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买按摩精油:长篇新作《民主课》14

长篇新作《民主课》

曹征路
来源：　　  6773［左岸特稿］

能养活自己？这是确实是个问题。
　　姜政委觉着自己是带着一脸吐沫冲出冶金部的，没想到人家对支左解放军也是这么不客气，他的脸本来就红，是猪肝脸，这会儿就更像酱猪肝。一辆从京西宾馆借出来的红旗吉普就那么一路跟着，从地安门跟到公主坟。
　　怎么办？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他得出来的痛苦结论。
　　在动员大会上，姜政委没有痛说这一段北京蒙羞史，相反他是陶醉在一种胜利憧憬里了。长江滚滚翻喜浪，T城人民庆九大，拿什么庆？拿出让敌人目瞪口呆的好成绩！他左手伸出两根手指头，右手伸出三个手指头，我们要在九大胜利召开后就实现“双三万”！也就是要在70年代第一春，实现T市铜矿开采冶炼史上从未有过的铜精砂三万吨，和粗铜三万吨。不是有人说我们养不活自己吗？我们就要干给鬼子看看！我们不但要活得好好的，我们还要创造历史。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同志们，我们不可能去侵略别人剥削别人啊同志们，我们也不可能向别人乞讨看别人脸色啊同志们，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靠苦干巧干来过上好日子！赧郎明月夜啊歌曲动寒川啊同志们，想想那是怎样一副热火朝天的情景！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修路，就可以造楼，还可以建长江大桥，T城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他声情并茂。
　　姜政委也不是瞎说。那时有色公司在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实现了五座矿山两个冶炼厂的基建目标，刚刚进入可以出大力气的青春期，特别是两座新矿和一家新厂的上马，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利润分成比例，如果完成“双三万”，T市财政的困难局面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中央下达的计划连两万吨都不到。
　　然而超计划的产量从哪里来呢？姜政委说，这就好比树上的果子，一般人伸手就够着了，摘摘不费劲。可你要想多摘就要费点劲，跳起来摘，蹲下去摘，烂果子也摘，它不就多了吗？
　　这话也不是姜政委自己凭空想像的。而是有人给他出点子。出点子的人叫杨良才。
　　九大以后，对将来革委会组成人员的猜测很多。有几个版本说的已经很具体，主任副主任，政工大组，生产大组。姜政委对此一直不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思考，只是他的思考谁也摸不透。
　　那时有色公司这个层级是不存在的，二级厂矿直接对军管会负责，所以原有色公司的头头和原市委的头头要么参加学习班，要么就到生产大组去帮忙。
　　现在很多人以为文革期间领导干部都是关在牛棚里的，基本是胡扯。除了极端混乱的1966年下半年，出现过短暂的所谓“隔离审查”“群众专政”，1967年支左部队介入以后，这些头头只是被夺了权而已，工资照拿，日子照过，多数人还在积极工作。自然，职务是没有的，批判是少不了的，他们自己也参加造反派组织，也在思考也在观察，有时还提点建议。
　　那时最低调的一个人就是杨良才，叫他学习就参加学习，叫他帮忙就参加帮忙，印传单也干，拉横幅也干，随便一个小年轻都能支使他。只是有一条，他不发表意见，你说好他也说好得很，你说屁他也说好个屁。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看法的人，谁都知道他是个“师爷”。运动初期就有大字报指出，他是T市真正在背后摇羽毛扇的人，T市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和他有关。不然很难想像一个省委办公厅秘书，只用十几年时间就当上了市委副书记。那个时代抗日干部当科长的多得是。
　　这个现象当然也引起过姜政委的注意，只是他头绪太多，顾不过来罢了。到了1969年底，姜政委在北京碰钉子出洋相的故事已经不径而走，光荣的九大代表也不管用。一些对军管会有意见的干部还把这件事夸大了，说成是中央的态度。那意思分明是不看好姜政委和军管会，九大都开过了，一切都定局了，有钱也不给他，得留给新班子花呀。有过议论。
　　就在这个当口上，据说从来不发一言的杨良才有一天突然仰天长啸：T城就是这个命，从来都是端着金碗讨饭，讨点饭还要乱撒胡椒面。
　　这就有点像怀才不遇的三国人物，良禽择木，泪常满襟，慨叹没有识货的好主公。话是在机关食堂里说的，说话时人也不多，但这个比喻却很快传到了姜政委的耳朵里。
　　当时姜政委正在开支左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会，听到后眉头一皱，吸了一口长气，立马递条子出来，让人请杨良才。
　　两个人关在屋里谈了一整天，姜政委还留他吃了晚饭。谈什么内容不清楚，但随后军管会党的核心小组就开了三天扩大会，扩大到原市委和原有色公司党委的全体当权派，让他们畅所欲言。这个会后，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双三万”。
　　其实提什么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干什么。超出计划外的产量不仅意味着财政收入，更是意味着挑战中央权威。中央计划不是凭空想像的，也是根据生产能力一层一层计算出来的。而且在T市，这样干不是第一次，它还联系着一段惨痛历史。1953年的“三人小集团案”，1957年的“反苏联专家案”，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计划外收入展开的。多搞一点还是少搞一点，都不是进了私人腰包，而是进了地方财政。那时还没有腐败这一说，谁也不认为多搞一点就能进私人腰包。
　　但围绕着产量计划，前后确实死了八个老干部，打了几十名右派。姜政委不是不清楚这段历史，他是被钱逼急了。他决定这样干，也就意味着他完全站在了前市委领导的立场上，也意味着杨良才们彻底被解放了。
　　换句话说，搞“双三万”就是和冶金部对着干。
　　据说在餐桌上，姜政委为了缓解沉重气氛，提了个轻松有趣的问题：你们说说，等我们有了钱怎么花？
　　这问题显然特别新鲜特别刺激，T城人从来都是过讨饭和撒胡椒面的穷日子的，怎么花钱，而且大把花钱，确实很少有人考虑。餐桌上立马活跃了。
　　于是有提议建“万岁馆”的，有说盖革委会大楼的，有说要修马路建码头的，只有杨良才低个头，拨拉着眼前的一盘菜。
　　问到他了，他才说，要建一座冷藏库。他说，T市十几万产业工人，几十万常住人口，谁不吃肉？没有一座大型冷库怎么行？再往后说，还要建纺织厂毛巾厂，咱们有那么多矿工，要谈恋爱要结婚生孩子，没有女工怎么行？
　　后来，双三万还没有完全实现，T城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就开工建设了。再后来，几乎所有的猜测都指向了杨良才。都认为将来T市革委会主任非他莫属。
　　第九章
　　28
　　岁月是一条逐渐干涸的河，水干了，河床的真相才裸露出来。可惜我们谁也不愿等到干涸的那一天来下结论，我们都是抢答者，我们都想得高分。但谁比谁更聪明？
　　时间过去了四十年，很多事情细节已经模糊，但生活逻辑是不会错的，大的关节不会错的。我曾经无数次瞎想，如果我早看到这些日记，我们也许不是现在的样子？但我又很快否定了自己，真是那样，我又能怎么样呢？我有勇气反抗时代吗？我有能力改变肖明吗？
　　生活不会重新来过，你错过了也就失去了。倘若我们有今天的见识，我们真的可以免除后悔吗？未必。作为个人，也许你可以少走一段弯路，但你必须在另一段上双倍补回。作为整体，该付出的代价必须付出，既是规律，就不能超越，既是历史，就不能假设。
　　日记是肖明让我看的，我看她自己并没有丝毫后悔的意思。她最终也没能如愿上大学，没进入一个像样的单位，个人生活在我看来也是一塌糊涂，她甚至错过了那个时代的每一趟列车。她是那样坦然地面对了自己，她说她永远不做自哀自怜的怨妇，她确实做到了。
　　今天，当我再一次整理这些日记的时候，当我以一个六十岁老人的目光回望这些历史碎片的时候，那些曾经模糊的，忽然清晰了，那些曾经被故意省略的，忽然显现了。我终于明白，那些珍珠一样的记忆其实并没有散落，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民族伤痕累累的躯体上。而串起这些珠子的红线，是几代人心甘情愿的付出。
　　这些日记我没有全录，我删去了一些鸡毛蒜皮流水帐，突出了最重要的记忆。我想这不叫篡改，只是为了好读，为了节约时间。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
　　下面继续。
　　关于“双三万”，我在前面说过，它是T市在九大以后要实现的头等任务。三万吨铜精砂，三万吨粗铜冶炼，不仅是个生产目标，它更是政治。筹委会的失败，革委会的难产，军管会的尴尬，都需要一个漂亮的大动作来改变。我们对姜政委不愿撤出都很不满，但对打一个漂亮仗还都是充满渴望的。历史与小人物，就这样偶然地走到了一起。
　　为了埋葬帝修反，以血换铜也心甘！
　　这是当时工总司喊出来的口号。工总司是好派的造反组织，只要军管会的号召，他们都会加码响应。何况工总司本来就是以矿山为主体，他们的头头本来就是矿工。现在他们不但组织了这次大会战，而且头头们也身先士卒，天天都奋战在掘进采矿现场。有一个头头还经常有喜报传出，不断刷新单人单机掘进新纪录，十米，十一米，十二米！其他的工人自然也有不服气的，就跟他摽上劲干。这样，又创造出单人双机的新作业法。井下掘进作业劳动强度大，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损害。一个迎头要打多少个炮眼，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推进，这是个需要根据岩层结构不断摸索的过程。但为了抢进度，往往在放过炮后粉尘还没有散去的时候，有的工人就进去继续打眼，很多矽肺病患者并非必然的职业病，而是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所致。按照规定，一个迎头放了多少炸药，响了几次炮，必须经过专人审查放行才可以继续操作，但为了速度有时也放松了，因此出过好几次事故。
　　奋战三百天，夺取双三万，苦干加巧干，旧貌换新颜！
　　这是联造总的响应口号。联造总是屁派的造反组织，以冶炼运输业为主体，对军管会的某些做法有所保留，然而在促生产方面他们并不落后。不但在会战过程中积极配合工总司，而且在提高效率方面有新创造。那时比较先进的井下凿岩装载设备大都来自瑞典，然而由于矿山设计的不同，这些设备并不好用。于是“改造洋设备”成为了他们的最大亮点，也经常有喜报传出。但是洋设备一旦被改造，原有的配件就不再适用，于是又带来巨大的浪费和混乱。
　　有一个小插曲：老鸦岭矿是个新矿，选矿厂需要用的尾砂库虽然征地手续已经完成，但由于对农民的赔偿还没有到位，当地农民就在这片凹地上重新复耕，所以产量增加后的尾砂排放就成了一个问题。工总司的头头们听说后就哇呀呀了，组织两辆32吨太拖拉推土机开上去，半天功夫就把那片菜地推成了尾砂坝。谁敢反对双三万，就砸烂谁的狗头！他们为凭什么阻挡双三万？谁在煽阴风点鬼火？是不是有阶级敌人破坏？好好查查！以后这一带的农民再也不敢吭声。
　　报纸，电台，红旗，锣鼓，整个T城都在亢奋。人们谈论的话题不再是派系争斗，文攻和武卫已经让位于矿石产量。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落实到每一天的生产进度。全市人民都相信，T城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好日子就意味着票子房子菜篮子，T市人民为这一天已经苦熬了十几年！人家姜政委在北京讨上饭啦，还让人啐一脸吐沫！这故事被编成段子，让全市人民感到羞耻。
　　家属们也都行动起来，成立了“五七大队”，她们去寻找以往废弃的低品味矿石，有些古代矿井的遗迹还被真她们发掘出来，又重新焕发了青春。
　　全城的中小学生们也都上山了，他们去拣那些在山上散落的“露头”，凡是长有牙刷草花的地皮，全都被挖开了，孩子们有权力为双三万做贡献。有一首儿歌唱道：
　　红小兵，眼睛亮，
　　红草花，指方向，
　　矿石小，雄心壮，
　　双三万，我不让！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一个没有加班费、甚至不供应午餐的群众运动究竟靠什么持续三百多天？他们困惑地把那个时代指认为激情燃烧，意思是燃烧过后必然是灰烬。其实激情并不都是非理性，当人人都认为某一个社会目标和自己有关系的时候，都认为自己在创造历史的时候，都把自己当成这座城市的主人的时候，他们会思考，他们不是傻瓜。
　　那时的姜政委经常要下楼迎接报喜的队伍，亲自为这些英雄们披红戴花。几乎每周他都要在电台发表一次讲话，提醒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安全。女将们在挑战啊，小将们在挑战啊，遍地英雄下夕烟啊，他语词哽咽热泪盈眶。他的脸更红了，口气更深沉了，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那时，T市的大街小巷有一个固定节目，就是每到周末听广播，跟今天我们看新闻联播一样。有条件的听收音机，没条件的人们端着碗去听大喇叭。当姜政委略带沙哑的声音出现时，全城都安静了很多，乘凉拉呱的骑车赶路的，都要听一听最新进度，听一听又有什么英雄事迹，特别是要听一听姜政委那种带贵州地方口音的夹杂着文言诗词的富有激情的演讲。
　　1970年8月，姜政委五十岁生日，几个当兵的悄悄为他摆了酒，算是祝寿。关起门来，姜政委也是性情中人，喜怒皆形于色，开玩笑骂人都是常有的事。当晚喝高兴了，还填词一首：
　　青玉案？五十岁戏仿贺铸
　　凌波秋塘弄影去，
　　悲戚慷慨绝尘处。
　　锦瑟年华谁虚度？
　　金甲未解，
　　革命继续，
　　重走长征路。
　　旧烟新旗丹血吐，
　　半纪风云天地覆。
　　赧郎笑问情几许？
　　一碗端平，
　　三万握定，
　　遍插英雄树。
　　这首词发表在当地的《东方红》报上，一时满城轰动，竞相传颂，各种解注蜂起。几十年后，我从故纸堆里读到它时，仍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这个姜尧为支左已经闹到了离婚，为工作已经耗干了心血，家国事儿女情，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新俗故典，尽在这68个字中。不说他的襟怀抱负，单就文化修养，今天的领导干部恐怕没有几个能达到的。
　　这个姜尧，是不是已经意满志得，踌躇颟顸起来了？实事求是地说，从支左部队介入，到提出对两派“一碗水端平”，再到整治永安河，再到实现“双三万”，他在50岁的那年确实已经到达了他事业的顶峰。
　　如果他及时退出，人生是否能圆满一些？我不知道。
　　那时，他已经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了，在报纸上出现的照片，基本上都披着外衣。叉腰巡视永安河工程的，弯腰倾听老工人讲话的，还有站在山顶指点江山的，都披一件军装外衣。焦裕禄是地方干部，披外衣很自然，他是军人，披外衣就出格了。而他刻意这样做，自然别有意味。事实上这个形象在当地已然经典化了，很多地方干部有意无意都在学这个姿势。
　　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凤凰岭矿，井下一个采空区整体陷落，当时正在剥离矿柱的七名工人全部牺牲。
　　那个声音嘶哑的采矿工程师刘查理再一次被推上了前台。
　　29
　　客观一点地说，刘查理并没有反对过“双三万”，当然他反对也没有用，他的嗓音本来又尖又细，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在T市，每年报计划时都想压低一些，完成任务时都想多超一些，这已经是历史惯性，大家心照不宣，因为财政困难。刘查理也是人，也要吃饭，他不可能不理解。
　　在刘查理看来，“双三万”不过是个口号，调动积极性而已，完成完不成关系都不大，完不成三万能完成两万也很好。毕竟这五座矿山中的三座他都是亲自参加建设的，从设计到基建他都付出过心血，他怎么会反对“双三万”呢？这话都是他后来交待的，我认为基本可信。
　　矿山井下开采受到条件限制，是有自身规律的。即使是露天开采，也不是想挖多少就挖多少，但还可以拼设备搞人海战术。可这是在负200米以下的巷道里啊，怎么可以随便乱挖呢？今年挖了明年挖什么？按照设计，井下开采必须保持三级矿量的平衡，也就是掘进矿量、储备矿量、开采矿量要有个恰当比例，这样才会有均衡持续的生产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产生效益，延长矿山寿命。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有色公司人人都懂，所以才会每年定计划，按计划组织生产。现在想多搞一点，多搞一点问题也不大，但不能太过分，过分了就是寅吃卯粮杀鸡取卵了。
　　刘查理的岗位是在总调度室，这里每天都有各个矿汇总的数据，他人不在现场，但对采掘环节的每一个具体场面他都了如指掌。所以到了6月，时间快过半了任务还没过半，别人心急火燎，他却要求凤凰岭停止出矿。
　　他找到军代表说，这个地方不能再挖了，要赶紧回填尾砂。一般来说，只要尾砂回填及时，就不会顶层整体塌陷，矿山生产就不会停顿。军代表一听就傻了，赶紧汇报。
　　可那怎么行呢？别说指挥部不答应，连凤凰岭的工人都不答应。那个采空区的矿柱都是高品味的好铜啊，有那么多矿柱顶着，我们不怕你怕什么怕？人们总想多掏一点，再掏一点，把矿柱剥了一层又剥一层，看看没事还能再剥一层。那都是铜啊，铜就是“双三万”啊，“双三万”就是好日子啊。
　　这样到了7月，眼看着任务就过半了，有一天刘查理背着指挥部，以总调度室的名义给冶金部发了预警电报。这显然是摸了老虎屁股，姜政委暴跳如雷，拍桌子摔板凳要把刘查理撤下来。只是梁参谋长护着刘查理，事态没有扩大。姜政委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不是说危险吗？危险在哪？我们都是瞎子啊？
　　在伟大的目标面前，一切反对声音都是渺小的。
　　终于有一天，矿柱扛不住了，矿山扛不住了，一切都到了临界点，转折就开始了。
　　按说，事故证实了刘查理的预警，分析事故本来应该沿着总结分析经验教训的方向展开才对。领导们当初也许确实是有这个意思的，可是刘查理的声音实在太刺耳了。而且那时候让大家真正心急火燎的并不是事故，而是“双三万”，所以这意思就弄出别的意思来。
　　刘查理也上火了，见人就发牢骚。早就警告过你们，不听，不听，非要搞出人命来才相信！他又尖又细的声音显得特别刺耳，铁铲刮在锈锅上，每一声都让人不舒服。这让人觉得，这个改正右派又翘尾巴了。牺牲了七个工人兄弟他不心疼，没有一句贴心贴肺的话，反倒好像是非要争个输赢似的。你就赢了又怎么样？证明你正确又怎么样？死人能活过来吗？
　　这样到了9月，在讨论落实四季度任务和制订来年计划的大会上，刘查理终于“跳出来”。
　　他说，紧张，被动，落后……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他还说，紧张，被动，落后……
　　你不要再说了！再说就犯大错误了！
　　可他还是说，紧张，被动，落后……
　　其实用不着宣布刘查理停职检查，群众就已经贴大字报了。群众自然没好果子给他吃。你一个破工程师，读书时候就参加过国民党，有什么好神气的？党和人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打右派还拿一百多块，比我们两个人拿的还多！出了事故死了人你就兴高采烈了？工人阶级的生命就这么不值钱？
　　你反对“双三万”就是反对军管会，反对军管会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紧接着，工总司和联造总都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刘查理从来都不是本组织的成员，刘查理事件是T市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资产阶级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绝不能让刘查理干扰夺取“双三万“的大方向！
　　再后来，又有大字报揭发出，刘查理不但大头有问题，小头也有问题。他和天官山矿一个家属工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足以证明这个假洋鬼子本来就是流氓。那女人是个矿工遗属，他利用人家生活困难拉拢腐蚀了工人阶级。
　　这些事回过头一点一滴去想，前因，后果，不同地角度，对立的思维，历史的碎片一点一点聚拢集合，我的心才隐隐作疼。
　　而在当时，我也认为刘查理是在玩火，在挑战。倒不是因为他的那些观点对与不对，也不是因为他是肖明的生父。事实上肖明也是以他为耻的，从来不愿提起他。而是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怪，好赖不分，阴阳怪气，和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好像一个小媳妇熬成婆了就爱惹是生非。当初军管会提出搞“双三万”，是有点好大喜功，是有点超越规律，可姜政委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没贪污一分钱，和今天的领导干部搞那些面子工程相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他拿着部队的工资，操着地方的心，还不是为了对T城人民有一个交待吗？
　　研究处理刘查理的时候，记得梁参谋长还为他说过情，他说知识分子，就那么个东西，好面子，小心眼。刘查理说要反思也不是反对，没有恶意，咱们不是也在反思吗？
　　可姜政委摇头了，他神情疲惫目光迷离，说西瓜葫芦归不到一根藤上去。咱们和他们，能是一路人吗？
　　姜政委认为刘查理不是要反思事故，而是要反思“双三万”。刘查理是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要把事故当爆破筒，认为我们搞“双三万”是挑战客观规律，是破坏矿山平衡，是方向路线上出了问题，你不反击怎么行？
　　说这些话时姜政委有没有联想到肖明？那个经常爬到他脸上扇嘴巴子的红卫兵小将？我相信他是心里是想到过的，他曾经很欣赏肖明的文笔的。他认为这父女俩才是一根藤上的瓜。
　　这一年，终于实现了“双三万”。到了年底，冷库投产，每户都吃上了来自内蒙古的羊腿，全市欢腾。
　　姜政委却高兴不起来，那张脸一直侉着，更黑了。这是支左部队自介入T市始，唯一称得上正面应对的阶级斗争。在此前，尽管也有批评的声音，但部队始终是站在中间的，反对派性，主张理性，“一碗水端平”。可最后天平还是倾斜了，因为刘查理死了，因为又有一批干部重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第十章
　　30
　　×月×日
　　去生产指挥组居然没碰见一个熟人，我只是一个死者的家属。尽管我知道有熟人也帮不到我，可还是希望见到熟人。
　　某个熟人已经面目模糊，对面相逢不相识？可能。
　　等了半个小时，才让我到办公室。又等了半个小时，才出来一个干部，他说，你到车队去找张师傅，他送你去凤凰岭。至于其它的事项，会有专门的工作组跟你谈。我不知道其它的事项是什么，只是觉得那个熟悉的走廊变得空空荡荡，冷风嗖嗖。猛回头，发觉好几个门洞有脑袋探出来，又缩回去。
　　张师傅很健谈，他说，我经常送你爸爸。他说，我也认识你，你到市委来造过反，还呼口号，红卫兵小将。他告诉我，去凤凰岭矿是领遗物的，签上字就走，真正的谈判是跟工作组谈。
　　我问谈什么？我诧异“谈判”二字，让我回来居然是谈判。
　　他说谈条件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你爸爸是总工，不会亏待你的。他飞快地瞥我一眼，话又缩回去。我明白那半句应该是，可惜他是自杀。
　　两只翻毛皮鞋，一串钥匙。这就是遗物了，沾满铁锈样的黄或许还有血迹样的红，它是我的爸爸的象征。这才明白，所谓处理后事，就是领这个，然后，还可以提要求，谈判。
　　我不会提什么要求的。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些令人齿冷的记忆也已经离我远去。我不想活在阴影里。我长大了，很健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才一天时间，就想回石门关了。
　　×月×日
　　我没提条件，但他们却提了条件。他们说，根据规定，自杀人员家属是不能享受抚恤金的，领导考虑到实际情况，还是决定发给你们。又说现在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每个人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形势。又说你也是个读书明理的人，不要听信小道消息，不要无理取闹，等等。说话的人不像是干财务的，倒像是政治家。张师傅说的谈判工作组，果然厉害。
　　一头雾水听他讲完，我说，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他这才慌了，让我领钱。
　　办完手续，我想透口气，就没有走大路，想直接翻山回家。没想到被两个老干部拦住了。他们见我疑惑，就掏工作证给我看，原来都是有色公司的。
　　他们说，你小时候叫刘敏，我们还抱过你！
　　这样说，固然可以释疑，但并不能让我觉得亲近。反而令我警惕，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说，你们母女对老刘有意见他们知道，老刘这个人是有毛病他们也知道，但他是个好人！
　　他们说，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我们希望你多了解一些真相！他们说我们没有其它意思，只是希望你能理解你的父亲。
　　老刘是个好人啊！　这声音，悲怆得很，古怪得很。
　　在山上，风大，他们两个一句接一句地喊，喊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我想，大概是对刘查理之死，有色公司有不同看法吧。
　　×月×日
　　妈妈叫住我，问是不是有人找过我。我就说了昨天路上的事。妈妈说，这些天也一直有人在找她。问，你真的不想知道吗？
　　我说，不想知道是假的，但说想也不是真的，烦得很。
　　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爸爸。
　　这话倪永昌也说过。我说，爸爸也分好坏。
　　然后她就叹气，流泪，眼看着脸色灰白，说着就出溜下去。我扶她躺下，喂了点红糖水，看着她冷汗一点一点冒出来。我知道这是低血糖，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想想心里也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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