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英语四级百度云:谢冀亮：聂元梓回忆录（口述）——从狱中逃跑　无处申诉

从狱中逃跑　无处申诉-------------------------------------------------------------------------------- 
监禁中的成功逃跑
     
     从1968年的10月，到1978年3月，我就一直处在被批斗被监管的状态之中，多次被隔离监禁。
     
     不过，我并没有接受这样的不公正的命运。我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对强加于我的相互矛盾的种种罪名拒绝接受，并且，我始终对此持鄙视的态度。
     
     我认为，我虽然有错，而且错误很严重，这些我永远承认，永远检讨。但我没有犯罪。并且，我还有做对的事情。按照公安局七处预审员的说法，在制止“3.25”武斗事件上，我还立了一功呢。要是功过相抵，我的错误就更减轻了。因此，用这种非法的手段来剥夺我的人身自由，甚至于剥夺我的生存权，是可耻的！在这种非法的、非人道的监禁中，我曾经两次逃跑出来，寻找申诉的机会。
     
     1970年6月，从江西的干校押送回来，工、军宣队把我关在38楼，房间在一楼。到夏天的时候，监管我的人也怕热，他们把窗户留了一个缝，透气。天气炎热，精神倦怠，监管我的人也抵抗不住疲劳，乘他们睡着的时候，我就逃跑了。
     
     逃跑成功，我是动了脑筋的。猫为什么跑起来无声无息？就是脚爪上有肉垫子，和人的脚丫子一样。我为了不惊动他们，是光着脚跑的。跑出去以后，才想到没有带鞋子出来，路面上扎脚扎得受不了，再一个，我想的路线，是不穿鞋子跑不了的。我想逃到哪里去呢？在颐和园和中央党校之间，有一条小横胡同，那里有一家老百姓，我以前曾经到她家里去过，跟他们认识，我就想逃到那一家去先躲避起来。可是，我现在光着脚，跑到人家家里，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在别人家里没有办法呆，我还是先回去，找机会第二次再逃吧。我回到房间，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发觉。可是，以后就再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了。我逃跑出去的唯一收获，是扔在信箱里一封信，平时他们看管得那么严，我根本没有通信的机会。信发出去，结果他们还是知道了，却未曾发觉我逃跑过，就问我是怎么把这封信寄出去的？我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我把这封信扔在地上，别的人拣到了，就给扔进邮筒里去了。
     
     到了1977年年初，粉碎“四人帮”已经一段时间了，我还是被监管着。这时候，周林刚担任北大新一任党委书记(他同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到北大以后，我就要求跟他谈一次话，结果他根本没有理睬，还是袭用了迟群、谢静宜那一套，宣布过去对我作出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
     
     这次，我是被关押在24楼，有两个人看着我，却没有人愿意听我申辩。
     
     
     这样，无奈之下，我又逃跑了。时间是在1977年的春天。我选择的路线，是精心策划，动了脑筋的。我被关押的房间是里外间，外间住着监管我的人，我住在里间。里间是个拐角的房子，有两个窗户，一个朝南，一个朝西。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朝西的窗户有一个大阳台，阳台很长，连着几个房间，又通着楼道的门，从那个门就可以下楼了。我就跳窗户到了阳台上，轻手轻脚地从阳台走到楼道里，这时候，他们正在里屋到处找我，没有找到我，就以为我是跳楼了，没有想到，我这时正好是从楼道里下来逃走了。
     
     北大有西门、南门、西南门、东门，周林把我隔离起来，是在24楼，离南校门很近，一进南门就是24楼。我想，要是他们发现了我逃跑，一定以为我是从南校门跑出去了。我就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往西校门走。西校门那里，靠近游泳池附近的假山，平常我都上过。那里的围墙很矮，小孩子们想不买票进游泳池，就都从那里翻过去。
     
     从楼里走出来，我就往后面校园内走。我走的速度并不快。像平常散步的时候走路一样，挺胸慢步。路上自然会遇到许多人，但都没有理睬我，因为我的样子很平静。这一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找一双最合脚最便于走路的鞋子穿，衣服也很整齐，就从游泳池那里的矮墙跳出来逃跑了。那是在西校门附近。已经是深夜了，路上没有什么人，公共汽车也没有了，北风呼啸着，在树梢上发出凄厉的声响。夜色凄凉，只有我一个孤零零的逃亡者。
     
      两次逃跑，性质不同
     
     我为什么要逃跑？我都是想要跑到外面，有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可是，这两次逃跑的性质，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是江青他们整我，他们是阴谋家野心家，我和他们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我的逃跑是一种反抗。第二次逃跑，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继续挨整。我是与“四人帮”做过坚决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有错误，这我是承认的。但是我也有做对的方面。我是先跟着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路线，但后来我就不跟了，我又反对和抵制了中央文革那一帮人干的坏事。毛泽东的话，我也没有完全执行。总之，在“文革”中我是自动地不想“紧跟”了，请求退下来不干了，没有得到允许。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关领导不找我谈话，不分辨是非，把我一概当成坏人，整我，我跑出来，是想公开地在外边和他们讲理。在关押下，有关方面不允许我申辩，不允许我讲话，所以我要逃跑，我要讲话，我要申辩是非。
     
     我跑出来干什么呢？我不是畏罪逃跑，我要说话，我要伸冤。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说话，不允许我讲理。我抵制“四人帮”的拉拢，违抗“四人帮”的旨意，“四人帮”就整我，搞得我无处说理。“四人帮”倒台了，我应该有说话的权利，我要讲明白，“文革”中我哪些事情是做错了的，哪些是作对了的，结果还是不让我讲，一棍子把我打到“四人帮”那里去，不是我的错误也得逼我承认，不允许我说话，不允许我申辩。我逃走了，想在外边与整我的人辩论。如果整我的人在报纸上随意公布歪曲事实的材料，我就进行申辩，写成传单撒出去。等我在国内实在呆不下去的时候，我再往国外跑，继续公布我在“文革”中的事实。现在我正在挨整，根本没有发言权。你说我怎么怎么坏，干了多少坏事，别人就相信我是个坏人。我跑出来，就是要想办法发表东西，说明事情的真相，要把历史的事实说清楚，不仅为我自己辩护，也要为跟我走而受到牵连遭受厄运的群众申辩。
      寒夜茫茫何处栖身？
     
     我准备到哪里去呢？我的计划是先在颐和园那里随便找一个门洞避避风，等到天亮，就在颐和园的汽车站等着开往郊区去的车，我孩子有一个同学，家在北京郊区的农村，我想先住在他家，然后再往别的地方逃。
     
     不过，我是没有想过要往国外逃的。因为我的孩子们都在国内，东一个西一个，特别是大胖，正在从一个很艰苦的地方往天津调动工作。我孤身一人，按照政策，身边应该有一个孩子，大胖本来是应该留在北京的，可是，就是北京户口解决不了，留不下来，发配到湖北非常艰苦的一个油田去。正好天津有一个“华干”的同学当局长，他帮助把大胖从湖北调到天津来。现在我要是跑到国外，一定会影响大胖的调动的。还有，我要是往国外跑，一定要把孩子们都带出去，现在他们人各东西，我自己一个人逃跑出去，一定会使他们受到株连。因此，我要跑的地方，就只能是在国内，但又必须是他们找不着的地方。
     
     那一天我跑出来，风疾夜寒，本来想找个门洞墙角的避避风，可是天气太恶劣，太冷，我没有法子一直等待下去，我就想，换一个地方。我就去找王行慧(这一章中所提及的人名，我都做了必要的改动。聂元梓)，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她是我姐姐的朋友，和我也比较熟。我就到语言学院，把她找出来。我知道她有一个地方，很隐秘，可以藏起来。到这时候，我的计划就乱了。情况总是比我想象的要糟糕许多！她说，咱俩先到北医三院，在那里避避风，等到天亮的时候，有了车，我领你到城里去，那儿我有一个熟人，可以在他那里呆下来。
     
     从北大出来，我先是走到颐和园，又从颐和园走到五道口的北京语言学院，然后又从语言学院走到北医三院，最少也步行走了八九里路。那时候，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浓得很，一到晚上，到处都是关门闭户，闲人免入的，就是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到了夜间，仍然有民警或者工人民兵随时在候车室里进行盘查。只有医院，因为夜里也要接收病人，还有连夜在挂号处等着第二天挂号的人，阶级斗争的弦，在这里稍微可以放松一下，无处可去的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暂避一时。坐在三院的长条椅子上，我和王行慧说了一会儿话，惊魂甫定。这么多天来，我都是处在被人监控，连睡觉都得被人盯着的状态下，连和别人说话的资格都没有，除了一个人孤寂无奈地面壁，就是听疾言厉色的呵斥声，整天提心吊胆，说一句话都要斟酌再三，生怕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不堪忍受却又不得不忍受。即使是此刻，深更半夜地坐在医院的走廊上，我都不敢放下心来，害怕被什么人认出来，害怕北大的人来看病发现我，王行慧就拿她的大衣把我蒙起来。当年我化装通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狼狈过。
      为了避免株连他人
     
     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俩就进城去，到东单那里找孟照存。孟照存是党外人士，曾经给党做过一些情报工作，因此也受到了党的照顾。过去我与他有一些交往，他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我这时候的想法又回到了原先的考虑，我想在孟照存这里躲到天黑，还是到北京郊区，找我孩子的同学去。
     
     没有想到，这一次找孟照存找坏了。
     
     孟照存对我说，“现在这种形势，你不要乱逃，你逃出去，也会到处通缉你的。”
     
     我说，“我要到我孩子的同学那里去。”
     
     孟照存说，“你孩子的同学还是一个小孩子，随便一来就把你出卖了。”
     
     我说，“那我就到刘义那里去吧。”
     
     刘义在香山那里有一套房子，是我帮助他买的。这房子本来是我要买的，便宜极了，才一千块钱，一个大院子，五间北房，还有一棵香椿树。我本来想买的，刘义知道消息后，非常想要，我就让给他了。那是“四人帮”刚刚倒台时候的事情。那一阵，中央领导内部斗争得很紧张的时候，有几天没有人看管我，我从学校出来，找到西山农村，想找房子买，以便有需要的时候住在这里。当初我想买房子，还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我姐姐说，共产党员是不允许买房子的。你买了房子，将来党知道了，那还得了？我说，那就以我表姐的名义买吧，她从河南来，在北京照顾我母亲。消息让刘义知道了，他硬要买，跟我说了许多理由，什么他和他爱人关系不好啦，他将来想和他的孩子一起生活啦，他的孩子户口在外地，在北京没有住处，在这里买一套房子，让他在这里住，我也可以常来啦，等等，我就让给他了。我无处可走的时候，就想到要住在齐一买的房子里躲避一阵，然后再到乡下去。他的孩子还没有来，香山的房子眼下没有人住。
孟照存就把刘义找来了。他们两人一商量，就坏事了。刘义是个胆小鬼，不敢收留我，孟照存也直打退堂鼓：“你要是逃亡在外，一定会受到通缉，我们这些接触过你的人，肯定会受到株连。你还是自己回去吧。”这个那个地说了一通。后来我仔细地考虑这件事，回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没有犯罪，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过“5.16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的范围。我出来也没有准备往国外跑，我逃跑出来是为了申辩我的情况，是对抗不允许我说话、剥夺我为自己辩白的权利的行为，我并不怕监禁我。
     
     另外一点，那时候“四人帮”已经倒台了。否则，我是坚决要走的。我想，现在是“四人帮”倒台了，这和我上一次光着脚跑出来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我逃跑了，会不会把我说成是与“四人帮”一伙的？那我更是长一百张嘴都说不清楚了。
     
     当时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逃跑在外边，和整我的人斗争申辩；一是接受他们的关押，在监禁中斗争申辩。既然在外边申辩的路走不通，反正我确信我是无罪的，“文革”中的错误，谁人没有？我还有做对的呢，回去也没有关系。为了不牵连别人，我决定回学校去。
      特殊的“上访者”
     
     要回学校去，也得想个办法。北大已经知道我逃跑在外，现在我自己再回到学校，那我逃跑的过程，逃跑的目的，怎么交待过去，又怎么避免牵连到上面讲到的3个人呢？
     
     考虑来考虑去，于是，我就故意地来到陶然亭公园对面的中央上访接待站，到那里去上访说，我现在是被非法地关押了，我本来是没有罪的，现在却把我关起来，我要求申诉这样，我就给自己的行为打了掩护，我不是畏罪逃跑，我是要逃跑出来向党中央申诉我的冤案。我是告状去了。从上访接待站出来，我就开始往回走。走到市委门口，我在那里给学校打了一个电话，叫他们来人把我接回去。学校发现我逃跑了已经快20个小时了，正在焦急得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向有关方面交待，一听我自己又打电话回来，连忙派人派车把我带回北大。
     
     回到学校，他们还怕我逃跑，加强了看管。我呢，既然回来了，我就下了决心，不跑了。在监禁中继续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