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物品寄存服务: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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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
至于波尔布特的死因,也有人提出了“被谋杀”之说,称此谋杀的目的在于确保波氏不落入金边政府之手,以避免其被送上国际法庭,引出诸多麻烦。一位亚洲外交官谈道:杀了波尔布特,什么都解决了。如果他接受了国际法庭的公开审判,他与金边、中国,甚至泰国现领导人的关系就会彻底曝光,这样将令事情复杂化……
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舆论如何繁复,波尔布特之死,确实标志着在柬埔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红色高棉最终走向消亡。那么,在过去一个历史时期中,中国与这位柬共领袖和曾一度在其政权中担任国家元首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本世纪60-70年代,中国始终与西哈努克亲王和由他所代表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及其后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民主柬埔寨政府,保持了特别紧密的关系。在柬共与西哈努克亲王联合抗美,中国不以牺牲印支三国利益作交易缓和对美关系,中苏对抗及“文革”后期中越关系出现裂痕、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显露地区霸权主义倾向的大背景下,中柬关系的稳固发展,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显得十分突出。
周恩来对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说:我们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 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想到共同的敌人,是会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
西哈努克亲王于1941年继任柬埔寨王国国王。1955年3月他放弃王位,让位给自己的父亲,同时宣布“永远不重新登基”。同年9月,他在柬埔寨大选后出任首相。西哈努克多年来一直奉行和平、中立政策,敢于抗衡美国的摆布,不与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务体系”,并于1963年下令拒绝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1965—1969年一度中断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对西哈努克亲王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的爱国行动,一直十分赞赏。中柬两国于1958年7月正式建交,周恩来特别指示中国首任驻柬大使王幼平“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是年8月,西哈努克亲王率代表团访华,周恩来陪同他到东北、天津、河北等地参观访问,其间还带他参观了保密性很强的项目——中国第一座实验性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中国政府对柬的援建项目也于此期启动。
1960年4月,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病逝。原定于5月上旬访柬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面临着一种选择:按期访问,接待规格会因柬正居国丧而受到影响;延期至国王火葬之后,则将得到隆重的礼遇。对此,周恩来经考虑后决定:如期前往金边,亲自吊唁苏拉马里特国王;并请柬方接待从简,表示中柬友谊深远,不在乎接待规格的高低;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安排给代表团成员每人制做两套丧服。
柬国王逝世后,西哈努克拒绝继任王位,柬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因此联合选举他为国家元首。是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以元首身份偕夫人莫尼克公主访问北京,中柬双方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周恩来与陈毅陪同西哈努克和夫人乘专列赴南京、杭州观光,泛舟西湖,欢宴楼外楼……。西哈努克出于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情感,还在60年代初将他的三个儿子送到中国来学习。中柬关系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小国平等友好相处的一个范例。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驻柬人员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干涉柬埔寨内政,西哈努克为此宣布解散柬中友协,封闭五家华侨报纸,并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面对遭到破坏的中柬关系,1967年9月,周恩来及时对中国驻柬人员提出批评,同时接见柬驻华大使张岗,劝说和挽留柬驻华使馆人员,使西哈努克撤消了此项决定。同年10月,周恩来请来华访问后准备赴柬埔寨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捎去几点口信,表示中国对柬埔寨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中国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随后又就柬方对中国一些政策和工作的误会,向张岗进行解释,指出:我们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想到共同的敌人,是会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并请张岗转告西哈努克亲王,把意见保留起来,不作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中柬关系由此较早得到恢复。
周恩来在与西哈努克亲王会谈时重申:“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我们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
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开辟的通过柬埔寨到达南越的运输线,日夜抢运军援物资。越南抵抗部队并深入柬境内十余公里,从那里出发,频繁袭击南越军队和美军。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反对美军入侵越南的态度深为不满,不断指使南越当局对柬埔寨实施战争威胁,向西哈努克施加压力,最终于
中国政府一直十分关注柬埔寨政局的变化,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
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中苏关系的持续紧张,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1970年初,中国已着手与美国进行缓和关系的接触。但是,在柬埔寨局势变化之初,中国政府即以自己的立场明确表明,中国不以原则作交易换取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景。
1971年7月9-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周恩来不但亲赴河内和平壤,与越、朝两国领导人谈中国方面同基辛格举行会谈之事;而且还在
中国的这种态度与苏联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时,苏联为避免当时正在莫斯科的西哈努克亲王提出在苏成立流亡政府的要求,迟至亲王登上去中国的飞机前两三小时,才向他通报政变的消息。其后,苏联仍与朗诺政权维持外交关系,不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仅表示予以支持,但同时又继续向朗诺集团提供政变前答应给柬的军事援助。直至
毛泽东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对西哈努克说:“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到他们。”西哈努克说:“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
在柬埔寨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反抗朗诺政权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柬埔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是骨干队伍。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西哈努克亲王抵达北京后,当时正在河内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曾随范文同总理来华。虽然他在北京始终没有露面,但却从范文同与周恩来就柬埔寨问题及印支局势举行的会谈情况中,了解到了柬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及如何开展抵抗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协商过程。由于中国和越南坚决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抵抗斗争,柬共中央作出决定,停止攻击西哈努克亲王,与之联合起来,打击朗诺政权。柬共领导人乔森潘等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毫无保留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
1970年6月美国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的军队,实施“战争高棉化”的方针后,以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为骨干的柬埔寨爱国力量开始集中打击朗诺集团,在短短几年内,即使朗诺政权陷入了政治上孤立、军事上难以自保的境地。
这次会见是在既轻松又不无沉重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乔森潘和英·萨利:“你们对两位亲王,还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在座的人闻言都笑了起来。乔森潘连忙回答:“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西哈努克则隐含深意地点出:“主席阁下是指将来。”参加会见者于是又都笑了。当英·萨利解释说“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斥任何阶层。我们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没有理由排斥一个阶层”时,毛泽东指出:“要排斥朗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同时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对西哈努克说:“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倒他们。”并要乔森潘与英·萨利直说自己是代表共产党的,不要吞吞吐吐的;而西哈努克和宾努则是代表另一个党。“两个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朗诺反革命党”。西哈努克表示:“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接着,他又多少有些无奈地说:“国内的政权已经转交给人民了。我已经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将来独立的、拒绝任何外国统治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来掌权是完全正常的。”毛泽东听后赞许道:“这样好嘛。”西哈努克只得一面表示“谢谢主席”,“柬埔寨共产党人对我也很好”;一面不失时机地强调指出,柬共说“不需要改变政体,改称柬埔寨共和国”。他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随即他又表白道:“实际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并保证“以后不会发生内部动乱,我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
会见中,英·萨利深有体会地谈道:“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验体会。”毛泽东指点说: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要减租减息;要给农民分土地;可以没收买办资本,但不要忙于没收民族资本;不仅要让富农与你们站在一起,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他还特别向西哈努克建议:“我还是劝你读一点马克思和列宁”。说,“我总是希望你进步”。并嘱咐道:你们两位亲王“不要学中国出林彪这类人。朗诺就是林彪。朗诺亲美,林彪亲苏。”在西哈努克表明自己“是亲柬埔寨的”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对了。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
此后,柬埔寨抵抗力量对朗诺政权的攻势日趋强大,到9月末,领导抵抗运动的柬埔寨共产党已能够充满自信地,在距金边仅20英里的地方举行庆祝柬共成立23周年大会了。庆典结束不久,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尔布特即发出了总攻的动员令。
波尔布特说他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与实践”。
当柬共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以哪种模式为样板建设新政权的问题摆到了柬共领导人的面前。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一直逗留到次年的2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波尔布特说,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等一些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实际在那时即已成为他心中的治国依据
此后,仅仅几个月内,波氏的蓝图便已席卷全国各地。一场中国人民曾经经历过的革命运动,在柬埔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了。
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
其后,毛泽东也于
但是事实上,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许与鼓励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波氏要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波尔布特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
1977年,波尔布特政府于取消货币、市场,实行供给制等一系列违背国情的举措之外,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8月,波尔布特在柬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四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为实现柬共领导人所描绘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的美丽前景,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全面推开,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都定得过高,难以完成。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与此同时,波尔布特为防止柬埔寨如毛泽东所提醒的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着手在其革命队伍内部挖“病菌”,揪“叛徒”。他告诫全党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肌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在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看来,要保证民主柬埔寨始终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清除革命队伍中的敌人和异己分子是当务之急,毕竟革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于是,一个纯洁党组织的运动应运而生,党内、军内一次次的大清洗,来势凶猛,颇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揪“走资派”、揪“叛徒”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结果许多柬共元老、民柬政府高级官员以“叛国”、“反党”等种种罪名被捕入狱,十余万人遭处决。一些军队干部和党的干部逃往越南寻求政治避难,这其中即有后来另立炉灶与民柬政府相对抗的韩桑林。
此后,西方反对柬共的势力谴责波尔布特说,在民柬执政期间,被处死或因疾病、饥饿而死的人达200万之众。波尔布特的名字已成为恐怖和杀戮的代名词,而其领导下的民柬社会则被称作“杀戮之地”。至于柬埔寨国内,许多人已将红色高棉等同于波尔布特,甚至把他看作是实行“种族灭绝”的罪魁祸首。对此,柬共领导人的回答是,从1975到1977年,由于民柬政府的错误,导致大约3000人死亡,另有1.1万人的死亡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是越南人的特务。
波尔布特推行极左路线的初衷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违反客观实际,超越国情,强化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波尔布特四面树敌,政权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这即注定了它的短命。
尾 声
1975年4月越南南方解放以后,越南在苏联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在印度支那地区推行扩张政策,力图全面控制老挝,同时向柬埔寨施加压力,出兵侵占柬的威岛,并不断派兵进犯柬境。翌年,越南在同柬埔寨举行边界谈判时,进一步向柬提出了领海和领土要求。1978年12月,波尔布特的老部下韩桑林背叛民柬,成立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中央委员会”,并发表声明,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波尔布特—英萨利叛徒和暴逆集团”。越南军队随即大举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撤离金边,诞生仅三年的民柬政权陷落。波尔布特后来回忆说,“1979年,我们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一年,西哈努克亲王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
随着70年代的结束,柬埔寨进入到了一个以韩桑林、洪森等人为首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以宋双等人为首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和以乔森潘、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几种政权机构并存的,更加复杂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