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卡一天吃多少克: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我国未来十年战略机遇与挑战分析

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2011年03月09日 08:57:54 　来源： 新华国际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8日发表的题为《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战略机遇期”》的文章：

很多年来，“战略机遇期”始终是中国领导层用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关键词。它是对国内外环境和改革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综合性判断。不过，战略机遇期在不同的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内容。这里最主要的是要回答这一问题：对什么而言是战略机遇？就是说，战略机遇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或者目标界定得不清楚、不确切，那么就会错用或者错失战略机遇。
尽管“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从中共十六大报告使用后开始流行开来，但这一思维从改革开放早期就存在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尽管当时还处于美苏冷战状态，邓小平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即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趋势，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国际局势，来从事改革开放事业。没有这样一个判断，很难理解中国能够从改革开放前的外部准备战争、内部搞阶级斗争的局面中挣脱出来，把政府的政策重点转移到改革开放。可以说，离开了这个判断，就很难理解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从事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战略机遇”的主要内容。1990年代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几乎所有国际经济组织。这就为中国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正式提出20年“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同时开始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不过，尽管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都有所进步，但进步的步伐和社会成员的期待相差甚远，比客观的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因为社会改革领域缺乏比较大的突破，社会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不仅必须抓住国际社会所能赋予的战略机遇，而且更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来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把改革发展往前推进。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在不久的将来，内部改革发展会变得更加困难，而外面的压力则越来越大，造成传统上所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南宁琅东菜市场内摆卖的蔬菜（2011年2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斌摄
“内忧”先于“外患”
实际上，如果把“战略机遇”的概念置于“内忧外患”的可能局面之中，就能明确“战略机遇”的目标。“内忧外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历史经验的总结，“内忧”先于“外患”，就是说，经常的情况是“内忧”导致“外患”，而不是相反。只有当内部出现了问题，外部力量才会发生作用。从“内忧外患”的角度，特别能够说明今天中国所处的“战略机遇”。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是充分利用了外部世界所赋予的和平环境，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已经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能力，来主动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经常受制于外部环境。
这当然并不是说今天的世界太平无事了。以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刚刚冷却下来，最近的阿拉伯世界又动荡起来。对世界的很多地区来说，仍然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者，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外在世界高度依赖，并且中国经济的“走出去”大多是那些问题区域。就是说，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中国的各种影响不可避免。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应付、消化、减少国际局势变化对自身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内部问题。在众多的内部问题中，关键在于民生问题。无论从近年来社会层面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还是在正在进行的“两会”所侧重要解决的问题来看，民生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客观的情况表明，必须把民生问题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同时，正如从前的经济改革，民生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给予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民生问题失去了这个战略机遇期，那么其必然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民生问题正导致社会失序
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无论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都是显然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导致社会失序。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民生问题严重脱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初衷，首先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邓小平把此形象地称为“温饱问题”。此后，解决民生问题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主要体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上。初期的改革政策非常成功，不仅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而且更使得数亿人脱离贫困。不过，近年来，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越来越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GDP主义的形成，为了GDP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的民生越来越艰难。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和大多数人民的民生脱节，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分化。
也很显然，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就会出现面临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问题。围绕民生问题，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稳定的根源。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的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期待革命”的年轻群体的不满。多年来的教育大扩张，有效地提升着民众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但因为教育体制改革本身的弊端，很多人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足。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拉平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个群体的期望很高，一旦不能满足，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就成为必然。
如果这两个根源具有普世性，即任何社会都会面临，那么中国还需加上另外一个特殊的根源，那就是由独生政策而加速到来的人口老化。“未富先老”几乎已经成定局，而照顾老人的“公共服务”似乎路途仍然遥远。在“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一代会不堪负担，届时这一代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会变得更加现实。 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从经济上看，因为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很多方面，中国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中国开始出现那些经历过或者还经历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类似的现象，例如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不稳、信仰缺失等等。历史地看，“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到，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很简单，要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深化经济改革，促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深化经济改革”必然成为空谈。人们早已经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顶点，需要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建设消费社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并没有基础。一是社会政策的缺失，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在无助的情况下，即使人民有了些积累，也不敢消费。二是人民的劳动所得过少，收入不高。很显然，建设消费社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民生。
第三，民生问题不解决，从近期来说就会面临政治激进化的风险，从长远来说民主政治没有物质的保障。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最近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民生问题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主要依赖国家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局面。不过，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维稳”。如果把庞大的“维稳”费用用于改善民生问题，社会可能会稳定得多。从长远来看，民生也是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在民生问题不能解决之前，民主化尽管也是可能的，但这种民主化之下的民权必然是虚假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不难发现这种现象。
从解决民生问题的世界历史经验看，中国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没有财力，就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国家民生问题的解决，往往发生在该国家处于比较长期的经济上升发展、并且政府或者社会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期。一旦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那么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而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时期。因此，今后五至十年必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最近中央政府开始做动员，要在民生问题上有所作为。有关方面也已经表示要动员国家的财力，集中完成几件民生大事情。这是很好的一个迹象，和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所强调的、要找到改革的突破口的提法一致。时不待人。如果中国抓住了这个并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就可促成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反之，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就会无可奈何地面对那些“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经历的一些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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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来十年战略机遇与挑战分析
2011年02月28日 17:20:58 　来源： 《环球》杂志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环球杂志2011年第5期封面
国运2011—2020
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采写：刘洪 陈昕晔 周彪 冯琦 乐艳娜 焦东雨 王宁 苏劲松 刘娟娟 易萱
陈济朋(驻新加坡记者) 张伟(驻布鲁塞尔记者) 蓝建中(驻东京记者) 谢荣(驻莫斯科记者) 王丰丰(驻华盛顿记者) 蒋旭峰(驻华盛顿记者)
2011-2020，对中国来说，是需要想象力的10年。
金融危机遗患仍存，国际格局嬗变加快，科技创新眼花缭乱，灾难动荡迅雷惊耳。中国，则进入“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十年。
中国的国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亿万国人心潮澎湃。
回首过去十年，互联网革命勃兴、反恐战争惨烈非常、金融危机横扫世界，正是在这暗流涌动中，中国牢牢抓住了挑战中的战略机遇，其蓬勃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经济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
在这个新起点，展望未来十年，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中国正面临着诸多“成长的烦恼”。从国外看，资源能源瓶颈迹象显现，大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此伏彼起；从国内看，贫富差距威胁社会稳定，科技创新尚先天不足、后继乏力……
在中国国运的上升期，我们更需要铭记历史。纵观过去200年，正是因错失多次战略机遇，中国一蹶不振，进入历史最灰暗的时期。往事不堪，国运多舛。未来十年的发展，其实也关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福祉，关乎我们能否实现更富足、更和谐、更有尊严的生活。
中国的巨轮正驶过现代化进程的接续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承前启后的年份，《环球》杂志深入采访国内外知名专家，梳理出中国下一个十年的十大战略机遇。
我们深知，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机遇与挑战只有一线之隔，抓不住战略机遇，就会迎来更严峻挑战的洗礼，我们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风帆已高悬，号角正吹响。中国的国运，就在未来10年的奋斗中。
机遇一：和平发展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
在美国，除了2月14日“情人节”，每年8月14日纽约时报广场也会举办“接吻大赛”。这个日子，也是美国人所称的“对日胜利日”。
2010年的这一天，不少纽约市民和游客来到时报广场，聚拢在一座雕塑下面。这座雕塑高8米，名为“无条件投降”，既指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美国，当地仍为14日)，也指女主角在胜利的喜悦中允许那名素不相识的水兵用胳臂揽住自己，像跳舞那样，长长一吻。而围拢在雕塑下面的人们，也常常模仿起这一著名的动作，“为和平噘起嘴唇”。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60多年。当人们涌向纽约时报广场，欣喜若狂地相互拥抱和亲吻的时候，是否也会想想，未来的若干年，世界大战还会打起来吗？
正是基于和平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在过去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展望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依然是时代潮流。
“我相信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并且国际社会仍将继续保持和平发展的大趋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对此判断很有信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同样认为，“未来十年不会发生大国间的战争冲突”。
诚然，美国——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对大国关系的走向影响很大，但不少专家分析，美国现有的实力已不足以支撑它目前在全球铺开的摊子，未来十年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的需求会持续增长，由此中美之间会形成一种“和则两利、斗则两败”的局面。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认为，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要建立在正确评估周边环境的基础之上。
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是否要把中国当作现实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我认为不可能，美国‘重返亚洲’的意图是要守住既有势力范围。”宫力说，至少美国在亚洲不是进攻态势，它还有两场战争没有结束，另外，大中东地区如巴以、伊核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些都会长久地拖住美国。
“尽管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国家尤其美国是很大的刺激，并且导致了它的敏感心理，但是美国现在也在逐渐接受中国崛起这一事实。而和一个敏感的美国打交道，中国须谨慎，不要刺激它。”宫力认为，“如果能把中美关系大局稳定下来，那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十年完全没问题。”
虽然朝鲜半岛等地区依旧阴云密布，并且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还会单方面使用武力，但是王逸舟分析，军事手段的优先性下降了，美国也发现使用武力的代价太大，而“巧实力”，包括经贸力量、国际体制的力量、国家形象、制度安排、向心力等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力量正在上升。
中欧关系尽管相对复杂，但欧盟总体上需要与中国搞好关系，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资金、制造能力和市场。对于中俄关系和中欧关系，曲星认为，中俄间结构性的问题、领土划界问题都已经解决，两国战略合作正逐步深化，而且在国际格局中，俄罗斯也希望有一个平衡的外交。
机遇二：财富东移国际新格局利好中国
2009年9月25日，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闭幕。世界各大媒体普遍注意到，此次峰会的一大亮点，就是领导人们宣布：今后G20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美联社在当时的报道中就感慨说，G20现在已取代了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G8)，“这一历史性转变承认了中国、巴西和印度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这其实正体现了世界财富东移后的国际格局变化。时任巴西总统的卢拉曾表示，G8的时代已经结束，应该由G20取而代之。他说，全球化的时代不能忽视新兴经济体的声音，“我们现在谈论G20，因为G8已没有任何理由存在。换句话说，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新兴经济体必须有一席之地”。
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也表示，他当初之所以选择G20召开国际金融峰会，就是因为G20包含了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比G8更具有代表性和合法性。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就离不开新兴经济体的参与。
新兴经济体第一次走到了世界经济金融决策会议的前台。在这个格局变化中，由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组成的“金砖四国”尤其抢眼。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后危机时代，最大的潮流，无疑就是世界财富的东移：新兴经济体整体性崛起。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而且，这种崛起的态势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中断。
中国的崛起则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在2001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在不断增长，所以人均GDP增长总是低于发达国家；但过去十年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其中亚洲过去十年来人均GDP以5.3%的速度增长，2002年至2007年更达到6.3%。
从“金砖四国”到“金钻11国”，发展中国家经济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远未终止。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10月份的报告分析，到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所占比重要将从33.6%升到41.9%。而到2020年，按市场汇率算二者的对比情况可能是50%对50%。
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财富比重已平起平坐，未来发达国家很有可能只占3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达到61%。
“在2015年到2020年左右，这个世界将彻底改变。美、欧、亚板块在上翘，欧洲板块(欧盟)将越来越小，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北美地区则会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而亚洲则会凸起。”陈凤英指出。
“有史以来，在世界格局上，经济利益的权重首次突破超过了政治利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指出。由此，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G8到G8+5，再到G20，更重要的是G20在2010年得以“机制化”，这是国际政治多极化的一个重要进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会相对说来更加均衡。而这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的积极结果，也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机遇。”
中国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大趋势上。许多国家也正是看到了这个趋势，不断深化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避免在未来国际财富重新分配中被边缘化。这从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争相进入中国市场就可见一斑。
世界经济版图的快速变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国际关系中新旧交替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在加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指出：“这一新旧交替过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冲突、矛盾；过去的发展是线性的，非此即彼的；而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树状的特点，呈现多元化和丰富的特点”。
王逸舟强调，老牌的强国不会一下子衰落下去，很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而且有很多我们值得注意的亮点。但是，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在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GDP，提高国家实力方面的上升态势是一个亮点，也是国际关系的新气象。
机遇三：“后危机时代”发达世界自顾不暇
努里尔·鲁比尼无疑是近年来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上最为闪亮的明星。这位有着“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经济学家，向来以发表悲观论调而著称。2011年伊始，他就在第41届瑞士达沃斯论坛首日，就全球经济形势给出了自己的“论断书”。
他肯定了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比作是“只盛了一半水的水杯”，有水的一半代表经济增长相对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没水的另一半则代表着经济复苏相对乏力的发达经济体。
从这次年会的专家讨论看，复苏无疑是今年全球经济的关键词。虽暂无二次探底之虞，但威胁增长的风险仍在。鲁比尼就指出，虽然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近有所缓解，但欧元区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危机仍有可能扩散，届时将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大到无力救”；如果美国严重的财政问题得不到纠正，那么会出现“火车失事”。
其实，经济只是困扰西方国家的问题之一。达沃斯论坛举行的前两日，在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发生了恐怖袭击，造成35人死亡，虽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还是如约参加了论坛，但反恐却成为不能回避的话题。
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一只“抢镜”苍蝇拍死，还自我调侃，“用蜂蜜能捕到苍蝇；如果蜂蜜不管用，那就大胆地用手掌迅速拍下去。”只是，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失业、反恐……“后危机时代”的问题，就如同一只只苍蝇一样，恐怕并没有那容易被轻易拍死。
在今日欧洲，债务危机阴霾依然笼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的反恐战争仍在艰难中继续；在中东和北非，突然间的政权更迭让欧美和以色列焦虑难安……在许多专家看来，在“后危机时代”，从政治到经济、军事的多重挑战，使得西方国家自顾不暇，这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战略机遇期。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对《环球》杂志说，国际上把2015年定位为“后危机时代”的终结，她则认为2020年可能还处于“后危机时代”，而这恰好和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十年重叠。
“虽然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但衰退还要持续，目前来看，届时要想建立起共同的规则或准则，还比较困难。比如G20在10年后能否成为调整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有实效的组织，还不甚乐观。因此，对中国来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说。
这一观点与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不谋而合。朱教授认为，未来十年，世界主要国家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若干年内很难抱团主导国际关系，也意味着很难形成对华包围圈。”在这一机遇里，只要中国把握好“发展是硬道理”的根本，谨慎处理好内外各种问题，整个局面对中国就会非常有利。
那么中国是否能抓住这一机遇呢？又该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呢？
朱建荣认为，抓住这一机遇的可能性非常大，关键点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处理好各种对外关系”。具体来说，要在大局上坚持韬光养晦，即不打大旗，少说多做；重点稳住美国，化解周边的对华猜疑，使之不能凝聚合力；不得已与别国发生矛盾冲突时，尽量用现行国际关系通用的话语、概念来为自己辩护、说明；进一步推出在道义、形象上有感召力的新的对外口号；对外宣传报道及时跟上，不仅政府媒体要打出去，更要用好海外华人媒体和在各界活跃的精英，做到迅速、及时、内外结合，也要争取各国部分媒体和学者“为我所用”。
他进一步分析了抓住和抓不住机遇的两种结果。如果抓住抓好机遇，将会有以下诸多变化：拥有真正的大国地位，使全体国民为做中国人而自豪；促使国民素质大大提高；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有根本上的改变，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对内对外都有一套让人信服的“中国模式”理论哲学体系，让人从心里敬慕中国。但如果不主动坚决地抓住这一战略机遇，中国可能失去立于强国之林的最佳时机，也可能出现国内经济停滞，政治腐败，民众抱怨民族分裂的最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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