前者成为全社会竞相追逐的本质。这样，技术文化资本有了资本的三大存在形态，也就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拥有这种资本的就是政府官吏、个体户、中产阶级，未拥有的就是下岗工人、臭流氓、民工、妓女。资本既是部分人的又是全社会的；虽然资本化的技术生产是下层人不可控的，但非本质的——之所以说是非本质的就是说：人们早已忘记了官僚－技术市场的主导作用——技术文化消费却已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人追逐的目标。于是，即使是妓女也要参与到这种技术文化的城市-乡村消费中去。文化资本不只是像布尔迪厄说的那样是在调节赤裸裸的经济资本，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掩盖、蒙骗，也就是把部分人的道德行为说成是全社会的道德行为。我不否认某种社会资本的共同体，不否认人的兽行，但我们要是比较一下卑贱的民工的嫖娼和高尚的中产阶级、政府官吏的嫖娼，就完全能看出时代嫖娼的不平等，亦即当代中国官僚技术资本社会的不自由、不平等。
五、妓女问题的解决办法
妓女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的严厉打击（现实的）；二是学者的道德诉求及卖淫合法化的法律制度（理想的）；三是广大“炮友”的非意见性支持（可能的）。
1.政府的严厉打击
1983年至1992年，是我国娼妓增长最快的10年，在此期间，政府除日常性查缉外，光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禁娼行动，就有4次，力度不可谓不大。以广州市为例加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1）通过1983、1989年两次整治，次年的娼妓数即明显下降，但随后的第三年却又出现了更大的反弹；
（2）1991、1992整治，尽管“炮火”密集，“战果”显著，但却已无法抑制娼妓人数的增长，“娼妓病毒”似已获得某种“抗体”；
（3）从整体上和长远的观点来看，娼妓的增长应根源于某种社会的内因，绝不会是由于“打击”或“整治”的不力。事实上，1992年至今，暗娼越抓越多，政府的不懈努力充其量也只是起到了某种有限的抑制作用，娼妓的迅速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原因。
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我国为禁娼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据潘绥铭先生推算，公安机关每抓获1个嫖娼卖淫者，平均需耗费7.5个人工时，以93年为例，抓获25万人次，就至少需要花费180万个人工时，相当于800名专职“风化”警察整整1年的工作时间，仅工资一项就达1000万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实际支出的一个零头。
妓女问题的产生完全是官僚资本市场的产物。简单说来，一方面管制的市场化需要公安人员通过罚款等手段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其非法占有），另一方面生产——消费的绝对市场化使感性野蛮的性自由文化得以汹涌澎湃。所以，如果政府不对这个可恶的市场进行必要的遏制而只是唱高调，如果进步的社会团体不对这种时代的荒谬进行批判、反击或促进市场的规范化而只做什么“公益事业”（这是商品广告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只是在“良心”、道德上做文章而不投入具体的行动，即不“走上街头”，再严厉的打击批判也将无济于事。
2.学者的道德诉求与卖淫合法化意见
首先是道德诉求的方式。这种方法往往和儒家哲学的教义联系起来。而且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大多认为许多社会问题是崇洋媚外的恶果。很显然，这种观点无疑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形上学的问题必须得到重新的思考和认识，但社会问题不能简单理解成是形上学问题，在康德、利奥塔的意义上理性应该是多元的；在布尔迪厄的意义上人类社会实践依赖各个习性—资本“场”的通力合作及斗争。
再此是卖淫合法化的途径，如某网站《关于中国娼妓问题的对策性思考》一文就认为卖淫的完全合法化可以解决当前的妓女问题，应是“合乎理性”的最佳方案。这是有“建设性”的观点，我们来做较详细的考察。
按《关于中国娼妓问题的对策性思考》一文，妓女合法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如下三个方面：
（1）从目标和方法的角度看。卖淫意味着有产者对无产者直接的肉体剥削，但这种社会现象的消除，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只要仍然存在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卖淫就一定会具有现实和必然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无娼的理想运用于现实的社会，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放弃现有的一味打击制裁的禁娼政策，代之以卖淫合法化的曲线拯娼策略。
（2）从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角度看。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是指与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离的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我国民法虽然未对性权利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性权利作为一种与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离的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符合人身权的构成要件。
从刑法的角度考察，“妇女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是妇女所特有的一种重要的人身权利。”性权利在我国《刑法》中也是作为人身权利而加以保护的。
单就卖淫行为本身来说，它并没有侵犯任何人法律意义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故意传播性病者除外），为什么要受到法律的处罚呢？
（3）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认为，一方面，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法与道德又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不能混为一谈。但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往往只注重了前一方面的涵义，对后一方面的涵义相当地忽视。特别是在涉及性的立法与司法中，我国普遍存在将道德任意提升为法律的现象。
笔者认为，上文完全是站在有产阶级和似乎历史的历史层面上自以为是地发言。我的意见是：
（1）卖淫确实是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但我们不能用一个糊涂的“非常漫长的过程”就把问题打发了。卖淫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结果。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有各种形态，至少有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种，当代中国私有财产的形式更由传统官僚思想和技术资本文化来决定，即使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市场，也受制于时代的技术生产和高额消费。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只是一再声明不能“把无娼的理想运用于现实的社会”，那么结果将是可怕的、灾难性的。
（2）18、19世纪的自由资产阶级很重视“天赋人权”说，由这一概念资产阶级学者才制造出了种种的法律法规制度。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天赋，它也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代表各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的。无论民法还是刑法，性确实没有和它们相抵触，但是这些法律如果真是公正的就不可能使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保持甚至加剧下去。我们常常将西方的法律神圣化了，虽然在现代社会这不可或缺。在官僚主义的当代中国，法律往往（很好制订）很难执行；在当代技术资本式的社会中，它更是一种控制形式：它保护你的财产，你的身体，以便能让你更好地为有产者出卖自己的头脑和体力。
（3）将道德提升为法律的确是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决不能抽象地谈论。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官僚资本化的中国，社会利益问题已同布尔迪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后得出的那样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只是政府—人民的简单对立统一。法律自然重要，但孟德斯鸠云：德行是民主的基础。一夫一妻制不是任何人的美妙规定，在形式化的法律上人们可以像在哲学中像叔本华、辜鸿铭那样认真地攻击它。但笔者坚持认为，在中国，抛开人口学上的问题，如果“一夫一妻制”不是法律也不是道德，而只是社会群体的习惯或习性，所以对于它，应该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分析才能完全理解，才能掌握它的来源和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