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毛泽东的部分讲话和批语

 选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1966.03.13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１〕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在上海市西郊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说的一句话。在这次谈话中他讲到：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其中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后作为“毛主席语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1966.04.

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

 一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３〕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

二

　　恩来、小平〔４〕、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

　　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

　　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
　　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三
　　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５〕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
 四
　　已阅。
　　退康生办。〔６〕
 五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７〕，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六
　　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８〕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七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八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
　　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九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十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一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９〕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释
　　〔１〕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一九六四年七月设立的，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五人组成。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整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２〕　这个通知稿即后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本篇五至十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３〕　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稿），由周恩来等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４〕　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５〕　这个批语写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对这个通知稿，毛泽东后来又作过多次修改，见本篇五至十一。
　　〔６〕　这是对康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报送的通知修改稿的批语。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通知》第四页第七条末句，按主席指示，作了修改，请审阅。”第七条末句，最后改定为本篇九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
　　〔７〕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这个名单，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多次变动。
　　〔８〕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一九六九年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三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９〕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1966.04.23.

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

　　此件〔１〕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注释
　　〔１〕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
　　简报说，高教部党委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北京、天津十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问题。会上，北大等学校汇报了前一时期学术批判情况，提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从学术观点上批判得多，从政治观点上批判得少，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会上对今后深入开展这一运动作了如下部署：
        （１）各院校领导必须明确，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教育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是教育战线彻底清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是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 

       （2）目前高校的所有工作都要和当前学术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学术批判来推动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
        （3）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师生和教职员工积极参加这场战斗。

1966.05.07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一
林彪〔１〕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２〕，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３〕；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
　　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二
　　林彪同志：
　　此件〔４〕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５〕，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６〕。请你酌办。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注释
　　〔１〕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２〕　指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
        （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
        （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
        （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３〕　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４〕　即本篇一。因写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后来通称为《五·七指示》。
　　〔５〕　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６〕　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转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并加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1966.06.01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的批语〔１〕

康生、伯达〔２〕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

注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该期简报登载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新华社六月一日全文播发，《人民日报》等报刊六月二日刊载。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彭佩云，当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后不久，他们均被错误地撤销领导职务。聂元梓，当时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后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七八年被依法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２〕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1966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１〕

注释
　　〔１〕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的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在“毛主席教导我们”后面引用了这句话。《人民日报》七月三日转载了这篇社论。

1966年

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１〕

注释
　　〔１〕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发表《〈二月提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署名任立新）的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文中说：“毛主席在开始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多次指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1966.07.25   08.04

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的批语

一

　　陶铸〔１〕同志阅后，退张平化〔２〕同志：
　　此件〔３〕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

 二
　　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４〕
　　                          毛泽东
　　                           八月四日

注释
　　〔１〕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２〕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３〕　指题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将此稿第五页“他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指示”一句中的“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这篇电讯稿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周扬，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指控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十七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予以彻底平反。
　　〔４〕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作了讨论。大家建议采取如下步骤：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有些不符合主席此次指示精神的话，仍可报道，但不要用在标题上。三、“反党黑帮”必然会利用我们改变提法的机会向党反攻，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揭露他们的阴谋。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中央指示。如认为可行，目前应传达到什么范围，亦请中央考虑决定。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将陶铸的报告发至省军级。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一　　各同志〔１〕：

请考虑此件〔２〕及附件〔３〕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二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注释
　　〔１〕　指刘少奇，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等十五人。
　　〔２〕　即本篇二。这封信没有发出。
　　〔３〕　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写的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七月二十八日，他们将这两张大字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
　　这两张大字报后来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题目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人民日报》八月二十四日予以转载。

炮打司令部〔１〕——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２〕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３〕，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４〕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1966.08.05

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１〕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1966.08.10
在中央接待站会见首都群众时的讲话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１〕

注释

　　〔１〕　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十一日电讯稿报道，毛泽东于十日下午七时十五分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前来庆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群众，向大家说了这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１〕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２〕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３〕，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文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
　　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释
　　〔１〕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２〕　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３〕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和批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

1966.08.10

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的谈话〔１〕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１〕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都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本篇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庆祝游行队伍时同林彪的谈话。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1966年

    革命要靠自己。〔１〕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１〕　这是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讲话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话。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1966年8月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根据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引用的毛泽东的两句话。此前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1966.08.30

在章士钊反映被抄家情况来信上的批语〔１〕

　　送总理酌处〔２〕。应当予以保护。
　　                       毛　泽　东
　　                        八月卅日

注　释
　　〔１〕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央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的情况，请求毛泽东帮助，“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最要紧在不发生重复搜索”。毛泽东阅信后即在上面写了这个批语。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记载，九月一日，毛泽东还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２〕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件和批语后，当即办理，并于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信封上批注：“已办。周注”。同时，他还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1966.08.31

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１〕

退林彪同志：
　　这样修改〔２〕很好。
　　              毛　泽　东
　　               八月卅一日上午十一时

　　注　释

〔１〕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的五十万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分别发表讲话。本篇是毛泽东对林彪八月三十一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
　　〔2〕　指林彪在送审的讲话稿中加写的两句话，即在讲话稿中“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面，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1966.09.07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１〕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３〕，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４〕，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５〕，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６〕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上。报告中说：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报告认为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这是方向的错误”。
　　〔２〕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３〕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语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决定。
　　〔４〕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５〕　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６〕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966.09.15

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
　　很好。改了一点，请林酌定。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根据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首都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分别发表讲话。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九月十五日晨送审的林彪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个讲话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２〕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３〕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４〕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５〕不在北京发起呢？
　　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６〕，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７〕；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８〕；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９〕。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
　　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
　　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１０〕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原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１１〕，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１２〕，批判胡适〔１３〕，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１４〕，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１５〕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
　　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１６〕。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送审的这个讲话记录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并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就照这样吧，我改了几个字。暂不发出。”
　　〔２〕　马林科夫，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一九五七年六月被撤职。
　　〔３〕　指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４〕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纪要内容共二十三条，因此简称“二十三条”。
　　〔５〕　吴晗，见本册第４５页注〔８〕。
　　〔６〕　指《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是由江青与张春桥在上海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起草的。
　　〔７〕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８〕　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见本册第８７—８８页。
　　〔９〕　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见本册第９０页。
　　〔１０〕　这句话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的。见本册第１００页。
　　〔１１〕　指一九五一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１２〕　指一九五四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判运动。
　　〔１３〕　指一九五四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
　　〔１４〕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
　　〔１５〕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１６〕　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同刘少奇一起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制订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错误的批判。后来被错误地当作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受到批判和迫害。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11.10

对参加接见全国各地师生、红卫兵的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１〕

根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万师生和红卫兵。这是他十一月十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的一句话。

1966.11.

对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改了一点〔２〕，供小组〔３〕同志们参考。

 二
　　退江青：
　　又有点修改〔４〕，似较妥当些。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八日一时

 三
　　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四
　　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
　　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同志们，朋友们，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据说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

注　释
　　〔１〕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有过多次批语和修改。本篇一是他对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十一月二十七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二十四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四是对二十七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三、四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北京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
　　〔２〕　除本篇三外，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审稿还作了一些修改。此稿第六至七页写道：“北京京剧一团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给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为工作太忙，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亲自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始终是关心的，重视的。”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后一句话改为：“只是因为工作忙一些，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关心的。”第七页写道：“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审阅时，在其中的“和我一块努力”后面，加上“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十四个字。此外，毛泽东对这个送审稿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方面的修改。
　　 (３〕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４〕　除本篇四外，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送审稿还作了一些修改。在第一页，将“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文学艺术”改为“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在第三页，删去了“忠于毛主席”五个字；在第七页，将“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改为“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在第十页，将“对于我们党内的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为“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方面的修改。

1966.12.25

关于不要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等的批语〔１〕

关锋同志：
　　都不要引用。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五日

注　释
　　〔１〕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写信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稿，引用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还引用了主席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
　　“请您考虑引用主席这些话，公开发表出来，是否妥当”。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关锋的这封信上。《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发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没有引用毛泽东的大字报和批注。

1966年

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１〕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２〕，学三八作风〔３〕，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４〕，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