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着的记忆——孙犁先生二三事(2010-09-20 10: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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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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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着的记忆
——孙犁先生二三事
段 华
近来因写一本有关孙犁的书，翻阅他的作品集，发现先生在文中数处记录到我和他的交往，记忆中没有忘怀的情节重又泛上心头，不由得使我陷入遥远的回忆。
198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无为集》，1990年2月18日，天津下大雪，那时候我还在南开大学。从南开大学西北村经过一个小门，就进入到天津大学了；穿过天大，从西北门出来，我到天津鞍山西道学湖里他的住宅内看望他，他就送给了我一册《无为集》，并题字“段华同志正 孙犁 一九九○年二月”。此集内收有他的芸斋小说《杨墨》。这篇小说写于1987年4月7日，在小说的最后，孙犁先生写道：“近有一青年，河南淮阳人，送我当地土产泥虎、泥蛙、泥鸟各一只。形制古朴，并有响声。惜泥虎腹部，为牛皮纸做成，不如过去之以软皮做成，更为可爱耳。然虎头鲜艳生动如故，余藏之书柜，珍视如出土文物。并因此忆及老友逸事，略记如上云。”先生所说的那个青年，就是指我。那时候我还在河南省淮阳中学，这年寒假，父母给了我150元钱，让我到北京、天津一带游玩，开阔眼界。临行前，我给孙犁先生写了信，并给他带了淮阳的土特产——民间艺术的瑰宝泥泥狗三件，作为礼物准备送给他。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我除带上几册路上爱读的书之外，还邀请了好朋友姚建与我同行。
到了天津，我就直奔他家。那时候他还在天津多伦道216号的大杂院居住。这里本来是大军阀吴鼎昌的别墅，假山、花园、廊庑等皆备；经过岁月的洗礼，此时已经很破旧了，住了十几户人家（现如今这里已寻不到踪影，代之而起的是几栋新建的大高楼）。我和姚建直接登上了一米多高的露台，站到先生的门口，正在门内的保姆杨玉珍看见是我，立即把我们往屋里让。此时，孙犁先生从内室走了出来，等我们坐下后，他坐在一张旧桌子后破旧的藤椅上，开始和我们聊天。当我把带来的三件泥泥狗从包里拿出来，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时，他显得十分高兴，站起来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端详了半天，然后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和我讲起了他少年时代在老家的庙会上看到的泥泥狗。那天他讲得很多，时间很长，我在日记本里记录了好几页。临走的时候，先生不但送给我几册书，还送给姚建一册《远道集》，并在扉页上题字“姚建同志存念 孙犁 一九八七年一月”。三个月后，他就写出了短篇小说《杨墨》，两天后，他又写了此篇小说的续篇。
现在想来，在随后的岁月中，孙犁先生多次和我长时间交谈，并不是我多有创作才华，也许是某些方面我能引起他创作的灵感，使他能写出美妙的文章来。当然，这也许是我的自夸之辞。
1993年12月12日，孙犁先生在致著名作家韩映山的信中说：“我写给大星的几封信，段华复制寄来，前几天在《天津日报》登载了，请转告大星知道。”大星指韩映山的大儿子韩大星，目前在篆刻方面已取得不小的成绩。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的《作家》杂志副主编孙里想刊登一些孙犁先生的文章。他最初找了一位友人，带着孙里到孙犁先生家以后，先生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但没有应允孙里的请求。孙后来就写信请我帮忙促成此事。此前我已和孙里有所联系。1990年，评论家曾镇南在《作家》杂志连续刊载了六篇“孙犁散文研习录”系列论文，引起孙犁先生的注意，但先生没有把这个系列文章看全，这年7月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向我打听曾镇南的情况，我一一向他做了介绍。他称赞这几篇文章写得好，很有功力：不但文字好，看法也很新颖。他说让我过几天来，他送给曾镇南两本书，并写一封信表示感谢，他同时也让我找齐这几册杂志。从他家回校后，我立即向作家杂志社写信说明情况，请他们寄来刊载曾镇南系列文章的1-6期杂志来。过了几天，作家杂志社的副主编孙里寄来了1-6期的杂志。我到孙犁先生家里给他送杂志，他说给曾镇南的两册书和信，他让他儿子孙晓达寄走了。从此之后，我就和孙里建立了联系。
接到孙里的求助信后，我一面按照他的要求准备孙犁先生的照片、书影等，一面把韩大星给我的、孙犁先生致其信函，挑出来三封复制两份后，一份给了孙里，一份又寄给孙犁先生，并附信建议先生把信函先在《天津日报》刊登。那个时候大星兄正狂热治印，他把他的一些作品寄给孙犁先生看，先生看后，给大星写信，从艺术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1992年6月22日的信中，孙犁谈到了“汉隶”，7月15日的信中，他就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自己的错误，明确地说：“‘汉隶’一说，是我弄错了，我的意思是指的较易认识的‘汉印’，信发出后，我就觉得不妥当，这证明我对此道，仍是外行。”这种不避时讳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何况这么一个可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的大师呢？孙犁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
1993年11月-12月，我参加中央组织的一个活动，将近年底，才从湖南回到北京。此行程真是千辛万苦，我已在别的文章里记述过，此不赘言。万分疲惫的我回到北京，在单位看见新寄给我的《作家》杂志，那上面也刊登了我提供给他们的孙犁先生的照片等。其中有些照片，是他1993年大病以后，我给他拍摄的，他曾在给我的信中，称赞这些照片拍得好。我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不顾疲劳，让单位派车，送我到天津去看望孙犁先生。这是1994年1月，临出门之前，我精心地挑了一块江西井冈山市送给我的砚台，作为礼物准备送给孙犁先生。
大病之后的先生，削瘦了很多。我首先把带来的《作家》杂志给他看，然后才把那块砚台送给他。那块砚台很是小巧，外面用井冈山特有的翠竹枝盒盛着，很相当雅致。大病初愈的先生此时已八十余岁，虽身体虚弱精神却很好，对我问寒问暖。当我给他送砚的时候，随行的一位搞摄影的朋友立即按下了快门，把这一切固定成永恒……
1994年3月19日，孙犁先生在《甲戌理书记·阅微草堂砚谱》中特意记述此事：“近友人赠以井冈山所制小砚，盛以竹盒，砚亦薄小”……可见他很是喜欢这块小砚台的。
记忆如同脚踏着一样，每天都很鲜活，却都是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孙犁先生也已经仙逝八年。当然，我送给他礼物的时候，他也都有回报——作为一个作家，他每一次送给我的礼物都是书，除了是他自己的作品集外，他还送给我别人的书——那些书几乎都是作者送给他的，他认为适合我的就送给我，各种体裁的都有，甚至连线装本、小型石印的、清代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也在我手里——只是我才学短浅，此书无任何出版信息，我没能考证出它的版本。
但是，刚刚从新疆伊犁回来的我，在北京初夏的阳光里，斜靠在树下的长椅上，惠风和畅，手握一卷此书，慢慢阅读，细细品味，也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在我的眼前，孙犁先生的身影也不时闪现了。
2010年5月7日下午，在北京天桥。
5月11
5月11 5月11日晚，孙犁先生诞辰97年纪念日改讫（原载2010年8月8日《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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