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梅拉打气泵位置: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二）

　　第25节：成长期文化：无为中的成长

　　第五节成长期文化:无为中的成长

　　创业成功之后，创业集团自然转化成为统治集团;其地位、作用等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统治集团要面对自身内部的各种问题，还面临着统治集团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怎样解决和调适这些问题，就是这个阶段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而这个阶段皇朝的一切行为，无不都是从确立皇朝的统治思想开始的。

　　一、文化核心:注重关注背景的因素

　　组织文化的内核在于组织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实际上确定了整个组织的价值观，确定了整个组织的行为规范。组织内部成员的关系调整、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和互动，都需要组织的文化内核予以确认。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潮主要表现为儒家、法家、道家以及佛教。儒家向来被称为正统思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下一统的儒家思想一直是正统王朝的指导思想。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皇朝的不同发展阶段，儒家的地位也是不同的。究竟谁为主导，需看该思想能否适应当时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治理国家的原则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和得到论证，政务举措也必须合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才能视为正统。

　　秦始皇集团在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之后，选择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法家持历史进化论，认为政治措施应该适应贵贵而尊官和争于气力的当代社会;坚持性恶论，经常警告说不能轻信人的善意，治国只能依靠暴力强制，并通过周密设计的法律以禁人为恶。本着这样的治国原则，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刑罚制度。在秦朝，光死刑就有三十多种名目，连坐、族诛等酷刑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被判处徒刑的，实际上就是做了官府的奴隶。犯罪的人被编为军队，开到前线去打仗，即使不被抓去打仗，也被充军和罚做苦工。光被秦始皇派去修建骊山坟墓的囚徒就有七十多万人。历史证明，这种严刑峻法并没有保住秦朝的江山。秦朝的灭亡，从根源上说，在于其治国的指导思想不合时宜。

　　刘邦集团反其道而行之，在创业阶段就拿秦朝的严刑酷法作为反对秦朝的主要理由，并以此来进行宣传。刘邦攻陷咸阳后，立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简约的法律规定与秦朝严密复杂的法律规定一比较，就得到了咸阳百姓的拥戴，史书记载秦民喜(《史记》)。刘邦创业成功后面临的也是民生凋零，百废待兴。基于此，道家的清静无为之说脱颖而出，为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自刘邦，经过惠帝、吕后，一直到文帝和景帝，汉朝的治国思想就是黄老之术，讲究清静无为，不扰民，轻徭薄赋，轻减刑罚。汉初的丞相萧何、陈平都使用这种清静无为的方针来治理国政。曹参当上宰相之后，曾经好多天不上朝理事，还整天在家里和朋友饮酒作乐。年轻的汉惠帝刘盈对此十分不满，就派人前去询问曹参，为什么不理朝政?曹参反问惠帝:陛下的英明神武比得上高皇帝(刘邦)吗?刘盈说比不上。曹参又问，陛下看我和萧何哪个的本事大呢?惠帝回答，你看起来不如萧何。曹参立即回答:高皇帝与萧何相国平定了天下，法令明确无误，现在陛下垂拱而治，我和百官恪守职责，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更改，不就可以了吗?这就是所谓萧规曹随的典故。通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在汉初，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得到了完全地贯彻。到汉武盛世，治国思想由信奉道家无为而治转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从反面印证了外部环境的作用，以及治国思想之于皇朝发展的重要性。

　　第26节：成长期文化：无为中的成长

　　汉初黄老无为的治国思想，也在皇帝的身上留下了烙印。文帝号称节俭皇帝，不仅如此，他还减免全国的赋税，曾经免收全国田赋十二年之久。此外，他还免除了许多严刑峻法，废除一人有罪，坐其家室的连坐之法，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废除了肉刑等等。可以说，汉初的文景之治，实际上就是黄老治国思想的证明和实现。

　　不同治国思想的选择，导致不同的治国方略和不同的具体政策，继而又导致皇朝的不同命运。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但终元一朝就没有出现过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更甭奢望享受鼎盛时期带来的成功和辉煌了;而同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则很快出现了康乾盛世，且持续了百年之久;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只有不到一百年，而清朝则统治有二百六十年之长。同是少数统治，结果为何迥异，我们发现原因在于两个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选择治国方略不同使然。元朝在中原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采取的治国方略是以牺牲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来满足本族的利益;以蒙古族为绝对的统治者。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统治者将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各有差别: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南人为第四等。不仅如此，还通过残暴的军事高压政策压迫其他各族人民。如此就是元朝的短命。而清朝在入关之后，很快就改变了创业阶段的方略，选择了新的治国思想，即满汉一体。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很快就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认可，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二、守成还需内严外宽

　　从历史上看，稳定阶段的皇朝指导思想一般都会选择与民休息的道家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制度上就是休养生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宽松的思想和政策，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而言的。与民休息的另一面则是严格约束统治集团内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外儒内法思想的含义。对外儒内法思想的理解，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古代皇朝的历史上，各级官僚乃是牧民之官，是普通百姓的父母官;对官僚队伍的放纵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普通百姓的压迫。所以，这种外儒内法并不矛盾。明太祖朱元璋在取得政权之后，实行的是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从思想渊源上看，乃是道家和儒家的混合;但是，我们知道朱元璋又是一个对官僚极其不信任和非常严格的皇帝。朱元璋在对待官僚的态度上实际上是法家的思想。为了不让各级官吏下乡扰民，朱元璋专门下旨要求各级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不得无事下乡扰民，如果有百姓发现官吏下乡，可以向朝廷举报。朱元璋对待贪污官吏的态度更严厉、残酷，扒皮实草等酷刑都用上了。这实际上乃是法家思想的外化:人主乃是孤家寡人，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人性乃是恶的，做君主的是通过各种手段控制臣下的私心贪欲。稳定和成长阶段的这种外松内紧的制度文化，还可以从清朝初期的康熙、雍正时期看出来。康熙朝时期，经过明末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非常自然的要采用儒家和道家的宽、仁政策，因为宽则得众。尽管当时清朝廷对政治反抗者施以严刑、治以峻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尚得缓刑，对士民施以柔术。以宽，拂定众心;以宽，笼络士人;以宽，休养生息;以宽，治政安民。但是，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僚集团时，法家的严厉暴露无遗。雍正皇帝被称为抄家皇帝，其严猛为政的迹象在即位之初已经显露端倪。雍正不仅对大臣大行杀戮，而且对其亲兄弟也不放过;不仅从肉体上消灭贪官污吏，而且还从人格上侮辱那些不顺自己心意的大臣。大臣钱名世因与年羹尧交通，在年羹尧被诛杀之后，钱名世也被罢官回家，雍正别出心裁赐给钱名世一块匾额，上书名教罪人，要钱名世挂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上。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雍正的严猛只是针对官僚集团的;而对一部分人的严猛客观上往往使另一部分人感到了宽仁。在处理朝廷与普通百姓的关系上，雍正坚持了宽仁和平的思想和政策。而以严猛手段打击不法官吏，严肃官僚纪律，本身就为广大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

　　三、在成长中寻找文化的支撑

　　在皇朝初期，由于刚刚结束战乱局面，人民的心思还没有统一到新王朝。这时，皇朝很需要通过一种比较迅速、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将新王朝的治国思想、治国方略，以及新王朝的指导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取得人民的认可和拥护，从而为皇朝的稳定奠定思想基础。这些都是新王朝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发展学校和教育。学校和教育除了稳定人心、宣传新王朝的指导思想、培养人才之外，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可以建立王朝的人才储备库和蓄水池，在人才过多的时候，储备起来，既可缓解压力，又备不时之需。

　　首先，学校教育要与组织发展的整体文化内核相结合。这种通过学校教育将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理念制度化的方式，就是官学的产生和发展。在汉朝以前，教育是私人的教育。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实际上是民办学校，孔子要靠收学费来维持生计，这个学费就是束脩。到了汉朝，官学也只局限于最高学府:太学，并且太学只有一所。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各个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从而纷纷举办官学，并且将官学逐渐从中央办到省一级，继而府一级，县一级。明清两朝是学校教育最完善和最繁盛的时期。在宋朝，政府办的官学还只到州级(府级)，而到了明朝中央有国子监，地方上有府州县学，基层有社学，卫所有卫学。学校的设立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当时人们对这种普遍的学校教育称之为: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明朝的这种学校教育繁盛的局面，与朱元璋重视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创业时代，朱元璋就在自己的领地内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如此就好比为组织培养一批忠诚的员工，并对锁定的目标群体有着极有力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其次，学校教育要与组织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又是通过学校教育把皇朝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合在了一起。在汉朝，最高学府太学，不仅宣讲学问，还是一个官员培养单位。太学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为吏。郎和吏，都是汉王朝的后备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可以获得实际的官职。到了科举制较为发达的宋代，特别是明代以后，学校教育则完全与科举结合了起来。学校教育从内容和形式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成为科举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参加科举必须学校出身，学校也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分别与科举考试中的童试、乡试、会试相对应，又与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名号相对应。

　　第三，重视学校教育的宣传作用。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活动，这种活动具有集体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组织的战略意图、政策措施以及具体的行政事务，可以通过这个网络传达到普通民众那里。当然，对于现代组织而言，组织内部培训的信息传达作用可能比较小。但是，通过内部培训，把本组织领导层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动向传达给组织成员，也还是比较有效率的一种方法。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诗人公刘先生如是说。用一生的战斗换来的这一夜，是成功创业者独品的芳醇。芳醇令人迷醉，可究竟能否持久，考验着把酒的人。不错，起于萍末的闯王李自成战斗了一生，也享受了一夜，却旋即丧失了流血、流泪、流汗挣来的基业。起于寒微的朱元璋也战斗了一生，却不止享受了一夜，还开创了大明王朝十六帝近三百年的基业。为什么创业路近似，命运大不同?!百思一问。

　　创业未有转入守成。外部环境之于组织是何等重要，环境的转变要求组织各方面必须随之调整，甚至重构，才能免除早衰之苦、夭折之运。那些安享创业果实、不思持之以恒、缺乏核心理念的人，是不具备高瞻远瞩能力的，连创业后的守成期都难以度过，更甭奢谈长青的基业了。

　　创业转入守成，重在建构。因为刚刚尘埃落定的创业期是灵活多变，但缺乏规范与控制;此时最为急迫的就是转轨，不仅体现在战略上、战术上，更要落实在制度上、规范上，包括组织架构、核心理念、管理程序、信息系统、激励制度、人才制度以及其他适应守成阶段需要的组织特性。

　　非如此，不能迈向组织的生命顶峰。

　　第27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

　　第三章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

　　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刘彻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位同大将军)，率领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塞，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敌八千余，俘虏匈奴浑邪王子，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天，汉武帝又派遣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北地，深入两千多里，越过居延泽，攻至祁连山，击败匈奴军主力，俘获匈奴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等百余人，歼敌三万多人。这是大汉王朝对匈奴开战以来的空前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两次战役只是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四十余年、十五次大战中的两次。武帝对匈奴连年开战的同时，亦向正南、西南和东南大肆扩张。元光五年(前130年)，招抚夜郎国;元鼎五年(前112年)，消灭南越割据政权，设交趾等九郡;元封二年(前109年)尽灭西南夷。元封三年(前108年)，出兵朝鲜，设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武帝的雄才大略，使汉朝实现了全盛。大汉王朝不仅军事力量强大，而且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但是，物极必反。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汉帝国带来了空前的压力，社会陷入一种恐慌情绪中。汉武帝晚年对此也有认识，并于征和三年(前90年)向天下颁布轮台罪己诏，以求改过自新。但为时已晚，大汉帝国无可奈何地走向了下坡路!

　　大唐帝国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国势强盛，百姓富庶。大诗人杜甫那首最为人们所称引的《忆昔》诗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既生动形象，又不失历史真实。杜佑在《通典》中记载当时盛况:十三文就可买一斗大米;青州、齐州的谷子每斗只要五文。两京大米每斗不超过二十文，面粉只有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州、汴州，西至岐州，道路两旁都有旅店酒肆招待客人，酒馔丰溢。每店都有驴，可以租给客人乘坐，叫做驿驴。南面到荆州、襄阳，北边到太原、范阳，西面到蜀川、凉府，都有店肆，以供商旅，就是旅途千里，也可以不持寸刃。天宝元年(742年)，国家的户数在八百五十二万，人口约五千万，世界各国的商人、留学生涌入首都长安，使长安成为人口众多的国际大都会。但是，大唐帝国的盛世很快就被安史之乱打断，陷入到兵荒马乱之中。之后几经努力，风光不再。

　　大清帝国乾隆年间，弘历皇帝在平定准格尔、回疆，攻取大小金川，扫平廓尔喀之后，自诩武功卓著，命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自称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无与伦比。乾隆的十全武功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大清国在康熙、乾隆年间天下太平，史称康乾盛世。当时大清国国力之强盛，远胜于欧洲诸国。亚当o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中比较了当时世界上各个大国的经济实力，得出的结论是大清帝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与整个欧洲的经济实力相当。但是，盛世好景不长，腐朽气息袭来。乾隆后期，权臣和珅贪污受贿，竟然聚敛了相当于清政府七年国库收入的财富!首席大臣如此，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可想而知!

　　第28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

　　如上三个盛世，都是乘祖辈之积累，加皇帝自身之英明，而实现的扩张与繁荣。这一阶段，不仅皇朝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经济发展繁荣，而且普通大众的生活也非常富足、安定。盛世不仅是一个皇帝的辉煌，一个王朝的辉煌，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辉煌!盛世是皇朝开基者所希望的，也是广大百姓所希望的。但是，历史的规律显示，盛世不可能旷日持久，日中必损。这个规律是中国皇朝发展的独特规律，还是所有组织演进的必然规律呢?是否在盛世之后，都会出现这种衰退的趋势?本章从剖析历史上的皇朝盛世开始，讨论组织实现盛世的条件、盛世阶段的特征以及盛世之下的隐忧。

　　历史上，盛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盛世需要条件。首先在于物质和文化基础;其次在于天下大势;再次则是皇帝素质。盛世之下的隐忧，同样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要求其时君主能够体察矛盾的积累，而不只沉浸于扬名立万。

　　第一节迈向巅峰:盛世的环境

　　如果说，创业成功为组织的生存创设了基点，制度的成功建构则为组织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点，由此，组织的实力快速增长、扩张，攀上了梦寐以求的生命巅峰。此时，组织的环境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就皇朝而言，首先是统治基础得到了稳固，统治集团的地位和威望被普遍接受，民众已经认可。这种情况类似于企业在打开市场之后，通过一个阶段的快速增长，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程度、甚至美誉度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压力就不是那么迫切和明显了。其次，各种制度已经比较规范，皇朝的一切运行进入一个规范和稳定阶段。守成阶段创立的各种制度，经过几代人的修改和调适，已经比较完善。再次，经过快速增长积累的大量物质财富，为皇朝的繁荣和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然而，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反面。第一，物久生弊。一个制度成熟之后，表面运行很稳定;而随着环境的变迁，如果仍是照章行事，就容易变得官僚起来，进而隐含各种诟病。第二，自满与成功俱来，野心同实力共增，扩张的野心成为组织的一大威胁。第三，盛世阶段，组织成员在歌舞升平中逐渐丧失斗志。不用再为组织的安危担忧，不用再为组织的未来操心，所关注的仅是自己的名利地位，自己的荣辱得失。

　　上述这两个极端，繁荣是好的极端，繁荣之下的隐忧则是坏的极端。这两个方面也都对皇朝的战略目标、人才政策、制度安排、文化建设等产生影响。好的情况占优时，皇朝的繁荣期就相应延长;一旦坏的极端，即盛世之下的隐忧逐渐累积、凸现，盛世就告结束，皇朝无可避免的滑进下一个阶段。

　　一、盛世基点:稳定与成长的硕果

　　经过建国初期几代皇帝的努力，皇朝的统治基本稳定下来，社会秩序也已安定。盛世皇帝从先辈那里接手了一个稳定且具有增长潜力的皇朝。也就是说，组织建构比较齐全、运行比较规范，环境基本稳定，目标群体比较固定，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相互信任，达到相互支持的状态。

　　西汉刘邦集团在成功创业之后，经过惠帝刘盈、吕后、文帝和景帝一段稳定和快速增长，到武帝刘彻即位时，已经具有进入盛世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经济上，经过汉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出现一段治世即文景之治，汉朝的社会财富已经是极大丰富。全国人口规模和粮食产量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种富足是汉初皇帝和大臣们想都没想过的。政治上，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汉文帝削减各种严刑酷法，社会治安进入秩序化的轨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虽说夸张，但社会治安确实非常好。对外关系上，虽然还有一些外族的侵扰，但总体上还算平静，只有匈奴时不时侵犯边境;和亲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没有再发生汉初刘邦被匈奴围困白登山的惨状。这是汉朝到武帝时期能够出现繁荣盛世局面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汉初近百年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就不可能出现汉武帝的大汉盛世。

　　大唐帝国的开元盛世也是这种情况。经过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武后则天、睿宗李旦、中宗李显等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唐代统治逐步稳定下来，经济也是快速增长。唐初实行的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到开元初年产生明显的效果。而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不仅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而且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础。快速发展的封建经济，以及与民休息的政策方针，使社会秩序非常稳定。在太宗贞观年间，有一年全国因犯死刑而处死的人还不到三十人。武则天时代政坛上的血雨腥风虽然惨烈，但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并不大，也没有发生较大的军阀混战的局面。武则天的统治也还是遵循贞观年间的治国理念，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生产，吏治也比较清廉。从治国的角度来看，武则天应该属于开明君主之列，虽然对待政敌的措施比较残酷。随着睿宗李旦和中宗李显的相继去世，武则天时代的政治风波也渐近尾声。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国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成熟组织，不仅经济力量蒸蒸日上，而且各种制度臻于完备，官僚体系运转处于最有效率的时期。大唐盛世就此走上大道。

　　第29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

　　朱明帝国在经过朱元璋、建文帝和成祖朱棣几代皇帝后，到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年间，也攀上皇朝顶峰。朱元璋创业成功后，同样是与民休息。开垦荒地、移民屯田、废除元朝遗留奴隶制、重视农业，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得明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朱元璋严肃整治吏治，为明王朝提供了一个高效清廉的官僚体系。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巩固和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使得明王朝的政治趋于稳定。建文帝本身就是一个学者型皇帝，在其统治期间依然延续了乃祖朱元璋的治国方略。建文帝最失败的地方在于其削藩谋略的失误，不仅没有削掉诸王，反而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夺了权。但是，朱棣当上皇帝后，依然秉承他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方针。由于朱棣的策略得当，极大的削弱了诸王权力，这些藩王不再是权倾一方，仅是衣食租税的逍遥王爷了。因此，虽然明初有燕王夺权的内战，但总体治国方略并没有发生变化，到仁宗高炽和宣宗瞻基年间，明朝也实现了仁宣之治的繁荣盛世。

　　清朝入关后，经过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和雍正帝胤禛几代皇帝的努力，到乾隆年间到达极盛。清初康熙皇帝灭三藩、平蒙古、治漕运、收台湾，为清王朝奠定稳定统一的基础。清朝领土空前广大，人口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而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更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到康熙中期，清朝统治者的满洲身份逐渐被汉族知识分子和广大百姓所认可。康熙帝唯一的缺点是晚年倦政，与官员们和光同尘，造成清朝官员贪污的第一次浪潮。值得庆幸的是，随后的雍正帝很快弥补了康熙的这个失误。雍正帝被称为抄家皇帝，对待贪污腐败的官员十分严厉，甚至残酷，雍正末年出现了清朝少有的吏治清廉。不仅如此，雍正帝还镇压了企图夺权的几个王爷，重新巩固了中央权位。雍正帝去世后，乾隆帝给他的庙号是世宗宪皇帝，意思就是框定了清王朝的治国大纲。到乾隆初年，国库存银已达七千万两，而雍正初年还不足五百万两。乾隆即位之时，是一个经济发展、财政充裕、社会稳定、官员清廉的良好局面。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大清帝国才在乾隆年间实现极盛。

　　二、当心繁荣底下的隐忧

　　盛世王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富足社会。但是，在这个富足社会底下，却有一股不可忽视的暗流。盛世之主如果能及时发现并着力消解这个暗流，盛世局面就可能长久延续;而如果被繁荣表象所迷惑，盛世就可能成为王朝衰落的起点。所谓盛世危局，只有对盛世下的暗流时常保持警惕之心，才能杜绝或延缓危局出现，维系盛世。

　　盛世皇帝自身是第一股暗流。盛世皇帝都很英明，但他们大多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之中，基本没尝过创业的艰辛，也没有亲历过王朝初建阶段的种种危机。而创业皇帝一般都出身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他们大多数了解民间疾苦，能够体谅民情和民心。守成皇帝登上皇帝宝座时，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和美好。他们的政敌时时在觊觎他们的皇位。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他们面对的是战乱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经济上的匮乏，政治上的压力，他们的处境不比创业时期好多少。但是，到了盛世，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权已经稳定下来，制度规范运行，官员素质也大大提高，思想统一，文化繁荣，这些都令人兴奋不已。也正是如此，没有亲身经历和感受过创业和守成的困苦的皇帝，对大好局面的珍惜之情，就没有先人们深。虽然个人素质较高，但这种经历上的缺陷，却是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盛世皇帝就极容易陷入一种好大喜功、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对于王朝发展来说，百弊而无一利。

　　不论是汉朝的武帝刘彻，还是唐玄宗李隆基，北宋的仁宗赵祯、英宗赵曙，明朝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清朝的乾隆帝，都出生在王朝快速成长阶段。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正在发展，文化正在复兴，他们的成长历程就是一部皇朝强大史，遇到的都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在皇帝和各级官僚身上都有体现。

　　官僚系统是皇朝的经理层，作为董事长的皇帝要通过以宰相为总经理的官僚体系施行统治。而官僚系统中，上至位列一品的宰相，下至不入流的小官，也都是在这种快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没有经过战乱，之所以能够做上官员，靠的不是征战杀伐的战功，而是闭门苦读圣贤书，通过荐举或者科举考试得到的官位。当然，还有靠裙带关系的，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在盛世皇帝的感染下，也觉得他们自己很优越，都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染上了天朝上邦的高贵感。

　　盛世皇帝和官僚们的这种高贵感，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撑，而恰恰就在这个阶段，皇朝积累的巨大财富为奢侈浪费提供了支撑。汉武帝登基之后，马上修正汉朝初年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除了在政治上加强皇帝权力、削弱宰相的权力外，还在经济上改变汉初的轻徭薄赋方针，从而增加皇帝可以控制的经济资源。这集中表现在盐铁专营的政策上。当时对盐铁是否实行政府专营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全国大讨论，这些讨论后来被收进著名的《盐铁论》中。结果实行政府专营的意见占了上风。实行政府专营实际上是增加了皇帝可以掌握的财富，从而扩大了皇帝的活动范围。既有优越感，又有财富上的支持，汉武帝便开始在都城大修宫殿，大肆封赏大臣，大肆对外扩张。官僚们也被繁荣景象迷了眼，跟随着皇帝一起奢靡。奢靡之风对皇帝和官僚是一种享受，对普通民众却是沉重的负担。

　　第30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

　　民众负担开始加重时，才是真正的暗流。而那些优越感甚重的皇帝和官僚们，却最容易忽视这股暗流，这是皇朝盛世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三、野心造成无限制的扩张

　　盛世的繁荣使得盛世君主和官僚们具有了一种傲视内外、天下无敌的感觉。这种感觉因为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的支撑，对外扩张的野心就开始无限膨胀。

　　汉朝初年，匈奴经常袭扰，最严重的一次竟然攻到了首都长安附近。刚刚创业成功的刘邦带兵亲征匈奴，怎奈力量不足，被匈奴骑兵围困在白登山，差点丧了命。此后，文帝和景帝对匈奴采取守势，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采取了和亲政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汉武帝时到了极盛时期，对匈奴的仇恨不可不报。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四十年。这一战争到了后期，完全失去了守卫皇朝的意义，成为武帝炫耀大汉国威、实现扩张野心的手段。此外，武帝对其他政权的战争，大部分属于不必要的战争，纯属满足日加膨胀的野心。

　　乾隆年间对大小金川的战争也是皇帝野心膨胀的产物。大小金川，地不过四百里，人不满三万，却征讨五年，三次换帅，耗银七千万两，士卒死伤三万余人。最直白的说，乾隆帝为了凑足自己的十全武功，不惜民力。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发大兵剿灭国内的白莲教，以求天下太平的美誉。

　　这种野心膨胀不仅存在于古代封建皇朝，就是在现代企业中，也大量存在。一个企业，发展到极盛时期，企业的领导人，包括中下层管理人员，甚至部分员工，其野心极大膨胀。如果在其他阶段，即使有膨胀的野心，也没有扩张的实力。但是极盛阶段，有大肆扩张的本钱，再加上组织的膨胀野心，这种无限制的扩张就会成为现实。而不顾及现实条件约束的扩张，就将成为企业鼎盛期结束的直接诱因，并加快组织衰退期的到来。

　　那么，作为组织决策者的最高领导核心，要有着怎样的素质才能带领组织迈向巅峰，而又需要怎样的素质才能洞察到隐藏在繁荣背后的隐忧?换句话说，怎样的皇帝既能带领皇朝走向盛世，又可以防止皇朝盛世下的隐忧演变成显忧，而不至于落入盛世--衰退的循环怪圈中呢?

　　第二节判若两人的盛世之主

　　没有英明、干练的才能和宏伟的抱负，盛世君主就不能把皇朝带向繁荣的巅峰;而盛世君主身上的膨胀野心和后期的昏聩又把皇朝送上了衰落的道路。因这两个方面，我们就无法给这些盛世君主简单的盖棺定论。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这两种极端的性格在盛世君主一人身上体现。

　　对于身处现代的企业家而言，由守成阶段发展到盛世阶段的过程中，企业领导人表现的是熟稔的管理技巧、高瞻远瞩的战略胸怀、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但是，在这种盛世环境中，企业领导人也很容易犯野心膨胀和自高自大的错误，从而葬送了企业的大好发展前途。正所谓，自满与成功俱来。

　　一、皇上圣明:超级领导者

　　皇上圣明是古代中国皇朝的官僚们恭维皇帝的常用语。但在一些情况下，它也代表了皇帝真正有能力、有魄力。创业君主不容易获得这个称号，因为创业君主虽然勇猛，有人格魅力，但身处群雄争战的乱世中，即使打败了对手，创业成功，也会因为出身的卑贱和战争中的残酷而被臣下所看低;况且，创业皇帝的大臣们都是战功显赫之辈，他们同皇帝是共患难的关系，不会整天圣明不离口。而守成的皇帝们，得到这个称号的机会也不多。这可能是守成皇帝既要对付政敌，又要面对创业的功臣，也可能是因为守成皇帝所处的环境还是民生凋敝的景象。但是，盛世皇帝则不同。他的出身是高贵的，他的权力是强大的，他没有对手，他掌握的资源几乎是无限的，他掌握着对臣下的生杀大权，这些因素都使得官员们对盛世皇帝产生了崇拜、敬畏之心。

　　盛世皇帝所继承的稳定和快速成长的皇朝，是其能够成就一番伟业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需要盛世皇帝本人的素质。首先，盛世阶段的皇帝需要有总揽全局的战略感，要能够敏锐的把握皇朝的通体态势，要善于借势。这些条件不仅要求盛世英主站得高、看得远，还需要盛世英主熟谙谋略。其次，盛世君王要勤政、爱民。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国势日盛，政务繁多，这要求皇帝必须勤于政务，拿得起、放得下;除此之外，还要爱惜民力，关心百姓切身的事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秩序环境。第三，不仅要善于借势，还要善于借力。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在盛世阶段，政务繁多、情况复杂，盛世君主更需要团结手下的官员，激发官员的潜力，共同为盛世创造条件。因此，善于纳谏和团结朝臣，对于盛世之主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善于借势。首先需要对皇朝即将迈向盛世的总体局势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判断皇朝发展的趋向，洞察问题并策略地加以解决。大清朝经过近百年的稳定和成长阶段，到雍正末年已经具备了转向盛世的基础条件。乾隆帝即位后，政治上矫正了其祖父康熙过于宽和其父亲雍正过于严苛的弊端，实行宽严相济的战略方针，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在经济上，则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

　　第31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

　　勤政是第二个主要特征。事实上，勤政也是盛世之主控制皇朝发展方向的主要手段。在历史上，盛世君主的勤政都是出了名的。乾隆在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勤于政事，每有奏报，立时批示，每夜必遭内侍出问，批衣坐待，动至达旦(《清鉴》)。唐朝在武则天之后，睿宗和中宗相继即位。但是，这两位皇帝受其母武则天的压抑太深，在当上皇帝之后，不仅性格软弱，对于帝国的政务并不关心。这导致了睿宗和中宗时期，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韦后等人把持朝纲，掌管了帝国的大政。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一改睿宗和中宗倦于政事，大权旁落的作风，成为唐朝历史上少有的勤政皇帝。据记载，唐玄宗李隆基非常勤于政事，常常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天不明就起来穿衣，日头偏西了都不吃饭。历史上的其他盛世君主，诸如汉武帝、宋仁宗、宋英宗、明宣宗等等，都是被史学家赞誉的勤政皇帝。

　　勤政是一个方面，盛世君主除了勤政之外，还需要爱民。这里的爱民与皇朝初年守成皇帝的爱民有所区别。这里的爱民不仅是体恤民力，还要时刻关注百姓的切实需要。在封建社会，农业不仅是农民维持生存的基本产业，也是皇朝的国本。在皇朝初期，守成皇帝们已经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到了盛世阶段，对于农业发展更要特别关注。这种情况类似于当企业发展到盛世阶段时，企业的领导人就要特别关注企业主导产业的发展，想尽一切办法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条件。开元二年，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制还俗一万多人。水利是农业生产的主要依靠。玄宗对此十分重视，他完善了皇朝农业生产基地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拆毁影响水道的水硝，当地百姓大受其利。他还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等地大兴屯田，垦田面积达到五百万亩，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勤政爱民是盛世君主获得官员和百姓拥戴的主要手段。但是，这还不够，盛世君主要想成功，还需要激发官僚系统的潜力，善于团结不同背景的官员。这就是纳谏和团结。善于纳谏和善于团结不同类型的人一起工作，就是善于借力。唐玄宗李隆基前期的两个宰相姚崇、宋璟，在治国理念上有所区别。《新唐书》记载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而同归于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中兴也。但是，玄宗能够充分发挥二人的优点，借此实现了大唐帝国的繁荣盛世。姚崇当宰相之前，就对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这十条建议都是针对武则天、睿宗和中宗年间的弊政所提出的，又吸收了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可以说是开元年间皇朝的执政纲领。李隆基看后，认为姚崇说的对，就表示朕能行之，全部接受了姚崇的建议，并且认真地付诸实施。宋璟一贯主张选拔人才，宽赋役，省刑罚。开元七年，因皇后父亲王仁皎的丧事，宋璟上书李隆基，提出倡导节俭，并要制定制度，认真执行，不因人以动摇，不变法以爱憎。李隆基都接受了，并亲笔作答所进当书之左右，出入观省，以戒终身。

　　汉武帝成就大汉帝国的繁荣盛世，与他善于选拔和任用人才是密切相关的。在汉武帝年间，文臣有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朱买臣、桑弘羊等，武将有卫青、霍去病、霍光等。这些文臣武将都是大汉帝国极盛时期的顶梁柱，没有他们的鼎力帮助，汉武帝不可能实现伟业。班固在《汉书》中总结道(这些文臣武将)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二、雄才大略的反面

　　盛世君主的昏聩与其英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皇朝的极盛时期，帝国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迅猛发展的势头。盛世君主如果不能正确判断整体局势，则很容易被盛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盛世君主们看到的是皇朝的富足与强大，官员们报告的也都是皇朝太平与安宁，是外邦的臣服与崇拜。而此时，由于盛世君主原来的英明，又蒙蔽了盛世君主现在的理智。臣下的建议已经不能为盛世君主所采纳。对皇朝发展局势判断的失误，必然导致皇朝战略方针的偏误。

　　欲望的诱惑和经济的富足共同催生了盛世君主的奢华生活。皇帝的奢侈生活也深深影响了帝国的官员。既然皇帝都开始享受盛世的宴席了，官员们也有了奢侈的理由。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生活条件上的这种刚性，使得各级官员在生活上相互攀比，俸银不够了就用手中的权力去换。而权力的腐化是最大的敌人。皇帝和官员的腐化，使得统治集团的战斗力不断下降。文臣爱钱，武将怕死，整个皇朝帝国陷入了衰退的景象之中。

　　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盛世英主。但是，随着汉帝国盛世的发展，武帝的野心开始膨胀，原来的勤政爱民、善于纳谏等良好的品质也随着盛世的发展而逐渐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穷兵黩武、大肆铺张浪费。武帝年间，北伐匈奴，西通西域，东征朝鲜，南平吴越，这些战争有些是汉帝国为保卫国家不受侵犯而进行的，但大多数属于对外扩张。扩张是否为皇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史记》在评价武帝的功过时指出，在武帝即位初期，汉朝是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经过武帝前后连续三十二年的战争之后，汉朝变得海内虚耗，国库空虚，人民匮乏。到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更是险象环生，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尚有四十万口。而关中正是汉帝国首都长安周围。社会矛盾日益严重，酿成了天汉年间的农民起义，天下骚动，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攻城邑，掠乡里。盛世之下潜藏的暗流开始涌动。而武帝的狂妄自大，终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卫太子的巫蛊案件便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卫太子是武帝的卫皇后所生的儿子，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因为政见不合，于征和二年(前91年)和武帝的矛盾激化。有人告发太子使用巫蛊诅咒武帝，太子因而被武帝废黜，而后自杀。这一案件涉及到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层，包括卫皇后和她的家族、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及其家族，以及宰相公孙贺一家，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社会矛盾的激化，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汉帝国盛世衰退由此开始。武帝在晚年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者，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后来又把所有的方士神仙等统统罢黜，并对群臣说:我原来愚昧，被方士们所欺骗。天下哪里有神仙呢，都是些妖精。但是，武帝的悔悟已经太迟了，汉王朝的盛世在武帝末年便结束了，随之的是一步一步的没落。

　　唐明皇李隆基带领大唐帝国实现盛世后，身上的破坏性因素开始发作。大约从开元二十四年任用李林甫为相时，玄宗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天宝三年在争夺儿媳妇杨玉环之后，更是急转直下。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李隆基坚决拒绝增加自己的称号;开元二十七年之后，李隆基为自己的丰功伟业所陶醉，称号一加再加，到天宝十三年，增加到十六个字: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隆基的那种自高自大、狂妄无边的态度。杨玉环为贵妃后，李隆基开始纵情享乐，不理朝政。勤政和爱民两大品质失却。安史之乱发生在大唐帝国最繁荣的盛世期间，也是对明皇不明的一大嘲讽。从此，唐朝长达一百多年的衰退开始了。所谓物极必反，唐朝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就是最合适的注脚。

　　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史上皇帝好大喜功第一人。为了凑足自己的十全武功，竟然不惜国力，连年发动战争。前面所说的大小金川之战，即是一例。而乾隆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和大清帝国的富足、强大，先后六次下江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此来粉饰太平，炫耀自己的功德。殊不知，就在乾隆下江南期间，白莲教已经在贫苦农民之间流行，并发动了小规模的起义。除此之外，官僚集团的腐化也随着皇帝的腐化而逐步加重。在乾隆后期，弘历骄傲自大，腐化堕落，任用非人，使得吏治一步步走向废弛。乾隆宠臣和珅的家奴刘全的家产就有二十多万两白银，更何况和珅。甘肃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亶望、王延赞，冒赈贪污，仅王亶望一人就贪污一百万两白银;全省贪污两万两以上的州县官共有三十三人，基本上是无官不贪。清朝统治集团已经集体腐化。盛世之下有危局。乾隆给他儿子嘉庆留下的是一个腐化透顶的烂摊子。盛世虽昨日，今朝难为继。

　　盛世君主一手缔造盛世，一手耗竭盛世，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自满与成功结伴而来。给现代管理者的启示在于，当组织发展到生命巅峰时，首先考虑的不该是如何扩张，而要洞察盛世隐忧。问题可能并不大，但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扩张确是组织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但扩张要考虑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外部环境。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的破产，大多是由于在极盛时期不顾自己实力和外部条件，大肆扩张导致的。扩张需要企业在资金、人员、管理、市场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管理学中的短木板理论早就说明，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条决定了木桶的容量;同样，组织最薄弱的环节决定了组织发展的极限。扩张是一件决定组织发展前途和未来的大事，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和决策者，必须冷静，不要被盛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盛世阶段的君主享有了皇朝发展最辉煌的荣誉，但是也是皇朝衰落的罪魁祸首。盛世君主是整个皇朝发展历史中，最复杂的一个，也是最难评价的一个。好在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不用费尽心思对他们进行评价。我们需要做的是分析盛世君主实现盛世的条件是什么。战略判断力、谋略，这是善于借势;勤政爱民的政治品格，这是所具备的个性;纳谏、团结，这是善于借力，这三个条件是我们从盛世君主身上发现的能够实现盛世的条件。而错误的战略判断、好大喜功，奢侈浪费，不恤民力，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腐化，则是所得的教训。

　　第32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第三节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形势都发生较大的变化。随着皇朝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以及文化的普及，各类人才大批涌现。但是，封建社会，朝廷是人才的唯一的的买主，正所谓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一个很有才份的年轻人，经过近二十年的刻苦学习，通过层层考试和选拔，最终目的就是进入到朝廷的官僚体系中。但是，官员不可以无限增加，而希望加入官员队伍的人却层出不穷。考选激烈。加入官员行列的困难越来越大，希望加入的人却越来越多。由于做官是人才的唯一出路和最高目标，而又因为官员的数量相对于人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时期就出现了相对的人才过剩，如何处理这个人才过剩问题，成为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主要问题。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第二个问题是大量的人才企图涌入到统治集团中来，如何控制人才的素质，如何选拔出皇朝需要的人才。官员数量有限，而人才众多，这就出现了人才选拔机制中的腐败机会。人才选拔出来以后，如何使用，即皇帝如何监督和控制官员。这个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好君主和臣下关系，以及朝廷如何监督和监察官员。这是盛世皇朝人才政策面临的第三个问题。

　　一、人才素质仍是第一着眼点

　　如前所述，皇朝盛世阶段，人才形势是供大于求，且大量人才拥到加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上来。这给皇朝初期建立起来的人才选拔制度造成极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途径，一是严格制度的执行，坚持规定的选拔原则;二是改变选拔人才的制度，使之符合盛世阶段的特征。

　　汉朝初期实行荐举制。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说明汉初的这种荐举制主要有三种荐举方式:定期荐举、不定期荐举和特殊荐举。在汉初，由于社会经济刚刚起步，人才还没有充盈到供给大大过于需求的程度，所以选材方式并不是那么严格和规范。有时候，各地荐举的孝廉还达不到朝廷所需之数。在汉初，皇帝曾有一次下诏，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但是，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武帝极盛时期，对人才的选拔逐渐严格了起来。在汉武帝时代，不定期的荐举和特殊荐举逐渐消失了，只剩下定期的荐举。而且，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在被荐举到朝廷之后，还需要到太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经过一个作郎官或者吏的实习阶段，才能真正加入到政府当中去，成为正式官员。汉朝的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实际上是适应了盛世阶段人才供求的形势。在这种条件下，朝廷人才的选拔机制所做出的改变，为盛世阶段的发展也提供了合格的人才。

　　第33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人才选拔机制到盛世阶段发生变化的另一种情况是更加严格的执行原来的人才选拔机制。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到，在魏晋时代，九品中正制代替了乡举里选的人才选拔机制。九品中正制在皇朝的开始阶段，还能够为朝廷选拔出比较合格的人才。一旦到了王朝的繁荣阶段，这种选拔机制的弊端就日渐突出。在皇朝繁荣阶段，人才大量涌现，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是依靠当朝的大员进行推荐，而能与这些当朝大员有机会接触的都是那些高门贵族，终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个制度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流行时间最长、对中国历史影响也最深的人才选拔制度。由于天下初定，新王朝初建，一方面人才的供给不至于太多，另一方面新王朝需要大批官员来充实官僚队伍。但是，随着盛世阶段的来临，不管是不是人才，都希望通过科举获得进入统治集团的资格。科举中的舞弊行为开始增多。所以在盛世阶段，如何保证科举制的公平性一直是个大问题。办法主要是严肃考场纪律，严禁作弊行为。对科场舞弊处理最严重的是明朝和清朝。在这两个朝代，特别是这两个朝代的盛世阶段，涌入到科举中的人越来越多，而官员的职位并没有增加多少。枪替，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经常出现的。所谓枪替，就是请人冒名入场代写试卷。那些受雇替考的人，就叫枪手。枪替是一种科场舞弊行为。对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6有明确的规定:枪手代请，为学政之大弊。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诓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指称买求中式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方充军。其雇代请代笔之人，照举监生员夹浼营干买求中式例，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保结之廪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据此，不管是受雇替别人考试的人，还是请人代考的考生本人，最后都要发配到边远烟瘴地区充军。到乾隆年间，对科场舞弊的惩罚力度更加严格了。对于枪替，有这样一个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七月，广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栋的长子岑照赴广西省城参加乡试，入场前，他先到永安州知州叶道和的寓所拜访了两次，恳请这位知州找个有些才学又可信赖的人代考。叶道和让一位在他的州衙内充当了多年幕友的曹文藻，充作考场内的书办，混入场内，替岑照答写了全部三场试卷，事前许诺考中后有谢银三百两。岑照果然高中解元。案发后，乾隆做出这样的处理决定:考生岑照、永安知州叶道和，立即处斩;枪手曹文藻等人，绞监候，秋后处决;岑照的父亲土田知州岑宜栋，罚银五万两。

　　如此的景象警示现代的组织:组织历经创业、守成，步入盛世期，此时加入组织，特别是组织的管理层，已然没有了创业时的艰辛、守成时的困苦，反而是收益可观，未来有着稳定的预期。这样，不是真正为组织所需的一些人投机钻营企图加入到组织中来。如果组织不能严格人才选拔制度，致使大批滥竽充数之人进入到组织中来，组织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战斗力也可能大大削弱，最终难逃衰败的命运。需要明确的是，每当组织到了盛世阶段，那些妄图加入到组织中来，无偿享受组织回报的人就会增多，组织如何阻挡这些人，选拔出真正需要的人才，是关系组织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问题。

　　二、适时做好人才储备与培养

　　盛世阶段人才相对过剩，仅靠严格选拔制度也不是唯一的办法。人才终究是有用的，即使不进入官员行列，也不能让人才埋没乡野，更不能让人才游离在体制外，站到皇朝的对立面。因此，另一种措施:将人才储备起来，建立人才的蓄水池。人才蓄水池的功能在于，在人才相对过剩的时候，把人才吸纳进人才储备库中，这样，人才不仅能够保留下来，还能够实现增值:这个储备库不仅储备人才，还培养人才。在中国古代皇朝历史中，翰林院和国子监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这两个机构，翰林院主要是人才储备，兼人才培养和实习机构;国子监主要是人才培养，兼有人才储备的职能。这两个机构不一定仅在皇朝的盛世阶段设置，但它们在皇朝盛世阶段作用最大。创业时期，人才根本就不够用，还何谈人才储备?守成阶段，新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职位，人才相对过剩的程度并不高。只有到了盛世阶段，人才辈出，而官员的职位有限，怎么办呢?选拔出来的人才，先到翰林院去学习和实习一段时间，或者到国子监去呆一段时间，等朝廷出现了官员空缺，再把这个人才从翰林院调出委以实际官职。

　　太学是汉朝的最高学府，也是汉朝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储备库。为了培养人才和储备一批官员的后备人才，武帝刘彻建立了太学。太学不仅作为最高学府，培养五经博士，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学习和宣讲朝廷的统治思想和治国理念。此外，太学也是武帝时代官员的培养和储备机构。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是荐举制。经过各级官府荐举到中央的人才，先到太学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经考试，成绩甲等的进入皇宫充作郎官，跟随皇帝和大臣学习政府政务管理;成绩乙等的，进入各级地方政府充作吏，跟随各级地方官学习地方政务的管理。如果郎和吏在实习期间表现良好，就可以进入到帝国官员行列，成为正式的官员。

　　第34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自汉以后，太学一直是朝廷重要的人才培养机构。到了唐朝，则设立了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最高人才培养和储备机构。国子监的学生在入学后，学习一段时间后考试，通过的学生则国子监向礼部推荐参加科举考试，正式进入官员的行列。如果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连年落第，则要被学校解退、除名。到了玄宗年间，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人数大增，玄宗李隆基下诏要求天下的举人全部得进入国子监学习一段时间，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做法不仅延缓了大量生员直接涌入到政府机构的压力，而且也通过国子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了政府官员的素质。

　　北宋初年，仅设有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随着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大量人才开始涌入到朝廷中来。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仁宗的这个做法，为宋朝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宋朝的人才选拔，兼顾从太学和从科举，既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又通过培训提高了官员的素质。

　　翰林院初设于唐玄宗年间。玄宗李隆基选拔了一批擅长文辞的官员为自己起草诏书，这些官员供职的机构就叫做翰林院。到了明朝，翰林院逐渐成了皇朝储备和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尚不如一个地方的府级单位，但因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不是其他同品级部门所能比肩的，尤其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对政治人才特别是高层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视和用心经营。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在，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基地。《明史·职官志》记载，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这就无怪人们把翰林院视为储相之所。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这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既处理政事，同时更锻炼能力、增长见识。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由阁臣起草，但实际上多由翰林代笔，这有助于翰林熟悉政务、丰富阅历;编写明代历朝实录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实际编修，翰林由此加深对前朝政典故事的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既熟悉了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有着更多的亲近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深入而又具体的研习政局时事。这都使得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了较好的政治素养。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就颇为赞许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认为明代进士在翰林院期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取政治知识，静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为一个储才养望之所。明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们并不是只懂八股文章，而多是朝廷着意培植且负有清望的人才。

　　人才是组织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主要资源。组织要想获得适应组织发展的人才，不仅需要严格人才的选拔，还必须注意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组织内部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适应组织特征的人才培养。例如翰林学士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经过在翰林院的政务实习，真正了解皇朝的运作过程和步骤，熟悉皇朝政务的运作模式。现代组织的外部条件与皇朝的外部条件有着重大的差异，但道不同理同，将人才的储备与人才的培养结合在一起，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自满与成功俱来的领导者

　　盛世君主能够带领皇朝迈向生命巅峰，是所有君主中最自负、最高傲的君主。如何处理这种条件下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比较微妙。乾隆年间，阿桂由兵部尚书调进军机处，进入到了皇帝的最高决策圈子。阿桂出身于军队，带有了军人的那种直爽，基本上是言无不尽，经常向乾隆提出坦率的建议。但是，乾隆对他却有申饬，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总是从中找出一些无足轻重的瑕疵，来反驳阿桂。阿桂对此很苦恼。大学士纪昀也同在军机处当差，发现了这种情况。有一次，阿桂又受到乾隆的申饬，纪昀立即把阿桂叫到一边，问他，当今皇上是否英明之主?阿桂说乾隆确实是一个英明的君主，甚至比康熙和雍正都英明。纪昀随即问阿桂，既然主上是英明之主，你的建议如果比主上还英明，那么你不就是僭越吗?你表现得比皇帝还英明，以皇帝那种高傲的性格，又怎能不找回面子，故意挑毛病，申饬你呢?阿桂听后恍然大悟，此后再向乾隆提建议时，总是留出让乾隆修改的余地，以表现出皇帝是最英明的君主。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盛世君主生长在富贵之中，从小就面对臣下的恭维，而盛世的大臣一般都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没有显赫的战功获得皇帝的尊重。一旦皇帝的这种高傲开始膨胀，又没有大臣能够劝谏，盛世的良好局面也就到头了。

　　一般而言，盛世阶段的君臣关系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一端是君臣关系良好，君主充分信任臣下，臣下对君主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端是君臣关系恶劣，君主所宠信的大臣大多是阿谀奉承、不学无术，而他们则利用君主的昏聩，大搞腐败，为自己谋取利益，置皇朝的前途和未来于不顾。前面所讲的汉武帝、唐玄宗、乾隆皇帝等盛世君主在用人和纳谏上前后态度的变化，足以说明盛世阶段君臣关系的这两个极端。

　　第35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明朝的盛世并没有像汉朝、唐朝和清朝那样明显，但在仁宗和宣宗年间也步入了一个繁荣阶段。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是有明一代的盛世君主。朱瞻基整顿吏治，重用富有经验的老臣的同时，还提拔了一些正直有才干的新进，特别是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他首先对都察院进行了一次大换血。都察院的御史本是朝廷的耳目，职责是监督不法官吏。如果都御史带头不法，御史可能效尤。御史奉命巡查四方，地方的官员再去效法他们，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的腐化。所以，朱瞻基首先拿都察院开刀，把贪赃受贿、生活腐化的左都御史刘观贬官，流放到辽北戍边，永不叙用。同时起用刚正不阿，公正廉明的通政使顾佐为左都御史。朱瞻基还把都察院的原有官员全部调出，稍有劣迹的都发配边地。

　　与臣下搞好关系并不是非得与臣下和光同尘，而是要重用清正刚廉的能臣良吏，罢黜腐朽无能的官员，形成一个清正刚廉的统治集体。朱瞻基在这一点上，颇有作为。除了重用顾佐为左都御史外，他还把又懒又贪、碌碌无为的尚书陈山和才疏学浅的内阁大学士张瑛都贬官革职，从而使朝廷风气为之一新。但是，朱瞻基在后宫任用宦官，则是一大败笔。宣德元年，朱瞻基就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大学士陈山负责教授。这是有明一代宦官干政的开端。宣宗酷爱蟋蟀(就是促织)，经常派遣宦官到各地去搜罗上好的蟋蟀。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而苏州的蟋蟀最好，就派宦官到苏州采办蟋蟀一千只，不仅弄得当地百姓鸡犬不宁，而且开了宦官干政的恶习。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就是描写宣宗派宦官四出采办蟋蟀导致的悲剧。在宣宗朝，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是到了宣宗儿子英宗朱祁镇时，宦官王振专权，以致英宗土木堡被蒙古俘虏，这是大明帝国开始衰落的起点。

　　第四节盛世制度:集权与分权的博弈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其制度结构已经基本稳定。但是，由于盛世阶段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制度结构也发生有一些改变。首先是君权与相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在盛世阶段，君权都会得到加强;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权臣专权的现象。其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发生变化。一般的趋势是中央相对于地方加强了权力，地方的权力被逐步削减。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逐渐坐大。第三，随着盛世的到来，对官员的监督监察制度变得更加严密，官员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朝廷的耳目。与此同时，却又涌现了大批贪污腐化的官员和奸臣。这些现象都发生在皇朝的盛世阶段，如何来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

　　一、君权与相权:强权领导与强势部属

　　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一直是皇朝权力斗争的核心内容。在创业阶段和守成阶段，相权相对比较大，君权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受到相权的约束。随着皇朝进入盛世阶段，君主的权力也随之扩大，相权相对受到压制。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皇帝方面，作为盛世英主，秉承父祖的基业，皇帝极想做出一番丰功伟绩，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相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皇帝，盛世皇帝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另一方面，盛世阶段的官员大多是通过科举或荐举进入到朝廷决策层的，他们没有前辈们的赫赫战功，也缺乏有效约束君主的威望和势力，这就给皇帝扩大权力提供了可能。如此君权势必得到扩大，而相权则必然受到压缩。

　　汉武帝即位之后，为扩大皇帝的权力，采取了加强中宫权力、排挤朝廷官员权力的谋略。汉武帝位列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内、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汉武帝的内朝机构，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处，是皇帝的私人机构。皇帝就依靠内朝的力量来抗衡外朝以丞相为首的官员势力。内、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内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的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武帝问他:你准备任用的官员都提完了吗?我也打算用几个人呢!(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这一语就表明了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由此，汉武帝决心建立内朝，削弱相权。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内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内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内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君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

　　自从明朝太祖朱元璋废掉宰相之后，就一直没有再设相位。清承明制，也没有设立宰相的职位。但是，从康熙直到雍正年间，内阁权力一直比较大，皇帝的明发诏书都必须经过内阁发出，才有效力。后来，康熙帝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大大抬高了作为皇帝秘书处的南书房的职权，以取代内阁。到了乾隆年间，君权进一步扩大，军机处成为皇朝权力的中枢机关。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的专制独裁，所以一经出现，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成为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巨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是朝廷的正式机构。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责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第36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但是，在盛世阶段，君权加强的同时，却又容易出现权臣。此时的权臣不是皇朝末年的权臣。他们都受到皇帝的宠信，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大权，利用这些大权为自己谋利益，完全不把皇朝的前途放在心上。他们的权力不完全是由制度规定的，大多是来自皇帝的授意和指使。出现这种权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皇帝的弱小和皇权的式微，恰恰相反，他们的出现正是皇权无限扩大的结果。随着皇权的扩大和不受约束，皇帝日益集中了朝廷的所有权力。但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人，无法处理如此多的政务。怎么办呢?皇帝就会找出自己绝对信任的朝臣，作自己的首席秘书，越过政府直接为自己服务。而这个首席秘书，由于一般不通过政府的正式机构为皇帝服务，也就不受政府一般法规的制约。这就导致了这个首席秘书权力的无限扩大，最终形成了集权皇帝下的权臣。皇帝本来就是皇朝的代表，是皇朝的所有者，他又通过各种手段将皇朝的管理权也抓在自己手中，皇帝成为没有约束的最高权力所有者。如果这时的皇帝是英明的君主，那么这可能会提高皇朝的效率;但是，一旦这个皇帝腐化了，那么整个皇朝就无可救药了。而权臣的出现，只不过是君权扩大的直接后果。皇朝的决策权和行政权以及监督、监察权全部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少数几个人手中，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权力制衡原则被破坏，权力没有了制衡，组织的运行就开始出现紊乱，皇朝盛世就该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看乾隆盛世期间的大贪官和大权臣和珅是如何获得乾隆的宠信，并成为有清一代的大权臣的。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家世低微。他自己是文秀才出身，稍通文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充当三等侍卫，似乎难有出人头地之日。没想到他的堂堂仪表帮了大忙，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他。和珅时来运转，不久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这只是他一连串好运的开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接连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也就是说，他一人兼管财政、京畿军事防卫，并担任实际上的宰相。乾隆帝甚至不顾名份的低微，送给和珅小小的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一肥缺，可见宠信的程度。四年后，他从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即由副部长升为部长，副都统改为都统，内务府大臣之上加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上加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乾隆帝并且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两人结成儿女亲家。

　　这种宠信逾越了常规，也打破了朝廷行政体制的平衡。本来，皇帝是最高统治者，首席军机大臣负责向皇帝传达群臣的意见，君臣通过进谏和纳谏相互制约，朝政因此较为清明。但和珅堵死了这条上下交流的通道，他勾结太监，了解皇帝的喜怒好恶，把皇帝伺候得十分周到，乾隆听不到任何不同的意见，和珅得到的则是仅逊于皇帝的权力和财富，任何不利于他或他的党羽的消息都传不到皇帝的耳朵里，就是偶尔传到和珅也有办法消灭证据。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阁学士尹壮图弹劾各省大员私挪库存银两，导致库存银两不足。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地方核查，和珅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同往，郎庆成名义上是协同访查，实际上处处掣肘，每到一地，负责拖住尹壮图，让那些官员赶紧借钱填补亏空，结果尹壮图毫无所获，反而因为诬赖大臣丢了官。

　　乾隆对和珅的宠信没有止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军机大臣阿桂刚在攻打回民起义的战斗中得了胜利，皇帝却让无功有过的和珅再兼兵部尚书头衔，外加管理户部三库，这如同让狼看守羊群。两年后，战事彻底平定，和珅受封为一等男爵，交出兵部尚书衔，任户部、吏部两尚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由协办大学士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当户部的管部大臣，有权管理户部所有长官;五十三年(1789)晋升为三等伯爵;五十六年(1792)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二年(1797)，乾隆帝身为太上皇，仍不忘下旨，和珅改任刑部管部大臣，兼户部管部大臣，嘉庆三年(1798)晋升为公爵。乾隆帝退居幕后，和珅专权更甚，嘉庆帝有什么事反而要托和珅转告父亲。嘉庆四年(1799年)，大清的太上皇乾隆寿终正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的官运和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嘉庆虽然扳倒了和珅，但是，和珅给清朝带来的危害远没有消除。乾隆创造了大清帝国的盛世，但也是大清帝国没落的开端。在这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身边出现了一个同样手握大权的权臣。和珅没有政府首脑的名义，但却拥有宰相的权力;宰相的权力终究还要受到皇朝体制的约束，而和珅这个宰相却丝毫不受体制的约束，他所受的约束仅仅是如何蒙骗乾隆皇帝。没有正式名份，而掌握大权，是为权臣，和珅就是乾隆时期的权臣。

　　二、中央与地方:总部集权与区域势力坐大

　　历史上的各个皇朝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总的历史趋势是逐步的中央集权。由封建制到郡县制，由地方权力比较大的郡县制，到地方权力比较小的郡县制。秦汉郡县的长官叫郡守和县令，不仅职位比较高，实际权力也比较大。例如，在秦汉，郡守的职位是两千石，与中央九卿的职位相同。到了后来，地方长官的职位和实权都在下降。宋朝府县长官，不再是某某守，而是变成知府、知县，其意思是府县长官是中央政府派下去知某府事、知某县事的，完全蜕变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第37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一个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皇朝历史显示，此时将出现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是中央政府在盛世君主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空间萎缩;二是在中央政府加强控制的同时，地方势力也在膨胀。但是，这种膨胀并不是恢复到原来的制度权位，而是一种背后的、私下的膨胀，是脱离制度化轨道的膨胀。这种膨胀的最后结果就是阳奉阴违，甚至造成地方割据。而由这种非制度性膨胀所致的地方势力割据，其危害性更大，破坏性更强，对皇朝的影响也更大。

　　盛世阶段，因为地方势力膨胀而深受其害的典型事例是唐玄宗李隆基年间的安史之乱。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叫做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而在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宰相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应被调到朝廷当宰相，也避免影响了自己的宰相地位，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安禄山通过各种手段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八千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准备叛乱。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带领十五万大兵，起兵反唐，这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盛世就结束了，从此开始漫长的衰亡期，直至最后被叛将朱温所灭。

　　君权与相权、地方与中央，在盛世阶段表现出一种两面性:一方面是君权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而另一方面则是权臣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君权和相权、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失却了规范。私下膨胀的权力超出了制度安排的框架而不受约束，其危害最大。现代组织也会出现董事会和经理层、总公司和分公司的权力安排的变化。在权力分配变化的过程中，如何控制权力的私下膨胀，将权力纳入规范的制度框架中活动，这才是组织最需要关心、最值得注意、最直接、最现实的方面。

　　三、监督与监察:严密控制与管理层腐化

　　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是保证权力不腐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创业阶段，创业集团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比较简单，这与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相适应。随着皇朝的稳定和逐步成长，官员数量也随之扩展，官员通过权力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大，因此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也随之建立和完善。到了皇朝的盛世阶段，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时期，社会也处于稳定阶段，此时官员手中掌握权力的能量以及可能带来的利益也最大，因此，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也应该更加严密。但是，通过历史我们却发现，在盛世阶段，虽然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最严密、严厉，但官员的贪污和腐化也最严重。

　　皇朝盛世阶段，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的严密化同君权和中央集权的发展同步。以汉武帝为例，为了加强皇帝对官员的控制，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区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他十二个州叫刺史。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避免犯上作乱。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又设置了丞相司直一职。丞相司直秩比二千石，职责是协助丞相纠察不法官员。丞相司直的监察对象非常广泛，上从皇帝贵戚近臣，下到地方的郡县官员。其日常工作就是审阅经过丞相府的各种文件，发现问题进行弹劾。司隶校尉也是汉武帝时新设置的监察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员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明朝是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最严密的朝代。到明朝中叶，大概相当于明王朝的盛世阶段，明朝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监察体系，在每套监察体系内，又都形成了双轨监察，形成监察系统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在中央政府，最重要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都察院设监察御史，按全国十三布政使司分为十三道御史，各道御史分省巡查官员。同时将中央各部门分别划归于十三道之下，由各道御史负责对中央官员进行监督监察。御史秩卑而权重，足以威震百官。为了保证充分的监察效力，明代赋予御史很大的独立性。御史虽然在行政系统上隶属都察院，但御史在行使监察职权时，不受都察院的控制，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在中央政府，六科是另一套监察体系。所谓六科，即按照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兵部、刑部六部分科，监察六部官员。六科可以对六部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弹。六科原则上对口监察六部。与御史的独立性类似，六科给事中遇到事情可以单独上奏，无需请示都给事中，并且六科给事中也可以弹劾自己的上司都给事中。

　　第38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都察院十三道御史分道出京，巡察地方官员，称为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只是一个七品小官，相当于知县的品级，但位卑而权重，监察对象都是地方上布政使、按察使等二、三品官员。巡按出巡称为行部或者按部，代天子巡守，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地方监察体系中的另一系统就是按察使。按察使司与御史同称风宪官。在省级地方三司中，按察司是专门负责监察的机构。按察司作为地方监察机关，与巡按御史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形成了地方上监察体系中的双轨制。

　　这些在盛世阶段产生的监察制度，确实对控制官员的腐败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即使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之下，官员的腐败行为仍屡禁不止，更有甚者，一个皇朝的腐化最严重的官员大多出现在盛世阶段。唐玄宗时，安禄山起兵反唐的口号就是清除杨国忠这个睡在皇帝身边的大贪官。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也是如此，不仅是巨贪，而且陷害忠良。一面是更加严格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一面是贪官、奸臣层出不穷。这些现象都出现在盛世皇朝，不能不令现代管理者沉思、回味。

　　个中原因，一如上面所谈，就是权力的私下膨胀，越出了制度的监控范围。而权力私下膨胀的罪魁祸首，还是盛世的君主。盛世君主自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是却不让大臣和地方依照制度掌握权力，这样，君主的权力就没有了约束，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则是腐败的源泉。

　　因此，对于现代组织来说，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有效地控制各种形式的权力膨胀，就成为盛世阶段组织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五节主体文化与和谐社会

　　我们知道，组织的文化政策是组织运行的软环境，文化建设对于组织而言，不仅提供了协调成员行为的润滑剂，而且也是激发组织成员潜力的酵母。组织具体实行什么样的文化政策，需要看其时的外部条件和组织的具体情况。盛世阶段的组织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组织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因此，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是为首要。但是，这种一统的文化政策，本质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它排斥与组织主流文化不符的思想，较容易造成文化僵化，最终压制了组织的活力。文化控制，可以通过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进而统一成员的行为，这是其优点;但是，控制文化的多元发展，则会窒息组织的活力，这是其缺点。文化开放，可以促进组织成员的多元思维，为组织提供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这是其优点;但是，开放的文化政策，则会引发多元思想对组织指导思想的冲击，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加大了协调成员行为的成本，这是其缺点。因此，对于盛世阶段的组织而言，文化政策需要根据组织的具体环境，在控制与开放之间获致平衡，既不要过于严格控制，以保持组织的文化活力;又不要过于放任，以保证组织思想上的统一。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其文化建设也在发生着变化。繁荣期皇朝的文化内核开始改变稳定期的一些特征，主体文化开始形成，并成为整个皇朝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一主导思想一般表现为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但是在不同的朝代，其表现形式则大有差异。文化内核上的大一统，以及皇朝制度的完备和皇朝物质基础的繁荣，外化在社会生活上，是和光同尘式的和谐社会的出现，也表现为文治和文化生活的繁荣。

　　一、文化内核的重构:主体文化的形成

　　在皇朝的成长阶段，对普通百姓实行怀柔政策，对官僚集团实行严猛政策。这两种政策的思想基础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和法家思想。随着繁荣期的到来，这两种思想逐渐融合，形成皇朝的主体文化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一主体思想主要还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仁孝治天下的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历史上皇朝盛世阶段思想统一的典型代表。汉初，处于稳定和成长阶段的汉王朝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逐渐膨胀，显然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在西汉前期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武帝刘彻认为需要从治国思想上解套，而且把儒家思想看成是解决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的有利武器。

　　武帝刘彻刚被立为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年已二十二岁，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并且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39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初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灿烂文治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是，这个主导地位的确定，却不是在皇朝开端。儒家文化作为指导思想，需要一定的条件。创业阶段，创业集团主要还是如何打败竞争对手，因此其指导思想显得杂乱无章，哪一种思想能够保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就以哪一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到了稳定阶段，百废待兴，如何保证皇朝的稳定成长，如何保证皇朝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成为确定指导思想的标准。盛世阶段，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开始为统治集团所认同，成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性思想。

　　乾隆皇帝即位后，一改其父雍正皇帝的严猛政策，将儒家的仁治思想发扬光大，认为朕意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一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民安(《乾隆实录，卷十四》)，即认为雍正朝的政策很严格，现在对于那些过于严格、苛细的政策，需要慢慢改变，以宽仁为政。他还反复告诫群臣，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夫然后政合事理，卑朕可以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此则诸臣赞助之功也。从历史上概括，乾隆初年宽仁政治的基本特点，还是继承了儒家的思想，缓和紧张的政治空气，抚恤百姓，与民休息，团结官僚。雍正时期，对各级官僚的高压政策，政治空气过严过紧。乾隆即位之后，从宽则得众、君臣相得则治这一儒家政治思想出发，立即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力图重新建立融洽和谐的政治关系。

　　二、和谐是开放和宽容的同义语

　　皇朝盛世，文化上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定，反映在社会生活上，则是和光同尘式的和谐社会。创业阶段的戎马倥偬、成长阶段的严猛为政，过渡为繁荣时期的和谐社会。

　　繁荣期和谐社会的形成，有很多原因，需要解放了的生产力，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需要安定的社会;但是，就其根本，还在于文化内核中儒家为主导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思想在统治集团看来，提供了君臣父子安于政治现状的理论基础;在广大百姓看来，则提供了民为邦本、以民为贵的和谐统治政策。

　　乾隆从儒家的政治观念出发，即位之后采取措施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重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雍正时期因为侵贪挪用朝廷钱粮的官员，若家产尽绝，力不能完者，概与豁免，不许株连亲族。雍正十三年，乾隆刚登基就一次宽免了六十九人。此后，又将历年亏空案中，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与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从乾隆二年春开始，在京大小文员俸银加一倍赏给，如遇罚俸事件，止罚正俸，加俸照常支付。从儒家伦理出发，乾隆禁止了对大臣的刑辱。雍正十三年令嗣后三品以上大员身罹罪谴，即奉旨革职拿问者，法司亦不得遽加三木。如有不得不夹迅者，亦必请旨，将此永著为例(《乾隆实录》卷七)。

　　乾隆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还在社会政策上大力采取与民休息的措施。乾隆即位后，要求官吏不得扰民，为政平静自然。乾隆元年正月，特降谕旨，宣传这一主张: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息，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其他的一系列惠民政策还包括:严禁匿灾，严禁讳盗，实行蠲免，裁减税收等。除上述几个方面，乾隆还废除契纸契根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开放矿禁，从多方面减轻百姓负担，放宽对百姓从事生产的限制，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我们再来看大唐盛世的文化生活，更表现出万邦和谐的气象。在儒家主体文化下，唐玄宗李隆基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宽容态度。其时，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和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新的高度，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与接纳。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仰赖于一种积极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为我用。《剑桥中国史》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相比(除了20世纪)，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或许是因为来自异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国同波斯以东的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或许是因为当时很多士族豪门为胡人后裔，或许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守丝绸之路，保证了商旅畅通无阻……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第40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三、再定位后的文化管理

　　盛世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上的极大丰富和强大武功，还表现为文化传播和品牌经营，寻求知名度和美誉度。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盛世，从维护皇朝的文化形象出发，从组织文化广为传播出发，无不重视本朝的文化网络建设。这首先体现在皇朝教育和官学的兴盛。汉武帝创办太学，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将皇朝的主体文化，即儒家思想通过多种途径广为传播。五经博士的设立，不仅在宣传上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还从各方面保障了儒家思想的深入钻研和发扬光大。官吏的选拔也开始以是否掌握儒家典籍、是否以儒家的行为规范作为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自隋唐科举选官开始，科举制便逐渐演变成以代圣人立言，阐发儒家传统典籍为主。到了明清，更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以科举为目的的官学系统，主要以讲授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为主。这种大规模的教育和宣传攻势，使得皇朝的主体文化得以深入人心，成为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

　　乾隆时期，皇朝越发重视文治建设，其涉及范围异常广泛。先是编纂和整理典籍文献。乾隆朝以其在编纂、整理典章文献方面的辉煌成就著称于世。一是对历史文献、典章制度的汇集、编定，在于将主体文化发扬光大，点缀盛世。代表性成果《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尤其是编纂《四库全书》，更是文治之极隆而儒生之殊荣，标志着乾隆时期具有系统整理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趋势。二是对清朝历史、制度的编纂与考订，如《大清统一志》、《满洲源流考》、《大清会典》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编纂整理当代历史及典章文献，既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为了使后代统治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三是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如《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剿捕临清逆匪记略》、《钦定平定台湾记略》等，编纂这类图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显示皇帝的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使后世子孙有效法之榜样。

　　儒家思想认为治国要务莫过于得人，欲兴文治，更是如此。乾隆中后期为加强文治，将盛世的文化建设推向巅峰，曾屡开恩科，选拔人才，巡幸东南也广颁典籍，嘉惠士林。而他任用的各级官僚也多以培养人才，扶持后进为己任，像大学士于敏中，是《四库全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不但自己精研朝章国故，切磋久之，达于实用，而且重视人才的选用。如此，不仅使得皇朝的主体文化深入人心，客观上也为后世厚植了文化基础。

　　对于现代组织而言，在盛世阶段，适应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文化战略，确立主体文化，推行宽仁文化，提倡感恩文化，创造和谐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是为盛世阶段组织文化建设的重点。

　　~~~~~~~~~~~~~~~~~~~~~~~~~~~~~~~~~~~~~~~~~~~~~~~~~~~~~~~~~~~~~~~

　　盛世皇朝是一个令人激情澎湃的年代，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文荟萃的时代。盛世皇朝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阳光一片，普照大地!君当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何等的气迈，怎样的豪情!孜孜不倦地追求生命的顶峰，就是为了享受鼎盛时期的成功辉煌。

　　但是，在盛世皇朝繁荣昌盛的底下，却潜藏着一股为人们所忽视的暗流，这股暗流不断涌动，最终造成了皇朝盛世的结束。君不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又是如何的使人噤若寒蝉，顿感高处不胜寒啊!咋远离创业期的困苦，刚告别守成期的艰辛，才享受成功，自满却相随而来。

　　实现鼎盛、保持鼎盛，是每个经过创业、守成的组织集团的使命，这需要积累，需要实力，同时也需要激情与梦想。而史上皇朝，所展现的又不仅是如此，权变的谋略与平衡的艺术也在要求之中。在达到鼎盛期之前，组织灵活有加，却缺乏控制;在鼎盛期过后，组织控制有方，但却变革无术。能长久逗留在规范有序、控制有方，又灵活多变的生命顶峰，将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但一切是那么的无奈，面对疾驶的青春年华。因着守成，组织迈向顶峰;顶峰却有暗流。暗流终结了盛世，也顺而开启了皇朝的第四阶段:转折和改革。

　　既然进入了漫长的转折期，既然不变革就难以继续生存，很值得期待的未来实际又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

　　第41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第四章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汉武帝以超群的气魄带领大汉皇朝登上了繁荣盛世的顶峰，一个强大的大汉帝国出现在东方:统治稳固、国富兵强、开边拓土、声名远扬。但是，成就伟大的同时，隐伏的危机也在蔓延。大规模、长时期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豪华奢侈的生活风气，武帝的好大喜功、四方出巡，所有这些致使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汉书》)。武帝晚年颁布轮台诏，深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皇朝带来的灾难，并由此开始了转型。但是轮台诏刚颁布两年(公元前87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死去了，留给他只有八岁的儿子刘弗陵的是一个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各地民变蜂起的烂摊子。刘弗陵年纪幼小，不能亲理朝政，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此外还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面对武帝留下的烂摊子，如何继续维持汉朝的统治，就成为了政策的重心。挽救危局，只能进行改革。朝廷不仅在治国方略上争论不休，各种势力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战。昭帝和霍光针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不仅摆平了各派政治势力的争斗，重新巩固了中央政权，还调和了两种治国方略，一举扭转了武帝末年以来的皇朝颓势。昭帝的儿子刘询是为宣帝。汉宣帝继续了昭帝和霍光的治国方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重新稳定了汉帝国的统治。史书称许，昭宣年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再看帝国的正午--唐代，无论前期是多么的辉煌，也逃不过治乱兴衰的窠臼。唐朝到玄宗开元时期达到极盛，然而长期的太平日子使得李隆基由俭转奢，由励精图治变为溺于声色，由任用贤能变为任用奸佞，安史之乱最终开启了大唐皇朝的衰落之门。至此，唐朝进入转折阶段。唐朝由盛至衰的转折阶段长达100多年，皇帝也历经11位之多，肃宗李享是最明显的分界线，其后直到懿宗李漼，这期间的皇帝还是多多少少抱有改革弊病延续帝祚的打算。较为知名的改革有肃宗和代宗朝的刘晏改革，德宗朝的两税法，顺宗朝的永贞革新，宪宗朝的元和中兴，武宗朝的会昌之政，然而这一切改革活动都未能扭转唐王朝走下坡路的总趋势。永贞革新，是在唐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后，以王叔文为首的几位并不算高级别官员主持的一番改革。那个时代，是唐王朝急剧衰败。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政治危机十分严重;宦官专权，阻塞视听，贤能得不到任用;体制内组织失效，制度走形;中央财政困难，人民负担加重;宫市扰民，五坊小儿祸害，直接败坏了社会风气。总之，长久盛世下日积月累的腐朽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至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范文澜语)。公元805年初，顺宗李诵即位，有志革除弊政，中兴唐室，于是，起用了一批有志于改革之士。工言治道的王叔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行宰相事，并聚拢了韦执谊、柳宗元、陆质、韩晔等，协助他进行全面改革。这就是永贞革新。革新历时146天，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改革思想和行动纲领，为后世评价不一。总体而言是:行之匆忙，收之苍凉，时间短暂，回味悠长。可以说，王叔文他们竭尽全力，能做的都做了，该做的也在做，想做的正启动，也看到了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所在，但缺乏对整体形势的正确判断，以及对支持者和反对派的准确估测，以致在夺权这一关键环节上贸然行动，功亏一篑，反而加速了改革的夭折。

　　大清帝国在乾隆朝达到顶峰，国力之强盛可谓如日中天。但是也没跳出衰落的窠臼。在乾隆后期，清帝国的颓势就已经显现。等到嘉庆皇帝即位，整个帝国更是四处冒烟、满壁漏洞。嘉庆朝的白莲教起义竟然攻入了皇宫之中。及至道光皇帝期间，虽然道光皇帝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克勤克俭皇帝，但大清帝国却不能在节俭之中恢复自己的荣耀。就在大清帝国面临内部危机的时候，以前的皇朝不曾遇到的新情况出现了:坚船利炮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侵略中国。鸦片战争扯去了大清帝国最后一片遮羞布，清帝国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衰退期。咸丰皇帝一生颠沛流离。太平天国的农民军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富庶之地，原来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不堪一击;内乱未平，外乱又起，不足两万人的英法联军竟将大清帝国最强大的蒙古铁骑击退，咸丰皇帝狼狈逃窜热河;屈辱议和，使这位饱经忧患的青年皇帝死于离宫。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开始了徐图中兴的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等大臣们，开始了对传统皇朝的改革之旅。然而，同治中兴也好，洋务运动也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甲午海战使大清帝国的君臣们认识到帝国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再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清帝国难逃覆亡的命运。希望有一番作为的光绪皇帝，凭着自己的勇气进行了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被称作百日维新。

　　大凡一个组织从巅峰开始衰落，在环境的逼迫下，总会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延续组织的生命，重新振作起向上的精神。但是，纵观中国的皇朝更替史，我们发现，这些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取得了一些成效，有的却半路夭折。取得成效的，创造皇朝的一代中兴，出现发展中的另一个高潮，虽然无论哪一方面也比不上盛世;中途夭折的，则是在已经积重难返的皇朝身上又压了一个包袱。

　　成功固然有成功的道理;夭折的原因却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改革的敌对势力太强大，改革者的力量太弱小，支持者的意志不坚定，改革的动力不牢靠。然而，再细细琢磨:若仅以力量的大小、强弱来对冲，胜者乃力大所致，则难免掉进了物理学意义上的力场陷阱。因为，力量的对比在改革之初就基本是明了的，为何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很明显，结果简单，原因复杂。

　　首先，盛世已经过去，盛世光环掩映下的问题渐次暴露，多方面矛盾日积月累加剧恶化，外部环境已经不容乐观。

　　其次，基业的承继者面临如此的外部环境，必须对各种挑战有所回应，方不致家道就此败落。即使生逢其时的皇帝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具备这种担当，也还是希望局面有所改观的。如此以来，胜任领导角色，便可能出现中兴的局面，反之，或昙花一现，或一败涂地。

　　再次，改革者自身的素质和实力将直接决定改革的进度与深度，哪怕终究是以失败结束。实际上若以结果论成败的话，这一阶段即皇朝后半期的改革，绝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即使是失败，也有持续时间长短、改革力度强弱、铺开领域宽窄、后世影响大小等指标来评定新政的，如庆历新政，如熙、丰变法，如张居正改革。而与这几个指标直接相关的，便是改革家的魄力、格局与谋略。

　　第42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复次，改革能否抓住实质，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最在意的、改革所触及到的利益--包括既得利益、将失利益、将得利益。这是面对改革，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和秩序重构的基础，也是组织得以正常运转和制度有效规范的前提，至于该次改革能够发挥多大效能，则要看蓝图如何化为路线图，路线图怎样成为现实了。

　　最后，改革有没有承继和发扬组织既有的:创业时期的艰苦奋斗作风、创造思考能力、进取精神、团结状态，成长时期的稳定持重作风、规范约束能力、向上精神、合作状态，鼎盛时段的宏伟大器格局、开拓进取能力、宽容精神、和谐状态;能不能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础上，向组织本身业已滋生的、不合时宜的组织文化挑战，在传承中予以更新，进而对已然凝固、沉沦的习气有所调适，以增强组织对环境变化应有的调适能力。

　　第一节盛世隐忧:变革的环境

　　组织到了转折阶段，内部和外部危机不断发生，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以及如何对组织进行改革，是组织领导者和组织成员不可回避的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是整日忧心忡忡，还是对危机不管不问;是坐以待毙，还是有所作为;要想有所作为，又应该如何作为?不知不问、坐以待毙，又怎能甘心祖宗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有所作为、力图振奋，又应该依靠谁，打击谁?惟有冷静地洞察环境，方有贴切的改革道路。

　　首先是要知晓自己的家底还有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的调控余地在哪里?其次，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要清楚整个权力构架的脉络，明了重新分配后的利益格局，从而厘定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和必须打击的力量。最后，对于组织最高领导者而言，把握皇朝的整体局势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掌控改革的方向和前途。

　　一、家底:失去了什么?还有什么?

　　对于转折阶段的统治集团来说，首先要摸清楚盛世之后的皇朝家底。这个家底不仅是财政的充盈与否，还包括对经理层的了解和对消费者状态的把握。一般而言，在组织巅峰阶段后期，被盛世光环所掩盖的各种忧患开始显现。由于盛世领导者的无节制扩张和贪图享乐，组织长期以来积累的物质财富和向上精神消失殆尽。盛世君主为子孙后代留下的除了曾经辉煌的一个记忆外，就是国库空虚、社会凋敝、朝臣堕落、民心散乱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改革的前提条件和外部环境。

　　盛世皇朝的扩张，当处于皇朝物质基础能够支持的范围内时，可能会维持下去。一旦扩张遇到了皇朝物质基础的极限，那么不可避免的衰退就来临了。保罗·肯尼迪在他著名的《大国的兴衰》中，用世界历史上主要帝国的兴衰过程，论证了这个观点:即大国的衰亡主要是因为它们无限度的扩张超出了国家本身能够提供的物质基础的限度，从而不能维持下去;而对于扩张性的大国而言，扩张的被迫停止就是衰退的来临。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也没逃过这个规律。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期间，战争持续了四十三年，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三十多万人，军费动辄数十亿钱，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十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汉武帝不仅大肆对外扩张，而且大兴土木，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例子之一。虽然帝国的经济还没有破产，但是与盛世阶段的府库充盈相比，无疑天上地下。汉武帝自己也在《轮台罪己诏》中说:前些日子专职衙门上奏，想把百姓的赋税每人再加三十钱，用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进一步加深老弱孤独的困境。……现在又要求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这不是扰乱天下，使百姓陷于愁苦吗?朕不忍心听这样的话!目前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残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赋税，专力以农为本，鼓励养马，恢复马复令(以养马免除赋役)。只要国家不缺乏费用，军队能维持边防就行了。可以说，汉帝国的扩张在武帝后期无可避免的受到了帝国经济力量的限制;而扩张的停止宣告了帝国繁荣盛世的结束。汉昭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皇位的。

　　乾隆帝与汉武帝犯同样的错误:对外大肆扩张，穷兵黩武，对内大肆铺张浪费，穷奢极欲。乾隆皇帝的所谓十大武功，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财政基础。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是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权臣和珅等人亲自操办，务极奢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乾隆五十年，他还征兆年过六十岁的在职、致仕官员三千余人，赐宴乾清宫，成为千叟宴。凡此种种，不仅耗费了巨额资金，使国家库藏日益空虚，而且由于在巡幸和节庆期间各级官员的纳贿送礼，也加速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没落和腐朽。连年征战、征敛日繁，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旱灾害，作为帝国统治基础的广大农民的生活陷入了困苦之中。清帝国正面临极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嘉庆皇帝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除了汉、清两个朝代比较典型外，其他朝代也是一样。盛世只管盛世的享乐和威风。转折阶段皇朝的家底只是一个巨大的空壳子，看起来还有些盛世景象，但细究下去，就会发现留下的屈指可数了。作为转折阶段的统治集团，不论是新起的君主还是掌权的辅政，如果重新矫正、稳定从巅峰滑下来的皇朝列车，就必须对家底有个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第43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二、格局:依靠谁?打击谁?

　　经济上的相对凋敝是转折和改革阶段的物质基础;之上则是经过重新洗牌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组织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在创业阶段就开始形成，各派势力经过组织成长时期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到盛世阶段已经比较稳定。各派势力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正是在盛世阶段，在这个比较稳定的政治格局中，有一些势力悄悄崛起，而另一些势力集团在悄悄没落。这种变化在盛世繁荣的掩盖下，并没有凸现。而是随着盛世的结束，经过重新洗牌的政治格局逐渐浮出水面。在转折和改革阶段，新兴的政治力量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革组织的政策和制度，以保证自己利益的实现;而保守的政治力量则不愿退出政治舞台，不愿自己的利益被削减、被剥夺。从这一角度看，改革实际上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改革会触动一些集团的既得利益，也会促使一批新兴的政治力量的崛起。转折阶段的皇朝正是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格局。转折阶段，原来可以被皇帝信赖的政治力量或者衰落了，或者其本身已经膨胀到可以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地步。因此，只有认清皇朝的政治格局，找到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时找到自己的潜在对手，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还应该注意的是，转折阶段的政治格局和权力格局是不断变化的;领导者更应动态的掌握政治格局，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策略。

　　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被逐渐平定，形成了三大势力集团:一是宦官集团;二是藩镇集团;三是原有的朝廷官员集团。前两个都是玄宗李隆基在位之时逐渐形成的势力。在开元年间，唐朝处于盛世阶段，诸如宦官、藩镇等都还不是异于中央的势力集团。玄宗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任用宦官和设置藩镇会带来怎样的麻烦，以至于唐朝的基业就毁在宦官和藩镇之手。唐朝的宦官之祸实起于玄宗重用和信任高力士;而藩镇的设立也是当时玄宗用兵布防的一大败笔。安史之乱是藩镇势力对中央权威的公然挑战，虽然安禄山和史思明都被镇压，但从此之后，藩镇的独立倾向越来越大。自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一直到宪宗李纯，再到昭宗李晔被朱温所灭，唐朝的这些皇帝们一直在与宦官、藩镇和朝廷中的权臣作斗争。在这三大势力集团中间，皇帝总要选一个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不是依靠宦官打击权臣，就是依靠藩镇打击宦官。可以说唐朝转折期的各项改革的成败，都与皇帝选择的依靠力量有关。唐顺宗李诵在位期间，依靠朝廷官员的力量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和藩镇势力。这就是在引言中谈到的短命的永贞革新。永贞革新的失败是皇帝错误选择依靠力量的直接后果。王叔文集团自身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只是一些年轻的翰林学士。集团内部也是鱼龙混杂，主力人物之一王伾胸无大志，在朝臣中也没有人缘，没有多少人愿意跟他交往。而且这个王伾收贿纳贿，极其腐败。王伾为了纳贿方便竟然在府中设立一个无门大柜，以收受讨官者的贿赂，为防止被盗，晚上就让他老婆睡在柜子上面。而李诵本人对王叔文集团也不是那么信赖，在宦官首领俱文珍的劝说下，竟然罢免了自己依靠的改革力量的首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位。宦官集团彻底击败王叔文集团之后，控制了皇帝，逼迫唐顺宗退位，让太子继承。太子李纯即位为唐宪宗。他将唐顺宗尊为太上皇，并立即对王叔文集团全面开刀。唐宪宗在这三个势力集团中选择依靠朝臣和宦官打击藩镇。宪宗一朝打击藩镇的成绩，成就了宪宗唐朝所谓中兴之主。

　　三、重点与前景:在哪里?走向哪里?

　　转折阶段的组织哪里都是矛盾，哪里都有问题。要想有所作为，集团领袖就必须把握阶段重点，找准问题的症结，厘定主要矛盾，从而确定和把握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对于转折阶段的组织而言，面临的矛盾不外乎如下几类:一是组织与外部竞争者的矛盾;二是组织和目标群体的矛盾;三是组织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第三类矛盾就是我们在上一小节中分析的不同势力集团。对于具体的皇朝而言，这三个矛盾并不都是同等重要的。明确了皇朝转折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在哪里，就能基本明确改革的总体方向。

　　首先来看皇朝与外部政权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原的正统王朝外，还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对中原皇朝始终是一种威胁。从春秋战国起，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就不断侵扰中原。秦始皇修建长城，最主要的考虑就是要阻挡匈奴对秦朝的侵扰。秦汉时期，中原皇朝最大的外部敌人就是匈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到了隋唐时期，在北方是突厥、回鹘相继而起，在西南方，则是崛起的吐蕃政权。到了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一直是宋朝的最大边患，北宋亡于金国手中。此后，蒙古族进入中原，建立元朝;满洲进入中原建立清朝。这些政权在中原皇朝强盛时，慑于皇朝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敢觊觎中原。转折阶段的皇朝面临着国内经济、军事力量的衰退，如何调整政策应对这些外患，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这种边患是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胁，则调整政策应对这些政权，必须成为重点;而如果这些边患不构成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胁，则应安排在内部政策调整之后。

　　第44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在皇朝内部，则有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影响皇朝兴衰的最主要矛盾。在成长和盛世阶段，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一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不仅统治集团享受着繁荣的好处，而且被统治集团也处于比较富足和安定的局面之中。但是，盛世阶段皇朝统治集团的内外扩张政策引发了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盛世后期，被统治集团的不满就已经显现。汉武帝统治末期，社会险象就已露苗头。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出现流民二百万口，无户籍之民四十万。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关东地区发生农民暴动，大群至数千人，功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两千石。小群以数百掠卤乡里，不可胜数，道路不通。清乾隆统治后期也出现了白莲教、天理教等民间团体，这些团体是穷苦百姓不满统治集团横征暴敛的聚合体。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着皇朝政策调整和改革的成败，也是皇朝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所在。

　　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派别之间也出现了裂痕。在盛世阶段，皇帝权威极大巩固，统领各派政治力量不成问题。而一旦盛世结束，原来被皇帝权威压制的各派政治力量无不起来争夺权力。作为转折阶段的皇帝，怎样调和、化解、凝聚以至继续统领各派政治力量，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盛世阶段，皇朝政治格局中主要就是两股力量: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而在转折阶段，除了这两派力量之外，还出现了第三种势力，即外戚和宦官集团。外戚和宦官在汉朝中后期，一直是左右皇权和相权，乃至左右整个朝廷大政方针的重要力量。唐朝的宦官更甚，在唐朝中后期，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了宦官手中。明朝的宦官虽然没有操纵皇帝的废立，但是明帝国的主要政策和政治格局还是受到宦官集团的极大影响。张居正作为内阁大学士、首辅，为了推行改革，还需要巴结宦官冯保，而如果没有冯保的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也不会推行开来。清朝中后期，宦官虽然没有专权，但是却也极大地影响了清朝的政治格局。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大太监李莲英，虽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但他却是朝廷大臣与最高统治者联络的纽带。李鸿章作为军机大臣，要去见慈禧太后还需要向李莲英送贿赂，而李莲英的一句话就可能会导致朝政的极大变化。

　　转折阶段的这三种矛盾，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必须全面把握，明白自己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知道现在站在哪里，才能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

　　第二节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

　　创业皇帝首先是马上皇帝，创业皇帝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企划能力带领创业集团打天下;守成皇帝需要高瞻远瞩，为皇朝建立一个稳定成长的框架;盛世之主则是雄才伟略，方能够带领皇朝走向繁荣的顶峰。身处转折阶段的皇帝又需要什么呢?转折阶段，皇帝面临的环境与创业阶段、成长阶段和盛世阶段都不同。这是一个皇朝从巅峰走下坡路的阶段，是一个矛盾重重、局面复杂的环境。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打败对手，夺取天下。成长阶段，皇帝与各种政治力量的目标还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开万世之基业，为皇朝稳定奠定基础。盛世阶段，皇帝面对已经稳定的局面，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起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国富民强，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局面。而转折阶段的皇帝，面对着经济凋敝，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矛盾重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如何确定皇朝的战略目标，如何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以实现改革目标，是需要中兴之主解决的首要问题。

　　不管是历史上的皇朝，还是现代的组织，中兴之主需要具备如下的素质:首先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是因为在转折阶段，各种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局面纷繁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问题异常繁多。如果不能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发现最主要的问题，那么改革的方向、战略就会发生错位，而这个错位所造成后果直接影响了皇朝能否实现中兴。问题既定，方向既定，战略既定，接下来的关键就是领导者必须具有改革的魄力和决心，能够在各种压力下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能够以现实的精神对祖宗成法进行改革。这个魄力可以说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除了洞察力和魄力之外，身处复杂环境中的中兴之主还要有谋略能摆平各个政治集团，驾驭局势的发展，为改革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改革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皇帝需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改革集团和可以重托的改革者来推行。而选择改革集团，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则是考验中兴之主识人善任的领导素质。因用人不当而导致改革失败，甚至皇帝本人也因此被赶下台来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绝于书。

　　一、洞察力:对复杂形势的判断

　　转折阶段，皇帝面对的形势是各种矛盾交织、政治力量错综、各种问题凸现。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纷杂的局势中揪出关键，对复杂形势做出果敢准确的判断，改革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是毫无目的，毫无章法。这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洞察力对中兴之主来说更为关键。

　　一如先前所述，汉武帝之后，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以及辅政霍光，实现了西汉王朝的一次中兴。虽然所谓的昭宣之治远远不能和武帝盛世相比，但也算是汉朝基业继续发展的一次机会。当时，作为辅政的霍光和昭帝刘弗陵，没有武断地决定改革方向和改革重点，而是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盐铁政策大辩论，讨论武帝朝的政策得失，找出影响皇朝发展的最主要问题，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理出了轻重缓急。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霍光布置召集各郡国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开了个问民疾苦的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政府方面听取意见。从会议论及的内容看，是对当时汉朝整体政策和实际情况的一次检讨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各项主要政策的利弊得失。这次会议为完成政策转型和朝政改革起到了舆论准备的作用。会议之后，在霍光的主持下，朝廷坚决贯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开创了昭宣中兴的新局面。

　　第45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北宋中期，宋仁宗、宋神宗年间，北宋王朝走到了一个下坡路的临界点。当时距离北宋开国整整一个世纪，宋太祖和宋太宗开创的治国之法已经传之数世弊且生。在宋太祖和宋太宗创立北宋时，其立国的基本策略是剥夺武将的统兵权，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地方政府的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层层设官，官员与官员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从制度上保证了皇朝中央和皇帝个人的权力。但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风俗日以衰坏。尤其严重的是朝野上下精神衰败，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宋史纪事本末》)。宋神宗急于通过改革改变这种颓势。改革的重点在哪里?这是首要问题。王安石坚持以理财为中心进行改革，即以赋税改革为主要目标，以此为出发点，改革整个国家的行政、经济制度。王安石的好友、翰林学士司马光不以为然，认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在节省冗费上。司马光认为祖宗的成法没有错，之所以造成当前的局面，不是因为赋税政策，而是因为各级官员不节省，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困难。他认为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对于两个人的争论，宋神宗并没有武断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要求两人在殿上进行争论。宋神宗认识到王安石的意见更符合自己改革的需要，于是便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主持变法。

　　我们再来看明朝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明穆宗朱载垕和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此时离朱元璋建立明朝已经有近二百年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最为痛恨的就是朝廷的腐败。明初的几个株连万人的大案基本上都与腐败有关。朱元璋制定的《大诰》主要就是针对官员的腐败。在明初几代皇帝，腐败还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到了张居正所处的时代，腐败已经蔓延到了各个角落。张居正认为，虽然腐败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上的腐败，这是造成全面统治危机的根源。要挽救危机，必须惩治腐败，尤其必须矫正政治上的腐败。这是改革要首先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改革的具体实行过程中，应该首先从哪里入手解决腐败问题呢?当时的实际情况，张居正明白，问题不在于缺乏机构，也不是职责不清，更不是政令、章程不够，明朝至此已经有二百余年历史，一切机构、规章早已是齐全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检查督促，缺乏控制力和执行力，所以一切都是放任自流。于是张居正首先推出了考成法。

　　上述说明对于一项改革而言，第一就是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找出改革的重点，而这个重点就是组织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组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余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改革之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在能否抓住这个主要问题。

　　二、突破旧法则的限制

　　为什么要在转折阶段特别突出组织领导者的魄力和决心呢?因为在转折阶段，领导者面临的政治格局最复杂，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也具备了与领导者相抗衡的一定实力。如果立志于改革的组织领导者没有魄力和决心，就很容易被其他政治集团左右，从而导致改革尚未开始即告结束。创业阶段，集团领袖面临的环境虽然困苦，但谁是敌人、谁是盟友确是一目了然;守成阶段，各个政治团体的利益冲突不大，还能够团结在组织领导者周围，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盛世阶段，集团领袖的力量和权威足以威慑和控制其他政治集团。这三个阶段对于组织领导者而言，魄力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远不比转折阶段。

　　如果以立场来划分，实际上所有的政治集团都可以二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当然，这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改革派并不一定是好人，保守派也不一定是坏人。这里划分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君主的魄力就表现在能够始终如一的支持改革派，站在改革派一边。但是，一个皇朝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之后，总会形成大批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在经济上拥有大批财富，在政治上也掌握着大量资源。对于君主而言，改革实际上就是改掉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重新划分利益格局。因此，君主所支持的改革派一般都是从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弱势集团中提拔上来的。这些改革派特别是在政治场中并没有多大的权威和发言权，要进行改革，就要对保守派开刀，无疑需要名义上的皇朝领袖皇帝的全力支持。没有皇帝的支持，改革即使有很好的纲领，也不会继续下去。在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改革，其首要原因几乎都是改革派的力量过于弱小。正因为改革派的力量过于弱小，对于希望改革的君主来说，才更应该坚定的支持改革派，不为所谓的祖宗成法所拘束。

　　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宋仁宗赵祯一朝，北宋就已实行过庆历新政。如前所述，宋朝初年，太祖和太宗为防止五代更替频繁的悲剧重演，从政治、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方面重建政治结构，将行政权、军权、财权、司法权和地方权力都集中到中央，集中到皇帝手里。到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这种体制导致的问题越来越多，因循不革，弊坏日甚，造成了冗兵、冗官、冗费的全面危机局面。宋仁宗企图改革弊政以挽救危机，便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初，将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的保守派官僚吕夷简等相继罢免。同年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政知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为谏官，使改革派在朝廷中很快占据了优势，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但是，改革很快就被保守派势力所制造的浓重黑云所遮蔽。新政没有推行多久，改革派官员就在保守派官员的激烈反对中败下阵来。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离新政颁行之日仅仅八个月，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和总指挥范仲淹就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同年八月，富弼宣抚河北。接着，支持改革的其他官员也被以种种口实调离京城。新政派官员遭贬黜的同时，保守派的官员重新掌握了大权。此时的仁宗天天听到的都是对范仲淹等人的恶言恶语，当年厉行改革的锐气消失殆尽。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宋仁宗的动摇。

　　第46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庆历新政的事例足以说明组织最高权力者的态度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在组织转折阶段进行的改革，首先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改革。组织的制度框架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非常稳定了，任何改革都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击，任何改革都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制度空间中进行的，可以活动的余地太小。而如果改革不改变根本的制度框架，那么改革的进行就需要依靠组织的硬性权力来实施。若是改革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无法进行，即使勉强启动，也很难成功。因此，改革若要想取得成功，领导一以贯之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组织的中兴，领导就要有魄力和决心支持改革派，打击保守派，就要敢于对祖宗成法说不。这个魄力是转折阶段组织成功变革的先决条件。

　　三、加强纵横捭阖的驾驭能力

　　转折阶段，要想变法成功，实现中兴，还需要有对全局的掌控能力。如果不能摆平各派政治势力，消解保守派对改革的攻击，那么即使皇帝非常坚定的支持改革，也会遭到失败的下场。前面我们所讲的汉昭帝、汉宣帝的成功改革，与昭帝和宣帝两位皇帝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是分不开的。昭帝在位期间，充分信任和依靠霍光进行改革，但他并没有简单的打击其他政治力量，而是充分吸取他们的意见，兼顾各个集团的利益。宣帝即位后，对霍光还是信任和依赖。但在霍光去世后，面对权势和欲望日益膨胀的霍氏集团，宣帝果断采取措施，灭掉了霍氏集团，为稳定朝政、巩固改革成果创造了条件。

　　有唐一代转折阶段，藩镇、宦官和官僚集团是三大主要的政治势力，如何平衡，怎样驾驭，是对皇帝权谋的严峻考验。我们来看两个实例:同在唐朝，一个是成功的，这就是成就了唐朝元和中兴的唐宪宗;另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在甘露事变中被宦官监禁的唐文宗。通过这两个相反的事例，我们更能看清楚组织最高领导者的驾驭能力之于改革成败的关键作用。

　　唐宪宗李纯，是唐朝第十二代皇帝，唐顺宗李诵的长子。贞元四年(788)封广陵郡王。他二十八岁继承皇位，做了十五年皇帝。唐朝自中叶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藩镇割据局面正式形成，至唐宪宗元和末年扫平藩镇，天下再归一统，前后经历六十多年。其间唐代宗、德宗、顺宗，都曾为削除藩镇、重新统一天下而努力，但都未能取得成功。而唐宪宗执政以后，却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先后平服西川、夏绥、镇海、淮西、成德、平卢、卢龙等大河南北数十个藩镇，使安史之乱以来中衰的大唐国势重新为之一振，宪宗成为唐中后期唯一一位再度统一天下、实现国家中兴的君主。那么唐宪宗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且看唐宪宗的手段。

　　首先是唐宪宗的魄力和决心。元和年间，宪宗自始至终抱着以法度裁制藩镇、一统天下的坚定信念和果敢意志，从不动摇。宪宗即位伊始，即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把平服天下藩镇、重振大唐国威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十几年里，孜孜以求，从未间断。在顺境中，宪宗一鼓作气、毫不懈怠，努力争取对藩镇斗争的更大成功。在失利时，决不气馁，总结教训，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斗争。元和初年，征西川，定夏绥，平镇海，宪宗敢于决断。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讨淮西三年不下，罢兵呼声弥盖朝野，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方针，终使淮西吴元济授首。铁城之败，举朝文武皆有惧色，宪宗却以大家风度处之，坦言胜败乃兵家常事，岂可因一败丧失信心。元和十年(815年)河北藩镇刺杀宰相于京师，谋暴动于东都，颇有天下大乱之势。宪宗临事不惊，果断处置，终使平卢、成德企图动摇宪宗讨叛决心的阴谋破产。可以说，如果没有宪宗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藩镇的征讨很可能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半途而废，功亏一篑。战争是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战争指挥者意志信心的较量。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统帅者的信心与决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超过政治的、军事的因素，决定战争的胜负。

　　其次，则是唐宪宗的权谋。宪宗以法度制裁藩镇，大体坚持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招抚后用兵、先重点后一般的方针。元和初，首先解决了号称朝廷回翔之地西川及家门口的绥夏。不久又收复了关系江淮财赋来源的镇海。一年多中更换了三十多个藩镇的节度、观察、招抚之使，使天下藩镇为之一震。元和中，进讨成德失利以后，宪宗积蓄力量、招抚魏博，切断了河北与淮西的联系，使淮西陷于孤立。讨淮西，围而困之，弱而击之，虽多少是出于无奈，却也不失为良策。讨平卢，注意分化瓦解敌军，重点打击李师道，终于导致刘悟举义。

　　宪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一旦发现决策失误，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不失时机地予以克服与纠正。一征成德，官军失利，宪宗利用拘捕卢从史之机及时罢兵;征淮西，一经发现任帅不当，便及时予以调正，终于发现了李朔心这样的智勇之将;二征成德再次失利，宪宗不怕有损自己的尊严，接受大臣的劝告再次罢兵。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并不在于他完全不存在失误，重要的是他能够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并予以及时纠正，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如现时常说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犯再犯、执迷不悟。

　　第47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唐宪宗的权谋还表现在用人上。宪宗即位以后，用人的基本原则是任人唯贤。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宪宗也会本着权力平衡的原则支配部分官员的任免。征西川，宪宗听从宰相杜黄裳的推荐，征用无名之将高崇文，终获平西川、擒刘辟的成功。讨淮西，数撤败军之将，终使李朔心夜袭蔡州、活捉吴元济而显名。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宪宗特别重视发挥宰相的作用，前后所用杜黄裳、李绛、李吉甫、武元衡、裴珀、裴度等都是有智有谋的人才，他们在协助宪宗讨平藩镇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用兵的重大问题上，宪宗能够广泛听取宰臣的意见，而这并不排除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为群言所左右、坚持己见的例外。

　　君不密则失其臣，臣不密则失其身，用这两句来形容唐文宗打击宦官势力的失败，再恰当不过了。唐文宗有当好皇帝的决心，却不具备做好皇帝的能力和素质。如果唐文宗处于一个太平盛世，也不失为一个好皇帝。但偏偏他身处在一个家道衰落、宦官当权的时代。唐朝自穆宗以后，皇帝的废立完全掌握在宦官手中。唐文宗在宦官操纵之下过日子，自己也很气恼，一心一意想除掉宦官。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场病，急于找医生。正好宦官头子王守澄手下有个官员叫做郑注，精通医道，就把他推荐给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药，果然病一天天好了起来。唐文宗很高兴，召见郑注，发现郑注口齿伶俐，像是个有才干的人，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人。郑注有个朋友李训，原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听到郑注受到朝廷重用，就带了一些礼物求见郑注。郑注正好想找个帮手，就请王守澄把李训推荐给文宗。李训也得到文宗的信任，后来，竟被提升为宰相。

　　李训、郑注两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他们。他们就跟文宗秘密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澄的权。他们打听到王守澄手下有个宦官仇士良，跟王守澄有矛盾，就请文宗封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带领一部分禁卫军。接着，李训又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权。最后，唐文宗给王守澄一杯毒酒，把他杀了。去了王守澄，接下来就要除掉仇士良了。李训联络禁卫军将军韩约，决定动手。公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时候，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甘露。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训先去察看。李训装模作样去兜了一圈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唐文宗又命令仇士良带领宦官去观看。仇士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也发白了。仇士良发现这个情况，觉得奇怪，问韩约说:韩将军，您怎么啦?正说着，一阵风吹来，吹动了门边挂的布幕。仇士良发现布幕里埋伏了不少手拿明晃晃武器的兵士。仇士良大吃一惊，连忙退出，奔回唐文宗那里。李训看到仇士良逃走，立刻命令埋伏的卫士赶上去。哪知道仇士良和宦官们已经把文宗抢在手里，把他拉进软轿，抬起就走。李训赶上去，拉住文宗的轿子不放，一个宦官抢前一步，朝李训劈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仇士良趁机扶着文宗的软轿，进内宫去了。李训预谋失败，只好讨了一件便衣，化装逃走。仇士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逮捕一些参加预谋的官员，把他们全都杀害。李训在路上被杀。郑注正从凤翔带兵进京，得到消息，想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杀死。至此，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的杀宦官计谋彻底失败，这次事变受株连被杀的有一千多人。这就是历史上的甘露之变。自这个事件后，宦官把唐文宗严密监视起来，五年后得病死去。仇士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就是唐武宗。

　　既如此，中期的帝王如果想重整中落颓势，有使江山面貌一新的志向，真是任重而道远。当然，欲扭转颓废之势，最主要的还是领导者于复杂态势中锁住症结所在，于保守氛围中抱定矢志改革的决心，在问题接踵而来的飘摇中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且能知人善任、发现改革中坚力量，敢于担当，以一贯之地支持改革者。集团领袖支持的改革者则需用心、发力于魄力与能力之间。

　　……

　　……

　　后记

　　如果让一个人说出，在中国历史上谁过着最为享受的日子，谁具有极具排场的威风，他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皇帝了，还能有谁?!那时的皇帝富有四海，那时的皇权至高无上，那时的皇朝深不可测，对人们来说，是多么难以抗拒的魔力和诱惑呀!可是，当我们稍加留神，就会注意到，皇帝虽富有四海，静处紫禁城的内心却是无比孤独;皇权虽至高无上，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却是如影随形;皇朝虽深不可测，大白于天下的却是看不迭的兴衰更替。打天下时，诸雄争霸，豪情万丈;定天下中，觥筹交错，兔死狗烹;盛世之下，拓疆开土，路不拾遗;转折阶段，矢志改革，图以中兴;衰亡时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此的图景，如此的命运，谁是主角，又当何解?

　　多少年来，人们从自然经济、小农意识、政治体制、传统文化，乃至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等角度来评断中国古代封建的长久与帝制的延续，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对封建王朝的主角--皇帝，也基本是在时势与英雄、开明与昏庸的张合之间定性和定型的。给人的印象是，一旦牵扯到个人，尤其是皇帝本人，学科理性就变得忽隐忽现。是没有合适的透视镜，还是缺乏持镜的人?就当前来看，我们倾向于后者。就工具而言，我们选择了管理学，透过管理学来管窥中国古代历史，透过静态管理定位皇帝的角色，透过动态管理解析皇朝的循环，是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

　　第48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纵观历史，我们给出两个比拟:把古代中国的封建皇朝比作一个企业集团，把古代中国的封建皇帝比作一个企业领导人，尽管古代之事并不具备某些现代性，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性与共通之处。基于此，我们分析一个(企业)组织的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又是如何实现他的意志的;分析一个(企业)组织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而研判它的生命周期，也就是在什么阶段是怎样结构有如何管理。我们要做的工作--撰写《黄色管理》一书，就是拟从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两个维度，围绕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两个基点，来尽可能地破解这么一个历史简单定律:创业→成长→巅峰→转折→衰亡。历史和现实给出的逻辑是，这个简单定律不仅是中国古代皇朝的生动描述，更为惊异的是，它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式)企业的生命周期的真实图景。以古鉴今，由今观古，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历史之于现实，历史的大门在任何时候都向任何人敞开，就看现实中的人谁能够把握的更好，学到的最多;就好比先生之于学子，任谁都是一样的传道授业解惑，但谁成状元谁却落第，就非老师之力了。历史之于现实，无疑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再来看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这是我们论述的两个基点。

　　角色定位，是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原则，是组织(群体)行为的静态因子，它强调角色基础、角色分工、角色能力和角色责任，其实就是现代组织的职位说明书。在这里，一般预设有:首先是组织的各个方面，有无定位角色;其次是基于组织的任务，定位是否准确;再次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角色有没有进行及时调整;还有一个岗位与能力相匹配问题，也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占据这个位置的人的能力是否足够胜任这个角色。在中国古代皇朝中，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决定了皇帝的角色至关重要，他的素质基本决定了他所经营皇朝的兴衰，也就演绎出一幕幕王朝兴衰更替大戏。戏中主角之于戏剧的决定性，不容我们迟疑和回避。

　　组织演变，同样是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点，是组织(群体)行为的动态因子，它强调外部环境、结构功能、制度变迁和组织愿景，其实演变过程就是对组织进行动态管理的过程。在这里，一般预设有:首先，组织面临着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其次，外部环境对这一阶段的组织及其领导者有什么要求;其三，组织的战斗力是怎样激发并形成机制的，即人才管理方面;其四，组织制度对组织运行起着什么样的规范作用，它的效率和效果有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能否主动适应组织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其五，组织形成的文化有没有生命力，是否得到承续和发扬，没落的途中对思想文化是疏导还是围堵、改造还是控制。

　　古代中国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表征外，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历史现象--皇朝(皇权国家)的周期性更替。纵观中国历史，旧王朝覆灭的同时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而再细琢，就会发现，秦王朝以降的每个朝代，基本都呈现这样一种图景:一个个皇朝相继兴起、成长，又明里鼎盛、暗伏危机，直至衰落、崩溃。皇权国家内部呈现的阶段性，除了皇帝的角色(领导者的经营作用)外，也必须挖掘皇朝本身的(结构的、行为的、管理的、文化的)原因。就好比，以崇祯皇帝的个人素质，若放在皇朝的成长阶段或者转折阶段，总之前五分之四阶段吧，也不大可能背上亡国之君的名分，崇祯皇帝的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固然有为自己开脱责任之嫌，就当时明王朝混乱的管理制度、颓废的社会局势，实在是积重难返，明王朝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挽狂澜已非一人之力，崇祯皇帝的绝望之情难以言表。所以，惟有立足于皇帝和皇朝两个基点，才可能最大限度的破解古代中国皇朝的兴衰和更替，发现古代中国皇帝的管理成败与得失。

　　行文至此，从读者的角度看，通过本书究竟可以领会或体验到什么呢?我们的本意落为四点，那就是了解点历史，学一点管理，懂一点政治，品一点文化。

　　其一，了解点历史。这里的历史不再像大部分教科书那样--基本是编年体;也不像帝王智谋、正说皇帝、戏说历史之类--基本是故事选编;当然，也不会像历史学术著作那样宏篇大论、见微知著。本书尝试着围绕皇帝与皇朝及其相互作用和要求，来管窥古代中国的历史。毕竟，一部皇帝史，一部中国史，说得夸张，却也道出了关键所在。因此，我们想换个角度，在娓娓道来的轻松中了解点历史。

　　其二，学一点管理。市面上学管理风头正猛，不为学问究，也被时髦追，表明管理还是要学一点的。但究竟是学什么管理、向谁学管理呢?想必是贴近生活的、联系实际的，当然，若能把读者本人带进其中，激发出特别的感觉更好。标准如此，那就惟有历史了，已经渗透在骨子里的自己的历史。不用说以古鉴今，由今观古，也不必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来说事儿，细细捉摸，单是历史中的管理案例就遴选不尽，管理经验也精炼不穷，管理教训更是汲取不够。这方面，尤以古代中国皇帝的角色定位和管理得失，以及他所经营皇朝的兴衰演变和动态管理为要。

　　其三，懂一点政治。自古以往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喜欢谈点政事，哪怕是夸张的传播，那怕是在莫谈国是的时代，也都有内我的评价，至于懂多少政治或者政治讲的恰当与否，好像没有特别的要求。人天生为政治动物，终归还是要懂一点政治的。政治从何处来呢?现实是一方面，而我们中国人自古还是倾向于从历史中学的。清人龚自珍就有一句话: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是的，历史中不只有帝王的阴谋权术，散落其间的政治智慧，潜移默化的政治规则，日积月累的政治习惯，还有钱穆先生历数过的政治得失，都在法其可法，戒其可戒(章太炎语)之列吧。

　　其四，品一点文化。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文化的源泉是历史。在历史中学习文化，就好比在旷野上品味香茗，有种心旷神怡、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历史中不尽是帝王冠以教化之名的思想控制手段和文人骚客之墨宝遗迹，更蕴含了修齐治平之精神境界和小康大同之理想追求。正是文化的传承，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这是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片断。也可见，品一点历史文化，无论于国于己，都还是不无裨益的。

　　历史不尽惆怅，管理不尽深邃，政治不尽严肃，文化不尽枯燥。《黄色管理》要是能给大家这么个感觉，应该说，就达到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