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儒藏》主编舒大刚侵占或变相侵占他人成果举例（一）
曾枣庄
（内容提要：舒大刚侵占或变相侵占他人成果涉及1、《全宋文》：申报评奖耍尽花招，删去二位主编姓名，自封“主研人员”，原主编成为该书“其它项目合作者”；2、《苏轼研究史》：把他人组织的国际合作项目说成是自己组织的，全书800余页，他写了70页，就公然列为自己的专著；3、《三苏全书》：多处误导他为本书唯一主编；4、无中生有，杜撰一本《三苏论著篇目索引》；5、《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歪曲事实，将他人主编的项目说成是四川大学古籍所承担的项目，变相变成他承担的项目；6、将曾枣庄、吴洪泽于1993年立项并开始编纂，今年年底即将出书的《宋代文学编年史》删去原书作者姓名，诈称是在自己领导下的“拟开发项目”；7、《诸子集成补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共40册)：将古人专著列为自己的“专著”，并侵犯其他七人编著权；8、《廖平选集》：删去原书主编姓名，列为个人专著。经我向相关部门反映，教育部已恢复《全宋文》原书二位主编姓名并获奖；《中国孔子网》已于9月4日全部删除了“当代名家/舒大刚/舒大刚详细简介/成果简介”）
这次《全宋文》评奖之事（包括去年四川省社科评奖和今年教育部社科评奖），令我生气的不是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儒藏》主编舒大刚只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删去“曾枣庄、刘琳主编”。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他纂改不了历史事实。最令我生气的是他对我玩尽权术，可谓纠尽脑汁，用尽心机，堪称全武行。而我一直被他完全蒙在鼓里，直至川大社科处发布获奖消息，我才明白他完全以毫不经意的方式套我的话的用意，深感被他愚弄欺骗。而他至今仍在会上会下都大言不惭地宣扬他如何为公，如何为学校，如何为所，如何受委曲，好人无好报，做了好事还挨人骂；攻击我“争强好胜”，“不顾大局”，“好争小利”，他同我在《全宋文》评奖之事上的分歧是他为公与我为私的分歧。这使我想起了李贽《答耿司寇书》揭露伪道学耿司寇的话：“别人为自己，自己为他人，别人都自私，自己则利他”。我只好把我所知道的《全宋文〉的评奖过程以及他侵占或变相侵占他人成果之事举例如下。我之所以加上限制词“我所知道的”，是因为他一贯爱搞暗箱操作，《全宋文〉评奖过程的幕后操作的全部真象，如他在所内如何安排布置，所外如何打通关节之类，我至今仍不得而知。
一、关于四川省社科评奖
1、用纡回曲折的手法套我的话。去年四川省评社科奖，他首先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申报。我对评奖一向不感兴趣，我作过十年省评委，那时就不是评奖，而是搞平衡；现在风气更坏，不是评奖，而是搞攻关。评上了说明不了该项目就一定好，没有评上也说明不了它比已评上的项目差。但他主张申报，说“对所里有好处”。我说有好处你就报吧。这样，他首先达到了让我同意申报的目的。
接着他问我，以个人项目名义申报，还是以集体项目名义申报。《全宋文》从来就不是曾枣庄或刘琳的个人项目，而是集体项目，从立项到巴蜀书社出版前50册（相当于后来上海出版的100册），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全书，都是署的“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这本身就是集体项目署名。所以我不加思地回答说“当然以集体项目名义申报”。这样他就套出了他最想要的一句话。
2、然后他就偷换概念，以为其所用。我所说的“当然以集体项目名义申报”是指以“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名义申报，他却把它歪曲成只以“四川大学古籍所”的名义申报，把“曾枣庄、刘琳主编”从申报书中完全删去。他现在把他同我的分歧说成是他要以集体的名义申报，我要以我个人的名义申报，这完全是歪曲事实。分歧的实质是我主张按《全宋文》从立项到出书的集体署名“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申报，而他却背着曾、刘只以“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申报。他是现任古籍所所长，不知内情的人就会以为是他舒所长编（还有其他事证，详后），而这正是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全宋文》是集体项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提出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本身，实际就是为了便于他偷换概念，便于他从《全宋文》中抹去“曾枣庄、刘琳主编”作伏笔。而我当时毫未察觉。
3、爱搞权术的人都喜欢搞暗箱操作。《全宋文》既然是由主编负责，以集体项目名义申报，理应以“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名义申报。申报书也应给两位主编过目，但舒所长却根本不让两位主编看申报书。由于他在申报书中擅自删去了主编，因此，不给曾、刘看，是他经过周密考虑的，因为若给两位主编过目，删去主编一事肯定通不过。
4、在参加四川省社科领奖的问题上，舒所长更玩尽了权术。他首先通过刘琳给我打电话，问领奖我们去不去。我问刘琳在哪里领奖，刘说他也不知道。接着刘琳又打电话来，说只有一个名额。我说，既然只有一个名额，主编就是两个人，那当然只能由舒所长去了。接着舒所长又打电话给我，说哲学史学会有一个名额，他可以以学会会长的名义参加。请看他绕了多大的圈子。请问舒所长：既然你可以以学会的名义参加，何不一开头就说清楚，你以学会的名义参加，两位主编只能去一个，你们商量一下谁去就行了。绕这样大的圈子，用意何在？我已看出他不愿让曾、刘二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去参加领奖，我们去了，就没有他代表《全宋文》领奖的份了，就表示不去（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已把“曾枣庄、刘琳主编”从申报书中抹去，否则我就一定会去）。这正是舒所长想要的结果，他既不想要我们去，还要想方设法让我说出。他的权术就是如此周密，他还声称自己“没有多想”，这是慌话，想得够周密了啊！
5、推御责任。把两位主编从《全宋文》申报书中删去，我是从领奖后的川大社科处的新闻报导中得知的。我打电话质问舒所长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社科处写的，他不知道。这又是说慌，社科处的报导当然是根据他的申报书写的，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6、今年3月6日，川大社科处网站(http://ssd.scu.edu.cn/ProduceDetail.asp?ID=16)的图片新闻报导中，舒所长抱着《全宋文》的获奖证书站在第一排(左起第三人为舒大刚)，显得十分谦逊,文字报道和获奖项目中只字未提曾枣庄、刘琳。
附:四川大学社科处2009年3月6日的图片新闻报导:
我校在四川省第十三次社科评奖中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2月28日，四川省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颁奖大会暨四川省社科联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金牛宾馆隆重举行，省委书记刘奇葆、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等领导出席了会议。省委书记刘奇葆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围绕推进“两个加快”大局，不断探索创新，多出精品力作，多出优秀人才，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省委书记刘奇葆亲自为两项荣誉奖获得者——我校老专家卿希泰教授、周春教授颁发了获奖证书，并合影留念。
本次社科成果评奖共评出荣誉奖、一、二、三等奖共计202项，我校在本次评奖中喜获丰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最好成绩。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共获奖37项，其中卿希泰教授的专著《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和周春教授的专著《市场价格机制与生产要素价格研究》包揽了2项荣誉奖；评出的9项一等奖中，我校获得5项，占获奖项目的一半以上，二等奖9项，占获奖项目的29%，三等奖21项。
获得一等奖的《全宋文》是古籍整理研究所承担的高校古籍整理项目，是一部包含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所有单篇散文、骈文、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文章总集。涉及作家10000余位。其内容遍及历史、文学、哲学、军事、法律、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因此，也是一部规模巨大的资料工具书。该书具有收罗宏富、涉及面广、编排合理、易于检索、有助研究的特点。其中不少作家作品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很多珍贵资料将赖本书得以流传。
徐玖平教授牵头撰写的《制造型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与控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附四川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四川大学获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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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5/9项）
《全宋文》（古籍整理）
上海辞书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
四川大学古籍所
《制造型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与控制》（专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徐玖平（四川大学） 蒋洪强（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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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教育部的社科评奖
1、省社科评奖，本来舒所长可以用一句话就敷衍过去，说自己把以集体项目申报“理解为”以古籍所的名义申报，今后按书上的署名申报就是了。但他现在不仅敢置我们二十年编纂、出版《全宋文》的历史事实于不顾，甚至还敢置教育部的社科评奖《通知》于不顾。
2、今年教育部的社科评奖，舒所长同样只以“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的名义申报，同样不让两位主编看申报书，我是从教育部的评奖项目公示中才得知的。公示项目数以千计，其中有不少集体项目，但只有《全宋文》是以“四川大学古籍所”，以单位的名义公示的，没有主编，十分引人注目。我从网上查到了教育部的申报通知，明确规定“正式人事关系在高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每人限申报一项，合作研究成果必须由第一署名人申报”。我向川大社科处提出质问，并向教育部反映情况后，6月3日川大社科处来古籍所找少数人开会，研究改不改申报书。我坚持要看申报书，因为舒所长未按教育部的规定申报，故把教育部下发的《申报表》填得不伦不类，如《申报表》中有“申报人个人情况”一栏，姓名、性别、年龄、籍贯都无法填，只好空着；单位一栏填的“四川大学古籍所”，申报者“四川大学古籍所”的单位是“四川大学古籍所”，这不是废话吗？给教育部的申报书继续删去“曾枣庄、刘琳主编”，但也有了“进步”，有曾枣庄、刘琳的名字了，但已不是主编，而是“其他项目合作者”了，《全宋文》现在已经没有主编了。曾、刘是谁的“项目合作者”？当然就是现任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舒大刚的合作者，所列三个联系电话都是舒所长的电话，也可证明他是以《全宋文》项目负责人自居了，只是还不敢写上他是主编而已。严格讲来，这是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的不正之风。他在会上狡辩，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是列在“曾枣庄、刘琳主编”前的，故没有违背“必须由第一署名人申报”的规定。这不是“国学大师”、“学术权威”（见山东“中国孔子网”）舒所长的水平竟低得来连“第一署名人”的含义都不懂，而是他为了侵占他人成果所作的强词夺理的狡辩。附：四川大学古籍所教育部社科评奖申报表
3、以交书作刁难。在我对又一次删去主编姓名申报《全宋文》提出抗议后，他就叫办事人员打电话给我，要我交一套定价3.6万元的《全宋文》，我问为什么上次省里评奖不叫我交书，这次要我交书？我说我没有书，所里没有书交，不申报就是了。后来社科处给我打电话，说申报还是要申报的，所里没有钱买书，由他们出钱买一套《全宋文》申报。为什么是在我提出抗议后才叫交书呢？
4、推御责任，把自己所作的事推给别人。他把省社科评奖的新闻报导删去“曾、刘主编”推给了社科处，说他不知道；把教育部的评奖申报书填得不伦不类，又推给了填表人，说他因为公务繁忙，委托他人代办的。没有舒所长的授意，填表人敢置教育部“合作研究成果必须由第一署名人申报”于不顾吗？敢把曾、刘由主编降成“其他项目合作者”吗？他在会上公开狡辩只以“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申报，并不违背“必须由第一署名人申报”的规定，也说明这是他的授意。
5、社科处处长来古籍所研究改不改申报书前，舒所长在会上大讲特讲他不会靠《全宋文》来出名，这是真话，因为他现在已是“国学大师”、“学术权威”了，要靠编《儒藏》出名，《全宋文》已不在他的话下；但也是假话，否则他就不会伪造自己是《全宋文》的“主研人员”了（详下）。至于他在会上大讲特讲自己如何为公，如何为所，如何为学校考虑，这更是假话。难道按《全宋文》从立项到出版的集体署名申报就妨碍他为公，为所，为学校了吗？舒所长之所以对《全宋文》评奖的兴趣比我还大，就是因为他虽看不起《全宋文》，但《全宋文》现在对他还“有好处”，特别是在删去“曾枣庄、刘琳主编”以后，就可造成现任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舒大刚所编的假象。他俨然以《全宋文》负责人自居，公然篡改历史，正是他的私心的集中表现。
6、会上，我明确表示反对再改申报书，因为申报书根本不符合教育部关于“合作研究成果必须由第一署名人申报”的规定，很可能不予讨论，这样责任不在我；而现在来改申报书，就暴露出内部的争论，也同样可能不予讨论，这样就会把责任推给我。这点小动作根本改变不了国内外皆知的《全宋文》是“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历史事实，何必再改申报书呢？
7、我给教育部、校领导发了《关于<全宋文>的情况说明》，内容大体如上所述，不再重复。正是因为我这封信，教育部通知川大社科处，重新申报来不及了，由教育部直接改为《全宋文》书上的署名“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但舒所长却对人宣称：经过他“多方联系，特别是与教育部沟通，《全宋文》终于可以以个人名义申报了。”教育部的申报通知本来就规定“合作研究成果必须由第一署名人申报”，何须由舒所长与教育部沟通，才“可以以个人名义申报”？如此颠倒黑白，令人震惊。
8、奇怪的是两次项目申报书，舒所长都不给我看，却把教育部《拟推荐获奖成果进行政治学风把关的函件》送给我看。这很滑稽，他作了十多年的所长，难道连政审是学校有关部门的事，不能给当事人看的都不懂吗？为什么要给我看？
但也不滑稽，他当然懂得政审意见只能由基层单位起草，也就是得由他起草，由学校有关部门审批后发出。他无非是要告诉我，他仍遥控着我的命运。
9、会上我还第一次明确表示反对编撰什么“所志”。舒所长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古籍所到现在才成立二十多年，他就要编《四川大学古籍所所志》，我知道他的用意，实际是要编《舒大刚志》。当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就委婉而明确地表示：二百年内无历史，当代人编当代史，当事者皆在，难免不实。李纲《论史》极论 “后人之书独传，而当时之史多废者，岂非以其是非取舍有公有不公故耶?。”我说《全宋文》两位主编还没有死，就敢公然违背事实，一而再地把《全宋文》是“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后一句删去，怎么可能写出客观公正的《四川大学古籍所所志》呢？
10、据说舒所长因我与他在评奖问题上的分歧，曾向学校提出辞职。这分明是假辞职，是以退为进。
第一，辞职目的是借此挑起校领导对我的不满，他明知学校为编《儒藏》，为成立儒学院离不得他，怎么会同意他辞职呢？
第二，在我和刘琳决心辞去所长时，曾动员所里几个人接替我们，一是某某，他一口拒绝了，而且毫无商量回旋余地，因此我对他特别尊敬，称他为“静者”；二是某某某，也被拒绝了，后经反复说服，我说我已作十年所长，实在太累了，他才勉强表示可以试试；三是舒大刚，我说推荐你作所长，实在可惜，但我没有料到他的回答却是“作所长也有作所长的好处”。我一向主张凡想作“官”的人决不可让他作官，但我太欣赏他的组织工作能力和对外活动能力，故没有坚持我的一贯主张。现在他已充分领略到“作所长的好处”，怎么会易轻辞职呢？
就在他提出辞呈后，他还对人说，现在一大摊子事，我总不能只图自己避祸而不管吧。这既说明他确实“大公无私“，但也同时说明他只是假辞职，只是为了激起学校对我的不满而假辞职。
他一直在营造古籍所离不得他的气氛。其实世上根本没有离开了谁，天就会天塌下来的事。当年我刚任满一届就要辞职，古委会、学校、所里都反对，他们无非是耽心会影响《全宋文》的编纂。我说，《全宋文》已上正轨，任何人都可编出来，何况我只是辞去所长，《全宋文》实行的是主编负责制，我也无法辞去主编。第二届任满后，我说不管你们批不批准，反正我不干了。我辞职后，古籍所不是照样运转得很好，而且比我在时还“更好”吗？
其实要衡量舒所长的辞职是真是假很容易，就是看他是否像我们当年辞职那样推荐了学校可以接受的适合人选。如果推荐了，那就是真想辞职，否则就是以退为进。因为这次我反对他在评奖问题上的弄虚作假，确实有损他在所里的“威望”，想借辞职进一步巩固他的地位罢了。
第三，他也不敢辞职，墙倒从人掀，这似乎是官场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我敢断言，学校如果真的把他调到一个不能继续控制古籍所的单位作高官，他肯定会在古籍所被群起而攻之。那时学校领导再对他作一些深入调查，对他的印象就会完全改观。舒所长现在以“国学大师”自居，所里开会不是研究讨论工作，而主要是由他布道，教训人，甚至威协人（常说他可解聘人）。一次我参加开会，听他一个人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未讲完。我问坐在身旁的人，舒怎么成了牧师？他说，历来如此。我多次想劝他以录音笔录下自己的发言，回家后放给自己听听，也许自己都会生厌。但我深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不但不会生厌，反会自我欣赏。他的为人与他宣扬的孔孟之道风马牛不相及。
三、自封是《全宋文》的“主研人员”
我平时不大上网，《全宋文》评奖一事引起我对川大古籍所《儒藏网》“科研人员”栏“舒大刚”条的注意。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他抹煞或变相抹煞他人成果，侵占或变相侵占他人成果并非自今日始，也远不止《全宋文》一项。该条所列舒大刚的科研成果严重失实，仅涉及我的就有四个项目，凡是他参与了的我的项目，他几乎都变相占为己有（涉及其他人的是否有类似情况，我不敢说）。
川大古籍所《儒藏网》“舒大刚”条“主要科研成果”之“二、近年主要成果”之“（五）古籍整理”之“9、《全宋文》（已出1-36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主研人员”；在山东《中国孔子网》“当代名家/舒大刚/舒大刚详细简介/成果简介”中，也自封为《全宋文》的“主研人员”。（《中国孔子网》在得到我的情况说明后，已于9月4日全部删除“当代名家/舒大刚/舒大刚详细简介/成果简介”）
这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发明”。无论1988－1995年巴蜀书社出版的《全宋文》前50册（相当于上海版100册），还是200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一次推出《全宋文》360册，都找不到《全宋文》“主研人员”的名目。只设有顾问（杨明照、缪钺）、主编（曾枣庄、刘琳）、编委、工作人员。在巴蜀书社出版的《全宋文》中根本就没有舒大刚的大名，上海辞书出版社出《全宋文》时，因他是现任所长，才把他补为二十六个编委之一。
舒大刚是《全宋文》“主研人员”，既无此名，更无其实，因为他1993年才分配到川大古籍所，而1993年《全宋文》已经编完。为证明“主研人员”舒所长并非《全宋文》的“主研人员”，说明如下：
1、为《全宋文》在古委会立项，曾、刘反复起草、修订申报书，而且专程到北京向古委会作汇报，在苏州项目评审会上作说明，请问“主研人员”舒所长与闻其事吗？
2、《全宋文》是1985年上马的，全所同仁在一年多时间里，反复讨论研究《全宋文》的编纂体例，先后起草了《全宋文编纂规划》、《普查工作细则》、《校点工作细则》、《审稿工作细则》、《管理工作细则》，并根据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先后起草了多种补充规定，撰成《〈全宋文〉的文体分类及其编序》、《〈全宋文〉校点工作举例》，足可编成一本书。请问“主研人员”舒所长参加过一次研究吗？
3、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全所轮流到全国各地图书馆普查、收集、复印资料，请问“主研人员”舒所长参加过一次吗？
4、编纂的繁重在于资料普查，要把从近万种图书中普查登记所得的资料分类、去重、选定底本，夏天挥汗如雨，冬天寒气刺骨，请问“主研人员”舒所长吃过这样的苦头吗？
5、《全宋文》共1.1亿多字，主要是由本所研究人员校点的，只有少数别集是请所外人员校点的，舒大刚当时也是作为所外人员校点了《北溪大全集》、《碧梧玩芳集》、《蒙川遗稿》，共约43万字；加上他与其它三人（李家生、蒋宗许、李良生）合作校点约70万字，他只校点了60多万字，与校点了四五百万字甚至一千多万字的其他本所研究人员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怎么就成了《全宋文》的“主研人员”了？
6、《全宋文》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项目，是实行主编负责制，而不是所长负责制。不仅前八年编《全宋文》是由主编负责，即使曾、刘不任所长后，《全宋文》的出版也是由主编负责。为与巴蜀书社联系解除出版合同，主编前后起草了七封催告函，请问“主研人员”舒所长起草过一封吗？
7、与巴蜀书社解出合同后，先后与山东教育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联系谈判都是由主编进行的。只有一家香港文化公司（实为成都的个体书商）是由“主研人员”舒所长联系的。但这家香港文化公司与我谈判了三次，都坚持按版税付稿酬。我说学术图书特别是像《全宋文》这样的大型图书，发行量很少，按版税付稿费等于不付稿费，为我拒绝。
(未完见二)
2009-09-25
偶看新闻