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瞒婚后跪：溥仪与刁蛮妻子的真实生活

　　文章摘自：《最后的皇族》
　　作者：龙翔 泉明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次：2011年2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有关清宗室王府的逸闻辑录，前人似无分门详考整理之专著。龙翔等编著的《最后的皇族(大清十二家铁帽子王逸事)》既是一部清末民初遗老遗少的颓败史，又是一部皇族杰出后人的奋斗史。《最后的皇族(大清十二家铁帽子王逸事)》通过一段段引人入胜的故事，加之带有“京味儿”的语言，读来妙趣横生，亦可从中体悟人世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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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与最后一位妻子李淑贤

末代皇帝溥仪的不厚道似乎源于他自我保护心理的畸形演变，为了显示自己然从“封建余孽”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如果说他的不厚道是由怕而生，那李淑贤的刁蛮则是本性使然。

和溥仪是一爷之孙的溥侊年长于溥仪，自从他用八抬大轿迎娶伶人进门为妻之后，便恪守承诺，信奉安拉做了穆斯林。

溥仪明知这一情况却在这位亲叔伯哥哥拜访之时，硬让溥侊开戒。溥侊跪地恳求，溥仪大发雷霆痛斥溥侊不配当天潢贵胄……

如果说发生在民国时期的这件事，还不足以证明溥仪不厚道的话，下面几件事则入木三分地表明了他的不厚道。

几件不厚道的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溥仪刚刚大赦回京时，当时他暂住在崇文门饭店，中央文史馆馆员陈云诰老先生备帖拜访。陈云诰老先生是前清翰林，拜访溥仪时已年近九旬，对这样一位老夫子而言，身着长袍出言文雅本无可厚非。

但溥仪看见写有“亲莅请安”的拜帖大为光火，生怕给自己惹事，三言两语打发走老人。仅如此也可谅解，无非胆小怕事而已。可溥仪将此事张扬，还硬说陈云诰老先生拜帖书写的是“恭请圣安”，并且大肆宣扬他将前清遗老轰了出去的“革命行动”，以此来显示他立场如何坚定，原则性如何鲜明。

第二件事发生在1960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溥仪在四弟溥任家做客时，正赶上本家侄子毓珍来溥任家拜年。论年龄，毓珍长，按辈分则溥仪、溥任为大，毓珍依满族的礼节跪倒在地向两位叔叔请安。溥任连忙阻拦说：“不兴这个了，不兴这个了。”说完大伙儿哈哈一笑，谁也没当回事。

孰料，在日后周总理招待爱新觉罗家族的宴会上，溥仪提起此事，溥仪杜撰说：“一位老侄子给我磕头拜年，口称给皇上拜年，让我顶了回去……”溥任先生当面反驳：“大哥您记岔了，人家毓珍说的是给大叔、四叔拜年，根本没说给皇上拜年。”

事后，溥任先生埋怨溥仪：“您这么说，是显您自己进步了，可给别人添罪过了，不应该呀！”溥任先生忆叙此事时解释：“当面纠正大哥之误，不是有意抢白，而是不愿大哥违心说话，给亲友惹麻烦。”

第三件事发生在第二件事前后，溥仪的七叔载涛和另外一位亲戚见溥仪独自一人生活不便，就先后给溥仪做媒，一位是婉容的姨妹，一位是前清工部左侍郎兼路矿大臣的孙女。这两位都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然而却不合溥仪的理想，溥仪要找苦出身的“无产阶级女士”，这事也就作罢了。

按说各有所好，溥仪要找什么人是他的自由，处不成对象也没啥，可后来从溥仪找的夫人李淑贤口中传出，说封建家庭出身的两位老姑娘贪图溥仪的“皇帝”身份，死活纠缠着溥仪不放。这谣言虽出自李淑贤之口，但追根寻源，她怎么会知晓？可以推断，这是溥仪在李淑贤面前的表白和杜撰，以显示自己的阶级立场如何鲜明。

第四件事发生在“十年浩劫”抄家之风猖獗时，溥任先生家被抄，文物书画扫荡一空不说，连存折也被抄走了。当时溥任先生的五个子女，两个读大学，两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这一大家子的开销不是工资能应付的，溥任先生不得已，找大哥溥仪求助。

当时的溥仪在政协上班，月薪200元，可一见面，溥仪闻听四弟溥任家被抄，生活有困难后，竟唱起高调，他告诫溥任：“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要坚决支持……”训诫之后不言其他。

无奈之下，溥任先生转身去找二哥溥杰。溥杰先生听了四弟家被抄的消息，与溥仪的态度截然相反。溥杰安慰四弟不必着急：“我这里还有钱，从我这里拿便是。”相比之下，溥仪的不厚道令人瞠目结舌。按说，溥任是溥仪的亲兄弟，溥任先生的子女是溥仪的嫡亲子侄，作为兄长，尤其作为大伯，怎能这般寡情薄义？

溥仪的不厚道似乎源于他自我保护心理的畸形演变，为了显示自己已从“封建余孽”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他杜撰自己与遗老、遗少作斗争，杜撰抵制封建家庭出身的姑娘，甚至亲弟弟求他帮助时他也首先想到“划清界限”、“高风亮节”，以此来表现他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坚定立场。如果说他的不厚道是由怕而生，那李淑贤的刁蛮则是本性使然。

李淑贤的人品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去溥任先生家。寒暄过后，溥任先生的夫人张茂莹托我一件事，要我帮她把时令鲜果送往载涛遗孀王乃文处。我与王乃文长辈虽不熟稔却也相识，她是载涛先生的三太太，按我儿时管载涛叫七爷爷推论，该称她七奶奶。可人家本身是三太太，称七奶奶会有歧义，大为不妥，所以，家中长辈让我叫她金奶奶。

去溥任先生家原本是想讨教一些事情，因为日前偶见一本1985年出版的香港杂志，上面刊登着李淑贤的“大作”。对那“大作”颇多疑问，欲在溥任先生家解惑。然而，不知如何发问。踌躇间，一听张茂莹先生差遣，豁然开朗，何不趁此良机向金奶奶讨教？

刚一落座，我便硬直发问：“金奶奶，您熟悉李淑贤吗？”

金奶奶回答：“那是我侄媳妇，曾多有走动，当然熟悉。”随后又反问我：“你怎么想起问她来了？”

我亮出那本香港杂志，告诉金奶奶：“这上边登着她的大作，大标题是‘我和溥仪’，副标题是‘从友谊到爱情’。”金奶奶闻之一愣：“从友谊到爱情？这是她说的？真不知道寒碜！”

斟上茶后，金奶奶说她眼神不济，让我把那文章念给她听。

于是我就开念，当念到文章中述说有两位封建贵族小姐在她之前紧追、纠缠溥仪，还描述出她们的梳妆打扮时，金奶奶让我打住，再念一遍。“一个满头珠翠，身着绣花旗袍；一个头顶珠宝，打扮得花枝招展。”我遵嘱又念一遍。

金奶奶由此打开了话匣子：“这不是满嘴跑瞎话吗？解放十年了，除了戏台上有这景儿，谁家姑娘有这打扮？那时候的姑娘再好美也顶多烫个头，半截子头发，这珠翠珠宝的可怎么戴呀？糟蹋人也没这么糟蹋的吧！”

品味金奶奶的评论，心中暗叹：可不是嘛，那时候的年轻女性甭管烫发、梳辫子还是“半截子头发”，无非戴个发带、发夹，李淑贤所说的“满头珠翠、头顶珠宝”根本不可能。还有那绣花旗袍，除了戏台上见过，日常生活中从未有见……李淑贤确实是“满嘴跑瞎话”。香港的编辑也够蠢的，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不怕砸了杂志的牌子？也许是对内地的情况全然不知，来文照登？

随后金奶奶告诉我，那俩闺女她都熟悉，头一个是婉容的姨妹，因为溥仪到人家家里做客，溥仪和那闺女聊得挺好，所以有人撮合，后来溥仪说要找也找苦出身的，这件事就打住了，人家闺女根本没纠缠过溥仪。况且溥仪有什么可纠缠的？那时的溥仪在香山植物园上班，月薪60元，一边劳动一边还得写思想汇报，值得纠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